栗 哲 吕若涵

（福建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0）

《离婚》是鲁迅短篇小说中的一部复杂之作，学界对其解读莫衷一是。关于爱姑的形象有以下解读方式：一是政治阶级分析，将其视为辛亥革命失败的产物；二是国民性批判，认为爱姑作为封建妇女其愚昧盲目的精神是启蒙批判的对象；三是与鲁迅日记中的生活经历进行对照式解读；四是美学解读，认为爱姑的悲剧是性格悲剧、命运悲剧。关键一点，多数论者将爱姑的反抗视为对礼教的强化，其目的是以封建秩序维护自己作为妻子的身份，由此认为她是十足的封建妇女。笔者不认为鲁迅笔下的民众都是麻木的庸众，并试图在反封建和国民性批判之外寻求新的解读视域。

一、爱姑的形象——“人”的觉醒与追求

从现代对古代文化价值观的超越来看，五四所提倡的启蒙在文学上主要表现为“人”的文学，提倡人性解放，表现为“人”的觉醒，尤其是反封建、反对传统礼教。从这个层面来看，爱姑无疑具备现代启蒙观下的系列品质。

首先是追求公道的反抗精神。丈夫喜欢上了别的女人，打算将她抛弃时，爱姑想到的是作为一个“人”的尊严：不是夫家聘来就来，想赶走就走。她的反抗首先是证明人的存在权利。“我是三茶六礼定来的，花轿抬来的呵！那么容易吗？……我一定要给他们一个颜色看，就是打官司也不要紧。县里不行，还有府里呢……。”[1]154在七大人提出要多给十元钱的时候，她接下来的话语方向没有往离婚的条件谈，而是转向一些陈年旧事，诉说自己在婆家非人的遭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