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钧鹏, 杨太文

(1. 华中师范大学 社会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9; 2. 湖北省社会发展与社会政策研究中心, 湖北 武汉 430079)

现代化进程打破了传统的地方性格局,使世界逐渐成为一个“地球村”,这导致了诸文明和文化之间的交流日益频繁。作为一种对文化全球化的反向运动,本土化问题也进入了社会科学家的视野。近二十年来,社会科学本土化成为中文学界的热点问题,诸多学者围绕本土化的概念、维度和方案展开深入论述。这些学者的论述大致可以归为5类:本土化的内涵分析、本土化的类型和层次分析、本土化现象真伪分析、本土化的价值选择问题及本土化的学科实践与历史分析①。本土化的内涵分析主要回应什么是本土化的问题;本土化的类型和层次分析主要回答本土化在哪些维度、领域和层次进行的问题;本土化现象真伪分析主要分析本土化是真问题还是伪问题;本土化的价值选择分析主要回答要不要本土化及本土化与世界化有什么关系的问题;本土化的学科实践及历史分析主要回答本土化在学科内部如何开展的问题,并探究不同历史阶段的本土化实践。在本土化探讨的具体研究中,这五种类型的论述并非完全割裂,尤其是本土化的价值选择问题经常在其他几种论述中出现。

事实上,既有的本土化论述往往具有鲜明的价值取向,讨论的多为应然性问题。虽然一些学者以价值中立为目标,力图进行客观公正的分析,但这些研究仅对本土化进行简单归类或引经据典地辨析本土化的含义,对本土化的前提缺乏系统的分析[1]。本文另辟蹊径,试图在搁置价值判断的基础上,通过建立合适的框架梳理本土化的不同主张,呈现本土化主张的知识图谱,为本土化探讨提供一个更清晰的分析框架。

在既有的本土化论述中,学者们在不同的理论层次界定本土化,例如理论本土化、议题本土化和应用本土化;另有学者在不同学科领域界定本土化,例如政治学本土化、社会学本土化和人类学本土化②。对“本土”的理解也各有不同,有人将“本土”视为地理概念,例如20世纪以来的社会学美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佛教的中国化和儒家文化的日本化③;也有人将“本土”视为学科概念,例如佛学某些概念的儒学化、人类学或心理学若干理论的社会学化。本文试图在学术界广泛使用的本土化概念基础上,从文化传播与融合的双向过程来理解本土化。

一、作为研究框架的“四因说”

将“四因说”作为分析框架需要回答三个问题:其一,“四因说”在亚里士多德本人的理论中如何界定?其二,“四因说”为何在分析本土化议题时有效?其三,如何将“四因说”具体应用在本土化问题上?

(一)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

希腊早期自然哲学以不同的方式回应世界的本源问题,诸多哲学家都论述过世界构成的基质、材料与源头。例如,泰勒斯提出世界由水构成,阿纳克西曼德强调世界的本原为阿派朗,赫拉克利特认为万物生于火而复归于火[2]。柏拉图反对用源头或基质的方式解释世界,而将解释的重心放到形式,认为质料构成的现象世界只不过是理型世界的幻化,世界的本质在于作为规定性的形式。由此,理念成为柏拉图的理论核心以及早期形而上学的重要基石[3]。

亚里士多德综合早期形而上学和自然哲学两种传统,进而提出“四因说”,将质料和形式放入同一个框架[4]。“四因说”继承了本体论探讨的核心,不仅回答了事物的构成和原因,同时回答了事物形而上学的本质。“四因说”揭示了事物构成的四种因素,即质料因、目的因、动力因和形式因[5]。

质料因指构成事物所必需的基本材料,如房屋的质料是砖石;目的因指事物生成变化的指向,如鸟类的翅膀以翱翔于天空为目的;动力因指促使事物生成、运动、变化的原因;形式因指具体事物的规定性,很类似柏拉图“理型”的概念,可以理解为建房子的图纸和框架[3]。在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中,质料是一种潜能,形式则是一种现实,质料、目的、动力和形式四者之间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6]。

(二)“四因说”作为分析本土化的有效框架

要令“四因说”框架适合于分析本土化问题,我们必须建构两重论证:一方面,指出亚里士多德“四因说”理论的可拓展性;另一方面,说明可以将本土化这一社会事实视为客观物一样加以分析。

