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重光

（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福建 福州，350008）

《岭南逸史》为清代中叶成书的一部客家文学著作，作者署名“花溪逸士”，据考证，应是清乾隆、嘉庆间广东程乡县（今梅县）人黄岩。①黄毅：古本小说集成编委会编：《岭南逸史》“前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书中所述故事，时间托名为明末万历、隆庆间，地点涉及粤东、粤中和粤西，包括当时的潮州府程乡县（今梅县），惠州府兴宁县、长乐县（今五华县）、龙川县、永安县（今紫金县）、海丰县、归善县（今惠阳）、博罗县、长宁县（今新丰县），连平直隶州河源县、和平县、连山县，以及广州府、肇庆府、德庆州的一些地方，但主要集中在粤东莲花山区和罗浮山区，这一区域可笼统地以粤东概括名之，其中的河源县、龙川县、紫金县、和平县、连山县属今河源市辖境。

《岭南逸史》虽是小说，但所述史事常有所据，作者自诩“是编悉依《霍山老人杂录》《圣山外记》《广东新语》及《赤雅外志》、永安、罗定省府诸志考定”，②复旦大学藏文道堂本：《岭南逸史》“凡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而学者比较了此书所述与相关史籍记载后，认为此书“诸多材料皆有依据”。③黄毅：古本小说集成编委会编：《岭南逸史》“前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笔者细细检读此书，发现其使用的语言多杂客话，引用的山歌多为客家山歌，试举几例以证之：

第三回，“才子之文，必不至失板到这个田地”（上海古籍版，第92页。以下所引版本皆同，不再一一注明），“失板”即客话，意思是低能、败坏、下劣。

第五回，“连黄聪两个也打帮着逢玉吃得昏昏沉沉”（197页），“打帮”也是道地的客话，意思是倚仗、凭借。

第九回，玉箫所唱山歌中“敢好后生冒好花，敢好早禾冒入米”（362页），“敢好”、“后生”、“冒”都是客话，“敢好”是那么好的意思，“后生”是年轻人、小伙子的意思，“冒”是没有的意思。

第十回，“许玉英夫人真个又来救我”（427页），“真个”是客话“真的”意思。

以上是书中使用客话的例子。而所引山歌多为客家山歌，有如下例：

第五回，玉箫唱的三首山歌，其一是“妹相思，不作风流到几时？只见风吹花落地，哪见风吹花上枝？”（361页）其二是“大头竹笋作三哑，敢好后生冒好花。敢好早禾冒入米，敢好攀枝冒晾花。”（362页）其三是“黄蜂细小螫人痛，油麻细小炒仁香。敢好娘儿郎不爱，郎心敢是铁心肠？”（365页）又第十五回，记李小鬟根据春花、秋月歌唱的曲调写出的一百首歌词，其中二首是：“岁晚天寒郎不回，厨中烟冷雪成堆。竹篙烧火长长炭，叹到天明半作灰！”“柚子批皮瓤有心，小时则剧到如今。头发条条梳到底，鸳鸯怎得不相寻？”（609-610页）不论是使用的语言，还是赋比兴手法、双关和排比手法，都是客家山歌常见的手法，应是客家山歌无疑。

笔者进而以此书所涉史事，与正德《兴宁县志》、万历《永安县志》、康熙《长宁县志》、屈大均《广东新语》、邝露《赤雅》等书的相关记载比勘，发现亦大体相合，可确定此书乃是以客家人的眼光、用客家人的语言、主要以粤东客地社会历史和风情为背景的一部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可作为明清时期粤省特别是粤东的社会史料看待。

书中所涉及的粤东社会与文化资料范围广泛，诸如吏治情况、社会动乱、族群关系、宗教信仰、士风民俗、民居建筑、诗词歌谣等等，都颇为丰富，本文仅就其所反映的粤东客家人崇文风气略作探讨。

