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小军, 吉琳

(暨南大学 文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32)

吃穿用度是世情小说描写的主要对象,而饮食男女又是《金瓶梅词话》①的核心内容,目前学界在《金瓶梅》的饮食方面已有不少研究成果②,但对饮食叙事的时空特征则缺少关注。因此,本文在梳理相关饮食情节的基础上,从饮食物象的时令性、地域性及场景等方面对《金瓶梅》饮食叙事的时空特征进行考探,以期确立《金瓶梅》在世情小说发展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一、《金瓶梅词话》饮食叙事的时间特征

传统饮食讲究顺应自然,依时而变,以鲜美为主要特征。在交通运输不发达的时代,鲜美食物的获取不仅受到地理距离的制约,还要受到四时节令的影响。《金瓶梅》饮食叙事的时间特性主要体现在对鲜美食物的获取和享用上。以鲥鱼为例,鲥鱼产于长江中下游一带,出水后易腐烂,储藏、运输成本极高,富室大户对鲥鱼的追捧可以说是当时奢侈性消费现象的突出表现。清代洪亮吉有诗曰:“鲥鱼上市值万钱,山笋转嫩樱桃鲜”[1]677,其珍贵程度可见一斑。这一饮食物象在小说中共出现四次,以第五十二回黄四向西门庆送礼为例,文中强调黄四家所赠鲥鱼为“冰湃的大鲥鱼”,突出其储存及运输手段——以冰船运输,每经过一处冰窖都要进行换冰处理,人力物力消耗极大。如果说腌制的糟鲥鱼已是鱼中上品,那么鲜鲥鱼更是宝中之宝。从出产时间来看,鲥鱼主要产于四月前后,明代河工专著《河防一览》有载:“冰鲜鲥鱼例在五月初旬采完”[2]456、“嘉靖年间,五月已有鲥鱼到京,且既称鲜品,尤宜早进”[2]457、“至于以后年份,鲥鱼鲜船定限五月初头发行”[2]457,可见最早一批鲥鱼从江南地区出产到贡船始发,一般是在三月到五月间进行,最早五月抵达京城。结合上下文可知,这一事件的发生时间应是四月底,身处山东的西门庆能在此时收到此物,足以说明其交友层级之高、经济能力之突出。送礼讲究投其所好,送礼者对礼物的选择是收礼者喜好与需求的直接表现,这是西门庆在物质层面的享乐欲望的彰显。另一方面,出于功利主义,收礼者的身份地位、社会关系以及个人资源是影响送礼者进行礼品采选的重要因素,从黄四等人在以鲥鱼为代表的时鲜礼品的选择上也可以看出西门庆社会地位的提高与商业经营版图的扩大。

黄四所赠礼品中,除了鲥鱼外,还有枇杷果、鲜荸荠、鲜乌菱,同样也是《金瓶梅》中经常出现的鲜果小菜,与鲥鱼类似,都是南方地区常见的物产。伯爵见后说道:“好东西儿!他不知那里剜的送来?我且尝个儿着。”并且挝了好几个,再递与谢希大,还说道:“还有活到老死,还不知此物甚么东西儿哩!”从应伯爵的反应中也不难看出,这些食物必定都是品质优良、口味极好的佳品,展现了西门庆家对食物品相、质量的挑剔要求以及迎来送往的人情体验。再如第二十七回西门庆与潘金莲在葡萄架下吃酒投壶,饮葡萄酒,配八槅细巧果菜:“……一槅鲜莲子儿,一槅新核桃穰儿,一槅鲜菱角,一槅鲜荸荠。”三伏天享用冰盘是当时富贵人家一种十分普遍的消暑方式,先食冰果降温,再享用热菜。从产地及出产时间看,莲为水生植物,生于浅水,南北皆可栽培,莲子采摘季节为夏季,六、七月左右,《食物本草》载:“花褪,莲房成菂,菂在房,如蜂子窠之状。六七月采嫩者,生食脆美”[3]190;核桃耐寒抗旱,常见于北地平原或丘陵地带,果实产于秋冬,“秋冬熟时采之”[3]171;菱角亦为水生植物,喜湿不耐寒,主产南地,北方包括山东在内的一些省份的淡水区也有出产,成熟于夏、秋季节,《本草品汇精要》载其“三月生苗,五月开花”“夏秋取实”[4]713;荸荠喜温爱湿,湖北、广东等地区种植较多,收获于冬、春两季,《本草纲目》载:“吴人以沃田种之,三月下种,霜后苗枯,冬春掘收为果”[5]810,《兴化府志》载其“播种于季夏,而收成于初冬”[6]842。文中这段情节发生于六月“三伏天”,莲子、菱角为当季果品,而新鲜核桃、荸荠的出现显然与时令不符。作者设置这一日常生活饮食片段,意在突出西门家沉迷物欲、讲究享乐的生活状貌。据笔者统计,小说文本中共有五十余处“鲜”字作为食物的修饰成分出现,兰陵笑笑生着意强调西门家在饮食活动中对“鲜味”的追求,意在突出其食色至上的人生乐趣,同时也是炫富摆阔、彰显权势的手段之一,形成了生理与心理的双重满足。

