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雨新，姚灿灿，孙业红

（1.北京联合大学旅游学院，北京 100101；2.浙江省农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浙江杭州 310021）

引言

自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以下简称联合国粮农组织）2002 年启动“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项目以来，农业文化遗产的发展与保护受到各方关注。作为一种特殊的遗产类型，农业文化遗产地与其他遗产地相比，具有生态脆弱和文化敏感等特点，对农业文化遗产地动态保护与适应性管理十分必要，而发展旅游作为重要途径之一，逐渐受到遗产地的重视[1]。旅游对农业文化遗产也是一种强烈的扰动[2]，适度的旅游活动会带动就业、增加经济收入、树立文化自信、促进当地基础设施建设，有利于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同时，为满足游客需求进行的交通、住宿等设施建设而占用土地、破坏植被，可能会导致遗产地景观破碎、生态系统受损。游客活动带来生活资料和能源的超长使用，废水、废气和废渣等污染物数量增加，对旅游区生态环境和资源造成影响[3]。遗产地发展旅游必须以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为前提，若管理不善，将会对农业文化遗产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4]。

韧性是指系统在受到干扰时的抗干扰能力和从失效状态中恢复到正常状态的时间和强度，反映了系统在外部风险和扰动时的抗压、恢复和持续发展的能力。对农业文化遗产地进行韧性测度，研究农业文化遗产地旅游扰动及社区韧性的响应关系，有利于识别遗产地本身的脆弱性及敏感性，助力及时采取应对措施，提升遗产地韧性，促进遗产动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因此，对农业文化遗产地旅游扰动与社区韧性两系统间的耦合协调关系进行测度，判断当前所处阶段，识别关键影响因素，对于农业文化遗产地旅游可持续发展十分重要。

1 文献综述

扰动是一种普遍存在于自然界中的现象，根据不同分类标准，可分为自然扰动和人为扰动，内在扰动和外在扰动，物理扰动、化学扰动和生物扰动，局部扰动和跨界扰动，破坏性扰动和增益扰动等[5-9]。旅游扰动则是人为扰动的一种表现形式，最早多以自然界植物、土壤等元素的改变来间接地反映旅游活动对环境的影响[10]；现多从水质、大气和植物的监测数据[11]，植物群落和土壤特征等角度[12-16]对旅游生态破坏、旅游干扰程度等问题进行深入研究。韧性概念起始于工程力学，表示物体在受到外力影响发生变化后仍可恢复至初始状态的能力。1973 年，生态学家Holling将韧性应用于生态学领域，认为韧性是可以实现压力缓解从而恢复稳定状态，且可以解释系统应对压力和扰动的方式[17]。农业文化遗产地社区是旅游业发展的高敏感地区[18]，更容易受到人为活动所带来的压力和干扰[19]，其韧性体现为在面对旅游所带来的外在扰动与影响下仍能维持自身发展，并不断适应、改变、提升、进化的能力[20]。

协调意味着系统间或单一系统内部的各部分正处于一个健康和谐的循环关系中，复合系统耦合协调度研究[21-28]逐渐成为近年来研究热点。苏小明等对福建省旅游业发展与城镇居民生活质量耦合协调发展状况进行研究，并引入灰色关联度模型，探究其影响因素[21]。褚钰等对河南省2010—2018年生态环境和经济的耦合高质量发展时空演变进行了实证研究[22]。陆利军等借助耦合度、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我国31 个省（市、区）2011—2018 年国家森林公园网络关注度和旅游吸引力两个系统之间的动态耦合协调关系[23]。张琳等以我国西南地区13 地为样本，综合测算了农业文化遗产与乡村旅游产业之间的耦合协调度[24]。秦趣等研究了六盘水市2003—2017 年旅游扶贫与生态环境的综合发展水平和二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及变化趋势[25]。Gao等对甘肃省水环境和农村发展进行耦合协调度研究[26]。张爱平等通过引入耦合协调度模型，以云南哈尼梯田为例，对农业文化遗产地农户生计与农地利用的耦合协调关系进行分析，并得出当地耦合发展特征[27]。

本文以云南哈尼梯田为案例地，建立农业文化遗产地旅游扰动与社区韧性评价指标体系，通过熵值法确定各指标权重，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探究农业文化遗产地旅游扰动与社区韧性系统的发展状况，结合障碍度模型识别影响旅游扰动与社区韧性系统耦合协调水平的主要影响因素，以期为农业文化遗产地旅游可持续发展提供经验借鉴。

