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荣晖

（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江西 南昌，330000）

对于刘贺的研究，学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关于《汉书》对刘贺罪状的记载，或言皆不足信，或说不能轻言否定。海昏侯刘贺墓发掘以来，众多精美文物重见天日，也使对刘贺的认知产生更多纷争。在未有新材料出现前，对于刘贺的“罪状”是否可信，可以先搁置。刘贺众多“罪状”似乎显而易见，从而忽视刘贺在历史上的另一面。本文从文献材料和考古材料入手，在刘贺与霍光权力斗争、与儒学的关系以及刘贺如何自保这三个方面，来发现刘贺的另一面。

一、刘贺的政治素养

刘贺被废，学界一般归因于“权力斗争”。廖伯源认为：《汉书》多言昌邑王贺以行淫乱见废，实则昌邑王贺见废之原因，是其与霍光之权力斗争。刘贺入京继位，欲行使皇帝之权力，又亲信昌邑旧臣，而霍光为保持权势，非废昌邑王不可。①廖伯源：《昌邑王废黜考》，《秦汉史论丛（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25页。也有人认为刘贺犯下的罪状也是刘贺被废的原因之一。黄今言等则认为除权力斗争的因素之外，刘贺本身的政治素养不合格，行为不轨，不宜继承帝统。②黄今言，温乐平：《刘贺废贬的历史考察》，《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16年第2期。不论刘贺的罪状是否可信，仅从刘贺与霍光的权力斗争来看，刘贺是失败的。所以刘贺所有行为都是“罪恶”。如果结合西汉时期的制度，会发现刘贺某些“罪状”，或时势所需，或迫于无奈，或投机取巧，或剑走偏锋。

刘贺拒不纳谏，“亲近群小”，是“时势所需”。在昌邑王国，刘贺身边的官员有两种，一种是朝廷所任的官员，二是刘贺所任官员。汉景帝后，诸侯王国定制四百石以上官吏均由中央派遣，王国仅得自置四百石以下官吏。③班固：《汉书》卷44《衡山王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154页。汉代诸侯王国有完整的官职体系，但从《汉书》记载来看，刘贺为昌邑王时，昌邑国官员有：太傅豹、相安乐、中尉王吉、郎中令龚遂、仆寿成、师王式等。记载比较详细的有相安乐、中尉王吉及郎中令龚遂。王国的相、中尉秩二千石，郎中令、仆秩为千石，均大于四百石，表明他们都由中央政府委派至昌邑王国。师王式，史籍中所记载的王国官制中并无“师”这一官职。“傅主导王以善，礼如师，不臣也”①范晔：《后汉书》志第28《百官五》，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627页。师可以是傅。西汉时间，王国太傅秩两千石。同时，王国的傅和相一般并称，《汉书·王尊传》：东平王以至亲骄奢，不奉法度，傅、相连坐。②班固：《汉书》卷76《赵尹韩张两王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230页。所以，傅也秩二千石。从此可知，相安乐、中尉王吉、郎中令龚遂、仆寿成、师王式皆中央派到昌邑王国任职。而诸侯王国四百石以上的官职由中央官员任命，是为了监视和削弱诸侯王，防止诸侯王有不法行为。刘贺面对王吉、龚遂、王式的劝谏，都拒而不听。这似乎情有可原，因为刘贺对于他们，肯定会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想法。其实刘贺也想收买中央派遣到昌邑王国的官员。刘贺对王吉，虽未听其谏诤，但也对其进行大量的赏赐。“王贺虽不遵道，然犹知敬礼吉，乃下令曰：寡人造行不能无惰，中尉甚忠，数辅吾过。使谒者千秋赐中尉牛肉五百斤，酒五石，脯五束。”③班固：《汉书》卷72《王贡两龚鲍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061页。可刘贺这种收买人心并未成功，王吉要刘贺“臣愿大王事之敬之，政事一听之（霍光），大王垂拱南面而已。”④班固：《汉书》卷72《王贡两龚鲍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061-3062页。面对这种情况，刘贺不得不依靠自己身边之人。《汉书·龚遂传》：王尝久与驺奴宰人游戏饮食，赏赐亡度……今大王亲近群小，渐渍邪恶所习。⑤班固：《汉书》卷89《循吏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637-3638页。

