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必强，何 莽，黎耀奇

（1.格里菲斯大学旅游、体育与酒店管理系，澳大利亚昆士兰黄金海岸4222；2.中山大学旅游学院，广东广州 510275）

引言

在公共卫生事件中，人们倾向将重大的传染性疾病与其暴发的地区或国家相关联，如中东呼吸综合征、西班牙流感、墨西哥流感、埃博拉病毒、寨卡病毒等[1]。将疾病以地点命名已经成为媒体对疾病污名化的一种方式。因此，美国流行病学家Kucharski在其2020 年的著作The Rules of Contagion:Why Things Spread and Why They Stop中提醒人们：历史经验表明，传染病的大流行将会导致地区污名化[2]。同时，世界卫生组织呼吁避免将病毒同某个特定的地理位置或种族联系在一起，因为一种病毒的名称往往比病毒本身传播得更快、更广、更久[1]。对疾病的歧视和污名古来有之，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偶发的今天，历史似乎正在重演。

在疫情暴发初期，社会公众由于缺乏来源可靠的信息线索，在无法辨别来自疫区的旅行者是否携带病毒的情况下，往往出于恐惧与自我保护的社会心理，倾向于“以病为名”地对疫区旅行者进行标签化、符号化[1]，将“他们”从“我们”中分离开来，对他们一刀切地避之则吉，甚至进行公然的网络暴力和排斥[3]，逐渐演化成为公众对于疫区旅行者的社会歧视和地方污名。Link 与Phelan 认为，被污名的个体或群体面临着不公平的处境，导致其社会地位和能力丧失并遭受到了歧视，意味着其关键性资源的极大损耗[4]。鉴于此，深入了解地方污名对旅行者个体性资源（如自我概念清晰度和个体情绪）以及亲社会行为倾向（如负责任环境行为）的作用过程，进一步探讨缓解甚至消除地方污名负面影响的有效措施，有利于优化重大公共卫生事件背景下的旅游者体验和社会的稳定。本文的研究对象为来自疫情防控区域的旅行者。

事实上，对于特定人群的污名化现象，以及该现象对其生存和发展权利的限制甚至剥夺的困境，在世界范围内已经成为不容否认的社会事实[5-6]。污名是社会对某些个体或群体贬低性、侮辱性的标签，主要分为公众污名和自我污名两个方面[7]。前者是指社会大众对受污者群体的刻板印象，后者则是伴随着前者产生而出现的受污者的自我贬损[8]。已有研究发现，受污者经常与较差的精神健康水平、生理疾病、学业失败、较低的社会地位、贫穷以及较少的住房、教育和工作机会等负面刻板印象相联系。因此，污名化极大程度限制了甚至剥夺了受污者获得物质性资源、条件性资源、个体性资源以及能量性资源等自我发展性机会[3，9-10]。根据资源保存理论，人们在压力情景下倾向去努力获取更多资源，以保护自己不受资源损失的威胁。鉴于此，来自疫区的旅行者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背景下可能会形成一种综合性的压力结构，这种压力一方面来自相关利益者对其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的压缩，另一方面来自空间压缩后所产生的刻板印象威胁、社会区隔、地位丧失和歧视[11]。因此，它对旅行者所形成的挑战和压力会加重其紧张感和不安感，极大地限制了他们获取其他资源（如人格特质和个体情绪）的能力[12-13]。压力下的旅行者为了保护现有有限的资源存量，可能会采取一种利己导向的生存策略以获得对资源损耗的支持和补偿，倾向对除自身以外的世界表达冷漠和敌对而非同情和友爱，形成一种自我挫败的社会退缩机制，从而放弃投入到基于利他动机的亲社会行为之中（如负责任环境行为）。

当前，虽然地区污名对社会的负面影响已经得到了较高的重视，但尚未有研究聚焦地区污名对个体的自我概念、情绪响应以及行为倾向的影响。在旅游领域，已有旅游污名研究主要关注了肥胖旅游者[14]、残疾旅游者[15]、慢性病旅游者[6，16]、阿拉伯/穆斯林旅游者[17]、旅游从业者职业污名[9，18-20]以及旅游非正规就业者[21]等的污名化现象。然而，目前尚未有旅游学者以受污群体自我视角（自我污名）探讨旅行者地区污名感知及其后续影响机制。

认知评价理论近年来逐渐受到旅游学者的重视[22-23]。区别于刺激-有机体-反应理论（stimulusorganism-response theory），认知评价理论认为情绪反应的内在机制是情绪的认知评价机制，即个体对环境的认知评价决定情绪反应[24]。一方面，已有研究发现，自我概念清晰度在个体认知过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认知评价功能，其为情绪的产生提供了认知评价的对象[25-28]，但尚未有旅游研究关注地区污名作为外部刺激事件，如何对旅行者的认知评价响应带来影响（如自我概念清晰度）。另一方面，旅游目的地的快速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负面环境问题，加速了旅游者实践环保行为的需求[29]，因而大量的旅游研究探讨了旅游者负责任环境行为的前置因素（如旅游动机、环保态度以及满意度等）[30]，但较少有学者关注游客情绪对负责任环境行为的影响。有鉴于此，本文致力于精细化探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背景下地区污名对旅行者自我概念清晰度、负面情绪和负责任环境行为的影响，并关注自我证明动机这一重要的个体资源在对旅行者资源损耗过程中的补充作用，揭示了旅行者地区污名作用下的影响机制，拓展了资源保存理论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的运用。

