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小荣，彭星星，徐海超,2

（1.湖南师范大学旅游学院，湖南长沙 410081；2.中山大学旅游学院，广东珠海 519082）

引言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愿景的提出，将中国的绿色发展战略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奠定了未来数十年中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主基调。酒店业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导致全球变暖的重要产业之一，强化绿色实践、走绿色发展之路是其必然趋势。酒店业消耗大量的水和能源，排放出诸多废弃物，据相关统计数据显示，全球1%温室气体是由酒店业排放的[1]。相较于传统酒店，绿色酒店不仅是生态友好型酒店，致力于节能减排、优化能源结构、创新管理模式等[2]，以最大限度减少对环境的影响，还能大幅度提升绿色酒店的盈利能力，其平均收入增长率高达12.08%，平均毛利率提升3.51%，截至2022 年底，全国绿色酒店总数达1500 余家①中国饭店协会.行业报告|2022中国饭店业社会责任报告（全文）[EB/OL].[2023-07-10].http://www.chinahotel.org.cn/forward/enterSecond‐Dary.do?id=4e28ce0583794d08a63c4036d336f5cc&contentId=23ceaeaf5e7b411 98549c757f04 4f152.。在酒店业热火朝天地转型时，顾客在入住酒店时的亲环境行为却令人堪忧，因为沉浸于旅游体验中的消费者往往易过度消费资源，忽视酒店中的环保行为公约[3]，甚至对酒店的绿色实践置若罔闻。然而，可持续酒店业联盟的报告显示，截至2030 年酒店业必须将排放量减少66%，至2050年减少90%②可持续发展.6种方法,助力酒店行业减少碳排放[EB/OL].[2023-07-10].http://sdg-china.net/NewsList/info.aspx?itemid=68578.。若要达成这一极具挑战性目标，仅仅依赖酒店单方面的绿色实践是不可行的，需要进一步激发绿色酒店空间中个体的亲环境行为，将酒店的绿色实践与个人的亲环境行为相结合，才能更有效地实现节能减排的目标。

目前，关于绿色酒店中个体的亲环境行为，主要为探究顾客的心理机制，而忽略了具体的空间情境对个体行为的影响。学者们广泛地运用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TPB）和规范激活理论（norm activation model，NAM），例如分析顾客选择入住绿色酒店的机制[4]，或整合其他因素（情感、经验和习惯等）到模型中，探究顾客的亲环境行为[5]，还有研究将两种模型融合，综合了解顾客在绿色酒店空间下的亲环境行为[6]。但是，以上理论框架主要局限于认知和情感因素，可能会导致其阐释角度较为单一和理论建构的局限性，因此，亟须借鉴其他理论框架来理解酒店绿色情境构筑中的个体行为[7]。Han 提到了专门研究绿色酒店的必要性[6]，若仅从行为科学的一般性理论出发检视酒店内个体行为的内在机理，研究结论将会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刺激-机体-反应（stimulus-organism-response，SOR）理论强调了外部情境因素与个体行为的关联性，正好能够弥补该研究主题对空间情境关注的不足，且其在服务业研究的适用性被多次检验[10-13]。基于此，本研究采用SOR 理论，刺激（stimulus）为绿色实践，机体（organism）为地方依恋，反应（response）为亲环境行为，尝试在酒店消费领域研究中发现更多激发个体亲环境行为的驱动因素。

综上，本研究将以SOR 理论为分析框架，重点探究酒店绿色实践对个体亲环境行为的作用机制。关于酒店绿色实践的维度，尽管国外学者从事了诸多研究[14-15]，但是酒店采取哪些绿色实践会受到诸多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16-17]，可能导致国外的酒店绿色实践维度并不完全与中国本土化实情相匹配。基于此，本研究首先采用质性研究方法，探究酒店绿色实践的各维度，开发适合我国实情的酒店绿色实践量表；其次，采用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模型（par‐tial least squares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PLSSEM），以地方依恋为中介变量，探讨酒店绿色实践对个体亲环境行为的影响，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处于同一酒店空间下的顾客和员工，会产生不同的认知情感与行为反应[18-20]。因此，在量化研究中，本文还对比分析了顾客与员工间的结果及其差异。本研究将有助于丰富酒店与个体亲环境行为的实证研究，对酒店如何利用绿色实践激发个体亲环境行为具有借鉴意义。