首先,任何理论的应用都有其前提。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回应的是希腊哲学的时代性问题,即“四因说”源于早期形而上学和希腊自然哲学,后者探讨世界何为、源自何处、由何构成等本体论问题。事实上,“四因说”并不仅仅限于对自然事实的解释,其本质可以是一个万物理论,可以解释自然界的物理事实、人类活动创造的客观物体、文化与社会性的观念实体等事物的构成与起源[7]。因为无论是客观的物,还是作为观念呈现出的文化,都具有质料、形式、形成动力、目的。文学故事、学术理论、社会制度等观念事物,尽管并非客观物体,但同样存在质料、形式、形成动力和目的[8]。

其次,本土化是一种社会过程。这种过程外在于人,具有客观性且对人有约束性,因此,本土化一定程度上正是埃米尔·涂尔干所定义的社会事实,具有如同物的属性[9]。既然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本身并不局限于自然事物,而本土化也具有如同物一般的属性,那么本土化也就能够成为亚里士多德“四因说”的分析对象。

(三)“四因说”应用于本土化的基本框架

在应用于本土化这一社会事实时,质料因指的是构成新理论(新文化)的基质、材料或文化要素。在此,有必要指出三种不同的文化样态:第一,原文化,即来自异地而未被本土化的文化,或外来文化原产地的文化样态;第二,本土文化,即接受地(目的地)的文化样式;第三,新文化,即原文化在接受地被改变某些文化元素或结构的新状态,本土文化与原文化构成了将要形成的新文化(被本土化之后的新形式)的两种质料。事实上,两种异质性的质料发生碰撞可能有多种结果:外来文化可能被盲目排除,可能被全盘吸收,也许仅作为“他者”为本土文化提供自我反省的思路,还有可能二者有机融合并产生新的理论。在这一过程中,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同为新框架的质料因。

形式因指文化要素之间的关系模式,这种文化的内部结构类似于露丝·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概念[10]。如同轮船、房屋、立交桥的设计图纸所呈现的结构一样,非客体性的事物(如制度、组织、文化或理论)的结构主要以范式[11]、理论模式、概念系统、命题结构等样式表现。每种文化都有其固有的样式,结构决定了不同部分在其体系中所处的不同位置。考察本土化过程中几种不同结构及要素的重新组合方式,就能在逻辑上判断理论存在的多种方案,并进一步分析各种方案的可行性。

目的因指研究者的价值关怀和“意欲”[12]。学者在论述某一个学科是否需要本土化时答案不一,赞成与反对参半,根本原因在于学者各自的价值关怀有别。有些学者以赢取话语权为目的,意图在理论界寻得安身立命之所;有些学者以解决本国特殊问题为目的,主张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促进理论落地生根;有些学者以学科发展为目的,主张理论研究的国际化;有些学者以学问规范化本身为目的,从而拒绝本土化的再建构;还有学者并非出于学术目的,而仅是出于“选边站”的目的才提出相关主张,甚至还有人把手段当作目的。理论上讲,一种外来文化是否需要被本土化,或者是否能够被本土化,关键在其本身能否达到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13]。

动力因主要指提出或实现本土化的动力与阻力,例如社会背景及学者的政治与学术资本。考察动力因有助于回答“为什么某些地方本土化成功而其他地方本土化不成功”这一问题。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传统社会中,民主与科学的理念很难被当时的民众接受,这是因为彼时的思维图式中并没有与上述理念相对应的词汇,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也没有内在亲和性。所以,民主与科学观念在这一时期表现为阻力[14]。在本土化初期阶段,这两个理念只能照搬,呈现出“吃下去再吸收”式的低水平本土化。随着知识资本的积累,外来观念和理论本土化的阻力便慢慢减小,直到民主理念彻底本土化,并建构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15]。

二、社会科学本土化的质料因

从质料因角度分析本土化的理论实践,旨在说明异质性质料融合过程中所表现出的本土化模式,具体说来包括以下5种模式,即本土质料对外来质料的完全排斥、体用模式、本土质料的类比、普遍特殊模式及拓展个案模式。

