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高校课程若没有丰富的知识体系作支撑，只用空洞的理论和价值观说教，教学效果会大打折扣。如何将各学科知识体系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课程已经成为重要的理论和实践课题。语言文字是各学科知识体系构建和完善的重要载体，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我国強有力的文化软实力。中华优秀语言文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相融相通主要体现在观念层面的心理力量、社会层面的后天习得、群体层面的集体意识和行为层面的引导作用。中华优秀语言文化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课程需要编好教材教辅，构建立体多样的课程体系；深挖语言标识，强化牢不可破的文化认同；建设资源平台，探索多元化的育人模式；提高教师素养，建设学科交叉的师资团队。我们要通过高校教育这一平台，将中华优秀语言文化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课程，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语言文化，坚定文化自信，强化使命担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文化繁荣，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关键词]中华优秀语言文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融入

中图分类号：C91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391（2023）06-0125-08

为培育大学生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高等院校立德树人、教书育人的全过程，全国各民族院校和民族地区高校自2020年秋季学期开始陆续开设“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课。“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课程是深入阐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重要思想的重大政治任务，是不断深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重大基础工程，也是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题中之义。[1]但是，这门课并不是单纯的公共理论课，若没有丰富的知识体系作支撑，只用空洞的理论和价值观说教，教学效果会大打折扣。如何将各学科知识体系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课程已经成为重要的理论和实践课题。

语言文字是各学科知识体系构建和完善的重要载体，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我国强有力的文化软实力，承载着历史脉络和文明递嬗，蕴藏着中华民族的理想信仰、价值理念、道德观念和民族精神。[2]我国自古就非常重视语言文字工作，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实行“书同文、语同音”政策，以巩固新政权，发展社会经济。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把语言文字事业作为国家建设和发展的基础支撑和重要着力点，纳入国家战略总体规划中建设。从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到推进“四化”（规范化、标准化、信息化、法治化）建设，再到21世纪语言文字事业的开拓，我们坚定地认为“语言文字事业具有基础性、全局性、社会性和全民性特点，事关国民素质提高和人的全面发展，事关历史文化传承和经济社会发展，事关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是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支撑，在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3]

分析现有文献资料，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等学校公共课程的研究大致可归为以下主题：（1）内涵阐释。学界几乎一致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要是以儒家思想为主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中华优秀语言文化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也秉承了其精神活动领域的功能；（2）教育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文化现实与观念形态合一的思想体系，其传承与弘扬需借助一定的媒介和形式来实现，王光辉、张钟月（2020）认为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有三个关键点，即如何选取素材、谁来融入、如何评价融入效果，并针对这三个关键点提出三个实施路径。[4]沈江平（2020）认为要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精神给养功效，发掘马克思主义与传统优秀文化的内在关联，在思想政治理论课中实现深度融合，以完成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5]这些成果从不同侧面探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和传承需要借助教育方式；（3）资源建设。主要体现在中华经典诵读工程、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全球中文学习平台建设、中国语言文字数字博物馆、《中国诗词大会》《经典永流传》《朗读者》等文化类电视节目，等等；（4）创新传播。骆郁廷、王瑞（2015）认为要重点转换那些反映人际关系一般规律、彰显中华民族伟大精神、契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价值观念，转换的关键在于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观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丰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观的时代内涵。[6]牛凤燕（2018）认为要创新传播路径、完善传播体系、依托媒介融合优势提升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力。[7]

总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与发展依赖于教育传承、资源建设和创新传播，其最有力的举措就是融入高校课程，在青少年心里埋下传承的种子，而这一过程与语言文字的编码-媒介-传播-解码紧密相关。本文以中华优秀语言文字为符号载体，多维度考察中华优秀语言文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课的特点及联系，探讨二者相融相通的意义、内容、方式、路径等，以期为高校“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课程体系的构建提供有益参考。

一、中华优秀语言文化的内涵及特点

观念形态的文化不是独立存在的，它要通过各种文化载体现实化，成为看得见、听得到、摸得着的文化实体。文化实体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大致可以分为：实物制作、规章制度、礼仪习俗和语言符号四类。[8]将实体的语言符号与观念形态的文化合称为一个专有名词，背后必然有深层的思想意涵。

（一）“中华优秀语言文化”的生成背景

2012年12月4日教育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发布《国家中长期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中提到“扩大中华语言文字的国际影响力，拓展中华文化传播的广度和深度”，将“中华语言文字”和“中华文化”分述，一般来说，语言文字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通过语言文字来记录和传承，二者是相对独立的。