“乱汉制度”，指扰乱汉代的符节制度，实形势所逼。《汉书·霍光传》：从官更持节，引内昌邑从官驺宰官奴二百余人，常与居禁闼内敖戏。自之符玺取节十六，朝暮临，令从官更持节从……变易节上黄旄以赤……祖宗庙祠未举，为玺书使使者持节，以三太牢祠昌邑哀王园庙，称嗣子皇帝……使者旁午，持节诏诸官署征发，凡一千一百二十七事。⑥班固：《汉书》卷68《霍光金日磾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944页刘贺让昌邑从官持节，从昌邑引进二百余人；自前往官署取节十六，让昌邑从官随便更换持节官吏；改变节的颜色，由黄改赤；持节以三太牢祭祀自己的父亲；持节让官署做了1127件事。在与“节”有关的事项中，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自己或让昌邑从官持节。刘贺为什么要通过自己的亲信持节发布命令？因为在霍光把持的中央朝廷中，政令难以下达。汉武帝之后，中央形成“内外”朝的政治格局。在刘贺为帝期间，霍光领尚书事，把持内朝。丞相杨敞作为“外朝”首领，他要“与大将军同心”。⑦班固：《汉书》卷66《杨敞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889页。况且，霍光在汉昭帝期间，已形成“政事一决于光”的权力格局。从刘贺的属臣发出“当断不断，反受其乱”的感叹可知，刘贺是要与霍光争权，不甘心当霍光的傀儡。如果按正常的政令下达程序，在“政事一决于光”的朝局下的，刘贺的政令难以落实。所以，刘贺为了能避开霍光的掣肘，使他的政令落地，必然要通过其它的方式，而以节下令，则是最好的方式。节，是一种执行皇帝命令的凭信。《汉书·高帝纪》颜注：节以毛为之，上下相重，取象竹节，因以为名。将命者，持之以为信。⑧班固：《汉书》卷1《高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3页。刘贺“乱节制度”，表面上“不符汉制”，实际上在朝廷被霍光控制的状态下，用节来传达自己的政令，以欲使自己的政令能落地。

刘贺有些“游戏”，有可能也是争权之举。“从官更持节，引内昌邑从官驺宰官奴二百余人，常与居禁闼内敖戏。”⑨班固：《汉书》卷68《霍光金日磾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940页。刘贺持节引昌邑从官驺宰官奴二百余人宫内游戏。而“昌邑群臣坐亡辅导之谊，陷王于恶，光悉诛杀二百余人。出死，号呼市中曰：“当断不断，反受其乱”。⑩班固：《汉书》卷68《霍光金日磾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946页。霍光杀了昌邑大臣二百余人，而这二百余人参与密谋夺权。从史料上看，一个叫从官驺宰官奴。从官是指昌邑王国官员，驺是指驾车马的奴仆，宰是指主膳者。官奴是指官奴婢，有可能是指手工业者。一个叫昌邑群臣。那么，这两批二百余人有没有可能是同一批人呢？从史料记载来看，刘贺群臣分二次进入长安，一次是征刘贺典丧时，一次是命从官持节引二百余人入长安。《汉书·儒林传》：昌邑群臣皆下狱诛，唯中尉王吉、郎中令龚遂以数谏减死论。式系狱当死，治事使者责问曰：“师何以无谏书？”……臣以三百五篇谏，是以亡谏书。”使者以闻，亦得减死论，归家不教授。①班固：《汉书》卷88《儒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610页。《汉书·循吏传》：昌邑群臣坐陷王于恶不道，皆诛，死者二百余人，唯遂与中尉王阳以数谏争得减死，髡为城旦。②班固：《汉书》卷89《循吏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638页。刘贺被废后，群臣二百余人皆死，只剩郞中令龚遂、中尉王吉及老师王式。如果这两个“二百余人”属于不同的群体，那么刘贺的臣属还剩二百余人，不能说“皆诛”，不能说“唯遂与中尉王阳以数谏争得减死”。故此二百余人可能就是同一批人，可能部分不一样。毕竟只有与刘贺亲近的人才能参与谋划夺权事件。所以说，刘贺持节引二百余人游戏，实则在组织夺权团队，密谋夺权。刘贺还是会笼络人心，对其臣属，大加赏赐。取诸侯王、列侯、二千石绶及墨缓、黄绶以并佩昌邑郎官者免奴……发御府金钱、刀剑、玉器、采缯、赏赐所与游戏者。③班固：《汉书》卷68《霍光金日磾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944页。刘贺并未实质掌权，不能给昌邑群臣实职，只能通过给诸侯王、列侯、二千石绶及墨缓、黄绶的方式，来进行激励。给群臣的赏赐物中，除了金钱玉器等财务外，还有刀剑。刘贺有可能一方面在笼络人心，一方面又为夺权作物质上的准备。刘贺夺权之举，还有“相安乐迁长乐卫尉”，“独夜设九宾温室，延见姊夫昌邑关内侯。祖宗庙祠未举，为玺书使使者持节，以三太牢祠昌邑哀王园庙，称嗣子皇帝。”④班固：《汉书》卷68《霍光金日磾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944页。

