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艳, 金炜皓,2

(1. 江苏师范大学 商学院, 江苏 徐州 221116; 2. 南京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24)

一、问题的提出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入高质量发展的攻关期。面对当前不稳定性不确定性较强的经济形势,迫切需要以加快形成强大国内市场为核心畅通国内大循环,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1]。形成强大国内市场要求从民众最终需求角度出发拓展内需潜力。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着力扩大内需,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居民消费是内需的基础,是社会总产品价值实现的重要环节[2],因而促进居民消费是畅通国内大循环的重点。而与二元分割的经济体制相对应,我国城乡居民消费也呈现出“二元”特征。已有研究表明,尽管我国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均不断提高,但农村居民的消费额和消费层次都显著低于城镇居民,城乡消费差距明显[3]。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2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30391元,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6632元,城乡消费支出比为1.83。由此,提振农村消费是扩大内需进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之举,也是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应有之义。

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的因素是错综复杂的,而社会保障无疑是其中十分重要的一项。根据已有研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当家庭面临健康冲击时,其消费支出均将显著下降[4-6],且这一效应在发展中国家更为明显[7]。此外,对未来收入和支出的不确定性也将增加家庭的预防性储蓄并降低消费[8]。农村家庭的脆弱性使得疾病和养老等问题对消费的影响更加突出。基于此,在关于扩大农村居民消费的研究上,社会保障作为托住民生的“安全网”,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重点。而在新冠疫情冲击导致经济中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增强的背景下,对社会保障与农村居民消费的关系展开研究具有更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对此,本文拟在揭示影响机理的基础上,定量测度社会保障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的数量关系。具体而言,拟重点分析三个问题:一是以“社会保障满意度”作为解释变量,从整体层面测度社会保障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二是引入“是否参加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和“是否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两个虚拟变量,从细分层面测度不同的社会保障项目对农村居民消费的不同影响;三是采用分位数回归方法,进一步测度不同消费层次上社会保障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相关研究结论为完善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提供了可能的参考。

二、文献回顾

居民消费与微观经济学中个体效用以及宏观经济学中社会总需求等均相关,学界已对其展开了大量的研究。从上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消费有关理论的演进大致可分为确定性条件下和不确定性条件下的消费理论,自50年代开始对居民消费决策的研究由即期拓展到了跨期。在消费需求理论方面,Modigliani的生命周期理论、Friedman的持久收入假说以及Hall的随机游走假说等具有代表性和划时代意义,为后续对居民消费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基于这些理论,国内学者结合实际情况研究了我国居民的消费行为,并取得了一些较有价值的成果,比如李晓西、姜百臣等[9-11]。这些研究成果为深入分析我国农村居民消费行为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随着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逐步完善,其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也日益成为关注的重点。早期研究大多采用经验归纳法和统计分析法研究两者的关系[12-14],并得出一致结论:社会保障对农村居民消费具有促进作用。政府的福利保障开支提高了居民的边际消费能力,因而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是启动农村居民消费的关键。然而,这些研究结论缺乏相应的理论分析框架,更缺少基于理论所构建模型的实证检验,说服力略显不足。现阶段不少学者开始建立社会保障影响居民消费的模型,在此基础上通过实证检验测度两者间的数量关系。大部分研究认为社会保障对农村居民消费具有促进作用。如唐娟莉和倪永良以生命周期理论为基础构建模型并进行实证检验,发现在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社会保障对农村居民消费均存在正向影响。其中,东部地区的正向影响最强,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弱[15]。这一结论与纪江明和赵毅[16]的研究结果较为一致。范辰辰和李文采用山东省135个县(市、区)2007-2012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新农保对农村居民消费具有显著的刺激效应,其作用机制主要为提高居民的消费意愿,而对其消费能力并无明显影响[17]。姜百臣等通过构建协整模型和误差修正模型进行分析,发现社会保障对农村居民消费行为具有引致效应,且短期影响较弱,长期影响更强[18]。与之不同,涂玉华以生命周期理论为基础的实证研究却表明,长期内社会保障支出将提高农村居民的消费,而短期内这一影响并不显著[19]。