此外,《金瓶梅》中还有一些二次加工食品,与时鲜相比,其原料的选择与投放有着与时令不同步的特点。以花馔为例,第三十九回写西门庆在玉皇庙打醮,李桂姐、吴银儿差人送来“顶皮饼、松花饼、白糖万寿糕、玫瑰搽穰卷儿”。松花、玫瑰都是比较常见的鲜花种类,我国大部分地区都有分布。有关松花饼的制作可见于《清稗类钞》:“松至三月而花,以杖扣其枝,则纷纷坠落,调以蜜,作饼,曰松花饼。”[7]216《致富奇书》中载玫瑰栽种于“正月杪二月初”[8]63,花期一般在五、六月。而小说中这段情节发生的时间是正月,正是北地气候寒冷干燥之时,结合山东地区的自然条件,此处“松花饼”“玫瑰搽穰卷儿”的原料必然不是鲜花,应是以干花制成。富室大户对花馔的追捧多是出于对物质生活的追求,娼家女子向西门庆赠送花馔的行为在蕴含风流雅意的基础上,更多地传达出求欢、示爱的意味,作为一种投其所好的谋生手段,与贯穿全书的“食色,性也”[9]194的价值取向相契合,成为饮食生活中的另类情趣表达。

同为二次加工食品的还有糟鲥鱼。第三十四回写西门庆利用职权之便帮刘太监兄弟摆平私用皇木之事后,作为谢礼,刘太监送来总重四十斤的两包糟鲥鱼以及其他一些礼品。糟鲥鱼即腌制的鲥鱼,季节性不强,应伯爵得知后却说道:“就是朝廷还没吃哩”,从侧面展现了应伯爵阿谀奉承、机变逢迎的帮闲性格。小说围绕西门庆、应伯爵吃鲥鱼的过程展开了生动立体的情节刻画。应伯爵因西门庆之故得到如此金贵的东西不舍得一次吃完,将鲥鱼分成几个窄块,留着自己慢慢享用,或者在招待客人时蒸一小碟撑撑场面,不乏炫耀之意。这种做法与下文在西门庆家的吃法形成鲜明对比,得点小恩小惠便沾沾自喜的帮闲嘴脸活灵活现。

二、《金瓶梅词话》饮食叙事的空间特征

作为观照事物状态的两个重要维度,“时间可以与空间相区别,但无法与空间相分离”[10]257。《金瓶梅》饮食叙事在关注时间的同时更加关注空间,地域与场景是最常采用的两个视角。

1.饮食叙事的地域性

世情小说地理空间的构建与其地域特色密切相关,不同的地区分布、不同的地理空间有着不尽相同的人文景观、风俗民情,即“地域内部的相对一致的文化特征,就是文化的地域性,这种特征在文学作品中的表现,就是文学的地域性,或者文学作品的地域性。”[11]139-140《金瓶梅》在饮食物象的选取上体现出鲜明的自然地理特征与民俗文化色彩,展现出空间语言的高度地域性,是文化表征与空间实践相互作用的结果。通过解读一些具有地域特色的饮食物象及宴饮场面,可以进一步理解与掌握《金瓶梅》的地理空间建构特征及其叙事效果。

《金瓶梅》饮食叙事的地理空间特征突出表现为地域分布的集中性与广泛性。先来看集中性。《金瓶梅》以山东临清一带为故事发生地,从饮食物象的选择上可以看到鲜明的齐鲁特色。其中,最能体现鲁地特色的当属形状百变、风味独特的各色面食。《清稗类钞》将包括山东在内的北地主食特点概括为:“北人之饭,主要品为麦,屑之为馍,次要则为成条之面。”[7]187《金瓶梅》中常见主食有蒸饼、煎饼、卷饼、馅饼、包子、烧麦、馉饳、扁食、馒头等,并且不全以细粮为原料,还有许多粗粮制品,如“玉米面鹅油蒸饼”“玉米面玫瑰果馅蒸饼”“黄米面枣儿糕”等,体现出山东人在面食方面的讲究。这与当地的粮食种植结构直接相关,据《临清州志》记载临清的粮食作物有高粱、谷子、小麦、黄米、玉米、花生以及各色豆类。其次,《清稗类钞》中有“北人嗜葱蒜”[12]10的记述,这一饮食特色在山东地区尤其突出,鲁菜烹饪的经典烹调手法爆、炒、扒等都离不开葱、蒜,《金瓶梅》中“炮炒的腰子”“羊角葱火川炒的核桃肉”“葱白椒料桂皮煮的烂羊肉”等都是地道的鲁菜,配粥小菜中也经常出现糖蒜等蒜制品的身影。据《临清州志》载,除葱、蒜外,临清的蔬菜作物还有韭、菠、茄、芥、蕨、山药、花生等。以山药为例,小说中多次出现“黄熬山药鸡”“山药脍的红肉圆子”等菜品,鸡肉、肉丸炖山药是传统鲁菜做法,亦是滋补佳品。