刘贺的种种行为：从因派系不同而亲近昌邑群臣，疏离中央派遣官员；在内外朝均由霍光把持的局面下，用“节”来下达政令；在朝廷无亲信的情况下，通过引入昌邑群臣，并施以重赏，笼络人心，丰满羽翼，增加夺权力量。这些行为，似乎都只是为了夺权。但刘贺被霍光所废，意味着刘贺所有的夺权行为都是无效的。比如说刘贺让昌邑相安乐为长乐卫尉。廖伯源先生认为：（刘贺任安乐为长乐卫尉）盖其它职务，尤其是宫廷宿卫武力之指挥官职务，皆为霍光之亲信占据，昌邑王即位，难调动旧职，此可透露霍光与昌邑王争权之消息。⑤廖伯源：《昌邑王废黜考》注20，《秦汉史论丛（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34页。秦铁柱则认为：长乐卫尉及其统领的兵马在征和二年被取消，直到元平元年十一月长乐宫才恢复屯卫兵马。在刘贺为帝时，虽有长乐卫尉的官职，并无屯卫兵马可领，长乐卫尉成为虚职。⑥秦铁柱：《两汉昌邑王刘贺案释疑》，《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刘贺任安乐为长乐卫尉，不仅没有掌控兵力，反而暴露自己夺权意图，引起霍光警觉。再比如，刘贺刚立为帝，立足未稳，就祭祀自己生父，称嗣子皇帝。在汉代“为人后者为之子”的观念下，又背上“大不孝”的罪名，进一步使自己的帝位岌岌可危。

刘贺，为帝时十九岁，一个少年，政坛新手；而霍光，在元平元年（前74）已步入晚年，政坛高手。刘贺初入长安，羽翼未丰，力量薄弱。霍光经营长安几十年，力量雄厚，政事一决于光。刘贺未认清政治局势，不顾力量的悬殊，不管朝臣的看法，急于开始夺权。虽有夺权之行，却无夺权之效，反而有反作用。刘贺敢于夺权，说明其有勇，这只是小勇。刘贺有夺权行动：建立自己的团队、用“节”下达政令、欲试掌军队等，这是谋，但只是小谋。他不会是“清狂不惠”那样不堪；也不是“无所不会”般优秀。刘贺的政治智慧，是一个少年拥有的正常智慧，有些小聪明，但无大智慧，有小勇无大勇，有小谋无大谋。

二、刘贺与儒学的关系

关于刘贺与儒学的关系，争议很大，或认为推崇儒学，或认为不学无术。刘贺以两位大儒为师，一是王式，《鲁诗》名家。二是中尉王吉，《齐论语》权威。因此，刘贺是受过良好的儒学教育。可西汉以来，皇帝子弟都要接受儒学教育，像刘贺的父亲刘髆的老师夏侯始昌，西汉硕儒，通五经，又是《齐诗》《尚书》两经宗师。 刘贺墓中出土了《诗经》《论语》《春秋》《孝经》《悼亡赋》《六博》等竹简，刘贺又有王式、王吉两大儒为师，加之刘贺墓出土了“孔子徒人图衣镜”，有孔子与五位弟子的图像与生平。刘贺在被废时，讲出了《孝经》：“闻天子有争臣七人，虽亡道不失天下”的句子。种种行为，可能会让人得出刘贺比较推崇儒学，爱好儒学等观点。周天游就认为刘贺有是接受过儒学教育，在思想上是崇信儒学之人。①周天游：《海昏侯墓三议》，江西师范大学海昏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编：《纵论海昏》，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16年，第7页。孙晓则认为因为《孝经》《论语》在汉代列为小经，是从皇子、王子到期门、羽林的启蒙读物，不能因刘贺墓出土儒家典籍，读过《孝经》，就判断刘贺是饱读经书之人。②孙晓：《从“为人后者为之子”谈汉废帝刘贺的立与废》，《史学月刊》2016年第9期。从考古学上看，刘贺墓中出土包括儒学在内的各类典籍，并无特殊性。汉墓中出土各种典籍是一种常见现象。在西汉初期，同为列侯的马王堆汉墓出土大量帛书和简牍，帛书的内容涉及六艺、诸子、兵书、术数和方技，简牍的内容主要是方技。其中，诸子就包括儒家、道家、纵横家等。③湖南省博物馆编：《长沙马王堆汉墓陈列》，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第235页。与刘贺同时期的河北定县八角廊汉墓，墓主人是汉宣帝时期中山怀王刘修。在八角廊汉墓后东室的竹笥内发现了大量碳化的竹简，数量难以计算，根据竹简内容整理出八种残缺的古籍：《论语》《儒家者言》《哀公问五义》《保傅传》《太公》《六安王朝五凤二年正月起居注》《文子》和《日书·占卜》。④何直刚：《定县40号汉墓出土竹简简介》，《文物》1981年第8期。即使在西汉前期，也有列侯墓葬中出土儒家典籍。在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中出土了《诗经》等儒家经典，⑤安徽省文物工作队：《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8期。而此墓的主人是第二代汝阴侯夏侯灶。所以说，在西汉时期，诸侯王墓中出土儒家典籍并没有特殊性。刘贺墓出土众多儒家典籍，有一部分也可能来自其父亲刘髆。《汉书·武五子传》记：故王家财物皆与贺。⑥班固：《汉书》卷63《武五子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765页。刘髆的财与物皆给了刘贺。从刘贺墓出土的文物上看，有部分文物明显来自于其父亲刘髆，比如说褭蹏金、麟趾金、籍田鼎等。那么，刘髆有没有留给刘贺竹简书籍呢？《汉书·夏侯始昌传》记：昌邑王以少子爱，上为选师，始昌为太傅。⑦班固：《汉书》卷75《眭两夏侯京翼李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154页。而夏侯始昌又是大儒，通《五经》。这说明刘髆为昌邑王时也会藏儒家经典。秦汉以来，以竹简形制的书籍都比较珍贵，基本都是家传，即父死子继。《荀子·荣辱》记：循法则度量、刑辟图籍、不知其义，谨守其数，慎不敢损益也；父子相传，以持王公。⑧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卷2《荣辱》，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59页。《汉书·韦贤传》：遗子黄金满籝，不如一经。⑨班固：《汉书》卷73《韦贤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107页。这说明，在汉代，书籍是继承物，而且书籍的父死传子也是导致魏晋时期世家大族垄断仕途的文化根源之一。另外，在刘髆的墓葬山东巨野红土山墓葬中，从出土文物看，并未出土简牍书籍。⑩山东省菏泽地区汉墓发掘小组：《巨野红土山西汉墓》，《考古学报》1983年第4期。所以说，刘贺墓中有一部分的典籍有可能源自其父亲刘髆。