也有部分研究得出了相反的结论。谢文建立协整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发现社会保障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具有挤出效应[20]。刘新、刘伟和胡宝娣的实证研究发现社会保障支出对消费不存在Granger影响,社会保障支出增加不仅未消除居民的不确定性预期,反而挤出了居民消费[21]。白重恩等的研究表明尽管养老保险覆盖率的提升有助于刺激消费,但在缴费前收入水平和覆盖率状况给定的情况下,提高保险缴费率会抑制家庭消费[22]。杨芷晴和袁玉洁基于生命周期理论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社会保障与农村居民消费之间长期存在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当前消费[23]。杨天宇和王小婷的研究发现,社会保障制度存在静态缺陷,现阶段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完善,其中保障制度的变革致使消费降低,主要体现在居民资产替代效应“挤出”部分的居民消费[24]。

此外,还有部分研究发现社会保障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具有门槛效应以及阶段性和地域性差异等。如肖攀等采用PSTR模型研究发现,在门槛值4.181和5.001前后,社会保障促进了农村居民的通讯和交通支出以及食品消费支出;在门槛值5.085前后,社会保障对农村居民衣着消费的影响由抑制转为促进。同时,社会保障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地域差异。经济相对落后地区,政府财政救济对农村居民消费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而经济相对发达地区,新农合、农村整体社会保障对居民消费的促进作用更强[25]。曹普桥和李冰枫的研究则表明当社会保障支出低于某一临界值时将掉入“吉芬陷井”,此时社会保障支出并不能促进农村居民的消费[26]。杨志明以生命周期理论为基础构建模型并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短期内社会保障对农村居民消费有挤出效应,且存在地区差异性,长期来看,社会保障总体和局部对农村居民消费均起到正向促进作用[27]。

综合而言,现有关于社会保障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的研究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在研究对象上,多是以农村居民作为一个整体展开研究,考察农村居民消费层次的差异以及与之相对应的影响的差异的文献还很少。二是在指标选取上,绝大多数研究以转移性收入或政府的社会保障支出作为社会保障的度量指标,在此基础上定量测度社会保障与农村居民消费的数量关系。但是,结合实际情况来看,以转移性收入作为度量指标可能存在一定的不足:一是转移性收入除涉及国家、社会团体等对居民家庭的转移性支付外,还包括居民家庭间的收入转移,以这一指标作为社会保障的度量变量扩大了“社会保障”概念的外延;二是转移性收入指标未能充分反映农村居民所承担的社会保障成本。社会保障中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保障项目是以个人参保缴费为前提的,以转移性收入作为社会保障的度量指标可能会忽视个人参保支出引发的“损失感”和流动性约束效应等对其消费支出的影响。但是政府的社会保障支出很少能够细分到农村居民这一层次上,所以以这一指标来研究农村社会保障略显不足。

基于对现有文献的分析,本文的研究尝试从以下方面进行创新:一是在研究对象上,将农村居民按照消费层次进行细分,在此基础上采用分位数回归方法测度社会保障对不同消费层次农村居民的消费的影响。二是以“社会保障满意度”作为社会保障的度量指标进行实证分析。社会保障满意度是居民在综合考虑社会保障的缴费负担、覆盖面、补助标准和服务质量等多项指标后的主观评价[28-30],能够较为全面地反映社会保障通过调节收入分配和稳定预期①等渠道对居民消费的影响。这一综合性指标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采用诸如覆盖率、转移性收入和补助标准等单一指标时所可能存在的片面性。三是本文引入了“是否参加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和“是否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两个虚拟变量进行分析,以区分不同的社会保障项目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通过对影响的差异进行比较,尝试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找到着力点与侧重点。

三、影响机理分析

从影响机理来看,社会保障对农村居民消费具有促进和抑制两个方向的作用,而净效应取决于两个作用的相对大小。其中,促进作用主要体现为收入分配效应和预防性储蓄效应,而抑制作用主要体现为引致退休效应和流动性约束效应。如图1所示。

图1 社会保障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的传导机理

(一)社会保障促进农村居民消费的机理分析

1.社会保障通过收入分配效应促进农村居民消费

收入分配效应指通过缩小居民的收入差距,提高整体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从而增加全社会的消费。对于整个社会而言,社会保障是国家干预经济社会运行的一种重要手段。借助于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助和社会捐赠等项目,社会保障在初次分配、再分配和三次分配等环节调节着整个社会中的居民收入分配,其总体趋势是实现了收入由较高者向较低者的转移,缩小了收入差距。根据凯恩斯的绝对收入理论,边际消费倾向随着收入的增加而降低。因而,穷人比富人具有更高的边际消费倾向。当社会保障通过收入分配功能缩小了居民的收入差距时,整个社会的边际消费倾向提高,消费增加。

