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飞, 张意, 欧阳林玉, 周兴驰

(武汉纺织大学 管理学院, 湖北 武汉 430200)

从2023年1月8日起,政府对新冠病毒感染实施“乙类乙管”,对感染者不再实施隔离措施以及区域封控,以此为时间节点,我国疫情防控政策已走向全面放开。但作为1949年以来社会影响最深、最难控制及预防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不仅对全世界卫生保健系统发起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也极大地影响了公众心理健康。以往研究发现,新冠疫情期间普通人群的焦虑、抑郁、应激的发生率相对较高[1],其中焦虑对公众造成的影响比疾病本身更为广泛[2]。后疫情时代,公众对新冠病毒感染的威胁感知是否发生了变化,对公众的焦虑情绪是否以及如何发挥影响作用,是本研究重点关注的内容。

针对上述议题,本研究拟基于保护动机理论和情绪认知评价理论,构建后疫情时代公众新冠病毒威胁感知影响心理焦虑的理论模型。保护动机理论认为可以通过认知调节过程对个体在面对威胁时所采取的适应性行为进行解释。认知调节过程是该理论架构中的核心部分,包括威胁评估和应对评估,在面临风险事件时,受众会先进行威胁评估,威胁评估描述了个体对所面临风险的严重性和易感性的综合评估;第二步进行应对评估,应对评估是公众考虑采取应对行为的有效性并评估自身实施应对行为的完成能力[3]。这两部分共同影响个人的情绪,不好的评估结果会诱发负面情绪(如焦虑)。基于威胁评估和应对评估的先后顺序,本研究还探讨了应对评估的两个部分(自我效能和反应效能)在威胁感知和心理焦虑之间的中介作用。家人、朋友等社会群体带来的社会支持可以有效预防和控制负性情绪,对威胁事件产生的焦虑起到一定的缓冲作用,因此本研究考虑了领悟社会支持在其中的调节影响。

一、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1.保护动机理论与公众的焦虑情绪

认知评估过程为保护动机理论中的核心部分,包括威胁评估和应对评估。当个人面临新冠疫情等威胁时,威胁评估将通过对风险事件发生危害性和可能性的首次判断而形成[4]。包括两个组成部分:威胁严重性(Perceived Threat Severity)和威胁易感性(Perceived Threat Susceptibility),威胁严重性与事件的严重程度有关,如公众认为新冠病毒感染对生命健康造成损害的严重程度;感知易感性与威胁发生的概率有关,如新冠病毒的传播性以及公众认为感染新冠病毒的可能性[3]。根据情绪认知评价理论的观点,情绪是由个人对相关环境的认知评价激活,情绪的产生取决于个体对外部环境认知评价的结果[5],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评价他所处的环境(例如不确定的威胁),则与评估模式相关联的特定情绪(例如焦虑)将随之而来。情绪认知评价理论可以有效地与保护动机理论结合,认为由威胁事件引起的感知严重性和易感性可以激活个体焦虑等负面情绪,从而为情绪的唤醒提供一个更有理论基础的解释。

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背景下,焦虑是常见的心理反应,是指一种紧张的、不安的、带有恐惧的负面情绪状态[6],与来自环境和个人的压力密切相关。在对激发焦虑的探讨中,拉扎勒斯强调了不确定性的核心作用(如“面对不确定的、存在性的威胁”)[7],这是引发焦虑的标志,而未知和不确定是疫情威胁的主要特征。广泛的研究证明了这一观点,传染性疾病作为外界的客观威胁会引发人们一系列心理改变,在此次新冠疫情中,人们感知到的威胁易感性和病毒的严重性以及身体不适、孤独会引发其情绪障碍,如焦虑和其他心理问题[8]。因为当个体处于威胁事件的情况下,出于对威胁的不确定,个体会积极地收集有关的信息从而建立起他们的防御态度和行为,以保证自己的健康,在这个过程中,个体对威胁事件感知可以影响其行为和态度,由于担心潜在的负面结果而产生焦虑等消极情绪。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a:公众的感知威胁严重性对其焦虑情绪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1b:公众的感知威胁易感性对其焦虑情绪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根据保护动机理论,个体在经过威胁评估后,接着将从反应效能(Response Efficacy)和自我效能(Self-Efficacy)两个方面进行应对评估,应对评估涉及个体对采取保护措施可以有效缓解威胁的有效程度和容易程度的信念[3]。根据以往研究并结合本研究背景,将反应效能定义为公众认为建议的反应措施在避免威胁方面有效的程度,如政府实施的新冠疫情防控措施的有效性;自我效能是指公众对自己采取措施应对威胁的能力评估。

