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科与传统文体学融合下中国古代文学教学革新

2024-06-20李翠叶李山阎开振唐雪莹

高教学刊 2024年16期

李翠叶　李山　阎开振　唐雪莹

摘要：中国古代文学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教育载体。为满足新时代文科建设的价值教育、专业教育、现代化教育等多种功能，该文探索中国本身学术生长体系中“文体学”在当代教学建设中的重要学理支撑，通过教育理念、教材建设、课内实训等课程改革，实现中国古代文学学理体系与教学实践一体化的创新改革，形成广东省特色专业的核心建设成果。该文的初步探索涉及到具有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的学理建构、价值认同和教育策略问题。

关键词：中国古代文学；新文科建设；文体学；学理建构；价值认同；教育实践路径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000X（2024）16-0136-06

Abstract：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is an important educational carrier of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n order to meet the valu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ew era of literature education， professional education， modern education， and other function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important theoretical support of "stylistics" in contemporary teaching construction in China's own academic growth system， and realizes the innovative reform of the integration of the theoretical system and teaching practice of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through curriculum reforms such as educational concept， textbook construction and in-class practical training， forming the core construction achievements of specialties with characteristics in Guangdong Province. The preliminary exploration of the thesis involves the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value identification and educational strategy of the discourse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words：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construction of new liberal arts; stylistics; construction of academic theory; value identification; path of educational practice

现在，中国已经进入百年来最为重视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2020年8月20日，在山东大学主办的高等学校新文科建设座谈会上，樊丽明教授分析了当下文科研究的现状：“如果从理论方法到思维表达都是西方的，参考文献也全是西方的，就值得我们反思了，甚至值得我们忧虑了”。因此，当前新文科的建设在吸收新媒体技术、跨学科协同发展之前，还需要重新梳理“中国古代文学”自己的学术底子，一是注重适合当今需求的学理建构，二是实现教学资源和教学模式的更新。

一新时代中国古代文学需要满足的新功能

在中华传统文化日渐复兴的背景下，中国古代文学作为价值和智慧的一种训练途径，直接或者间接地影响一个时代社会内在品格的塑造。文学教育的意义在一定程度上并不仅限于一个学科，而是涉及到公民共有的思想基础、思维素质的塑造。新文科建设下的人文教育目标，不只是包含一系列文学知识和文学欣赏，而且包含特定的阅读、思考、写作、行事的思维方式，该方式常常支配了很多社会行为和文化活动。中国古代文学选择哪些优秀篇章、采用什么样的教学方式，涉及到中国特色学术话语体系建设的基本品格。

（一）思想性、人文性融合后的价值教育功能

长期以来，由于评价型、接受型教学，以及文学、哲学的分离，既使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对儒家的认识也大有“孔夫子”为“空夫子”之感，谈老子、庄子则言高深莫测，至于其他专业的学生在使用、融合中国传统文化公共资源上的广度和深度上还相当匮乏。新文科强调文、史、哲交流互补，但是中国优秀人文思想的现代话语转化在整个高等教育层面过于薄弱，这反映了教学资源、教育方式亟待更新。从价值教育的特点来说，价值教育不能单线推进，人文性、思想性应该是价值引导的深层底蕴。它暗含了对某种“价值”和“秩序”的坚持，在形塑一个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行为上，是一个关键元素。

面临这一问题，需要实现的教育功能在于：我们要注重传统文化与近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当代人文精神建设的血缘关系。当前，中国古代文学需要迎接的最大挑战在于对当代知识架构、人文思想的社会适应性。如“自由”“民主”与西方的概念并不相同，如果不针对这些词汇进行文章源流梳理，就只能在西方的观念中寻找区别与联系。这些思想保留在《诗经》教学中常被忽视的“雅颂篇”而非“国风篇”，这就需要我们对传统经典进行再挖掘。当前的课程思政，依靠的还是现有的文学框架，而单纯的思政教育无法和人文性、思想性充分辩证与融合。时代的变革与文化的多样性需要我们整理出契合当代人文思想的文学类教学资源，给学生形成与传统文化、时代文化一脉相承的、可讨论的知识体系，从而形成思想品格塑造的学术途径、课堂建设，有效反对历史虚无主义。