一、山村弦诵乐，西湖诗社盛

本书所涉及的时代是个吏治腐败、社会动乱的时代，但在作者笔下，仍刻意描绘了一些耕读传家、弦诵不绝的山村，稍有条件的农家子弟，皆锐意进取，攻读诗书，参加科举，且有不少人取得成功，及第登科。试看书中主人公黄琼所在的程乡县桃源村：“居人有黄、张、龙、萧、杨、卢、许、谢数姓，皆真诚朴实，耕田乐道，不慕浮名。弦诵之声时时与岩鸡竹犬沁人心。”（第1回，6页）黄家长子黄琼，“字逢玉，自幼聪明俊拔，无书不读，诗词歌赋，无所不晓”（6－7页），是个文武全才。黄琼之弟黄逢珠，虽则帮助父亲理家，还是以耕读为主。当其父母要离家赴嘉桂山请救兵营救亲家张太公时，黄太公“着人到书房叫回次子黄逢珠到来，吩咐道：我与尔母亲要同嫂嫂到嘉桂山一走，今将家务交付与尔，早晚须小心看管，以则攻书，毋荒毋嬉。”（第十九回，791页）

以上是程乡县（今梅县）的情况，在惠州，也有类似情形。例如梅花村张太公家，有两个儿子，“长志龙，自幼在广西桂林府生理，次飞龙，从中离薛先生读书于绎山”（第二回，66页）。①薛中离（名恺）是王阳明高足，在粤东传播阳明心学，有大名。他在嘉靖年间去世，本书人物活动于万历年间，就此而论，张飞龙不可能从中离先生读书，小说家言，意在反映当时粤东很多客家学子服膺心学，锐意攻读诗书而已。这张飞龙日后选为国学生，进士及第，官至太常寺正卿。（第二十八回，1129页，1137页）。自然，他们所在的梅花村，也是个耕读弦诵之村。

而在城市，诗书弦诵之风更盛。如惠州府城，名胜西湖在乡绅名流的倡导下，结成诗社，考校后进，文风盛极一时。书中描写道：

且表西湖，在惠城之右，槎溪廉泉二水，汇而为湖，回环二十余里。中有漱玉滩、点翠洲、明月湾许多名胜……明初缙绅先生，于首夏清和之时，各携酒盒，丛集游宴。陈主事皇瑞慕南园五子②南园坐落于广州城文明门之南,今文德路，是元代广州城内的一座著名园林，明洪武（1368—1398年）初，孙贲、王佐、黄哲、李德、赵介等五人在这里创办南园诗社，南园因而出名，人称“南园前五子”也称“南园前五先生”。“南园五先生”倡导捍卫诗骚传统，高扬汉魏遗风，“开有明岭南风雅之先”（屈大均：《广东新语宫语》），与“吴中四杰"（高启、杨基、张羽、徐贲）等的诗歌实践，汇成了一股强劲的“南音”，蜚声海内。之风，于丰湖（即西湖）栖禅山寺倡为诗社。其后考者日盛，凡得批首，必登高科。故凡有抱负者，莫不以为新鉶之试。（第三回，76－77页）

可见，这诗社明初已有，不但是士绅展示文采风流之处，也是年轻后学接受磨炼淬砺作为科举练兵之所，故长盛不衰，反映并促进了惠州乃至粤东各地客家人浓厚的崇文风气。书中描述，是年诗社由名举人乡贤叶春及主持，主人公黄琼在岳父陪同下，参加了本年诗社的考试，一举夺得批首荣誉。正反映了当年程乡县文风为粤东各地之冠的事实。黄琼初识梅花村张太公，张太公向他倾吐本地饱受匪患想移居程乡的愿望，说道：“近日磜头诸贼，到处残虐，而龙（门）博（罗）归善为甚。若苦恋桑梓，势难瓦全。老夫久欲移徙别处，避其凶害，但苦不得一武陵源耳。今闻贵县（程乡县），乃声明文物之区，程处士（程旻）之遗风犹在，曾公芳之政化未泯。方之敝处，真是个洞天福地。”（第二回，67页）此话比非虚言。实际上，在本书问世的嘉庆年间，程乡县早已脱离潮州，改为梅县，合兴宁、长乐（今五华）、镇平（今蕉岭）、平远四县，共五县，升格为嘉应直隶州。而升州的重要原因，即是程乡县人丁殷庶，文风极盛。雍正十年（1732），总督鄂尔泰改设州治奏疏称：“程乡一县，蒙圣朝德教覃敷，文风极盛，每科乡会中式，通省各产，罕出其右……”①光绪《嘉应州志》卷1，《中国地方志集成》广东府县志辑20，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第7页。光绪《嘉应州志》论及该州风俗也说：“士喜读书，多舌耕，虽困穷，至老不肯辍业。近年，应童子试者至万有余人。前制府请改设州治，疏称‘文风极盛’，盖其验也。”②光绪《嘉应州志》卷1，《舆地部》，“风俗”，第44页。

