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福斯特在作品中批判无根性城市空间对现代城市人群生活的支配，认为基于理性经济效用的空间规划与生产使人们丧失直接扎根地方的体验，从而陷入感情、精神等方面的危机。与之相对的是，人类主体扎根地方的生态共同体式存在则满足了主体超越物质生存意义的情感与精神需求，并以守护万物的有机特质体现了人类主体的本真存在方式。主体归属于生态共同体的地方认同是整体自我认同的关键组成部分，而民族群体栖居生态共同体的集体认知与体验也成为建构整体民族认同的基础与前提。

［关键词］福斯特；生态共同体；本真存在；主体认同；民族认同

E. M. 福斯特（Edward Morgan Forster， 1879—1970）是对环境高度敏感的作家，他在作品中不仅生动刻画了位于意大利、希腊等国具有异域风情并寄托了自己生态理想的空间，而且通过对英格兰剑桥、伦敦的城市景观以及诺森伯兰郡、威尔特郡等地田园风光的细致描绘，表达了对现代城市建设、人类生存、英国性等问题的思考。通过对空间与地方的描写，福斯特反思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强调主体融于环境的整体性生态观。例如，《最漫长的旅程》（The Longest Journey）、《看得见风景的房间》（A Room with a View）等小说批判了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对自然的破坏，赞颂人类融于自然的有机田园生活方式；《霍华德庄园》（Howards End）将目光转向现代化城市伦敦，反思城市人群无根隔绝的生存状态，以居住者扎根庄园的一体式生活对抗异化生存。笔者将福斯特的这种生态观概括为“生态共同体”（ecocommunity）思想，即指向人类与非人类及其栖身环境之间的整体性，强调包括人类在内的生态万物之间的内在广泛联系。本文以福斯特的作品为中心，解读他对“流动的空间”与“扎根的地方”之对比书写及其背后的生态共同体思想，并分析扎根地方的共同体式生活与本真存在、主体认同以及民族认同之间的关系。

一、无根流动的城市空间

福斯特在作品中将无根流动的现代城市空间与扎根大地的乡村地方进行并置描写，反思无根空间的产生与现代社会人类生存状况的联系，并赋予某些地方融于主体自身的精神性。运用文化地理学中相互交叉又有所区别的“空间”与“地方”概念，能够使我们更深入地理解福斯特小说中的多重生态空间书写。

“空間”与“地方”的概念并非只与传统科学-地理或者经验-物理意义上用数学测绘确定人、物与事件等的方位有关，也并非只是用来容纳人类与其他存在形式活动的空白画布、界面或容器。本文的“空间”概念主要指向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的空间理论，其中，“空间”中的生产活动基于主体对客体的理性规划与操纵，它的意义“超越了技术与建造的特定观念”，与社会生产、知识、权力等有着错综复杂的密切联系。①与“空间”概念相对，在借鉴了现象学哲学的人文地理学理论中，“地方”概念强调主体与客体的一体性，某一空间或“地点因为主体的独特体验成为特定的地方”；②同时，扎根一方水土的“地方”对于主体又具有不可估量的深刻存在意义。福斯特作品中的环境书写与生态思想高度契合了以上“空间”和“地方”的概念，其中，他对伦敦城市与城市人群生活的书写反映了对无根性空间的批判和对城市人群精神危机的关注，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福斯特在作品中反思了现代城市规划现象，这种城市规划为平面地图认知与利用的理性技术所支配，表现为无根、同质化的空间生产与复制。小说《霍华德庄园》中提到，当时的伦敦正在经历大规模的拆迁与重新规划建造，无论是伦纳德暂居的廉价出租房，还是施莱格尔姐妹在威科姆老街居住了十几年的老屋，都难逃即将被拆除的厄运。同时，一幢幢看似现代实则毫无生气的写字楼、住宅楼等大厦拔地而起。“这座城市的土地接收了越来越多的人”，在城市的每个地方都能看到“砖块与砂浆不断地升起落下，就像喷泉的流水一般躁动不安”。③福斯特在《伦敦一片混乱》（“London is a Muddle”）一文中将伦敦景观的变化比作无限向上堆积的地质序列，讽刺当时的城市规划者进行大规模拆除、改建高楼大厦的行为，批评他们可以随时推倒一座城市教堂，还不分青红皂白地清除摄政街上的那些低矮门面建筑，而那些建筑虽不起眼却自有特色。④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来看，这种空间的规划与建设正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产物。城市空间作为一种生产资料被纳入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消费以及再生产的体系中，就如同“任何类型的商品生产一般”。⑤在这种商业生产活动中，土地与空间的规划基于二维平面地图的认识与划分，以经济效用为导向，强调人类理性对客体的权威，并不考虑现实中的主体的身体、情感、体验等要素与周围空间的差异性联系与纽带。