临清的果类作物有枣、桃、杏、梨、李、葡萄、樱桃、石榴、梅子、胡桃、柿、苹婆等近二十种,有十二种在《金瓶梅》中出现。以枣为例,枣有北枣、南枣之分,北枣主产于河北、山东,又有红枣、黑枣的种类区别,《金瓶梅》中人物所食应为红枣,红枣味道甘美,有“主补脾胃,益元气”[3]161之效,西门庆有时行房或饮酒后会服食鲜枣解毒,陈希夷《房术玄机中萃纂要》中也有男子服食某性药后“茎硬如铁,不倒,用红枣汤解”[13]243的记载。除了直接食用鲜枣、晒制干枣,还会和面制成枣糕、枣汤等,将枣加入面点、汤品中,既有调味增加鲜甜口感的用途,又能起到养血安神、补气益脾的功效,是山东等北方地区常见食品。另外,水产资源也很丰富,海味、河鲜亦是西门家日常饮食中的重要食材。

其次是广泛性。临清作为运河重镇,位于冀鲁交界,运输渠道十分发达,是名副其实的商业都会,正如《临清州志》所载:“州中所生之物与他州邑多同,所聚之物与他州邑又多异,盖州为四达之国而百货之薮也。虽然尺有短寸有长,以州之所有余易他州邑之所不足,亦犹是也。”[14]82南北饮食文化交融也是《金瓶梅》地理空间建构的鲜明特点。从饮食物象来看,典型南地菜品如第二十七回西门庆与潘金莲用以配酒的“糟鹅胗掌”、第三十四回西门庆招待应伯爵的“糟鲥鱼”等,屡见不鲜的糟制饮食,皆是江南地区的传统冷菜。还有第二十七回的“木樨银鱼鲊”,第二十一回的“韭菜酸笋蛤蜊汤”“水晶鹅”“柳蒸勒鲞鱼”,第五十四回的“蒜烧荔枝肉”等,亦是南地佳肴。果品则有产自江南或岭南的柑橘、龙眼、荔枝、橄榄、衣梅等,种类繁多,异彩纷呈。在明代史学家何乔远所撰《漕运记》中被称为“虽堪上供,不必以多为贵者”[15]1385的“苗姜、芋艿、藕、荸、青杨梅、枇杷、鲥鱼、糟鲜、冬笋”[15]1385,这些南地珍品在小说中大多都能找到。清代张英曾言:“食地之所产,则滋味鲜而物力省。近见人家宴会,每以珍错为奇,不知鸡豚鱼虾本有至味。”[16]494这一评价同样适用于西门庆等人。猎奇慕艳、竞相豪奢的饮食习惯背后,是财富与地位的提升所带来的物质享受,及狂热追逐、不加节制的享乐欲望。

酒在《金瓶梅》饮食描写中举足轻重,从中亦可领略南北交汇的地域特色。明清时期我国古代酿酒产业已经形成了明显的南北地域风格,北酒质量较优,品类广泛,《金瓶梅》中的酒类应多为北方酿制。不过从具体的饮食描写来看,也不乏南酒的身影。文本中出现次数最多的金华酒就是南酒的一种,产自浙江金华,是明代南酒酿造最高水平的代表③,明代方弘静在《千一录》中提到:“嘉靖以前,金华酒走四方,京都滇蜀公私宴会无不尚之”[17]301,清初刘廷玑《在园杂志》中也说:“京师馈遗,必开南酒为贵重,如惠泉、芜湖、四美瓶头、绍兴、金华诸品,言方物也”[18]170,可见金华酒在明清时期颇具盛名,西门庆等人对它的喜爱与当时的流行风尚密切相关。此外,《金瓶梅》中还有多处饮茶描写。我国素有“南茶北酒”[19]144的说法,南地的饮茶文化更加发达,书中提到了许多南地茗茶,如二十一回出现的“江南凤团雀舌芽茶”、二十三回的“六安茶”、七十二回的“六安雀舌芽茶”等。从地理空间角度来看,以上饮食物象具有鲜明南地特色,其共通之处在于品质的优秀、原料的珍奇以及运输、储藏成本的高昂,恰到好处地表现了西门庆等人对口腹之欲的极致追求。

从写作手法来看,《金瓶梅》作者善于通过铺陈、排比的方式描写富有地域性的饮食物象。譬如第四十二回写吴月娘安排的果品小食:“也有黄烘烘金橙,红馥馥石榴,甜磂磂橄榄,青翠翠苹婆,香喷喷水梨;又有纯蜜盖柿,透糖大枣……”作者借ABB式形容词极力形容其品相,令人目眩神迷,食欲大增。类似情况还有第二十七回作者在描写“王侯贵戚”“富室名家”时提到的“红菱雪藕,杨梅橄榄,苹婆白鸡头”等等。谢肇淛曾说:“真昔人所谓富有小四海者,一筵之费,竭中家之产不能辨也”[20]376,西门家在饮食方面的追求已经远超果腹的基本生存需求,其奢靡程度可见一斑,生动体现了新型商人阶层重视个人口腹之欲的生活观念。

值得注意的是,兰陵笑笑生在创作上不拘泥于大众对富室豪家的刻板印象,在南地饮食物象的选择上,没有将全部笔力投入到价格高昂、品质优良的珍品的刻画中,为市井暴发户的生活习惯与多样化的物质追求留下表现空间。譬如第五十回写西门庆指定小厮买南烧酒来喝。烧酒以蒸馏之法制作,性烈,原料易得,可储藏时间久,价格低廉,较少看到小说主要人物饮用烧酒,且出于原料不同等原因,南烧酒的质量与风味普遍不如北烧酒,袁枚在《随园食单》中曾说:“汾酒之下,山东膏梁烧次之”[21]157。此处西门庆不仅点名要饮烧酒,要的还是南烧酒,看来是想换换口味,因此王六儿才调侃道:“别的酒吃厌了”,这也是西门庆求新猎奇的另一种表现方式。

