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忠严，周晓丽

（1，2.山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太原， 030031）

19世纪以来，生态文明就成为文明建设中的重要一环，不仅关系着人民的生活，也是实现现代社会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必然，“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生态环境变化直接影响文明兴衰演替。”①黄守宏：《生态文明建设是关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人民日报》2021年12月14日，第9版。在现代化的生态建设中，公园景观因其公共性而与群众生活关系密切，其中寄托着他们的生活诉求和价值情感。但在实际的景观建设中，不乏充斥现代文明而缺少地方文化的单一性景观，也因此丧失了部分地方认同和社会吸引力，尤其是市县一级的城市景观，更需要传统文化和地方符号的加持才能有足够的拉力作用。世泰湖，先秦史籍记载中“十薮”之一的“昭馀祁薮”的湿地遗存，在恢复水域生态、建设湿地公园的同时，融入了大禹“打开灵石口，空出晋阳湖”的传说和当地的武则天传说，将景观建设与传说资源两者相耦合，打造成兼具自然生态与文化生态的特色水域景观，丰富了文水的旅游资源，与交城、汾阳、祁县、平遥等一道组成了太原一小时经济圈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传说资源为载体的景观设计案例在我国十分丰富，相关的研究成果也不胜枚举，以“大禹”和“景观”为关键词的论文在知网中就有150篇。张多的《灾害的神话表征——“大禹治水“的景观分布及减灾表述》一文就罗列了国内主要的大禹祠庙及其附属风物。②张多：《灾害的神话表征——“大禹治水”的景观分布及减灾表述》，《民俗研究》2018年第6期。在景观建设与文化的耦合研究方面，有殷子和张炼③殷子，张炼：《场所精神在城市公共艺术创作中的体现——以武汉江滩“大禹神话园”为例》，《美术研究》2021年第4期。以武汉江滩“大禹神话园”为例分析的“场所精神”在城市公共艺术中的表达和呈现。由于景观设计中具有多元的文化内涵，涉及神话传说、民间信仰、气候生态等文化要素，故与景观建设相耦合的元素十分丰富，有袁珂等人景观建设与胡公信仰的耦合研究、④袁珂，王声菲，陈楚文：《永康方岩风景名胜区文化景观与胡公信仰耦合发展研究》，《中国园林》2020年第4期。李哲对地域景观与文化传承之间关系的探讨，①李哲：《风景园林规划中地域景观与文化传统的耦合关系探讨》，《南方农业》2017年第29期。但以上均是从风景园林规划的角度出发，缺乏民俗学的视角。相较于大禹神话景观，与武则天相关的景观设计研究则很少，在此不多赘述。基于上述情况，本文主要从民俗学角度，研究世泰湖湿地公园中的人文景观与传说资源的耦合，涉及与湿地遗存相关的大禹治水神话，以及当地的武则天传说，并挖掘其在地化表达背后的地方文化记忆。

一、世泰湖：“昭馀祁薮”的湿地遗存

（一）先秦史籍记载中的“昭馀祁薮”

世泰湖湿地公园位于文水县东部刘胡兰镇王家堡村东，紧邻汾河西畔的刘胡兰大桥，与之相距约一百米。这里是是大禹治水传说中“打开灵石口，空出晋阳湖”的“昭馀祁薮”湿地遗迹，号称“昭馀祁泽薮”。古籍记载昭余祁范围最广，是面积约二千平方公里的大型湖泊，为九薮之最。南至介休，北到清徐，东抵平遥、祁县，西达文水、汾阳，方园数百里。不少先秦史籍中都有“昭馀祁薮”记载，《周礼·职方》最早有记载：“河内曰冀州，其山镇曰霍太山；正北曰并州，其泽薮曰昭馀祁。”②郑玄注：《周礼》卷4《夏官司马·职方氏》，清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刻本。《尔雅·释地》将昭余祁列为全国十薮之一，“鲁有大野，晋有大陆，秦有杨陓，宋有孟诸，楚有云梦，吴越之间有具区，齐有海隅，燕有昭余祁，郑有圃田，周有焦护，十薮”。③郭璞注：《尔雅》卷中《释地第九》，明嘉靖四年（1525年）抄本。《淮南子·墬形训》中提到“昭馀”是九薮之一。《汉书·地理志》中记载“北曰并州，其山曰恒山，薮曰昭馀祁。”④班固：《汉书》卷8《地理志上》，明嘉靖十六年（1537年）刻本。《水经注·汾水》有“地理志曰：九泽在北，并州薮也。”⑤郦道元：《水经注》卷6《汾水》，明崇祯二年（1629年）刻本。又湖泊所在盆地是晋阳所在地，所以，后人冠以此地“古晋阳湖”之称。但随着岁月更迭，“昭馀祁”这个大湖泊也发生了沧桑巨变，数千年的开山挖矿和农耕渔猎等活动使得这里水位下降，面积越来越小，最终演变为古晋阳平川汾河流域遗存的“昭馀祁薮”湿地遗迹。

