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珉玥，胡宪洋

（1.陕西师范大学地理科学与旅游学院，陕西西安 710119；2.陕西省旅游信息化工程实验室，陕西西安 710119；3.陕西省旅游信息科学重点实验室，陕西西安 710119）

引言

自然联结是指人在主观上感到与自然融为一体的程度[1]，反映了人与自然关系的质量。在漫长的进化历程中，人类形成了融于自然、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本性[2]。但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人们逐渐疏离自然，与自然的关系受到损害，同时导致身心亚健康症状的出现[3]。而自然环境作为重要的旅游资源，是开展旅游活动载体[4]。当前，居民通过旅行来逃离繁忙枯燥生活的需求愈加强烈，其中包括期望通过在旅行过程中与环境的互动满足心理舒缓、恢复平衡等需求[5]。由此，旅游成为亲近自然、融入自然的重要方式之一[6]。然而，旅游中乱写乱画、乱扔垃圾等破坏环境的行为时有发生，对于这些行为，无论施动者抑或旁观者或多或少都存在偏离道德标准的心理认知[7]。这种心理状态本质上是对自我道德感的威胁[26]，其促使个体通过各种补偿行为削弱负面作用[17]，进而影响了主体与自然心理联结的固有状态。故此，本文试图探讨旅游情境下偏离道德标准的心理认知是否会影响其自然联结，并通过怎样的路径产生影响的。

本研究将偏离道德标准的心理认知具体化为道德受胁，即主体的行为与社会公认的道德标准或自我内部道德标准相违背，由此产生的道德失调感[8]。现有的研究在解释道德与环境态度之间的关系方面大体可以归纳为3 个视角：主体的道德情感与亲环境行为[9-11]、遵循自我标准（work on self-standards）和自我差距理论（self-discrepancy theory）[12]、道德许可效应（moral licensing effect）和道德自我形象（moral self-image）[13-14]。然而，这些视角均没能回答道德受胁对自然关联影响机制的问题：第一，在环境心理学领域，自然联结是新兴的研究热点，其作为一种环境态度[15]，受到道德规范的影响[16]，而道德受胁作为道德研究相对负面的研究取向，其是如何影响自然联结的，过程是怎样的，这些问题都亟待新的分析框架和具体研究予以实证回应；第二，目前关于影响自然联结的研究较少，且大多停留在与自然接触、亲环境行为等外显层面的变量关系探讨，认知层面对自然联结形成路径的分析和呈现亟待探明；第三，在旅游情境下，游客容易产生道德弱化的现象，在这种特殊情境下的道德受胁具有相对惯常环境较为隐性的心理压力，因此，道德受胁是否影响自然关联，相比惯常情境下是否存在差异尚缺乏明确的实证解释。从理论发展来看，现有研究存在一定理论推进空间，上述问题是旅游地面对道德冲突情境进行合理引导和环境治理的重要问题，但尚未得到系统的解释。

基于上述思考，本文将重点借鉴Bagozzi 提出的自我调节态度理论和Evans提出的双系统理论铺陈展开具体研究[18-19]。其中，自我调节态度理论强调个体通过评价进而引发情感及行为或行为意向的改变[18]。而道德受胁恰是个体将看到的行为与自身道德自我比较后，进行评价形成的，其形成过程与具体影响可以借助自我调节态度理论进行阐述。双系统理论指出，人的思维模式包含基于直觉的快速判断模式和基于深思熟虑思考的慢速判断模式[19]。结合具体情境，本文将双系统理论模型具体表述为消费者思维决策的“感性决策-理性决策”模型。本文认为，感性路径和理性路径的关联探讨是明晰道德受胁对自然联结影响的重要取径。鉴于环境敏感性强调主体愿意关注环境、保护环境是个体的一种主观意愿[41]，因此，其被认为是一个重要的感性指标。同时，环境知识是指自然环境、生态系统、环境保护等知识，其主要获取途径为环境教育、人际传播和信息媒介传播[50]，即需要从外界进行不断获取和积累，是环境相关研究中重要的理性测度指标。因此，本研究引介环境知识和环境敏感性概念分别作为理性路径和感性路径的主要测度指标。在具体实测方面，本文借助眼动追踪技术，从神经生理层面探索人们在旅游情境下面临道德冲突时的认知加工过程，既弥补了传统自报告法和问卷法存在的缺陷，又能精细化反映被试者心理活动和心理状态[51]。同时结合实验法，探析旅游者从道德受胁到自然关联的心理机制，力图丰富和拓展道德情感和环境心理在旅游领域的研究，为旅游目的地生态环境治理与游客行为引导提供参考借鉴。

1 文献回顾

1.1 道德受胁

道德被认为是区别于法律的、审美的、对于人的行为和目的地所做的对错好坏的评价[22]。日常生活中，人们常用“道德”或者“不道德”来评判某种行为，然而不同主体对于道德标准的理解不尽相同。究其原因，个体具有道德自我，它包含了自我对于道德规范的理解及进行道德选择和道德评价的能力[23]。Blasi 提出的自我模型指出，道德自我是道德必须包括的成分之一，着重说明了道德价值对于自我认同起着重要的作用[24]。道德自我作为道德实践的主体具有可塑性，即道德自我具有相对稳定性但却不是一成不变的。因此，当道德偏离自我的道德标准时，个体会通过自我调节的方式保持道德的平衡。道德自我调节包括3种方式：道德认同、道德许可和道德受胁。其中，道德认同被认为是道德自我调节的正反馈机制，个体道德认同程度越高，其越倾向行使道德行为[25]。而道德许可和道德受胁则被称为道德自我调节的负反馈机制；道德许可指个体进行了道德行为后，在之后的一段时间内会减少道德行为或增加不道德的行为[26]；道德受胁指个体看到或不得不做出与道德自我不一致的行为时，产生的受到威胁的心理状态[27]。