2.社会保障通过预防性储蓄效应促进农村居民消费

预防性储蓄效应指社会保障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居民为应对未来不确定性而进行的储蓄,从而增加了居民的当前消费。理性的消费者在进行消费决策时是以实现一生效用最大化为目标的,由于未来的收入和支出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消费者会将部分收入储蓄起来用于跨期消费,即进行预防性储蓄。而社会保障对预防性储蓄有一定的替代作用:一方面,医疗保险、生育保险、教育培训福利等缓解了农村居民对未来支出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养老保险、失业保险、最低生活保障等缓解了农村居民对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加之,社会保障具有一定的杠杆作用,即较少的社会保障支出就可以替代较多的预防性储蓄[18],因而当拥有社会保障时,居民的预防性储蓄下降,当期消费增加。

(二)社会保障抑制农村居民消费的机理分析

1.社会保障通过引致退休效应抑制农村居民消费

引致退休效应由美国经济学家Matin Feldstein提出,指社会保障降低了参保者对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预期,由于未来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参保者倾向于减少工作年限,提前退休。已有关于失业、医疗保险[31]和养老保险[32]的研究也证明了这一观点。一方面,提前退休导致没有工资收入的年份增加,为平滑一生的消费,参保者会减少当前消费以增加储蓄用于跨期消费。另一方面,受引致退休效应影响,退休人员数量增加,社会保障支出压力增大。为填补社会保障资金的不足,政府需要加大征税,这就减少了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从而抑制了当期消费。对农村居民而言,引致退休效应引申为外出务工、家庭种养等的减少,从而导致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等的下降,进而消费下降。

2.社会保障通过流动性约束效应抑制农村居民消费

流动性约束效应指由于经济活动主体的货币资金量不足,且难以从外部获得(金融机构融资等)而导致的有效消费需求不足。社会保障的运作是以社会保障金的筹集为前提的,居民首先要缴纳一定标准的社会保障费用,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居民现期的可支配收入。加之农村的金融机构不健全,融资渠道有限,流动性约束效应更为明显。长期来看,即使社会保障制度增加了居民整个生命周期中的总收入,其一生的消费总量也可能因为个人不同时期的边际消费倾向不同而有所降低。

以上具体分析了社会保障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的传导机理,其净效应取决于促进与抑制作用的相对大小。本文将采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微观调研数据对我国社会保障与农村居民消费之间的数量关系展开实证检验。考虑到已公开发布的CGSS家户调查数据最新一期为2017年,但该期数据中没有“社会保障满意度”这一指标,为满足研究需求,我们选择了(CGSS)2015年的家户调查数据。

四、实证检验与结果解释

(一)变量设置与数据来源

1.变量设置

以西方经典消费需求理论和上述影响机理的分析为基础,结合我国农村社会保障的发展实际,本着重要性和可获得性等原则,设置以下变量进行分析,见表1。

表1 研究变量的设置

对于被解释变量农村居民消费,以农村居民消费支出来度量。对于解释变量社会保障,根据不同的研究需要,将分别选取不同的度量指标。在整体层面的研究上,将以“社会保障满意度”作为度量指标,以考察社会保障制度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在细分层面的研究上,即考察不同的社会保障项目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将以“是否参加农村基本养老保险、是否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作为度量指标。经过几十年的改革与发展,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取得了较为显著的发展,初步形成了以社会保险为主、高覆盖的社会保障体系,而在各种社会保障项目中,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覆盖率、影响力排在前两位[33]。并且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重、“空巢老人”的增加,这两类保险的需求量也在不断加大。因此,分析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两个社会保障项目的影响兼具重要性和代表性。

除核心变量外,本文还控制了其他可能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的因素:居民可支配收入、年龄和受教育年限等。居民收入是影响其消费的首要因素。根据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较短时间内,居民的消费支出水平与现期收入水平呈正相关,并且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与收入水平负相关。根据实际经验,相比于中老年人,青年人具有更高的消费倾向;随着受教育年限的提高,消费逐渐趋于理性并愈加稳定。相关控制变量的影响将由实证结果检验。