2 研究区域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区概况

哈尼梯田的“森林-村寨-梯田-江河”四素同构生态系统，延续了1300 多年的历史，2010 年6 月15日被联合国粮农组织正式列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录，此后又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国家湿地公园名录等，遗产保护价值不言而喻[27]。国际上与哈尼梯田相似的遗产地菲律宾伊富高梯田，同样具备独特的旅游魅力，2001 年被列入世界濒危遗产，其中，旅游过度化利用被认为是遗产走向濒危的动因之一[29]。因此，旅游发展对哈尼梯田遗产地的影响不仅受到遗产保护学界的重视，同时也受到旅游学界的高度关注，在遗产保护与旅游影响领域兼具独特的研究代表性。

本文选取哈尼梯田遗产区域范围内旅游发展较为突出的阿者科、普高老寨、大鱼塘、胜村、箐口、勐品6个村寨为社区样本，调研其旅游人数、旅游项目开展情况、旅游接待设施情况，并进行数量及质量的判断，咨询哈尼梯田管理委员会、元阳县文旅局等部门，将其按照旅游发展阶段分为3 种不同类型（表1），其中，阿者科、普高老寨、大鱼塘系遗产地旅游发展较好的村寨，胜村为旅游集散地和交通枢纽，而勐品和箐口则是旅游发展由盛转衰的村寨。

2.2 问卷设计与数据收集

2.2.1 指标体系构建

基于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韧性、旅游地社区韧性等方面相关研究[21-28]，结合农业文化遗产自身独有的生态脆弱性、文化敏感性等特点，形成农业文化遗产地社区韧性-旅游扰动指标体系，随后，咨询并征询相关专家建议，进行指标的删减与更替，形成了社会、经济、生态、文化等子系统构成的农业文化遗产地旅游扰动与社区韧性评价指标体系（表2），每个指标以1～2个问题进行表述，问题选项采用Likert 5 级量表，1 为非常不同意，5 为非常同意，并结合半结构式访谈，询问当地居民对指标的认同程度，主要围绕农业文化遗产旅游对当地影响的相关情况，包括社区基础设施、生态环境、遗产发展与保护、社区产业发展、旅游扰动影响、居民情感等。

表2 农业文化遗产地旅游扰动与社区韧性评价指标体系Tab.2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tourism disturbance and community resilience in agricultural heritage sites

2.2.2 数据收集

数据主要来源于问卷调查和半结构访谈。遗产地居民多数为中老年人，文化程度较低，且基本只会通过哈尼族语言进行沟通，问卷内容也经过多轮调整，最终使用较为通俗的语言，采取半结构式访谈的方法进行问题描述与询问，并请当地学生担当翻译。经过2020 年8 月12 日—26 日初步调研和2021 年9 月27 日—10 月26 日为期30 天的正式调研，研究团队在大鱼塘、阿者科、箐口、普高老寨、胜村、勐品6 个村寨获取遗产地居民问卷共210 份，有效问卷210 份，问卷有效率为100%。为获取有效信息，调研过程中因受访者无法理解访谈问题、表达能力有限、中途中断访谈、对遗产地发展了解过少等情况导致问卷未能顺利完成的不计入样本数据内（表3）。

表3 样本情况汇总Tab.3 Overall sample summary

对表2 中基础设施、人口特征、经济资本、生态环境、文化环境、社区认同、社区自治、政策支持、社区环境、社会环境、经济环境指标通过样本均值（打分的平均值）表达社区居民认知，总体认知情况（打分的总和）表达村落认知水平（表4），遗产地各村寨居民总体认知平均水平为162，居民认知程度高于平均水平的有阿者科、大鱼塘、普高老寨，胜村和勐品略低于平均水平，而箐口的居民认知程度差距较大，这也反映出旅游发展较好的村寨，其居民的认知及满意程度也会相应提高，反之则会下降。勐品和箐口虽然都处于旅游发展由盛转衰阶段，但勐品因自然灾害导致景区暂时关闭维修，居民情绪相对稳定，对未来发展抱有信心，而箐口在旅游发展过程中社区内部管理出现问题，居民情绪发生转变，认知及满意程度相对其他村寨较差。从社会环境（新冠疫情影响）层面来看，平均水平为4.60，遗产地居民普遍认为影响较为强烈，仅有箐口和勐品低于平均认知水平，原因是箐口和勐品在此之前已处于旅游发展较为落后的阶段，新冠疫情对其影响并不大。从社区居民对旅游扰动认知层面来看，3 分为破坏性扰动与增益性扰动的分界线，遗产地社区环境、社会环境、经济环境平均认知水平分别为3.09、4.60、3.87，说明遗产地旅游扰动以增益性扰动为主，仅有箐口和胜村居民的认知略微低于均值,但差距并不显著。