面对道德受胁，个体会采取一系列行为来缓解这种状态，主要的应对方式包括3种：第一种是认知途径，即个体通过认知来重新定义自己的行为，减轻自己的行为责任[28]；第二种是行为途径，即通过行使道德行为[29]、清洁行为[30]等途径恢复道德自我；第三种是距离应对，即更严厉地看待他人的行为，拉开自己与不道德的人的距离。这些概念提出后，相关的实证研究也不断增加，研究内容主要为对结果变量的探寻。在环境方面，结果变量则集中于个体在行为或行为意向的改变，包括购买生态产品[31]、垃圾分类意愿[32]、道德行为意向[33]等。这些都表明，道德自我调节机制对个体在环境方面进行正向行为（或意向）有显著影响。故本研究认为，研究道德自我调节机制是否会影响个体对自然的情感以及如何影响是值得探索的方向。因此，本文以道德受胁为例，将其引入旅游情境中，以期从道德的角度为景区可持续发展提供新的视角。

1.2 环境敏感性

环境敏感性指，愿意对环境知识进行学习、对环境保持关注，并以已有的经验为基础针对环境保护采取一系列行动[34]，它强调“个人对自然环境的青睐”和“与自然建立和谐关系而采取的行动”[35]。近年来，由于对人与环境间情感的关注度提高，针对环境敏感性的相关研究也随之增多。目前，这些研究主要侧重于环境敏感性的测量及其作用机制。环境敏感性测量方面，Chawla 提出了环境敏感性量表，该量表包含情感意向和行为意向两个维度，共计6 个问项[34]；而Sivek 的环境敏感性量表则是一维的，涉及4 个问项[36]，采用Likert 5级量表。

环境敏感性的作用机制是学者研究的重点。Sia等、Marcinkowski研究认为环境敏感性是亲环境行 为 的 前 因[37-38]。Fishbein 和Manrfedo 提 出 的“认知-情感-态度-行为意愿”模型常被用在该类研究中[39]，如Cheng 和Wu 将环境知识作为认知阶段、环境敏感性作为情感阶段、地方依恋作为态度阶段、亲环境行为作为行为意愿阶段来研究这4个变量之间的关系[40]；张茜等同样使用该模型，以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为例，对这4个变量进行了研究，指出环境知识对环境敏感性存在正向影响，环境敏感性越强，其地方依恋及亲环境行为越显著[41]。

1.3 环境知识

环境知识被认为是个体所具有的辨识与环境保护相关的标志、概念及行为模式的能力[42]。Schahn 和Holzer 对其进行分类：一是基本的环境知识，即一般环境知识；二是为实施某种特定行为掌握的知识，即具体环境知识[43]。环境知识广泛应用于个体对环境情感及行为的研究当中，主要包括3个分支。一是将环境知识作为前置变量，环境知识会正向促进环境态度和环境友好行为的产生[44]。如Zsóka 等研究表明，个体环境知识的提高有助于增加其环保行为[45]；黄静波等探讨了环境知识、感知价值、感知消费效力及环境态度对环境友好行为的影响[46]；范香花等以国家风景名胜区东江湖为例，验证了环境知识与环境态度的显著关系[47]。二是以环境知识作为中介或调节变量。如龚文娟和杜兆雨探讨了环境知识在不同领域中的不同调节作用[48]；洪大用和肖晨阳引入环境知识作为中介变量。对环境关心的性别差异进行了研究[49]。三是将环境知识作为结果变量，研究认为环境知识获取途径主要有教育、人际传播及媒体3 种[50]。Karahan 和Roehrig研究表明，媒体使用对于环境知识的提高存在正向影响[52]。在这些研究中，将环境知识作为前置变量的研究较多，而分支二和分支三的研究相对较少。

1.4 自然联结

目前关于自然联结的概念命名不尽相同，在英文文献中，“nature connectedness”[53]“nature relatedness”[54]“love and care for nature”[55]“dispositional empathy with nature”[56]“inclusion of nature in the self”[53]等均体现了人与自然关联的意涵。相应地，中文文献中将此概念译作自然联结、自然关联性等，考虑其所强调的是个体在情感体验上与自然的联结感和同一感[57]，大多数研究译作自然联结，本文沿用自然联结的概念表述来反映人和自然的亲密关系。本研究认为，自然联结体现了个体在情感方面对自然依恋，在认知方面与自然融为一体，在身体体验方面感受到自然的吸引并愿意与其共处的态度倾向[58]。

