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巨富

（广州大学人文学院，广东 广州，510006）

19世纪以降，广州商业发展面临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态势。自鸦片战争发生后，广州公行制度废除，广州十三行势力逐渐式微，新式商业逐渐发展，华洋各商并立齐驱日渐明显。晚清整个社会由洋务向商务转换，广州地区也不例外，商务思想的萌发，促使官商出台了一系列重商保商举措。晚清广州七十二行的兴起，逐渐引领商业发展。通常政府依赖七十二行商，实践某些经济措施。学界对此领域关注不够，研究比较薄弱。本文拟从区位、商务、商业制度和行业结构等角度，探讨19世纪广州商业发展的原因。

一、区域地理条件

广州区域地理条件，是商业发展的“土壤”和赖以生存的“温床”，故有必要考察广州自然和人文地理情况。广州土地平坦，夷旷开阔，夏无盛暑，冬无霜雪，四季不明，树木常青，花开四时，多旱涝灾害，故气候以湿润为特征，故有“冬雨汗流”之谚语。秋冬早晨多雾，“春夏淫雨”，三伏不热，连阴转凉，按今天气候观测记录，仍可证实上述古代天气候的记述大致不错。①曾昭璇：《广州历史地理》，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6页。据《番禺县志》记载，岭南气候多变，粤地“少阴多阳”，都说“四时皆是夏，一雨便成秋”。②李福泰，修史澄，何若瑶纂：《番禺县志》卷六，同治十年刻本（1871年），1936年影印版，台北：成文出版社，第41页；梁鼎芬等修：《番禺县续志》，据1931年刻本影印，台北：成文出版社，1967年。对天气记载更为详细，太阳高度角，光照、雨量等许多参数详细记载。该谚语另见《思益堂日札》卷九，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王先谦等刻本，第114页。1887年《叻报》记载，广州天气争秋夺暑，炎热异常，寒暑增升至91度，居民感觉苦之迨至，直到24日微风细雨，天气晴朗。③《大风拔木》，《叻报》（新加坡，简称新，下文同）1887年10月1日。注：该处温度记载应为华氏温度。据《粤海关报告汇集》中记载，1881—1891年的广州天气情况，一般是3至6月为广州雨季，使人感到不适，此后数月干燥和较热，夏季有飓风或龙卷风，有时对沿海地区造成严重破坏，随后由闷热到冷爽的突变。9月份天气变化无常，10和11月份广州天气最好，干燥和晴朗且比较凉爽。①广州市志地方编纂委员会编：《近代广州口岸经济社会概况——粤海关报告汇集》，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885-886页。1946年记载称广州位居五岭之南，地近热带，前濒南海，气候得海洋调节，寒暑适中，雨量丰沛而均匀，夏不过热，冬不过寒，最冷月份正月，平均气温13.4℃，最热月8月份，平均气温28.3℃。②佚名：《广州之气候》，《广东建设研究》1946年第1卷第2期，第47页。1947年记载广州全年气温最低在1月，最高在7月，在中国天气变化较少之地，常年春夏多雨，常有飓风灾害，秋冬雨少，常用温度适中。③工商出版社编印：《广州工商年鉴》，广州：工商出版社编印，1947年，第8页。由此可知，广州地区气候宜人，特别适合人类居住。据《广州市志》记载，广州天气受季风环流控制，冬季处于极地大陆高压的东南，常吹偏北风，且恰在冷暖气团交绥地带，气象要素变化大。夏季受副热带高压及南海低压槽的影响，常吹偏南风。由于暖湿气流盛行，气候高温多雨，因而摆脱了回归干燥带及信风带的影响，表现出季风气候的特色。受低纬海洋湿润气流的调节，夏季不像长江流域一些盆地那样酷热。因此，广州南亚热带季风季候显著，日照充足，热量丰富，长夏无冬，雨量充沛，干湿季明显，四季树木常绿。但热带气候，暴雨、洪涝、干旱、寒潮和低温阴雨经常出现。④广州市志地方编纂委员会编：《广州市志》第2卷，广州：广州出版社，1998年，第42页。从古代至近代各种资料显示，广州天气属于亚热带气候，常年气温变化不大，气候宜人，也有利于农作物生长，总体而言较适合人类居住。

广州地理位置，东经113°7'，北纬23°8'，海平面27.5米，距离海平面205米。⑤《民国十五年来广州气候汇编》，广州：国立第一中山大学农科学院附设观测所印行，1936年，第6页。关于1911—1936年间广州气候资源可详见此书。广州土地肥沃，人口稠密，面积30万亩，连山北峙，距海东环，包山带海，险阻之地，地域绵邈，田壤肥沃，五岭以南，从衡阳经桂林而来曲江、泷、湟诸多水系，由北而南，由西而东，经过灵州，汇集珠江，三江之汇，水陆交通便利。⑥广州市社会局编：《新广州概览》，广州：广州市社会局，1941年，第1页。由于东、西、北江汇合于此而来，从水文看广州并非是三江总汇的地理位置。西江由马口峡直出磨刀门，北江由西南直出洪奇沥。东江由新塘直入狮子洋后，顺潮流入广州很方便的。北江第一条流入广州的支汊是白泥河，第二条广州水道是芦苞水，第三条是西南冲，第四条是佛山冲。⑦曾昭璇：《广州历史地理》，第429-431页。因此，广州地处岭南，濒临南海，毗邻港澳地区，可谓是地理位置优越。

广州水陆交通便利，内河航运和外洋航运便捷，陆路有公路和铁路交通。广州作为省城，全粤的中心，且握珠江的总汇，不失为交通要道，交通便利。水路有珠江、北江和东江，珠江水甚深，在沙面名白鹅潭，面积宽阔，可容数千吨船兵舰数十只，粤港澳常有客货轮往来，沿珠江而上肇庆和梧州均有轮船往来，东江亦有渡轮。铁路则有广九铁路，西有广三铁路，北有粤汉铁路。⑧参见黄信光：《广州交通浅说》，《商学月刊》1925年第39期，第46-47页。近代广州的地位更显重要，东西交通的要冲，沿江沿海航运发达，华南总汇，贯通湘、赣，溯东江而上可达黔、桂，沿海可达潮汕，更远通厦门、台湾和上海，南出海道，直达南洋马尼拉、巴达维亚、爪哇等地，西南至海防、西贡和曼谷，更可由新加坡以西通欧洲，因此湘、桂和闽均以广州为枢纽，所产之物均由此输出，西洋输入中国上述各省货物，多由广州中转。⑨《新广州概览》，序言。据粤海关十年报告统计，1881—1891年间，广州口岸本地航运业的规模相当大，最主要的是从事香港、澳门以及西海岸贸易的船舶。行驶香港的帆船平均载重为5000担，但数目不固定；它们装载大米、杂货和旅客来往于香港与广州之间，淡季出海捕鱼，定期航班每年可航行33航次。1891—1901年间，广州航运业增速较快，呈现兴旺发达的面貌，船舶类型各种各样，来往各地的船舶频次增多。面对轮船航运业的竞争，广州帆船业减少约50%，贸易发展需求增长20%，广州与邻近地方之间水上客运迅速发展。⑩广州市志地方编纂委员会编：《近代广州口岸经济社会概况——粤海关报告汇集》，第888、939-940页。

清代是广州城发展的新阶段。清初，广州城址再无更易，但城墙有所修葺。清代中期后，广州城区街道发展基本和今天相似。民国时期，随着社会发展，广州城市建置有较大发展，最大特点是改造旧城商和建设新城区：拆城墙扩大市区，筑造马路以利内外交通，高层建筑兴建和西式新村建立。①广州市志地方编纂委员会编：《广州市志》第2卷，第215、217、246页。清代广州城在经济上处于大发展时期，沿珠江西岸商业区成立，西关平原开发，直到清末珠江西岸的平原区，几乎尽数开辟。西关平原最早的商业聚落为十八甫商业，即沿西濠和大观河，兴起于明代商业街圩，计西濠金子湾西侧第一津开始，到老城第八甫，拆西至下西关廂为十一甫，再南折而西为十三甫、十四甫，至西濠，再南转而西为十八甫。沙面是西关南面珠江江岸的河滩地，清代中叶以后，成为广州最繁华地区之一。②曾昭璇：《广州历史地理》，第 378、381、402 页。

1912年，广州市属于南海和番禺县；1918年，广州市从南海和番禺县分离后独立为市，1929年广州成为特别市，直属于中央管辖；1930年广州市隶属广东省。③《广州年鉴》，出版地不详，1935年，第5-6页。广州历经清代的发展，逐渐走向繁荣发展，民国广州建制时有变动。