其次，在福斯特书写的城市空间中，由资本与技术共同驱动的现代空间的生产迫使人类脱离大地，无根的流动性成为城市生活的支配力量。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要求人与土地分离，土地作为生产资料被转化为资本，开启了城镇化的过程。在福斯特生活的时代，英格兰的城镇人口数量早已超过了乡村人口。即使在城市人口占少数的地方，城市生活对社会的整体特点仍然具有不成比例的重大影响。⑥一方面，被迫离开其耕作土地转而流落城市劳动市场或职场的无产者过着居无定所的无根生活。小说《霍华德庄园》中的伦纳德·巴斯特便是这类人群的典型代表，他是牧羊人或农民的后代，被所谓“工业文明”吸引到城市中，在看似繁华的伦敦过着穷困潦倒的贫穷生活。他白天到城里的保险公司做文职工作，晚上暂居在靠近铁路隧道的廉价公寓楼里，一日三餐不过吃些残羹冷炙或者勉强饱腹的点心和罐头。成千上万像伦纳德一样的人沦为资本主义自由市场上的劳动力，像巨大机器上的齿轮一样服务于“推动经济制度发展和资本积累”，①却无法认识自己精神压抑的源头，过着异化的生活。另一方面，作为城市中资产阶级代表的富人同样被快速流动的生活方式所支配，其背后的原因是资本追逐与技术进步的双重联合与驱动。小说中的威尔考科斯家族凭借橡胶生意积累了巨额的财富，而橡胶作为当时市场上最为风行的热门商品之一，其应用和研发大幅度地提升了机动车的速度和性能。②威尔考科斯父子主要的出行工具是汽车，可以大大提高处理生意事务的效率。新技术的研发加速了资本的投入，而提高利润又需要提高效率，即开发新技术，这便是技术和资本的合谋关系。在居住方面，威尔考科斯父子虽富裕却并未定居一处。他们将房屋的购置转手也视为生意，认为当下所有的事情都在快速变化，一切都最适合做生意。他们拥有以及转手过的房产包括霍华德庄园、查理的婚房住宅、奥尼顿庄园、伦敦迪西街和威科姆街上的公寓等。他们看似适应快速变化的生活，实则也经历着精神上的孤独与焦虑，因而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无家可归者。

再者，高速的出行工具與缺乏归属感的流动空间彻底颠覆了主体在时空中的体验形式，无根空间与人类主体的疏离导致人容易陷入情感、审美与精神等方面的危机。一方面，技术的发展使人们能够在空间中快速旅行，原本遥远的距离似乎连成一体，空间似乎也被压缩，从而彻底改变了人对空间的感知。传统方式的旅行意味着人通过各种感官认识和感觉空间，充分融入空间并与之亲密互动；与之相反，高速的前进剥夺了旅行者部分身体组织与空间的联系，人只能以特定的偏重视觉的有限方式感受空间，与空间全方位有机的互动机会丧失，进一步导致主体心理与精神上的问题。《霍华德庄园》中的玛格丽特直言她不喜欢乘坐汽车旅行时空间感的丧失。她提到，疾驰前行的驱车人不会注意窗外的风景，只会辜负了当地的山水之美。而当她自己想要欣赏外面的美景时，却发现窗外的东西上下起伏，行人、大树、山川、河流都像锅里的粥一样混为一团，高速的疾驰夺走了当地美景一大半的氛围感。对于玛格丽特来说，开车“从伦敦来的整个旅程都给人不真实的感觉，他们无法与大地相融，也感受不到大地的情感”。③另一方面，处于现代、同质、无根的城市空间中的人会经历道德、情感、精神等方面的危机。小说中的伦纳德蜗居在廉价材料建成的临时公寓，是那种特别容易得到却也可以轻易丢弃的住所，总是有种临时凑合的感觉。住在这里的伦纳德经历着身心的压抑与疲惫，就像站在深渊的边缘。施莱格尔姐妹也经历了从自己熟悉的地方被连根拔起的感觉。她们在伦敦威科姆老街住了几十年的房子面临拆迁，不得不寻找新的住所。她们“厌恶伦敦持续不停的流动性”，④精神上也陷入深深的焦虑与不安。城市中复制出来的新空间与现代景观出自冰冷的理性主义规划，非人格化的景观致使人的情感与道德被忽视，个体“对其生活环境的责任被降低至最低程度”，⑤这使得主体无法对空间产生依恋与融合，也将导致主体的精神孤独和危机。这是小说中在城市生活的人物出现的心理与精神问题的根源之一。