2016年8月23日教育部、国家语委发布《国家语言文字事业“十三五”发展规划》，提出“弘扬传播中华优秀语言文化”“推进中华优秀语言文化传承发展”“推动中华优秀语言文化走向世界”“中华优秀语言文化传承与保护工程”，同时认为“海外华人的中华语言文化认同感明显增强”。

2021年11月30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语言文字工作的意见》，提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语言文化，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贡献力量”“加强中华优秀语言文化的研究阐释、教育传承、资源建设及创新传播”。

國家语委科研项目2023年度选题指南将“中华优秀语言文化多元传播研究”列入，并作为固定题目。可见，中华优秀语言文化已有凝为专有名词的态势，如何加强中华优秀语言文化的研究阐释、教育传承、资源建设及创新传播将是今后一段时间内学者们攻关的主要课题。

（二）中华优秀语言文化的内涵及特点

从历史形成来看，中华优秀语言文化主要指的是先秦诸子的思想、两汉经学、魏晋南北朝玄学、隋唐的儒释道，以及宋明理学等古籍文献及其蕴含的文化；从具体思想看，主要体现为“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9]；从现实载体看，主要有诗词歌赋、琴棋书画、民间文艺、节日习俗、建筑雕塑等，而语言文字是所有文化载体的最基础要素，也是记录和传承各文化载体的重要符号之一。李宇明（2021）认为，中华语言文化包括书面文献、口语文化、文字文化及书法艺术。“书面文献负载着最为重要的中华文化，记录着中华民族的历史。口语文化是指贮存于地方语言中的文化，是主流文化的通俗体现，充满着民间智慧与生活情趣。中国文字文化是巨大的宝库，发展出丰富的印刷技术与工艺。中国各种书体的传承发展，构成了灿烂辉煌的中华书法艺术。而非语言文化的理解与传承，也离不开语言（文字）的支持。只有通过语言的阐释，才能很好地理解这些文化的意义和内蕴”。[10]

中华优秀语言文化是语言文化中的精华，不仅具有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而且更加强调语言文字的符号性、工具性、民族性、社会性及超时空性。中华优秀语言文化在不同层面具有不同的特点：（1）实体层面，中华优秀语言文化主要指的是记录中华文明的各民族语言与文字符号，侧重体现其工具性和超时空性，如甲骨文、金文等古文字蕴涵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民族思维方式，充分展现了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呈现出中国古代人类生活的文明图景；（2）观念层面，中华优秀语言文化又可细分为两方面，其一是语言符号承载及表达的思想、精神及理念，侧重体现其民族性和社会性。章启群（2023）从哲学的角度出发，认为，文字及其书写方式具有民族性的心理和文化特征，其独立价值远比拼音文字显著，由汉字使用生成的“中国式思维”与形象思维相关。[11]其二是文字符号所体现的思维、逻辑及抽象概括力，侧重体现其符号性。文字符号的组合方式主要有线性排列和平面组合两种，大多数拼音文字是线性文字，它们的构成成分像一条线一样依次排列，顺着一个方向延伸。汉字是一种平面组合文字，它的构成成分是从横和纵展开，形成平面布局，各成分均衡地分布在一个方框中。汉字字形发展过程中，形象性减弱，符号性加强。新形势下，我们要找准语言文字工作在传承弘扬中华优秀文化方面的切入点和着力点，充分阐释中华优秀语言文化，推动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二、中华优秀语言文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相融相通的多维思考

回顾古今中外，关于“民族”的界定无不提及语言文字，“共同的语言”是民族不可缺少的要素，斯大林（Stalin）对“民族”的经典定义把“共同语言”作为民族共同体的首要特征。语言是民族形成的最重要的标志，是民族的核心，在有些语言中，“民族”和“语言”同源，甚至是同一个词。如在捷克语、古斯拉夫语和中世纪的拉丁语中“语言”和“民族”就是同一个词。[12]81-83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1980）认为：“一般地说，语言共同体可以用民族统一体来加以解释……在民族统一体的问题上，我们首先应该过问的就是语言。语言的证据比其他任何证据都更重要”。[13]312-313鉴于此，笔者认为，中华优秀语言文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观念层面、社会层面、群体层面和行为层面相融相通。