（二）生态改造后的世泰湖湿地景观

“昭馀祁薮”的湿地遗迹一直持续到19世纪初而无人问津，2000年汾河治理截弯取直，这里成为一片约1400余亩的汾河滩涂地。直到2004年成立了山西世泰湖开发管理中心，开始保护湿地、兴修水利、重建“昭馀祁薮”。2014年又成立了山西世泰湖天后岛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着力将世泰湖打造成为省级湿地公园的精品区、省内水利风景旅游区。2010年世泰湖省级湿地公园获批建设，成为山西省首批省级湿地公园。之后的十多年来，世泰湖着力引进社会资本进行景观打造，并且融入地方文化元素，建成为集养殖、垂钓、休闲、民俗体验、民间信仰、拓展训练和科普教育等为一体的湿地乐园。如今的世泰湖总占地面积1149.5亩，湖面633亩的水天宽阔，空气清新，其中湖心岛旁的禹王草堂和天后岛是世泰湖仅有的两处人文景观，融合了大禹治汾和武则天登岛的传奇，为当地人所津津乐道。除禹王草堂和天后岛外，民俗博物馆、水上乐园、动物园、采摘园、乡村大舞台等娱乐休闲项目吸引了一大批文水县及文水周边包括祁县、晋中等地的许多游客前来参观游玩。

二、禹王草堂：汾河水灾与大禹治水神话的耦合

禹王草堂是世泰湖重要的人文景观之一，位于湖心岛旁一处依水而建的小院中，树木繁茂。院子近门左手处是八个小木桩围绕中心大木桩形成的众星拱月形矮桌和矮凳。近门右手处是园林中常见的山水造景，旁边艺术展览馆挑起的屋檐与假山、湖水相辉映，使整个院子颇有古韵。临水处有一古朴的六角雅亭，此处就是禹王草堂，相传是远古时期大禹在此治水时休息和沐浴的地方。亭子三面有凭栏，可供游人倚栏休憩。门对面是一望无际的湖面，荷叶连连，水波潋滟。

（一）沐浴神话：大禹治水神话的重构

大禹草堂相传是大禹治水时沐浴和休憩的场所。舜帝曾派大禹在此处治理汾河，一日舜帝召见大禹汇报治水情况，但大禹尘垢满身，自觉不妥。因该地与汾河连通，水质清澈温润，温度适中，故他在即将出发奔赴都城前，决定先在此地沐浴，洗尽尘垢之后才前往都城向舜帝汇报治水进度。该沐浴传说提到大禹曾在此治水，恰好与该地流传的古语“打开灵石口，空出晋阳湖”的治水传说相应，因此大禹沐浴神话本质上仍是大禹治水神话，沐浴神话是大禹治汾神话在当地的重构。

