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超, 毛戈辉

(三峡大学 民族学院, 湖北 宜昌 443002)

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的需要。2021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再次强调“必须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在理想、信念、情感、文化上的团结统一,守望相助、手足情深”。由此,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成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重要指导方针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重要理念。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从古至今都有交往交流交融的现象,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正是各民族在漫长历史时期交往交流交融的体现。当下,深入研究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有助于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夯实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基础。

多民族交汇的鄂西南地区是透视交往交流交融历史的典型和关键区域,其地处三峡腹地,主要包括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和宜昌市,属于云贵高原与东部低山丘陵的过渡区域,历史上是西南民族地区与中原地区往来的重要交通孔道。区域内汉、土家、苗、侗等多民族的往来活动蕴含了丰富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信息,促进了多民族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的经济联系,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社会文化生活面貌,承载着多民族的共同历史记忆。因此,挖掘、保护、传承该区域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有助于深化区域内多民族成员对共同历史记忆的认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一、鄂西南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的价值

历史上,鄂西南地区各民族长期相互交往、相互影响、相互融合,共同对区域的开发和社会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促进了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因而,研究鄂西南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对当地民族关系的建立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和实践参考价值。

1.历史价值

鄂西南地区孕育了生活在这里的汉、土家、苗、侗等各民族,他们共同创造了区域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并且始终与周边及中原地区保持着密切的交往、交流、交融。从考古发现与史书记载的双重视角,系统地挖掘、整理与研究鄂西南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所蕴含的丰富历史文化资源,不仅能提升对区域历史文化的认知和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力度,而且能为区域打造特色文化线路和产业发展等提供资料和学理支持,更重要的是为当下乡村振兴时代背景下制定更加科学合理的区域民族发展政策提供历史经验的借鉴。

2.经济价值

历史上,鄂西南地区是重要交通孔道,区域内多民族的商贸交往塑造了区域内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面貌,带动了区域与外界的交往交流交融。自改土归流以来,极大地便利和推动了各民族的经济交往,也为更广领域、更深层次的民族交流交融创造了条件。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加快民族地区的发展,“支持资源型地区经济转型发展”,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让各民族在广泛交融互动中互利共赢、互惠互补、协同发展,并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当下,强化区域内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资源的挖掘,有助于推动区域商业贸易的复兴与转型升级,促进区域民族经济的协调发展及其与世界的联系。

3.和谐价值

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关键是要正确认识交融问题和处理好各民族之间的共同性与差异性。在尊重历史和客观实际的基础上,既不断增进各民族的共同性,也保护好各民族之间合理的差异性,始终坚持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方向,循序渐进地引导各民族差异性向共同性的转化。鄂西南地区各民族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与互动,他们在交往中,既保留了自身多样性,又彼此相互吸收了多元文化和生产生活方式,并深深地融入了日常生活之中。因此,加大对鄂西南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的研究,积极营造区域各民族共建共享共融的社会条件,不断增进各民族的共同性,对当下维护民族和谐团结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4.精神价值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一种互补互融的状态,同时也是一个历史的过程。一方面,中华民族从民族自在、民族自觉到民族自为的发展历程,蕴含了丰富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奠定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发展格局;另一方面,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是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要途径。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鄂西南地区各民族在血缘、语言和文化等方面有着密切的联系,这种族际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体现了区域历史文化与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同构性与共生性。新时代,挖掘和深化各民族的共同历史记忆,有助于增强中华民族历史认同、彰显中华民族精神,进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二、鄂西南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进程

1.肇始阶段(远古至先秦时期)

早在远古时期鄂西南地区就有人类活动遗址遗迹,据同治《长阳县志》记载,长阳县老鸦岭曾发现大量远古脊椎动物化石[1]609-610。1956年,长阳县大堰乡钟家湾村更是发现了属于旧石器时代中期人类的“长阳人”化石,距今约19.5万年,同时发掘出土的还有象、猪、竹鼠、古豺、大熊猫、鬣狗、东方剑齿象、巨貘、虎、獾、鹿、牛、中国犀等大批南方常见的古脊椎动物化石。“长阳人”遗址的发现,证明了该区域是中华民族祖先早期的活动地区之一[2]2。新石器时代,大溪文化、柳林溪、东门头等遗址发现的各类遗存,表明了此时区域内人们生活和思想水平已达到一定的高度,而且很大程度上已形成原始部落的族群意识。在我国古代的典籍文献中,将由这些远古时期人类发展起来的族群统称为“蛮”“夷”“蛮夷”,又因其居于中原地区华夏族以南,亦被称为“南蛮”“南夷”[2]31。至先秦时期,鄂西南地区属于巴、楚文化相交的地带。随着巴、楚等民族长时期的迁徙移民、碰撞冲突、频繁交往交流,开启了鄂西南各民族融合的进程。