(一)纯粹主义与教条主义

纯粹主义这一概念来源于有关多元方法论课题的探讨,指的是否定多元方法并认为范式之间不能对话[16]。纯粹主义假设异质性的质料互不相容,主要表现为两种类型:其一,以我排他,即文化中心主义,固守本土文化而拒斥一切;其二,以他替我,即拿来主义,这种观点与上一种恰好相反,呈现出全盘吸收的样式。因此,纯粹主义在前提上就否定了本土化存在的可能。而教条主义是纯粹主义的一个实际表现,在外来学科、宗教、思想传播到本土的初始阶段,照本宣科现象屡见不鲜。

许多近现代社会思潮究其本质都是纯粹主义的代表。例如,太平天国的洪仁玕套用式地引入资本主义,维新时期部分思想家套用西方君主立宪制,却忽略了中国实际的状况[17]。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本土化的早期阶段,也出现过陈独秀“二次革命论”、以苏联为蓝本的“城市中心论”等教条性问题,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视为封闭且不允许掺入其他质料的固定样式[18]。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中,有绝对平均、拒绝市场等不成熟的看法,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道路的认识表现为纯粹主义,认为公有制与市场互斥[19]。以上的诸种照搬与套用就是纯粹主义中拿来主义的实例。

(二)体用模式

体用模式强调两种质料虽不能融合,但可以共存,即在维持本体稳定的情况下,将外来文化借作“器具”使用。“体用”是中国哲学独具特色并界定不一的一个范畴。在宋明理学中,邵雍、张载、程颢和程颐兄弟及朱熹都有过界定;近代哲学家冯友兰、熊十力和梁漱溟也曾广泛使用[20]。其常见的含义有变动关系上的变(用)与不变(体)、本体论上的本质(体)与现象(用)、时间维度上的可能性(体)与现实性(用)及重要性程度上的体为主与用为宾[21]。

体用模式的本土化同样有诸多案例,例如冯桂芬提出并为张之洞阐述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22],其代表还有薛福成、马建忠、王韬、郑观应等洋务派知识分子。从根本上说,“体用本末之辩”背后是“道器之辩”,即对待西学应当坚持中国道统的主位,而只学西方的器用,以达到“师夷长技以制夷”[23]。康有为批判这样的论调,认为一种文化本身兼备体用,两种文化不能用体用来论述;严复、谭嗣同也批评“中体西用”并都以进化论反对天命观,从而倡导破旧立新的观点[24]。事实上,中国当下的经济模式也有体用模式的特征,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类似于社会主义性质(体)下,借助于市场手段(用)发展经济。

(三)本土质料的类比

类比指的是以本土固有的概念去类比异文化的概念。这种模式假定异质性质料可以相互理解,本土的概念可以解释外来事实。之所以如此,原因有三:其一,人总是以自己旧有的图式把握未知的对象;其二,证明“别人有的我们民族也有”,意图满足民族自尊心;其三,在向国民介绍外来文化时,以易于理解的方式表达。

举例说来,“以太”这一概念传入中国时,也是经由类比的方式慢慢本土化并被国人理解。谭嗣同将“以太”与“仁”类比[25],严复将“以太”与“气”类比,孙中山将“以太”与“太极”类比,康有为将“以太”类比于“不忍人之心”,即“仁”。进化论传入中国的过程也存在相似的类比模式,如康有为说自己早就悟出“人自猿猴变出”[24],其进化论立足于公羊三世说、礼记礼乐篇、业报轮回说等思想;谭嗣同认为西方进化论中国早亦有之,其进化论来自周易而非达尔文。但这种比附的方式会有穷极之时,正如冯友兰所说:“然西洋学说之初东来,中国人如康有为之徒,仍以之附会于经学,仍以旧瓶装此绝新之烈酒;然旧瓶范围之扩张,已达极点,新酒又至多至新,故终为所撑故。”[26]

(四)普遍特殊模式

普遍特殊模式认为两种质料可以结合,但存在理论层次上的区别,低层的质料作为高层质料的特殊实例,或高层质料创造性地运用低层质料。一个例子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它力图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国情相结合。事实上,这种结合可以根据理论层次和普遍性程度概括为三种:一是哲学世界观层次(元命题)与政治哲学层次(元命题)结合,如毛泽东思想;二是哲学世界观层次(元命题)与政治学、经济学(具体学科命题)结合,如中国政治学和经济学的早期成果;三是哲学世界观层次(理论)与经验层次(事实)结合,如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改革开放。谢立中认为,本土化问题涉及知识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不仅存在多元地方性知识,还存在着多元的普遍主义。这一观点蕴含对传统一元主义知识观的批判[27]。