2.饮食场景描写

海外学者认为,文本层上的场景即为视阈,是构成空间的基本单位④,作为表现家庭日常生活百态的主要情节,饮食场景在《金瓶梅》中比比皆是。作者不吝笔墨,跳脱出以往作品以简笔带过或用套语敷演的浅层表达模式,详尽刻画了饮食场景中的食材、器皿、烹饪手段以及享用环境,借以丰富人物形象和小说情节。

西门庆一家发迹后的生活状态愈发奢靡荒诞,从家常便餐到酒宴筵席无不尽显豪奢富贵、铺排考究,对口腹之欲的追求不止限于美味佳肴本身,对饮食场所也十分讲究。第十九回,西门庆耗费大量财力建成了花园:

正面丈五高,心红漆绰屑,周围二十板,石古炭乳口泥墙。当先一座门楼,四下几多台榭。假山真水,翠竹苍松。高而不尖谓之台,巍而不峻谓之榭。论四时赏玩,各有去处:春赏燕游堂,桧柏争鲜;夏赏临溪馆,荷莲斗彩;秋赏叠翠楼,黄菊迎霜;冬赏藏春阁,白梅积雪……

亭台楼阁,花草山石,四时之景往往不同。此后这里便成了书中常见的进食消遣之所,一共有十五回描写了花园饮食场景。美景配珍羞,此种情形与袁宏道在《觞政》“饮饰”一条中所写的“棐几明窗,时花嘉木,冬幕夏荫,绣裙藤席”[22]1421何其相似。不过,西门庆花园饮酒,美人相伴,看似文雅风流,实则是附庸风雅,因为他饮酒用餐之后所做的也尽是些情色之事。

西门庆喜饮葡萄酒,花园中还建有一处葡萄架,小说第二十七回对其有一段描写:

四面雕栏石甃,周围翠叶深稠。迎眸霜色,如千枝紫弹坠流苏;喷鼻秋香,似万架绿云垂绣带。缒缒马乳,水晶丸里浥琼浆;滚滚绿珠,金屑架中含翠渥。乃西域移来之种,隐甘泉珍玩之芳。端的四时花木衬幽葩,明月清风无价买。

以往小说中较少对葡萄架进行如此详尽细腻的描写,此处极力渲染葡萄架处景物的葱郁茂盛、优美珍贵,末尾两句以“四时花木”“明月清风”相衬,颇具雅趣。葡萄架下西门庆与潘金莲吃酒投壶,饮的是葡萄酒,配的是八槅细巧果菜:“一槅是糟鹅胗掌,一槅是一封书腊肉丝,一槅是木樨银鱼鲊,一槅是劈晒雏鸡脯翅儿……”清幽的景象与精致的菜肴构成了一个颇具清雅之气的空间,而作者却明目张胆地在此处安排了一次不遗余力的性爱活动,也是小说中唯一描写的室外行房情节,“醉闹葡萄架”的荒淫行为与清新雅致的空间氛围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构成所谓“背离性空间”⑤,极具讽刺意味。

作者借戏笔逆转该饮食空间原有的雅文化符号,描绘真实的世俗生活,使小说叙事具有反讽的审美效果。结合时代背景,明代中后期商品经济日益繁荣,商人阶层崛起,部分商人对自身价值产生了更高期待,在物质欲望得到极大满足的基础上,开始觊觎更高一层的政治权力与社会地位,将目光投向士人阶层的生活方式与文化精神。同时,一部分士人也通过结交商人来满足对财富的渴望,传统的士商关系发生了转变⑥。通过联系西门府饮食活动中表露的生活风气与所处饮食空间展现的审美趣味,可以看出以西门庆为代表的明代新兴商人阶层日渐转变的价值取向与难以摆脱的市井生活习气之间一体两面的矛盾关系。

宅邸内部空间具有较强的私密性质,主体性更加突出,以第五十九回郑爱月儿姐妹于爱月轩中招待西门庆为例,小说通过西门庆视角描述轩内陈设,突出其文气与雅致。名为“爱月轩”,体现出鲜明的主体特色,以楷书书写,有端庄秀美之感。“轩”一般指有窗的房间,具有明敞的特点,“轩式类车,取轩轩欲举之意,宜置高敞,以助胜则称。”[23]102文人的书房常以“轩”命名,而书中将妓女的居所命名为“轩”,既符合“轩”的特征,又有附庸风雅、装腔作势的意味。从具体的明间陈设来看,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轴海潮观音图,海潮观音又称渡海观音,是明清时期较为流行的一种观音图样,通常以波涛汹涌的海水为背景,明末诗人阎尔梅曾咏海潮观音道:“空花如雨天仍霁,止水无风海自潮”[24]201,此处观音图的设置,重点在其美学意境。两旁悬挂的四季美人图是当时流行的诗意图之属,“专意用来表现林下风流而普及到秦楼楚馆”[25]90,与楹联“卷帘邀月入,谐瑟待云来”相对,室内“瑶窗以素纱罩,淡月半浸;绣幕以夜明悬,祥光高灿”,“东坡椅”“琴光漆春凳”“褆红小几”“博山小篆”“霭沉檀香”“云母屏”等各式风雅家具、陈设,比比皆是。还有“象窑瓶插紫笋其中”,紫笋树是茶树品种,紫笋茶是一种较高品质的绿茶,茶芽带紫、形状似笋,产于湖州长兴,在唐代被列为贡茶,“唐茶品虽多,亦以蜀茶为重,惟湖州紫笋入贡”[26]180。明代文人作诗十分喜爱紫笋意象,如“忽忆山中二三月,茹有紫笋食有鱼”[27]5、“林间煮酒青梅熟,雨后烹茶紫笋香”[27]11、“客来几度问平安,旋挑紫笋煎龙团”[28]8等,紫笋的加入更增添了闲雅之意。“爱月轩”的装潢可谓精致考究,充溢着典雅、清明的气氛,“真所谓神仙洞府”。