（一）观念层面的心理力量

不管是语言还是文字，在观念层面都是一种精神力量，是对具有一定社会共同性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起引导或制约作用的社会精神力量，属于意识和精神范畴。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观念层面即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各成员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个实体的共同心理反应，是当代中国国家层面最高的社会归属感和文化归属感，也是我国各族人民政治归属感和认同感的集中呈现。不管是精神力量，还是归属感和认同感，反映的都是一种心理力量，社会成员通过这种心理力量表达自己的语言文化态度和社团身份认同，以使其在特定的场合中得体地交流。

（二）社会层面的后天习得

从社会层面看，中华优秀语言文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后天习得或培育的。与人类生理和心理本能不同，语言文化不是与生俱来的，需通过后天的教育、学习而获得。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需以经济互补为物质基础、政治统一为政治保障、文化融通为内在支撑、互嵌居住为社会土壤、民族认同为心理基础。也就是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并不是与生俱来的，需要后天不断地培育和铸牢。

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结构理论强调，在日常生活的展演中，结构会作为记忆痕迹内在于人的活动之中，对人的行为起到一定的能动作用。[14]271-280也就是说，行为与结构之间是互构的关系。这种互构过程既包括自然凝聚，也包括政治形塑。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实实在在的存在，真真切切地体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何达（2023）认为，民国时期在拉萨经商的北平商人群体为了谋求生存，通过诚信经营、抱团发展和因地制宜的经商之道，在边疆地区自主迸发出的各民族之间由接触、互动、熟悉及信任而来的内生动力和交往态度，并不是作为政治统治秩序构建的需要被建立，而是自发形成的。[15]徐君（2003）认为，日常生活是各种社会活动与社会制度结构中最深层次的连接处。各民族个体社会成员在日常实践中通过语言使用、礼尚往来、节庆参与、婚丧嫁娶、交友等彼此交往与交流，不断打破区隔，增加共同性和认知关联性，在彼此的互动交融中凝聚共识，建立起跨民族的相互依存与情感依恋关系。[16]这都从一定程度上说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不断地培育和铸牢。

（三）群体层面的集体意识

语言是社会的产物，是后天习得或养成的，具有明显的集体意识。语言的本质属性是社会性，而社会是处于特定区域和时期、享有共同文化并以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按照各种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组合起来的集合体。[12]4从这个意义上讲，语言、人和社会是共生共存的关系，语言的使用离不开人，人的生产活动离不开社会，语言不能脱离社会而存在，没有语言，社会将无法形成和维持，可以说，语言的形成和发展是集体意识的体现。

中华民族共同体是由我国各民族构成的、多元一体的有机整体，是具有强大凝聚力的超大规模的集体，其观念层面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这一超大规模集体的意识。所以，从群体层面看，中华优秀语言文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就是集体意识的实体。

（四）行为层面的引导作用

语言文化反映的语言意识、思想观念和行为态度对语言使用者起引导或制约作用。“一种语言不仅直接影响一个民族的思维和认知，而且间接影响一个民族的文化行为”[12]70-73这种影响首先表现为语言的禁忌和崇拜行为，在传统的婚丧嫁娶、生老病死、岁时节日等民俗活动中，每个物像都被赋予了特定的文化内涵，发挥一定的社会价值。其次，语言的地域性使得各地有谐音关系的词，具有不同，甚至相反的社会价值。如上海“苹果”与“病故”谐音，看望病人时绝对不能带苹果。最后，数字禁忌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引导社会行为，我国传统上认为“4”谐音“死”，“7”谐音“气”，等等。

开设“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课程的根本目的就是引导青年学生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从而坚定“五个认同”。所以，从行为层面看，中华优秀语言文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都具有引导或制约其成员行为的作用。

总之，中华优秀语言文化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课程，必须“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遵循学生认知规律和教育教学规律，按照一体化、分学段、有序推进的原则，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全方位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艺术体育教育、社会实践教育各环节”。[17]“融入”是指传统文化的概念范畴、理论观点、思想观念、程序方法、意象表达等经过移植借用、结合转化、类比隐喻等方式渗入大学德育中，称为大学德育的工具要素、理念追求、教育规则、价值信念或实践惯例。[9]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我们需要深入思考中华优秀语言文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课程目标的契合点和着力点，联系生动的语言实践案例，讲清楚讲明白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科学内涵及时代价值。