大禹治汾是从晋中盆地（也称太原盆地）开始的。相传大禹治水前，晋中盆地一片汪洋，名晋阳湖。当时的晋阳湖水域北至阳曲，南至灵石，冬至太行和太岳，西至吕梁山。而太岳山是汾河流经的必经之地，《禹贡》记述禹治理冀州水时曾治理太原、岳阳（霍光山以南），“既修太原，至于岳阳……汾水所出即今山西省太原府东北四十里太原县是也，岳太岳山也，一名霍太山……”①芮日松：《禹贡今释》卷上，清道光八年（1828年）刻本。《水经注·汾水》也提到“汾水有东于彘水合水出东北太岳山，禹贡所谓岳阳也，即霍光山矣。”②郦道元：《水经注》卷6《汾水》，明崇祯二年（1629年）刻本。但太岳山附近河道蜿蜒曲折，每逢汾河水汛，水流到此地都要受阻，河水大涨，形成洪峰，湖水漫出侵袭附近村庄，造成水患。大禹便想将晋阳湖排空，让人们居住。但太岳山高山林立，他绞尽脑汁仍不知如何劈山开渠。有天大禹在晋阳湖勘察，于波涛中救了一老妇，并请她喝酒暖身。妇人喝完酒后随手弹出一块石子把酒坛打破，之后人消失不见。大禹惊疑时发现晋阳湖和酒坛的形状相像，受此启发他从霍山南部的灵石口突破，终于滔滔湖水倒流入海，空出今天的晋中盆地让人们耕作生活。

（二）汾河水灾：大禹治水传说折射的历史真实

汾河发源于忻州宁武管涔山，流经神池、宁武、静乐3县。中游流经世泰湖所处的晋中盆地，涉及太原市（娄烦、古交、万柏林、阳曲、尖草坪、杏花岭、迎泽、晋源、小店、清徐10县（区））、晋中市（祁县、平遥、灵石、介休4县）、吕梁市（文水、孝义2县）三市，下游流经临汾市（霍州、洪洞、尧都、襄汾、曲沃、侯马6县）、运城市（新绛、稷山、河津、万荣4县），共计6市29个县（市、区），此外还有沁河、桑干河、涑水河、三川河、昕水河、丹河、滹沱河、漳河、永定河、文峪河等支流，可见汾河在山西的支流众多，流域面积之广。又《吕氏春秋》记载：“昔上古龙门未开，吕梁未发，河出孟门，大溢逆行，无有丘陵沃衍，平原高阜，尽皆灭之。”③吕不韦撰，陆游评：《吕氏春秋》卷21《开春论·爱类》，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刻本。故该记载并非空穴来风，从地图上看，滹沱河、汾河、肖河、文峪河、乌马河等河流均汇入晋阳湖，夏秋季节，水源充足的晋阳湖水经常泛滥，严重威胁周围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在自然面前的“无能为力感”唤醒了远古时代先民的恐惧情绪，这种恐惧情绪又促使其改变自身的认知，用其他方式缓解或解除紧张，大禹治水的传说便在此环境和情绪背景下产生。

尽管传说具有传奇色彩，与历史真实有本质区别，但“传说仍有其属于历史之一面。不论传说如何荒唐无稽、难以置信……然而传说用事实与虚构结合而成，其形成之经过，却依然传出事实真相。”④白鸟库吉：《中国古传说之研究》，刘俊文主编，黄约瑟译：《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一卷《通论》，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2页。大禹治汾传说传达了汾河流域民众数千年来的水患灾害史与治水斗争史。

山西大的河流只有黄河和汾河两条，且两河之间有西部的吕梁山脉阻挡，而东部又有太行山脉阻挡，汾河难以向东、西向流动，只能由北至南纵向流动，在万荣县庙前村汇入黄河。另汾河流经之地以盆地为主，从源头出忻州后依次流经太原盆地、临汾盆地和运城盆地，地势低洼，因此汾河流域一旦暴雨、必然满溢，给沿线流域造成水患。历史上，汾河水溢对汾河上、中、下游各县市造成大大小小的洪涝灾害不计其数，以世泰湖所在的汾河中游为例，据不完全统计，自周朝到1840年有明确因暴雨和连阴雨导致“汾水溢”的大小灾害记载就有45起，1840年到2000年有22起。⑤该数据由笔者根据温克刚《中国气象灾害大典·山西卷》统计得出，可能存在部分误差。