2.数据来源及处理

研究数据来源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5年数据。该项目由中国人民大学发起组织,是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综合性、连续性的大型社会调查。调查涉及收入和消费、社会保障、健康、生育意向、子女数量以及受访者的个人信息,如性别、教育、年龄、民族、婚姻等多项指标。2015年CGSS在结合历年调查经验的基础上,采取分层多阶段不等概率抽样方法,对全国上百个市(县)、上千个居(村)民委员会、上万户家庭中的个人进行调查。文章根据研究目的,选取调查中有关消费、收入、年龄、受教育年限、社会保障满意度和是否参加社会保障等相关指标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根据选定的变量指标,剔除与研究无关、无回答和无效回答的样本,文章共选出1027个农村居民样本,所有变量和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如表2所示。

表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从样本特征来看,全部被访者的平均年龄在51岁左右,平均消费支出与平均可支配年收入分别为7847.67元和11317.89元,与国家宏观统计数据中分别为8382.6元和10488.9元②比较接近;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的参保率分别为69%和94%,与全国范围内分别为74%和98%③的参保率也比较接近。可以看出,样本数据与国家宏观统计数据具有较高的吻合度,样本的代表性较好。

(二)实证分析

1.实证一:基于“社会保障满意度”指标的整体层面的分析

“社会保障满意度”是居民对整个社会保障体系的综合评价,涵盖了社会保障覆盖面、缴费水平、补助标准、服务质量以及调整居民对未来的不确定性预期等多个方面对居民消费的影响。表3是对样本中“社会保障满意度”这一指标的JB正态性检验结果:均值70.501分,满意度总体不高;标准差18.348分,满意度分布的离散程度较大,即居民对社会保障体系主观评价的差异较大;峰度4.032>3,表明满意度两端分布占比较大,即对社会保障体系很满意和不满意的人群占有较大比例;JB正态性检验P值0.000<0.005,偏度为-0.839,表明满意度为左偏分布。

表3 农村居民“社会保障满意度”的JB正态性检验结果

图2是非参数核密度方法估计出的社会保障满意度分布。可见,与JB正态性检验的结果相一致:满意度成左偏分布,80分左右的评价最多且两端分布占有较大比例。此外,由样本数据计算可得,我国东部省份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满意度均值为72.3分,中部省份的均值为69.5分,西部省份的均值为70.1分。中西部省份的社会保障满意度略微偏低。

图2 农村居民“社会保障满意度”分布

为定量分析社会保障满意度与农村居民消费的关系,现构建如下模型:

lncons=c+α1lnincome+α2lnsati+

α3lnage+α4lnedu+ε

(1)

其中,lncons、lnincome、lnsati、lnage和lnedu分别表示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可支配年收入、社会保障满意度、年龄以及受教育年限的对数。α1、α2、α3、α4分别表示各变量的参数估计系数;c为截距项;ε为服从正态分布的随机误差项。对变量进行对数变换,主要是为了减少模型中多重共线性的影响。同时,鉴于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呈右偏分布,现构建以下分位数回归模型分析在不同消费层次上,社会保障满意度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

Qτ{lncons|lnincome,lnsati,lnage,lnedu}=Qτ,0+

Qτ,1lnincome+Qτ,2lnsati+Qτ,3lnage++Qτ,4lnedu+ε

(2)

其中,Qτ{lncons|lnincome、lnsati、lnage和lnedu}表示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在第τ(τ=0.1～0.9)个分位数上的对数值;lnincome、lnsati、lnage、lnedu的含义与式(1)相同;Qτ,0、Qτ,1、Qτ,2、Qτ,3、Qτ,4分别表示各变量参数估计的分位系数;为服从正态分布的随机误差项。

对模型在不同分位点上进行回归后得到如表4所示的结果。

表4 社会保障满意度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的回归结果

如表4所示:总体上,社会保障满意度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对农村居民消费存在正向影响,影响系数为0.273,影响程度不高;分不同消费层次来看,在0.1～0.8分位点上,社会保障满意度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且随着消费层次的提高,影响程度逐渐降低。其中,在0.1～0.6分位点上,影响系数均大于OLS回归系数,这表明相比于高消费层次的农村居民而言,社会保障满意度对中低消费层次农村居民的消费支出影响更大,因而提高这类人群的社会保障满意度能在更大程度上促进整个社会的消费。出现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在于高消费层次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相对较高,对社会保障的需求并没有那么强烈。而中低消费层次农村居民的收入相对有限,对未来的不确定性预期更强。特别是部分低消费层次的农村居民对社会保障的需求仍处于维持生计的阶段,对这类人群而言,社会保障的收入分配效应和预防性储蓄效应更为明显。尤其表现在,中低消费层次的农村居民对最低生活保障和教育培训等社会救助及社会福利项目需求度高,通过提高补助标准、扩大保障覆盖面等途径来提高他们对这些项目的满意度,能在很大程度上促进其消费。这也为加快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以提振农村消费提供了着力点与侧重点。