(五)拓展个案模式

拓展个案模式同样假定异质性质料可以互相补充,但这实则体现为本土的质料启示外来命题,即本土质料证实或证伪外来命题。这一概念源于迈克尔·布洛维在新几内亚的民族志研究,意在处理“现存理论与新特殊案例”的关系问题,希望由此推进理论[28]。拓展个案的方式与普遍特殊模式本质上类似,但存在理论层次的差别。

1940年,吴文藻在为《社会学丛刊》作序时表达了自己的社会学中国化设想:“以试用假设始,以实地证验终。理论符合事实,事实启发理论,必须理论和事实糅和一起,获得一种新综合,而后现实的社会学才能根植于中国土壤之上,又必须有了本此眼光训练出来的独立的科学人才,来进行独立的科学研究,社会学才算彻底的中国化。”[29]对此,周晓虹认为社会学中国化的目的不是彻底抛弃西方理论而重起炉灶,而是使外来的社会学知识与中国的文化传统和现实需要相符合,同时用中国的事实检验、启发和修正原有的西方理论,从而获得一种新的、更具解释力的理论[29]。这里所说的中国事实可以作为区别于经典社会学理论的特殊个案,以拓展西方现存理论的解释力。

三、社会科学本土化的形式因

形式因探讨诸种要素所结合而成的结构。由于构成某一学科或理论的基本要素包括研究对象、研究问题、研究情景、理论假设、研究方法、概念体系等,因而本土化的形式因探讨便是处理上述要素所形成的种种结构。从结构上看,不同学者对本土化的看法各不相同,例如研究对象本土化、研究问题本土化、理论体系本土化和分析方法本土化。本土化的过程就是新形式的构建过程,也就是诸多要素重新组合变换面貌的过程,每个要素都可以与其他不同的要素组合形成新形式。受限于篇幅,以下仅简要分析对象、议题和理论的本土化。

(一)西方理论+本土对象

这一类型是指在西方理论背景下研究中国本土对象。例如,林南在社会资本理论的研究脉络下,以中国人情与关系现象为对象提出新的社会资本理论,其中社会资本理论为西方理论,人情关系则是本土对象[30]。边燕杰在回应社会关系网络研究中的弱关系假定时,以本土社会的找工作为研究对象,提出强关系假定,其中社会网络理论为西方理论,而中国社会的找工作现象为本土对象[31]。赵鼎新在战争与国家构建议题下,以东周战争和儒法国家为研究对象,探讨了中国东周时代的战争和儒法国家的诞生、制度化及延续,其中战争与国家构建是西方历史社会学的核心议题,儒法国家则是本土对象[32]。

(二)本土议题+本土对象

这一类型指在本土特有的理论与经验议题背景下研究本土对象。本土议题主要指由于各国发展道路、发展基础、发展模式不同而导致本土社会的特殊情况。相关学者认为西方的理论难以回答这些经验问题,所以讨论本土对象不能仅将西方理论作为背景,还应回到本土议题的视野中[33]。本土议题包括农村体制改革、三农问题、国企改革与下岗分流、小康社会、和谐社会、城镇化与城镇化过程的乡土记忆、农民工的市民化等;而本土研究对象包括农民工、留守儿童、留守老人、随迁子女、流动家庭、下岗职工、单位制、小康社会等[34]。他们认为社会学需要提炼和构建中国特色的经济社会学理论、制度社会学理论、社会治理理论及社会资源理论,必须在本土化问题上关注中国,本质是研究中国特色的议题[35]。