再看用以招待西门庆的席面:“四个小翠碟儿,都是精制银丝细菜,割切香芹、鲟丝、鳇鲊、凤脯、鸾羹,然后拿上两箸赛团圆,如明月、薄如纸、白如雪、香甜美口,酥油和蜜饯麻椒盐荷花细饼。郑爱香儿与郑爱月儿亲手拣攒各样菜蔬肉丝,卷就安放小泥金碟儿内,递与西门庆吃。旁边烧金翡翠瓯儿,斟上苦艳艳桂花木樨茶”,接着抹牌玩耍后,再摆上酒菜:“但见盘堆异果,酒泛金波。桌上无非是鹅鸭鸡蹄,烹龙炮凤”,正是“珍果人间少有,佳肴天上无双”。一系列“银丝细菜”,与杜甫描绘的“鲜鲫银丝脍,香芹碧涧羹”[29]129相类,清新雅致,符合文人审美。香芹切丝焯水,鲜绿脆嫩,佐以蒜蓉、姜丝、醋等调味料,清新爽口。“鲟丝”“鳇鲊”,据《四明志》载:“鲟鳇鱼极大而骨脆肉肥,亦可为鲊”[30]3177,乃鱼中珍品。清代诗人振采在《咏菜同张大》一诗中写道:“雕胡玉糁都无取,凤脯鸾胎尽可裁”[31]1885,将“凤脯鸾胎”与“雕胡玉糁”相对,分别作为豪奢与朴素吃食的象征,此处“凤脯”“鸾羹”同理亦代指珍馐佳品。“荷花细饼”由酥油和面,加入荷花花瓣、蜜饯、椒盐制成,文中形容它是“两箸赛团圆、如明月、薄如布、白如雪、香甜美口”,以明月、白雪等物形容其精美程度,十分精细考究。盛放卷饼的是经由泥金彩漆工艺制成的小碟,明代泥金漆器出自宁波地区,“纯金花文也,朱地、黑质共宜焉,其文以山水、翎毛、花果、人物、故事等,而细钩为阳,疏理为阴,或黑漆理,或彩金象”[32]85,是华贵金饰与精良工艺的结合,精致繁复的造型,展现了华贵典雅的风格。再配上“烧金翡翠”茶盏中的“苦艳艳桂花木樨茶”,皆为文人雅士所钟爱。

清雅考究的室内陈设与精致细巧的菜品相映衬,饮食场所与饮食物象组合构建出一个古朴清雅的空间环境,与带有强烈引诱和性暗示意味的取乐描写形成鲜明反差,营造出暧昧与情色氛围。将爱月轩的室内陈设与饮食描写结合来看,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郑爱月的自主意识,不同于一般脸谱化、扁平化的妓女形象,郑爱月的审美和鉴赏能力与文人喜好风雅的审美相合,一位才华横溢、独具风情的青楼女子呈现在读者面前。另一方面,将风月场布置得如此清雅,究其目的还是为了迎合时好,本质上还是将取悦男性作为获取金钱与利益的手段。含蓄古朴的传统审美空间与大胆展露的情欲追求相结合,符合时人品雅问趣的审美心理,正迎合了晚明文人的特殊情趣。

上述事例主要说明了饮食物象与建筑陈设构建的空间环境,出现与人物行为相悖的不和谐情况。除此之外,当然也存在空间环境与人物塑造相呼应的情况。“人类作用经常置于自身塑造的和塑造自身的空间之内”⑦,空间的建构以人物为中心,围绕人的活动展开,二者之间存在密切联系,可以说人物在活动空间中展示的言行是读者掌握与理解人物特征的主要依托。

《金瓶梅》作者善于利用饮食空间的塑造展开叙事,表现人物特质,暗示情节发展。第四十九回中西门庆招待胡僧的宴饮场景描写具有典型特征。不仅西门庆眼中的胡僧“豹头凹眼,色若紫肝”“穿一领肉红直裰;颏下髭须乱拃,头上有一溜光檐”,在形状面貌上与男性生殖器官可谓十分相似。胡僧眼中高远深沉的西门府邸的厅堂亦是呈现出阳具的样貌:

