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阐述了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小说《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的写作特点。在创作中，作者使用了大量的写作技巧，在真实事件的基础上没有进行客观的描述，而是进行虚拟的再创作，将读者扔进了一片迷雾之中，创造出的一个自成一体的世界，展现了其高超的写作水平。

【关键词】加西亚·马尔克斯；威廉·福克纳；《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4）01-0004-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01.001

《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是在马尔克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前一年出版的。用作者的话来说这本小说是“一次不实的报导，同时也是一本虚构的小说。它是一桩真实案件的不实叙述”。整个故事通过模糊的视角，使用亦虚亦实的第一人称讲述了一起改编过的凶杀案。文中的叙述者在好友被杀二十六年后回到了小镇。促使“我”回顾并再现这桩不幸凶案的原因就是对于这出带有希腊色彩的悲剧所产生的好奇。这是一场虽然已经在事先张扬出去但仍无法避免的死亡。在马尔克斯看来，创作者最基本的任务就是将日常生活中事件的独特性放大。这与将事实作为主体，只进行基本的、同一维度的改编不同，创作者会利用一切对他来说有用的要素，按照他的标准去描绘那些常见的场景，使其更加丰富立体。这种通过不同的叙述视角让人们接觸同一件事的方法会使读者对于本来单义的、客观的解释产生怀疑。在创作《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时，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深知这一点。他没有用一种单一的方法和视角来叙述事件而是将每个情节都玩弄于股掌间。每条故事线并没有说明事情是怎样发生的，因而在每个读者都会有不同的看法，虽然读者有时会在某些方面达成共识，但大部分情况下，每个人的观点都会有很大不同。马尔克斯喜欢讲述那些他有所耳闻甚至是亲身经历故事。文学技巧使他并不局限于基本的叙述，他致力于在叙述结构中使用暂时的情节转折和跳跃，这便是一种充满技巧的纪实手法：新闻体手法。文章中的的每个角色有着不同的职业、年龄以及对于所述事件的看法。这些角色各具特色，对于“用散落一地的碎片拼成记忆之镜”来说，每个角色都是至关重要的一环。尽管有一些传记作家能论证史实，但这整本小说都是虚构的。这本小说是基于一些真实的片段进行的再创作，并且文中的每位叙述者都体现了马尔克斯的写作特点：醇熟的语言驾驭能力和保持虚构和现实的距离。

我们有必要细致地分析一些小说中的片段，便于领会加西亚·马尔克斯在《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中展现的写作技巧。在著名作家约翰·马克斯维尔·库切所写的《荒年日记》中，作者借主人公之口说道：

一本小说中，说出第一句、第二句话以此类推的声音——我们将其称为叙述者的声音——完全不具有权威性。但赢得这种权威是必须的，从无到有地发挥这种权威的责任就落到了小说家身上。

加西亚·马尔克斯就具有这样的权威。在这本书的开头，马尔克斯便宣告了圣地亚哥·纳萨尔的死讯，虽说这样的结果无可辩驳，但同时也令人费解。读者立刻就被这样的开头吸引，并产生了许多疑问：谁是圣地亚哥·纳萨尔？他为何被杀？为什么他起床后就去等载着主教的船？从一开始，这场谋杀就使得小说带上了黑色小说的色彩。但《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并不是侦探小说，或者说不仅如此，它是通过一些新闻界使用的纪实手法改编事实同时也大量地运用了想象。仅仅只用这第一句话，作者就已经完全吸引了读者的注意力。

随着故事的展开，作者以随意的、非线性的方式提供信息，这些信息就像十分混乱但又不乏趣味的线索。在人们的面前，一场调查缓缓展开。此次的调查并不像侦探小说那样，每一条线索都不会漏下，组成故事的每一块都散落在正确的位置。甚至可以说这本小说对黑色小说的模仿戏作。唯一能确定的就是发生了一场令所有人动容的可怕凶杀，并且没人能从动机上解释此次谋杀。这本小说也是现实版的侦探小说，文中对谋杀没有确切的解释，因为现实就是如此，不完美、难以理解。

除此之外，时间的变换、预辩法和倒叙都创造出了一个广阔又连贯的整体，十分灵巧地跳脱出了正统小说的线性叙述。组成小说主题的每个部分都位于不同的时间、空间中，这种技巧使小说形成了封闭的环形，在加大叙述张力的同时也不断增加新信息。对于这些事件的掌握就是让引领我们阅读的叙述者讲述圣地亚哥·纳萨尔悲惨结局的前提。我们立刻就意识到调查已经结束，小说中的每个角色都给出了自己的看法，叙述者的目的就是将事实在我们的眼前拼凑出来，并在已预知圣地亚哥悲惨结局的前提下重现那天发生的事情。