从文献上看，少年时期的刘贺对儒学并没有好感。《汉书·王吉传》：大王不好书术而乐逸游，冯式撙衔，驰骋不止——王贺虽不遵道，然犹知敬礼吉。11○ 班固：《汉书》卷 72《王吉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 年，第 3059 页。○《汉书·龚遂传》臣请选郎通经术有行义者与王起居，坐则通《诗》《书》，立则习礼容，宜有益。”王许之。遂乃选郎中张安等十人侍王。居数日，王皆逐去安等。12○ 班固：《汉书》卷 89《循吏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 年，第 3637 页。○《汉书·儒林传》：式系狱当死，治事使者责问曰：“师何以无谏书？”式对曰：“臣以《诗》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于忠臣孝子之篇，未尝不为王反复诵之也；至于危亡失道之君，未尝不流涕为王深陈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谏，是以亡谏书。”13○ 班固：《汉书》卷 88《儒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 年，第 3610 页。○通过刘贺的老师王吉、王式及郎中令龚遂，发现刘贺“不好书术”、不遵道、不喜《诗经》《尚书》，既使王式以《诗经》中的忠臣孝子篇、危亡失道之君来劝谏刘贺，刘贺不接纳，不尊道而行。龚遂曾评价刘贺为昌邑王时的行为，没有一种行为符合《诗经》中的要求。大王诵《诗》三百五篇，人事浃，王道备，王之所行中《诗》一篇何等也？14○ 班固：《汉书》卷 63《武五子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 年，第 2766 页。○从此可得，刘贺在少年时期，并不喜欢读儒家经典，不会按儒家经典要求行事。《新序》曰：昌邑王冶侧铸冠十枚，以冠赐之师及儒者，后以冠冠奴。龚遂免冠归之曰：“王赐儒者冠，下至臣，今以馀冠冠奴，是大王奴虏畜臣也。”①李昉、李穆、徐铉编：《太平御览》卷500《人事部》，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2288页。《汉书·五行志》记：昭帝时，昌邑王贺遣中大夫之长安，多治仄注冠，以赐大臣，又以冠奴。②班固：《汉书》卷27中之上《五行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366页。刘贺以冠赐奴而辱大臣，汉代选官以“举孝廉”为主，大部分是儒者，像龚遂以“明经为官”。说明刘贺不仅不喜欢儒者，还会捉弄他们。少年时的刘贺，并不喜欢儒学，也不喜欢儒士儒官。