惠州府文风虽然略逊于嘉应州，但较之其他地区，也不遑多让。西湖诗社长盛不衰是其一证，南宋时在西湖创建的丰湖书院，是又一重要表证。清代嘉庆五年（1800），汀州客家人伊秉绶出任惠州知府，重视文教，大规模修建丰湖书院，聘名士嘉应州客家人宋湘为山长。于是古老的书院进入一个新的鼎盛时期，自此“士之读书奋起，以得科名者，不乏其人。而远近亲朋，相与扁舟湖上，一唱一酬，篇什流传，颇极一时之盛。”③王煐：《丰湖书院记》，见王煐原著、宋健整理：《王南村集·王煐文存》，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419页。丰湖书院也因而成为广东四大著名书院之一。其后不久，和平县客家人徐旭曾出任丰湖书院山长，与弟子们讲学之余，探讨客家问题，写下著名的《丰湖杂记》，阐述客家源流，被誉为客家人族群意识觉醒的宣言。由此可见，至清代中叶，崇文重教之风在整个粤东客家地区劲吹，从东北隅的嘉应州，中经河源，直至西南端的惠州，粤东客家人的崇文风气越来越盛。

二、家财缠万贯，终逊翰墨香

由于粤东客家人普遍崇文，明清时就形成了虽有家财万贯，若是不懂文墨，终究矮人一截的社会心理。《岭南逸史》为此提供了两个典型事例。

其一，“丰湖之侧，有个富户名唤做何肖，白手鑚积得几万两银子，买了许多田园、屋宇，自觉得也是个豪杰。只是目不识丁，全不晓得飞觞醉月分韵题诗的乐趣，见了名公巨卿高人逸士，也未免减色起来。后来生下一个儿子，名唤做足像，年至七八岁时，便延了个先生，名唤做饶有，来教他读书。思量与他增增气。”无奈何足像很不成器，见了书本就要打瞌睡，先生又是个没天理的无赖，只图何家多金，专门教唆足像学坏，引诱他到了十四五岁尚认不出一个人字，还骗何肖说他儿子如何如何高才。叶春及主持西湖诗社时，饶有带了何足像应考，何肖满以为儿子能考个批首，结果却考了个末名，受了吃洗脚水之辱。何肖当场就闹将起来。后来请自家一位当秀才的亲戚评阅儿子平日做的文章及此次在书院应考的诗稿，才晓得儿子所做都是先生帮他抄的，连先生圈阅的评语也是抄的。“何肖闻言，跌足懊悔道，原来我的目瞎，却被这狗才骗了。午饭也不肯吃，苦苦辞了回来，一到家中，气愤愤的，着人到书房唤儿子进来，一脚踢在地下，提起个板凳儿劈头便打将下去。”如此闹腾，气得一佛出世，二佛趋生。气了两三日，竟自昏厥而死。（第三回，77－99页）

其二，肇庆有个武举人钱子干，“家中有十余万家赀，极肯救济贫人，交结豪杰，又学得一身武艺，百十人近他不得，真是当今一个豪杰”（第十一回，448页）。有一次，因书中主人公黄琼被冤下狱，天马山寨为了搭救黄琼，起兵攻打肇庆，寨主梅英及其姐梅映雪化妆成凤阳府打花鼓的，先混进肇庆城内，意在找个据点做内应。因唱得好，被钱子干得知，请到家中打花鼓。梅英唱起花鼓词道：“凤阳来，看尽几多王孙贵客，半是庸才。那有得如相公，风流气概，倜傥情怀。怜芳也，踏雪寻梅。合归来，不是牙牌，就是诗牌。”钱子干“听见梅英奖誉他风流，奖誉他倜傥，也还是个本分的事，末后听见奖誉他一个诗字，不觉笑逐眉开，喜得了不得。原来钱子干虽倚着银子，买了个秀才，肚子里却无一物，那做诗作文的事，全然不通。从来不通的人，偏要装做通的模样，去骗那村牛瞎子，图他说句斯文中称誉。偏是那村牛瞎子，遇着个富贵人儿，就如遇了神仙一般，……故遇着了子干，不是说他功名显达，就是说他田连阡陌，总无人说他一句文人诗伯的。子干又不好嘱托得人不要说他是个财翁，要说他是个才子。只在人前或买部书儿，或买管笔儿，隐示他是个文人墨客的意思。无奈那村牛，耳窟里眼眶里心坎里都是富贵两字，塞得没缝儿。子干买部书儿，也只道他银子丰熟，买管笔儿，也说他钱财广用，气得个子干叫苦不过。……近日听见梅英誉他不失牙牌，就是诗牌，半生哑谜，被他一屁弹着，哪得不喜？忙跳起身来，执着梅英的手道：兄真钱子干之知己也！（第十二回，493－499页）