此外,由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收入仍是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的首要因素,且对中低消费层次农村居民的影响更大,这表明我国农村居民的消费行为符合凯恩斯关于边际消费倾向的论断:边际消费倾向随收入的增加而降低。这与李鹏和曾光的实证分析结论相一致[34]。年龄对农村居民的消费存在着显著的负向影响,且对中低消费层次居民的影响更大,这与实际经验比较吻合。受教育年限对中低消费层次农村居民的消费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高消费层次农村居民的影响并不明显,并且其边际影响随着消费水平的提高而降低。这一结论与刘子兰等的研究相一致[35]。

2.实证二:基于“不同的社会保障项目”的细分层面的分析

实证一从“社会保障满意度”这一整体层面研究了当前社会保障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实证二将研究进一步深入,区分不同的社会保障项目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具体而言引入了“是否参加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和“是否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两个虚拟变量,并构建如下模型:

lncons=c+β1lnincome+β2medicare+β3endowment+

β4lnage+β5lnedu+εlnage、lnedu

(3)

其中,lncons、lnincome、lnage、lnedu的含义与式(1)相同;medicare、endowment为虚拟变量,分别表示有无医疗保险和有无养老保险;c为截距项;ε为服从正态分布的随机误差项;β1、β2、β3、β4、β5分别表示各变量的参数估计系数。

运用最小二乘法(OLS)估计后得到表5所示结果。

表5 不同社会保障项目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的OLS回归结果

由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不同的社会保障项目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不同:有无医疗保险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并不显著,而有无养老保险对农村居民消费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主要缘于两类社会保障项目内容与性质的差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旨在为农村居民提供医疗服务方面的保障,是一种支出补偿性收入[36],需以一定的医疗支出为前提。在医疗保险发挥作用的情况下,农民的净收入并未增加,因为就医的农民事先已支付了医疗费用,医疗保险只是给予一定比例的报销补偿。所以,医疗保险能否促进农村居民消费主要取决于其是否能有效发挥预防性储蓄的作用,即能否有效缓解农村居民对未来支出的不确定性预期。从实际情况来看,当前我国医疗保险普遍存在补偿标准低、不及时、手续复杂等问题。尤其是异地医保统筹尚未全面实现,加大了异地就医和报销等的难度。此外,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以大病统筹为主,小病支出仍由个人负担。保障范围的不全面进一步弱化了其保障功能,并凸显出缴费压力。因而,医疗保险的最终影响在模型回归结果上表现为对农村居民消费成微弱的抑制作用,但这一作用并不显著。与此不同的是,农村基本养老保险是达到一定的年龄界限时就可获得的确定性收入,是直接的现金补偿,并且养老保险金可自由支配使用。因而,养老保险稳定预期的作用更为明显,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居民的当前消费。

此外,在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的控制变量中:可支配收入对居民消费呈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影响程度最高。年龄对农村居民消费存在着显著的负向影响,表明随着年龄的增长,居民的消费愈加谨慎。受教育年限对农村居民消费存在着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随着教育层次的提高,居民的消费水平也逐步提高。

OLS回归反映了各变量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平均影响,以下将采用分位数回归方法进一步分析在不同消费层次上,不同的社会保障项目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图3是根据样本数据,采用非参数核密度方法估计出的无养老保险和有养老保险的农村居民的消费分布图,两者之间呈现出显著的差异:无养老保险的农村居民消费的峰度较高,表明其消费支出集中在5000元左右,且大额支出较少;有养老保险的农村居民消费的尾部较厚,表明这一类居民的高消费支出更多。图4反映的是不同分位点下,有、无养老保险的农村居民消费情况的对比。可见,在低分位点,即低消费层次上,有、无养老保险的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相差不大。而在中高分位点(即中高消费层次)上,有养老保险的农村居民的消费支出要明显高于无养老保险的农村居民。