1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1.1 酒店绿色实践

绿色实践是酒店业实现生态和经济双重效益的重要途径。一方面，采取绿色实践的酒店，能尽量减少其对环境的有害影响[21]，积极遵循环保准则，履行环境承诺，实施动态环境管理，并持续制定和执行可持续发展业务战略[22]。另一方面，尽管短期内由于建筑改造和绿色食品采购，会导致酒店成本增加，但基于长期视角，酒店能够通过节约资源、回收利用、减少废物等绿色实践，达到节约成本和获取更高效益的目的[23]。同时，酒店（尤其是高星级酒店）尽量在不降低顾客体验的前提下从事绿色实践[24]，不仅能满足顾客日益增长的环保需求，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和声誉，而且有机会开拓新市场、提升原有产品价值。相关学术研究也表明，酒店的绿色实践可以产生经济效益，获得竞争优势和创新，具体表现为提升顾客的满意度、忠诚度和绿色购买行为等[25-29]。

在全球酒店业贯彻可持续发展战略中，酒店绿色实践维度也被不断拓宽。有关酒店绿色实践的基本维度，多数学者认为，是能源管理、废物管理和水资源保护[14]，之后，不断有学者对其进行了补充。Hsieh 认为，酒店实施的绿色实践，包括能源效率、节水、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减少噪音污染、绿色建筑设计和施工、生态食品、绿色采购和供应链、废物管理、减少碳足迹、环境教育（员工和客户）、环境伙伴关系和客房空气质量[15]。Mbasera 等提出了酒店绿色实践的7 个维度，除了以往研究所涉及的水的可持续管理、节能、固体废物管理、空气质量管理和环境采购外，还增加了社区意识和管理许可两个维度[30]。酒店绿色实践除了对资源、空间和物质进行有效管理外，绿色人力资源管理也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其主要包括绿色培训、环保奖励、绿色绩效管理及员工环保参与等[31]。尽管国外学者对酒店绿色实践维度进行了充分研究，但是酒店采取哪些绿色实践会受到诸多因素影响，如不同制度环境的影响[16,31]。国内外绿色酒店标准及认证评级导向存在明显差异[32]。这势必会造成国内外酒店绿色实践的不同，因此，国外的酒店绿色实践量表可能并不完全适应中国本土化实情。鉴于此，本研究试图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开发出更符合中国国情的酒店绿色实践量表。

1.2 亲环境行为

亲环境行为是个体表现出有利于环境或将环境负面影响控制在最小化的行为[33]。现有研究中，亲环境行为往往和环境责任行为、环境可持续行为、环境保护行为、生态行为、绿色行为[34-38]等术语通用。面对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亲环境行为引起了学界的关注，不同学者从自身学科背景出发，试图对亲环境行为的形成机制进行深入探讨，并认为亲环境行为是一种理性驱动的行为[39]。但有实证研究表明，理性因素对亲环境行为的作用并不显著[40-41]，情感因素是研究亲环境行为的重要突破口[42]。然而，在旅游情境下，游客不仅具有理性认知与情感，更是与空间频繁互动的个体，并且行为地理学与环境心理学已证实，空间能够对个体行为产生显著影响[43-44]，因此，空间特性也是探究游客亲环境行为不可忽略的驱动因素。

1.3 刺激-机体-反应理论

SOR 理论起源于环境心理学，其提出者为Mehrabian 和Russell，用于解释外部刺激因素如何影响有机体的反应与行为[8]。其包括3 个维度：刺激、机体和反应，认为外部环境因素（刺激）会影响人们的内部状态（机体），进而导致人们产生趋近和回避行为（反应）[9]。

SOR 理论已被广泛运用于服务业研究中[10-13]。例如Ryu 和Jang 采用SOR 理论，以高档餐厅为例，探究了顾客对空间环境的感知如何通过情感影响行为意图[12]；Kwon 和Boger 采用SOR 理论，讨论了绿色酒店品牌体验（刺激）、顾客激励（机体）和生态友好行为（反应）之间的关系[13]。同时，SOR 理论被认为是探究微观尺度空间对个体心理及行为的影响的合适理论工具[45]。基于此，本研究试图也采用SOR 理论，探讨酒店绿色实践如何影响个体亲环境行为。