这两个事例，说的是一个道理，就是在当时客家人的心目中，“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思想是根深蒂固的。如果不读书，不通文墨，纵使你再有钱，再富贵，也只是土老财，在读书人面前（所谓高人逸士）抬不起头。何肖因儿子的不读书、不争气气愤至死，钱子干千方百计让人奖誉他斯文，都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观念使然。虽然，书中的钱子干是肇庆人，不是粤东客家人，但这个人物的形象是作者根据自己的生活体验塑造出来的。作者是梅县客家人，因此，上述两个人物的思想言行，都是在粤东客家人普遍崇文的社会历史背景下才可能产生的。换句话说，这两个人物突出地折射出明清粤东客家人的崇文风气。

三、千金娴诗书，婢女亦风雅

粤东客家文风之盛，还有一个重要侧面，那就是不少女子知书识字，甚至娴熟诗书。《岭南逸史》中主人公黄琼结交的几位女子，就多是这等人物。第一位张贵儿，是惠州梅花村客家人张太公之女，黄琼与她一见钟情，聘为妻子。这张贵儿温柔敦厚，诗书俱佳。先看她的诗才，第十八回写她遭乱与父母失散，不得已投奔到未过门的夫家，日夜思念父母与丈夫，半夜伏枕流涕，“悲痛到无可如何，辄寄诸吟咏，以写其悲愤。所作皆悲酸殆绝，如猿吟鹤唳，不堪入耳。”诗作如：“角枕宵长梦不成，羞翻旧史说缇萦。身经病后哀歌短，家为亡来骨肉轻。孤月透帘寒有影，悲风到地壮无声。恨深入骨殊难报，血泪潜潜暗自倾。”另一首为：“顾复恩多思不禁，暗垂珠泪昼沉沉。睡惊燕语频移枕，病起蛛丝半在琴。雨径乱花埋宿艳，月轩修竹转凉阴。不堪读罢缇萦疏，愁绝妆台擁鼻吟。”此诗用典贴切，辞藻华美，情谊真挚，作者借张太公的口评论道：“字画端楷秀美，如时花美女”，“可谓才德并茂矣”。（788页）而在书中，这还只是她的牛刀小试，其后她被掳入磜头贼蓝能军中，处变不惊，以雄辩和奇谋为蓝能所重，结识蓝能义女谢金莲，两人合谋倾覆了蓝能贼巢，真算得上巾帼丈夫。张贵儿与谢金莲在闺中多有诗歌酬答，呈现出温柔蕴藉的另一番风貌。全书结尾，写黄琼功成身退携妻妾归隐东安，应长耳山石禅师之请，为长耳山名胜题诗，张贵儿、李小鬟、梅映雪、谢金莲各有应景之作，其中张贵儿题了三首，完成了张贵儿知书识理的女性形象。