1 概念界定与研究假设

1.1 污名与地区污名

1963 年，Goffman 首先将污名引入社会心理学的研究领域，他将污名定义为个体的一种不被信任和不受欢迎的特征，这种特征降低了个体在社会中的地位，使他从一个完美的、有用的个体变成一个有污点和丧失了部分价值的人[7]。基于前人的研究成果，Link 与Phelan 从群际关系角度系统化地总结了污名的作用过程与影响，强调污名化是综合了贴标签、负面刻板印象、社会隔离、地位丧失和歧视等多种机制的过程[4]，因而奠定了解释污名化形成机制的框架基础。从污名化的研究视角而言，心理学家Corrigan以主体和客体的视角将污名看作公众污名和自我污名两者构成的统一整体[8]。其中，公众污名指社会大众对受污者群体的刻板印象，自我污名则是随着公众污名产生而出现的受污者的自我贬损，前者是后者必要不充分条件。随着医学人类学的兴起和对疾病污名的关注，在对自我污名的研究中，大量学者关注到因为疾病而导致的自我污名现象[6]。研究发现，疾病相关的自我污名感知不仅会引发患者的心理压力和消极情绪，并且十分不利于他们的社会关系、经济收入和生活质量的提高[8]。Wang等进一步指出，当疾病旅行者在空间上产生集聚，会导致旅游地产生地区污名现象[6]。

虽然旅游领域的污名现象较为严重，但旅游学术界对污名问题的探讨较少，与实践遇到的问题存在较大的差距。现有为数不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酒店业领域，主要关注的对象是酒店和餐厅等一线服务人员，如探讨职业污名对餐厅服务员、酒店业员工的影响[31]。一些学者已经关注到旅游业职业污名的严重性，并就如何缓解员工自身职业污名感知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如企业可以通过提高内部服务质量、增加员工交流等方式来降低员工的职业污名感知[32]。虽然疾病污名化所引起的后果十分严重，但现有旅游研究对污名现象的关注仍处于起步阶段，对污名化议题在旅游领域的发展重视仍然不足。综合梳理已有文献，笔者发现该领域仍然存在以下研究空缺：已有研究往往从公众污名的视角聚焦旅游污名问题，如社会公众对导游职业的污名化[9，18-19]、旅游从业者对旅游者的污名化等[3]，较少从自我污名的视角探讨施污者的公众污名对受污旅游者的影响和危害，针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下旅行者地区污名的研究尤为缺乏[3]。

1.2 资源保存理论

资源保存理论（conservation of resources theory）的提出源自Hobfoll对临床应激障碍的观察与思考，其作为压力理论的分支，旨在揭示压力背景下的个体心理与行为[33]。资源保存理论定义了一系列对于个体而言具有效用价值的资源，包括物质性资源、条件性资源、个体性资源以及能源性资源等[18]。该理论假设，个体总是会努力获取、维持、建构和保护他们所珍重的资源，因此，强调人们会倾向积极努力保持现有资源，同时争取获得更多资源，以此增加个体的资源存量[34]。总的来说，资源保存理论将拥有稳定平衡的资源储备视为维持、促进个体身心健康的关键因素，并从资源的损耗与补偿及其动态变化的视角解释压力情境作用于个体心理的核心机制。资源保存理论为大量的组织心理与行为现象提供了理论解释机制，已经成为组织心理学和组织行为学中引用最广泛的理论之一[35]。

旅游领域对于资源保存理论的运用主要集中在旅游服务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领域（如旅行社的导游、酒店和餐厅的员工）。大量实证研究显示，在经历了由职业特征（如职业污名）[18-19]和职场环境（如职场排斥、辱虐领导和顾客欺凌）[36-38]带来的工作压力和负面情绪之后，旅游业从业者往往会反映出高工作倦怠、高情绪耗竭、低工作绩效和高离职倾向。在本文中，来自疫区的旅行者所遭受的地区污名即为一种压力源，这种压力会对旅行者保护其个体性资源（如个人特质和个体情绪）的本能造成危害，不仅会给旅行者的自我概念感知带来威胁，也会创造一种敌对和紧张的社会环境[18]。在这种情境下，地区污名的存在构成了潜在或实际的资源损失，会引发旅行者阻止资源继续损耗的行为，如采取回避的策略（包括身体退缩和社会退缩）。因此，资源保存理论为本文解释和预测受污旅行者在压力负担条件下的自我概念清晰度评估、情绪响应和行为倾向奠定了理论基础。