在本研究构建的SOR理论中，各变量分别为：第一，刺激是指影响个体内部状态的外部情境因素[12-13]，酒店绿色实践不仅包括建筑景观、绿色植物和绿色食物等客观因素，还包括绿色服务、绿色氛围和绿色管理等主观因素，可被视为刺激；第二，机体是基于刺激产生的心理认知、情绪情感[46-47]，地方依恋是人地互动的产物，是个人对特定空间的认知、情感联结[48]，可被视为机体；第三，行为反应主要指对于机体认知、情绪变化后的行为响应与反应[12,47]，亲环境行为是基于情感体验后的行为，可被视为反应。

值得注意的是，此SOR 理论中，需要关注在酒店空间内，顾客和员工分别作为消费者和生产者，可能会产生不同的认知情感与行为反应[20]，并且，此观点已通过了学者们的实证检验[19-20]。其可能的原因为：尽管顾客和员工处于同一空间，但是两者具有不同的空间权力[49]，例如顾客属于酒店空间的我者，是酒店物质环境和情感服务的最终享用者；员工属于酒店空间的他者，酒店服务的提供者却不是体验者，为了保障酒店高效稳定地运营，他们的行为还受到诸多管控[51]。最终，可能会导致顾客和员工形成了异质化的感知、情感和行为。基于此，本研究不仅检验绿色空间对亲环境行为的作用效应，还对比不同主体间在此影响路径中存在的差异性。

1.4 研究假设

1.4.1 刺激-机体

绿色实践是酒店构建绿色空间的重要途径，而绿色空间不仅是物质的、情感的空间，更是一个隐喻空间。首先，地方依恋的产生，多半是源于物质空间特征[52]，例如酒店的绿色实践通常包括为客人采购和提供有机食物，Gross和Brown以南澳大利亚五大地区的游客为调研样本，发现本地食物和酒水对地方依恋具有积极影响[53]。其次，绿色实践通常会以人际互动的方式来践行环境教育，而人际互动也是地方依恋形成的关键因素，如Cheng 等以陕西著名旅游景点游客为研究对象，发现人际互动有助于地方依恋的产生[54]。最后，酒店绿色实践所建构的绿色空间，一方面隐喻着身份认同，是环保主义者寻求和彰显我者身份的符号[55]，另一方面隐喻着人与环境的关系，潜在地培育了人们的环保意识，以及激发对酒店空间的积极情感[24]。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a：酒店绿色实践对顾客地方依恋具有正向影响力

H1b：酒店绿色实践对员工地方依恋具有正向影响力

1.4.2 机体-反应

地方依恋是驱动旅游者亲环境行为的重要源泉[56]。地方依恋作为个体与地方互动形成的积极情感联结，能够激发内在的行为意向。当个体对空间产生较强的依恋时，则更倾向主动践行亲环境行为。该驱动关系已在不同的旅游地情境中被证实，如湿地、城市旅游地、海岛、国家公园、自然遗产地、文化遗产地等[57-61]。如苏勤和钱树伟发现，地方依恋的形成对旅游者的遗产保护行为具有重要的影响效应[61]。综合已有研究，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a：绿色酒店空间中，地方依恋对顾客亲环境行为具有正向影响力

H2b：绿色酒店空间中，地方依恋对员工亲环境行为具有正向影响力

1.4.3 刺激-反应

酒店绿色实践涉及物质空间的建构、服务质量的改进和管理制度的执行等，这都将改变个体的行为方式。首先，酒店绿色实践致力于塑造绿色的物质空间，而空间内的个体将不可避免地暴露在其物理环境中[24]，在现代酒店行业，绿色物质氛围营造被视为激发员工和顾客的积极反应和行为的重要途径[20]。其次，相较于传统酒店，酒店绿色实践的服务质量维度呈现不同[62]，如增加了环境沟通和绿色节能维度，试图以此提升顾客的亲环境行为。再者，特定空间内管理制度的推广与实施，能够对其个体行为产生潜在的约束以及行为的改造[63]，如酒店会实施环境管理干预、顾客激励参与、定期评估和培训员工，结果发现，个体均会表现出更加环保的行为[64]。综合已有文献，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3a：酒店绿色实践对顾客亲环境行为具有正向影响力