（二）语言、修辞、文体的专业教育功能

如果强调人文性、思想性，是不是打通文学、哲学就可以解决呢？学界一直以来简单提出文、史、哲打通，但是没有提出操作路径。主要是因为“哲学”学科，它所运用的概念推理方式并不能落实在普通学生的语言修辞、文体写作锻炼上。而文学学科所训练出的修辞言语、文章写作才是社会文化交往的基本形态，其普及性和应用性大大超越哲学学科。

针对这一问题，文学专业教育的新功能在于：文学教育所揭示的语言规律应蕴含着社会的主体精神，即社会的主流思想和时代知识架构，要适应当前知识综合化下的中文专业读、说、写的专业技能需求。这样才能使我们的语言和事物之间保持一种牢固的联系。不苟且运用语言，本身就是对科学思维的继承。无论是中文专业学生还是理工科学生，表现在语言上的任意组合，尤其适应当今知识综合化的科学论证思维上的欠缺，实际上是认识能力的散失，包括自然认知、社会认知、生活认知和心理认知等。认知、言语、文章本无区别。

新文科下知识综合化的高质量发展，需要我们落实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方法。但是在还没有改变原有教学资源、教学模式，有效的课堂教育是很难开始的：新时代应该具备什么样的思维，倡导什么样的思想？提出什么样的问题才是合理且有价值的？在寻求问题解答中应使用什么样的知识架构和语言表达？至少在成熟的课程体系中，应该坚实地植根于课程教学中。

（三）现代化新型智力主体的人才培养功能

以学生发展为中心的新文科人才培养模式，就是要找到我们的信念、素质是如何通过认识和教育的过程传承与培养，而不能一概认为信念、素质是一种综合的缓慢的领悟过程。文化建设的重要标志，是人的现代化。如果在文学的教授中，排除了具有人文思想传承性、衍生性的经典文献的研读说写，就不可能有文学的智力品格。智慧课堂一方面是教育信息化，更重要的是以学生为中心的思维成长。只有建立在知识更新与思维成长上的文学表达，才足以培养出思致深远的现代化新型智力主体。

学术界一直面临着学术原创的压力，特别是需要传承的人文学科，亟待拓宽学术空间，激活学术潜力。长期以来，学界不敢梳理中国传统人文思想，或者认为传统人文资源庞大无从下手，或者认为会走向复古，不适应现代话语传播。这使得中国优秀人文思想仅用作品选的注释和文学史承载着，大大束缚了中国传统文化内涵的传承与扩展。

在这个背景下，我们必须重新思考学术原创性的起点。学术创造，第一起点应该是一种知识或思想内在碰撞所形成的学术规范和学术生态。我们不得不对中国传统的学术路径加以重视，关注它本身的知识脉络，但不是全面复古，而是进行创造性转化，从汉语言文学专业来说，要从中国优秀人文思想的传承、美学素养、语言素养在文体流变中的表现这些角度开始思考。因为文体学连接着文学表达背后的认知力和审美力，能够实现以同生命浑融一体的原始激情去开拓一个学科的新境界。

二基于功能实现的教育变革的学术准备、学理支撑

在西方学理体系引导下的文学史教育路径显然不能满足当今时代对文学教育功能的新要求，在新的时代使命下提出新文科建设，要求跨学科的协同发展，但是面对极度薄弱的中国古代文学教育处境，它首先要完成一个固本守正的建设。这份建设不能只靠迫切的愿望，还需要真正恰当的教育理念和方法论的根本创新。

（一）当前中国古代文学教育与现代话语形态的转化

目前高等教育体制中，文学院开设的文学史、作品选课程，同时延伸出来的理工科大学语文和文学类通识课程，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国民人文素养、现代化人文素质培育的主要教育途径。中国古代文学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优秀文学作品的重要载体，理应具备重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实现文化自信的战略功能。

在这个背景下，回过头来看中国古代文学史在近代人才培养和思想教育上的不足，学界已经通过不同层面进行反思，北京大学陈平原[1]先生指出：“文学”作为一门学科，逐渐被建设成为独立自足的专业领域。最直接的表现便是文学教育的重心，由技能训练的“词章之学”，转为知识积累的“文学史”。如此转折，并不取决于“文学史”作为一种知识体系，在表达民族意识、凝聚民族精神，以及吸取异文化、融入“世界文学”进程方面，曾发挥巨大作用。至于本国文学精华的表彰及文学技法的承传，反而不是其最重要的功能。