1.3 地区污名与负责任环境行为

自我污名视角下的地区污名主要关注受污群体在污名的社会文化建构过程之中的不利处境[11]。在公众主观道德评判的过程中，往往会致使受污群体损失积极资源要素（如积极情绪的损耗），进而出现社会规避行为，以逃离被歧视的状态。根据资源保存理论，在应对外部压力（如遭遇地方污名）过程中，个体需要投入一定数量的资源。有些资源（如时间和资金）的存量会随着不断的使用而逐渐减少，而有些资源（如知识和情绪）虽然数量不会减少，但是其启动、运用需要耗费能量和注意力等限量资源[34]。当个体感知到被置于污名化的不利情境下，受污者将耗费更多的精力、时间甚至金钱调节心态，也会被迫投入积极心理资源（如人格特质和个体情绪）来应对所处的压力场景，对个体资源造成挤占，致使受污者囿于有限资源存量，无暇主动参与更多基于利他动机的角色外行为[36]。因此，当资源存量发生损耗时，个体为了重建内部的心理资源平衡状态，可能会停止继续对外界投入资源以避免资源的进一步损耗，甚至减少参与亲社会行为。已有研究发现，减少社会活动和亲社会行为是一种典型的资源保护策略[37]。当个体感到现有内部资源发生损耗，便会倾向于中止对外部世界的响应，对除自身以外的世界（如他人、任务和环境）表现得漠不关心，亲社会性降低[34]。Lyu 等发现，当酒店职场压力对酒店员工的心理资源构成威胁时，他们会减少助人行为和组织公民行为[38]。类似地，康勇军与彭坚认为，企业CEO 会在其危害工作幸福感的资源损耗路径中抑制对企业的管家行为，不愿意为了维护企业的长期利益而牺牲个人利益[39]。

作为亲社会行为在旅游领域的体现之一，负责任环境行为是旅游者参与目的地可持续发展建设的有效途径和方式，对于目的地长远发展具有重要影响[29]。为减小大众旅游活动对目的地日益凸显的负面影响，许多旅游者在旅游活动过程中积极投身负责任环境行为，致力于对景区的生态环境以及目的地生物圈和生态系统产生最小化的负面影响[30]。然而，基于以上推论，个体在污名压力情境下为保持心理资源平衡，可能会采取与疫情暴发前不同的行为策略。因此，本文推测疫区旅行者在应对地方污名的过程中，需要面对地方污名对个体资源损耗的威胁，倾向于采取基于利己动机的资源保护策略，无暇主动参与更多基于利他动机的角色外行为，最终对其参与负责任环境行为造成负面影响，使得受污旅行者减少环境友好行为以保护有限的资源存量，从而维持心理资源平衡。本文因而提出如下假设：

H1：地区污名显著降低受污旅行者的负责任环境行为

1.4 自我概念清晰度的中介作用

地区污名是一种消极而又普遍的社会现象，受到公众污名困扰的相关个体或群体，一方面会引致加深公共污名的自我感觉和体验，另一方面会引起污名的内化，即自我污名[40]。从自我污名的视角而言，个体的污名感知不仅可能会降低其自尊、归属感、控制感以及存在意义感，甚至会对其自我概念和认知产生消极影响，这表明了污名现象的存在限制甚至剥夺了受污对象获得积极心理资源的机会（如自我概念清晰度）[3]。自我概念清晰度作为自我概念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积极人格特质的典型表征之一，其通常是指个体对自我概念界定的清楚程度，反映了个体对自我概念和自我认知的内部一致性，对改善个体不良行为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41]。当疫区旅行者感知到地区污名的威胁时，会引发其个体自我概念的受损，进而导致较低的自我概念清晰度。进而，这种情形会使个体面临着无法统合多样化自我探索的风险，甚至会分化并瓦解已有的稳定自我，带来自我概念混乱[42]。已有研究表明，社会排斥会对个体的自我概念清晰度造成抑制，进而引发负面的态度变化和行为响应[25]。

自我概念清晰度在个体认知评价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个体在压力情景下的重要认知评价维度之一[26]。学者们对外部环境刺激与自我概念清晰度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发现自我概念清晰度能够受到刺激感知的影响而做出相应变化，进而塑造个体对外部社会信息的认知和行为加工机制，比如个体对社会比较信息的解释及其社会比较方式[27-28]。张启尧和孙习祥认为，个体因自我概念的分化程度及结构稳定程度不同，对外界环境信息的认知加工深度和路径也会有所差异，进而导致了情绪单元和行为倾向的个体化差异[43]。因此，本文认为，自我概念清晰度在地区污名的影响过程中有着十分重要的认知评价功能。由于污名现象实质是一种负面刻板印象，社会公众的疏离和歧视给受污旅行者造成较大的心理压力，使得他们面临个体性资源（如自我概念清晰度和个体情绪）的潜在或实际损失，对资源存量丧失控制感。因此，这会引发他们对自我觉察和自我概念的深度认知加工，导致他们对自我概念的感知降低，即较低的自我概念清晰度，最终导致负责任环境行为减少。因而提出如下假设：

H2：地区污名显著降低受污旅行者的自我概念清晰度

H3：自我概念清晰度显著降低受污旅行者的负责任环境行为

H4：自我概念清晰度在地区污名与负责任环境行为之间存在中介作用，即地区污名会降低受污旅行者的自我概念清晰度，从而减少其负责任环境行为

1.5 负面情绪的中介作用

污名作为一种负面的刻板印象和外部刺激，会对个体情绪的波动产生一定影响。由于被污名的个体或群体经历着不公平的处境，导致其发生地位和能力丧失并遭受到了歧视，意味着其关键性资源的严重损耗（如积极情绪）[4]。已有大量研究证实了自我污名感知会给受污者造成消极情绪的困扰，如羞愧、害怕、抑郁、焦虑以及悲伤等[44]。对于遭受污名化的非体面工作从业者，他们甚至会采用情绪劳动策略来抵制职业污名对积极情绪的削弱作用[44]。由于来自疫区的旅行者拥有不受欢迎的属性或面临疾病污名管理的压力，因而他们的积极情感体验将受到影响，甚至伴随着情绪衰竭的发生，因此严重损耗积极情绪资源。在旅游情境下，以往的研究表明，在旅游活动中产生负面情绪的旅行者更可能会产生回避倾向，进而减少其采取遵循社会规范行为的可能性[45]。因此，本文基于资源保存理论推测，地区污名会对受污旅行者的积极情绪资源造成损耗，他们在应对地区污名的过程中会伴随着焦虑、难过、生气以及憎恨等负面情绪的产生，进而其亲社会性降低，在旅游过程中不愿意参与负责任环境行为。本文因而提出如下假设：