(三)生成本土理论+本土对象

这一类型比前者更进一步,不仅要在本土议题下研究本土对象,而且要生成本土理论,并在本土理论的基础上研究本土对象。他们认为本土化是研究中国人的社会行为并以本土化体系的形式研究中国现实[36]。他们主张只有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和方法,总结和概括出符合中国社会运行机制的社会理论,才能正确描述和解释中国的社会现实,预测社会发展的前景,从而指导社会学的发展[37];认为借鉴西方社会科学的方法论并发展出对中国社会具有确切解释力的社会科学理论,不能止步于模仿和照搬西方,而应该发展与拓展社会学本身,亦即推动本土化运动,并创立一种看待社会与解读社会的理论视角或者新范式。社会学中国化的最高目标就是反省批判西方理论,透过中国人的文化传统,为人类未来提供新的蓝图[38]90。所以,他们提出的本土化框架是要在符合科学哲学基本原则与框架的前提下,建立对当地民众社会生活现象具有解释力乃至预测力的地方性知识(包括视角、理论、概念、方法论及具体研究方法),将从这些“地方性知识中发现或抽象出的研究成果提供给国际社会学,由此有机会以一种学派或者理论范式应用于其他社会,以作为普世性的检验”[39]。

四、社会科学本土化的目的因

前文已从质料因和形式因两方面分析了本土化,这一部分在目的因维度上考察学者提出本土化或拒绝本土化的原因。我们的目的是描述性归纳,而不是评价相关主张的孰是孰非。

(一)以学术规范化为目的

以学术规范化为目的的学者,在实践中往往秉持三种不同的态度,即否定他们眼中的本土化“伪命题”、肯定本土化的现实意义及主张本土化与全球化同时进行。这三种态度可能都源自坚持学术规范化这一目标,但其内在逻辑却大不相同。

具体说来,第一种态度是否定所谓的“本土化伪命题”,坚持学术规范化。例如,谢宇从追求社会学的普遍学术规范出发,分三个角度说明本土化是伪问题。首先,他认为议题本土化是伪问题,即社会学的议题已经相当地本土化,不必为突出本土化而束缚研究;其次,他认为一些研究者本身缺乏对社会学的认识和对如何做好研究的理解,所以一些应用西方理论或方法的中国研究与本土契合性不足,即他认为这种“开发中国版本”、打着本土化大旗的中国社会学研究应用本土化是伪问题;最后,他认为范式本土化是伪问题,即通过强调中国文化、历史和认知体系的独特性,借此反对现代社会科学以逻辑推理和实证为基础的学科规范是不合理的[40]。

第二种态度是肯定本土化的现实意义,坚持学术规范。翟学伟也追求学术规范,但在本土化问题上却持肯定态度。他批判谢宇的观点,认为“中国社会学界应该无人会提出一种社会学之外的本土范式”,所以不会脱离现有的社会科学[39]。另外,在议题选择上忽略“微观问题”也非无视“学术规范”,他认为由于许多高校与科研院所将申报课题成功与否作评定职称的条件,并且在地方政府课题指南的影响下,选题可能出现忽视微观的问题。翟学伟认为本土化必须在继续接纳外来学术思想的条件下才有意义,也反映其重视学术规范[39]。

第三种态度是本土化兼全球化,以促进学术规范化。部分学者认为学术规范化涉及知识的跨境效度问题与解释力问题,所以他们提倡改造外来理论,而不是排斥或重起炉灶。周晓虹认为,本土化的最终目标不是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心理学,而是参与影响世界主流社会心理学的学术事业,使中国的社会心理学成为世界社会心理学知识体系的一部分[37]。杨国枢拒绝使用本土心理学的概念,他明确表示全世界只有一个心理学,而心理学研究“本国化”的目的不是要建立割地自据的本国心理学,而是要建立更为健全的世界心理学[38]485。周晓虹进一步提出积极的本土化与消极的本土化,积极的全球化不但要了解、学习、吸收主流社会心理学的一切长处,而且要积极参与甚而影响世界主流社会心理学的发展和走向。

(二)以建设话语体系为目的

在本土化讨论中,很多文章强调建构话语体系或争夺话语权,这些观点似乎都有着“生存论的关怀”。这些学者强调学术派别和国家之间存在竞争,他们的本土化主张指向自主话语权和去依附,希望自身的民族和学派在世界学术总场域中占有一席之地。