公元前214年，秦朝设南海郡，广州（当时称番禺）为郡治，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广东境内共约4.9万户，约26.5万人。随后几个世纪的北方战乱，岭南相对太平，迁入人口增多。唐天宝元年（742）广州都督府42235户，22.15万人。宋淳熙元年（1174），广州中都督府人口达25.6万。元时1290年，广州路户口计170216户，共1021296人。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人口上升到62.1万。明末清初，由于战乱影响，广州人口大损。顺治七年（1650），广州屠城，几十万人罹难。康熙五十年（1711），清朝推行“摊丁入亩”政策，下令“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从而促进了人口有效增长。清代前期广州府人口密度是每平方公里为306人，晚清由于战乱使人口急剧减少，至1910年人口仅有51.8万。1925年广州市人口76万，至1949年人口增至115万。④广州市志地方编纂委员会编：《广州市志》第2卷，第272页。关于晚清时期广州人口数量统计，学界有各种不同的观点，出入比较大。据粤海关统计，1882—1891年间，广州人口约160—180万人。1892—1901年间，粤海关统计广州人口统计180—240万。1902—1911年间，粤海关统计认为很难掌握广州确切人口，该时期大约150万。1912—1921年，粤海关统计广州人口约150万。⑤广州市志地方编纂委员会编：《近代广州口岸经济社会概况——粤海关报告汇集》，第877、926、965、1011页。1905年出版的广州地图记载省城居民约200万口（《粤省城地图》，1905年刻本）。清末1909年宪政期间，官方公布统计只有59万（东亚同文会编《支那省别全志·广东省》，第22页）。⑥这两者人口统计说法，均转引自贺跃夫：《晚清广州的社团及其近代变迁》，《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2期。据《国风报》记载，1910年广州人口250万人。⑦《东南铁道大计画》，《国风报》第1卷第19期，1910年8月15日。注，标题原文献为“画”，故未改动。美国学者爱德华·罗兹（Edward J.M.Rhoads）根据1965年广州人口300万和1921年人口78.8万，推断出19世纪末20世纪初广州人口约60万较为合理。⑧Edward J.M.Rhoads,Merchant Associations in Canton,1895-1911,in Mark Elvin&G.William Skinner,The Chinese City Between Two Worlds,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4，p97.粤省地图统计1905年广州人口数量约200万口，有些夸大之嫌。当时报刊统计都承认缺乏调查，因此，广州人口数量记载存在不同的说法。广州人口数量形成诸多不同学说，可能与统计的方式差异、流动人口的统计、隐匿人口统计、秘密会社人数等因素有关，不过可以肯定，清末广州人口数量至少达到60万。

关于民国时期广州人口的记载，据《广州市志》记载，1918年广州人口数量70.49万，1928年81.2万，1932年112.26万，1937年增至121.9万。⑨广州市志地方编纂委员会编：《广州市志》第2卷，第277页。1928年，《申报》指出广州人口数量为81万余人，同时评述民国时期广州人口统计时指出，“广州人口之数，诸说纷纭，向无确实之调查，可以凭据”。①《广州市之人口数》，《申报》1928年8月17日，第9版。1932年，《新广州概览》统计广州的人口数量115.2583万人。②《新广州概览》，第6页。1936年，《益世报》记载广州人口约121.6万。③《广州人口统计》，《益世报》（天津），1936年11月25日，第1张第3版。较之清末，民国广州人口各种记载，相对出入比较小，较为可信。

综上所述，广州地区气候适宜，交通便捷，由清至民国广州商业呈现逐渐繁荣的趋势，培育了有利于商业发展的因素，人口数量虽然统计口径不一，但一直处于增长的态势，这些都是商业发展不可或缺的因素。从自然和人文地理角度看，广州城十分有利于商业发展。

二、商业制度的历史考察

著名经济史学家诺思认为，技术变迁与制度变迁是社会与经济演进的基本核心，这两者呈现路线依赖的特征。④道格拉斯·C·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刘守英译，北京：三联出版社，1994年，第138页。诺思认为制度在社会中起着根本性的决定作用，是决定长期经济绩效的基本因素。⑤道格拉斯·C·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第143页。自秦汉到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广州对外贸易由汉代“海上丝绸之路”贯通东南亚各地。三国以后，广州成为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之一，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经魏晋、唐宋至明清，广东对外贸易开始由政府进行自主管理，对外管理机构及有关政策法规逐步走向完备。⑥广东省地方志编撰委员会编：《广东省志·对外贸易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页。唐朝在广州设立市舶司，专事管理外商及对外贸易，掌管海上往来的帆船贸易、接待蕃客和征税。由于唐朝采取亲善睦邻的外贸政策，鼓励和招揽海外商人前来贸易，因而诸国贡使、商贾络绎不绝，使广州巨额外汇收入“上足以备府库之用，下足以瞻江淮之求”。⑦广东省地方志编撰委员会编：《广东省志·对外贸易志》，第2页。宋开宝四年（971），政府设市舶司于广州。⑧胡巧利主编：《广东地方志与十三行资料辑要》，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页。同年，官政府委任“同知广州潘美、尹崇珂兼市舶使，通判谢处玼兼市舶判官。”⑨阮元修、陈昌济等纂：《广东通志》（道光）卷十四《职官志》，第273页。宋元丰三年（1080），正式修订了“广州市舶条法”，令全国各口岸城市市舶司执行。这是世界历史上最早的一部进出口贸易法规。北宋神宗熙宁九、十年（1076、1077）与元丰元年（1078），广州、明州、泉州3处口岸贸易乳香3.544万余斤，广州一港即占3.486万多斤，几乎全经广州进口。元延至元年（1314），朝廷重新颁布市舶则例二十二条，规定出海贸易的船只、人员及货物都必须经市舶司审核批准，并发给通行的公验和公凭，才能从事对外贸易。⑩胡巧利主编：《广东地方志与十三行——十三行资料辑要》，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页。市舶司是自唐、宋、元、明四个朝代都先后设置的、类似今天海关性质的机构，史称市舶司制度。它大致包括市舶司机构职责范围和各项事务的各项具体规章办法。明代的市舶司设在浙江、福建、广东等省。其中浙江、福建两市舶司常有罢革，只有广东市舶司相对固定和稳定，具有历史的整体性。11○○参见黄启臣主编：《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史》，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2003年，第419页。明朝以后朝贡贸易逐渐兴盛，12○○关于朝贡贸易概念，可详见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与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朱荫贵，欧阳菲译，虞和平校，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33-38页。朝贡贸易概念、形态与结构，剖析颇为精辟。可参见何伟亚：《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邓常春，刘明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朝贡体系即外族王公对天子实行进贡和行三跪九叩之礼。过去两千多年，由官僚机构和规章制度维系这套制度，这套机构和文字构成的复合体被称为“朝贡体系”。而费正清《朝贡贸易与中西关系》（1942）提出这套体系确定了中国对外关系的态度和实践，从中华文明早期直到19世纪中西相遇，一直如此。何著认为费正清的追随者普遍认同朝贡体系，并相信可以解释1839年后的中西对抗。但民间走私贸易仍在继续发展。由此可知，从秦汉到明朝，历朝均对广州外贸十分重视，自唐代以后历代均设立专门商业制度机构，管理对外贸易事务。这些制度发展的历史积淀，为清代实行广州一口通商埋下“伏笔”。

清以降广州商业制度建设及其演变：

第一阶段，清初沿袭明朝海禁政策。清初基本承袭了明末的贸易制度，对沿海人民出海经商，并无明文禁止，然后由于政治因素，于顺治十二年（1655）、三年（1656）和康熙元年（1662）、四年（1665）、十七年（1678）五次颁布禁海令，企图用行政命令的方式禁绝沿海渔民出海贸易。因为这一禁令执行的效果并不理想，于是清政府将禁海升格为更加残酷的“迁海”。顺治十八年（1661），康熙元年（1662）和三年（1664）三次下达迁海令。①参见黄启臣主编：《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史》，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2003年，第484页。1662年，“康熙壬寅奉有海禁之旨。”②潘尚楫修，邓士宪撰：《道光南海县志》，清同治八年（1869）刻本，第1498页。随即将“山东、浙江、闽广滨海居民尽迁于内地，设界防守，片板不许下水，粒货不许越疆，则海上食尽，鸟兽散矣。”③夏琳：《闽海纪要》，林大志校注，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58页。海禁维护了清朝的权威，却阻滞了广东对外贸易的发展，导致民间走私贸易猖獗。

第二阶段，清前期对外贸易制度探索期。由最初实行承袭明代海禁政策，尔后逐取消海禁，清廷开始逐渐探索对外贸易制度。1684年清朝取消海禁政策之后，中国沿海地区贸易和对外贸易迅速扩大，并推动了岭南地区的农业商业化。④马立博：《虎、米、丝、泥：帝制晚期华南的环境与经济》，王如茹，关永强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87页。同时，广东自“开海禁以来，流通贸易，凡内地民人与外来番船相安于乐利者数十年。”⑤梁廷枏：《夷氛闻记》卷一，清刻本，第32-33页。康熙二十四年（1685），清廷宣布在广东广州、江苏松江、浙江宁波和福建厦门等四地，为对外贸易港口，并相应地设立粤海关、江海关、浙海关和闵海关等4个海关，负责管理对外贸易和征收关税等事务，此为中国历史上建立海关之始。至此，清初实行的海禁政策就此宣告结束，中国海外贸易进入设关管理时期，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得以持续发展。⑥黄启臣主编：《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史》，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2003年，第486页，对于四个海关设置地点学界并未定论，黄著采纳陈高华，吴泰，郭松义：《海上丝绸之路》（北京：海洋出版社，1991年，第135页）。清中前期设立四处海关管理对外贸易，促使沿海地区对外贸易的繁荣。