作为一个新兴研究热点，自然联结的形成及影响是学者研究的重点。在自然联结的影响方面，相关研究表明自然联结会对个体的身体健康[59]、心理健康[60]、认知功能和环保意识及行为[61]有着重要的影响。如李娜和吴建平以大学生为研究对象，证实了自然联结会使个体产生幸福感[62]；Fisher和Abram研究表明，自然联结正向影响亲环境行为[63]。在自然联结的形成机制方面，主要是从情感和认知两方面展开。Nisbet 等研究发现，个体在自然中所处时间越长，其自然联结水平越高[54]。同时，诸多研究表明，环境知识是自然联结水平提高的重要形成因素，如Kossack 和Bogner 证实了即使是1 天的环境教育也可以提高学生的自然联结水平[64]；Cheng 和Monroe 研究发现，儿童的环境知识水平与自然联结呈正相关[65]；Nisbet 和Zelenski 研究表明，学习与环境相关知识的大学生的自然联结水平更高[66]。

2 理论模型与假设

本研究借鉴Bagozzi 提出的自我调节态度理论构建假设模型，用以探讨道德受胁对自然联结的影响机制。Bagozzi认为，个体会评价自身所遇到的事情，根据此评价结果激发情感产生，并进一步影响其行为，表现为“评价-情感响应-应对响应”的连续发生过程。本文认为，此理论模型在本研究情境中同样适用，具体表现为，当旅游者看到破坏环境的行为时，会对这种行为进行评价，认为这项行为与道德自我不符，从而产生道德受胁；在此驱动下，旅游者会产生情感响应，个体会增加对自然的关注及保护意愿，即环境敏感性。此外，个体对自己所拥有的环境知识进行更加深刻的思考，增加情感响应；之后，旅游者会产生应对响应来保持和强化此结果，进一步加强与自然的关系，使之更加亲密，即增加自我与自然的联结感。

2.1 道德受胁对自然联结的影响

当个体道德受胁启动时，个体的道德感知会偏离其道德平衡的标准值，从而产生道德失调感，产生受到威胁的心理状态。为了缓解这种心理状态，个体会根据自身的道德标准进行道德行为的自我调节，从而采取道德行为，这种现象也被称作道德补偿[67]。在环境心理学方面，这种道德行为就体现为亲环境行为，主体在进行亲环境行为的过程中，会与自然产生或多或少的接触，而这种自然接触正是自然联结形成的重要路径[68]。

此外，人对自然的情感可能受到情境的影响,当游客看到不文明行为时，由于他人的行为与自己的道德标准不符，个体会将自己与不文明的行为分离开来，将不文明游客他者化。此外，在凝视他者的不文明行为过程中，会明确自己在旅游情境中的道德立场。因此本文认为，当游客产生道德受胁时，个体会对自然环境产生同情和关心，而且为了减少自己与不文明行为的关联，会将自己与其他游客区分开来，认为自己与自然是一体的，从而明确自身对于环境的态度，增加自我与自然的关系。由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道德受胁对自然联结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2.2 环境知识和环境敏感性的中介作用

根据道德补偿理论，道德冲突会引发一定的反思，因此，道德受胁能够通过环境知识影响自然联结。具体而言，当个体面临与自我道德标准不一致的行为选择时，其道德平衡被打破，为了缓解这种认知偏差带来的负面情绪状态，他们会重新对已有的环境知识进行思考，并且反思自身对于环境知识的理解，而这种进一步的理解使他们去更认真地考虑自己与自然的、环境的关系，明确自己对环境的态度与立场，在心理或情感上增加与自然的关联。此外，Wurzinger 和Johansson 认为能够更多关注造访地环境问题的游客具有更丰富的环境知识[69]。因此，本文认为，虽然旅游情境下，游客处于非惯常环境之中，旅游者的本我可能不再受到压抑[40]，但当个体启动道德受胁时，具有较高的环境知识的个体，对环境问题关注及反思依旧更多，更容易由道德受胁而引起对已有环境知识的审视，在这个过程中会更加明确自己与自然的关系，与自然的间接接触会更加深入，因此更容易产生与自然的联结。

当个体面对道德受胁时，由于产生了受到威胁的心理状态，个体会意识到这种行为是对环境有害的、不道德的，为了缓解消极情绪，个体会希望对于环境的破坏降到最小，从而会对周边的环境更加关注，即环境敏感性增加。此外，对于环境敏感性高的个体，其通过影响地方依恋而产生情感认同[40]，这种情感上的同一感正是自然联结概念中所强调的，所以环境敏感性高的个体，其自然联结水平也较高。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H2：环境知识在道德受胁和自然联结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H3：环境敏感性在道德受胁和自然联结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2.3 自我肯定的调节作用

自我肯定是指通过肯定个人的价值来消除个体所感受到的心理威胁[70]。因为肯定了个体其他方面的重要价值，就会使其不仅关注威胁所涉及的方面，还关注威胁之外的层面，从而使个体从更多角度来看待自己、看待威胁[71]。