H5：地区污名显著增加受污旅行者的负面情绪

H6：负面情绪显著降低受污旅行者的负责任环境行为

H7：负面情绪在地区污名与负责任环境行为之间存在中介作用，即地区污名会提升受污旅行者的负面情绪，从而减少其负责任环境行为

1.6 自我概念清晰度与负面情绪的链式中介作用

认知评价理论作为理解和解释情绪体验的主流理论，已被广泛运用到关注解释情绪的产生（前置变量）、情绪的驱动及诱发行为响应过程（结果变量）的心理学和营销学研究之中[22]。认知评价理论将情绪视为个体对外部环境的一种适应性反应，即情绪产生于个体主观上对外部刺激事件的认知评价[23]。自我概念清晰度作为个体在压力情景下的重要认知评价维度之一，与个体的情绪响应联系紧密[46]。已有研究发现，自我概念清晰度能够提升人们的主观幸福感，并与负面情绪（如焦虑和抑郁）呈负相关[47]；相反，低自我概念清晰度者很难清晰识别自己的想法、情绪和行为问题，容易造成自我概念的混乱，致使个体情绪产生波动，甚至带来情绪调节障碍[48]。Parise等的研究结果强调，更高的自我概念清晰度在引导青少年走向积极的发展成果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并且情绪调节在此过程中与自我概念起到协同作用[47]。同样，Garr-Schultz与Gardner发现，自我概念清晰度在双性恋个体的身份否认体验与情绪幸福感之间起中介作用，即更强的身份否认体验导致更低的情绪幸福感[49]。李放等评估了自我概念清晰度对负面评价恐惧预测社交焦虑的调节效应，发现在低自我概念清晰度个体中，负面评价恐惧对社交焦虑的预测效应显著，而对于高自我概念清晰度个体却不显著[50]。吴漾等发现了使用社交媒体的大学生自我概念清晰度与不良情绪管理呈显著负相关，并实证了较低的自我概念清晰度会加剧负面社会比较对大学生抑郁的影响[28]。

认知评价理论认为，个体的认知单元与情绪单元之间并非相互割裂和孤立，而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36,51]。人们在情绪活动中需要不断评价外部刺激与自身利害关系程度，最终对个体情绪和行为反应产生影响，因此构建了刺激感知→认知评价→情绪响应→行为倾向的完整行为趋向系统[23-24]。基于此，本文以认知评价理论作为串联自我概念清晰度与负面情绪的链式中介作用的整体逻辑，认为在地区污名压力下的受污旅行者有可能遭遇到社会公众的过度隔离和排斥，处于资源输出的极大损耗之中，这容易导致他们在面对地区污名压力时产生自我概念的混乱以及积极情绪资源的过度耗竭，进而产生失望、焦虑、愤怒甚至仇视的负面情绪，最终导致负责任环境行为的减少。本文因而提出如下假设：

H8：自我概念清晰度显著负向影响负面情绪

H9：自我概念清晰度和负面情绪在地区污名与负责任环境行为之间存在链式中介作用，即地区污名由于降低了受污旅行者的自我概念清晰度而提升了其负面情绪水平，从而导致负责任环境行为的减少

1.7 自我证明动机的调节作用

根据资源保存理论，当个体面临资源受到损失的威胁或资源实际损失，个体会充分调动自身拥有的资源来应对资源损失的状况，实现损失抵消。本文主要从个体内部视角出发，关注个体自我证明动机（self-verification）的补偿资源损耗的作用。自我证明动机是个体十分重要的主观心理资源，是社会个体的一种普遍需要，是一种基本内部动机和心理需求[52]。自我证明动机包含在自我概念系统中，该动机反映了人们具有强烈的自我概念，有助于增强自我概念清晰度与连贯性。已往研究发现，自我证明动机可以激发社会个体主动准确地展示自己，以便其他人理解他们就像他们理解自己一样[53]。这种稳定的自我认知有助于实现动机个体的心理一致性与连贯性，并支撑其顺利地展开稳定的社会互动[54-55]。作为一种重要的个体动机因素，自我证明的目的在于保持一种连贯的自我意识，提高对积极心理资源的控制感和预测感[53]。然而，对于不同的个体而言，自我证明动机的强度各有差异。研究发现，较高水平的自我证明动机对于个人的长期发展至关重要，包括更稳定的人际关系、更高水平的工作满意度和绩效，更显著的自我效能感和组织自尊感以及更少的情绪冲突[52]。此外，在组织行为和人力资源管理领域，有证据表明个人的自我证明动机会对组织公民行为（如组织承诺）和员工主动性行为产生积极影响[54]；相反，自我证明动机较低或该动机未能获得他人回应时，动机个体可能会采取一些相对负面甚至极端的措施，如人际贬损、停止工作或报复行为[56]。因此，自我证明动机能够激发人们表现出积极的行为，以便他们能够寻找或加强其普遍存在的自我信念的一致性，这反过来有助于加速自我实现[57]。