2.初步发展阶段(秦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

秦汉时期,鄂西南地区开始被纳入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版图,中央王朝对区域内的“楚人”“巴郡南郡蛮”“武陵蛮”等众多族群主要是采用羁縻政策与“蛮夷道”进行治理,区域与中原地区交往融合进程逐步加强。魏晋南北朝时期,区域内“建平夷”“天门蛮”“峡中蛮”“信州蛮”等少数民族逐渐强大并与中原王朝交往频繁。公元573年,北周在平定“信州蛮”后,“酋长向邹四人相率内附,置施州”[3]836。施州的设置,行政级别高于前代在此设立的“县”“道”等,充分体现了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逐渐加强的发展趋势。尤其是在鄂西南的边界地区,人口迁徙和人员交往频繁,“多杂蛮左,其与夏人杂居者,则与诸华不别”[4]897,极大地推动了各民族的融合。

3.快速发展阶段(隋唐宋时期)

隋唐时期,鄂西南地区主要生活着“蜑人”“峡中蛮”“清江蛮”等少数民族族群。两宋时期,区域内各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施州及其南部的高州、顺州、保顺州、富州等羁縻州。这一时期,中央王朝主要是沿用羁縻治理政策,对区域族群社会的影响表现为:其一,多民族政权更迭和民族融合加深进一步推动了施州的治理与开发,施州逐渐发展成为鄂西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奠定了当下鄂西南少数民族聚居的格局;其二,“贡赐”贸易、“入粟实边”“以粟易盐”和博易场互市等交往活动带动了鄂西南地区各民族与中央王朝之间多层次的互动,增进了中华民族的共同性;其三,鄂西南地区土地广为开发,人口急速增加,各民族的融合推动了区域风俗的巨变,“施州风土,大类长沙,论文学则驳骚大国风”[5]149。

4.缓慢发展阶段(土司制度时期)

鄂西土司制度形成于元,盛于明,衰于清中叶。它既是一种政治制度,也是一种经济制度,在维护国家统一和地方稳定,推动区域各少数民族社会经济发展,沟通边疆与内地的联系,促进各民族文化交融,保卫国家领土完整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鄂西土司按制承袭、进贡“方物”、劝课农桑、推广儒学、征召平叛,遵循“有相仇者疏上,听命于天子”[6]1855的惯例,中央王朝采用土流并治、回赐金帛、征收赋税等措施进行有效治理,在多元化的交流互动中极大地增进了双方之间的认同感。这一阶段,鄂西南地区经历了从全封闭到半开放的过程,从互相隔离、较少往来到团结互助共同开疆拓土,逐步走向融合,形成了“施州卫孤悬万山之中,与川、湖交接,番、汉杂处”[7]的格局,“其风纯朴,民杂夷獠,犹近华风”[8]2963。这充分体现了各民族的共同繁荣与发展始终是历史发展的主流。但到了后期,随着时局的变迁和土司自身的发展变化,其造成民族隔阂,阻碍社会经济发展,不利于国家统一,成为了区域各族社会发展的障碍。

5.飞速发展阶段(改土归流至民国时期)

1732年,清王朝通过恩威并施、区别对待等较为和平的方式在鄂西南地区开始实行改土归流,彻底地废除了区域内的众多土司,各民族被纳入直接的国家治理,“蛮不出境,汉不入峒”[9]387的禁令被打破,极大地解放了区域内的社会生产力和人们的思想,加速了汉族地区的人员、物品、生产技术的输入与传播,汉、土家、苗等各民族交往交流日益频繁,出现了“州民客、土杂处”[10]381的民族交融局面,促进了社会经济特别是商品经济以及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冲击了传统的道德观与价值观,“世情风气之变”[11]92,推动了区域从相对孤立封闭的“化外之地”向连接西南与中原的“内陆腹地”的转变。而且,随着宜昌的开埠,在国际市场需求的带动下,鄂西南地区大量桐油、茶叶、生漆、棕榈、药材等土特产品外运,同时带回食盐、布匹、洋货等生活物品,一来一往的商业贸易活动中,带动了区域内外物品、人员、技艺和思想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并且融入了中国近现代进程和近代经济全球化的世界体系之中,区域商业贸易开始走向世界市场。其中,鄂西地区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宜红茶”品牌,其发展的过程体现了区域社会与世界市场之间的联动效应,是多民族区域社会与外界交往交流交融的一个缩影[12]。