第三阶段，清代中期对外贸易制度确立期。康熙时期实行四处海关通商，到随后乾隆年间确立一口通商政策，至此，广州对外贸易制度体系基本确立，俗称广州体系或公行制度时期。1720年，广州商人们组织了一个行会或公行，以便按照他们自己的利益调节价格，这是一个商人组织，不是一个官方机构，但有官方支持。⑦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张汇文，章巽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74页。雍正二年（1724），清朝规定到广东的西方商船一律到广州的黄埔港（今广州市海珠区新沼镇黄埔村）停泊，除商人外，水手等不得登岸；雍正十三年（1735），又令其停泊澳门。该法因遭到居澳葡人坚决抵制而未能实行。⑧参见黄启臣主编：《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史》，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2003年，第487页。乾隆二十二年（1757），下令封闭江苏、浙江和福建等三处海关，清政府仅留广州粤海关一口通商。一时间“东南西北中，一齐到广东”，广州成了“洋货”和“土特产”的集散中心，这种千军万马齐奔广州做生意的现象，在当时被称之为“走广”。⑨参见杨涌泉编著：《中国十大商帮探秘》，北京：企业管理出版社，2005年，第156页；另见胡巧丽主编：《广东方志与十三行——十三行资料辑要》，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06页。1757年，一道上谕颁布，把广州作为唯一的市场，并且禁止其它任何口岸的一切对外贸易。东印度公司试图开辟厦门和宁波的贸易，均告失败，通过天津局递呈皇帝的一件呈文也一无所获。⑩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张汇文，章巽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76页。至此广州进入一口通商贸易阶段，广州对外贸易进入快速发展期。据上谕称，除了十三行外，任何人无权与外人通过商。在鸦片战争以前，外国人一再企图冲破这种对外贸易垄断体制，却是枉费心机，但参加十三行对外贸易的商人要向北京宫廷缴纳大笔税款，他们垄断对外贸易，因而大发横财。11○ 达林：《中国回忆录（1921—1927）》，候均初，张亦工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198页。○时人描述十三行的盛景，“海珠寺前江水奔，诸洋估舶如云屯；十三行里居奇货，刺绣何如倚市门”。“古来都会号番禺，玛瑙琉璃质尚粗；近日洋船多入港，十三行市夜明珠。”①鲍鉁：《广州竹枝词》；杨骏贤：《广州竹枝词》，均载于雷梦水，潘超，孙忠铨，钟山编：《中华竹枝词》第4册，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6 年，第 2747、2756 页。在乾隆五十八年（1793），英国使臣马戛尔尼访华，提出四点要：1、求扩大中英贸易的口岸至天津、江浙舟山和宁波等地；2、允许英商在北京贸易栈房及在各地传教；3、在舟山和广州划一块地供英商使用，以便停泊、存放货物和自由往来；4、澳门与广州之间贸易减税或免税。②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档案史料汇编》，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序言第4-5页。乾隆皇帝以天朝物产丰饶，无须扩大对外互通有无，况且现有广东、澳门通商即可，以此为理由果敢的回绝英方要求。何伟亚对马戛尔尼访华进行重新审视，认为清帝国和英帝国构建的世界秩序，提出双方不仅是文化或文明的冲突，而且是两大帝国构建的冲突。③何伟亚：《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邓常春，刘明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26-27页。在1760—1834年形成的广州贸易体系，显示了帝国边境进行非官方交易的可能和局限性，通商形式通过官方任命的公行进行贸易，外商须同公行打交道，根据中方指示安排其计划和活动，遵守旨在限制他们干预和了解中国社会的各项法令。④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比较现代化”课题组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7页。清中期实行一口通商政策，粤海关管理着国内外一切贸易，这一制度变迁无疑机缘巧合促使广州商业贸易的飞越发展。朱英认为，即便广州一口通商，清政府也采取了种种限制，如限制和拒绝通使，限制出口货物品、商船规模、歧视出海华商等。直到鸦片战争爆发前仍无大的改变。⑤朱英：《晚清时期经济政策与改革措施》，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70页。据俄国人称，他们在广州期间（两天）禁止他们上岸，只允许和熟人拜访他们，不过他们认为广州是巨大的贸易城市，尤其值得外国人注意，那里几乎可以看到各国的人。⑥伍宇星编译：《19世纪俄国人笔下的广州》，郑州：大象出版社，2011年，第27页。美国学者郝彦平认为，中国对外贸易并不限于广州，因为他们没有获得全部贸易独占权，而且也不完全为公行制所垄断，公行首先不是一个严格的垄断性的公司，公行的垄断有其限度。⑦郝彦平：《中国近代商业革命》，陈潮，陈任译，陈绛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5-18页。即便清代后期公行制度遭遇外国挑战，公行制度运转出现松动和存在问题，但是仍能基本维系正常运转，清廷仍能掌控其主动权。

第四阶段，清代后期是广州对外贸易制度的衰亡期。随着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广州贸易体系被彻底破坏，明令规定公行制度取消。至此，广州对外贸易失去一口通商的垄断地位，进入五口通商时代，给广州贸易带来巨大的冲击。广州一口通商贸易转变为作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与外国展开贸易，同时与其它四个口岸分享中外贸易，由此丧失了对外贸易的垄断权。1842年。随着中英鸦片战败后，签订《南京条约》其中规定，“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且大英国君主派设领事、管事等官住该五处城邑，事理商贾事宜。”⑧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第31页；“广州一口贸易”制度确立，可参见张晓宁：《天子南库——清前期广州制度下的中西贸易》，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1999年，第三章；“一口通商”的终结可详见李国荣，林伟森主编：《清代广州十三行纪略》，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七章。至此清代后期从一口通商到五口通商，广州贸易垄断权不复存在，对广州外贸冲击非常大。

综上所述，广州对外贸易制度演变轨迹可知，唐代是其制度建设的分水岭，唐代以前没有专门机构管理对外贸易，唐代以后设立市舶司，专管对外贸易，历经宋、元、明三个朝代不断地完善市舶司制度。清代对外贸易制度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清初沿袭明朝海禁政策；第二阶段，由清前期对外贸易制度探索期；第三阶段，清代中期对外贸易制度确立期；第四阶段，清代后期广州对外贸易制度衰亡期。从清代对外贸易制度演变历程，由最初海禁到取消海禁，由清中期四处海关到广州一处管理外贸，逐渐地形成广州贸易体系或十三行或公行制度，直到第一次鸦片战争该制度被废除。从广州对外贸易制度整个演变过程看，政府主动地建立和不断地完善对外贸易制度，到最终被动接受被废除的厄运，这一转轨过程，折射中西之间实力转换和东西之间商人观念的差异。

三、商务发展困境与对策

粤省商务①有关商务探讨，可参考樊果：《中国近代“商务”和“商业”观念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2015年第6期；杨汤琛：《甲午前晚清官绅“商务”观的嬗变——以晚清域外日记为中心》，《广东社会科学》2022年第4期；夏巨富：《甲午战争前后中国商务思想的萌发与实践——以新加坡华文报刊为中心》，《唐廷枢研究》2023年第3辑。方面，晚清广东作为通商大省，官员对洋务最为熟悉。1887年，广东重视洋务人才的练习与储备，以便襄助洋务，同时广东设立洋务处，“印发条约，收集图书，选派差委，酌定章程”。粤省各级官员集齐洋务处照办，并将洋务事宜融会贯通，人材对洋务运动之重要。②《洋务储材》，《叻报》（新）1887年9月3日。可见，此时粤省十分重视洋务人材的培养，反映了该时期广东官员仍重视洋务运动。甲午之后，粤自中外通商，华洋互市，东方口岸陆续开辟，西方商船络绎不绝，洋人“出其奇技，装为巧器，来中土以求售”，华人“莫不喜而用之”，而中国新产工艺鲜有畅销洋外，只是洋人必需之物如茶、丝等始终微弱，十年来“每下愈况，大有江河日下之势”，每年大量钱财外流，倡导商战之说，熟谙商务，遂与洋人争利。③《译德报论商务有感而书》，《叻报》（新）1897年5月21日。1897年，徐勤归纳粤省数十年来工商告竭的困境：1、粤商务厘卡重重，致勒索等万状；2、厘金设置导致百行亏损，又增加牙捐海防经费，台炮坐厘等费，导致商务难兴；3、英国、葡萄牙等西方商人的冲激，美国禁止华工出国，加重税并虐待华工；4、战争因素，土客械斗，加上自然灾害的侵袭；5、粤省赌博成风，赌术“日新月异”；6、海盗盛行，还存在秘密组织；7、华工失业落寇为盗，阻塞商业道路；8、富商的商学知识不及西商。徐勤提出应对之策：1、公举总所，组建公司，联合大众，设立总办为领袖诸商，总办需博学多材，通晓中外商务，选举产生，三年任期；2、创报，商务乃农工之枢纽，办理商报，大则了解中外商业盛衰，小则可以探本业之隆替，开风气，益民智，精商术，七十二行各备一册，随时学习；3、开商会，西方都有商会，联商共谋商业，七十二行总是要挟长官之具义，难群力群策，名为独聚而实际涣散，故联合商人，仿西法在省城设立总会，各埠设立分会。④徐勤撰：《拟粤东商务公司所宜行各事》，《知新报》1897年第24期。徐勤对粤省商务发展存在的困境及其对策分析十分正确，除此之外，鸦片贩卖与禁烟问题亦是粤省商务发展面临的挑战，总被时人诟病。此外，粤商深受香港商业发展的牵连，如1905年6月广州商务因香港巨商倒闭后，粤商大受其影响，粤省那些有名誉富豪均不肯出其资帮扶，利银号不敷周转难行，银行亦有倒闭，店号拖欠钜款，如今振兴商务之时，商务日益疲软。⑤《商务窘乏》，《叻报》（新）1905年6月15日。1909年，粤商通弊，各富绅开设商号，借款动辄数十万至百万不等，广行招揽附家存揭款也是如此，商号托词歇业或倒闭，奸诈者甚至携款逃遁，近来粤商中屡见不鲜，这成为商场最大的毒害。⑥《整顿商业之谋挞》，《广东劝业报》1909年第58期。总之，粤省商务发展阻碍因素，官商隔阂、厘金重重、赌博盛行、外商冲击、海盗盛行、商学知识薄弱等等因素，粤省商务发展，面临相当大的困境。