因此，当旅行者因为较高的地区污名感知而产生自我概念混乱时，自我证明动机作为重要的个体性资源，将会对其情绪响应和行为倾向产生影响。在本文情景中，来自疫区的旅行者在面对被社会公众强加的地区污名时，自我证明动机能够对心理资源的损耗起到一定缓冲作用。自我证明动机水平高的旅行者会更加诚实和客观地展现自我，试图尽力改变他人对自己的误解和偏见，从而实现自我概念与他人反馈的一致性与连贯性。同时，对自我证明动机的高需求甚至会促使他们表现出亲环境行为而非报复行为，做到以德报怨、自强不息；相反，由于自我证明动机水平低的旅行者对于资源损耗的即时补偿能力较弱，因而在面对他人的误解时可能会破罐破摔、自暴自弃，不仅可能会感到心理压迫，更严重的是会造成强烈的迷失感和心理混乱，进而丧失了进一步自我增强和自我实现的可能性。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0：受污旅行者的自我证明动机通过缓和地区污名对自我概念清晰度的负向影响，进而调节自我概念清晰度与负面情绪在地区污名与负责任环境行为之间的链式中介作用

基于Link 与Phelan 对污名化机制的研究成果，污名化系统表现出认知（负面刻板印象）、情绪（歧视性情绪）和行为（回避互动）的关联建构[4]。作为响应，本文以资源保存理论为理论基础，梳理了地区污名影响负责任环境行为的内部机理；同时结合认知评价理论阐述模型整体逻辑，构建了刺激感知（地区污名）、认知评价（自我概念清晰度）、情绪响应（负面情绪）和行为倾向（负责任环境行为）的链式中介路径；并用自我证明动机表示个体特征，探讨对链式中介的调节作用。具体研究框架以及支撑该研究框架的模型整体逻辑和变量内部机理如图1。

图1 地区污名对负责任环境行为影响的链式中介模型Fig.1 The serial mediation model on the effect of spatial stigma on environmentally responsible behaviours

2 问卷设计和数据收集

2.1 问卷设计

本研究设计的问卷主要对5个研究变量以及人口统计变量进行调查。为了确保问卷的信度和效度，本研究进行了如下工作。（1）所涉及的量表均为已有成熟量表，均发表在高质量的国际期刊，具有已验证过并且较好的信效度。（2）国际化的研究团队对所有英文量表均采用了标准的翻译-回译程序，确保每个题项可读性高且语义清晰。（3）邀请两位专家教授（一位是旅游污名研究领域专家，另一位是负责任环境行为研究领域专家）对问卷进行修订。（4）进行了多次研讨会，对问卷题项进行讨论和修订，以提升测量题项的内容效度。（5）通过方便抽样和滚雪球抽样的方法，借助社交媒体对143 位湖北籍受访者进行预测试，以分析初始问卷的信效度。结果显示，地区污名、自我概念清晰度、负面情绪、负责任环境行为和自我证明动机等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数在0.83～0.91 范围内，均大于0.7，表明各量表信度较好。KMO 值在0.73～0.90 范围内，Bartlett 球形检验结果均在0.001 水平上显著，表明各量表效度良好。（6）回访参加预测试的受访者获得反馈意见，通过综合比对受访者的意见与建议，合理修正量表题项，并再次召开研讨会进一步商议讨论。（7）最后，将修正后的题项再次回译为英文，与原始英文量表进行一一比较，确保未与原量表语义偏离，最终形成本研究的正式调查问卷。测量量表均采用Likert 7 点量表进行测量（1=完全不同意，4=中立，7=完全同意），测量题项根据本研究情景进行了适当调整，具体如下。

地区污名（Cronbach’sα=0.93）采用Pinel 开发的9 题项量表[58]，比如“我担心因为湖北人的身份被视为病毒的携带者”“我湖北人的身份影响着湖北省外的人对我的行为和态度”等。

自我概念清晰度（Cronbach’sα=0.85）采用Campbell 等开发的12 题项量表[48]，比如“我对我是谁有清晰的认知”“我对自己的认知很少与他人对我的认知相冲突”等。

负面情绪（Cronbach’sα=0.82）采用Nikbin等开发的5 题项量表[59]，比如“面对大家对湖北人的污名，我感到羞愧/愤怒/难过/焦虑/憎恨”。

负责任环境行为（Cronbach’sα=0.95）采用Lee等开发的3 题项量表[30]，比如“我愿意承诺在旅行过程中保护当地环境”“在旅行过程中，我会主动地避免产生破坏环境的行为”等。

自我证明动机（Cronbach’sα=0.89）采用Moore等开发的3 题项量表[54]，比如“与人交往时，我会如实告知我的身体状况，即使他人并不完全相信”“我会努力地让身边的人知道我并非病毒携带者”等。