H3b：酒店绿色实践对员工亲环境行为具有正向影响力

1.4.4 地方依恋的中介作用

根据SOR 理论，刺激物会激发个体产生相应的情感，进而促发其产生相应的行为[8]。根据前面所述，地方依恋是基于酒店绿色实践这一刺激物，而产生的认知和情感集合，同时，作为机体反应的地方依恋能进一步促使个体产生相应的亲环境行为。现有研究也证实了地方依恋在地方与亲环境行为间具有中介作用[56]。例如Ramkissoon 等以澳大利亚丹德农山脉国家公园为案例地，该公园优美的自然环境及多样化的休闲活动设施促进了游客地方依恋的形成，且这种情感依恋显著影响游客的亲环境行为，如自愿参与公园保护项目、参加与公园管理相关的公众会议等[59]。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4a：对于顾客而言，地方依恋在酒店绿色实践与亲环境行为之间具有中介作用

H4b：对于员工而言，地方依恋在酒店绿色实践与亲环境行为之间具有中介作用

2 质性研究

本研究选取了湖南省长沙市4家代表性的金叶级绿色饭店①根据中国旅游行业标准《绿色旅游饭店》（LB/T 007-2015），绿色饭店划分为金叶级和银叶级两个等级，而金叶级绿色饭店是其相关行业标准中的最高等级。，且均属于四星级及以上星级酒店，分别为湖南宾馆、圣爵菲斯大酒店、普瑞酒店和长沙金茂梅溪湖豪华精选酒店，酒店类型涵盖了会议型、度假型和商务型。本研究调研时间为2021年6—10月，分别调查以上4家绿色饭店的顾客和员工。

2.1 半结构化访谈

扎根理论研究方法选取典型的访谈对象，从而进行资料收集工作，并且强调根植于现实资料的理论建构。本部分研究选取访谈对象包括：（1）对该绿色酒店具有不低于一次住宿经验的顾客，总计12名；（2）该绿色酒店前台部门的基层工作者，以及中高层管理者，总计8 名。之后，采用以线上+线下的方式进行半结构访谈，每次访谈时间为30 分钟～60分钟，并在受访者允许的情况下录音，整理后获得约8万余字的访谈资料。还运用官方文件和网络文本进行了印证补充，例如《绿色饭店国家标准》②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绿色饭店国家标准（GB/T 21084-2007）.[2023-07-10].http://ltfzs.mofcom.gov.cn/article/ae/200904/20090406144458.shtml.、绿色饭店宣传推文等。

2.2 编码研究过程

2.2.1 开放式编码

开放式编码是发现新概念并对其类属化的过程[65]。首先，根据以上要求对收集的访谈内容利用Nvivo 软件进行逐句编码；其次，通过对原始编码进行概念化得出35 个概念；最后，经过不同研究者对编码中的概念进行反复比较、辨别，并尽量借鉴已有成熟的理论概念，进一步生成与本文有关的13个范畴（表1）。

2.2.2 主轴式编码

主轴式编码又称二级编码，与初始编码相比将更加具有针对性，需要对初始编码过程中筛选的原始范畴进行关联，发现其间的内在逻辑与语义联系[65-66]，最终提炼出4 个主范畴：环境设计、绿色产品、绿色宣传和绿色管理。

2.2.3 选择式编码

为了解释文章主要的关注问题，核心范畴的发展成为进一步选择性数据收集和编码工作的焦点[67]。本文基于研究主题对各范畴以及主范畴进行比较分析，并结合访谈原始数据进行反复推演、论证，从4 个主范畴中提炼出的核心范畴为：酒店绿色实践。因此，基于扎根理论，本文发现酒店的绿色实践感知包含环境设计、绿色产品、绿色宣传和绿色管理4个感知维度。