在出土文物中，除了出土的简牍，与儒学有关的文物只有两件，一件是“孔子徒人图漆衣镜”，一件是《论语》书钞木牍，摘抄了《论语》的《子罕篇》《庸也篇》《子路篇》中的文句。③彭明瀚编著：《海昏藏美》，北京：文物出版社，2022年，第183页。从出土的《衣镜赋》中，有几句讲出“孔子徒人图漆衣镜”出现孔子及其弟子的原因：□□圣人兮孔子，□□之徒颜回卜商，临观其意兮不亦康。④王意乐：《海昏侯刘贺墓出土孔子衣镜》，《南方文物》2016年第3期。对于这几句话的解释，王仁湘认为：面对铜镜，揣摩孔子的道理，不也是一件开心的事吗？⑤王仁湘：《南藩海昏侯》，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2年，第169页。此句意表明刘贺似乎喜欢儒家。“孔子徒人图漆衣镜”出土于西室，西室为堂，汉代事死如事生，孔子衣镜在生前也可能放在厅堂之上。往来之人均可见到衣镜，可让所来之人见物思人，知道刘贺对于儒学的推崇。在衣镜上的文字，多涉及到仁、义及谨言慎行等，例如：“颜回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一言以为知一言以为不知不可不慎也夫君子好勇乎孔子曰君子义之为比君子好勇无义为乱小人□则为盗”。⑥王意乐：《海昏侯刘贺墓出土孔子衣镜》，《南方文物》2016年第3期。从这些铭文看，刘贺每日临而观之，似乎要遵照而行。但铭文之中，也有几处错误，尤其是关于孔子年龄和姓氏的错误。邵鸿认为：屏风“鲁昭公六年，孔子盖卅矣”之文是有问题的，“六”字必定有误……屏风写成“姓孔，子氏”，则完全不通。西汉人以氏为姓不足为奇，但同时将古姓倒过来降格为氏却绝无可能。⑦邵鸿：《海昏侯墓孔子屏风试探》，《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如果刘贺对儒学有一个基本的了解，每日照镜之时“临观其意”，会及时发现这两处错误，并加以改正。一面“临观其意兮不亦康”，一面又犯低级错误。在《海昏侯国除诏书》中也记载了刘贺在为侯时的言行。“诏书中廖（豫章太守）的奏文有：无恐惧之心，陛下恩仁不忍加诛，削邑户三千，贺不悔过，毋须臾间自责，妻子死未葬，常饮酒醉……”。⑧朱凤瀚主编：《海昏简牍初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318页。诏书中丞相等官员的奏文有记“今贺淫”。⑨朱凤瀚主编：《海昏简牍初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310页。刘贺在为侯时，因与太守卒史孙万世交通，未谨言慎行，而被削户三千后，不悔过不自责，其间又有淫乱行。这些行为，又与衣镜中的克己复礼、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事君能致其身等警言相违背。在这种种矛盾之中，似乎很难相信刘贺真正爱好儒学。那为什么刘贺要特意制作含有儒家内容的衣镜呢？他可能也是利用汉宣帝好法家而轻儒学的特点，刘贺假装重儒，以说明其没有野心，可以适当减少汉宣帝的猜忌从而获得自保。⑩刘荣晖：《浅析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孔子衣镜”》，《地方文化研究》2021年第6期。对于《论语》书钞木牍，其仅是《论语》中的书钞，没有内容能与刘贺的言行产生联系。

在刘贺与儒学的关系上，刘贺仅是按西汉皇家教育的规定，接受了良好的儒家教育。刘贺墓中出土了众多典籍，只是西汉时期丧葬的一种习惯，只能说明刘贺藏书丰富，并不能反映其学识渊博。在刘贺称帝之前，刘贺是不喜欢儒家经典儒家人物；刘贺被废之后，儒学成为其面对汉宣帝而自保的工具，通过假装热爱儒家而减少汉宣帝对他的猜忌，以达到自保的目的。正如刘贺被废之时，提出《孝经》中“闻天子有争臣七人，虽亡道不失天下”的目的一样，将《孝经》当成工具，想保住自己的皇位。

三、刘贺自保行为

刘贺的自保应始于元平元年公元前74年，其被废为民时。《汉书》上对其描述是“清狂不惠”，汉书注“清狂，白痴也”。①班固：《汉书》卷63《武五子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769页。事实上，刘贺肯定不是白痴，其凭借自己的“智慧”，消除汉宣帝对他的猜忌，“上（宣帝）由此知贺不足忌”。②班固：《汉书》卷63《武五子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768页。汉宣帝是通过山阳太守张敞的上书消除了对刘贺的猜忌。那么，汉宣帝为什么会选张敞来监视刘贺，辛德勇认为：张敞不认可刘贺的作为，又不阿附霍光的权势。③辛德勇：《海昏侯刘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第190页。张敞曾向刘贺谏言：国铺大臣未褒，而昌邑小辇先迁。此过之大者……以正违忤大将军霍光，而使主兵车出军省减用度，复出为函谷光都尉。④班固：《汉书》卷76《张敞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216页。也就是说，汉宣帝看重张敞正直的品格，派其监视刘贺。因为批评过刘贺，不会与刘贺过从甚密，会讲真话。