总之，福斯特通过对伦敦城市空间以及城市人群生活的描写，反思与批判现代城市规划和人类的异化生存。在他看来，现代人类又“退化成了卷着铺盖的游牧民族，人们积累财产，却无法在地球上扎根”。①然而，小说中的伦纳德、施莱格尔姐妹等人物却都表达了想要融入大地的向往。正如作者所说：“我们来自大地，也必须回归大地。”②他在多部作品中都深入描写了人回归大地、扎根地方的共同体式生活。

二、扎根地方的生态共同体

福斯特的作品强调与主体存在和精神密切相关的地方书写，研究福斯特的作品很难不注意到那种“萦绕在文本中的地方感”。③与前文抽象、同质的现代城市“空间”的概念相对，“地方”概念吸收现象学、生态学的理论特质，强调主体与环境之间以感官感受与亲身体验为基础的“情境式知识”与互动，④主体的记忆、感情、心理状态、精神感悟、本真存在等都与地方密不可分。在福斯特看来，人扎根地方的生态共同体式存在能够对抗现代城市生活的无根性，是人类的本真存在方式，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对于人类来说，地方有着比物质居住功能更高层面的精神意义，人类主体与自身所嵌入并依附的地方形成共同体，能够满足本能的情感与精神需求。深入大地、扎根大地是人类的基本需求之一，段义孚用“恋地情结”来描述“人和大地之间的情感纽带”。⑤人类的恋地情结不仅蕴含在物质层面的依赖关系，而且也意味着“大地本身作为记忆与希望的一种存在方式”，⑥个体可以从环境的生动体验和亲密互动中衍生出感性、审美、精神等各个维度的满足感。福斯特在多部作品中都描写了人物与环境之间的共同体式关系和亲密纽带。在小说《最漫长的旅程》中，离主人公里基求学的剑桥不远处一处静谧的谷地对于他来说就特别重要。谷地处于茂密的巨大冷杉树的庇护和掩映中，走进其中里基感觉自己仿佛进入了世外桃源的幽静之地，他在那里同时感觉到自我的渺小和价值，不断向气象万千的外部世界敞开内在，感受到身体与自然的交融和心灵的解放。这处隐秘谷地成为里基情感与心灵的圣地，他在这里可以感受到与地方的一种亲密关系与精神。⑦在谷地中与自然相融的感受使里基体会到怡然自得的满足感，因此他一次次来到这里，有时会带上最好的朋友，有时带上爱人。实际上，这个谷地也是福斯特以其在剑桥求学时现实中的地方为原型而虚构出来的，他感到在这样的地方能够找到真实的英格兰的根。福斯特的短篇小说《始于科罗诺斯的路》（“The Road from Colonus”）中也描绘了一处对主人公卢卡斯先生意义非凡的地方。这个地方位于希腊一棵巨大的空心悬铃木的内部，清泉从里面潺潺流出，流过道路，流向远处，滋润了肥沃的草场。卢卡斯先生靠在树干上感慨人类的忧伤与快乐深深地印在大树的胸膛上，他闭上眼睛一动不动，只感受脚下汩汩的水流，等到睁开眼睛时，就体会到一种超越想象的震撼与顿悟感。一种不可定义的无形的东西“使他更深刻地理解万物，看到万物的美”。①卢卡斯正是在与独特地方形成的共同体中得到精神的启迪与满足。

当人类主体处于这种情感与精神上充满意义的地方时，会生出共同体式的归属感；而一旦失去与地方的纽带，就会体验到巨大的失落与无措之感，本能地想要寻找新的共同体。《霍华德庄园》中施莱格尔姐妹的老屋面临拆迁，她们与老屋之间稳定的归属关系被打破，产生了无所依附的孤独感与焦虑感，鲁丝知道后同情地说这种糟糕的经历堪比死亡。幸运的是，她们找到了霍华德庄园。当老屋的家具摆到庄园之中，姐妹俩感觉到过去的记忆回到了眼前，失去居所的断裂得到了连接，她们感情上的疏远和裂缝也得到了连接，不自觉恢复了之前的亲密关系。