甲午战败以后，洋务救国逐渐向商务强国转变，举国上下莫不谈论商务，粤省官商亦不例外。粤省督府设立广东商务局，推动商务的发展。爱德华·罗兹认为自欧风东渐后，1898年粤省成立商务局，促进商业发展，但是由于衙门气息浓厚，大权仍掌控在官府手中，虽代表商人利益，但实际上并未在商人中流行开来。⑦Edward J.M.Rhoads,Merchant Associations in Canton,1895-1911,in Mark Elvin&G.William Skinner,The Chinese City Between Two Worlds.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4,p105.1900年，广东商务局筹办米政，目的是“通省酌盈剂虚，藉以裕民粒食”，为了省属各县等地有米食用，商务局向外地诸如江浙一带购米，实行平粜，商务局严厉打击奸商垄断米价危害民生日用的行为。⑧《广东商务局筹办米政告示》，《商务报》1900年第18期。同年，由于粤省商务局缺乏商人支持，逐渐变得衰弱，广州籍商人遂成立保商局。①陈锦江：《清末现代企业与官商关系》，王笛，张箭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217页。随后广东巡抚也奏请设立保商局，旨在保护出洋贸易华民随时回籍。②《署督商宪鹿札行广东巡抚德奏设立保商局折》，《商务报》1900年第11期。可知保商局虽然保护出洋贸易，但是其设立亦在调和官商关系。1901年，粤省督抚分饬下属各级官员，凡是有利民之事，准殷实商人取具公正绅士保结呈请开办，各级衙署局员幕僚不得索要规费。③《振兴商务》，《集成报》1901年第2期。官员逐渐的意识到官商之间存在隔阂，而真正难点在于如何处理好两者关系。

面临如此多的阻碍因素，广东商务呈现衰落迹象。尽管广东商务繁盛于它省，但自五口通商后，广州十三行逐渐衰败，商业呈现侵衰面貌，社会奢靡成风，繁费无等。“近年来商务呈现衰减迹象更趋严重，商人不能协同其心，政府也未尽保商之责，于此治粤必先兴商。”虽然广州五大善堂组织成立了商会，但广州商情散漫已久，各善堂又不能协同一心，以致商务发展遇到瓶颈。在此背景下，粤省督抚核准1904年颁布《广东全省商务局章程》，选择商业繁盛之地西关一带作为局址，以便联络商情，沟通省城与港澳客商往来，订立商务局章程，制定该局规章制度、权限、人员选派及办公经费等项，要求局中办事人应扫除官习，上下联络。至于从前存在的保商局是否归并到商务局，“须经过妥议再行决定”，同时指出，商务局的设立在于通商情、除弊端，不在于劝捐筹商，希望商人理解与配合。④《广东全省商务局章程》，《叻报》（新）1904年8月6日。实际上，粤省商务局择地选址，明确规定须与内外各埠商董及七十二行行商集议，同时商人建议保商局归并到商务局。

广东商务局试办章程，以“合力、通情、除害、兴利”作为四大纲，由于粤省“邪气未清，正气无自而复”。简要分析章程内容，从中可以看出政府用心：第一章合商力，该局以团结体众、振兴商业为宗旨，凡是商业繁盛之地均设商会，外洋各埠诸如旧金山、檀香山、南洋各岛、横滨等地，分饬领事馆照会粤商设立粤商会。外省外埠如上海、汉口、天津、重庆等处，由该局照会该埠会馆公所设立粤商会。各地设商会为联合众力，考察一切商业商情，编造粤省经商人数、工艺人数、行店字号系何商业、盈亏若何、每年营业款目等若干册，交于该局。由于七十二行历来商情涣散，且很少团结，因此设立七十二行会馆，每行举行长一、二人，或即以该行牙首值理兼充，加强七十二行与商会的联系。所有省中七十二行商暨外埠各商彼此同行，齐心协力，互相联络，“以谋公益，厚乡谊，同心爱国，抵制外溢为主义”，该局“无不力助其成”。第二章通商情，打通官商之隔，增强之间交流。第三章除商害，规范市场秩序，整顿倒账骗吞财产行为，整治胥吏劣绅借势欺压商人情形，治理粤省盗风和赌风现象，华洋商事纠纷时可向该局求助，度量衡等问题由商会主持平称。第四章兴商利，发展工艺制造，鼓励创设公司，如七十二行商董合力创设保险公司，与洋人争利。⑤《广东全省商务局章程》，《续广东全省商务局章程》，《再续广东全省商务局章程》，《三续广东全省商务局章程》，《四续广东全省商务局章程》，《叻报》（新）1904 年 8 月 6、8、9、10、11 日。由此可见，粤省商务局章程呈现以下几个特点：1、政府表现明显的重商主义倾向，鼓励商务发展，制定切实可行的商业举措，推进粤省商业发展；2、明确意识到官商相隔的弊端，成为妨碍商务发展的不利因素，并提出改良之策；3、认识七十二行商地位重要，粤省商务发展仰仗七十二行，该章程多次提及；4、十分重视商业网络，充分发挥省外和外洋各埠粤商的联动作用；5、反映出该时期上流社会某些官员已由洋务转向商务的现象。1904年8月，粤省商务局的开办，作为各商会之先路，上下一心力图振兴商务，请七十二行商、善堂和总商会切实发展商务，照会行商、善堂各商董集会，公举声望服众办事者二三人，共同办理商务。⑥《商务局开办要谕》，《续商务局开办要谕》，《叻报》（新）1904年8月21、23日。1904年，由于商情涣散，各行不相互沟通，隐若敌国、互相倾轧和相互猜忌的现象，处于商战剧烈时代，不能合大群与外界竞争，自耗后分崩离析，导致商务不振。基于此，省商务局通知粤省各行家，共100余行，公举行内董事数人为代表，选定后着手联合各行建立一公同会馆，以便联络商情，研究商业。①《广东商务局联合商群》，《东方杂志》1904年第7期。同年广东计划征收船捐，多数商人纷纷赴商务局代呈当道，邀请当道撤办船捐，督抚听取商人陈述，为之动容，夜传陈太尊嘱咐一切，将该捐商斥革，随以好言开导，解散各船户，随后陈太尊奉命协同处理该案。②《广东商务局挽回船捐》，《东方杂志》1904年第8期。广东商务局挽回了船捐，减轻了船户负担。1906年，周玉帅以广东商务素来繁盛，现在商界竞争之际，亟应力图进步，上海作为华洋商贾荟聚之地，特派工部主事志奇驻沪悉心调查，随时报告以资参考。③《调查商务》，《叻报》（新）1906年12月12日。粤省商务局从筹议到建立，凝聚了官商的心血，充分的凸显政府力图振兴商务的决心，弥补官商之间隔阂，商人渴求发展商业的期许。随着商务局的成立，开始处理了各项商业事务。

除了商务局积极推动粤省商务发展外，官府亦十分重视商务发展。1909年，广东劝工陈列所试办章程颁布，宗旨是收集各省工艺出品及天然物，分列陈设，任人游览，俾得比较研究，以期改良工艺，振兴商业。该所系官商合办，共集股26万，另订招股章程，同时该所设立总协理、董事及文牍会计、陈列庶务等员。④《广东劝工陈列所试办章程(未完)》，《广东劝业报》1909年第80期。1910年，农工商部咨粤省，筹设渔业公司和水产学校，推广渔业，旨在保护领海捕鱼权。⑤《农工商部咨粤推广渔业》，《广东劝业报》1910年第98期。同年袁督特拟定工艺厂、商业学堂、陈列所等，大概办法由劝业道妥议办理。⑥《振兴工艺之办法》，《广东劝业报》1910年第99期。

