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虹 范学新

【摘要】《郑伯克段于鄢》是母子失和的典型篇目。姜氏自私偏狭，对庄公只做到了生，未做到养育和关心，促使庄公产生自卑感；对共叔段的养未采用合理的方式，促使共叔段产生虚假的优越感。两个儿子受姜氏的影响，心理上或多或少都出现了偏差。本文从心理分析的角度切入，深入剖析姜氏偏私之因以及对两个儿子分別产生的影响。探求姜氏与庄公、姜氏与共叔段的母子关系形成的心理原因，对现代社会形成健全的母子关系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姜氏；庄公；共叔段；母爱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4）01-0007-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01.002

《左传》的第一篇文章《郑伯克段于鄢》是历史上母子关系失衡的典型，庄公和共叔段打响了春秋的第一战，国家内乱的背后实则是由家庭关系不和引起的，由于一位母亲——姜氏，区别对待自己的两个儿子，最终导致内乱的发生。姜氏生庄公时还没有进入到一个母亲的角色当中，难产使她慌乱失落，她没有及时调整自己的心理状态，对庄公只是一味地厌恶，造就了紧张的母子关系。生共叔段后，为了补偿生庄公时的失落感，她把共叔段当作满足自己私欲的延续，不传输其为人处世的合理的孝悌观念，反倒教他以下犯上，与哥哥争夺王位。共叔段与姜氏看似和谐的母子关系下，实则隐藏着双方心理的扭曲与变形。

一、姜氏的偏狭与自私：创造者角色的认同

通常情况下母爱是平等无私的，孩子被爱仅仅是因为“我是母亲的孩子”，孩子的存在即是被爱的理由。庄公和共叔段同样是姜氏的孩子，姜氏对待两者的态度却大为不同。姜氏讨厌庄公，偏爱共叔段，她厚此薄彼的态度归因于创造者角色的认同，认同失败导致厌恶，认同成功致使偏爱。

姜氏极度厌恶庄公，与庄公关系紧张，其原因在于“庄公寤生”而导致的创造者角色认同失败。弗洛姆指出：“人们不能接受自己像是从杯子里抛出的骰子似的任人摆布这一事实，人们需要感到自己是创造者，是一个超出了被创造者的被动角色的人。”[1]姜氏怀胎十月期间，是由妻子身份逐步转向母亲身份的过渡时期，孩子出生那一刻，意味着母子关系的形成。孩子在母体孕育长大的过程中，母亲逐步意识到自己的创造者身份，并为自己能创造出新的生命而感到自豪。姜氏成为母亲的第一步便遭遇到巨大的难关，“庄公寤生”，姜氏不仅受到难产的惊吓，并且当时还存在“寤生子妨父母”理念。寤生是不详的象征，姜氏辛辛苦苦怀胎十月孕育出一个不祥子，又进一步加重了姜氏的心理负担。姜氏处于男权社会体系中，生儿子本来会提高她的地位，但是由于难产的刺激，对产妇心理造成了损伤，加之逆生与忤逆不孝的联结，对她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打击，导致姜氏创造者身份的失落。“故名曰‘寤生’，遂恶之”，姜氏给庄公取名寤生，《左传》记载古人取名原则“以名生为信，以德命为义，以类命为象”，可选择的取名方式多样，姜氏偏要给庄公起一个难听的“寤生”之名，这不仅是姜氏在提醒自己的失败，更是在强调庄公的不祥，恶字也体现出姜氏强烈的主观情感。姜氏对母亲这一创造者身份产生了怀疑，认为这是她人生中一次巨大的失败，进而把这种失败感投射到庄公身上，对他产生超乎寻常的厌恶之情。

姜氏十分宠爱自己的小儿子共叔段，源于她对自己创造者身份认同的成功。“段生易，夫人爱之”，生共叔段时姜氏才真正感觉到自己成为创造者，共叔段是她身体的一部分，她有能力做到主宰生死。共叔段的出生弥补了第一次生育带给她的惊吓与挫败感，这个时候她才体会到母亲这一身份带给她的优越感。庄公的出生给姜氏带来失败感，共叔段的出生给姜氏带来优越感，两相对比，姜氏对二者的态度愈渐极端，而且共叔段作为次子，年小力弱，更能引发姜氏的关注与保护欲。姜氏对共叔段的宠爱实则是在追求创造者角色的带给她的优越感。姜氏看似爱共叔段，母子关系融洽，在这融洽的背后实则是姜氏扭曲的自我满足，而不是真正的爱共叔段。

