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分析法在历史学中的应用研究

2024-02-02李云朋

今古文创 2024年1期

李云朋

【摘要】加强对于话语分析方法的研究有利于思想史与社会史的融合，拓宽思想史的研究领域；有利于强化对词语和概念的研究；有利于结合历史书写和历史本身的研究，拓宽研究角度，更有效地避免对于权威的盲从。本文先对话语分析法进行定義，然后探讨了它的应用原因和应用领域。话语分析法作为一种能够应用于多学科的以语言为应用对象的研究方法应用到了概念史、思想文化史和观念史的研究当中，丰富了历史学研究的手段，促进了历史学研究的发展。史学家们通过分析话语的方法，重新研究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产生了一部部成果颇丰的著作，对于中国近现代的思想文化有了更新和更深刻的认识。

【关键词】话语分析；历史学；思想文化

【中图分类号】K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4）01-0065-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01.021

当今，话语分析研究方法在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的研究中越来越受到重视，加强对于该方法的研究有利于思想史与社会史的融合，拓宽思想史的研究领域；有利于强化对词语和概念的研究；有利于结合历史书写和历史本身的研究，增加研究角度，更有效地避免对于权威的盲从。在历史学领域，“话语分析”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在中国思想文化史的研究中越来越受到重视。不但出现了一批学者，如杨念群的《从“五四”到“后五四”——知识群体中心话语的变迁与地方意识的兴起》和王晖的《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运用它来研究中国近现代思想史，而且黄兴涛（《“话语”分析与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等历史学家还从理论上对其进行研究。然而，还没有学者对话语分析法在历史学的具体应用进行研究。有鉴于此，本文打算先对话语分析法进行定义，然后探讨它的应用领域。

一、话语分析法的定义

想要研究话语分析在历史学中的应用，唯有先厘清它的定义，如此，我们才能在对其进行分析的时候才会有的放矢，得出了结论才是符合实际的。

大部分学者在研究思想文化史的时候，只是将话语分析法当作研究方法进行应用，并未对该方法进行理论研究，也没有明确地下定义。这是因为话语分析法本来是语言学领域中的研究方法，只是才后来覆盖到了历史学的研究中。

在语言学领域，话语分析研究方法的定义也没有统一的说法。例如，陈平对它的定义是：“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是一种语言研究方法”。朱永生则将其总结为：对语境中语言的交际应用研究。以上两位学者代表了语言学领域对话语分析的两种看法，前者认为它是一种研究方法，仅仅是一种研究工具。后者认为它是一种研究领域，并且朱永生在同一篇文章中还进一步表示：希望它不仅仅是一个领域，还要发展成一门独立的学科。所谓领域与学科，就不仅仅只是工具这么简单了，它需要有自己的研究对象、理论、研究方法等内容。在这里，本文更倾向于第一种观点，因为“话语分析家们从系统功能语言学、语用学、认知语用学等各种语言理论中寻找对话语分析有用的部分并加以应用，但没有形成自成一体的理论体系。”也就是说，话语分析仅仅是纯粹应用层面的一种技术，而不是一种领域甚至是学科，它仅仅有自己的应用对象——语言或话语，没有自己的研究对象；它仅仅有应用于各个学科的合理性，没有自己的完整的理论体系；它自己本身就是研究方法，没有别的研究方法来研究它本身。如此一来，朱永生的观点也就不攻自破了。话语分析法从语言学覆盖到历史学更加证明了这一观点，每个历史学家都自觉地将它当作一种研究方法去应用、去总结它的特征，从来没有一个历史学家将它作为一种领域去研究。

因此，话语分析法首先是一种研究方法。其次，它的应用对象是语言。比如，在历史学的研究中，我们语言背后那无限的东西，但仅就应用对象而言，话语分析方的应用对象是语言。最后，它的研究领域是广泛的。话语分析法起源于语言学，在语言学中应用自不必说；当前，它在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领域的火热现象也是肉眼可见；话语概念本身代表着权力，于是，它又与社会学的研究密不可分。所以，话语分析法是一种能够应用于多学科的以语言为应用对象的研究方法。

二、话语分析法在历史学中应用的原因

20世纪20年代的布拉格学派研究语言的应用，成为话语分析的源头。后来，转换生成学派专注于研究语法的理论，再加上相关学科需要推动的原因，话语分析法向其他领域延伸。福柯较早地将话语分析应用于历史学的研究中。至90年代，中国史学界也开始关注话语分析法。