评价西方话语体系时,张文宏提出西方话语体系视域狭隘,缺乏解释力[41]。张翼飞认为社会学当下的意义体系和话语体系主要来自西方,其本质是一种现代西方的“地方性知识”,但它作为一种强势话语体系,与模仿自然科学的实证主义方法论相结合,因此经常打着普世的旗号[42]。张翼以本土社会的经验模式形塑理论假设,因地制宜地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34]。冯仕政从两个层面论述话语权:一是社会学相对于经济学的话语权;二是中国社会学相对于西方社会学的话语权。此外,他又把话语权当作国家发展的软实力,并与硬实力关联起来,其理论关怀指向的是国家发展[43]。杨国枢认为,台湾学术界受政治与经济影响,已然沦为西方学术的“消费者”与附庸,争相以学习欧美学术为能事;经过长期的“学术洗脑”,本土的社会及行为科学逐渐失去了思辨的能力与信心,难以做出突破和创新。因而,杨国枢的本土化主张事实上有着打破洋八股的诉求[38]1。

(三)以理论自觉为目的

以理论自觉为目的的本土化,主要指不断学习异质文化,以求能用他者的视野或更敏感的方法来反思自身文化。理论自觉概念始于费孝通所说的“文化自觉”,郑杭生将这一概念重新界定并发扬光大。郑杭生有关理论自觉的谈论,更多偏向对中国自身文化的反思性关照与自我发掘,尤其是对改革开放经验与传统文化质料的发掘[44]。

理论性反思是以异文化为新视角反思本民族文化,即以“他者之镜”达到自知之明。费孝通赞成与包括西方文化在内的异文化充分接触,而通过这种接触及相应的社会科学训练,研究者就有可能抽离出自己生存其间的文化,形成反观自照的能力[45]。以理论自觉为目的的学者认为,社会学的本土化不是将西方的知识直接使用,而是使来自西方的知识体系能够在本土学者手中恰如其分地反观自己的社会、文化与个人。

此外,追求理论自觉还要求更好的自我理解。张翼飞认为,理解中国人的行为就需要进入中国人的主观世界,用中国人自己的意义系统去理解万事万物[42]。需要建构理解主观动机的解释范式,以达到“移情”理解,这也有助于那些研究中国问题的外国人“理解”中国[42]。

(四)以回应现实问题为目的

在这一类观点中,本土化的目的在于解决当下的时代性与现实性问题。此类说法通俗易懂,因为理论的产生、发展、调节、创新都来源于现实性问题又服务于现实。回应现实性问题的学者似乎大都有这样的思路:现实问题—引入理论—问题—适应(本土化)—解决问题。例如,金耀基在论述社会学中国化时,除了提倡赋予社会学以特殊的中国性格,更要使它与中国的社会发生关系,为中国所用,在中国生根[46]。

(五)以解决世界性问题为目的

解决世界性问题与本土化看似格格不入,但事实并非如此。例如,张翼飞以马克斯·韦伯“价值关联”为理论根基,指出社会学本土化问题中,地方性议题与其世界性的意义并不冲突,换言之,议题大小或是否为地方性不是关键,价值关联高度才体现学术水平[42]。价值越是接近人类历史与社会文化,它就在越大的范围普遍有效,所观照到的对象就越值得研究。以“性”议题为例,张翼飞认为,如果此议题仅关联到自己的性困惑,那它便是细枝末节;但如果此议题关联到人类社会的“权力—话语”机制时,那它便至关重要,福柯的伟大之处正在于此[42]。同样,费孝通对江村的深刻研究,也体现价值关怀高度的重要性[42]。

五、社会科学本土化的动力因

在本土化问题上,动力因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国情与社会环境作为宏观背景提供动力与阻力;第二,学者的政治与学术资本给其行动提供动力或阻力。也就是说,学者之所以主张或拒绝本土化,不仅有其主观意愿,还受到客观条件的促进或制约,这些客观条件是影响本土化成败的重要动力与阻力。

(一)“特殊国情”作为动力

国情指的是国家的资源水平、政治能力、生产力水平、社会心理等,它是学术发展、理论创新、制度实践的基础。总而言之,学术总是与国家发展密不可分,国家发展的内外条件是学术发展的土壤。因此,一些学者将国情视为处于特定历史条件下学者是否提倡本土化或本土化本身能否成功的重要标尺,这假定了本土化运动受制于历史条件,因而具有历史性。