北齐 天统三年（567）并州汾水溢。

元 大德十一年（1307）七月，晋宁路水。八月，文水、平遥、霍邑水，文水县汾水溢。

元 至正十九年（1359）夏四月，汾阳汾水暴涨。

元 至正二十六年（1366）秋七月辛巳，汾州介休县汾水溢。

明 宣德七年（1432）六月，太原河、汾并溢，伤稼。①温克刚：《中国气象灾害大典·山西卷》，北京：气象出版社，2005年，第453-459页。

以上记载中只提到汾河水涨、溢，对于其造成的灾害只用“伤稼”二字带过，鲜少提及更多细节。尽管如此，但从以上内容已能直观看出汾水四溢殃及汾河中游的太原、文水、平遥、汾阳、介休等地，此外还有孝义等地，汾河下游同样不可幸免。汾河水患殃及范围之广，在史籍记载中不仅有诸多体现，并且对大中型水灾细节的记述更加具体：

明 万历三十三年（1605）五月十五、十七、十九日，马邑大雨，禾苗皆没。五月二十三日，徐沟峪河水骤涨，将南关堤冲坍，水深丈余。夏，介休大雨，绵山水涨，夜半入迎翠门，民居被淹没。七月，孝义大雨，汾河溢入城，毁官民房舍无算。襄陵汾河泛涨，杀禾稼异常，一时滩地尽皆渗陷，中流忽奔忽浪涌起如峰，船坏溺死者殆百数。夏六月初一日辰时，汾州大雨如注，平地水涌三尺。少顷，孝河泛涨，两岸外各二里许高丈余，漂没四关，水自东门入城，塌毁官民房屋无算，伤人亦多。②温克刚：《中国气象灾害大典·山西卷》，北京：气象出版社，2005年，第468页。

清 乾隆三十三年（1768）七月，平遥淫潦连日，汾水大涨，夜冲决，沿河浸没数十村，南官地村为害尤烈，平地水深丈余，居人二百户屋宇尽坍，男女栖无所，妇女乘木板漂泊巨津中，号呼望救，而人争逃命，虽兄弟妻子不相保，月余水退。③温克刚：《中国气象灾害大典·山西卷》，北京：气象出版社，2005年，第478页。

综上，历史上汾河水患给其流域民众造成了深切的灾难，轻则破坏庄稼，农业收成减少，重则河道改道、毁田伤稼、毁坏官民屋舍，造成民众居无定所、流民四窜等社会问题，甚至伴随大风、鼠灾等灾害，带来饥荒、瘟疫等社会动乱，如：

元 至正十九年（1359）夏四月癸亥朔，汾水暴涨，五月河东等处蝗飞蔽天，人马不能行，所落沟堑尽平，民大饥……

明 弘治十四年（1501）六月，孝义大水。七月，太原汾水涨，高四丈许，滨河村落房屋及禾稼漂没殆尽，是岁大饥。

清 乾隆三十二年（1767）七月，平遥淫潦连日，汾水大涨，夜冲决，沿河浸没数十村，南官地村为害尤烈，平地水深丈余，居人二百户屋宇尽坍，男女栖无所，妇女乘木板漂泊巨津中，号呼望救，而人争逃命，虽兄弟妻子不相保，月余水退。介休汾河水乱流改道，先由平遥官地村人县境，后改道由卢村人县境。

清 光绪五年（1879）八月，文水汾水西溢，与文峪河流决堤，伤秋稼禾，后鼠为灾。

1949年 秋，文水大雨，汾河、文峪河水溢，61个村被淹，兼大风袭击，有三万亩农田受灾。④温克刚：《中国气象灾害大典·山西卷》，北京：气象出版社，2005年，第458-504页。