阿德勒指出：“母亲可以强迫子女来达成她自己的优越感目标，并把子女是她身体一部分的认知无限度地扩大。”姜氏违背社会规定的嫡长子继承制，武公在位时多次请求立共叔段为储君，庄公即位后仍不死心，撺掇共叔段谋权篡位。共叔段夺权行为受到姜氏的挑唆，姜氏想要培养出一个符合她的意志，受她支配的对象来满足自己的优越感。共叔段生命的意义与价值由姜氏创造，姜氏想要看到被自己创造出的个体拥有优秀的能力，而国君之位成为证明这种能力的外在媒介，因而姜氏执着于帮助共叔段登上国君之位。姜氏妄为偏私，丝毫不考虑兄弟争夺王位会导致的后果，离她最近的历史就是西周国君废长立幼导致的灭国事件。周幽王宠幸褒姒，妄图废掉申后与太子宜臼，欲立伯服为太子，结果申后的父亲申侯联合西夷犬戎杀掉幽王，西周从此灭亡。这样惨痛的教训摆在姜氏面前，她不以此为戒，甚至还助长兄弟相残，一味地追求创造者角色给她带来的快感，仅凭主观意愿办事。姜氏一系列的行为也隐隐透漏出她的自恋特征。姜氏对共叔段的爱与迷恋表现出母亲的占有欲与权力欲，这种渴望占有的专横被称作自恋。姜氏对共叔段的爱更多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其实她真正爱的只有她自己。姜氏一心为共叔段谋求利益，希望帮助他登上王位，为他扫除障碍，表面看似无私，实际上她并不爱共叔段，这些举动是为了满足她的占有欲与权力欲。

二、庄公的隐忍与反击：自卑感的心理补偿

“在面对一个棘手的问题时，一个人感到自己的无能为力，由此产生的情绪被称为自卑情结。”[3]“寤生”这一问题，庄公自身也控制不了，这变成了他失去母爱的根源，同时，武公对姜氏厌恶大儿子的错误行为也没有加以制止，更加重了庄公的无力感，这或多或少使他产生了自卑心理。孩子的健康成长离不开无条件的母爱，也离不开有条件的父爱，孩子走向成熟就是要平衡这两种爱。庄公的成长历程中，他得到的亲情无疑是不够的，由此导致了他的自卑感。

由于母子关系的疏离，母爱的缺失，庄公自然而然地会去寻求心理补偿，建立生活的意义。自发地寻求弥补缺失感的方法，积极的社会参与，出人头地则成为获得认同感的途径。庄公作为嫡长子，他生命的目标在于如何成为下一代君主，如何治理好自己的国家，这不仅受嫡长子继承制观念影响，同时也符合心理补偿的需要。武公死后，家庭当中更是沒有了温暖，庄公只有牢牢地攥住君主之位，来弥补他的心理缺失。

从共叔段成为京城太叔到最后袭郑之间间隔了二十二年，大臣们多次劝诫庄公早点儿斩草除根，庄公却不愿与武姜发生正面冲突，“姜氏欲之，焉辟害”，庄公采取隐忍的态度，除了忌惮姜氏的势力和她母亲的身份，还因为缺乏母爱而产生的自卑心理作祟。大臣看着共叔段逐步扩张，愈发不可收拾，对庄公的劝诫也愈发急迫，但庄公不为所动，只是淡然地说道，“多行不义必自毙”“无庸，将自及”“不义不昵，厚将崩”，把真实的计划藏于心中只字不提，因而庄公助长共叔段之恶一直以来都受到儒家孝悌观念的诟病。实际上庄公隐忍沉默的态度反映的不是他阴险的城府，而是一个被忽视孩子强烈的安全感缺失而导致的自卑感。在孩子诞生初期，孩子与母亲关系更为紧密，他在母体中感受到温暖，母亲是孩子的安全屋。姜氏没有给予庄公合理的关心，在姜氏这里他变成了不被爱者，一个被抛弃者。一个被忽视的儿童很难与他人建立信任关系，他会低估自己借助他人的力量来面对困难的能力，因此，不管大臣如何劝诫，他都隐忍不发。庄公在爱这一命题上受到了阻碍，在表达爱、表达关心这一方面产生了困难，尤其是在面对姜氏和共叔段这两个家庭成员的时候，因而在对待姜氏和共叔段时他并没有采取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方式。庄公作为一国之君有维护国家统一的责任，作为兄长，有教导幼弟、维护家庭和睦之责，但由于童年母爱的缺失，面对的又是对他充满敌意的亲人，他很难做到平心静气地劝说，遵循“父母有过，下气怡色，柔声以谏”的方式。以姜氏偏狭的态度看，庄公如果劝诫，姜氏很可能置之不理，甚至打草惊蛇，令他们转变夺权策略，发展到不可控制的地步。君主之位是庄公安全感的来源，是他的底线，不允许他人触碰。健全的人格是综合父性和母性特征的，姜氏冷酷又专横，缺乏母性特征，把庄公引向父性特征，模仿父亲形象，使他更加注重秩序与法则。所以庄公养成共叔段之恶给人不近情理的冷酷感。