在接受西方学科分类的影响下，中国古代文学史采取的是评价型、欣赏型的批评话语，重流变轻技巧，不再以文体模拟、文体写作为目标。《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多从文学表达的角度选篇，用单篇的形式展现。这样的课程教学造成的问题是，学生往往知道有这些作品，但是不知道它们之间思想的延展、文体的流变、修辞的提升，因此，对传统思想精华和文体流变上的认知在一定程度上是割裂的，很难转化为现有的话语体系。

简单地说，就是我们所依赖的教育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并没有充分支撑中国优秀文化思想和语言表达手法的传承。而思想和语言表达，是转化为今天话语体系最重要的两个方面。这就需要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之外重新审视中国古代文学的教育，实际上涉及到如何定位中国传统经典理解的方法论问题，涉及到新时代下中国古代文学的学理建构、价值认同和教育策略问题。

（二）学术界前驱个案借鉴：中国文体学、文章学的发展

中山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首倡文体研究，是扭转乾坤的第一缕风。吴承学[2]《追寻中国文体学的向上一路》中写到：“当代中国文体学研究的目的不是复古，不是抵抗外来文化，而是为了更真实地、完整地理解中国文学文体话语的特点和价值，继承本土的学术传统，推动现代中国学术的发展。中国文体研究要立足本土文化，回到本土理论传统与古代文章文体语境来‘发现中国文章学自身的历史，同时，超越中西的畛域，突破学科的藩篱，吸收和运用当代的理论成果，创作出能超越古代文体学的新辉煌。”

这段话的理论意义在于已经突破单纯的文体研究，提出“回归本土理论传统”，在“文章学”和“文体学”中守正创新，以此为切入点推动现代中国传统学术的发展。《中国古代文体学论著集目》对于从1900年到2014年所有涉及到文体学研究的专著、论文进行了全方位的统计，提出了“以中国‘文章学的观念来‘发现‘诠释，尽可能消解套用西方文学分类法研究中国传统文学所造成的流弊，这是近年来中国文学研究源于自身需要与反思所形成的重要发展趋势，也是中国文体学兴盛的背景”[3]。中国文体学在学术界的兴盛，研究队伍逐渐壮大，这实际上为中国继承本土的学术传统打下了坚实的学理基础，为中国古代文学的现代化话语形态转化储备了大量的研究人才。

回顾晚清中国古代文学向近现代转化的教育探索中，当时各学术大家对中国文学教育的坚守。张百熙、荣庆、张之洞[4]的《学务纲要》专篇强调“学堂不得废弃中国文辞”：“中国各体文辞，各有所用。古文所以阐理纪事，述德达情，最为可贵。骈文则遇国家典礼制诰，需用之处甚多，亦不可废……中国各种文体，历代相承，实为五大洲文化之精华。惟近代文人，往往专习文藻，不讲实学，以致辞章之外，于时势经济，茫无所知。”从中国传统学术上来讲，文体特征以及不同文体流变本身连接着中国自己的学术成长体系、理念阐释、人文价值和审美追求。1910年，京师大学堂最早形成体系，作为教材的国文讲义是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从内容上看，先讲授古文字、音韵，之后是按照时间排列的文体讲授，从“周秦传记杂史文体”到“汉魏文体”“唐宋至今文体”。1929年，汪剑馀将这本讲义以《本国文学史》的名称再版，突出中国自己的文学体系。晚清时期，诸如曾国藩《鸣原堂论文二卷》、薛福成《论文集要》、吴曾祺《涵芬楼文谈》，对各类文体的思想源流、审美意蕴、文体结构写得极为优美精到。姚鼐仅分文体编选《古文辞类纂》教材，遂使桐城文派成天下文宗，流脉甚远。民国时期北京大学还有一批教授在课堂上别设“文学教育”课程的，有刘师培论文章辨体、黄侃讲《文心雕龙》、刘咸炘传授美学，最看重课堂教学的教书、育人相得益彰。还有姚永朴《文学研究法》重点不是“研究”而是“写作实训的系统建设”，之外，王国维、陈寅恪融汇中西的文体探索[5]，对中国文章学中的文体分类、源流追溯、审美分析与语言修辞的梳理，体系完备，论述周全，已经有现代教育体制的模样。正是这些常被学界忽视、在当时也有被视为保守派的学者们的努力，在全面西化的文学教育中传承并创新着“中国文学教育”，其主线就是文体学理论的逐渐清晰和现代文体学与文章学的融合。