2.2.4 理论饱和度检验

为了验证绿色实践感知各个维度的理论饱和度，以及上述指标体系是否完备和可靠，调研期间，研究重新获取2 份绿色酒店顾客和3 份绿色酒店员工的深度访谈资料，对这5 份访谈资料重新进行编码，并未发现新的概念或者范畴产生，且提取出的概念、范畴与原有的结论关联度高，具有一致性，说明本次扎根理论分析结论已经通过饱和度检验，可以停止进一步采样分析[68-69]。

本部分基于上文得出的酒店绿色实践四大维度，扩充已提出的概念模型假设。其中，概念模型假设如图1所示。

3 量化研究

3.1 变量测量

基于前文的质性研究结果，总结出包含四维度的绿色实践感知量表，每个维度包含4～6个不同的题项。其他所涉及变量均借鉴国内外研究中成熟量表进行测量，并结合绿色酒店的具体情境进行了适当修改，其中，为了确保与英文量表的一致性，本研究遵循翻译-回译原则。地方依恋量表借鉴了Williams 的二维量表[70]，分为地方认同和地方依赖两个维度，但在结构方程模型假设中，将地方依恋作为一个中介变量来对亲环境行为进行预测和解释，故在题项设计时，参照贾衍菊和林德荣58]的方法将两个维度进行整合；亲环境行为变量借鉴了Halpenny的测量量表[71]，同时结合顾客和员工的现实境况，对两者的亲环境行为分开测量。所有量表均采用Likert 7级量表形式，从1～7表示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

3.2 数据收集

关于顾客样本，主要选取在公共区休闲和办理退房但未离店的，其原因为此类顾客已对酒店绿色实践有所感知，且可能已表现出亲环境行为。关于员工样本，主要选取酒店直接对客部门的，如前厅部、客房部、餐饮部等，其原因为此类员工对酒店绿色实践感知更为深刻，更可能表现出亲环境行为。

问卷数据收集的方式有两种，分别为问卷星和现场发放。问卷星是国内较早致力于提供自助式在线设计问卷以及相关服务的调查网站，填写方便且易于传播，因此，在本研究中，在员工微信工作群发放在线问卷，将其运用于员工样本的调查，总计得到有效问卷298 份。对于顾客样本数据的收集，主要采用现场发放的方式，但是，该方式会带给被调研者无形的情境压力，导致被调研者可能会勾选不符合实际情况的选项，为了避免问卷数据失真，在调查过程中，试图通过程序控制法以缩小偏差，总计得到有效顾客问卷285 份。关于样本描述性统计，员工的结果显示：男女比例为32.6%和67.4%；年龄分布以41～50岁、31～40岁和18～25岁为主体，分别占30.1%、21.4%和20.8%；学历以高中为主，占56.9%。顾客的结果显示：男女比例为40.3%和59.7%；年龄分布以18～25岁、26～30岁和31～40岁为主体，分别占22.8%、36.4%和22.8%；学历以本科为主，占58.6%。

4 结果分析

本研究分别使用SPSS 24.0 和Smart PLS 3.0进行数据分析，包括净化量表、检测变量的信度和效度，以及进行假设检验和多群组分析，结果见表2、表3和表4。

表3 区别效度检验Tab.3 Results of discriminant validity test

4.1 探索性因子分析

采用SPSS 24.0 对酒店绿色实践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以检验其是否由环境设计、绿色产品、绿色宣传和绿色管理4个维度构成。结果表明，KMO 值为0.933，远大于0.700，Bartlett 球形度检验的Sig.值小于0.001，表明该数据适合进行因子分析。同时，检验并移除了因子载荷小于0.5 或者交叉载荷较高的题项，结果总计删除1 道题项。根据探索性因子分析，提取出的4 个公因子特征值大于1，累计方差贡献率达75.589%，解释效果较好，说明酒店绿色实践的量表结构较为合理。

4.2 多重共线性诊断

本文采用相关系数和方差膨胀因子来共同诊断变量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如果变量的相关系数大于0.75，或者方差膨胀因子大于10，表示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72-73]。本研究顾客和员工样本各变量的相关系数分别介于0.212～0.507和0.234～0.676，均小于0.75；方差膨胀因子分别介于1.175～1.415 和1.302～1.767，均小于10，表明变量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