初阅读时，读者会发现文章平铺直叙，浅显易读，没什么华丽辞藻，句子也清晰易懂。这就是马尔克斯写作的第一个卓越之处。他笔下的简单是带有欺骗色彩的，实际上这种呈现出来的“简单”是复杂的。西里尔·康诺利说过，在作品中偏好杂乱无序的作家都是在一片黑暗中为他们贫瘠的语言和想象力寻找一个避难所。因此，康诺利赞扬海明威的风格简约并非巧合。海明威作品中简练的语言总会带来意想不到的结果，《凶手》就是可以证明这点的有力例证。书中的对话一句接着一句，一问一答，读者慢慢理解两个暴徒进入餐馆的原因的同时，紧张感也随之加剧。海明威用了适当、克制的叙述来塑造情节。加西亚·马尔克斯借鉴了这种方法，将其加上个人的理解后应用于自己的小说中，他明白他想表达的是什么以及最好使用什么方法。读者们对谋杀是怎样发生的、谋杀的动机和涉案人员的好奇得益于作者对于大量信息的处理以及事件的流畅推进。

除了将海明威的手法内化以外，马尔克斯学习了另一位美国作家的方法，这位作家同样也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由于在文学启蒙时期，马尔克斯反复阅读了威廉·福克纳的作品《野棕榈》，因此威廉·福克纳给马尔克斯的写作风格带来了不可磨灭的印记。这样的影响在本篇小说的各个方面显而易见。或许直入主题是威廉·福克纳最重要也是最著名的写作方法，因此在小说中对于圣地亚哥·纳萨尔悲剧相关的描写以及由此创造出的模糊的氛围这两方面，马尔克斯追求的是双重效果。一方面，给读者呈现出了一种系统的结构，在此之中试图解开一个谜团，进行一场新闻调查来寻求事实，换句话说就是得出对此次事件的合理解释。但另一方面，此处也体现了作者的匠心独运，这种“脚手架”的结构正是无法得出确切结论的原因。小说里的所有的证据都自相矛盾，有时给出的信息不足并且仍有谜团未解。

在《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中能看到福克纳的《献给艾米丽的一朵玫瑰花》中的一些元素，并且二者的叙事结构也十分相似。《献给艾米丽的一朵玫瑰花》中，一开头，主要事件的结局就已告知读者；作者用了直接的方式，通过小镇上其他居民的证言再塑了古怪的艾米丽小姐的一生；小说中存在一个需要读者自行解开的谜团，叙事过程中也常常出现时间跳跃。故事的最后揭开了一些事情的真相，但仍然留下了许多线索，给了读者无尽的猜想空间。尽管书中有许多线索能让读者们得出一个结论，但叙述者却无法明确解释事情是怎样发生的，这种“不能”和叙述以及结构是分不开的。是艾米丽小姐杀了荷马·巴伦先生还是荷马·巴伦先生是因某些未提及的原因而死？尽管看起来“谋杀”更像是这个问题的答案，但谁也无法百分之百肯定，并且这个答案也并非绝对正确，因为谜团仍未解开。事实上，在完结一篇文章时，暗示是最强有力的武器。不论是在《献给艾米丽的一朵玫瑰花》还是在《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中，我们都能发现集体对于事件的干预。在这两个故事中，或是因为作者赋予的责任或是因为见证者的身份，小镇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从小镇上搜集来的信息使两篇小说的叙述都更生动具体但这些信息都不是决定性的。两篇小说中的叙述者也并非全知全能，因此对于每篇小说中事件发生的地点和意义都存在不小争议。不过加西亚·马尔克斯在福克纳之上又迈出了一步，那便是证明叙述者的视角是有所欠缺的，并且他本人对此很满意。在马尔克斯作品中，最先映入读者眼帘的就是叙述者和作者的叙述之间的疑团、冲突、分歧和一些模棱两可之处。有趣的是，虽然马尔克斯是用第一人称来叙述真实事件，但他会用尽想象将真实事件和虚构结合起来。

达索·萨尔迪瓦尔在他为《百年孤独》的作者马尔克斯所写的传记中讲述了一场悲剧：由于妹妹玛格丽塔在和米格尔·帕伦西亚结婚前曾遭受了凯耶塔诺·詹蒂莱·奇门托的侵犯，维克托·曼努埃尔和何塞·乔奎因·奇卡·萨拉斯两兄弟就此向凯耶塔诺·詹蒂莱·奇门托展开报复，最终杀了他。萨尔迪瓦尔所讲述的这个事件和马尔克斯小说中的故事几乎一模一样，不过是将事件发生几位主角的名字分别替换成了圣地亚哥·纳萨尔、佩德罗·维卡里奥和保罗·维卡里奥、安吉拉·维卡里奥和巴亚尔多·圣罗曼。小说是将马尔克斯24岁时在苏克雷经历的事情的再创作。马尔克斯设下的圈套就是将现实和虚构结合起来，正因如此他称这本小说为“虚假的小说”。为了更贴近现实并让人们加深人们的理解，马尔克斯还增加了主人公的家族、母亲和兄弟的姓名。当叙述者提到他的妹妹玛格特或是“当时还未满七岁的弟弟海梅时，这些书中叙述者和作者本人的相同之处互相交织在一起，更好地模糊了自传纪实和虚构的界限。另一个值得注意的事情就是，在小说的引言部分叙述者向一个小学刚毕业的女孩子求婚了。无独有偶，达索·萨尔迪瓦尔在《回归本源》一书中也恰好提到了这件事。小说中，这个女孩名叫梅赛德斯·巴查，而梅赛德斯·巴查正是马尔克斯的妻子。尽管这件轶事并没有发生在《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中所描写的婚礼聚会上，但却真实发生在一场学生舞会上，这些学生的年龄就是小说中所指的13岁。这种隐晦的表达在书中比我们在这里提及的要多得多，这也是马尔克斯的一处巧思，使得对他传记不太熟悉的读者去思考在他们读到的内容中有多少是真实的，并且不会让读者觉得一切都是作者有意为之想引发读者质疑的。这证明了技巧是创作中最重要的手段。