个体在启动道德受胁后产生的受到威胁的心理状态就可以通过自我肯定的调节作用来消除。首先，个体在看到或不得不做出与道德自我不一致的行为时，其所维持的道德平衡就会被打破[72]，由于其仅关注眼前的不道德行为，个体对于自身道德与否的判断就很局限，因此会认为自己是“不道德的”，正如上文所述，这种道德失调感可能会使个体的自然联结水平增加。但是如果让被试进行自我肯定，个体就会意识到除了当下这件事情，自己在其他方面仍是十分有价值的[71]，并且通过多方面审视自身行为，会认为在其他方面的行为都与自己的道德标准相符合，即在整个层面来看是保持道德平衡的，因此，就会降低甚至忽略这一件事所带来的道德失调感；而因道德受胁而提高的自然联结水平也会因此而降低或恢复。由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4：自我肯定调节了道德受胁对自然联结水平的影响。没有启动自我肯定时，道德受胁的个体相对于未产生道德受胁的个体而言，其自然联结水平更高；当启动自我肯定时，是否启动道德受胁对个体的自然联结水平不存在显著影响

其次，个体在遇到威胁自我的状态时，会出现自我损耗的现象，即消耗一定的自我能量来抑制固有冲动[71]。而自我肯定对自我损耗存在补偿作用，个体思考与这个方面无关的价值可以维护个体的自我整体性，进而缓解消极的情绪[72]，即个体道德受胁状态下，为了缓解这种消极情绪会进行正向的道德行为来保持道德平衡，而自我肯定会对所产生的负面情绪以及自我损耗直接补偿，维持个体的整体性。因此当个体面对道德受胁时，自我肯定会缓解个体受到威胁的心理状态，从而减轻道德受胁带来的影响。上文提到，当个体启动道德受胁时，可能会通过增加环境敏感性，进一步提高自然联结水平。而当自我肯定启动后，由于其自我损耗已经被补偿，缓解了道德受胁的威胁情绪，因此对环境敏感性的影响也降低了。由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5：自我肯定调节了环境敏感性在道德受胁和自然联结中的中介作用

同上，当个体启动道德受胁时，由于个体想要去缓解面对不道德行为的失调感，同时也为了补偿自我损耗，可能会重新审视自己所知晓的环境知识，更深层次地看待和理解环境知识，从而增加自我与自然的关系即自然联结。但是当自我肯定启动时，由于其对自我损耗本身就存在补偿作用，并且个体看待问题更加多面，那么道德受胁带来的威胁感就会大大降低，因此其通过环境知识对自然联结的影响也随之消失。由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6：自我肯定调节了环境知识在道德受胁和自然联结中的中介作用

基于前述讨论所构建的分析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总体研究模型Fig.1 Research model

3 研究设计

3.1 道德受胁的启动方式

在科学实验中，研究者需要一系列操作以启动被试者的道德受胁。道德受胁的启动范式共有4种：（1）行为回忆启动范式，即让被试者自己回忆过去发生过的道德或不道德行为[77]；（2）行为想象启动范式，即要求被试者想象做了道德或不道德的事情[78]；（3）词语启动范式，即让被试者抄写消极或积极的词语，并用这些词来描述自己[29]；（4）短文启动范式，即让被试者阅读或抄写道德和不道德的短文[30]。

如前所述，由于短文启动方式操作更简便，并且对于被试者来说，刺激的展示更为直接，因此，本研究采用短文启动方式。本研究的道德受胁类型包括“个体”和“群体”两种。当道德受胁的类型为个体时，道德情景故事中的道德冲突只针对个人；当道德受胁类型为群体时，道德情景故事中的道德冲突涉及个体所属的整个群体。其中，针对个体的道德受胁，主要表现为被试者在阅读一段关于“在景区看到老人折花，是否上前阻止”的行为选择的文字材料；而道德行为涉及群体利益时，被试者阅读的材料主要内容为其所在企业是愿意为了改善生态环境、增加游憩场所而选择旅游景区，还是因为自身及同事的年终奖而选择利润更高但对环境有害的加工厂项目。

每段实验材料的字数相近、词频相似，并且设计成矩形排版，保证被试者对材料的理解难度相似，从而排除干扰变量的影响，本文的实验材料已通过前测验证。

3.2 自我肯定的操纵

自我肯定的操纵可以安排在自我威胁之前[75]，也可以在自我威胁之后[76]。在本研究中，自我肯定用来调节道德受胁引起的消极情绪或心理状态，因此，要设置在道德受胁和其他变量之间进行调节。自我肯定的操纵方式一般是让个体描述、思考自己重要的价值或者参与肯定个人价值[79]；或者直接让被试者写下对自己最重要的和使自己感到骄傲的身份、才能、关系和价值等[80]。对于本研究，通过让被试者写下自己的个人价值来启动自我肯定。具体而言，要求被试者在填写问卷前写下对自己最重要和使自己感到骄傲的身份、才能、关系和价值，以此来启动自我肯定。在对照组中，则要求被试者写下最近的一次旅游经历。

3.3 量表的选择

考虑实验长度、被试者特征与研究情境，本研究采用经过验证的成熟量表，所有量表的形式皆采取Likert 5 级量表。本研究刺激材料包含涉及群体利益和个体利益两种，而性别、年龄等对选择有影响的变量都可能会使结果有所不同。因此，为了保证实验结果的严谨性以及检验本研究样本与整个研究群体具有相似的组成，在最后加入了对人口统计学变量的收集。