积极的应对评估是保护个人心理健康的一个重要方面,高效能感可以改善个人的心理健康,低水平的效能会损害一个人的心理健康。其中自我效能感是调整个人情绪的关键因素之一,尤其是对焦虑和抑郁。这与班杜拉的社会心理学理论一致:“焦虑是人类生存中的一种机能性偏差,与自我效能感有心理机制方面的关系”,高水平的自我效能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或削弱威胁事件导致的焦虑情绪以及对自身带来的消极影响,而低自我效能感的人往往更容易在威胁事件中感到无能,进而导致焦虑的发生或加重焦虑情绪[9]。与自我效能密切相关的另一个概念是“应对效能”,即对某种保护行为发挥有效性的信心,只有当人们评估预防威胁的措施结果是可行并且有效时,他们才会有动力参与并减轻不良情绪。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a:公众的反应效能对其焦虑情绪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H2b:公众的自我效能对其焦虑情绪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2.应对评估在威胁评估与焦虑关系中的中介作用

有学者认为威胁评估与应对评估应该是相互独立的关系,但这个观点并没有将二者之间的影响关系考虑进去。保护动机理论指出,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个体首先对潜在威胁进行评估,然后会进一步评估自身应对威胁的能力以及应对措施的有效性,随着威胁被认为越来越严重,用户的感知将越来越不能有效应对威胁。已经有研究表明,感知威胁的严重程度会对自我效能和反应效能造成直接的负面影响[4],这是因为高水平的情绪唤醒因素被认为对效能感有负面影响,如对新冠病毒感染的高水平威胁感知会导致较低水平的感知应对能力,随着威胁事件被认为更加严重或更有可能发生时,公众可能会怀疑应对措施是否有效以及自己是否有能力采取措施来应对威胁。因此本研究认为在威胁评估和应对评估之间存在序列相关性。

先前的研究均表明,应对评估(反应效能和自我效能)与个体的负面情绪(如焦虑)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10],也就是积极的应对评估可能在减轻新冠病毒感染引起的心理焦虑中起重要作用。基于感知威胁和应对评估之间的序列相关性,本研究还考虑了应对评估在感知威胁和心理焦虑之间的中介作用,积极的应对评估可以增强个人应对威胁的信心,这可以减轻他们对新冠病毒感染的担忧,从而减少由威胁感知(易感性和严重性)引起的负面情绪(例如焦虑)。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H3a/H3b:公众的感知威胁严重性/易感性负向影响反应效能

H4a/H4b:公众的感知威胁严重性/易感性负向影响自我效能

H5a/H5b:反应效能在威胁严重性/威胁易感性和焦虑之间起到中介作用

H6a/H6b:自我效能在威胁严重性/威胁易感性和焦虑之间起到中介作用

3.社会支持在威胁感知与焦虑关系中的调节作用

领悟社会支持是个体对自身被外界支持、理解、尊重等的主观感知和评价,例如他人的关心、关注和尊重,涉及三个来源:家人、朋友和重要他人[11]。社会支持作为一种重要的心理调控手段,可以减轻风险对个体的危害,特别是在突发风险状态下(如战争、疫情),领悟社会支持越高不仅可以提高个体的社会适应性,还能减轻个体受到不利环境的伤害。

Cohen的“社会支持对压力的缓冲作用模型”揭示了社会支持可以帮助个体应对压力情况[12],在面临威胁事件或压力性情境时,社会支持能缓冲负向压力对个体心理健康的影响。缓冲效应与个人获得的支持度无关,但取决于对可用支持的满意度,个体通过领悟到的社会支持,帮助其从压力事件中解脱出来,进而促进他们的身心健康。已经有研究表明高领悟社会支持可以缓和威胁事件产生的不良生理或心理反应,如焦虑。因为当个体面临外界应激时,良好的社会支持可以帮助个体采取积极的情绪调节策略,维持情绪的稳定,从而降低焦虑等情绪障碍的风险[13-14]。有学者证明了领悟社会支持水平的提高会减轻新冠感染带来的负面影响,领悟社会支持水平较高的医务人员效能感和睡眠质量显著提高,从而减少新冠感染带来的焦虑和压力[15]。因此领悟社会支持水平高的个体会较少产生由威胁事件引起的不良心理反应(例如焦虑)。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H7a:领悟社会支持削弱威胁严重性和焦虑之间的正向关系,即公众领悟社会支持越高,威胁严重性对增加焦虑的效应就越弱