4.3 测量模型检验

问卷的信度通过Cronbach’sα和组合信度（composite reliability，CR）进行检验，表2 为顾客组和员工组中测量模型的结果，Cronbach’sα系数均大于0.7，CR均大于0.7，代表各维度指标有足够的信度和内部一致性[74]。通过收敛效度和区别效度来对效度进行检验，其中，收敛效度主要通过标准化因子载荷量和平均方差提取量（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AVE）体现。结果显示，两组标准化因子载荷量均大于0.6且显著，AVE均大于0.5，代表量表有较高的收敛效度[74]。

异质-单质比率（heterotrait-monotrait ratio，HTMT）被认为是一种比传统评估方法更加优秀的判断区别效度的方法，如果HTMT 值小于0.85，说明变量具有很好的区别效度[75]。表3 显示，两个群体的数据的判别效度都是可以接受的。

4.4 结构模型评估

采用判定系数（R2）、交叉验证冗余（Q2）和拟合优度（goodness of fit，GoF）来对结构模型进行评估。其中，R2用于衡量解释变量对结果变量方差的解释程度；Q2用于评估结构模型的预测相关性；GoF用于检验结构模型的拟合优度。对于顾客组，R2PA=0.295＞0.19①相比较的数值为参考文献提供的判断标准值。，R2PEB=0.470＞0.33，表明模型具有较强的解释力[76]；Q2PA=0.229、Q2PEB=0.402＞0，表明模型具有良好的预测相关性[76]；GoF=0.504＞0.36，表明模型具有很高的拟合优度[77]；对于员工组，R2PA=0.421、R2PEB=0.626＞0.33，表明模型具有较强的解释力[76]；Q2PA=0.295、Q2PEB=0.471＞0，表明模型具有良好的预测相关性[76]；GoF=0.550＞0.36，表明模型具有很高的拟合优度[77]。

4.5 多群组分析

本研究采用2000 次Boostrapping 重复抽样和2000 次置换，运行Smart PLS 3.0 软件来进行模型估计和多群组分析。本研究先进行模型估计，由表4可知，一方面，关于假设检验，除了H1b 中绿色产品对员工的地方依恋无显著正向影响（p＞0.05）外，其他假设都得到了样本数据的支持。另一方面，关于中介效应检验，根据间接效果的置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CI）进行评估，如果CI没有包含0，则拒绝原假设，代表间接效果不为0，中介效果存在[78]。样本数据显示，除员工组的绿色产品→地方依恋→亲环境行为路径不符合假设检验的前提外，其他路径均支持地方依恋的中介效应。

同时，本研究还通过多群组分析（multigroup analysis，MGA）来比较顾客组和员工组的数据。首先，采用Henseler等[79]建议的复合模型程序，依次进行结构不变性检验、组合不变性检验和等均值等方差检验。结果表明，环境设计、绿色产品等6个测量模型均具有部分或完全测量不变性，故可进行后续的MGA。然后，运行MGA 来比较两组样本的数据结果，由表4可知，H4中存在一项组间差异，即地方依恋在绿色管理与亲环境行为的中介效应，在顾客组和员工组之间存在差异，其而他假设均不存在组间差异。

5 结论与启示

5.1 结论与贡献

本文以长沙4家金叶级绿色酒店为研究案例，以SOR理论为分析框架，通过构建“酒店绿色实践→地方依恋→亲环境行为”的模型，揭示出酒店绿色实践与亲环境行为的关系。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质性研究发现，我国酒店绿色实践的四大维度分别为环境设计、绿色产品、绿色宣传和绿色管理。一方面，本研究构建的酒店绿色实践的四大维度，与国外酒店绿色实践研究相呼应[15]；另一方面，现有研究表明，随着国外酒店可持续行为的推进，酒店绿色实践的空间范围已从酒店延伸至更广泛的社区、地方，如呈现社区意识和环境伙伴关系维度[80]，而国内酒店的绿色实践仍主要局限于酒店空间本身，这进一步佐证了开发符合国内实情的酒店绿色实践量表的必要性。