第二位李小鬟，是嘉桂山猺王之女，为书中主人公黄琼二房夫人。在书中，李小鬟虽生在猺山，却是汉大夫陆贾转世，“（猺王李刚）一日在山寨里醉卧，梦见一人锦衣花帽，极其美丽，向前揖道：下官汉陆大夫，特托麾下，乞大王好生抚视。言毕直进内堂去了。李刚惊醒转来，正思疑间，忽报夫人分娩了。李刚大喜道：原来梦应在此。”（第四回，111页）这一陆贾托生的神话，曲折反映出李刚山寨中接触并受到汉文化的影响。在这样的氛围中，李小鬟自幼受到很好的汉文化教育：“李刚（对她）极其爱惜，字其名为小鬟。因她喜欢读书，着几个了得的头目往东莞等处掳取有名的女师来教训他。到了八九岁，凡弹琴赋诗之事，无不通晓。”（112－113页）所通晓的不仅是弹琴赋诗之事，也通晓儒家礼教，故李刚死后，李小鬟认为“父母之恩，昊天罔极，三年之丧，在所必尽”（122页）；后来李小鬟被立为寨主，她升帐对众将道：“奴本闺中弱质，蒙诸将拥戴为王，自今以后，仍称奴为公主可也，不必妄加大王等号。尔等亦宜悉依汉人称呼，不可仍称精夫等丑名。”（126－127页）自此练兵屯田，开垦凿渠，过了几年，便主动效法洗夫人称臣陈、隋故事，奉表归附明朝。（130－134页）这样一位知书识理的瑶家公主，才情德貌，迥异庸流，书中略有如下几证：一、第五回，写猺王府大厅堂前一匾，效黎瑶石隶书顺正堂三字，是李小鬟手笔；（184页）二、第七回，写黄琼到德庆探寻姑母，多时不回，李小鬟思念难禁，凄然欲泣，写诗抒怀，其诗曰：“寂寂庭前草，啾啾户外鸣。伊人怀不见，月影转花阴”；第十五回，写李小鬟思念黄逢玉，梦中闻笛声，凄然惊醒，走至案前，见有花笺一幅，提起笔来写诗一首道：“读罢云笺泪满襟，恹恹多病怯孤吟。无端又被飞来笛，吹碎中情暗不禁。”此后又倚着侍女春花秋月吹笛唱歌的格调，写出歌词一百首。（略见本文引言所引）如此才情，岂不是难有其匹？三、如前所述，黄琼率妻妾为长耳山名胜题诗，李小鬟亦有三首诗作。可见在文化素养方面，李小鬟比起读书识字的汉人大家闺秀，毫不逊色。

第三位梅映雪，是粤西天马山瑶族寨主梅英之姐，这位猺女本不识字，但自从作了黄琼第三房夫人，与张贵儿、李小鬟、谢金莲等在一起，很快也学会读书识字，粗通文墨，略能写诗。他们众人为长耳山题诗时，她也写了两首，这不能不说是这一文化家庭影响巨大之故。

第四位谢金莲，出自义合的大族谢氏，这里义合指的是义合墟，在河源县东北60里东江右岸，道通龙川县。其祖谢尚，父谢山，一门二十六口，惨遭蓝能屠杀，其母年少有色，被掳至山寨，纳之为室，金莲随母留在山寨，是位落难的客家大族女子。受母亲的教养，金莲年长，“颇知书史”，且有计谋，起初与被掳入山的张贵儿以诗歌互通款曲，所作诗歌极有情致（第二十一回），最后亦为长耳山名胜题诗三首，已如前述。

在作者的笔下，不但千金小姐知书识理，连不少婢女也颇为文雅风流。先看梅映雪的婢女。黄逢玉被羁留在天马山，梅映雪邀宴，黄逢玉思念张贵儿和李公主，意殊索漠，有个侍女叫玉箫，性最聪慧，善解人意，见他两个饮得冷淡，便走上前来凑趣，敲动牙板，莺啼燕咤的唱出一只歌来道：

妹相思，不作风流到几时？只见风吹花落地，哪见风吹花上枝？（361页）

接着一连唱了好几支歌儿，如：

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君不知兮妾心苦，妾心苦兮向谁诉？（364页）

黄蜂细小螫人痛，油麻细小炒仁香。敢好娘儿郎不爱，郎心敢是铁心肠？”（365页）

似这样的婢女，若不是有点文化，如何有此风雅和情趣？天马山梅家的婢女如此，嘉桂山李家的婢女也不逊色。李小鬟有两位侍女，分别叫春花、秋月，才艺俱不俗。第十五回写李小鬟得到黄逢玉假死讯而悲伤不已，她们两人“因见公主终日悲啼，着实不安，方才见公主睡去，两个轻轻出来，走到轩前碧桃花下散闷。见轩中挂着一枝玉笛，春花取下来道：妹妹，唱几只歌子来，待奴吹起玉笛，倚歌一和，少解愁烦如何？秋月道：极好。两个遂在那里轻吹低唱，唱那短调蹋歌。（608－609页）足见这两位侍女风雅情致不在玉箫之下。