从当时地方上“中学为体”的实践来看，作为“士人宗师”的两广总督张之洞在广东主持“学海堂”，其教育途径就是用传统的文体来融合中西学术，而非纯文学的源流展示，是较早对现代文学教育体系的一种尝试。学海堂所设课题，基本不涉及具体的西方器具，而是涉及学术研究和反思政治学术的方向性课题，一般联系着传统的知识架构，如“山川鼎彝说六书考”，地理在传统经学中是一种知识话语权力，通过对地理空间、地理资源、区域风俗的掌握，完成行政权力的实施，类似于今天的区域经济地理学。又如“拟重纂海国图志凡例”这个题目涉及到西方地理学影响下，传统经济地理学的更新，这是张之洞的思考，更期待从学子的回答中得到启示。这种思维也运用在其他科学、地理、政治和文化建设领域，就是用“文体”融合中学、西学，兼通文章、学术。中国传统“文体”本身就是一种思考方式和审美方式。比如“考”“解”“原”“说”“论”等，在学海堂中出题比例最高。之后东塾弟子如梁鼎芬、廖廷相、林国庚、马贞榆、黄绍昌、陶福祥和杨裕芬，分别进入张之洞的幕府、书院、书局，开创了现代国学的学术传承体系。这一脉的研究在学术界尚未全面展开。“以文体为先”一直是中国传统文章学的根基，可以连接“学术”“文章”，培育“品性”“审美”，是文人一种综合素养的文本化，并且可以通过文体模拟进行思维和审美的传承扩展。晚清至民国时期文学史和文体学的发展，已经在理论化、系统化的重构转型上做了大量探索。关于中国文体学进入教学，完成教育体系的转化，在今天还应在前贤的基础上再进一步。

值得关注的是，近几年又有部分学人开始展现出颇有启发性的个例研究方式。何宗美[6]的《子部世界中的欧阳修——古代经典作家知识结构的一个案例分析》提出“研究者不可忽视的一个基本事实：古代作家的知识结构往往贯通经、史、子、集四部，这一特点在经典作家身上体现的尤其突出。我们有必要把欧阳修放在经、史、子、集四部体系中来把握其知识结构的特点。”2001年阮忠[7]在《社会科学研究》上评价刘明华《丛生的文体——唐宋文学五大文体的繁荣》，将其特点概括为“从文体切入的唐宋文学研究”，呈现了大文科的学术视野。今天新文科强调的跨学科，不能只是简单补充一些自然科学知识，而应以“文体”为切入点，融通各学科知识。另外，今天哲学社会科学界在国家重大招标项目等学术研究倾向的引导上，也着重于中国文学史的整理，如2021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邵宁宁“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中的古典传统重释重构及其互动关系史研究”，充分体现了当前中国对自己优秀传统文化的全面观照，呈现了从鸦片战争时期的文化自卑走向文化自信，愿意向世界交流自己的文化生存状态、学术发展脉络。胡大雷[8]的近作《文体·文事·文学史：中古文体学研究》鲜明提出从文体、文事角度研究中古文学，大大拓宽了中古文学的研究范围。杨树增、马士远[9]的《儒学与中国古代散文》，已经开始从儒家思想传承的角度关注不同阶段散文的发展，这是一种崭新的颇具启发性的研究范式。

这一脉思路的研究，在文体学发展的学术基础上，逐渐突显知识结构、思想传承、审美意蕴和文体流变这四个关键要素，这种新的学术研究路径，对于将文体学引进当今教育领域提供了思考的路径。