以近代中国对西方制度的本土化实践为例,晚清时期,西方制度在中国难以施行,原因在于当时的中国人缺少理解西方民主的社会心理,因而未能在西方制度的理论逻辑下理解西方制度[12];民国时期,根源于当时半殖民地的国情,理论发展的大趋势是“救亡压倒学术”,这促使近代学者在文学、政治学、哲学、社会学等领域都以“自强保种”为主题进行理论与实践的探索。在这两个阶段中,都有一些学者持有本土化主张,前者以“中体西用”的方式提倡,后者以“自强保种”为主题进行。二者虽然都在倡导本土化,但实现效果却各不相同。前者的失败是由于当时的国情对本土化的阻碍,即晚清时期的旧制度以及依附于其上的共享价值观念对外来思想与制度加以排斥或将之器物化;而在这方面的国情发生变化后,制度性的阻碍便慢慢减弱。

显然,这种特殊国情会影响本土化进程的实现程度,以严复译介西方学说的例子可以更进一步阐明国情如何塑造本土化的具体过程。具体而言,他在翻译西方著作时,并未对外文亦步亦趋,而是采用“翻译—阐述”的模式。例如,他承认斯宾塞强调的“物竞天择”对唤醒民众的作用,但不赞同其所说的“任天唯治”,因此试图用赫胥黎“与天争胜”的思想进行补救。严复翻译的《天演论》便融合了斯宾塞与赫胥黎的思想[47],这是“国情”作为本土化动力的典型案例[48]。

(二)“实际问题”作为动力

本土化也来源于解决实际问题所产生的动力,而实际问题包括教学问题和应用问题。一方面,体现为教学问题时,“认知不平衡”便成为促进本土化的动力:作为外来理论宣传者的知识分子,在理论介绍过程中往往会发现所讲述的理论与其所处的本土现实状况无法对接,这种“认知不平衡”使学者改变原有理论或话语表达,以适应本土的现实。翟学伟认为,港台学者的本土化意识来源于他们在教研中的觉悟,那些从欧美回来的学者,既不是总在课堂上教授美国课本上的内容,也不是在研究中一味重复验证西方的理论[39]。另一方面,实际问题体现为应用问题时,促进本土化的动力呈现为“理论—经验矛盾”。例如,“农村包围城市”理论的产生恰恰源于苏联的城市中心论在中国屡屡碰壁,而这种革命初期的实践失误便成为促进理论本土化的实际问题。概言之,“教学问题说”论述的是传播过程中的阻力变成了本土化的动力,而“应用问题说”则论述实际应用过程中的阻力作为本土化的动力。

(三)学者的政治资本与学术资本

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任何提倡或反对本土化的学者都生活在某一场域中,而学者本身在学术场域中占有的位置、掌握的文化和政治资本的性质恰恰影响学者本人的本土化主张,也与这些主张能否成功有关。例如,一些学者认为,学术资本和政治资本均较高的社会学家更可能采取温和普遍主义的立场;学术资本较高但政治资本较低的社会学家更可能采取极端普遍主义的立场;政治资本略高于学术资本的社会学家更可能采取温和本土主义的立场;政治资本显著高于学术资本的社会学家更可能采取极端本土主义的立场[1]。谢宇也认为学术论文的发表逻辑符合学术场域的逻辑,如果本土化实践能够促成学术资本的积累,或谈论本土化议题对发刊量有帮助,那么行动者便会增加有关本土化的讨论[40]。从动力因的角度看,上述观点的实质是,行动者的学术和政治资本及其在学术场域中的位置是本土化的重要动力。

综上所述,动力因确实包括来自国家宏观层面的制度性动力,同样包括来自学者个人层面的动力。然而,二者虽然都极为重要,其发挥的作用却不相同,尤其是前者对后者具有塑造作用。学者的学术资本和政治资本对其观点影响深远,但是囿于国情和现实问题,一些学者还是会以国情为准重新塑造其掌握的学术资源,这在前文严复的例子中就有鲜明的体现。同时还需注意,特殊国情、现实问题、学术资本和政治资本既影响本土化问题的提出,也影响本土化是否实现的过程,这需要我们考察具体的情境。