第一部分测量环境敏感性，选用Daniel 的环境敏感量表，该量表包括4 个问项[36]；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是对于环境知识的测量，选取Haron 等提出的环境知识量表，包括可持续发展知识和环保知识两个维度，共9 个问项[81]；第四部分测量自然联结，选用Mayer 和Frantz 的自然联结量表，包括14 个问项[82]；最后一部分是人口统计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以及常住地4个问题。

3.4 样本选择

本研究采用田野实验形式进行，调研对象主要为景区游客，为了确保被试者的身份为游客，会在实验前简单询问被试者的身份及来访地。为了保证实验的可操作性以及问卷的严谨性，调研过程分为预调研和正式调研两个阶段。预调研时间在2020 年11 月，招募西安植物园的游客作为研究对象，累计邀请被试者100 人，回收有效问卷92 份，有效率为92%；之后根据预调研的结果对实验流程进行了详细的讨论，并反复修正。正式调研于2021年1—2 月在西安植物园进行公开招募，取得被试者同意后将其带至预先选好的安静、不受干扰的场所，保证实验在同一环境下进行。本研究采用的是眼镜式眼动仪，要求所有参与本实验的被试者的裸眼视力或者矫正视力正常，无色盲色弱等眼疾患者。实验结束后，共得到问卷199 份，有效问卷为189份，问卷有效率为94.97%。被调查对象中，阅读“道德受胁类型-个体”组的被试者98 名，阅读“道德受胁类型-群体”组的被试者91名，男女比例为90∶99，样本覆盖面积比较广，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3.5 实验仪器

本次实验采用的是Tobii Pro Glasses眼动仪，采样率为50Hz 或100Hz，校准方式为一点式，眼动传感器数量为4个。该仪器可以自动记录被试者的眼动过程并包含一系列眼动指标，包括瞳孔直径、注视时间、注视次数等。眼动实验在防噪音、防磁干扰的条件中进行。

3.6 实验设计与程序

本实验采用2（道德受胁类型：个体vs.群体）×2（道德受胁启动：是vs.否）×2（自我肯定启动：是vs.否）组间设计。整个实验过程包括以下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通过对眼动仪的数据进行分析，来判断被试者是否启动道德受胁以及哪种类型的道德冲突会使被试者产生道德受胁。道德受胁所采用材料为前测确定的实验材料，为了检测被试者是否认真阅读材料，要求被试者阅读后简要复述所阅读的材料。

第二部分：收集完被试者的眼动数据后，让被试者开始填写问卷，包括3 个任务：首先，按照是否启动自我肯定，分为启动组和对照组；其次，填写环境敏感性、环境知识以及自然联结量表；最后，填写个人信息，包括性别、年龄等。

4 实验结果与分析

4.1 人口统计变量分析

本研究借助SPSS 23.0，利用多因素方差分析的方法，对环境敏感性、环境知识和自然联结3个变量受各人口统计量的影响程度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在0.05显著水平下，年龄和性别对这3个变量的影响均不存在显著差异，因此，在以下内容中不再单独讨论。

4.2 道德受胁的眼动分析

在整个实验过程中，眼镜式眼动仪通过录制被试者在阅读刺激材料时的眼动数据，并对应到图片中进行比对得出数据。该实验眼动指标的原始数据及热点图均由眼镜式眼动仪自带软件Tobii Pro Lab 进行整理，并由其中的Metrics 及Data Export 部分导出，并用SPSS 23.0进行分析。

4.2.1 热点图

在眼动仪记录的过程中，会自动生成可视化的数据结果图，如轨迹图（gaze plot）及热点图（heat map），可以更加简便地分析出被试者的关注重点。本研究兴趣区选取整个图片部分。其中，颜色越深表示被试者对于该区域注视时间越长及注视次数越多；反之，则表示对于该区域的注视时间较短，注视次数较少。

其中，图2 的热点图代表道德受胁类型为群体，可以看到刺激材料中选择“加工厂”所对应的图片颜色要明显比选择“城市公园”所对应图片的颜色深，代表被试者在看两则材料时，看到选择“加工厂”这个“不道德”的行为时，注视次数更多，注视时间更长。

图2 热点图-群体Fig.2 Heat map-group

图3的热点图代表道德受胁类型为个体。从图3 的两个热点图中，可以发现颜色的深浅相近，所以，本文并不能直接判断出被试注视时间及注视次数是否存在显著的差异。

图3 热点图-个体Fig.3 Heat map-individual

图2 和图3 是通过热点图的形式，来直观地判断被试者在阅读不同类型的道德情景（群体vs.个体），即进行定性的比较。为了使该实验的结果更为科学准确，以下进行定量分析。

4.2.2 道德受胁的眼动指标分析

本文沿用施卓敏和郑婉怡的研究结论[17]，通过眼动指标判断是否启动道德受胁。当阅读的刺激材料类型为群体时，对阅读材料为群体道德和不道德情景的被试者的注视时间、注视次数以及瞳孔直径这3 类眼动指标进行ANOVA 方差分析。结果显示，注视时间（F=15.441，p＜0.05）、注视次数（F=20.982，p＜0.05）和瞳孔直径（F=11.069，p=0.002＜0.05）均存在显著差异。因此，被试者在阅读不道德的情景时，注视时间更长，注视次数更多且瞳孔直径更大，即被试者在阅读群体类型不道德行为的刺激材料时，启动了道德受胁。