6.深度互嵌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辟了区域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民族平等的民族政策和多民族平等合作的治理体系,呈现出历史上空前的民族合作图景,民族的团结与进步也促使这一地区各民族之间关系更加紧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断走向深入,在政治、经济、文化、语言、族际交友与通婚等各个方面都有着深度互嵌,各民族人民共生依存、共同发展。建国初期,民族识别和民族成分的认定为鄂西南地区各民族发展奠定了政治、人口和政策基础,民族自治的意愿初步显现。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改革开放”国策的实施,鄂西南地区开始了稳步发展的征途。民族自治州、县的设立及多民族平等合作的治理体系更加促进了这一片区民族事业的发展和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13]19。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在各级政府的扶持和各民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下,鄂西南地区各族人民共同开拓出了具有区域特色的发展路线,民族之间的深度融合互嵌,总结出了值得推广的重要经验,民族关系的和睦,各民族互嵌发展拥有完备的法制保障,脱贫攻坚成功发展,经济与文化事业繁荣发展,民族团结和进步事业全面推进。总之,多民族共同开发与生活的鄂西南地区在这一时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综上,纵观鄂西南地区的历史,都不同程度地体现出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其交往交流范围由小到大、频率由低到高、程度由浅入深。而这一进程是多元一体中华民族形成历史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历史上鄂西南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实践路径

鄂西南地区各民族的兴衰过程展现了民族融合的进程,通过族际流动、商贸交往、文化交融和碰撞冲突等多种形式的互动往来,各民族之间的联系日益扩大化和纵深化,最终构成了互存互补、共融共享的关系。

1.族际流动

族际人员流动是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首要条件,鄂西南地区一直和周边区域及中原王朝有着密切的联系,每个历史阶段都有一定数量因生计、战乱等因素带来的族际人员流动。

先秦时期,鄂西南地区内就有巴人、楚人和“三苗”等族群的迁徙繁衍、交往互动历史记载。秦汉时期,“蛮”“汉”因争夺生计资源发生冲突,中央王朝采用迁徙的方式解决纠纷。《后汉书·南蛮列传》载:“至建武二十三年(47年),南郡潳山蛮雷迁等始反叛,寇掠百姓,遣武威将军刘尚将万人余讨破之。徙其种人七千余口置江夏界中,今沔中蛮是也。”[14]2841魏晋南北朝时期,受长期的动荡局势和战乱的影响,大批流民内迁入山躲避。隋唐宋时期,国家统一安定背景下,募民屯田开发区域,导致移民数量剧增。元代,鄂西南地区的移民主要是因战争随军迁徙而来的军事移民、屯垦移民和躲避战乱的流民,蒙古族、回族开始在此定居。明代,鄂西南地区主要是卫所移民和“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大迁徙。清初,吴三桂作乱时期,百姓遭到掳掠杀戮,四处逃藏,受害者无数,至今鄂西南民间还广泛流传着“吴三桂造反,赶尽杀绝”的传说。清雍正末年改土归流后,内地移民和外国人士纷纷涌入地广人稀的土司区域,从事垦牧、经商等活动,引发了区域内外和跨国际的人际流动,掀起了移民的高潮。《鹤峰州志续》记载:“邑自丙子年广商林紫宸来州(鹤峰州)采办红茶。泰和合、谦慎安两号设庄本城五里坪,办运红茶载至汉口兑易,洋人称为高品”[15]421。在这股移民浪潮之中,有一批苗族、侗族和白族移入鄂西南地区土家族聚居区内,在众多的土家族村寨中或邻近周围的地方,形成部分苗寨和少量侗寨[16]15-16。民国时期,成批的外籍人进山谋生,本籍人离境逃荒,流落死难他乡者亦不少。尤以抗日战争时期,来自沦陷区的大批难民涌入鄂西,区域内人口剧增,当时的五峰县渔洋关镇即有“小汉口”之称,不少人在此定居;同时,由于兵乱频繁,有不少人由东迁西,从小山潜入大荒进入原土司辖区,或投亲靠友,或住洞卧棚,垦荒度日,以躲避兵役官差,久之亦成当地居民。以五峰土家族自治县为例,改土归流前,土家族强宗大姓主要有五峰安抚司张氏、容美宣慰司田氏、水浕安抚司唐氏、石梁安抚司唐氏、长茅关指挥使司覃氏及湾潭、麦庄土民向氏、傅氏、柳氏等,定居历史较为久远的有红渔蹇氏、雷氏等,多为汉唐至宋元之际,由川东诸地迁徙入境,有的固属本地土著。从元末至清初,亦有部分外籍汉民进入土司区,在土民影响下,或因通婚、赡继等关系同化为土家族。改土归流后,随着大批汉人进山,形成明显的“土家”“客家”之分,“土家”遂作为族称而出现[17]100-101。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鄂西南地区各民族的族际人员流动更加频繁,区域内部及内外之间交往交流交融日益密切。由此,鄂西南地区逐渐形成了汉、土家、苗、侗、蒙古、回、白等多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格局。