以上内容仅是方志古籍中对汾河水患记述的一小部分，远非汾河水患全貌。民国二十一年（1933）八月，汾河决堤甚至造成“太原被淹，正太铁路冲毁”；⑤温克刚：《中国气象灾害大典·山西卷》，北京：气象出版社，2005年，第497页。民国三十一年（1942），“南同蒲铁路太原至侯马段二百余里被淹没”；⑥温克刚：《中国气象灾害大典·山西卷》，北京：气象出版社，2005年，第502页。1953年，汾河发洪使“南同蒲铁路冲断270米，公路损毁更为严重”。⑦温克刚：《中国气象灾害大典·山西卷》，北京：气象出版社，2005年，第507页。民国及建国后的汾河水灾在对古代城垣、居所、稼田等破坏的基础上，对公路、铁路等现代性交通等基础设施也造成强力破坏。汾河之大，在以农耕为主要生产方式和生计来源的山西平川地区，尤其有着重大的社会影响，牵一发而动全身，管中窥豹亦可知经年累月汾水水患给民众带来的深重灾难。

（三）禹王草堂：景观建设背后的治水实践

大禹传说本质上是洪水灾害传说，“洪水”是中国古代先民面临的十分普遍的灾难，也是危及人类生产和生活的几大天灾之一。然而“中华民族文化的演进历程可以说是一部以人生和心性为观照、以崇德向善为特征的伦理文化发展史，始终承载着持之以恒的向善基因。”①黄永林：《中国神话“元叙事”的“元背景”与中华文化“元基因”》，《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大禹传说之所以广为流传，不仅是大禹英雄式的治水功绩，更是因为“大禹”折射了官民一致与洪水斗争的抗争精神。面对灾害，人类从来不是逆来顺受的弱者，对灾害的反击不仅是与自然勇敢搏斗的过程，也是人类认识自然、发挥主观能动性改造自然的过程。

民众与汾河的斗争从来不是一个人孤立的英雄式实践，而是国民一体与自然的斗争。从大禹治水神话来看，大禹治水带有鲜明的政治性意味，首先体现在他是由作为国家首领的鲧派遣的，是国家任务。其次体现在治水目的上，鲧遣禹治水是为百姓基本生存，最终目的仍归于家国的稳定，所以大禹治水带有明显的国家意志。而从真实的治汾实践来看，水患期间的国家政策同样具有为施行仁政、民众解厄和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清光绪版《文水县志》中有“明嘉靖二十年辛丑六月，淫雨，文汾水溢，泯民田稼，诏免田租”②范启堃：《文水县志》卷1，清光绪九年（1883年）刻本。的记载，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夏五月，翼城洪水暴涨。以灾免平阳府所属州县税粮有差。”③温克刚：《中国气象灾害大典·山西卷》，北京：气象出版社，2005年，第463页。其中提到“诏免田租”和因水灾而出现平阳府各州县税粮的差异，是官方在税收上实行免税、减税等仁政行为的体现。另地方政府还号召社会力量进行赈济，“光绪四年七月大雨，有禾之处又被蝗虫食尽。山西巡抚奏请诏免本年税粮。知县杨恩溥、署知县范启堃劝富豪捐粟助赈。”④李培信：《文水县志》，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875页。不仅体现官方意志，更是重要的民众力量在灾难下的集中体现，是官民一致对抗灾难的实践。此外，1994年版《文水县志》中有“县城遭水患废。县令薛昌于元符年间（1098—1100）迁县址于现址”⑤李培信：《文水县志》，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869页。的大事记载，清康熙版《文水县志》印证了这一记载，“宋元符间，文水大水，古城沦圮无遗，遂议迁城于章多里即今县治。”⑥傅星：《文水县志》卷1，清康熙十二年（1673年）刻本。其中提到因水患而将文水县址迁移到章多里之南（今文水县北一公里），县域位置的改变是官方行为在政治上的体现。清光绪十八年（1892），“汾河水涨，冲毁堤堰，官府拨银二百两，整修太原兰村堤堰，长五华里。”⑦温克刚：《中国气象灾害大典·山西卷》，北京：气象出版社，2005年，第490页。地方政府减免赋税、拨款整修堤坝、做出县址迁移的决策等对策，均是汾水灾害背景下政府的政治决策，均反映官方意志。以上仅是单一地方政府在汾河水患背景下的政治行为，此外兼有多地合力解决水患的实践。清道光初年，“文水（文峪河）东移，北夺磁窑河道，清徐、交城之水，归入汾河者尽徙而入文水，山潦时冲突无常。决而东则灾及文水，决而南则滨湖（文湖附近）诸村尽成泽国。经三县合力挑浚文湖潴蓄水，水始畅行。”⑧李培信：《文水县志》，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874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治汾行为体现的更加明显，1995年9月8日，文水连降大雨，汾河二坝泄洪流量达300余立方米/秒，汾河沿岸的刘胡兰镇、南白乡、南齐乡的9个村遭水灾，淹没庄稼460公顷，其中绝收140公顷，毁坏耕地58.67公顷。在面临洪水造成的直接威胁时，人们发挥主动性思考解决之法，集中政府和民众的集体力量，疏通河道、筑堤防洪，深入一线整治汾河。1998年到2000年文水的治汾行动中，更是举国、民之力，融合了国家、吕梁、县乡财政投资和社会的经济、劳动力量，筹资共2092.618万元，⑨笔者根据94版《文水县志》中所载资料计算得来，详细数据为：国补1760.618万元，吕梁地区补助175万元，县政府筹资100万元，县、乡财政投资57万元。动用劳动力累计80万人次，共治理汾河31.5公里，占到吕梁地区治汾任务的75%。⑩文水县党史县志编纂委员会：《文水县志（1986—2002）》，北京：中华书局，第990页。正如2000年所立的《文水县汾河治理工程责任碑记》所记：