当阅读的刺激材料类型为个体时，对阅读材料为个体道德和不道德情景的被试者的注视时间、注视次数以及瞳孔直径这3 类眼动指标进行ANOVA方差分析。结果显示，注视时间（F=0.75，p=0.392＞0.05）、注视次数（F=0.735，p=0.396＞0.05）以及瞳孔直径（F=1.539，p=0.221＞0.05）均不存在显著差异。即当被试者阅读的刺激材料类型为个体时，道德受胁启动无效。

鉴于此，下文仅对涉及群体利益的道德受胁类型进行主效应、中介效应以及调节效应的检验及分析。

4.3 道德受胁对自然联结的效应分析

为了检验道德受胁对自然联结的影响以及自我肯定的调节作用，对变量进行了单变量的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如下。

自我肯定（F=0.161，p=0.690＞0.05）的主效应不显著，而道德受胁（F=4.302，p=0.041＜0.05）以及道德受胁和自我肯定的交互效应（F=5.107，p=0.026＜0.05）均显著。如图4所示，自我肯定的调节效应显著，即道德受胁对自然联结的影响受自我肯定的调节。

图4 对自然联结的交互效应Fig.4 The interaction effects on connectedness to nature

通过方差分析结果发现，当自我肯定未启动时，启动被试者的道德受胁使得被试者的自然联结水平更高，并且两者存在显著差异（F=9.280，p=0.004＜0.05），表示当看到群体利益受到损害时，会使被试者内心的道德标准有所矛盾，导致被试者内心增加与自然的联结。而当启动自我肯定后，被试者会考虑到自身的其他价值，从而不再拘泥于某一方面的行为，因此，是否启动道德受胁对自然联结的水平高低并不存在显著差异（F=0.018，p=0.893＞0.05）。

综上所述，本研究的H1 成立，即道德受胁对自然联结存在显著影响。此外，H4 得到验证，即自我肯定调节了道德受胁对自然联结的影响。具体而言，当没有启动自我肯定时，相对于未启动道德受胁的个体，启动道德受胁个体的自然联结水平更高；当启动自我肯定时，是否启动道德受胁对自然联结水平不存在显著影响。

4.4 模型的中介效应及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分析

4.4.1 选择分析方法

本研究采用SPSS 中的process 插件进行中介效应的检验。由于Bootstrap 法能适应于中、小样本和各种中介模型，因此，本研究采用Bootstrap 抽样法进行检验。本次检验的置信区间为95%。

4.4.2 环境敏感性和环境知识的中介效应分析

根据Preacher和Hayes的操作程序[85]，在检验中介效应时选用模型4①运用process 插件检验中介及调节效应时，其包含多个可选择的模型，本文在此处选用的是模型4（下节选用的是模型7）。关于模型的具体表述可参见Preacher和Hayes[85]的文章。，在检验过程中有两条路径。路径一为：（群体利益引致的）道德受胁→环境知识→自然联结，区间（BootLLCI= -0.0326，BootULCI=0.2697）包含0，因此环境知识的中介效应不显著，即假设H2不成立。路径二为：（群体利益引致的）道德受胁→环境敏感性→自然联结，结果显示为，区间（BootLLCI=0.0027，BootULCI=0.4290）不包含0，因此环境敏感性的中介效应显著，即H3成立。

直接效应代表自变量直接对因变量造成的影响，间接效应则代表自变量通过中介变量对因变量造成的影响，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之和构成了总效应。根据以上陈述，本研究在考虑贡献率时，只考虑环境敏感性的中介效应，环境敏感性在道德受胁和自然联结关系中的间接效应为0.1849，直接效应为0.2822，总效应值为0.4671。因此，环境敏感性的间接效应在总效应中占比，即效应贡献率为39.6%。

4.4.3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分析

选取模型7 来检验“自我肯定”作为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是否显著，首先检验自我肯定对环境敏感性的中介作用的调节，结果显示，区间（BootLLCI=-0.4873，BootULCI=-0.0364）不包含0，这说明自我肯定作为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在路径“（群体利益引致的）道德受胁→环境敏感性→自然联结”中显著。继续选用模型7 来检验自我肯定在“（群体利益引致的）道德受胁→环境知识→自然联结”之间的调节作用，结果显示区间（BootLLCI= -0.2523，BootULCI=0.0476）包含0，说明自我肯定的调节效应不显著。进一步针对自我肯定对环境敏感性中介作用的调节分析，结果显示，当未启动自我肯定，区间（BootLLCI=0.0342，BootULCI=0.2681）不包含0，且中介效应为0.1402，证明未启动自我肯定时，环境敏感性作为中介变量的中介效应显著。当启动自我肯 定 时，区 间（BootLLCI= -0.2525，BootULCI=0.0540）包含0，说明中介效应消失。综上，本研究中的H5成立，H6不成立。