话语分析法之所以能在历史学领域应用的原因首先是历史学研究的需要，研究活动本身就是一个处在不断发展过程中的运动，我国的历史学研究在改革开放之后，在西方史学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刺激下，迎来了大发展，语言学和计量史学的应用就是显著表现。特别是在思想文化史研究领域，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都发展到了一个瓶颈期，急需要新的理论来促使其发展。

其次，源于话语分析法本身的合理性。第一，它将思想文化史和社会史结合起来研究，拓宽了思想文化史的研究领域。比如，程美宝的《地域文化与国家认同——晚清以来“广东文化”观的形成》便是从种族、方言、民俗层面研究广东文化的形成。知识分子对地域文化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在定义自身的同时也在定义地域文化。从方言方面来看，它在清末革命时期是革命派的标志，促进了新的国家观念的诞生。从学术方面来看，广东知识分子在清末接受了中学和西学的双重教育，这使得他们既不愿完全西化，也不愿守旧，于是通过地域文化构建一种新的国家意识。从民俗方面来看，他们想通过民俗建立新的国家意识，与此同时，也在改造地域文化。鲁萍的《“德先生”和“赛先生”之外的关怀——从“穆姑娘”的提出看新文化运动时期道德》是从文化的角度研究社会史。作者通过对关于“个人”观念的话语的梳理和分析，发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除了“民主”与“科学”的口号外，一度也十分强调“个人”观念，只是后来与“群体”的主流意识冲突而被压制了下去。第二，话语分析法还增加了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使用话语分析的方法研究历史增加了研究的角度和客观性。从前，我们的历史学研究没有注意到语言所承载的历史信息，也没有注意对语言进行分析，错失了本来可以通过语言所了解到了广阔的社会历史信息，话语分析法的应用弥补了史学研究的这一块短板，增加了我们掌握的历史信息量。

可见，话语分析法在历史学中的应用有其必然性。

三、话语分析法在历史学中的应用

（一）话语分析法在概念史中的应用

话语分析法向历史学的扩展，促进了作为一种史学类型和跨学科研究领域的概念史的研究进程。

话语分析法之所以成为概念史研究的方法之一，具有重要的理论前提。孙江认为这个理论前提是：第一，概念通过词语表现出来，但比词语所表现出来的东西有着更为广泛的社会和政治意义。第二，概念史源于语言学领域，注重文本解释。概念是把所感知的事物的共同本质特点抽象出来，加以概括。这也就使得话语分析能够通过事物的本质特征去还原事物的许多表象进而研究更为广泛的内容。主体在使用话语时除了赋予话语主观性之外，还会赋予话语以客观性。因为人不能脱离历史环境而存在，必然会烙印上当时社会历史环境的印记，这也必然会反映在人所做的话语当中。这也是我们做历史研究的合理性所在。

冯天瑜在研究概念背后的历史文化意蕴的时候是通过考察概念的原始词义及其历史流变来完成的。李里峰通过考察词语、概念、文本与社会政治情境之间的关系去研究概念的延续、变化和革新之间的关系。纳金斯通过考察该概念的历时演变过程、语言的使用方式与意义之间的关系、概念合法性的原因来研究概念史。克赛雷克通过考察社会转型与概念变迁之间的关系来研究概念史。总的来看，话语分析法的使用不超过两种范畴，即纵向的时间性范畴和横向的空间性范畴。纵向来看，主要是考察话语本身的演变。话语是概念的表达，话语的变化标志着概念的变化，反映了社会状况的变化。比如，冯天瑜从封建话语的时间性演变的角度揭示“封建”泛化的社会文化因缘。横向来看，主要是考察话语与社会内容的联系。比如，程美宝从历史叙述、种族血统、学术传承、方言写作、地方民族等方面横向地研究“地域文化”的形成。历史表述、种族、学术、方言、民族属于同一时空的范畴，它们在同一时空中对地域文化的形成起到了自己的作用，知识分子对地域文化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在定义自身的同时也在定义地域文化。