H7b:领悟社会支持削弱威胁易感性和焦虑之间的正向关系,即公众领悟社会支持越高,威胁易感性对增加焦虑的效应就越弱

基于上述研究假设,本文的研究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研究模型

二、研究设计

1.数据收集与样本特征

样本基本特征如表1所示。

表1 样本基本特征

本研究通过问卷网发放问卷的方式进行数据收集,调查时间为2023年2月5日至3月10日。为保证问卷调查的科学性和有效性,采用了两阶段调查法,在第一阶段进行了预调研,首先邀请了高校教师及研究生对原英文题项的翻译结果进行了检查和修改,结合调研背景进行情景补充并生成初始问卷;其次进行了60人的小样本预调研,请其就问卷中可能存在的问题提出意见,根据预调研的信效度检验结果和被试者的反馈意见对问卷进行了修改完善,并形成了最终的调查问卷。在第二阶段,利用在线问卷调查平台生成并发布问卷,通过社交平台进行问卷发放,最终回收问卷447份,根据作答时长及连续一致答题剔除无效问卷35份,共回收有效问卷412份,具体的样本基本特征如表1所示。

2.变量测量

本研究需要测量的变量包括威胁严重性、威胁易感性、反应效能、自我效能、焦虑和领悟社会支持,共6个潜变量23个测量题项。各潜变量均采用成熟且广泛使用的量表,并根据新冠疫情的背景进行了修订,采用李克特5点量表,具体题项详见表2。

表2 变量测量

三、实证分析

1.验证性因子分析

(1)聚敛效度检验

利用AMOS23.0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信效度结果如表3所示,各潜变量在对应观测变量上的标准化因子载荷均大于0.60,t值均在小于0.001水平下显著,说明潜变量对观测变量的反映程度较好;Cronbach’sa系数和组合信度CR均大于0.80,各潜变量平均方差抽取量AVE均大于0.50,表明潜变量具有良好的收敛效度。

(2)区分效度检验

当各潜变量平均方差抽取量AVE的平方根大于其与其他潜变量的相关系数时,说明潜变量之间具有较好的区分效度。检验结果如表4显示,对角线上各潜变量AVE的平方根均大于各个潜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表明潜变量之间区分效度比较理想。

表3 信度和效度检验结果

表4 区分效度检验

(3)适配度指标

使用AMOS23.0进行结构方程分析,模型适配度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绝对适配度指数RMSEA=0.050<0.08,GFI=0.914>0.9,AGFI=0.890>0.8;增值适配指标CFI=0.961,NFI=0.926,TLI=0.954,均大于0.9;简约适配度指数χ2/df=2.032<3。结果均符合适配要求,表明结构方程模型适配度较好。

表5 适配度检验

2.假设检验

(1)路径系数检验

利用AMOS23.0进行路径检验,结果如表6所示:①威胁严重性对焦虑有显著正向影响(β=0.410,p<0.001),然而,威胁易感性对焦虑的作用不显著(β=-0.047,p>0.05),结果验证了假设H1a和H1b没有得到支持;②反应效能(β=-0.133,p<0.05)和自我效能(β=-0.291,p<0.001)均对焦虑有显著负向影响,结果验证了假设H2a和H2b;③威胁严重性(β=-0.429,p<0.001)和威胁易感性(β=-0.172,p<0.01)对反应效能有显著负向影响,威胁严重性(β=-0.431,p<0.001)和威胁易感性(β=-0.145,p<0.01)对自我效能有显著负向影响,验证了假设H3a、H3b、H4a、H4b。

表6 路径检验

(2)中介效应检验

本研究在PROCESS中使用Bootstrap方法来检验反应效能和自我效能的中介作用,将再抽样次数设置为5000次,中介分析结果如表7所示,置信区间不包含 0 时效应显著,通过间接效应是否显著来判断是否存在中介效应。研究结果显示:①“威胁严重性→焦虑”总效应、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在95%置信区间上下限中均不含0,表明反应效能和自我效能在威胁严重性和焦虑之间发挥着部分中介作用,假设H5a和H6a得到支持;②“威胁易感性→焦虑”总效应、间接效应在95%置信区间上下限中均不含0,间接效应显著,直接效应的置信区间包含0,直接效应不显著,表明反应效能和自我效能在威胁易感性和焦虑之间发挥着完全中介作用,假设H5b和H6b得到支持。

表7 中介效应检验

(3)调节效应检验

本研究利用SPSS23.0检验了领悟社会支持在威胁严重性和焦虑之间的调节作用,如表8所示,威胁严重性和领悟社会支持的交互项显著(β=-0.16,p<0.001)。交互作用图如图2所示,简单斜率分析结果表明,当领悟社会支持高时,会削弱威胁严重性对焦虑的正向影响,假设H7a得到支持。由于前文中检验了威胁易感性对焦虑的直接作用不显著,因此领悟社会支持在这两者中不存在调节效应,假设H7b不成立。