4.5 结果讨论

4.5.1 关于针对个体道德受胁启动无效的原因探究当道德行为所涉及的仅仅是个人利益而不是群体利益时，个体在做出选择时，就会从更多的方面考虑这个行为是否会影响自己的利益，当做出的选择和自己的道德标准不符合之后，个体可能会产生道德推脱。道德推脱是指个体产生的一些特定的认知倾向，这些认知倾向包括为使其伤害性显得更小而对自己的行为进行重新定义，为自己在行为后果中所担负的责任及对受害者痛苦的认同进行最大程度的降低等[86]。道德推脱与社会环境有着很大的关系，个体由于不道德行为引起的惭愧可以通过道德推脱与其内在的道德标准分开，从而减少自我控制[8]。本研究的道德情景是在景区看到老人折花是否上前阻止，而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中由于出现过一些个体本是好心提醒但被误会的案例，因此，个体更会把不道德行为的出现归因于社会的整体风气不够端正，即当个体看到与自己道德标准不相符的行为时，会产生受到威胁的情绪即道德受胁，为了缓解这种消极情绪，会选择进行道德推脱，这与王跃鹏和孟维杰[83]对旁观者在面对霸凌这种不道德行为时反应的研究结果相一致，这一现象在Francisco 等的研究中也得到了证实[84]。这意味着，当涉及个体利益时，个体对于是否选择道德行为前会对自我利益及会遇到的情况做多方面考虑，当选择了不道德行为时，也存在更多的辩解。但是当不道德行为涉及群体利益时，由于选择要考虑多人，不便做道德推脱，因此容易引起道德受胁。

除此之外，道德许可理论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个体道德受胁启动无效的原因。该理论认为，个体之前所做的一系列积极的行为可能会为其之后的负向行为提供道德许可，从而使个体实施负向行为[89]。在本研究中，个体可能已经保持了自身的道德平衡，并且在此之前可能进行了一系列的道德行为，这使个体在进行道德选择时，即使进行了不道德行为，个体的道德平衡也不会被打破，也不会感到愧疚，因此在考虑到自身利益后，可能会进行一些“不道德”的选择，这一研究结果与孙俊才等在道德文本阅读的眼动研究中保持一致[87]，Olson在涉及道德许可在产品购买中的作用研究中也支持了这一观点[88]。

4.5.2 关于旅游情境下群体道德受胁成功启动的原因探究

虚拟内疚理论[90]指出，虽然主体并没有做出伤害他人或与社会道德规范不一致的行为，但当他们认为自己做了错事或与他人受的伤害有间接关系时，也会感到内疚。虚拟内疚分为4类，分别是关系性内疚（relationship guilt）、责任性内疚（responsibility guilt）、发展性内疚（developmental guilt）、幸存性内疚（survivor guilt）。其中，责任性内疚常发生于肩负责任的领导者或组织者身上[90]。本研究中，当被试者看到关于群体的不道德行为选择时，被试者作为决定者的身份，可能会产生责任性内疚，认为没有修建对居民有利的城市公园是自己的错误，这也是群体道德受胁能够有效启动的原因。

在本研究中，“个体道德受胁启动无效，而群体道德受胁正常启动”与施卓敏和郑婉怡[17]的研究结论恰好相反。究其原因，其研究所针对的情景为生态产品消费领域，消费者对于企业捐赠行为的不信任，使被试者可能会将不道德行为归责于法治体系的不透明。此外，决策者出于对自身员工利益的考虑，也会更倾向在面对群体的道德情景时，道德受胁无法正常启动。而本研究面对的是旅游情景，旅游是在移动过程中不断形成的产物，是一个“邂逅”的过程，“邂逅”强调主体间的相遇是被置入一种集体存在的实践中。在整个空间中，隐形的地方场域和显性的地方场域分别由主体和客体的社会习惯、文化环境等构成[91]，个体在针对群体所做的决定中有来自个体和群体两方面的约束，个体更倾向把个体的不道德行为归结于社会风气，而面对群体利益时则考虑得更全面，不会轻易做出不道德行为。

4.5.3 道德受胁对自然联结的影响机制

在预设模型中，本研究把道德受胁作为自变量，以自然联结作为因变量。同时在道德受胁和自然联结之间引入了环境知识和环境敏感性两个中介变量。其中，环境敏感性属于感性层面，而环境知识属于理性层面。通过研究结果发现，在道德受胁的情况下，感性路径的中介作用成立而理性路径则不成立。究其原因，环境敏感性作为感性因素会因为外界的刺激，提高个体对环境关心的意愿，进一步提高个体与自然的联结。而环境知识作为理性方面，通过教育及人际或媒体传播等不断积累而形成，并不会因为短暂性的外部刺激而改变，因此，道德受胁并不会对环境知识产生影响。

此外，自我肯定在整个模型中充当调节变量，不仅调节道德受胁和自然联结间的关系，也调节环境知识和环境敏感性两个中介变量的中介效应，其原因在于，自我肯定增加了个体的自我完整性，使个体看问题更加全面，从而减轻了道德受胁带来的威胁状态。

5 结论与启示

5.1 研究结论

本研究探讨了个体在面临有关环境的道德冲突时，由于阅读刺激材料内容中包含不同的选择，被试的眼动指标也存在差异，并以此为基础分析了道德受胁对自然联结的影响条件及中介效应。本文通过实证研究得到如下结论。