庄公打破共叔段和姜氏的计划后，一怒之下把姜氏置于城颖，说出了“不及黄泉，勿相见也”的不孝之语，庄公把几十年来没得到母爱的怨恨展露出来，把自己遭遇不公平待遇的不满情绪宣泄出来。但他不久以后又后悔了，孝为德之本，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顺天下，民用和睦，上下无怨。”圣明的国君以孝道观移风易俗，促使百姓和睦，庄公身为一国之君，如果连最基本的孝也做不到，很可能为百姓诟病，损害自己的政治形象，郑国内部的安定和统一也会受到威胁。庄公要稳坐国君之位就要顺应民心，在郑国庄公地位无疑是最高的，但他不是郑国唯一的成员，他必须和周围人发生联结，如果不孝，和周围人的联结将会弱化甚至断裂，最终就只能自取灭亡。所以庄公最后在颖考叔的建议下与姜氏“隧而相见，母子和好如初”，值得注意的是母子最初的关系是武姜厌恶庄公，母子两人关系十分微妙，但又碍于社会现实，不得不和好如初。

三、共叔段的愚昧与妄为：虚构的优越感目标

共叔段虚构的优越感目标源于姜氏的溺爱。一方面，姜氏的溺爱助长了他的自我中心主义；另一方面，由于庄公这个潜在的威胁，他害怕不能长久地得到姜氏的宠爱，由此确立了争夺王位的虚构的优越感目标。共叔段从出生起就得到姜氏的宠爱，他无须努力就得到母亲全然的关怀，被宠爱的孩子会认为这种突出是来源于天赋的权利，这就助长了他的自我中心主义，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应该是别人关注的焦点，从而产生出前所未有的优越感。姜氏一直主张废长立幼，共叔段便产生了这个位置应该属于自己的想法。

庄公继位后，共叔段意识到自己不再处于中心位置，别人也不以考虑他的感受为主要目标时，他产生了失落感。他要重新回到优越的地位，使别人认为他是一个特殊的人物，他理所当然地应该得到他想要的一切，加之姜氏给予他夺权的心理暗示，所以他虚构的优越感目标就是得到王位。姜氏一直以来表现出对共叔段“无私”的关爱，令他承担起不让母亲失望的义务，为母亲达成目的，实现她的愿望。共叔段从出生起，他的前面就一直有一个领跑者，一个在年龄和心智都领先于他的哥哥，即使这个哥哥并不被母亲所爱，但是社会推崇的嫡长子继承制一直压制着小儿子共叔段，庄公的存在对共叔段来说是一个长久存在的无可避免的灾患，这就刺激他想要取代哥哥，他害怕母亲的关爱转向哥哥，他想永远成为母亲乃至世人的关注中心。