第二，关于刺激-机体路径，酒店绿色实践的四大维度均能促进顾客地方依恋的形成。然而，在员工组中，酒店绿色实践中的绿色产品对其地方依恋的促进作用不显著，其他三大维度均显著。这可能缘于顾客与员工对酒店绿色产品具有不同的支配权，员工并不是酒店绿色产品的最终体验者。Williams等提出地方依恋包含地方依赖与地方认同两个概念[81]，地方依赖是人与地方之间的功能性依恋，而员工只是绿色产品的供给者，对其功能没有深刻的感知和体验，遂对酒店难以形成地方依赖；地方认同是人对地方产生的情感性依恋，员工提供绿色产品却无法享用，强化了他者空间的体验，成为了产生地方认同的障碍。

第三，关于机体-反应路径，无论是顾客组还是员工组，地方依恋（机体）均能显著作用个体亲环境行为（反应）。此结论与已有结论是一致的，也证实了即使在酒店这一享乐情境中，地方依恋仍是个体亲环境行为的关键驱动因素之一[82]。

第四，关于刺激-反应路径，无论是顾客组还是员工组，酒店绿色实践的四大维度（刺激物）均能显著作用于个体亲环境行为（反应）。此结论呼应了现有相关研究的观点，即人际影响（比如说服和示范）、社会规范、物质诱因和政令法规等空间实践都会显著作用于消费者行为[33,54,83]。

第五，关于地方依恋在酒店绿色实践与个体亲环境行为的中介效应。一方面，即顾客组均支持地方依恋的中介作用，员工组中由于绿色产品→地方依恋作用不显著，故绿色产品感知→亲环境行为路径不支持地方依恋的中介作用。另一方面，在绿色管理维度，地方依恋的中介效应存在组间差异，即相较于顾客组，员工组的绿色管理维度，通过地方依恋对其亲环境行为产生的间接影响更显著，该结论呼应了已有研究，即在探讨人地互动过程中，除考虑空间特性之外，还应关注人的主体性[43]。其中，可能的原因为：对于员工而言，酒店空间为工作场所，酒店方的绿色管理是以员工为主要对象，强调员工对硬性规范的遵守。然而，对于顾客而言，酒店空间为享乐空间，酒店方为了不影响我者的体验感，往往试图通过潜移默化或积极鼓励的绿色管理形式来影响顾客，更强调顾客的自主自觉性。因此，相较于顾客，员工更能通过绿色管理而更直接、透彻地认同酒店绿色实践价值，并在实践过程中对其工作空间产生出更多的地方认同与情感联结，进而在此作用路径中更容易表现出亲环境行为。

本文的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

（1）本研究采用质性研究方法，构建了酒店绿色实践的概念框架，对后续国内学者研究酒店绿色实践提供理论借鉴。此外，研究结果显示，酒店绿色实践的4 个维度均有良好的信效度，说明该量表在研究酒店行业具有良好的适用性，有利于后续此量表的拓展研究。

（2）丰富了对酒店绿色实践与个体亲环境行为关系的相关研究。一方面，关于顾客的亲环境行为，已有研究通常是探讨绿色实践对顾客选择入住和再次入住绿色酒店意愿的影响，却少有对顾客入住酒店后亲环境行为的研究[21]，而本研究深入探讨了绿色酒店空间内顾客亲环境行为的形成机制，正好弥补了对该研究问题的关注不足。关于员工的亲环境行为，已有研究更多聚焦绿色人力资源管理对其亲环境行为的影响[84]，而绿色人力资源管理仅为酒店绿色实践的一部分，故忽略了酒店绿色实践其他维度的影响，本研究是将酒店员工置于更完整的绿色空间情境之中，更有利于全面地了解酒店员工亲环境的形成机制。另一方面，在探讨酒店绿色实践与个体亲环境行为的关系时，学者们通常只研究员工或顾客某单一对象[24,84]，然而，员工和顾客是并存于酒店空间的，两者对同一酒店绿色实践的感知以及最终产生的亲环境行为会存在怎样的异同点，也是需要探究的，本研究正好回应了该研究问题。