刘贺为自保，自己懂得“低调行事”。《汉书·武五子传》：臣敞地节三年五月视事，故昌邑王居故宫，奴婢在中者百八十三人，闭大门，开小门，廉吏一人为领钱物市买，朝内食物，它不得出入。⑤班固：《汉书》卷63《武五子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767页。刘贺居故宫，不开大门，只开小门，除了买食物，没有人出入，这说明刘贺明哲保身。毕竟昌邑旧地是刘贺的“大本营”，除掉被杀的二百余人，在昌邑旧地会有“门生故吏”。而刘贺主动斩断与外界的往来，也是表明刘贺从此不问世事的态度，以表明自己没有东山再起的想法。

刘贺还用顺从与装傻，来表明自己服从与毫无野心的心迹。

《汉书·武五子传》：“臣敞欲动观其意，即以恶鸟感之，曰：‘昌邑多枭。’故王应曰：‘然。前贺西至长安，殊无枭。复来，东至济阳，乃复闻枭声。’……臣敞前书言：‘昌邑哀王歌舞者张修等十人，无子，又非姬，但良人，无官名，王薨当罢归。太傅豹等擅留，以为哀王园中人，所不当得为，请罢归。’故王闻之曰：‘中人守园，疾者当勿治，相杀伤者当勿法，欲令亟死，太守奈何而欲罢之？’其天资喜由乱亡，终不见仁义，如此。”⑥班固：《汉书》卷63《武五子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768页。

张敞以“多枭”提问，枭是恶鸟。《说文》对于枭的解释是“不孝鸟也”。《史记·孝武本纪》：後人复有上书，言“古者天子常以春秋解祠，祠黄帝用一枭破镜。”⑦司马迁：《史记》卷12《孝武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456页。其中，对于枭的注释为：“孟康曰：‘枭，鸟名，食母。破镜，兽名，食父。黄帝欲绝其类，使百物祠皆用之。’……如淳曰：‘汉使东郡送枭，五月五日为枭羹以赐百官。以恶鸟，故食之。’”⑧司马迁：《史记》卷12《孝武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456-457页。枭在此处也可能是指恶行。从两人的对话来看，有可能将枭指刘贺，看看刘贺对于“昌邑多枭”的反应，看看刘贺对于自己曾经罪状的认识。刘贺的回答，似乎也有深意。如果正常的回答，他只要说“然”即可。但他后面又提到了长安、济阳两地。他首先肯定昌邑有枭，后又说长安无枭，回到济阳，又有枭。而济阳是刘贺的乱行之地。“贺到济阳，求长鸣鸡，道买积竹杖”。⑨班固：《汉书》卷63《武五子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768页。这是不是在隐含地说明，长安无枭，是代表刘贺承认汉宣帝地位的合法性。东至济阳，乃复闻枭声，是不是也可能是指刘贺自己被废，也因为自己行为不善。张敞本来通过“昌邑多枭”来验证刘贺对自己曾经罪行的态度，但刘贺的回答不仅承认自己的罪行，而且还承认汉宣帝的合法性。

另外，张敞不知为何，旧事重提，“敞前书言”。对于哀王歌舞者，其只要按规定罢归即可。刘贺作为被监视的对象，按道理应按规定行事的，罢归即可，不然，可能会引起汉宣帝的猜忌。为何他不要让张敞罢归呢？反而要让歌舞者自生自灭呢。对其父亲昌邑哀王的歌舞者如此的态度，在以孝治国的西汉，是不是也预示刘贺对曾经的下属也是如此。张敞得出的评论是“天资喜由乱亡，终不见仁义”。“不见仁义”是不是也预示刘贺再也没有办法笼络人心，东山再起了。

《汉书·武五子传》：“臣敞阅至子女持辔，故王跪曰：‘持辔母，严长孙女也。’臣敞故知执金吾严延年字长孙，女罗紨，前为故王妻。”①班固：《汉书》卷63《武五子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768页。张敞察看刘贺子女到持辔时，刘贺跪下说到，持辔是严延年的外孙女，严延年是的女儿罗紨以前是刘贺的妻子。这里有个问题，刘贺一共有二十二个子女，为什么讲到“持辔”时，要着重提一个她的外公严延年？首先，刘贺清楚，张敞决定了自己未来的命运，所以为了生命，向张敞下跪；其次，刘贺知道张敞与其前岳父严延年②关于严延年，《汉书·武五子传》中有李延年，《汉书·酷吏传》中有李延年，学界有两种说法，一种是两处指的是一个人，即只有一个李延年；另一种说法是两处指两个人，即有两个李延年。此处笔者认为汉书里只有一个李延年。相交甚好。《汉书·严延年传》：是时张敞为京兆尹，素与延年善。③班固：《汉书》卷90《酷吏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670页。刘贺之所以在此特意强调“持辔”是严延年的外孙女，是因为刘贺想利用前岳父来获得张敞的同情，希望张敞能“嘴下留情”，保全自己。我们现在没有办法验证张敞是否帮助了刘贺，但这也反应刘贺在面对张敞的视察时，利用好友严延年的外孙女来赢得张敞的同情。

