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操 邱美琼

（云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日本对“诗型与表现功能”问题的关注与研究起步较早，作为最早触及这一话题并开展深入研究的松浦友久，提出了诸多创见。松浦友久对“诗型与表现功能”的研究，是以“韵律”和“诗型”之间关系的探讨为轴心，基于比较诗学的观点对中国古典诗歌各诗型的表现功能进行深入分析，并在横纵对比间凸显各诗型独特的表现功能及各诗型在表现功能上的差异性。松浦友久对中国古典诗歌各诗型功能诸问题的探讨，无论是选题还是研究方法都可以为本土研究带来更多的启示。

一、古乐府、新乐府、歌行三者关系概说

在以往对乐府与歌行关系的各种论述中，以二者难以进行明确区分的论说较多。胡应麟[1]《诗薮·古体下·七言》认为“七言古诗，概曰歌行……”；而乐府和歌行的区别在于“自唐人以七言长短为歌行，余皆别类乐府矣”；明确提出“行者歌中之一体，创自汉人明矣”。胡应麟对“歌行”的论述是将其拆分开来进行的，即“歌”为曲调之总称始于上古，以“行”为“歌”中一体则创自汉人；他将七言古诗和长短句杂言古诗称为“歌行”，而将其他形式的歌辞作品均归为“乐府”，并且以此作为唐以后歌行和乐府作品的分类标准。松浦友久将胡应麟的论述视为基于“歌行出自乐府”这一基本认识所作出的通史性概括。钱木蓭[2]也认为歌行出自乐府，他提出“歌行本出于乐府，然指事咏物，凡七言及长短句不用古题者，通谓之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