1909年，《东方杂志》调查广州商务，对广州作如是评述：“中外通商之大门户曰香港，而广州实踞其内，其地富，其民繁，水陆交通，舟车利便，南方分配货物之中心地，此为巨擘。其商民又富于智识，长于才力，敢冒险，善开创。凡外国人之来华经商者，靡不啧啧称赏，而推为华商之冠。年来该地贸易范围日见张大，其货物出入，经广商与外洋直接者，亦复不少。”⑦《广州商务之调查》，《东方杂志》1909年第6卷第6期。该调查指出了广州地理交通优势，为华南货物集散中心，点明了广商与外国人的联系、广商的特点：多富裕、有见识、开拓和冒险的精神。日本领事评论粤垣商业时，也指出“粤自十五世纪与西人交往，西风国气甚重，受西方影响甚深，粤人十分富裕，下南洋经商人数甚多，每年汇归银约160万元，华人回国所带银估计约1000万两左右，足以抵消广州商业损失。”⑧《日领事评论粤垣商业》，《广东劝业报》1910年第91期。由此可知，粤商人在外界眼中是十分富有，这是中外人士的共识。但是他们的认知未必符合史实，日本领事眼中的广州商业尽管出现损失，但是每年可以从华人华侨寄回的侨汇，或者从华人华侨回国所直接携带款中得到抵补，间接反映华人华侨反哺家乡，促进商业发展，但是也不应忽视粤商务发展存在的问题。

总之，该时期清廷蔓延着发展商务思想的气息，时人提出许多有益振兴商务举措，有些被政府采择，有些则没有，官商迫切改善商务，基本达成共识，官视商为“鱼肉”，商视官为“虎狼”，这种刻板的认识，虽经官商努力洗刷，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终究需要长时间“消融”，因此，官商隔阂成为振兴商务的“绊脚石”。粤省商务发展除了官商隔阂外，有其自身发展的阻隔因素，如厘金重重、赌祸匪患、外商冲击、商学知识匮乏、海盗盛行等。在政府领导下、七十二行商和善堂的积极配合下，通过设立商务局和商会等保商举措，粤商逐渐突破了商务发展的困境。

四、行业结构分析

（一）七十二行名称考

近代广州行业结构，首先令人想起是产生于19世纪中后期的广州七十二行。关于它的具体名称和数量，值得进一步考察。通过分析七十二行代表，基本可了解广州的行业结构。据《番禺县续志》记载，清末七十二行名称：1、土丝行；2、洋庄丝行；3、花纱行；4、土布行；5、南海布行；6、纱绸行；7、上海绸布帮行；8、匹头行；9、绒线行；10、绸绫绣巾行；11、颜料行；12、故衣行；13、顾绣班靴行；14、靴鞋行；15、牛皮行；16、洋杂货行；17、金行；18、玉器行；19、玉石行；20、南番押行；21、下则押行；22、米埠行；23、酒米行；24、糠米行；25、澄面行；26、鲜鱼行；27、屠牛行；28、西猪栏行；29、菜栏行；30、油竹豆行；31、白糖行；32、酱料行；33、花生芝麻行；34、鲜果行；35、海味行；36、茶叶行；37、酒行；38、烟叶行；39、烟丝行；40、酒楼茶室行；41、生药行；42、熟药行；43、参茸行；44、丸散行；45、薄荷如意油行；46、磁器行；47、潮碗行；48、洋煤行；49、红砖瓦行；50、青砖窑行；51、杉行；52、榫木行；53、铜铁行；54、青竹行；55、电器行；56、客栈行；57、燕梳行；58、轮渡行；59、书籍行；60、香粉行；61、银业行；62、银业公会；63、矿商公会；64、报税行；65、北江转运行；66、北江栈行；67、南北行；68、天津公帮行；69、上海帮行；70、四川帮行；71、金山庄行。①《番禺县续志》卷12，实业，宣统二年，民国二十年重印本（1932），第185页。注：燕梳行，乃保险业；广州七十二行是泛称，并非具体指72个，此即为71个。该资料记载71个行会，基本代表着71个类型行业。

邱捷根据《清国事情》统计的七十二行名称：1、银行（相当于外省的钱庄）；2、金行；3、当行；4、土丝行；5、出口车丝行；6、土茶行；7、熟膏行（鸦片烟膏）；8、生土行（未煮之鸦片）；9、柴行；10、米行；11、油行；12、酱料杂货行；13、酒行；14、海味行；15、咸鱼行；16、猪肉行；17、鲜鱼行；18、鸡鸭行；19、菜栏行（蔬菜批发）；20、高楼行（酒楼）；21、饼行；22、布行；23、匹头行（经营绫罗绸缎）；24、染料行；25、鞋行；26、帽行；27、顾绣行（经营五彩金线织造之衣服、屏障等）；28、新衣行；29、故衣行（经营旧衣服）；30、戏服行；31、玉器行；32、烟丝行；33、熟药材行；34、腊丸行（中成药）；35、参茸行；36、豆腐行；37、铜铁行；38、缸瓦行；39、砖瓦行；40、泥水行（建筑）；41、杉行；42、杂木行（经营杉木以外的一般木材）；43、竹器行；44、搭棚行；45、石行；46、铁梨行（经营铁梨木）；47、车花行（雕刻木器）；48、油漆行；49、牌匾行；50、仪仗行；51、洋灯行；52、香行；53、山货行；54、颜料行；55、锡器行；56、檀香行；57、长生行（经营棺木）；58、茶箱行；59、鲜果行；60、洋货行；61、席行；62、戏班行；63、宫粉行（化妆品）；64、绒线行；65、刨花行（妇女的一种化妆品）；66、金线行（绣花用）；67、金箔行；68、象牙行；69、烧料行（经营琉璃器具）；70、花纱行；71、纸料行；72、机房锦纶行（丝织手工业）。②《清国事情》第2辑，转引自邱捷：《清末广州的“七十二行”》，《中山大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这份资料记载72个行会名称，与其它资料记载有重叠，也有差异。

罗晃潮归纳出广州七十二行名称如下：1、银行忠信堂；2、出口车丝行；3、柴行；4、金行三益堂；5、茶行照远堂；6、米行永安堂；7、当行；8、熟膏行；9、油行明德堂；10、丝行；11、生膏行；12、酱料什货行；13、酒行福志堂；14、乾槟行慈济堂；15、鲜鱼行福惠堂；16、菜栏行；17、疋头行锦联堂；18、新衣行存义堂；19、药材行；20、腊丸行；21、缸瓦行；22、南北行同德堂；23、洋油行光济堂；24、麦子行穗歧堂；25、竹器行；26、料器行联安堂；27、仪仗行；28、打饷行昭信堂；29、种香行；30、南番两属押行；31、戏班行庆公所；32、生烟行；33、纸料行；34、海味行；35、牛皮行同庆堂；36、靴鞋行敦和堂；37、高楼行；38、染料行；39、故衣行有恒堂；40、洋参行照信堂；41、参茸行；42、砖瓦行；43、泥水木匠行；44、糖行联卫堂；45、豆行张玉堂；46、搭棚行；47、车花行；48、洋灯行；49、香行；50、长生行；51、洋货行联和堂；52、宫粉行；53、金线行；54、机房锦纶行；55、姑苏行公益堂；56、咸鱼行；57、皮革行聚升堂；58、饼行协福堂；59、帽行；60、玉器行裕兴堂；61、绷缎行田广福；62、豆腐行；63、檀香行；64、杉行惠德堂；65、生药行寿世公馆；66、榫木行；67、铁犁行盛德堂；68、油漆行；69、红白纸剳行文宝堂；70、颜料行何德堂；71、茶箱行；72、花蓆行致公堂；73、绒线行合兴堂；74、象牙行；75、土面行东穗堂；76、猪肉行；77、鸡鸭行万全堂；78、布行；79、顾绣行永胜堂；80、烟丝行祟德堂；81、钮顶行仁义堂；82、铜铁行成金堂；83、钟灯行明德堂；84、磁器行万胜堂；85、书籍行明道堂；86、石行；87、花梨行；88、牌扁行；89、山货行；90、锡器行；91、鲜果行福惠堂；92、桂皮行义言堂；93、刨花行；94、花纱联远堂。①罗晃潮：《清末民初广州的九善堂七十二行》，《岭南文史》1992年第2期。注：该文引用资料未注明来源，难查核原文。此处记载94个行会，整整比俗称72个多22个行会。