2.商贸交往

鄂西南地区为少数民族聚居区,虽被专制统治者视为“边墙”地区,但很早就有商贸活动,主要表现为商贸税收、贡赐贸易、“博易场”和“夷市”等活动,对促进区域多民族物资流通与贸易具有重要意义。尽管在相对封闭的土司制度时期,商贸活动依然存在,官方的贡赐贸易和民间的以物易物一直在延续。直至近代,鄂西南地区才开始逐渐融入国家近代化体系并走向世界。世界市场的需求带动了鄂西南地区茶叶、桐油、药材、土特产品等外销贸易的兴起,但随着市场与时局因素的变化,区域茶叶贸易在外销与内销的徘徊中曲折发展,既与世界市场的变化息息相关,又体现出中国近代化的历程和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尝试,尤其是抗战时期,鄂西南地区茶叶贸易被纳入战时经济轨道,成为出口获取外汇的重要物资之一。以区域独特的近代宜红茶贸易为例,以茶为媒,直接或间接影响了鄂西区域社会面貌,奠定了区域茶业社会格局,带动了区域商业贸易发展,促进了区域集镇化。近代鄂西茶业的曲折发展历程,体现了传统商业在近代全球化潮流中的适应能力,而茶叶贸易的发展塑造了区域经济社会生活面貌,与区域社会形成了一种共生互动的关系[18]。

总之,鄂西南地区的商业贸易连接着区域内外的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互动交流,反映了商贸交往的历史发展状况、区域的近代化进程,体现了区域与外界交往交流交融内容的深化和范围的拓展。

3.文化交融

历史上,鄂西南地区各民族的交往交流活动带动了区域内各民族内部及与外界之间的文化交流。各族人民在共同开发鄂西南地区的过程中,少数民族学到了汉族先进的农耕、手工业等技术与知识,汉族也从少数民族中学到了烧畲、轮种、沤肥、培育桐树茶树和从事山区其他农副业的丰富经验。汉族手工业者授徒兼及土民,土民蜡染、纺织技术也被汉族吸收。汉族文人将汉族典籍如《三国演义》《水浒传》《桃花扇》等带入民族地区,逐渐在鄂西南地区流传,有的被土家族、苗族人民加以改造而彰显区域特色。改土归流后,区域内的山歌、民歌风行于世,戏曲以堂戏、柳子戏等最为流行,曲艺有“满堂音”“吹锣鼓”“南曲”等,各种文艺形式和内容不断推陈出新,广泛流传。诸多类似的一来一往的交流互动过程中,推动了“地方性知识”的对外传播,促进了外来文化的传入,带动了区域内外物品、人员、技艺和思想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因此,鄂西南地区各族人民长期交往交流,不仅生产活动中互通有无,取长补短;生活需求上互助互济彼此照料,且联姻结戚者与日俱增,以致文化礼教相互感染,习俗信仰潜移默化,思想感情日趋融洽,而且每遇关键时期,更能充分体现中华民族团结精神。

总之,鄂西南地区各民族通过儒学教育、族际通婚、“物”的流动等多元化形式的交往交流活动,带动了区域内各民族内部及与外界之间在文学艺术、生产技术、生活知识、风俗习惯等文化方面的深度交融互动。

4.碰撞冲突

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不同族群间的碰撞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历史上,鄂西南地区虽然存在着较多“蛮叛”“仇杀”“构怨兴兵,彼此杀掠,习以为常”[11]201的记载,但总体看来,碰撞冲突从侧面加深了双方之间的了解,是最终走向融合的特殊阶段,相互沟通、交流、理解、融合才是历史发展的主流。清雍正三年(1725年)秋,在容美土司与长阳县交界地区,为解决土汉间田土权属所立的“汉土疆界碑”就起到了警示争议双方并维持“汉、土相安”的重要作用。因此,碰撞冲突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一种矛盾表现形式。面对难以避免的碰撞冲突,我们应该坚持“和而不同”的原则,以平等互助作为交往交流的准则,以多元共存作为历史发展的目标。