《汉书·武五子传》：故王年二十六七，为人青黑色，小目，鼻末锐卑，少须眉，身体长大，疾痿，行步不便。④班固：《汉书》卷63《武五子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768页。刘贺二十六七时，刘贺身体很差，青黑色，有痿疾。刘贺在为昌邑王时，身体很好。《汉书·王吉传》：举贤良为昌邑中尉，而王好游猎，驱驰国中，动作亡节。⑤班固：《汉书》卷72《王贡两龚鲍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058页。刘贺经常游猎，身体很好。但为什么从被废后到二十六七岁，就从一个体魄强健者变成一个病夫呢？王刚认为刘贺的病不能只在精神及情绪方面加以考量，其外在的生活环境才应该是致病最直接的因素。⑥王刚：《身体与政治——南昌海昏侯墓器物所见刘贺废立及命运问题蠡测》，《史林》2016年第4期。可刘贺长于昌邑，刘贺在长安只呆了二十七天，所以昌邑的生活环境不会有质的变化，环境导致疾病可能性较小。“疾痿，行步不便”，指刘贺得了“风湿病”。对于青黑色和少须眉，有可能与肾方面的疾病有关。《素问·藏象论》记：肾者，主蛰，封藏之本，精之处也，其华在发。从中医角度来看，毛发的生机，根源于肾气。体内肾气的外部表现可从毛发上显露出来，肾气充盛的人，头发茂密光泽，肾气虚弱的人，往往毛发容易枯搞脱落。刘贺少须眉，可能肾脏有关的疾病有关。对于青黑色，《素问·风论》：肾风之状，多汗恶风，面庞然浮肿，脊痛不能正立，其色炲，隐曲不利，诊在肌上，其色黑。也就是说，刘贺可能是肾脏方面的疾病导致其少须眉，为人青黑色。刘贺为什么会有肾脏上有问题呢？《汉书·武五子传》记：妻十六人，子二十二人，其十一人男，十一人女。⑦班固：《汉书》卷63《武五子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768页。如果论子女的多寡，刘贺的子女并不多。汉朝最多子女的王为中山靖王刘胜，其“有子百二十余人”，但这毕竟是个特例。可刘贺子二十二人，是在二十六七岁时就有了。从皇帝来看，西汉历史的生孩子比较多的皇帝为汉景帝，史载妻室7个，男十四人，女三人，共17人，可汉景帝的寿命有48岁。根据杨树达《汉代婚丧礼俗考》，男子最早娶妇为十五岁。⑧杨树达：《汉代婚丧礼俗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7页。刘贺最大的儿子刘充国，其去世时应是13-15岁。⑨张仲立：《海昏侯刘贺墓园五号墓初探》，《江西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19年第4期。《汉书·武五子传》记：海昏侯贺死，上当为后者子充国；充国死，复上弟奉亲；奉亲复死，是天绝之也。⑩班固：《汉书》卷63《武五子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770页。刘贺与其长子刘充国，在同一年去世。刘贺卒时为33岁，那么，刘充国出生时，刘贺可能18-20岁。当然，史籍上没有记载刘贺长女与长子之间的大小。刘贺史载的妻子为严罗紨，木牍上记载妻子名“待”。也没有记载嫁给刘贺的时间。如果刘贺从最早15岁结婚，那么，他最早是16岁开始有第1个孩子，到二十六七岁，十年间，娶了十六个妻子，生了二十二个孩子。因为刘贺在19岁时称帝，又被废为民，而刘贺长子刘充国可能在刘贺18-20岁时出生。换句话说，刘贺近十个儿子，都是在刘贺被废为民时所生。刘贺19岁被废，到二十六七岁，也就是说，六七年时间，刘贺就生了近二十个子女。刘贺被废后沉迷于色。刘贺为何要沉迷于色，可能因为人生失败而丧失斗志，也可能通过沉迷于色而自保。而这种自毁行为，也使刘贺的身体骤坏。刘贺不仅沉迷了色，而且沉迷于酒，刘贺墓中出土众多酒器是一个例证。另外，在出土的《海昏侯国除诏书》记：贺常与诸妻子饮酒……无恐惧之心……妻子死未葬，常饮酒醉。①朱凤瀚主编：《海昏简牍初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318页。这说明刘贺日常生活常饮酒，即使亲人逝去，也要饮酒。刘贺沉迷酒色，主要表现自己已无大志，只会享乐，从而减轻汉宣帝的猜忌，得以自保。