1919年《广州时报》（The Canton Times）2月4日发表一篇题名为62个行会代表总商会，这篇文章列出62个行的名称，具体如下：1、南海布行；2、银业行；3、广州东西渔业批发商；4、豆行；5、银号；6、烟草商；7、米商；8、瓷行；9、鲜果行；10、土丝行；11、菜栏行；12、天津出口商；13、黄金交易商；14、酒商；15、竹商；16、花生芝麻商；17、油商；18、砖行；19、南番押行；20、木材商；21、南北行；22、西猪栏行；23、鲜鱼行；24、鞋行；25、缝纫布行；26、瓷器行；27、糖业行；28、锌铜行；29、染行；30、刺绣行；31、采矿行；32、木器行；33、甜肉制造行；34、进口煤行；35、广州南洋兄弟烟草公司；36、故衣行；37、水泥行；38、酱料制造行；39、药行；40、洋货行；41、茶行；42、保险业；43、土布行；44、货行；45、出口行；46、造药行；47、草本药进口行；48、米酒行；49、报关行；50、上海出口行。②General Chamber of Commerce represents 62 leading guilds,The Canton Times（1919-1920）,Feb4,1919,p1.注，笔者从文中找到 50个行，并非标题中62个行。此处记载民初广州行商发展情况，也有新近成立行业，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1929年，广州总商会改选时，有83行商签名，具体如下：1、京果海味行利永兴堂；2、米糠发行商业公会；3、电影商业公会；4、上海绸布帮行守经堂；5、电器行明远堂；6、北江栈行慎和堂；7、广州煤商公会；8、鲜鱼行联志堂；9、豆行；10、洋杂货行联和堂；11、南番按押行；12、烟叶行同业堂；13、蔡栏行同信堂；14、绒线行；15、轮渡行；16、信托同业公会；17、洋庄丝业公会；18、颜料行；19、西靴行敦和堂；20、银业行忠信堂；21、广东丝业研究所；22、烟丝行崇安堂；23、土丝行协纶堂；24、酱料行联志堂；25、炮竹行协和堂；26、杂木行同志堂；27、汕行昭敬堂；28、玉器行裕兴堂；29、报税行昭信堂；30、宝烛冥镪行公和堂；31、金行三益堂；32、军装行集益行；33、三花纱行棉远堂；34、班鞋行；35、疋头行；36、蒲包行；37、青竹行；38、酒行；39、上河盐商公会；40、西猪栏行同志堂；41、下河盐商研究公会；42、下河盐商济安堂；43、银业公会；44、绸绫绣斤行；45、捲烟行公益总行；46、饼行协福堂；47、米商公会；48、客栈行旅安堂；49、生药行；50、华商保险公会；51、生牛行；52、薄荷如意油行；53、机器行万胜堂；54、鲜果咸货行；55、白糖行联卫堂；56、华人烟草公会；57、小押行；58、纱绸行裕经堂；59、广州市银业公会；60、北江转运行联益堂；61、南北行同德堂；62、茶叶行昭远堂；63、屠牛行公益堂；64、熟药行；65、丸散行杏泉堂；66、生药行张大昌堂；67、广州织造土布行；68、酒米行岐安堂；69、酒楼茶室行；70、青砖行合德堂；71、故衣行有恒堂；72、花生芝麻行宏远堂；73、长途搭客汽车同业公会；74、省河酒饼行兴业堂；75、米埠行永安堂；76、参茸行同庆堂；77、红砖瓦盖行；78、盐步炮竹纸壳行；79、矿务行；80、铜铁行永胜堂；81、铅锡行永安堂；82、机器制砖行；83、水桔行。③《总商会各行代表题名》，《公评报》1929年2月14日。这份签名单除了新近成立同业公会之外，大部分仍旧是传统行会，主要还是源自广州七十二行。

从上面五份资料记载，可知七十二行名称，有叫行，也有叫堂，也有叫某行某堂，但是七十二行并非统一特定指称，具体数量也是不统一，由此可知广州七十二行实际上不止72个行业代表，“七十二行”乃表示泛指，实际上行商的数量和名称均是变化的指称，七十二行数和名称的不确定性基本取得共识。除了上面几份文献资料可以证明广州七十二行并非实指外，仍可找到相关资料佐证。档案资料记载，广州商业旧称七十二行，实则不下百余行。④《广州商务总会创办章程》,1905年，档号：26-1-613～1，广州市档案馆藏。七十二行数量不等，一个可能解释的原因，是同一个行会有几个分会，或一业两会，或者几个相似行业有一个行会。广州行会分为四类：1、东家与西友合一者，如天窗工人；2、西友行，这种行业没有东家行；3、东家行，如熟乐业，只有东家行没有西友行；4、一业有两行，东家与西友分立，如牙膏业、油漆业等。⑤陈达：《我国南部的劳工概况》，《统计月报》1929年12月第1卷第10期。1910年12月5日在《香港华字日报》一则报道标题为《省城一百二十行西家行拒赌传单》，按照上面行会分类，由于有些西家行，还有东家行，由此可以推知，至1910年广州行数至少120家。①《省城一百二十行西家行拒赌传单》，《香港华字日报》1910年12月5日，第4版。根据行会划分标准，可知确实难以如实考察当时行会真实数量。此外，历经数十年发展，有些行会衰亡，有些新兴行会，不同时期文献记载造成略微差异也是可理解，如《番禺续县志》成书1931年，记载了银业公会组织，这是广州1921年才成立的组织，故不能算作19世纪的广州行会数。也有些比较边缘的行业，无法进入主流报刊或者资料编辑者视野，被遗弃在瀚海历史中。

通过以上述五份资料记载，大致可知当时广州行业基本结构，虽不能知当时行业发展全貌，但亦可推知广州行业发展大概情形。首先，对比几份资料，可以找出其中相同的行业，大致如下：1、土丝行；2、洋庄丝行或出口土丝行；3、花纱行或花纱联远堂；4、土布行；5、绸绫绣巾行或匹头行（经营绫罗绸缎）；6、颜料行；7、故衣行（经营旧衣服）或故衣行有恒堂；8、顾绣班靴行（经营五彩金线织造之衣服、屏障等）；9、靴鞋行；10、金行；11、玉器行或玉器行裕兴堂；12、米行或米埠行；13、鲜鱼行或鲜鱼行福惠堂；14、菜栏行；15、鲜果行；16、海味行；17、茶叶行或茶行照远堂；18、酒行；19、烟叶行；20、烟丝行；21、高楼行或酒楼茶室行；22、熟药行；23、参茸行；24、砖瓦窑行；25、杉行或杉行惠德堂；26、铜铁行或铜铁行成金堂；27、忠信堂或银业行。从这些共有的行业中也可推知此时广州发展较为良好或者传统优势行业，诸如众所周知的丝绸业、茶业、银号或银业，或是以土特产兴起海味行、鲜果行、药行和木材行，还有茶楼行，不应忽视此时存在买卖鸦片谋利为生的熟药行。这些优势行业与现存的文献资料大致吻合，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广州行业发展真实面貌。其次，五份资料反映当时广州行商涉及领域相当广泛，从日常生活产品到生产性产品，乃至工业原产料加工行业。再次，从五份资料统计可知，广州行业结构呈现不规则发展趋向，经营传统日常生活消费品或奢侈品的行会居多，生产性行会所占比重极低，像诸如产业化行会或机器工业行会甚少，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特征。此外，即便1842年后广州开放通商以后，面临西方资本主义的冲击，广州传统优势行业仍继续发展，甚至某些行业表现相当稳定。这些行会联合组成七十二行，虽然是松散的组合，但是遇到经济或行业纠纷时，仍能够兼顾各行利益，居间调解，大多数行商表示认可和信服，凸显了广州七十二行深受传统信义文化的影响。

（二）典型行业的评介

明清以来广州商业发展，②关于明清广东经济史研究，可参见李龙潜：《明清广东社会经济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2006年。与粤商崛起有密切关系。从地域角度而言，广东商人主要由三大部分组成，即“广州帮”、“潮州帮”和客家商人。广州帮商人主要是由生活在广州府的商人所构成。明清的广州府，基本包含整个珠江三角洲地区。广州帮商人、基本也就是由广州府属的珠江三角洲各县商人构成。清代顺德人龙廷槐曾有一个粗略的估计，在佛山经商的广州帮商人中，顺德人占 3／10，番禺人占 2／10，南海、新会人占 2／10，其它各县人占 2／10。 也就是说，珠江三角洲各县的商人占广州帮商人的80%左右。但广州帮商人究竟多少人，目前已无法统计。③参见黄启臣：《货殖华洋的粤商》，杭州：浙江人民出版，1997年，第94页。该时期广东商人的崛起，张海鹏和张海瀛认为广东商帮形成条件，有优越地理环境、商品经济高度发展、西方殖民者东来和明清的海禁。④参见张海鹏，张海瀛著：《中国十大商帮》第五章，《广东商帮》，合肥：黄山书社，1993年。黄启臣和庞新平从优越人文地理和社会环境两个角度展开剖析得出结论：优越人文地理条件、商品性农业的普遍发展、手工业生产的长足发展、明清政府对广东施行开放对外贸易政策、西方殖民国家的西渐广东、悠久的商业传统、人多地少之驱动。⑤庞新平，黄启臣：《明清广东商人》第一章，《广东商人的崛起的人文地理和社会背景》，广州：广东经济出版，2001年；另可见黄启臣：《广东商帮》第一章，合肥：黄山书社，2008年。明清时代，特别是嘉靖年间以后，更是发展成为一个商业繁荣和商业资本发达的地区，不仅胜于本省的其他地区，而且可与江苏的苏、扬地区，福建的泉、漳地区，安徽的徽州地区和山西的潞、泽地区相媲美。其时珠江三角洲的商品畅销国内外，商人足遍及天下，商业资本雄厚，呈现出一片繁荣的景象。①黄启臣：《明清珠江三角洲的商业与商业资本初探》，载于广东历史学会编：《明清广东经济社会形态研究》，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87页。