门上挂的是龟背纹、虾须织、抹绿珠帘,地下铺狮子滚绣球毛线毯。正当中放一张蜻蜓腿、螳螂肚、肥皂色起楞的桌子,桌子上安着绦环样、须弥座、大理石屏风,周围摆的都是泥鳅头、楠木靶肿筋的校椅,两壁挂的画,都是紫竹杆儿绫边玛瑙轴头。

再看西门庆宴请胡僧的美食佳肴:

……一碟肥肥的羊贯肠,一碟光溜溜的滑鳅。次又拿了一道汤饭出来,一个碗内两个肉圆子,夹着一条花筋滚子肉,名唤一龙戏二珠汤;一大盘裂破头高装包子。西门庆让胡僧吃了,教琴童拿过团靶钩头鸡脖壶来,打开腰州精制的红泥头,一股一股邈出滋阴摔白酒来,倾在那倒垂莲蓬高脚钟内,递与胡僧。那胡僧接放口内,一吸而饮之。随即又是两样添换上来:一碟寸扎的骑马肠儿,一碟子腌腊鹅脖子;又是两样艳物与胡僧下酒:一碟子癞葡萄,一碟流心红李子。落后又是一大碗鳝鱼面……

一桌精制佳肴也充满了性暗示。“白煮寸扎骑马肠”是将精制肉饼生剂混合几味佐料,以灌肠法装入猪小肠中,再将两头扎成段状,一段段寸扎上桌的⑧。“一龙戏二珠汤”,实为“肉圆肠子汤”,汤中两个肉丸夹一条缠绞成段的猪小肠⑨,象形与联想结合,暗指男性生殖器。“癞葡萄”“红李子”“滋阴摔白酒”“钩头鸡脖壶”等饮食物象及器具的外形也都充满了性暗示。龙迪勇在《空间叙事学》中提出“空间表征法”[33]262,即“让读者把某一个人物的性格特征与一种特定的‘空间意象’结合起来,从而对之产生一种具象的、实体般的、风雨不蚀的记忆。”[33]261此处以视觉上的感官意象与饮食场所结合,建构了充满情色意味的叙事空间,强化了荒诞感,在读者心中有着强烈的表现性,将胡僧形象与具有突出性暗示的空间紧密结合,预示西门庆借助胡僧药纵欲享乐的情节发展走向。

三、《金瓶梅》饮食叙事的时空特征的小说史意义

《金瓶梅》问世之前,饮食描写的时空特征在小说的总体构思中并不占重要地位,对饮食的描绘以抽象化的描述居多,较少具体描摹。《金瓶梅》细致入微、广泛详尽地描写了各色饮食物象和饮食场景,其敏锐的感官艺术和丰富的文化内涵为后世小说提供了借鉴。此处分别以《林兰香》与《红楼梦》为代表,探讨《金瓶梅》饮食物象的时空特征和饮食场景与人物之间的联系两方面对后世小说创作的影响。

1.饮食物象的多样化时空特征对《林兰香》的影响

饮食物象是饮食空间的重要组成元素,兰陵笑笑生善于利用生活化的饮食描写,使得情节内容更加贴近生活实际,在现实逻辑的基础上进行艺术加工与修饰,围绕某些具有时令特点与地域特色的饮品、食物建构了以地理空间为基础的饮食场景,为人物行为提供展示空间。通过梳理特定饮食物象,分析其时令特点与地域性特色,可以进一步认识和理解小说中的人物特征及其社会关系。

从清初世情小说《林兰香》中可以看到《金瓶梅》饮食描写的直接影响,麦粦麦娄子在序言中评价《林兰香》:“有《金瓶》之粉腻而未及于妖淫”⑩,《林兰香》继承了《金瓶梅》的创作笔法,深切世俗,以耿朗及其妻妾的日常生活为主要描写对象,通过描绘一家之兴衰展现清初的社会现实,深得“金瓶”三昧的同时加以扬弃与创新,发挥独特的艺术个性。该书以北京为故事发生地,与地处冀鲁交界的临清地理位置相近,在饮食习惯与社会风俗上多有相似,故《林兰香》在饮食物象的运用上对《金瓶梅》多有借鉴。典型事例如第六十回写爱娘用冰盘招待来客,有“新鲜莲子、菱米、胡桃、荸荠”,并强调是“刚才在树上池中采取的”,从时令条件与地理空间背景来看,六月份的北京显然无法满足这一故事情节实现的条件,如此描写主要是为表现耿家在物质需求上的奢侈与考究,这一点与上文提到的《金瓶梅》第二十七回西门庆与潘金莲食用冰湃鲜果一节十分相似,存在明显借鉴痕迹。

《金瓶梅》中的饮食描写真切刻画出市井暴发户穷奢极欲、不加节制的物质追求,其日常饮食与节庆宴席中带有地域特色的地方特产与精制菜肴更是西门庆一家奉行享乐主义的例证与彰显身份地位的象征,《林兰香》在继承《金瓶梅》创作风格的基础上加以调整,突出雅趣与格调,使之更加契合勋贵世家的大户气象与做派。譬如第十八回由燕梦卿打理、筹备招待季狸、公明达的宴席,午后小酌所配果品有“真定凤栖梨,安邑骈白枣,西域玳瑁壳,南省赭虬珠,宜都柑,华林栗,五敛子,橄榄糖等果”,酒品有“绛雪春、玉露春、竹叶春、梨花春等酒”,这段描写生动地展现了贵族之家的饮食排场与风韵情趣,同时也体现了作者塑造理想家宅女性的创作旨趣。再如第五十四回中秋家宴上同时出现了“南煎十香豆腐”“北焖五料鲜鱼”“京式百果猪肚”等菜品,既有鲜明的京式风味,亦有南北交融的特色,与《金瓶梅》立足运河文化,贯通南北饮食的写作方式一脉相承。