在刘贺为侯后，因与故太守孙万世交通，被告发，削户三千。这说明刘贺为侯时，也一直被汉宣帝派人监视，以防刘贺有不宜之举。所以，刘贺为侯时，也需自保。刘贺墓中出土58版木牍。木牍的内容虽大都不全，但可以看到，除元康五年二月的奏牍外，其余奏牍内容都是关于海昏侯或其夫人朝请的，其中关键字有酎黄金、秋请、请等。②王意乐：《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奏牍》，《南方文物》2017年第1期。在西汉，秋请及朝请是一种朝觐制度，是汉代礼制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诸侯王和列侯封于各地，他们要定期朝拜天子，述职纳贡，这是各诸侯王、列侯向中央朝廷效忠的重要方式。刘贺封为海昏侯，但其“不宜得奉宗庙朝聘之礼”。刘贺通过上书，准备酎金及朝请时所需要的五铢钱，本质上是希望汉宣帝能恢复刘贺祭祀宗庙的权利，但另一个方面刘贺也是想通过这种方式向汉宣帝表忠心。不管这种上书是否出于真心实意，但至少表面上让宣帝感受到刘贺对于朝廷的忠心，以减少对刘贺的猜忌。在木牍上，会有“南藩海昏侯”③王意乐：《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奏牍》，《南方文物》2017年第1期。的自称。在出土的墨书金饼上，有铭文“南藩海昏侯臣贺所奉”。④张烨亮，李文欢：《海昏侯墓出土部分金器初步研究》，《南方文物》2020年第6期。藩，《说文》曰：“屏也。段玉裁注：屏，屏蔽也。”南藩即南方的屏蔽。在《史记·太史公自序》记：“汉既平中国，而佗能集杨越以保南籓，纳贡职。”⑤司马迁：《史记》卷130《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317页。《汉书·宣帝纪》：“今匈奴单于称北藩臣。 ”⑥班固：《汉书》卷8《宣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70页。《汉书·武五子传》：“长于是为旦（燕王）命令群臣曰：‘寡人赖先帝休德，获奉北藩。’”《史记·司马相如传》：“今齐列为东籓，而外私肃慎。”⑦司马迁：《史记》卷117《司马相如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016页。南越王为南藩；匈奴、燕王为北藩，齐王为东藩。这些都是指其为南方、北方和东方的屏障。刘贺自称南藩，是不是指刘贺想做汉南方的屏障，以表达对天子汉宣帝的忠心。在已释读出木牍中，有一块特殊的木牍：“诏臣贺□躬衒（率）意于道□□贺谨再拜”。⑧朱凤瀚主编：《海昏简牍初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331页。在彭明瀚《海昏藏美》一书中对其释读为“诏臣贺正躬衒意于道术臣贺谨再拜。”⑨彭明瀚编著：《海昏藏美》，北京：文物出版社，2022年，第90页。但不论后道字后是否是术字，奏牍是汉宣帝下诏给刘贺，让刘贺“意于道”。“意于道”不知何解。整体的意思是汉宣帝让刘贺“意于道”，刘贺上书表示遵照汉宣帝的旨意。这也是刘贺通过上书响应汉宣帝的建议，以表达对于汉宣帝的忠心。

刘贺被废为民后，通过一系列行为来自保。这些行为包括自我软禁、杜绝一切与外界的来往、巧妙地应对张敞、沉迷于酒色以及通过上书的方式表达自己对汉宣帝的忠心。刘贺失误一次，被削户三千。可刘贺的自保行为总体上是成功的，使自己得到善终。

在双重证据下，刘贺在少年时期，其是一个正常的少年，好逸贪玩，不好书术，有小勇小谋。在政治斗争中，刘贺敢于与霍光争斗，通过排斥异己、建立夺权团队、用“节”下令等方式来夺权，但在双方力量悬殊的背景下，刘贺这些夺权行为显得很幼稚。在学识上，出土众多典籍，只能反映刘贺受到良好儒学教育，但刘贺对儒学并不推崇，虽出土“孔子衣镜”和《论语》书钞，可刘贺言行不一，并没有按儒学礼制行动，常任性而为。刘贺为自保，利用汉宣帝重法轻儒的喜好，利用儒学来减轻汉宣帝对于自己的猜忌，将儒学当成自保的工具。刘贺在被废为民后，自保的行为非常多，为人低调、不再“社交”、沉溺酒色，讨好张敞，自我贬低，向宣帝纳忠效信，藩卫南疆等。总体来看，刘贺不是清狂不惠，也算不上“品学兼优”。他是一个王室子弟，有一些明显的缺点，受过良好的教育，有匹夫之勇，会投机取巧，会自我保护，好行小慧。总之，刘贺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有小聪明，善于自保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