近代广州商业延续明清时期发展态势。1874年赫司博士登载《中国评论》文章：珠三角洲西部有限几个产丝区，包括顺德、南海部分地区和香山；茶叶种植于本省北部高地和西江右岸地区；肉桂在罗定地区；葵扇是广东主要出产品，葵数主要产地江门；生姜主要西北部，肇庆也种植生姜；良姜是一种药材，主要产于高州、雷州半岛和海南；姜黄的产地在广州和虎门之间的番禺；广东出产的菝葜根类，省内普遍种植；甘蔗种植在汕头地区、东江西岸、番禺、东莞、增城、阳春、雷州和海南；烟草种植于南雄地区和新会地区；生盐产在西海岸，供应两广和湖南南部；槟榔生产海南岛和西海岸；八角和靛蓝产于北海地区；柑橘、香蕉、荔枝、龙眼是本省主要水果，另有质量较次的番石榴、杨桃、芒果、柚子等水果。大麻在鹤山种植；劣质煤在韶州、花县和西部沿海地区；本省铁矿丰富，1884年开始采矿。②广州市志地方编纂委员会编：《近代广州口岸经济社会概况——粤海关报告汇集》，第886-887页。1906年，广东成立一家植兴公司，引进化肥主要是硝酸钠和硫酸铵，这些化肥主要在珠三角地区使用，用于种植烟草及扇叶棕榈方面；1908年广州成立农事试验场，当时农工司厂陈望曾创办，占地约100亩的模范农场，由150名学生农业学校组成，直至1911年由留美农学家唐有恒监督；珠三角地区广泛种植水稻和桑树，开垦有价值土地，系冲积土组成，非常适宜种植水稻，有些地方收成很好，较之前高200倍，所产大米质量优异，深受富裕阶层喜欢。③广州市志地方编纂委员会编：《近代广州口岸经济社会概况——粤海关报告汇集》，第975页。因此可知，广东本土经济作物比较丰富，可促使商业发展。

近代广州贸易发展方面。全面考察广州贸易确实存在难度，有些贸易留下统计数据，有些并未留下数据记录。据粤海关报告称：1892—1901年间广州，外洋进口贸易十分令人满意，且有良好的发展前景。进口主要有棉布、棉纱、毛布、金属、印度原棉、日本火柴、美国煤油、俄国煤油、苏门答腊煤油、杂货；出口茶叶、废丝、丝织品、纸张等。从外洋进口贸易看，1892年贸易金额为12494853海关两，1901年增为16492112海关两，增长率为33%，主要物品有鸦片、棉纱、棉纺品、煤油和日本火柴。从沿海各口岸输入本地金额看，1892年贸易金额为15373532海关两，1901年增为201716958海关两，增长率为33%，主要物品是豌豆、黄豆、芝麻、花生、大米、小麦、豆油、花生油以及丝织品。④广州市志地方编纂委员会编：《近代广州口岸经济社会概况——粤海关报告汇集》，第905-919页。关于1860—1911年粤海关进出口贸易统计，参见该报告附录表1和表2。因此，该时期广州对外贸易仍以出口本土经济作物为主，这些经营种类，亦可从七十二行中找到其所属行会。

广州金融业的发展方面。据粤海关记载，当时广州有两种机构：1、山西票号，简称“西号”；2、本地钱庄。前者掌握在山西人手中，是山西票号的分支结构，该号在大清帝国所有城市都设有代理店。“西号”主要业务包括票证兑换和公款汇寄，也向“候补”和新任官员贷款。本地钱庄或银号的活动，纯地方性的，这类机构广州约有70家，资本从2万至50万不等，他们以8%利息放款，收受存款则视存款多少或存期长短，付给4%或稍多的利息，它们办理往来账户。其中有些银号拥有国库和各种税收机关代收税捐的特许权，也有收取银元融化费特权，广州税收均用银元支付，须将其铸造银锭。⑤广州市志地方编纂委员会编：《近代广州口岸经济社会概况——粤海关报告汇集》，第889-890页。任树根考察了山西票号在广东的发展背景和兴衰发展的近百年历程，分析了其衰落的原因以及其与广东地方经济政治的关系。他认为票号促进了广东与国内其它地区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也为出口带来便利，但是由于外国银行和当地钱庄的竞争，加之在邮政事业和辛亥革命的双重打击下，山西票号走向没落。他认为西号的创新性和诚信值得学习，但山西票号存在思想保守性和麻木性。①任树根：《山西票号与近代广东金融》，华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第49-51页。清末金融业发展，广东铸钱局造的许多货币在市面不受欢迎，为了改变现状，1905年广东省政府成立银行，发行各种面值的货币，似乎并未解决问金融货币难题。②广州市志地方编纂委员会编：《近代广州口岸经济社会概况——粤海关报告汇集》，第963-964页。

广州丝业发展方面。广东养蚕地主要为珠江三角洲、西江沿岸和东北沿岸等处，主要有顺德、南海、香山、新会、三水、番禺、东莞和鹤山等地。广州为我国制丝业中心，生丝为广东输出的大宗。据海关报告，每年输出海外生丝约在2300万海关两；又据日本调查估计我国生丝252000担，广东约66500担。③乐嗣炳：《中国蚕丝》，胡山源校订，上海：世界书局，1935年，第230、237-238页。据莱特记载，广州出口丝织品贸易，包括缎子、东方绢、摩啰绸、黑手帕、素纺、光缎和茧绸等，对于货单，只选择任何一盒打开，随便拿出一匹来检查，决定购买和装船。④莱特：《广州番鬼录——旧中国杂记》，冯树铁，沈正邦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8页。1901年，广东商务局为了达到丝业出口美国的标准，丝业工人必须照合用通行标准式样，一律匀称，以免美国因丝紥大小轻重不一，受亏耗甚大。⑤《广东商务总局照会丝商整顿丝业札文》，《北京新闻汇报》1901年11月，第4310页。1910年，“蚕丝业作为粤省出口大宗，近年来日形衰敝，劝业道派员前往南海顺德展开调查，研究如何改良蚕丝。”⑥《派员调查南顺丝业》，《广东劝业报》1910年第115期，第44-45页。美国学者苏耀昌认为，华南蚕丝主要用于出口，鸦片战争后，华南被卷入资本主义市场，他用世界体系理论考察了华南丝区的历史变迁指出，1920年代早期，华南蚕丝区的三个县（顺德、南海、香山），共有1293000亩桑田，2000000人从事蚕丝业，每年31000000担桑叶，444000担蚕茧，88000担生丝。在其高峰期，这三个县共有45个蚕卵市场，36个蚕茧市场；160个蒸汽缫丝厂和18个生丝市场。⑦苏耀昌：《华南丝区：地方历史的变迁与世界体系理论》，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9页。

广东机器缫丝业发展概况方面。吴振兴认为珠江三角洲机器缫丝业发展经历四个阶段：1880—1889年，树立根基时期。1881年大约10余家缫丝厂，到1889年增至50—60余家；1890—1913年，稳步发展时期。清末机器缫丝业发展到109家；1914—1918年，暂时低潮时期。受战争影响，生丝出口受阻；1919-1929年，繁荣发展时期。生丝出口急剧增涨。⑧参见吴振兴：《近代珠江三角洲机器缫丝业的发展及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广东社会科学》1991年第5期，第25-26页。1872年，华侨商人陈启沅在广州附近创办继昌隆蒸汽缫丝厂，广东地区出现第一家商办近代企业。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工商史料》第1辑，北京：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年，第55页。陈启沅效仿法国人在安南经营缫丝厂，后归乡创设缫丝厂，采用足踏器械，以人力代火力，所制生丝，较法国所产无多逊，乡人争效仿之，随后改进用蒸汽原动力，是为广东新式器械缫丝工场之起源。据称，机器缫丝引起很多批评，男女同场有伤风化，工匠操作不当容易伤人。⑩彭泽溢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第44-45页。注，陈启源，陈启沅现存文献资料多有混用，实为同一人。但自机器应用缫丝业后，规格统一，品质优良，机制丝外销价格比土丝高三分之一，各地厂商纷纷购进或仿制机器，各地机器缫丝厂不断发展，广东生丝外销量与日俱增，到1887年，顺德建成机器缫丝厂42家，全省外销生丝年达28000司担。11○ 罗宗晟：《廖崇真与广东蚕丝业》，载于广州市工商业联合会、广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广州工商经济史料》第二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4页。○据粤海关统计，1861—1866年经过粤海关出口北方口岸及印度和英国的生丝和丝经，1861年 3222担，1862年 6091担，1863年 5684担，1864年 2859担，1865年 8778担，1866年 9258担。12○○广州市志地方编纂委员会编：《近代广州口岸经济社会概况——粤海关报告汇集》，第25页。1900年，广东南顺两县属丝价甚为减落，由于洋商停办，机器缫出上等丝每百金价银900余元，其踏轧之丝每金价银约800元，贬值约200元。13○○ 《广州丝市》，《商务报》1900年第7期；另见《江南商务报》1900年第6期。