第一，旅游情境下，道德受胁的启动存在前提条件，即当启动道德受胁的刺激材料涉及群体利益而不是个人利益时，才能成功启动。换言之，面对道德行为的选择，当主体选择与群体利益发生冲突时，会引起道德受胁。第二，道德受胁对自然联结的影响存在中介效应。环境敏感性作为道德受胁和自然联结关系的感性变量，部分中介了道德受胁对自然联结的影响。第三，自我肯定是影响道德受胁和自然联结关系的一个重要变量。自我肯定在道德受胁和自然联结中起到直接的调节作用，并通过中介变量来调节自然联结。此外，当启动自我肯定时个体看待问题更加客观全面，面对道德受胁时，其通过“环境敏感性”影响自然联结的中介效应消失。

5.2 理论启示

第一，本文从道德受胁的视角提供了一个分析旅游目的地人地关系的理论框架，丰富了该领域的研究情境和研究内容。前人对人地关系的探讨大多忽视了道德的作用，而对道德受胁的研究又大多局限于消费者行为领域，对旅游情境关注甚少。本文通过聚焦旅游这种非惯常环境中的道德受胁与自然联结的关系，不仅是对学界呼吁旅游情境理论创新的可能性的响应[92]，也是对道德与人地关系研究的有益补充。第二，本文探索了道德受胁对自然联结的中间机制，强化了二者之间关系的理论认识。以往对道德与人地关系的研究缺乏具体路径的分析，本研究引入理性路径和感性路径，并探讨了自我肯定的调节作用，提高了道德情境下自然关联研究的深度和广度。第三，本文以眼动实验的方式明晰了道德受胁启动的边界条件，为道德冲突引起的认知失调提供了心理认知证据。与以往自陈式研究方法不同，本文以眼动指标证实，旅游情境下道德受胁的前提是群体利益受到威胁，这为目的地实施更高水平、更高精度的营销与管理措施提供了系统化的实施框架和管理工具。

5.3 实践启示

本研究从道德视角为景区不文明行为治理提供了新的视角，一定程度上回应了如何对游客进行心理干预，从而促进积极环境行为与情感的研究需要。据此，为景区管理提出如下实践建议。

第一，重视游客在景区可能产生的道德受胁感，借此提高游客环境敏感性及自然联结，达到规范游客环保行为的目的。道德受胁是提高自然联结水平的有效途径之一，为游客营造出适度的道德受胁感是增加游客在情感上与自然亲密程度的重要方式，而更高的自然联结水平又会进一步引发亲环境行为[61]。因此，在景区管理中可以将冲突情景与旅游情境融合展示，具体而言：（1）通过在景区播放不文明旅游行为的视频动画引发游客的道德受胁；（2）鉴于涉及群体利益的道德冲突才会引发道德受胁，可以在景区设置相应的警示牌，主要内容为破坏环境行为对大众产生的影响，使游客意识到这些行为可能会导致众多游客游览不便的后果；（3）涉及个体利益的道德冲突不会造成道德受胁，究其原因，游客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道德推脱，因此，可以针对环境被破坏后果进行舆情引导，来降低游客进行推脱的可能性。此外，由于自我肯定会通过强化游客的其他价值而降低其受到威胁的心理状态，因此，可以设置多样化旅游项目，引导游客专注于旅游情境，减少自我审视的几率[93]。

第二，重视游客环境敏感性的提高，提高游客环境关注度。环境敏感性作为感性中介，在道德受胁和自然联结关系间的中介作用成立，对自然联结存在显著的影响。环境敏感性作为一个正向积极的环境态度，有利于促进亲环境行为的产生[40]。因此，一方面，旅游管理部门可以联合政府部门和环保机构，加大居民与游客的环境意识教育，提高环保认知，并促成更多亲近自然的社会活动；另一方面，鼓励环保人士和团体的环保行动，以此为样本提升全民对环境的关切和行动能力。此外，Cheng和Wu 的研究指出，环境知识对环境敏感性有显著影响，因此，可以通过增强游客环境知识的办法来达到增强其环境敏感性的目的[40]。由于环境知识的增加是一个不断积累的过程，景区可以作为一个旅游式的学习场所来规划和营建，可以在景区网站、宣传手册等地方增加一个知识科普板块，聘请专业人士对相关环境知识进行讲解，通过环境知识的普及和传播来增加环境敏感性。

第三，景区应对游客的自然联结进行多角度培养，既要从道德角度出发，通过游客将看到的不文明行为他者化，从而确定自己的环境态度；同时，也要增加游客与自然的接触与互动，来直接增加自然联结。对于政府部门而言，要切实完善环境教育，传统的环境教育聚焦于环境知识的讲述，而对亲生命性和自然联结的唤起不足，因此，环境教育理念与措施亟待推出；健全生态环保制度立法和经济激励体系建设，营造绿色环保的社会风气制度体系。对于企业而言，应该积极探索参与式互动体验项目的开发与应用，增加游客与自然的接触与互动；增加生态旅游、文明旅游、低碳旅游的产品和服务设置，制定绿色营销计划，促成人与自然的情感关联。

5.4 研究不足与展望

第一，在实验过程中采用的是短文启动范式，即被试者通过阅读文字材料来体会场景，并启动道德受胁，后续可以通过让被试者在虚拟现实场景中进行感受，从而让被试者更加立体直观地感受到道德的冲突。第二，本文从道德的角度进行切入来研究个体自然联结的改变，而影响个体自然联结的因素众多，未来研究可以引入其他变量，与本研究关联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