除了这些和现实的不同层面都有关联的地方外，文中还有一些故意模糊化的地方。大家来看几个例子。就加西亚·马尔克斯在书中塑造的情节而言，凶杀案发生那天的环境氛围堪称经典，引人瞩目。换句话说，也证实了事实远比看上去更复杂难辨。在第一部分的开头叙述者说道：

“许多人都记得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一阵轻柔的海风吹过香蕉树，那的确是二月最美好的时候。但大部分人却认为那时天色阴沉，周围笼罩着一股死水的气味，在那个悲伤的时刻，空中飘着蒙蒙细雨，正像圣地亚哥·纳萨尔在梦境中看到的森林景色一样。”

“许多人都认为”和“但大部分人都认为”这两方的对立，从一开始就表明了镇上的人们在面对调查时的策略，这也表明并没有忽略他们叙述中可能存在的分歧。接下来，一些见证悲剧的人说：

“我非常肯定地记得那时快五点了，天也开始下起雨来；‘当时没有下雨’，巴勃罗·维卡里奥回忆道。‘恰好相反’，佩德罗回忆道，‘那时海上起风了，星星还清晰可见’；‘那时肯定没下雨’克里斯托·贝多亚对我说。”

这样看来，就连叙述者也没法肯定当时的情况，他更偏向于使用一种新闻从业者具备的诚实记录下居民们所说的，并大方承认，在他看来关于那天的回忆是“非常混乱的”。从这些细节我们也能理解为什么说这是“真实案件的不实叙述”了。

另一个类似的地方就是对于圣地亚哥·纳萨尔的描述。维克托莉娅·库兹曼很确定地说“和他父亲一样，烂人一个”；叙述者的妹妹玛格特则说“我突然意识到再也不会有比他更好的伙伴了”；发电厂的主人波罗·卡里略和他妻子说圣地亚哥·纳萨尔“认为自己有钱就没人敢惹他……”对于巴亚尔多·圣罗曼的描写也是一样的矛盾，玛格达莱娜·奥利弗说“他看起来女里女气的……太遗憾了，因为我真想将他抹上黄油活活吞下去”；叙述者的母亲却说圣罗曼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男人”；安赫拉·维卡里奥是这样回忆他的：“我讨厌那些傲慢的男人，我从来没见过像他那样傲慢自负的人……他男子气太重了”；叙述者还补充了他自己的看法。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并不想把故事中的不同观点进行统一，相反地，他所追求的是将所有不同的声音搜集起来，以便丰富他为了展现事实所创造的角色形象。尽管看起来作者的意图是带有嘲讽口吻的描绘这件事，但必须要说明这并没有脱离事实，没有回避从始至终都存在的分歧，进行了适当的文学创作。每个角度都提供了一种主观的看法，因此不能说某种看法就是无可辩驳的真理，也不可否认不同角度都有存在的意义。没有哪种看法比其他的更高贵，因为客观并不是日常生活中所追求的，客观不过是追求准确的乌托邦罢了。如同极负盛名的哲学家托马斯·内格尔在他的传世佳作《无处之境》中所说，绝对客观是无法达到的，也许是人性中的内在因素让我们无法做到绝对客观，意识到每个人的观点不同应该是突破自身界限并使世界变得丰富的唯一途径。

因此，在《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中，误解、不确定和不可能都成了叙述进行下去的驱动力。尽管我们需要为一切找到合理的解释，但本篇小说正是因为没有对此进行说明而难能可贵。在这种不确定中，想象才迸发出更大的力量。加西亞·马尔克斯著成了一部短小精悍的佳作，写出了一个利用不同手法“戏弄”读者的新闻体故事，向读者呈现了一部将现实中的突发事件艺术化并意外地比事件本身更加精彩的小说。

参考文献：

[1]加西亚·马尔克斯.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M].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8.

[2]达索·萨尔迪瓦尔.回归本源[M].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2001.

[3]威廉·福克纳.献给艾米丽的一朵玫瑰花[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

作者简介：

张倩，女，汉族，天津人，硕士，江苏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从事西班牙语国家文学，西班牙语教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