共叔段被封到京地后便开始了他的经营活动，“命西鄙、北鄙贰于己”“又收贰以为己邑，至于廪延”，自认为时机成熟，与姜氏里应外合，发动袭击。共叔段筹备了二十二年的夺权计划，都在庄公掌握之中，一夕之间全部被瓦解，输得极其狼狈，这么多年的努力像是笑话一般，最终以“京叛大叔段”结束了这场闹剧。共叔段看似苦心经营，实则愚昧不堪，肆意妄为，做出违礼的僭越之事。由于姜氏的过分宠爱，共叔段实际很难做到独立，被溺爱的孩子会依赖于溺爱者，他本能的会寻求母亲的帮助，按母亲的意愿行事，同时也缺乏判断力。在共叔段的成长过程中，许多困难和障碍都被姜氏扫除干净，他没有形成解决问题的能力，没有机会承担责任，仅仅像个提线木偶，按照姜氏的意愿行走，他树立起虚假的优越感目标，但并没有做好准备，也不具备与野心相匹配的能力。他很难学会与他人合作，他给自己的生活赋予的意义就是成为父母的焦点，众人的焦点，要得到所有的宠爱与关。在这样的思维模式下，王位成为他达到目的的手段，但由于他的自我中心主义，这种虚构的优越感目标注定了失败。

幼子总是野心勃勃，他想在各个方面都超越别人，希望独一无二，但却是个彻头彻尾的理想主义者。在优渥和溺爱的氛围下成长，他所受到的训练是期待而不是给予，在这样理想而简单的思维模式下，他不会主动学习面对困难和问题时的解决方法，只是把自己放入理想的一隅，等待着好事的来临。共叔段受到姜氏的保护，造成他独立性的缺失，他很少有机会亲自去克服困难。与庄公的王位争夺战，算是他为数不多的亲自直面困难的机会，离开温室直面残酷的现实，这个时候他才意识到自己不堪一击。一旦离开了原有的温室，他再也找不到能帮他解决困难的人了。一个没有政治远见的愚昧之人，仅仅凭借母亲的宠爱又能做得了什么？所以他计划了如此之久的反叛活动，失败得极为迅速。

共叔段违背当时社会的普遍价值认同，想要违背宗法制取兄代之，多年的筹划既没有得到百姓的认同，邻国的相助，也没得到本国大夫集团的拥护。“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在冷兵器时代军事实力靠人口数量取胜，百姓拥护，民心向背十分重要，民心如果不齐，虽有千军万马亦无所用。卿大夫集团的支持也同样重要，取得卿大夫集团的信任，可以增加继承王位的可能性，但共叔段在这方面并没有做出过任何努力，他的政治谋略与才能不及庄公，还妄图以下犯上，他对王位的觊觎只是一厢情愿。共叔段出奔后杳无声息，成为弃子，就此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之中。与庄公一战过后全然丧失了勇气，一败涂地，再没有翻身之日。以溺爱联结起来的母子关系，致使被宠坏的孩子经不起挫败，很容易丧失勇气。共叔段经历失败后，害怕困难的到来，采取逃避的消极态度，不敢面对生活带来的棘手问题。

一个合格的母亲应该对孩子给予关心与呵护，让孩子意识到活着是美好的，他们是被爱的，世界是充满温暖的。但母亲在给予爱的同时也不能过分，需要把握一个度。真正慈爱的母亲不会利用孩子来满足个人私欲，在把孩子推向更广阔的天地之后，对待孩子仍然能够做到慈爱，这才是一个有爱的能力的母亲，这样的母亲才能做到平等地爱自己的每一个孩子。姜氏对庄公没有爱，对共叔段过度宠溺，这样形成的母子关系“过犹不及”，都是畸形的、不健全的。姜氏的偏私造成庄公极大的痛苦，一个没有得到过母爱的孩子，又如何要求他爱自己的母亲。姜氏的溺爱使共叔段目中无人，沉溺于自我中心，不懂得如何与他人相处，甚至违背尊卑伦常，发动叛乱，造成国家的混乱。在家庭当中，母亲要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不能有失偏颇；孩子要尊亲敬长，但也不能愚孝，长辈有过要谏诤，使父母不至于陷入不义的境况。家庭人伦关系和谐，移風易俗，推广至国家，才有利于形成良好的社会风貌，维护国家的安定与统一。

参考文献：

[1]艾里希·弗洛姆.爱的艺术[M].刘福堂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5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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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1.

[4]李隆基注，刑昺疏.孝经注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5]白国红.《春秋》“郑伯克段于鄢”史事新论——以共叔段为中心的考察[J].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20，（02）：34-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