（三）教育理念创新：思维、修辞、文体

当前文体学的发展主要集中在学术界，并没有在教育界广泛地展开。我们从哪种方法进入呢？第一，制度到文体；第二，职能到文体。这两种研究方法显然在时代背景和社会条件发生变化后是不合适的，它属于学术研究领域，不能进入普及性的教育和文化传播范围。第三，传统文章学研究中对不同文体特征、修辞、审美的关注都可以成为改革《中国古代文学》的学术资源，转化应用到教学上。“古文研究与批评之真正成为一门学科，即文章学之成立，殆在宋代。其主要标志在于专论文章的独立著作开始涌现”[10]，如陈骙的《文则》、谢枋得的《文章规范》等，文体学与文章学有相互重合、各有侧重的地方，但是都连接着中国传统的文艺理论批评体系。如果在当前的教学体系中能将文章学引进文体教育中，就可以有效避免文体学过于理论化的特点，更符合大学本科的人才培养目标。

我们必须一方面开始具体对中国本身的学术思想进行“学脉梳理”，另一方面真正落实到学生的“修辞”实践，最终以“文体写作”为核心要素，作为“思维”和“修辞”的连接点，建设“思维、修辞、文体”的教学模式，从而有效整理古今、中外的学术资源、文学资源，并仅仅抓住文学专业的核心学术“文体学”，以及核心技能“写作”。思维层面则包括思想传承与审美培养，连接中国传统文艺批评论。

比如，关于中国传统人文思想到底体现在哪些文献上，体现在哪些文体的流变更新上，我们要找到思想延展在文体流变上的学理脉络。以《论语》的讲授为例。现在《文学史》一般以“《论语》”为章节名称，主要内容包含：孔子生平与论语编纂、儒家基本思想、艺术特色，多是纯文学层面的源流追溯。配套的《作品选》，零散选取几条孔子语录，比较随意。长期以来，学生对儒家思想的认识浮于表面，关键对于儒家理念影响下“语录”这一文体相应修辞、文体写作锻炼不足。因此，儒家的优秀文化理念不能落实到修辞训练与文体写作上，也就是无法有效转化为现代话语形态。而我们提倡的新文科与传统文体学结合下的中国古代文学的改革，是在“思想、修辞、文体”课堂教学理念下，关注儒家理念在不断发展为理论的过程中，修辞的发展与文体的嬗变。儒家作为中华民族的主流思想，《论语》之后的文体流变省略了太多。首先我们要重视曾子的贡献，曾子的杂记型论说是从语录体到专论体的过渡，可以使学生从“语录”一步步练习到汇集主题的杂记型论说。在孟子的“对话式论辩”之外，还要关注荀子的“主题型论说”，了解儒家从语录到理论体系发展的路径、文体变革，从而充分锻炼学生对儒家修辞智慧的熟悉度。以文体的演变来叙述儒家思想，可以有效整合各类儒家文献。改变当下只将这些文体囿于学术研究范围，而应对一些思想、文体进行选择梳理，下沉到本科教育阶段，比如儒家思想在传承的过程中是如何从“语录”体走向“论说”体，儒家的修辞观念、文艺批评观念的发展代表着什么样的逻辑思维方式，这种逻辑思维方式对于培养学生的思维、语言审美起着什么样的作用？哪些是和当代思想契合的？儒家的“传、说、解、原、考”中哪些修辞和文体是可以模拟传承的？目前文学史对这些完全没有关注，只是讲述《论语》《孟子》的思想内容和写作特色，这种零散性的了解，无法启动学生的“思维”与“修辞”，因此必须改变文学史评价型介绍和作品选单篇作品的展示。而学术界必须改变对文体单独研究的习惯，着重将其放在思想传承、审美变革的联系中，从而在文体的继承流变中展现中国一脉相承的、共同信仰的民族理念、民族审美和创作手法。最重要的是，打通哲学与文体学，发挥文体学在思想流变与写作上的学术支撑，找到能将“读”和“写”融在一起的课堂实践体系，从而系统认知和梳理契合当今文化需求的哲学思想和美学资源。儒家理念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脉相承，它是当前文化建设的核心教育资源之一。而当前孔夫子“空夫子”之说，除了反思教育界所依赖的《作品选》的选文太少且无系统，还要思考我们对儒家思想的了解度、对儒家修辞智慧的熟悉度。