《林兰香》通过着重描写饮食礼品馈赠中的特色物产,刻画人际关系、塑造人物生活环境、凸显人物身份地位的写作手法亦脱胎于《金瓶梅》。第三十四回多位夫人为助梦卿保胎,送来各式滋补、安胎的特色食物,有“天津鲜鲤”“青州大枣”“南海雌雄郎君子”等;第三十九回顺哥生痘疹,众夫人所送礼品包括“莆田荔枝”“土番葡萄”等各色佳品。《金瓶梅》与《林兰香》两部作品皆以明代中后期日渐发展的交通资源为前提,融汇全国多地特色饮食物象,描绘各式精美筵席。烈火烹油、鲜花着锦式的社会盛景,背后隐藏的其实是腐朽、衰败的时代末路。《林兰香》对《金瓶梅》的模仿与借鉴亦有弊处,在饮食描写中多次出现铺排式的写作模式略显僵化,平铺直叙的语言风格给人以重复之感。此外,富于地域特色的饮食物象运用在《醒世姻缘传》《红楼梦》等作品中亦有不同程度的继承与发展,篇幅原因不做过多阐述。

2.饮食场景密切关乎人物形象的写法对《红楼梦》的影响

空间是人物形象的重要表征,人物的心理、性格以及行为与文本空间具有一致性,从人物的生活环境、活动场所来观察其个性特征,可以更好地理解其生存状态与精神面貌。这一点在《金瓶梅》中具体表现为饮食场景描写所营造的空间氛围,与人物个性及行为活动构成或和谐或对立的紧密联系。作为世情小说创作的另一典范,《红楼梦》的叙事艺术进一步发展,对大家族饮食生活的刻画细腻逼真、已臻化境,在《红楼梦》多处饮食物象与饮食场所结合的场景描写中,可以看到受《金瓶梅》影响的痕迹,可谓“深得《金瓶梅》壸奥”[34]224。《红楼梦》在继承《金瓶梅》写作传统的基础上更加注重饮食物象、饮食场所与人物活动的和谐性,表达方式相对含蓄,与人物特征紧密相契。

庭园是明清世情小说人物宅邸建构的典型要素,与人物生活状貌、身份地位关联密切,以庭园作为饮食场景中的空间要素,令其与饮食物象相互作用,承载人物饮食活动,是《金瓶梅》与《红楼梦》等以家庭日常生活为描写对象的作品的共通点之一,后者受前者影响颇深。譬如上文提及的《金瓶梅》第二十七回,在清幽的花园造景与精制的细巧果菜组合架构的雅致空间中,西门庆与潘金莲进行性爱活动,充满讽刺意味。《红楼梦》第三十八回写众人在敞亮通透的藕香榭水亭内赏桂花吃蟹,品茗饮酒。文中对藕香榭的描写如下:“原来这藕香榭盖在池中,四面有窗,左右有曲廊可通,亦是跨水接岸,后面又有曲折竹桥暗接。”临水而建,景随步移。栏柱上的黑漆嵌蚌楹联写道:“芙蓉影破归兰桨,菱藕香深写竹桥。”给人以曲径通幽之感。再看置于其中的饮食物象,饱满鲜蟹往往是文人们挥毫吟咏的对象,赏花品蟹极富文雅意趣。黛玉饮的酒是合欢花浸的烧酒,酒器用的是“乌银梅花自斟壶”“海棠冻石蕉叶杯”,以花草点缀,材质精贵,制作工艺精良。此处饮食场景中的各类物象大多具有清新典雅的特质,可谓幽韵如云,为史湘云主办诗会、诗社成员大展诗才提供了颇具诗意的叙事空间。通过比较可以看出这两部作品在写作模式上多有相似,但在审美风格上又存在明显差异。《金瓶梅》着力刻画人的欲望,附庸风雅的空间元素与直白浅露的情色活动形成鲜明反差,食与色的关系得到了极致的展现,呈现出艳俗、暴露的审丑特质。《红楼梦》在“雅”的艺术表达层面更进一步,曹雪芹根据个人生活体验与对人情世态的感知,对饮食场景进行艺术剪裁,加强感官上的审美感受,与人物所行风流雅事和谐共生,构造了圆融深透的深层审美意境。

可以说《金瓶梅》之前未有作品如此集中、细腻地描写饮食场景,强化饮食物象辅助叙事的文学功能,使饮食场景中的饮食物象与陈设器物等空间要素相互作用,共同服务于人物活动。饮食物象与宅邸内部饮食场所组合构造的叙事空间是分析小说饮食描写的另一个重要维度。如第四十九回充满性暗示的府邸厅堂与待客菜肴营造出的情色空间中,西门庆与胡僧把酒言欢,暗示情节走向与人物命运;第五十九回明净高敞的爱月轩陈设与精美文雅的菜品共同构建出的古朴空间中,西门庆与妓女逗趣取乐,展现了表达个体欲望的独特方式。