四、新时代促进鄂西南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工作的建议

新时代,在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依法治理的原则下,重新审视鄂西南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以史为鉴,为我们当下进一步做好民族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借鉴。

1.挖掘鄂西南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加大宣传的力度,讲好典型故事,弘扬民族团结精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区域内“长阳人”、土司城、“汉土疆界碑”等遗址遗迹,《田氏族谱》《容美纪游》等文献史料以及昭君故事、屈原文学、戏曲艺术等都承载着重要的交往交流交融历史信息,通过这些历史文化资源的挖掘,广泛开展科普、展会、联谊会、节庆文艺、慰问走访等多种形式的特色创建活动,充分利用传统媒体和网络新媒体进行活动宣传教育,向大众普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丰富内容,形成全社会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弘扬民族团结精神,在日常生活中促进人们的思想进步、观念转变和行为自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切实解决现实民生问题,为多民族交错杂居、共同生活提供有利的保障条件。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鄂西南地区一直属于相对落后地区,因而加大区域道路交通、水利工程、邮电通讯、楼房建筑等基础设施建设力度,着力发展学校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事业,切实解决上学、就业等民生热点问题,有助于不断改善各族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营造良好的经商、务工、就业、求学、定居、通婚等活动条件和生活环境,拓展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广度和深度。同时,在大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基础上,以“商”为媒,带动各民族互惠互利经济的发展,坚持把实现各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共同发展作为解决矛盾冲突的根本途径,加大对外开放力度,给予政策福利优惠,吸引有实力的企业前来投资,鼓励有竞争力的企业“走出去”,进一步深化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延续并超越区域近代以来全球化的发展历史,营造更加和谐的共有家园和发展共同体。

3.依托生态环境优势,发展文旅融合特色产业,推动区域经济转型发展。鄂西南地区拥有丰富的生态资源和大量的民族特色村寨,多民族在此繁衍生存留下了众多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历史文化遗产。在当前鄂西南地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推动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背景下,以区域自然地理条件为基础,以民族特色村寨建设为中心,融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文化的元素,大力发展文旅融合产业,实施集中连片保护模式,广泛吸引社会资本参与,打造“鄂西南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主题游览线路”,加快区域经济转型,助力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尤其是注重屈原、昭君、土司、宜红茶等区域独特的多民族共创共建文化符号的打造与升级,推动文旅融合特色产业的发展,吸引外来游客深度体验地方文化,改善当地人的生计方式,带动区域内外经济社会交流与发展,促进多民族共享共融社会的形成。

4.构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体系,形成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鄂西南地区模式”。鉴于当下民族地区开发的严重同质化,鄂西南地区发展必须统筹规划顶层设计,依据区域交往交流交融历史基础构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政策体系。一是以现实问题为导向,开展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多视角学术研究,加强政府、高校、社会三者之间的交流,加强调研指导和理论基础研究,形成区域共识并落实相关具体政策;二是在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原则下,循序渐进地构建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尤其是提升对流动人口的服务管理;三是建立集文创经济、住宿餐饮、学术研究、研学团建等多功能于一体的产学研用合作示范基地,打造成区域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前沿阵地,合理布局,以点促面,带动全域。由此,积极构建和探索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鄂西南地区模式”。

总之,交往交流是多民族地区居民生存和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多民族融合的起点,从长时段的视角审思鄂西南地区汉、土家、苗、侗等民族的形成过程,始终伴随着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鄂西南地区各民族通过族际流动、商贸交往、文化交融、碰撞冲突等形式,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等方面相互交流、相互吸收、相互依存,促进了各民族的共同进步与发展,形成了该地区的统一多民族格局。由此可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三者之间是相互依存、互补互促的关系:民族交往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形式,各民族之间的人员流动、商贸往来是交流交融的基础,形成了区域内外广泛的直接与间接交往;民族交流是交往内容程度的深化和拓展,各民族之间随着交流的不断加强,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领域形成了全面的互惠互利共生关系;民族交融是各民族在长期的交往交流历史过程中所形成的相对稳定的深度共融状态,是民族交往交流的本质要求与最终目的。当下,从宏观和动态的视域下来审视鄂西南地区交往交流交融历史,深入挖掘和高度凝练区域内的历史文化价值,不仅有利于区域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而且有助于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