曰奉献，见四十万文水人民扬胡兰精神，解囊弃物，舍家顾国之举；

曰奋斗，吟举县上下，党政群团，干部百姓，风餐露宿，披星戴月，冒风沙，战严寒之歌；

曰警示，是远于明代后期史载“平地水深丈余”，“伤人伤稼、漂没田舍”。“溺死七千余人”；近以1996年汾河全流域洪灾，禾损田毁，人畜伤亡千余之鉴；

曰责任，一谓本届县委、政府有领一份薪应执一份事，为一任官应造一方福之悟，除害兴利，当应为之；二谓此次治汾，人财耗巨，百年大计，质量有误，千古唾弃！立碑存照，警钟常鸣之识。①文水县党史县志编纂委员会：《文水县志（1986—2002）》，中华书局，第1005页。

如今正在进行中的包括文水县段生态治理工程的汾河百公里中游示范区建设更是山西省级重点建设项目，集中了国家对生态治理和恢复的决心、山西省政府对汾河治理的决心以及民众对生态和谐、环境宜居的向往与努力。

世代生活在汾河流域的人们自古至今都以顽强的斗争精神一次次直面洪水向人类提出的挑战，无论是政府，还是普通民众，其在与洪水持续的抗争中，表现出来的不屈不挠、自强不息的顽强意志和斗争精神，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抗击自然灾害的共同智慧和团结精神，是国家和民众宝贵的精神财富，直至今天依然鼓舞着中国人民团结一致、奋勇向前。如今的世泰湖禹王草堂，不仅是人们纪念大禹治理水患、造福民生的场所，更承载着人们浓浓的乡愁，对未来美好生活的追求以及期盼世世代代国泰民安的愿景。

四、天后岛传奇：武则天与地方文化认同的耦合

天后岛是世泰湖湿地公园中的又一处人文景观，占地面积近50亩，三面环湖，四周遍布梨园、杏园，树木繁茂葱郁，空气湿润清新，环境幽然绝美，俨然成为坐落在湿地公园旁的“绿色城堡”。天后岛上最醒目也是唯一的人文景观就是乐园入口处的“华夏第一岛”——天后岛，与禹王草堂一样，天后岛同样有着一段传奇的故事，只是这段传奇的主角是从文水走出的一代女皇武则天。

（一）武则天在文水的文化遗存

文水是武则天的祖籍，这里有许多关于武则天的文化遗存。最广为人知的便是其家乡南徐村的武则天纪念馆，该馆位于文水县城北5公里处的南徐村北面，座北朝南，占地面积26000平方米。馆内有武则天汉白玉塑像和始建于唐代的则天圣母庙（现存结构为金代皇统五年重建），庙内有武则天政绩陈列、家族史料陈列，与武则天有关的名胜古迹的绘画、蜡像、照片等资料，以及有关则天庙维修的碑记和各种碑碣。