三、中华优秀语言文化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课程的实践指向

文化不是外我之物，文化传承不能靠灌输，要重视参与，让大家在实践中去体验、去内化养成。[10]尤其在高校教学实践中，更要注重培育青年大学生的语言意识，强调语言文化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及各学科知识都是通过语言符号表达的，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过程中要充分发挥语言教育的作用。

（一）编好教材教辅，构建立体多样的课程体系

教材是课程体系的核心，是教师教学的主要依据，也是学生系统学习课程内容的主要材料。据西南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教研室老师介绍，在该课程教材建设方面，充分发挥教研室老师们的集体力量，在课程初设时就组织编写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讲义，分专题讲授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论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渊源、时代背景和主要特征（历史共同体、政治共同体、经济共同体、文化共同体和社会共同体等），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系。

2023年1月18日，国家民委召开《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教材编写专题会，集中部署概论教材编写工作，强调按照高质量教材标准做好编写工作，体现政治性、加强学理性、强化历史感、突出针对性、提升可读性。[18]2月11日，《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教材骨干师资研讨班在京举行，培训所用的概论教材通过史实史料实证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伟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强调重点向学生讲清楚讲明白“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对中华民族形成起决定作用的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

2023年3月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兰州大学李静教授独著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从中华民族研究的中国理论、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逻辑、中华民族的基本特征和基本结构、中华文化与中华民族凝聚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科学内涵及心理过程、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与现实路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社会基础与内在机制等方面构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课的教材体系。[19]351-352

这三套讲义或教材，或从共同体内部不同层级、不同大小的亚共同体来阐释，或以历史发展脉络为主线来梳理不同阶段共同体的自然凝聚与政治形塑，或从民族研究理论、历史逻辑、基本特征、科学内涵、基本结构、心理过程、现实路径、社会基础和内在机制等方面来剖析。

笔者认为，无论哪种框架模式，最核心的是结合具体实践，建设有血有肉、生动活泼、立意深远的课程体系。只有深入挖掘学科知识蕴含的共同体基因，阐明共同体标识，才能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这门课讲清楚讲明白。田立新（2022）认为“语贯古今、字载中华”“语融民心、字铸中华”“语睦中外、字美中华”，我们要“传承弘扬中华优秀语言文化，以语言文字事业高质量发展全面服务支撑中国式现代化，为全面建設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20]

（二）深挖语言标识，强化牢不可破的文化认同

语言文字符号中蕴涵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因。[21]现代汉语是我国各民族人民长期以来交往交流交融的智慧结晶，现代汉语中不少词语是从其他民族语言中借来的，如“葡萄”“胡”借自汉代匈奴人，“石榴”“狮子”“骆驼”借自西域，“佛”“衣钵”“智慧”“清规戒律”“借花献佛”等是在翻译佛经时从梵语引进的。所以，我们应该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挖掘、整理与阐释语言文化中的共同体基因和精神标识，以强化牢不可破的语言文化认同，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员的身份认同。

同时，要重视和加强藏彝走廊、河西走廊、苗疆走廊、南岭走廊、武陵走廊和辽西走廊地带语言交流交往交融史的研究。这些民族走廊中分布着丰富的语言资源，汉语与民族语言相互交流，和谐共生，自然凝聚或营造了自成特点的语言文化生态环境。陈保亚（2023）描述了藏彝走廊上茶马古道的语言接触与通语形成的特点，从语言文化的视角审视民族走廊地带多民族语言交流的自然态势及扩散模式。[22]从语言互动交际的实践中探寻共同体意识的基因与标识，多维度、有针对性地发挥语言符号的认同、互动实践及建构功能，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话语建构和教育传承至关重要。

（三）建设资源平台，探索多元化的育人模式

目前，中华优秀语言文化传承传播的资源平台主要有：中华经典诵读工程、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中华思想文化术语传播工程、全球中文学习平台建设、国际中文教育、海外华文教育，以及其他行业领域的中华优秀语言文化传承传播工程。①[23]13

2003年3月，中国语言文字数字博物馆开馆上线，打造了“掌上可学、好玩好学、人人能学”的新平台，旨在收藏、研究、展示、阐释中华优秀语言文化，是国家智慧教育平台的服务拓展，立足语言文化传承和全民终身学习两大任务，以广大师生尤其是青少年学生为主要受众，兼顾服务社会大众，努力打造语言文化资源的集群共享平台、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中华优秀语言文化的学习研究平台、语言文化品牌活动的参与互动平臺，以及社会大众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阅读提升平台，设置数据库、视听馆与互动体验馆立体展示语言文字资源。[24]