六、结语

在搁置价值判断的基础上,本文以“四因说”为坐标系,分析了学术界的诸多本土化观点。从质料方面看,各种异质性的文化质料在本质上是否能互相借鉴与融合不存在先验的答案:当异质性的质料相遇,一般会出现全盘拒绝、体用模式、拓展个案、普遍特殊模式直到全盘接受的本土化模式。从形式方面看,理论、命题、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要素构成了一门学科的基本框架,诸要素之间的复杂关系提供了多种多样的搭配可能性,有些学者强调使用外来理论研究本土对象,另外的学者则强调生成本土理论解释本土对象。从动力方面看,国情、学者的政治与学术资本、实际问题等作为阻碍或促进本土化的因素,深刻影响着本土化的方向和可能性。但是,客观条件不足以决定本土化的最终成果,因为本土化还与学者的目的有关,而当前推进本土化的学者,往往具有以下五种目的:学术规范化、建设话语体系、追求理论自觉、回应现实问题以及解决世界性问题。学术界的本土化观点及对本土化观点的进一步分析,往往只关注以上四个维度中的一维,而未能做出综合分析。只有综合考量动力、目的、质料与形式这“四因”,我们才能完整地评判某一本土化方案。仅仅考察其中某一因素,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偏见,这是我们需要注意之处。

回顾40年的中国社会学重建之路,学界人才辈出,诸多具有经验价值和理论趣味的研究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我们无法细数诸多学者及其著述对本土化进程有何推进,只想在本文最后指出,一批有价值的民族志研究确实为中国学者进行本土化尝试提供了范本,例如项飚在2000年左右以北京“浙江村”为田野对象对流动人口问题展开深入研究[49];阎云翔扎根于东北下岬村,以礼物流动为主题将具有本土特色的“人情逻辑”融入马塞尔·莫斯、列维·斯特劳斯与皮埃尔·布尔迪厄等人开创的礼物互惠研究脉络[50];沈原、陈龙等人对卡车司机[51]、外卖骑手[52]等本土劳工问题的探讨。反观当下,那些具有地方特色的本土化质料或许会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继续深化,作为实际问题和特殊国情的本土化动力同样在不同发展阶段有着不同的呈现,而由于本土化形式本身包含着多种可能性,因此本土化本身在未来几十年中包含着多种可能。同时,另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网络社会的来临正使我们加速“后工业社会”的步伐[53],因而“全球村”正在同质化不同国家的现实将地球慢慢“削平”,这无疑构成了本土化的阻力[54-55]。这种阻力同样体现在本土化坐标系的不同维度,例如互联网和现代化于质料部分的同质化作用,可以揭示出现代化背景下的工厂和劳工问题、消费问题、现代科层组织问题或性别问题在不同地域相接近的趋势[56]。实际上,这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本土化质料的部分同质化会使不同地域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具有相似之处,因而直接影响到本土化的动力。现代化进程究竟是有利于本土化生根发芽,还是导致本土化让位于国际化,至少现在难以得出确切的结论,但我们相信,引入“四因说”作为分析框架,确实可以为这一问题的分析提供一种有益的尝试性解释。

注释：

① 学界有关社会科学本土化的代表性研究有:郭忠华《本土政治概念建构的三种进路——基于“概念之树”的视角》(《探索与争鸣》2022年第6期);张文宏《本土化:中国社会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创新的必然路径》(《济南大学学报》2017年第3期);翟学伟《社会学本土化是个伪问题吗》(《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9期);贺雪峰《本土化与主体性: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方向——兼与谢宇教授商榷》(《探索与争鸣》2020年第1期);王绍光《中国政治学三十年:从取经到本土化》(《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6期)。

② 学界在理论层次界定本土化的相关研究有:谢宇《走出中国社会学本土化讨论的误区》(《社会学研究》2018年第2期);林毅《从反思西方理论到服务中国实践:中国政治学本土化的创新发展意涵》(《学习与探索》2020年第6期);郑杭生、王万俊《论社会学本土化的内涵及其目的》(《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0年第1期);麻国庆《社会与人民:中国人类学的学术风格》(《社会学研究》2020年第4期)。

③ 学界将“本土”视为地理概念的相关研究有:陈心想《社会学美国化的历程及其对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的启示》(《社会学研究》2019年第1期);梅荣政、杨军《揭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理论新篇》(《武汉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宋玉波《佛教中国化历程研究》(西北大学2004年博士论文);王载源《儒学东渐及其日本化的过程》(《孔子研究》198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