除此以外，本研究将受访者的性别、年龄、学历、月收入和职业作为控制变量，以避免受访者的人口统计学变量对研究结论造成干扰。

2.2 数据收集

为了更好地体现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疫区旅行者的现状，本研究在新冠疫情暴发期间进行数据收集，调研时间为2020 年2 月。本文主要采用方便抽样和滚雪球抽样的方式进行线上问卷调研，具体操作过程如下。一方面，研究团队通过政府网络公开信息和个人关系网络，联系到疫情期间为湖北籍游客提供住宿服务的广东省定点接待酒店（广州市和湛江市）。研究人员事先向提供服务的志愿者协会会长或酒店负责人说明研究目的、内容及流程，提高其对研究人员的信任度。经同意，加入相关的微信群开展数据收集。另一方面，研究团队通过多方资源联系到同样也在关注疫情下湖北籍游客生活现状的报社记者，经介绍加入因疫情而滞留在外地的湖北籍游客微信群（如群名为“湖北难友互帮互助群”）。为了确保抽样的准确度，问卷的首页均附有样本筛选问题：“您是否为湖北籍游客？”受访者只有回答“是”才能继续作答。为了保证问卷数据的质量，在派发问卷前向受访者说明研究目的和填写问卷的步骤和注意事项，并说明会根据问卷质量给予一定的现金奖励，但同时强调按照实际情况和感受作答即可，无需揣摩和迎合发布者的偏好和意图。同时，强调所收集的数据仅用于科研目的并对其信息严格保密，以确保数据真实有效填写。最终，调研团队实际回收256份问卷，剔除作答时间少于1 分钟或者所有题项得分一致的无效问卷后，最终保留有效问卷239份。受访者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如表1所示。

表1 受访者人口统计学特征Tab.1 Demographic profile of respondents

3 数据分析

3.1 数据预处理与共同方法偏差

在进行正式数据分析之前，本文主要从缺失值处理和正态性检验两方面对数据进行预处理[60]。首先，使用相应序列的平均值对较少缺失数据的样本进行填充。随后根据数据的峰度和偏度值进行正态性检验。结果表明偏度介于-1.20和1.48之间，峰度介于-1.21和0.96之间，均在-3和3之间的可接受范围内，表明数据近似服从正态分布[61]（表2）。

表2 因子载荷、组合信度、平均变异萃取量以及正态性检验结果Tab.2 Results of factor loading,composite reliability,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 and normal distribution

本研究主要通过数据收集的事前、事中和事后3 方面来避免可能存在的共同方法偏差[62]。事前方面，本文通过随机编排问卷题项，从源头上降低共同方法偏差；事中方面主要指程序控制，采取匿名填答保护隐私、强调数据采集的学术性用途以及现金奖励受访者等，以获取高质量的问卷数据；事后方面主要指统计分析，本文构建了包含共同方法因子的模型，比较原模型与加入共同方法因子后模型的主要拟合指数，表明模型拟合程度并未得到明显改 善（ΔCFI=0.01＜0.1，ΔTLI=0.01＜0.1，ΔRMSEA=0.01＜0.05，ΔSRMR=0.02＜0.05）[63]。因此，共同方法偏差在本研究的测量中并不明显。

3.2 信效度检验

本研究采用SPSS 24.0和Mplus 7.0软件进行数据分析。由上文可知，各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数均高于0.8[64]，且组合信度值均超过0.7[65]（表2），表明研究所使用的量表具有较高的信度。采用Mplus 7.0 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检验量表的效度，结果如表2和表3所示。模型与数据的拟合程度较好（χ2/df=2.13＜3，CFI=0.97＞0.90，TLI=0.96＞0.90，RMSEA=0.04＜0.05，SRMR=0.02＜0.05）。各构念测量项目标准化因子载荷的估计值均大于0.7，且达到显著水平；构念的平均变异萃取量值（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AVE）均大于0.6，表明量表具有较高的聚合效度。进一步发现各变量AVE 的算术平方根均大于该变量与其他变量的相关系数的最高值，因此认为本文量表具有较高的区分效度[66]（表3）。

表3 相关系数、聚合效度与区分效度检验结果Tab.3 Results of correlation coefficient,convergent validity,and discriminant validity

3.3 假设检验

本研究使用Mplus 7.0 对问卷数据进行结构方程建模，通过5000次Bootstrap运算对研究假设进行检验。结果显示，模型拟合程度较好（χ2/df=2.74＜3，CFI=0.95＞0.90，TLI=0.93＞0.90，RMSEA=0.03＜0.05，SRMR=0.01＜0.05）。

3.3.1 主效应与中介效应检验

旅行者的地区污名对负责任环境行为有显著的负向影响（β=-0.51，p＜0.001)，因此主效应（H1）得到支持。

旅行者的地区污名对自我概念清晰度有显著的负向影响（β=-0.43，p＜0.01)，自我概念清晰度进而对负责任环境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0.21，p＜0.05）；并且，自我概念清晰度在地区污名与负责任环境行为的关系中发挥了中介作用（β=0.08，95%CI=[0.01，0.02]，不包含0），因此H2～H4得到支持。

旅行者的地区污名对负面情绪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0.61，p＜0.001），负面情绪进而显著负向影响负责任环境行为（β=-0.23，p＜0.01）；并且负面情绪在地区污名与负责任环境行为的关系中发挥了中介作用（β=0.06，95%CI=[0.004，0.01]，不包含0），因此H5～H7得到支持。