关于则天圣母庙的庙址也有一个传说，庙内清康熙四十六年（1707）的碑刻就记载了这个故事。

唐天宝十年（751），玄宗下诏让各地官府为历代帝王、忠臣、义士、节妇、烈女修盖庙宇。文水县令奉诏后，采纳民意，选定在南徐村东南盖一座“则天圣母神皇帝庙”，请来了一流的能工巧匠，打好了庙基，做好木架，即将祭祀上梁。不料，一夜大风，把砖、瓦、木架都刮到南徐村北头与中舍村东的交界之处。县令赶来察看，百思不解其故。正在纳闷之际，忽然一位鹤发童颜两目生光的老翁来到他面前，捻着白须问道：“你们修的是水母庙吗？”县令答曰：“是则天圣母庙。”老翁说：“神皇一朝天，修庙该占乾。”说毕飘然而去。县令恍然大悟，原来，那风吹落架的地方，正是南徐村的乾位。之后人人都说“风吹木架，指点方向，乃鲁班显灵，以助人望。”②李培信：《文水县志》，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722页。

如今的则天圣母庙就是在南徐村与中舍村的交界之处，这个传说也尤其在南徐、中舍、北徐等村流传，也正因为有此传说，即便则天圣母庙位于南徐和中舍交界之处，也不存在庙宇归属的争议，大家一致认同武则天祖籍是文水南徐。

（二）天后岛传奇及背后的文化认同

除则天纪念馆外，文水还有许多与武皇相关的文化遗存，世泰湖的天后岛便是其一。天后岛得名与武则天有关，也有一个传说在当地流传。

相传公元660年，天后武则天省亲返文水，闻境内汾河水域有岛如蓬莱仙境，禹王曾在此沐浴，欲登临亲睹。乡民禀曰：湖面冰层渐融，舟难施桨，人难涉脚。天后不悦，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何若区区小岛为难哀家，明日必登。是夜北风呼号，寒气骤临，冰封如磐。翌日天后踏冰游览，乘兴发问：此岛床谁？臣民山呼万岁，天后岛由此得名。盖敬颂其刚烈泼辣王者风范矣。①碑名《天后岛传奇》，现立于文水县王家堡村世泰湖天后岛入口处。

以上碑文讲的是天后岛名字的由来，当时武后回乡省亲想在此处登岛但条件不允，但是第二天却天寒地冻，武后如愿踏冰赏景，于是此处就被命名为“天后岛”。事实上，公元660年，即显庆五年，武后确实有出游日程，并北上回到了家乡徐村。1994年版《文水县志》中有“显庆五年，三十七岁。高宗与武后幸并州。三月午后宴请亲戚故旧邻里于朝堂，妇人于内殿，版赐有差”②李培信：《文水县志》，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728页。的记载，《资治通鉴》中有“显庆五年，甲子，上发东都；二月，辛巳至并州。三月，丙午，皇后宴亲戚故旧邻里于朝堂，妇人于内殿，版赐有差。诏：‘并州妇人年八十以上，绵版授郡君’”③司马光编著，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200《唐纪十六》，中华书局，1956年，第6319页。的记载，证实武后确实在公元660年回到并州南徐。而至于在归乡途中是否存在以上传说中提及的武后登岛故事就不得而知了，但“神话资源天然地意味着一种文化认同。”④孙正国：《激活认同：神话资源现代转化的关键路径》，《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天后岛距武则天的祖籍南徐村还有60里地，但此处却留下了武则天的踪迹，并且流传有武则天登岛的传说，显示了武则天在文水这一广泛地域范围内的强烈文化认同。这种认同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传说内容本身与世泰湖的连结，即与当地的大禹沐浴传说相结合；二是传说对象本身就体现着地方民众共同的文化选择和文化记忆；三是传说体现的价值归属和民族意识。