通过上述实例，可以看到：话语分析方法的引入大大地拓宽了概念史的研究领域，也加深了我们对历史的理解。

（二）话语分析法在思想文化史中的应用

福柯认为，话语构建和反映社会事物与社会关系，人是社会关系的主体，话语是权力的载体，所以话语分析是一种权力分析。费尔克拉夫认为，文本与话语之间有着相互构建的关系。因为话语通过人构建起了社会事物，所以我们可以通过话语重新建构社会事物，重新梳理出思想文化的状况。两位学者的看法指出了话语分析放在思想文化史中的应用前提。

关于话语分析方法的具体运用上，费尔克拉夫认为，话语分析分析的是文本的语言、文本的演变过程、文本背后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权力。这三方面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作为一个整体存在。比如，陈建华通过考察革命话语和革命话语背后社会历史内涵的演变去研究现代革命的起源。他从文本语言和文本演变的角度考据了20世纪初“革命”“かくめぃ”和“Revolution”的翻译过程，认为汉语中的“革命”、日本人的“かくめぃ”与英语中的“Revolution”有着相同的意义。从民族主体、历史记忆及文学场域的建构出发找到了古代“革命”二字到了近代发生些许变化的原因——救亡图存的民族心理、梁启超的“诗界革命”的呐喊。他认为革命话语承载着历史文化，可以通过话语分析研究革命形成的过程和在这一过程中个人与话语的关系，所以通过考察孙中山使用的浸透着革命话语的文本，寻找孙中山的革命观念的演变过程，认为梁启超创造了革命话语，而孙中山使革命话语获得了成功。俞祖华通过考察中共的建档纪念文本在革命、建设、改革三个时期的“中华民族、复兴、解放”等话语和这些话语的演变总结出了“一个梦想、两大任务、三次飞跃、四个选择”的中华民族复兴话语体系。可见，话语分析法与思想文化史的结合产生了极好的结果。

（三）话语分析法在观念史中的应用

话语分析法是观念史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由于观念的发生和演变必然伴随着话语的发生和演变，所以我们可以通过分析话语的发生和演变过程研究一个观念的发生和发展过程。

观念和话语具有互指性，一种观念虽然可以对应几种话语，比如“权利”的观念可以用“权利”“权益”等词语来表达，但总有一个最能准确反映该观念的词。“权利”包括了享有和权利和义务的权利，而“权益”的含义偏向于享有的方面，因而“权利”的范围比“权益”的范围更广，更能反映该观念。观念和话语的关系是如此紧密的，以至于当观念改变时，反映该观念的话语也会发生改变。新文化运动时期，当时的学者提倡的“科学”一词是指观念和方法论上科学，这个概念类似于哲学，具有统摄性，“整理国故”便是“科学”的方法论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应用。但是到了现在，“科学”一词主要指技术层面，比如，航天科学、农业科学等。金观涛、刘青峰的《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之前的思想史研究主要研究代表人物和代表著作，这部著作则主要研究例句，开创了观念史研究的新方法。它通过分析“真理”“民主”“权利”“科学”“个人”“社会”等话语研究中国近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在研究“权利”观念的形成时，作者了解到“rights”在英文中的意义在于个人自主性，而在刚引入中国时的意义却是群体的权势与利益。情况在甲午战争后发生了改变，作者通过分析“权利”二字的使用频率和意义，发现在清末新政的十年间，“权利”的个人自主性意义在20世纪后的使用频率大幅度增加，认为这是社会组织急剧变化的原因。但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随着民族危机的加剧，“权利”再次变成了集体观念。

將话语分析法引入观念史的研究当中，丰富了观念史的研究方法，增加了观念史的研究成果。

四、结语

由于话语构建能反映社会事物与社会关系（包括观念和概念），我们便可以通过话语分析重构这些社会事物与社会关系，所以话语分析法作为一种能够应用于多学科的以语言为应用对象的研究方法很快便由语言学的研究领域延伸到历史学的研究领域，特别是应用到了概念史、思想文化史和观念史的研究当中，丰富了历史学研究的手段，促进了历史学研究的发展。史学家们通过分析话语的方法，重新研究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产生了一部部成果颇丰的著作，对于中国近现代的思想文化有了更新的和更深刻的认识。同时，也有学者指出了这个方法的局限，比如存在主观性过强等问题，在今后的应用中，如何完善话语分析方法在历史学研究中的使用是我们应该注意的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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