表8 领悟社会支持的调节检验结果

图2 领悟社会支持的调节效果

四、结语

1.主要发现

公众感知到的威胁严重性与焦虑情绪成正相关,这与以往研究结果一致,这表明公众焦虑情绪的水平会受到对威胁感知严重程度的影响。需要注意的是,威胁易感性不能直接影响公众的焦虑,这可能是因为在疫情放开管理后,大部分公众经历了第一波疫情感染高峰,认为自己目前不会轻易被感染,或者对再次感染已经不再感到害怕或焦虑。

本研究还发现公众反应效能、自我效能在威胁严重性和威胁易感性与焦虑之间发挥着中介作用,但中介效应不全相同。结合应对评估的中介结果来看,自我效能和反应效能在威胁严重性和焦虑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感知威胁严重程度除了对焦虑有直接作用外,还可以通过应对评估对焦虑产生影响。但自我效能和反应效能在威胁易感性和焦虑之间起到完全中介的作用,也就是说,威胁易感性只能通过应对评估才能对焦虑产生影响,公众对感染的可能性感知越低,认为自己或政府就越能够采取有效措施来应对新冠病毒感染的威胁,应对威胁的信心就会增加,从而焦虑情绪也会减轻。

研究还发现,社会支持在威胁严重性和焦虑之间起到负向调节作用,与低水平领悟社会支持相比,领悟社会支持水平高的公众威胁严重性对其焦虑的预测作用变小。领悟社会支持产生于社会关系和社会交往中,社会关系越好,个体对家庭、朋友及其他人提供的社会支持的感受和评价就越高,由此获得更强的安全感和归属感,促进个体对于新冠感染威胁事件的积极思考和评价,从而降低个体的焦虑情绪反应。

2.理论贡献

本文对已有研究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拓展:首先,以新冠疫情为背景的公众心理健康研究主要聚焦在疫情前期,本研究关注在疫情防控政策发生改变后,公众的威胁感知是否对心理焦虑还会产生影响以及影响机制,补充了疫情发展的不同时期个体心理变化研究,也为今后可能发生的类似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心理焦虑研究提供思路。第二,尽管一些研究已经使用了保护动机理论框架,但大多关注疫情背景下个体的认知评估影响行为意愿的理论机制,而较少有对影响个体情绪的研究,本研究基于“情绪引致说”:把情绪反应视为对威胁事件认知评估后的结果变量,认为先有对事件的认知评估,再产生情绪[32]。结合保护动机理论和情绪认知理论构建研究框架,有助于对现有研究进行更为全面的补充。

3.实践启示

基于本研究的发现,我们可为今后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舒缓公众的心理健康提供一些对策建议:

首先,当地政府应采取有效的风险沟通策略来降低公众对风险事件的感知。在出台政策的时候应该与软性教育手段(如通过新媒体和自媒体等形式)相结合,对相关政策和知识进行宣传和普及,并积极引导舆论,及时传播真相来摧毁网络谣言。让公众对事件有科学合理的认识,有利于降低个体对健康威胁的感知水平,从而减轻其负面影响。

其次,提高政府的应急响应能力来增强公众在应对威胁时的信心。一方面,政府应急响应能力的提高能增强公众的认可与信任,可以有效地让公众感知到当地政府正在尽最大努力来保护他们的安全,从而增强公众对防控措施有效性的评估,提高他们的反应效能;另一方面,政府及时公布相应的政策和措施,向公众宣传普及相应的知识和防控要求,帮助公众增强自己处理危机的能力,提高他们的自我效能。

最后,对个体而言,应注意维持在社会关系网络中的交往,如通过找朋友聊天来减弱危机事件给心理健康带来的冲击。社会交往越好,个体更多地相信自己被关心和被爱,对家庭、朋友及其他人提供的社会支持感受就越高,对可能获得的社会支持有更强的信念,从而降低焦虑等负面情绪发生的风险,促进心身健康发展。

4.局限性和未来研究方向

第一,将样本的人口特征与相应的人口普查数据进行比较表明,样本过多地代表了青年和高等教育人口,因此,目前的研究结果不能外推到整个阶段的人口,但可以代表后疫情时代年轻人和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对威胁感知和焦虑情绪的真实反应。此外,在数据分析中,我们将人口统计学变量作为控制变量,这可以消除年龄和教育背景对结果的干扰,使研究结果更具有实践价值,但数据分析结果与实际情况可能存在偏差,本研究发现的普遍性需要在未来的研究中进一步探索。

第二,本研究局限于研究内容,主要探讨新冠的威胁感知对个体焦虑情绪的影响,而新冠感染对于公众心理健康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今后可以拓宽研究内容,进行多方面深入探讨。

第三,本研究没有完全排除个体差异的影响。比如个性、态度、身体健康状况可能会影响情绪的产生过程,进而影响个体的心理健康。未来研究需在实验设计、统计方法上加以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