首先，从传说内容本身分析，武则天听闻此地仙如蓬莱，故想一睹为快，这是武则天对该地环境的认可。其次，关于武则天，尽管对其出生地的说法多有争议，但其父武士彟确为山西文水人，而且据中科院历史研究所所编《中国通史》研究结论，认为其于唐武德六年（623）出生于文水，从这点看，此地人杰地灵，这是对文水地域文化的广泛认同。最后，武则天这一地方文化名片不仅是文水人民共同的认识和历史记忆，也是文水之外国人对文水的首要认知，可以说一代女皇的记忆在国民认知中根深蒂固，甚至天后省亲也是中国的“家”文化在历史人物身上的真实反映。“神话资源有着典型的族群归属特征，本质上就是文化主体的价值属性问题。”⑤孙正国：《激活认同：神话资源现代转化的关键路径》，《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所以，武则天传说在世泰湖湿地公园的融入就是文化认同的直接反映。武则天这一文化要素的融入不仅体现着其在文水当地的文化认同，甚至体现着华夏民族的文化认同。在这个层次上讲，武则天可以看作是民族文化的象征，体现了统一的民族共同体意识。

（三）天后岛背后蕴含的“水治”文化

武则天这一历史人物背后同样蕴含有当地的“水治”文化，当地流传有不少武则天为民分忧、处理水纠纷的事迹传说。相传武则天在故里（南徐村）期间，得知县城以东两村因浇地打架，她亲临十二眼桥，对当地的用水做出了安排：龙泉以北五个村子北徐、宋家庄、樊家庄、开栅和南徐可随时用水，龙泉以南（包括龙泉）从上到下各村以地亩分配用水，从此各村用水秩序井然。在以农业为生存之本的社会，用水问题的解决，是她为当地老百姓所做的切切实实的帮助。此外，她在位期间提出的“劝农桑，轻徭役”的治国建议同样是关照农民的体现。而且武则天在文水当地被称为水母娘娘，尤其是南徐村及周边村民早已把武则天当作护佑百姓的地方神灵，每逢年节或家有要事、民有所求等都会到则天庙里叩拜圣母，烧香祈福。从武则天这一当地人物的传说和事迹中，可以发现她作为地方之神，在民众的心理层面和日常生活中支撑着民众的民间信仰，承担着与众神灵相似的信仰功能。

五、世泰湖人文景观与民族精神的连结

禹王草堂和天后岛作为世泰湖人文景观建设中的传说载体，沐浴传说和登岛传说只是传说最表层的表达，其深层内涵是勇于同水灾斗争的精神。大禹治洪造福国民，圣母治水以为乡民，尽管治水原因和地域范围不同：大禹所为因“水”剩而患，圣母所为因“水”稀缺，但二人本心同一，心系百姓，从本质上均治“水”有功，心有大爱，这也是中华民族传承延续中一以贯之的精神品质。其次，武则天作为一位女性之王征服自然天气的果断和决心，与治水之神大禹劈山开渠的毅力几近相似，都是民众面对水患灾害顽强斗争的内隐。

禹王草堂和天后岛景观在世泰湖的存在，不仅是地方民众生活的逻辑选择，更是民族精神在景观建设中的外化。“神话作为重要的文化资源，彰显出当代社会的人文需求和精神信仰需求的回归。”①夏楠：《规范·认同·升华：大禹治水神话的资源化与遗产化实践》，《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所以，世泰湖湿地公园中的人文景观建设是由民众普遍的文化传统取向决定的，不仅满足了当地民众的文化需求，还能对内加强地方民众的凝聚力和社会认同感，对外文化提升景观的吸引力。

文水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资源，这些资源以各种形式活跃在后世的文化记忆中，有一部分以隐性的传说文本体现出来，有一部分则以文化景观的形式展现出来，世泰湖湿地公园即为后者。其园内的大禹草堂和天后岛的景观建设融入了大禹治水神话和本土的武则天神话，是地方文化认同和选择的必然结果，也是民众人文需求的回归。在地方景观建设中加入地方标志性文化，不仅起到了为民众提供公共休闲娱乐空间的基本作用，也树立了区别于他者的地方名片，让民众在游玩的同时感受到文化的熏陶，既对地方内生出文化认同，又培育了民族的文化自信，对地方和国家文化的传承具有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