旅行者的自我概念清晰度对负面情绪有显著的负向影响（β=-0.67，p＜0.001）；并且，自我概念清晰度与负面情绪在地区污名与负责任环境行为之间的链式中介效应显著（β=0.05，95%CI=[0.002，0.01]，不包含0），因此H8～H9 得到支持。最终H1～H9 均得到支持（图2和表4）。

图2 模型路径系数Fig.2 Path coefficients of the model

3.3.2 调节效应检验

调节作用方面，运用潜调节结构方程模型法对自我证明动机的调节效应进行分析[67]。结果表明，地区污名与自我证明动机的交互项对自我概念清晰度的影响路径显著（β=0.25，p＜0.01）。为进一步检验自我证明动机在地区污名与自我概念清晰度关系中的调节效应，根据Dawson[68]的建议，本文将调节变量通过均值±1 标准差的方式分为低分组和高分组进行简单斜率分析，并绘制调节效应分析图（图3）。具体地，在自我证明动机低分组中，地区污名对自我概念清晰度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β=-0.47，p＜0.001）；在自我证明动机高分组中，地区污名对自我概念清晰度的影响显著，但该负向影响有所减弱（β=-0.19，p＜0.05）。

为检验自我证明动机对自我概念清晰度与负面情绪在地区污名和负责任环境行为之间的链式中介效应的调节作用，本文参照Hayes[69]推荐的检验交互项系数与中介变量系数的乘积是否显著来判断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是否显著。检验结果如下：在地区污名通过自我概念清晰度与负面情绪到负责任环境行为的链式中介中，交互项与中介变量之间的路径系数乘积为0.04（p＜0.05），说明链式中介效应受到自我证明动机的调节。具体地，在自我证明动机低分组中，地区污名通过自我概念清晰度与负面情绪到负责任环境行为的中介效应值为0.10（p＜0.05，95%CI=[0.09，0.15]，不包含0），链式中介效应显著；在自我证明动机高分组中，地区污名通过自我概念清晰度与负面情绪到负责任环境行为的中介效应值为0.04（p＜0.01，95%CI=[0.06，0.09]，不包含0），链式中介效应显著。进一步，自我证明动机低分组的链式中介路径间接效应值与自我证明动机高分组的链式中介路径间接效应值之间存在显著差异（p＜0.01，95%CI=[0.02，0.05]，不包含0）。因此结果表明，当受污旅行者的自我证明动机更强烈时，自我概念清晰度与负面情绪在地区污名与负责任环境行为之间的链式中介效应显著减弱，H10得到验证（表5）。

表5 被调节的链式中介效应分析Tab.5 Moderated serial mediation analysis

4 研究结论与讨论

4.1 研究结论

本研究旨在揭示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下旅行者地区污名的效应和机制。具体而言，本文基于认知评价理论解释模型整体逻辑，构建了地区污名、自我概念清晰度、负面情绪、负责任环境行为以及自我证明动机的被调节的链式中介模型；同时，本研究基于资源保存理论对变量内部机理进行了解释，即受污旅行者感知到的地区污名越严重，人格特质资源和个体情绪资源的损耗程度就越高，最终触发其采用消极的资源保护策略，放弃负责任环境行为。本文通过对新冠疫情暴发初期239位湖北籍旅行者进行问卷调研，发现以下重要结论：地区污名对负责任环境行为存在负向影响；自我概念清晰度与负面情绪分别在地区污名对负责任环境行为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自我概念清晰度与负面情绪在地区污名对负责任环境行为的影响中起链式中介作用。本文进一步探讨了自我证明动机的调节作用，发现受污旅行者较高的自我证明动机通过减弱地区污名对自我概念清晰度的负向影响，进而减轻负面情绪并最终对负责任环境行为产生积极影响。

4.2 理论贡献

本文在借鉴资源保存理论的基础上，结合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的污名化现象，阐释了地区污名化效应的内在逻辑及其干预措施，其主要理论贡献如下。

第一，本研究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引起的地区污名及其影响展开了实证研究。就污名类型而言，正如前文提到，旅游领域对于污名议题的关注还处于起步阶段[70]，对于传染病线索引起的地区污名及其后续影响的研究关注仍然少之又少；就污名研究视角而言，旅游学者往往从公众污名的视角聚焦旅游污名问题，较少关注受污群体在遭受施污群体强加的公众污名后，其后续对受污群体的影响和危害。因此，本文基于自我污名视角，以期为旅行者的地区污名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引起广大旅游研究者对该研究问题的重视。

第二，作为对Link 与Phelan[4]提出的污名化框架的回应，本文将资源保存理论和认知评价理论与地区污名现象进行结合，构建了地区污名、自我概念清晰度、负面情绪、负责任环境行为以及自我证明动机的被调节的链式中介模型。本研究一方面基于资源保存理论验证了自我概念清晰度与负面情绪在地区污名与负责任环境行为之间的单独中介作用，以自我概念清晰度的降低体现人格特质资源的损失，以负面情绪的提升体现个体积极情绪资源的缺乏；另一方面，以认知心理学领域的认知评价理论为指导，验证了“刺激感知-认知评价-情绪响应-行为倾向”过程在解释地区污名与负责任环境行为之间链式中介时的有效性，进而从变量内部机理与模型整体逻辑两个视角完整搭建和实证了地区污名与负责任环境行为之间的影响机制。