书中着力描写的这些女性，就四位千金来说，两位粤东客家千金是继承了耕读传家的家族传统，瑶族公主李小鬟是因为所处族群汉化较深之故，其所接受的汉文化应该主要是客家文化，至于出自生猺的梅映雪，则是受上述三位知书识理儒雅女子的影响，才读书识字粗通文墨的。显然，这几位知书女性的出现，主要是粤东客家人的崇文风气影响所致。那几位侍女，书中未明言其族群属性，但她们所唱的山歌或短调蹋歌，却基本上是客家山歌，如玉箫所唱“妹相思”、“黄蜂嬉笑螫人痛”等首，李小鬟倚曲填写的“岁晚天寒郎不回”、“柚子批皮瓤有心”等首，都具有明显的客家山歌风格。可见这组人物，也是作者以自己所熟悉的粤东客家人为蓝本塑造出来的，她们的风雅和情致，同样折射出粤东客家人普遍崇文的社会背景。

或许有人会问：本书是文学作品，书中人物都出自作者的虚构，小说家言，岂可等同于真实的社会史料？我们说，小说是虚构的，但作者并不是凭空虚构，其虚构的人物和情节都建立在作者真实的生活经验上，塑造上述知书识理、风雅有情趣女性的生活经验就是当时粤东客家浓厚的崇文风气。在这样浓厚的崇文风气背景下，知书识理娴于诗词歌赋的女性不乏其人，如岭东著名女诗人大埔范荑香、著名女子教育家梅县叶璧华即其佼佼者。所以上述张、李、梅、谢及玉箫、春花、秋月等奇女子容或未必实有，但类似的人、类似的事在明清时期特别是清代的粤东客家社会却是必有的。以此之故，我们说这类奇女子的通晓书史、娴于歌诗确实是粤东客家人崇文重教的产物。反过来，她们的事迹又使我们加深了对粤东客家人崇文风气的认识。

四、古迹巧安排，凸显崇文心

客家人崇文，与之相关联的是好古。《岭南逸史》写到古迹之处不少，而关于秦岭、蓝关及当地韩文公庙的描述最耐人寻味。

书中第十九回写张贵儿搭救父母心切，由翁姑伴随，到嘉桂山求李小鬟发兵，从松江（流经今梅县松口的松源河）雇船长行，经过长沙（今梅州市区），赶至青溪起岸，到了崎岭（今五华县西北隅），因附近一带山贼为瑶兵所破，遇到许多刚刚从贼巢被释放出来的难民，张贵儿猜想父母已遇害，抚膺大恸。于是“思斋（即张太公）道：我儿勿悲，这里有座文公庙，极其灵应。……思斋拾珓在手道：文公是个正直神人，必无戏耍人处。我儿起来，待为父代尔一掷。思斋告道：闻公诚感鳄鱼，义折庭凑。生时如此正直，死后自然神明。……”（798－799页）

接下来又写贵儿在庙中题诗一首，“题完复写绝句一首道：女拏未死亲先失，秦岭重来岁已移。闻道贼平心转恨，不曾鞭得盗魁尸。”（801页）

“话说贵儿翁媳别了庙祝，离了蓝关，逶迤来到老龙，雇船前进，已至龙川。”（第二十回，810页）

从以上内容可知，这里的文公就是韩文公，“诚感鳄鱼，义折庭凑”都是韩愈的事迹。而这韩文公庙的附近有一座山称为秦岭，有一座关称为蓝关，地点距离五华（当时称为长乐）的崎岭及龙川的老龙（今称老隆镇）很近。为什么在龙川的蓝关会建这么一所韩文公庙呢？

原来，唐元和十三年，韩愈因上表谏迎佛骨，被贬为潮州刺史，左迁途中写了一首《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诗云：“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历来解韩诗者都认为诗中的秦岭、蓝关就是陕西的秦岭和蓝田关，但最迟在本书成书的清代中叶，惠州人士已经把韩愈左迁潮州途径的秦岭、蓝关定在龙川县境了。据今人报道，龙川蓝关在今龙川县境内205国道上，登云镇与五华崎岭镇交界处，20世纪30年代，这一蓝关韩公祠堂内还供有韩愈塑像，挂有“雪拥蓝关”匾额，祠门写着对联：文光腾北斗，庙貌壮蓝关。祠内半壁有韩湘子吹横箫腾云驾雾而来的形象。与蓝关对峙的秦岭建有数座茶亭。①见《河源日报》田红秀文《蓝关韩愈旧址——五大依据试论证“左迁”“龙川蓝关说”》，2008.7.19。显然，这里韩愈塑像、“雪拥蓝关”匾额、韩湘子吹箫图、秦岭茶亭等等，都成为坐实韩愈贬潮途径此地并作诗示侄孙韩湘子的古迹。