《红楼梦》在室内饮食空间的构建上亦有受到《金瓶梅》的影响,譬如第五回写秦可卿房内墙壁上挂着唐伯虎画的“海棠春睡图”,两边挂着宋代学士秦太虚所写楹联:“嫩寒锁梦因春冷,芳气笼人是酒香。”桌案上放着武则天镜室中的宝镜与赵飞燕舞过的金盘,还有“寿阳公主于含章殿下卧的榻”与“同昌公主制的联珠帐”。其中唯一的饮食物象是金盘中“伤了太真乳的木瓜”,据传安禄山与杨玉环之间存在不正当关系,安禄山曾用木瓜掷伤了杨玉环的胸部。此处主要运用了虚构笔法,借许多具有香艳色彩的典故中的器具描写,来表现室内陈设的靡丽香艳。这段描写以宝玉视角展开,赋予寻常饮食物象与场所情色意味,亦是个体欲望的独特表达,为下文宝玉做以秦可卿为意淫对象的春梦做铺垫。再如同回中还写到贾宝玉神游太虚时来到的“薄命司”,在司内品尝了“千红一窟”茶,清香纯美,别有一番韵味。观其室内陈设:“瑶琴、宝鼎,古画、新诗,无所不有;更喜窗下亦有唾绒,奁间时渍粉污”。壁上亦有一副对联:“幽微灵秀地,无可奈何天。”对室内陈设的描写可谓丰富细腻,可见生活化痕迹,说明其创作在相当程度上取材于真实生活,着重写实。而“千红一窟”茶则为明显虚构,“千红一窟(哭)”,与“万艳同杯(悲)”相呼应,作者虚设此茶为的是预示红楼女儿不可避免的悲剧命运。奇幻神秘的饮食物象与生动逼真的室内陈设组合出现,烘托出奇异虚幻的空间氛围,将现实笔触与浪漫色彩完美融合。由此可见,《红楼梦》的表达方式较《金瓶梅》更加集中,对铺排饮食物象的写作方式加以改善,以人性与情感为关注重点,更注重物象与环境、空间氛围之间的整体感与和谐性。在写作手法上二者亦有区分,在虚实相生的共同基调下,《红楼梦》更倾向于以实饰虚的写作特色,呈现出一个富于创造力的真实与虚幻兼具的叙事环境,为满足读者的审美需求提供了想象与鉴赏的空间,与《金瓶梅》以虚绘实的创作风格有所不同。

四、结语

作为我国古代长篇世情小说的开山之作,《金瓶梅》一方面开启了古代小说详细叙述特色饮食物象、描摹饮食场面、塑造饮食空间的先河,时空特征明显;另一方面,“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35]432,《金瓶梅》的饮食叙事也与其男女叙事相呼应,共同谱写了欲望叙事的交响乐。凡此种种,都对后世小说《林兰香》《红楼梦》等产生了启迪和影响。

注释：

① 本文所用《金瓶梅词话》版本为兰陵笑笑生著,梅节校订,陈诏、黄霖注释:《金瓶梅词话》,(台北)里仁书局2020年版。为行文方便,以下简称《金瓶梅》。本文所引内容皆出自此版本,不再一一注明。

② 相关研究著作如:邵万宽、章国超《〈金瓶梅〉饮食大观》(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郑培凯《茶余酒后金瓶梅》(上海书店出版社2013年版);侯会《食货〈金瓶梅〉》(中华书局2016年版);胡衍南《〈金瓶梅〉饮食男女》(台北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版)等。研究论文如《〈金瓶梅〉酒食文化研究》中收录的王平、王赛时、李志刚、张廷兴等人的论文,详见赵建民、李志刚主编的《〈金瓶梅〉酒食文化研究》(山东文化音像出版社1998年版)及章国超《饮食场面描写在〈金瓶梅〉中的作用》(《明清小说研究》2002年第2期);王平《〈金瓶梅〉饮食文化描写的当代解读》(《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朱全福《论〈金瓶梅〉饮食消费的奢靡与逾礼越制》(《明清小说研究》2015年第4期)等。

③ 参见王赛时著:《中国酒史》,山东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15页。

④ 详见[以色列]卓拉·加百利著、李森译:《朝向空间的叙事理论》,《江西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第38页。

⑤ 江守义在《叙事空间的主体意识》中提出“背离性空间”:“指人物所处的空间与人物性格、行动不和谐,空间和人物之间处于一种对立和隔膜的状态。”见《河北学刊》2010年第6期。

⑥ 参见史小军:《论中晚明士商关系的转变及士对商的人文关怀》,《湖南商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第105页。

⑦ 转引自[英]R.J.约翰斯顿主编,柴彦威等译:《人文地理学词典》,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496页。

⑧⑨分别参见邵万宽、章国超著:《金瓶梅饮食谱》,山东画报出版社2007年版,第52、48页。

⑩ 本文所引《林兰香》内容均出自随缘下士编辑、于植元校点:《林兰香》,春风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以下不再一一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