图3 有、无养老保险农村居民的消费支出

图4 不同分位数下有、无养老保险农村居民的消费支出

对此,构建如下分位数回归模型:

Qτ{lncons|lnincome,medicare,endowment,lnage,lnedu}=

(4)

表6是农村居民消费的分位数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各消费层次上医疗保险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均不显著,这一结果与表5中的OLS回归结果基本吻合。养老保险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对中高消费层次农村居民的消费有正向影响,而对低消费层次居民的消费影响并不显著。其可能的原因在于低消费层次的农村居民属于生存型消费者,受购买能力限制,其绝大部分消费都用于购买维持生存的必需品。即使在获得养老保险的情况下,他们当前的购买能力并没有得到有效提高。加上受到一直以来谨慎的消费习惯的影响,社会保障的收入分配效应等并不明显,养老保险的获得并不能显著刺激额外消费;而中高消费层次的农村居民属于发展型消费者,购买能力相对较高,养老保险的获得能降低其对未来的不确定性预期,这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预防性储蓄。于是,中高消费层次的农村居民有增加消费数量,尤其是提升消费结构的能力与动力,在模型回归结果上表现为养老保险对其消费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此外,收入对数等控制变量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与表4结果基本吻合。

表6 不同社会保障项目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的分位数回归结果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社会保障体系作为社会的“安全网”和“稳定器”,对调节收入分配、降低居民对未来的不确定性预期等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在现阶段经济形势不稳定性不确定性较强的情况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是提振居民消费从而推动国内大循环的重要方向。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当前我国农村居民对社会保障的满意度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且社会保障对居民消费有促进作用,但总体上作用不强。相比于高消费层次的农村居民,社会保障对中低消费层次农村居民的消费促进作用更大。另一方面,不同的社会保障项目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不同。具体而言,医疗保险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并不明显,而养老保险对居民消费则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相比于低消费层次的居民,养老保险对中高消费层次居民的消费促进作用更大。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从提振农村居民消费的角度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提高农村居民对社会保障的满意度,重点解决好满意度差距大、不平衡的问题。具体而言,要加大农村社会保障政策向中西部地区的倾斜。与东部地区相比,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的消费层次较低,因而社会保障满意度对消费支出的影响更大。并且,该地区社会保障满意度偏低,提升空间更大。对此,可适当加大农村社会保障政策向中西部地区的倾斜。鉴于农村社会保障的准公共品性质,对于最低生活保障等纯公共品及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准公共品的供给,中央政府既要承担起制度设计及制度实施的责任,更要加大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

第二,进一步提高农村养老保险的覆盖率,并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建立养老金的动态调整机制。根据文中的实证分析结果,养老保险对农村居民消费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截至2018年,我国农村养老保险覆盖率为82.64%[37],离实现全覆盖仍有较大的距离。对此,政府需要进一步提升养老保险在农村地区的覆盖率,同时,财政需要增加养老金额度,逐步构建养老金动态调整机制,缩小受益不均等。此外,在满足农村老年人基本经济需求的前提下,要充分发挥社会养老保险的主观福利效应,适当提升养老金发放标准,以切实增强老年人的获得感并提升年轻人对未来的收入预期,从而促进其消费。

第三,加快推进农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实证结果表明,当前我国农村医疗保险对居民消费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根据对其原因的分析,可以从以下方面推动医疗保险制度改革:一是加快推动从“大病统筹为主”向“大病小病兼顾”的转变,扩大保障范围。同时,进一步强化医保制度的福利性特征,使制度参与者获得更多的“好处”,尽可能减少制度因素对参保人受益空间的挤压。具体措施上,可以在保持医保基金收支平衡的前提下,优化补偿模式,如降低起付线,提高封顶线,增加补偿比例等。二是加快推进异地医保统筹。在异地医保联网结算持续推进的同时,既要不断破解技术壁垒,也要继续攻克管理难题,重点做好参保人员流动管理、异地医保基金安全保障、统筹地区政策标准差异、提高网络信息化解决能力和医保管理人员政策解读水平等工作。

注释：

① 稳定预期渠道:当居民对社会保障的满意度较高时,其对未来收入和支出的不确定性下降、对未来更有信心,因而更敢于在当前消费。反之,亦然。

② 数据来源于2015年《中国统计年鉴》。

③ 数据根据2015年《中国统计年鉴》和2014年《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中相关数据计算而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