2023年6月10日，成都博物馆以“汉字中国——方正之间的中华文明”为主题，以“源”“远”“流”“长”四字建构讲述脉络，见字剖意，解读汉字与中华文明相生相发、相互成就的历程。汉字是世界上唯一沿用至今的古老文字系统，在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维系国家统一、促进民族融合的纽带作用，更是承载中华文明的语言文化实体。青年学生在参观学习中，认知和感悟优秀语言文化，增强语言意识，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这些资源平台通过创意化表达、趣味化解读、潮流化传播，展现了中华语言文字之美，弘扬和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数字化时代，高校教育的育人模式也须适应时代发展潮流，不断改革创新，真正做到全员全过程全方面育人，尤其是要改进教育的方式和手段，营造有情绪色彩、鲜明主体的育人情境，激发学生的情境体验，帮助学生真正领会学习内容，推动学生的情感能力和价值观健康发展。

（四）提高教师素养，建设学科交叉的师资团队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课从某种意义上来看，是一门多学科交叉的课程，涉及民族学、历史学、社会学、文化学、心理学、政治学、经济学、语言学等学科内容，要想讲好讲透该门课，必须各学科协同发力，从各学科融入的思想性内涵、契合新时代社会现实的程度以及教学方法等方面联合攻关，建设一支强有力的学科交叉师资团队，构建生动有趣却又不失教育意义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课程体系，深入贯彻落实高等教育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在这样的背景下，对我们“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课的任课教师就提出了更高的综合性和交叉性的要求。如何提升教师素养已成为当务之急。除了加强教师个人对经典语言文化的研读外，我们还应打破学科藩篱，密切开展各学科学术交往活动，尝试充分调动全校师资力量开设教师工作坊，邀请各学科知名学者定期指导学习，共享优质教研资源。改革教学模式，充分利用现有的资源平台，线上与线下结合，课堂与博物馆等实践场所联动，采用多元化的育人模式以提高教学质量。另外，也可以邀请知名学者进课堂做专题分享与互动，真正把学校小课堂同社会大课堂结合起来，教育和引导学生从日常点滴中树立和践行自己的理想与抱负，把个人的奋斗目标与民族复兴伟大目标结合起来。

四、结语

语言文化是国家重要的文化资源、经济资源、安全资源和战略资源。中华优秀语言文化是各族人民在长期的日常生活中积淀而来的，其中烙印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因和标识，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存在天然的、自发的相融相通之处。中华民族在历史发展中所展现的文化传统、精神标识和共同体基因需要我们去挖掘和领悟。各民族作为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能动地为中华民族贡献自身的文化营养。而作为整体结构的中华民族在历史过程中将使自身丰富起来的多元文化结构反哺于各民族，以壮大和充实各民族文化的完整性。[15]137

在讲授“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时，我们要注重历史梳理与逻辑分析相结合、典籍研习与社会考察相结合、批判继承与开拓创新相结合。我们要通过高等学校教育这一阵地，传承弘扬中华优秀语言文化，坚定文化自信，强化担当使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文化繁荣，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注释：

①据中华优秀语言文化传承传播[C]//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语言生活皮书——中国语言文字事业发展报告（2021），商务印书馆（The Commercial Press），2021年介绍，中华优秀语言文化传承传播工程主要包括：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推进中央文献对外翻译、中央网信办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题宣传、外交部以“正解正译”传递中国声音、文化和旅游部全面推进中华优秀语言文化传承传播、民政部加大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力度、广电总局制作播出《中国诗词大会》《经典咏流传》《朗读者》《中国地名大会》《奇妙的汉字》《成语天下》《诗意中国》等语言文化类广播电视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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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EB/OL].（2017-01-25）[2022-12-21]. 新华社，https：//www.gov.cn/zhengce/2017-01/25/content_5163472.htm？eqid=be3bf1720000b2ed00000002645b5387.

[18]《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教材编写专题会在京召开[EB/OL].（2023-01-18）[2023-01-20].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https：//www.neac.gov.cn/seac/xwzx/202301 /116 033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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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中华优秀语言文化传承传播[C]//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语言生活皮书——中国语言文字事业发展报告（2021）.商务印书馆（The Commercial Press），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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