表4 样本统计分析Tab.4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samples

2.3 信度、效度检验

利用SPSS 25.0 对问卷中的量表数据进行可靠性分析，结果显示，Cronbach’sα为0.809，基于标准化项Cronbach’sα为0.813，具有较好的信度。效度分析中，KMO值为0.744，问卷具有较高的效度。显著性为0.00，结构效度较好，适合开展后续数据分析。

3 研究方法

3.1 熵值法

熵值法可较为简捷客观地测度遗产地旅游扰动-社区韧性的指标权重，具体步骤如下。

第一步：因各指标性质具有正负向之别，为便于比较，先对原始数据进行归一化处理。设样本集的评估对象有m个，指标个数有n个，故Xij表示样本i的第j项指标值。

正向指标：

式中，max(Xj)和min(Xj)分别为第j项指标原始数据的最大值和最小值，Xij′为原始指标的标准值。

第二步：确定各指标权重。

第j项指标下样本i的比重：

社区韧性综合指标指数：

式中，Xij′、Zj′和Xij″、Zj″分别为旅游扰动与社区韧性各指标原始数据的标准值和指标权重。

3.2 耦合度模型

借鉴耦合度模型[30]，对遗产地旅游扰动和社区韧性进行评价。

式（8）中，C为耦合度，U1为旅游扰动评价得分，U2为社区韧性评价得分。耦合度C的取值范围为[0，1]，数值越趋近于1，表示旅游扰动与社区韧性耦合程度越高。基于相关研究，0＜C≤0.3，表现为低水平耦合阶段；0.3＜C≤0.5，表现为拮抗阶段；0.5＜C≤0.8，表现为磨合阶段；0.8＜C≤1，表现为高水平耦合阶段；

3.3 耦合协调度模型

耦合度可以反映旅游扰动与社区韧性相互关联的程度，但会出现当旅游扰动与社区韧性得分均较低时，耦合度仍然较高的情况，这种非良性耦合状态更多反映的是二者之间的相似性，并不能真实地反映旅游扰动和社区韧性之间耦合协调的准确性和发展的一致性，为避免这种情况出现，本研究引入耦合协调度模型进行判断。公式如下：

式（9）中，D为耦合协调度，T为旅游扰动与社区韧性的综合协调指数，α和β为待定系数，取值均为0.5。耦合协调度D的取值范围是[0，1]，D取值越接近1，说明旅游扰动与社区韧性的耦合协调发展水平越高，进一步判断旅游扰动综合评价得分U1、社区韧性综合评价得分U2之间的关系，可以判断出目前遗产地协调发展的类型，基于相关研究，耦合协调度等级划分如表5所示。

表5 耦合协调度等级划分Tab.5 Grade classification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3.4 障碍度模型

引入障碍度模型，综合分析障碍因子对农业文化遗产地旅游扰动与社区韧性系统间的影响作用。公式如下：

式（10）中，H1为耦合协调度。Wj为指标权重，Xij′为标准化处理后的数值。

4 结果分析

4.1 遗产地旅游扰动与社区韧性系统综合指数分析

哈尼梯田遗产地的旅游扰动系统与社区韧性系统综合指数评估结果（表6）表明，遗产地社区韧性系统综合指数为0.2987，由高到低依次为阿者科、普高老寨、胜村、大鱼塘、勐品、箐口。其中，阿者科、普高老寨、胜村、大鱼塘的社区韧性明显高于遗产地总体社区韧性，以上社区在社会层面、生态层面、经济层面、文化层面及制度层面发展总体相对较好，仅有个别子系统程度较低。而勐品和箐口的社区韧性则相对低于遗产地总体社区韧性，各个子系统都呈现出较低的水平，社区韧性相对较差。

表6 遗产地旅游扰动与社区韧性系统综合指数Tab.6 Comprehensive index of tourism disturbance and community resilience system in heritage sites

哈尼梯田遗产地各村寨居民对于当地社区韧性的认知与评估呈现出一定的差异。遗产地旅游扰动系统综合指数为0.5077，由高到低依次为勐品、箐口、阿者科、大鱼塘、普高老寨、胜村。其中，箐口、勐品、阿者科的旅游扰动水平明显高于遗产地总体旅游扰动指数，而胜村、大鱼塘、普高老寨的旅游扰动指数则相对低于遗产地总体旅游扰动水平。