（3）以SOR 理论为框架，探究酒店绿色实践与亲环境行为的关系，证实了空间情境因素对酒店个体亲环境行为的作用。已有研究在探讨酒店个体亲环境行为的形成机制时，往往聚焦于个体的社会和心理因素，如人口学特征、价值观和认知等[54]，未能充分关注空间情境的影响作用，若仅从社会学和心理学探讨酒店个体亲环境行为难免有所偏颇[24]。在旅游情境中，酒店空间与个体本就存在频繁的互动关系，因此，空间情境因素很可能成为酒店个体亲环境行为的重要驱动因素之一，本研究结果也证实了此观点。

5.2 管理启示

本研究从SOR 理论的视角探索了酒店绿色实践感知与亲环境行为的关系，所得的研究结论对酒店如何利用绿色实践来激发个体亲环境行为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第一，酒店绿色实践不仅是构建绿色酒店的基础，而且是有效激发个体亲环境行为的手段。人类的行为不仅仅是依靠动机来驱动，具体的空间情境也会诱发环境行为[56]，对于酒店营销人员而言，改变他者的认知和情感并不容易，但如何利用酒店自身的绿色实践来激发亲环境行为，似乎更具可操作性。本研究发现，酒店绿色实践既能直接又能间接地影响个体亲环境行为，因此，在酒店日常管理中，一方面要强调硬性因素（绿色产品和环境设计）对个体亲环境行为的影响，另一方面更要关注柔性因素（绿色管理和绿色宣传）对个体亲环境行为的促进作用。

第二，本研究发现，酒店绿色实践针对不同主体的作用效果存在差异，这为制定酒店绿色实践战略提供了重要的启示。一方面，对顾客而言，应主要采用环境设计、绿色产品和绿色宣传的方式，激发其对酒店空间环境的爱护意识和责任感，主动规范我者的环境行为，甚至协助酒店管理者维护环境，这与以往研究亲环境行为的驱动力（宣传绿色形象、传递环境知识、凸显空间与自然的联系以及绿色价值等）相呼应[58]。同时，相对于酒店绿色实践的其他维度，绿色管理感知对亲环境行为的直接和间接作用效应均最小，表明了相较于酒店绿色管理规制策略（即使是正向引导），培育顾客自发性的亲环境行为更有效且成本更低[34]。另一方面，对员工而言，绿色管理是促进其展演亲环境行为的有效手段，其将员工的日常工作高度程序化、标准化，对员工的身体进行严密的规训与监视，如系统化的工作培训与重复的日常实践，以及严格的绩效考核管理等，最终达到控制、规范和支配身体的目的[49]，从而让员工被动或自发地践行亲环境行为。

第三，本研究结果发现，在酒店绿色实践与个体亲环境行为的关系中，地方依恋均具有中介效应，基于此，应积极培育员工和顾客对酒店的地方依恋。一方面，从绿色实践出发，关于顾客，环境设计（β=0.220）、绿色宣传（β=0.221）和绿色产品（β=0.213）对地方依恋的作用均较大，因此，酒店管理者可以从该3 个维度着手，提升顾客对酒店的地方依恋。关于员工，绿色产品对地方依恋的作用不显著，可能是由于员工缺乏对绿色产品的直接体验，因此，酒店管理者可以创造更多员工体验绿色产品的机会，提升员工对酒店的地方依恋。另一方面，从非绿色实践出发，酒店管理者可以通过物质环境的特色、日常情感的互动和文化氛围的营造，如“家”的建构[49,51]，从而提升顾客和员工对酒店的地方依恋。

5.3 研究局限与未来研究方向

本研究存在一些局限，这些局限也是未来需要进一步关注的研究方向。

首先，本研究探索了酒店绿色实践的概念框架，虽然量表通过了信效度检验，但仅限于商业性酒店领域，对于其他类型的住宿业（如经济型酒店、家庭旅馆、民宿等）的适用性仍有待考究；其次，本研究以定量研究方法探讨酒店绿色实践感知与亲环境行为的路径关系，但酒店绿色实践感知影响亲环境行为的具体过程，及其蕴含的机理均未能进行详细阐述，在未来研究中，可以采用定性研究方法予以补充；最后，基于本研究而言，后续研究学者可尝试在模型中引入其他中介或调节变量，如绿色涉入、个体惯习等，使得酒店绿色实践感知对亲环境行为的影响路径更加具有解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