我们的文体教育理念的创新之处，在于倡导思想和审美传承下的文体讲授。其价值在于思想的延展、审美的提升与语言修辞、文体的流变相伴而生。这种视角重视文体的“义理范畴”和“美学范畴”，同时也体现了中国文体成熟的独特路径。我们从思考和审美开始，获得深广的语言与文化内涵，从而构建中国特色的学术话语体系和教育体系。

三以文体为中心的中国古代文学教育实践路径

期望达到的教育功能变了，教育理念变了，知识体系、学理体系就不能不变，学理体系变了，文科教育的核心课程和课堂教育就不可能依然故我。“思维、修辞、文体”成为一个新范式，意味着注意新的文学材料，采用新的教学方法，建构新的课堂模式。

（一）教材建设：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扩展与传承

我们要尊重中国传统学术生成的路径，重新梳理一些经典的位置。但绝不是以经学、史学、小学，或者四库全书分类法的全面复古，这些可以作为学术支撑体系，打通研究生的培养路径。但是在汉语言文学本科培养阶段，其方法必定是本体论方面和艺术修辞方面并存，既要加强学术思想的培养，更要落实为思想在修辞文体中的呈现。因此，在教学体系上就必须展示那些影响到文章义理、手法写作的知识谱系、学术传承、文体流变。

中国古代文学的学理建构，最终实现三个目标：第一，在内容上扩展大量的优秀人文思想和真理，但是并不是盲目地叠加，而应紧紧抓住“文体”这个核心。以文体为抓手后，看似庞大的传统人文思想有了主线，文史哲可以有选择的打通、传统与当代也能找到契合点，并且贴合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人才培养需求。第二，至关重要的思想逻辑和审美形式需要是以口头语言和文本写作的实践状态呈现，即中国传统人文思想的现代话语转化。这种思想与审美一直通过各种范畴结构得到功能化，即文体模仿、文体流变。近些年，传统诗词审美在大众层面的推广一直施行得比较好。但是在散文层面上的义理、修辞、审美的文体讲授中，还要加强研究与教学转化，充分发挥“文以载道”的重要功能。第三，强调中西学科视野。用当代学科思维来观照传统思想，链接好古今学科话语，做到明体达用，发展传统学术。比如对《老子》的认识，它实际上涉及到认知学、情感心理学、接受美学，要以学科的意识正确认识道家思想，改变学生甚至大部分中国人对道家思想的畏惧心理。然后进行中西思想对比、修辞对比、文学理念对比，掌握老子语录的学科范畴、思想宗旨、修辞特征，理解文体写作。用当代中西学科视野整合传统的知识架构、文学批评，改变目前几乎完全用西方理论分析中国文学的困境，形成中国古代文学当代话语形态交流的起点。第四，建立相应的《作品选》。以“文体”为切入点整理作品，它的背后联系着传统的经学脉络、史学脉络、小学脉络。《作品选》以主体材料、拓展材料进行排版，主体材料完成文体教学，拓展材料完成读、说、写的专业技能培养，真正从教学一线实现中华优秀传统人文资源在现代话语形态中的转化。

（二）课内实训的建设：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

在我们的教育中，学生其实非常缺乏如何讨论问题的基本训练，因而难以形成有效的审辩式思维。我们虽然倡导研讨式学习，但如果学生没有掌握所要讨论的问题背后的知识框架、学术体系，就算我们不断鼓励和反复催促，学生勉强发表一些见解，也往往词不达意，抓不住重点，乱说一通。语言艺术必须通过使用才能激活，中国优秀人文思想与话语体系需要总结，需要课堂锻炼途径。

一是注重问题设计，将中国优秀人文思想传承的思考、修辞与文体的练习与学生的思维过程结合在一起，从而促进思考的方向。

在“思维、修辞、文体”理念引导下，课内实训过程与方法：①文体的内涵与认知。教师进行知识讲解，学生完成思维第一层面“认知与梳理”；②思想的延展与语言范式、文体形式的流变。教师进行能力培养，学生完成思维第二层面“理解与分析”；③文体的模仿写作。教师引导学生能力训练，学生完成思维第三层面“审美与创作”；④问题讨论与辨说。教师引导素质训练，学生完成思维的第四层面“思考与论说”；⑤创意写作、中西对比。教师课外实训指导，学生完成第五层面“实践与创新”。同时，逐步建立学生古今中西对比的学科视野，夯实学术素养，完成学生汉语言文学思维能力和写作能力的课堂锻炼途径。