广州茶叶发展概况。广东八县产茶，即番禺、南海、高要、鹤山、清远、惠阳、连平和资金。①中央银行研究处编：《华茶对外贸易之回顾与前瞻》，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4页。粤省主要产茶类型以绿茶为主，红茶为辅，省内无精制茶厂，故茶产均为毛茶，品质殊逊，主要分粤北、粤东和粤南三个产茶区。②《茶叶产销》，行政院新闻局印行，1947年，第9-10页。由此可知广州附近地区茶叶生产相当可观。莱特认为英语（tea）这个词起源于中文，本来是福建方言toy的讹音，该省最先输出茶叶到欧洲，茶字原来的方音在西方仍保留着，从广州口岸运出茶叶已经将近250年，广州音把它称为cha。每个贸易季度从黄埔出发的东印度公司船只是11月，他们拥有上年年底签订合约，在各行商的行号存有大量的茶叶，这称为“冬茶”，公司维持伦敦整年茶叶供应，这是公司特许状决定的。直到1828年公司第一次运去红茶，向美国输出几乎是绿茶。1830—1838年各贸易季度特别活跃，除与印度、英伦和美洲西海岸的贸易外，自己行号在黄埔常有10—15艘船运茶。茶叶交易合约数额巨大，包括茶叶质量和品种，有时按固定价格，有时按到货时间定价，这些合约除了双方记账外，从无其它的记录，没有书面协议和签字，也无须盖印和誓证，从未发生过故意破坏合约事件，至于数量和质量问题，行商忠实履行合约规定。③莱特：《广州番鬼录——旧中国杂记》，冯树铁，沈正邦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3、96-98页。据粤海关统计，1860—1864年茶叶经过广州出口量，1860年263000担，1861年296000担，1862年239000担，1863年183000担，1864年104000担，考虑到1861年汉口对外开放，许多广州交易的茶叶改在汉口交易。④广州市志地方编纂委员会编：《近代广州口岸经济社会概况——粤海关报告汇集》，第5页。即便广州茶叶中转贸易，亦相当可观，限于这些贸易并未区分本地茶和全国各地茶，故难准确推测本地茶具体数据，但还是可以看出广州作为茶叶输出窗口，承载贸易量是巨大的，以茶业为主的贸易促进了茶商和茶栈的发展。

广州工业发展概况。1882—1891年间，广州附近水藤乡建成一座洋式造纸厂，该厂造纸的原料是破布、旧棉胎和稻草，产品质量很好，价格便宜，纸面过硬且过于光滑，该厂并未营利，厂内有两名外国人指导生产，中国职工共65人，每日生产62担纸张。同时有照片摄影公司，经营有方，成绩显著。广州造船业一直兴盛不衰，香港包揽小火轮或快艇的制造，黄埔有几家企业，也可制造小火轮，甚至安装轮机。草席制造业有一定的改进和发展，产品质量有所改善，而外国染料广泛使用，使得产品颜色更为鲜艳光亮，花色更优美。养蚕方法没有特别变化和改进，但蚕缫丝工序有较大进步。欧式缫丝方法被采用，随后产品质量提高了，粗细均匀、绕丝改进、绝对整洁和弹性加强，所有这些均属工序改进的功效。⑤广州市志地方编纂委员会编：《近代广州口岸经济社会概况——粤海关报告汇集》，第895-896页。清末十年间广州的工业发展迅速，开办了许多从事制造业的企业。1906年建立了广东士敏土厂，1908年开业，每块砖重8磅，日产量15000块，该厂由德国一家商行提供，制砖用泥土来自黄埔，优质沙从附近的河床获得。1907年，广州织造公司拥有资本10万元，全都是华人投资，每股10元，从国外引进30台织造长短袜的机器和6台织造内衣的机器，工人均是华人。1908年，西村粤汉铁路第一站，开设一家火柴厂，该厂雇佣男工、女工、童工共200名，除了火柴杆的木料入蘸这道工序使用机器外，其他工序都是手工制作，优质火柴生产出来，售价每包3分2厘。1909年，英国承水泥厂，全部设备来自德国。此外，还有些企业值得一提，亚通棉纺公司、增源造纸厂、华清皮革公司、广州昌兴公司、广州汽水汽酒公司和福惠玻璃厂。⑥广州市志地方编纂委员会编：《近代广州口岸经济社会概况——粤海关报告汇集》，第976-977页。关系民生日用的广州自来水和电力公司的相继成立。1905年广东省河自来水公司正式成立，集股120万两，分作12000股，每股100两，其中官商各占1半股份。⑦《广州自来水公司成立》，《大陆（上海1902）》1905年第3卷第23期。公司供水能力是每小时八百七十五万加仑。1908年增埗水厂建成试行，1909年正式向市区输水营业，至年底用户猛增至7500家。⑧邓光夏：《广州市之自来水》，广州：洛阳印书馆，1934年，第4版，转引自王德海：《政府接管前后的广州自来水公司（1905-1938）》，华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第10页。该硕士论文对接管前后广州自来水公司营业业绩和组织体制进行比较研究。

广州电力公司，初为粤垣电灯公司，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成立。由英商旗昌洋行承办，原订合同声明专利三十年，至二十五年后，可将公司全部产业，用价买回。但是开办数年，经营不尽人意。于是清政府筹集官商资本150万元，收回公司开始自办。谈判结束后于1908年签订合约，同年6月2号交接。值此，电灯公司的专利营业权赎回。起初用灯者少，月收入不敷出。1910年，随着电灯加多，营业颇见起色，收支略为相抵。1911年因投资者撤资规避风险和大宗用电拖欠电租装费，数额逾九万以外。1919年官股由政府自行招商承买，变卖清楚后完全归为商办。①《广州市电力公司二十年来之概况》，《电业季刊》1930年第3期。关于广州电力公司研究成果，参见王树槐《政府接管前后的广州电力公司，1909-1938》，《“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99年第31期；朱英，夏巨富：《官商纠葛：以1930年代广州市电力公司商办权争夺为中心》，《广东社会科学》2016年第5期。该公司管辖厂有两个：一个是美国华侨黄秉常于1890年禀准张之洞开办，另一个是1905年旗昌洋行开办，由清政府官商股本收回自办，后来两个厂合并，主要以广州市区为营业区域，该厂工程设备全用美国标准，开办之时有复式蒸汽机引擎4座，每座马力175匹。②陈真，姚洛合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第626-627页。

广州航运业发展概况。据粤海关报告称，1882—1891年间，广州口岸本地航运业规模相当大，包括各式各样的船舶。最重要是从事香港、澳门及西海岸贸易的船舶。行驶香港的帆船平均载重量为5000担，但数量并不固定，装载大米、杂货及旅客来往广州与香港之间。航行澳门的帆船较小，载重量约3000担，其中有三四艘船，在广州与澳门每年平均来往30次。广州与珠三角洲其它地区及东江各乡镇市场之间的航运，主要是由所谓“饷渡”这类船经营，一般载重量平均约2000担，有些船只多一倍。这类船约有90艘，按期从广州启航，装载旅客和杂货，广州附近的市镇，它们可以每天往来两次，远的地方如香山、惠州等，每年行驶60—70次。③广州市志地方编纂委员会编：《近代广州口岸经济社会概况——粤海关报告汇集》，第888页。1892—1901年间，广州本地航运业进一步发展，由于轮船的出现，行驶港澳的帆船已经减少50%，各江上游航运业则为了适应贸易发展的需要而增长了20%。由于小火轮拖客船方法取代老式驱动方法，广州和邻近各地之间的水上客运迅速扩展。④广州市志地方编纂委员会编：《近代广州口岸经济社会概况——粤海关报告汇集》，第939-940页。

综上所述，广州行业结构从七十二行名称中可以得知：1、以本土特产为主外贸型产业居多，茶叶、绸缎、缫丝、药业、鲜鱼、京菓海味、豆油等传统行业比较繁荣，相应地金融业较为发达，尤以银号、当押行的发展最为显著；2、广州服务业进一步发展，如茶楼业、餐饮业、客栈等行业；3、广州工业和制造业，正如上述所分析，除了本土引进西方技术建立缫丝厂和华侨投资少许的工业领域外，该时期本土工业及制造业发展较为薄弱，更多是传统手工艺制造业，诸如航运业、造船业等发展相对滞后。由此可知，以产业类型划分，广州行业结构以商业为主导，兼及农业和工业，呈现出显著外销型的特征。

五、结 语

19世纪广州商业发展的原因，可从区位因素、商务困境及对策、商业制度和行业结构四个方面展开探讨，基于地理区位因素变动额相对较小，实际上影响广州商业发展主要是商务困境、商业制度和行业结构等三个方面，概括而言就是经济观念与商业制度两个层面，前者决定需求市场的上限，后者决定供求市场的下限，因此只有商人理念和消费者观念发展一定的阶段，加以恰当商业制度，两者相得益彰，才能促使商业经济发展。广州商业发展生态中广泛存在“变”与“不变”的因素，变动是商业格局和经济思想观念，不变的是区域发展空间，透过现象可以看出广州商业发展的内在驱动力，即商业制度和思想是促使该时期商业发展的重要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