第三，负责任环境行为是许多学科（如旅游学和环境学）关注的重要议题，但尚未有学者将该亲社会行为置于重大公共卫生背景下进行重新考量。本文一方面发现受污旅行者在应对地方污名的过程中，倾向采取基于利己动机的资源保护策略，无暇主动参与更多基于利他动机的角色外行为，最终对其参与负责任环境行为造成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已有研究主要在“理性人”假设、计划行为理论以及价值-信念-规范理论等框架的指导下解释负责任环境行为的形成机制，尚未有学者阐述资源保存理论在负责任环境行为的形成过程中的指导意义。本研究从资源得失的视角重新考量了负责任环境行为的形成机理，为后疫情时代聚焦负责任环境行为议题提供了有价值的视角。

第四，本文发现了自我证明动机的调节效应。本文基于受污者内部资源视角，聚焦自我证明动机在资源损耗发生过程中的即时补偿作用。以往的旅游污名化研究局限于从受污者的外部资源视角进行去污名化策略的探索（如领导支持、社会支持和媒体报道），忽略了受污者内部资源在去污名化过程中的积极作用。本文通过关注自我证明动机这一受污者内部资源，揭示了旅行者在遭受由传染病线索引发的地区污名的这一情境下，该动机是如何通过影响受污旅行者的地区污名对自我概念清晰度的负向关系，进而调节自我概念清晰度与负面情绪在地区污名与负责任环境行为之间的链式中介作用。本文拓展并深化了资源保存理论，并探讨了如何缓解地区污名的负面影响的有效措施，进而厘清了地区污名影响机制的边界条件。

4.3 实践启示

本文通过明晰疫区旅行者地区污名的影响和机制，为如何缓解其负面效应提供了有意义的实践启示。

第一，本文发现地区污名会负向影响负责任环境行为，这对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十分不利。因此，疫情防控部门需要努力弱化来自疫区健康旅行者与病毒携带者之间的相关性，倡导“防病不防人”理念，强调传染性来源于病毒而不是人，避免将病毒等同于“人”的过度标签化；同时需要减少公众的焦虑感并满足其对安全感和确定性的需求，以降低公众对来自疫区旅行者进行内群体和外群体区分的倾向。政府和主流媒体等公信力高的组织机构可以发挥舆论作用，在全社会进行流行病毒的科普和宣扬人格平等的价值观，倡导社会公众给予来自疫区旅行者充分的尊重，从而增加地区污名施污者的心理成本，有效减少歧视和偏见的发生概率。社会大众在面对来自疫区旅行者时，应当将其视为独立和完整的个体而非将其归类到“他们”群体，全面而完整地了解对方，避免简单地给人贴标签“来自或去过某个地方的人”。

第二，本文发现地区污名会通过自我概念清晰度与负面情绪进而负向影响负责任环境行为。当地区污名化已不可避免，一定程度上会对受污者的人格特质和个体情绪等积极心理资源造成挤压和侵占。因此，在心理资源损耗发生的过程中对其进行即时替换、支持或补偿显得尤为重要。自我概念清晰度方面，政府部门应该针对来自疫区旅行者建立健全投诉机制，对由于地区污名而发生在旅行者身上的不公平现象进行纠正和处罚，减少他们在社会上的不公正待遇，为他们的身份正名和发声。当自我认知得到外界的正面确认和验证，人们感觉到自己被他人所了解，从而可以正确地基于他人看待自己的方式来对自身做出推断，借此保持准确的自我概念；个体情绪方面，政府部门应积极管理受污旅行者的负面情绪，可以考虑开通专门专业的心理咨询服务，提供以提高受污旅行者主观幸福感为核心的情绪管理能力训练，使用多项措施优化情绪管理策略，以此克服负面情绪，弥补被损耗的个体情绪资源。

第三，本研究发现了自我证明动机的调节作用。对于旅行者而言，当遭受到地区污名，应当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在充分配合防疫工作的同时，主动告知他人自己的真实身体状况（如核酸检测结果），满足他人对安全感和确定性的需求的同时，提升对自我概念和自我认知的一致性感知。旅游业相关利益者也应当通过各种信息渠道积极鼓励受污旅行者自强不息，提升自我证明动机需求，因而激发他们在目的地践行负责任环境行为的意愿。

4.4 研究不足与展望

本文虽然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价值，但仍然存在以下不足。一是污名化是一种动态过程，如果能够通过跟踪调研受访者进行历时性的纵断研究，将能更好地揭示地区污名的影响机制。二是个体在压力情景下的认知评价过程还有其他不同维度参与（如目标一致性、目标相关性、归因等），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探讨其他认知评价维度在地区污名效应中的潜在作用[71-74]。三是本文仅将自我证明动机置于地区污名与自我概念清晰度关系之中探讨其对于链式中介模型的调节作用，未来研究需要进一步关注该动机在直接效应中的调节作用，在地区污名与负面情绪之间的调节作用，以及后续有调节的中介作用。最后，对于情绪和行为的测量可以采用更加多元的指标，比如未来研究可以考虑使用神经生理技术（如眼动、皮电和脑电）对于个体情绪的测量[75-77]；对亲社会行为的测量可以考虑客观行为指标，如测量负责任环境行为可以考虑测量在旅游地搭乘公共交通的频率、使用可回收材料的频率等，以期提供更加科学准确的多元数据对研究结论予以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