4.2 遗产地旅游扰动与社区韧性耦合协调关系实证分析

哈尼梯田遗产地旅游扰动与社区韧性耦合度结果（表7）表明，哈尼梯田耦合度为0.9270，旅游扰动与社区韧性耦合程度较高；耦合协调度为0.5995，耦合协调等级为勉强协调，旅游扰动滞后型，处于协调发展状态，维持勉强协调的原因是当地旅游扰动并未对当地社区韧性产生较大的影响，未威胁到韧性系统的稳定状态。

对比不同旅游发展阶段村落可以看出，处于旅游发展较好阶段的阿者科、大鱼塘、普高老寨3个村寨旅游扰动与社区韧性系统耦合度分别为0.9262、0.9480、0.9823，均表现为高水平耦合，说明3 个村寨旅游扰动与社区韧性耦合程度较高。然而，阿者科、大鱼塘两个村寨的耦合协调程度均处于[0.6，0.7]区间内，表现为初级协调状态，说明旅游扰动相对滞后，社区韧性较强，并未遭受影响。普高老寨耦合协调状态相对较弱，处于[0.5，0.6]区间内，为勉强协调中的社区韧性与旅游扰动同步型，说明当地社区韧性可以应对旅游带来的影响。

作为元阳县旅游集散地、中转地的胜村耦合度为0.9689，旅游扰动与社区韧性耦合度较高；耦合协调度为0.5377，为勉强协调中的社区韧性与旅游扰动同步型，说明当地社区韧性在旅游发展过程中虽受到了旅游扰动影响，但仍能应对，并未呈现出较大影响。

旅游发展较弱的箐口、勐品两个村寨，当前耦合度分别为0.8839、0.8525，旅游扰动与社区韧性当前耦合程度较高。在耦合协调度方面，两个村落呈现出一定的差异，箐口耦合协调度为0.5909，为勉强协调中的旅游扰动滞后型，旅游扰动系统相对滞后，并未影响到当地社区韧性。勐品耦合协调度为0.6749，表现为初级协调中的旅游扰动滞后型。虽然目前两个村寨皆处于旅游发展程度相对较弱的状态，旅游人次及收入大幅度下降，旅游业基本停滞，但勐品村旅游发展受限原因为自然灾害导致老虎嘴梯田景区内部分区域坍塌，正在积极修复中，旅游只是短暂受到影响，当地居民及旅游从业者仍抱有较大积极性和信心，认为旅游对当地的发展起到了正面作用。而箐口则产生了争议和矛盾，发展意见不统一，旅游发展受阻。

4.3 障碍度因素分析

引入障碍度模型进一步探索影响哈尼梯田遗产地整体耦合协调情况的关键性影响因素（表8）可知，当前影响遗产地整体耦合协调水平的主要影响因素由大到小分别为社区居民身体健康程度、新冠疫情（旅游人次、收入降低）对当地的影响程度、社区居民年龄结构、社区居民生计来源多样性、社区生态脆弱性程度。

表8 遗产地旅游扰动与社区韧性系统耦合协调主要影响因素（前五位）Tab.8 Main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between tourism disturbance and communityresilience system in heritage sites(top five)

不同旅游发展阶段村寨所反映出的影响因素有所差异。旅游发展较好的普高老寨、大鱼塘、阿者科以及旅游发展情况适中的胜村耦合协调度影响因素呈现一致的状态，由大到小分别为社区居民身体健康程度、新冠疫情（旅游人次、收入降低）对当地的影响程度、政府支持力度、社区居民年龄结构、社区居民生计来源多样性。旅游发展程度较弱的勐品、箐口两个村寨的自然灾害导致老虎嘴梯田坍塌，勐品旅游发展因此受到了严重影响，旅游活动近乎停滞。箐口旅游发展受外来企业影响，自身特色有所退化，旅游吸引力下降。耦合协调度的主要影响因素为社区居民身体健康程度、政府支持力度、社区居民生计来源多样性、社区居民年龄结构、社区生态脆弱性程度。

