中图分类号：G206；D922.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055X（2025）04-0120-11

doi：10.19366/j.cnki.1009-055X.2025.04.010

一、问题提出与文献回顾

当前，人类已经进入平台化社会[1]。具有巨大规模效应的数字平台推动了网络空间的再中心化，并通过嵌入社会核心，展现出强大的实践性、关系性与秩序性[2；数字平台正在蜕变为现代社会运行的重要空间组织形态，并由此推动基础设施（infrastructure）和社会关系图谱的交互融合[3]，塑造人类个体间既相互独立又无缝对接的时空情景与沟通机制。然而，人们依托数字平台大范围地建立联系、传递知识和参与互动的同时，煽动引战、恶意炒作、人肉搜索乃至侮辱诽谤等网络暴力行为也愈演愈烈，展现出了巨大的破坏力[4」。作为数据控制者，数字平台具有资源与技术垄断优势，能够依凭数据权力链接亿万用户、深度嵌入各个治理场景、穿越各类组织边界，而这些特性也决定了其能够成为网络暴力治理一大主体的适格性[5]。

目前，数字平台如何治理网络暴力这一重要议题，引发了社会各界的众多探讨，相关理论研究正逐步深化，出台规范的呼声也日益高涨。近年来，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简称“中央网信办”）联合公安部、文化和旅游部等多个部门针对数字平台设置了大量专门化、创新性的网络暴力信息治理义务，相继出台了《关于切实加强网络暴力治理的通知》《网络暴力信息治理规定》等多项政策文件，并在实践层面深人推进“清朗·网络暴力专项治理行动”，基本型塑了数字平台对网络暴力信息事前预警、事中处置、事后救济等阶段的治理角色，数字平台的主体责任和义务不断得到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