其实，说韩愈左迁诗写的秦岭和蓝关在龙川，多有杆格难通之处。案韩愈被贬启程赴潮州在元和十四年农历正月十四日，三月二十五日到达潮州。一般认为其赴潮路线是从湘南入粤北，沿北江先到广州，再循东江水陆兼程至潮州。②韩愈：《潮州刺史谢上表》，见《全唐文》卷548。案此表云：“臣所领州在广府极东界上，去广府虽云才二千里，然往来动皆经月。过海口，下恶水，涛泷壮猛，难计程期。”可见其先到广州，再下东江、梅江（当时称为恶水）至潮州是言之有据的，而当时从广州来往潮州要一个月或一个多月，则从龙川到潮州大概10天左右，由此推知其到达潮州大约在农历三月中旬。照此路线，他从广州沿东江赴潮州是要先途径龙川、五华等县的，但到达龙川蓝关时应是在农历三月中旬了。唐代气温比今天温暖，③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认为，“中国气候在第七世纪的中期变得和暖……从八世纪初到九世纪中期，长安可种柑桔并能结果实”，也就是说八九世纪是中国历史上的高温期。（见《考古学报》1972年1期）又据李平日《韩江三角洲》（北京：海洋出版社，1987.1）里面的资料，隋唐时代，广东是处在温暖期，比今天的气候还要暖湿。农历三月中旬下雪殆无可能，把左迁诗定在龙川，“雪拥蓝关”一句就无法解释。更重要的是，说韩愈左迁诗写的秦岭和蓝关在龙川，在明代以前不见于任何文献记载，如宋人王象之的《舆地纪胜》，卷99“惠州”，在“风俗形胜”“景物”“古迹”诸门，皆无“秦岭”“蓝关”的踪迹，但“景物”门却有“六如亭”条，乃苏东坡纪念其亡妾朝云所建；“古迹”门又有“东坡故居”“唐子西故居”“陈侍讲故居”等条。朝云、唐子西、陈侍讲等人的名声根本无法与韩愈相比，而上述诸人遗迹都有记载，秦岭、蓝关、韩愈庙独无记载，足见直至南宋，韩愈经龙川秦岭、蓝关并写出示侄孙湘诗句的传说尚未出现，其说完全是明代以后好事者附庸风雅编出来的。

换句话说，龙川蓝关、秦岭及文公庙等有关韩愈的古迹，乃是明清时期好事者编造的假古迹。古迹而有假，是否与该地崇文风气大盛的说法互相矛盾？细一琢磨，这种假造古迹的行径，不但与当地崇文风气大盛不矛盾，恰恰折射出其地崇文尚古的社会文化心理。盖岭南各地，古昔本属蛮夷化外之地，后来随着开发程度的提高及中原文化传播的加深，地方社会透过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地方精英附庸风雅，逐渐完成了本地去蛮夷化而努力与中原文化挂钩的文化建构过程，这个过程必不可少的内容是假托姓氏都来自中原，风俗都与中原名人的过化相关，而山川必定留下许多中原名人的遗迹。这些遗迹倘若是真的最好，若无真的，也要通过附会造出假古迹。风俗也一样，例如粤东妇女本有梳高髻戴凉笠的习俗，这种习俗在宋代士大夫看来叫做“敞衣青盖”，是“弊俗未淳”的表现，但至明清时期，却变成文公过化留下的美俗，在潮州说是朱文公（朱熹）过化，叫文公兜，在惠州说是苏文公（苏轼）过化，叫做苏公帕①参见吴榕青：《粤东闽南“文公帕（兜）”之历史考察》，载《民俗研究》2005年第2期。。在当地精英看来，有了此类古迹和美俗，粤东就脱去了蛮夷的帽子，成为与中原文化无别的“海滨邹鲁”之地了。久而久之，这样的观念会逐渐成为当地社会的共识。

因此说，龙川县秦岭、蓝关及韩文公庙等与韩愈相关的假古迹的出现，恰恰凸显了明清时期该地崇文风气的兴盛，不过这种风气不是自古为然，而是明清时期逐步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