综上，遗产地及各类型村寨耦合协调度的关键影响因素及具体因素的影响大小均发生了改变，对当地发展起到了一定的阻碍作用。遗产地社区居民作为农业文化遗产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居民参与对推动遗产的长效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具有深远意义[31]，农户参与力度不足导致遗产保护和发展面临着各种现实挑战[32]。社区居民不仅是农业文化遗产地旅游发展的参与者与践行者，更是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者与继承者，是遗产地真正的主人。在我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活态保护中，农户的内外部特征影响着农户参与保护意愿[33]，社区居民身体健康程度、社区居民年龄结构以及社区居民生计来源的多样性情况在一定程度上也决定了自身参与农业文化遗产旅游、进行遗产保护的意愿。当前，遗产地社区常住人口以中老年及儿童为主，青壮年劳动力较为短缺，遗产保护与社区发展重担由留守的中老年群体承担，居民身体健康水平将会影响居民参与开展遗产保护与旅游建设活动的意愿，传统物种、生物多样性、文化传承、耕地保护、生态环境、遗产地经济发展水平等多项因素都将受到影响，也会导致社区内部系统的稳定性下降。虽然新冠疫情对旅游活动产生了一定影响，但遗产地居民仍对当地旅游发展抱有信心，并未造成过大影响，仍能维持高水平的耦合协调程度。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本文以云南哈尼梯田为案例地，建立农业文化遗产地旅游扰动与社区韧性评价指标体系，通过熵值法确定指标权重，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探究农业文化遗产地旅游扰动与社区韧性系统的发展状况，结合障碍度模型识别影响旅游扰动与社区韧性系统耦合协调状况的主要影响因素，主要结论如下。

（1）从遗产地社区韧性综合水平指数来看，遗产地具备较强的社区韧性水平，按照社区韧性系统综合指数由高到低进行排序依次为阿者科、普高老寨、胜村、大鱼塘、勐品、箐口。旅游发展程度较好的村寨和旅游发展程度适中的村寨高于遗产地社区韧性系统总体水平，旅游发展程度较弱的村寨低于总体韧性水平，存在一定的差异。

（2）从遗产地旅游扰动系统综合指数水平来看，由高到低依次为勐品、箐口、阿者科、大鱼塘、普高老寨、胜村。旅游发展程度较弱的村寨面对的旅游扰动相对较高，其次为旅游发展程度较好及旅游发展程度适中的村寨。

（3）从遗产地旅游扰动与社区韧性协调发展状况来看，遗产地耦合度处于高耦合水平阶段，耦合协调度处于第六层级为勉强协调状态，主要影响因素分别为社区居民身体健康程度、新冠疫情（旅游人次、收入降低）对当地的影响程度、社区居民年龄结构、社区居民生计来源多样性、社区生态脆弱性程度，仍存在一定的优化空间。进一步判断哈尼梯田遗产区域内社区韧性综合指数与旅游扰动综合指数之间的大小关系得知，旅游扰动与社区韧性系统间耦合协调类型为勉强协调，旅游扰动滞后型，遗产地旅游发展并未产生威胁到社区韧性系统的破坏性扰动。

（4）从遗产地不同旅游发展阶段的村寨来看，旅游发展较好的普高老寨、大鱼塘、阿者科以及旅游发展情况适中的胜村耦合协调度影响因素呈现一致的状态，分别为社区居民身体健康程度、新冠疫情（旅游人次、收入降低）对当地的影响程度、政府支持力度、社区居民年龄结构、社区居民生计来源多样性。旅游发展程度较弱的勐品、箐口两个村寨耦合协调因素略有不同，主要为社区居民身体健康程度、政府支持力度、社区居民生计来源多样性、社区居民年龄结构、社区生态脆弱性程度。

5.2 讨论

从目前已有研究看，农业文化遗产地旅游扰动与社区韧性研究并未受到较多关注。本文通过判断当前遗产地旅游扰动与社区韧性间的发展水平，寻求遗产地保护与发展相互促进的双赢方案，进而为遗产地保护与管理、遗产地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支撑与参考，对相关研究进行一定的补充。然而，本文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本文研究期为2020 年及2021 年，处于新冠疫情期内，哈尼梯田旅游发展受影响程度较大。在对哈尼梯田遗产区域内居民进行访谈时也了解到，哈尼梯田游客人次大规模缩减，在旅游旺季的11 月份至次年4 月份游客人数也不比2019 年以前的旅游规模，民宿客栈、餐饮场所收入均有下降，并且存在部分旅游经营场所已暂停营业，居民选择外出务工。此情况对当地居民的心理产生影响，均希望未来几年旅游人数与旅游收入能有所提升，以带动当地的经济发展，对当地旅游发展抱有较大的信心与希冀，居民对旅游活动的可接受程度也随之升高。文中所阐述的旅游扰动与社区韧性耦合协调关系可能无法客观反映以往旅游发展时期的普遍状态，未来还需进行持续探索。同时，也应在其他农业文化遗产地中加以应用与探索，进行不同类型农业文化遗产地旅游扰动与社区韧性系统间关系的判断，及时进行预警与规划，推动农业文化遗产地动态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