二是以文体讲解为线索，重点讲解中国具有思想文化、审美传承的典范文体的产生、流变，将思想传承、审美素养落实到中文专业读、说、写技能上，培养具有学术底蕴、文体修养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以“修辞”与“文体”为实践训练途径，以“思想”与“审美”为根本。因此，其文化传承就不只是一些抽象概念，而是观察认识世界的立场、观点、方法，最终落实到学生树立正确的信念和思维方法、语言实践、审美素养的提升上。比如论说文，在文体上有原、解、议等多种形式，既涉及到儒家思想的逐渐发展，又涉及到从语录走向论说体过程中相关的论说形态，学生应该掌握它们的区别，解决学生在人文思想上的薄弱，论证方法上的单一，这些讲解有助于学生思维的锻炼，从而形成科学辩证的思维。

学生在文体的学习中，参与到优秀人文思想、情感审美素养的传达，然后知道语言艺术的美妙。我们倡导思维、修辞、审美在以文体为中心的整合训练，号召学生参与到人类智慧的共同表达批评。在视野上，既要充分吸收国外先进的学科表述，更应对自己的传统文化在思想上有一份根本上的牢固，修辞会用、文体会写，从而破解当前文学教育在知识与价值之间的割裂，这也是新时代汉语言文学学生的使命。

杨义先生[11]曾谈到：“文学上的‘中国经验，经过数千年的积累和演变，是世界上第一流的。这就使我们有深厚的根柢和充沛的底气，去创造世界上第一流的文学思想理念和话语体系……然而不应回避，古典文学研究存在着它对自身出路的思考，存在困惑和潜在发展的可能性。”虽然中小学加大了文言文阅读量，到了高等教育培养阶段，我们学生在写文章时，仍无精神贯注，其深层原因在于各种西方、网络话语形态俯拾皆是，但是作为主流支撑的中国优秀人文思想底蕴在教育体系中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切入点。以文体为中心的中国古代文学课程建设可以有效整合跨学科资源、古今中外文学经验，是语言、修辞层面的革新，是写作层面的革新，也必将是中国优秀人文思想在高等教育体制中话语体系成长的第一步。读、说、写能力的提高不仅仅是一个技能训练，它还涉及到时代的实践品格和当今中西学科视野的建立，之后才是新文科视野下创新能力的大发展。

四结束语

该论文所提倡的新文科与传统文体学结合下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革新和相关教材、作品集、实训手册是获批广东省特色专业建设的核心成果。该文深入梳理了新时代中国古代文学需要满足的新功能，分析了文学教育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构建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之处。在遵循学科发展和高等教育规律的前提下，充分思考了中国古代文学史和中国古代文学教育的区别，提出了“新文科与传统文体学融合”的教学实践模式，以“文体”为抓手，既符合现代学科理论体系，又可以有效融合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人文精神、审美意蕴和语言修辞，解决当前文史哲难以打通、优秀人文思想底子薄、文体写作能力薄弱等问题，旨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相适应，培养守正创新的现代化新文科人才。

参考文献：

[1] 陈平原.作为学科的文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2.

[2] 吴承学.追寻中国文体学的向上一路[J].中山大学学报，2021（1）：1-14.

[3] 李南晖，伏煦，陈凌.中国古代文体学论著集目[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4] 张百熙，荣庆，张之洞.学务纲要[A].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204.

[5] 彭玉平.王国维与陈寅恪的结构、文体观念与文学研究范式[J].文学遗产，2012（6）：132-140.

[6] 何宗美.子部世界中的欧阳修——古代经典作家知识结构的一个案例分析[J].武汉大学学报，2021（2）：61-76.

[7] 阮忠.丛生的文体——唐宋文学五大文体的繁荣[J].社会科学研究，2001（3）：156.

[8] 胡大雷.文体·文事·文学史：中古文体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

[9] 杨树增，马士远.儒学与中国古代散文[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

[10] 王水照.历代文话[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11] 杨义.发现原创[J].中国文化研究，2002（1）：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