另一方面，人类扎根地方、呵护地方的共同体式生活能够对抗以技术思维为导向的无根生存，是人类的本真存在方式。在《霍华德庄园》中，无论是商业资本与建造工艺共同驱动的流动性空间的生产与复制，或是资本主义工业化与城镇化导致的人与土地的分离，还是现代化便利交通工具与设施所催生的无根性生活，都源于技术思维对存在的主导与统治。海德格尔指出这种技术的本质与解蔽有关：“技术是一种解蔽方式。”②这种解蔽并非基于从自身自然而然地涌现出来的自然意义上的产出，而是通过人为手段，以最低价值的投入，要求自然作出最大价值的产出，实现最高的效用与效率，也即福斯特借由书中人物之口所说的，实际上正是基于理性计算与评价的技术统治的影响。像霍华德庄园这样的小型农场在现代化的大潮中无法生存下去，这代表着以有机成分循环的土地自然产出为基础的传统农场耕作模式逐渐走向死亡。然而，工业化的大规模农业经营活动会损害土地的可持续生产性，不断促逼土地以及作为劳动力的人类提供更大效率的产出，其结果不仅是土地陷入贫瘠状态，而且作为劳动者的人类也最终精力疲惫衰竭。正如海德格尔所说，技术作为解蔽方式促逼自然，把自然当作研究对象摆置自然，这种促逼反过来又摆置人。③威尔考科斯先生对待霍华德庄园的方式也是纯粹基于技术效用的人工改造。他不喜欢那爬满墙体的绿藤，讨厌草地上跑来跑去的鸡，嫌弃大榆树四处蔓延的根须。他卖掉庄园里不能创造价值的动物，拆毁外围的房子，铲除了许许多多的绣球花和老树。即使重修了车库和排水沟，按照用途功能改造房屋后，他还是觉得庄园不够好，不是合适的住宅。尽管威尔考科斯先生将庄园视为客观的对象，按照自己的理性意图进行随意的规划与改造，却无法对庄园产生任何美好或深入的情感，心理上总是处于不满和孤独的状态。

與威尔考科斯先生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鲁丝和玛格丽特对待霍华德庄园的方式，福斯特以鲁丝、玛格丽特与霍华德庄园关系的书写，阐明了人栖居地方的共同体式本真存在方式。鲁丝不会嫌弃庄园中的任何植物和动物，也反对大肆改变农庄的生态和房屋的构造，而总是怀着接受与欣赏的态度对待庄园中的一切，包括不起眼的花园，墙上满眼碧绿的藤条，甚至并不实用的马圈。霍华德庄园是她生活中的纬线，“她属于庄园，也属于为房屋遮风挡雨的那棵巨大的山榆树”。④对于以计算分析为基础的科技、经济、政治知识，鲁丝知道得不比园中的鲜花或者一株野草更多。然而，玛格丽特评价她“无所不知，她就是一切”。①因为鲁丝的知识并非被暂时论证为正确的表象知识，而是某种更接近真理的知识，并亲身践行了更为本真的存在方式。鲁丝以呵护与培养为前提栖身于庄园中，至死也不曾与其分离；同时，她惟有在庄园中才感到真正的自由。继承霍华德庄园的玛格丽特也是一样，她第一次到庄园看到那里的青梅树、蔷薇、树篱、藤蔓、山榆树、母牛、郁金香、水仙花以及葱翠的草地等等，就认定这个地方很美丽，她的心便在这里生了根，将这个地方当成真正的家。鲁丝和玛格丽特栖身霍华德庄园的生活是以对庄园的依恋、呵护、深刻认识与尊重为基础，这种对地方的尊重和呵护内化为生活的本质属性，即海德格尔所说的真正的栖居。

鲁丝和玛格丽特居住在霍华德庄园的体验使她们对这一特定的地方产生“深刻的心理与精神联系”，进而产生深厚的依附性，“正是这种依附性构成了扎根性”。②她们扎根于庄园的自然环境之中，不会将自己的意图凌驾于地方，而是自发地庇护地方，让地方顺其自然地发展。她们在这种日常经验的生活中，以呵护与庇护的方式栖身庄园，同时获得精神上的自由，这种“天地人神都得以尊重的栖居方式”，③也就是海德格尔意义上的本真存在。

三、生态共同体与民族认同

在福斯特笔下，某些特定的地方与其他空间相比更具本真性。人类主体扎根地方，与周围的存在形成生态共同体时，就会生发出无限的地方感、依附感以及归属感，这种主体感受不仅仅与情感和精神维度有关，而且与人类个体的根本认同以及民族认同都密切相关。

从个体层面来说，主体对自身的认识与定义离不开主体所依附或扎根的地方，地方认同是整体自我认同密不可分的一部分。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将主体或者意识剥离出来，将其置于定义主体以及认识世界的首要位置，并将用意识进行联系的行为作为关联性的基础。然而现象学哲学认为，离开了联系被发现的那个世界的图景，联系行为就什么也不是。离开由万事万物所构成的世界生态图景，“我思”什么也不是。“真正的‘我思’不是思维和对思维的反思之间的密切交流，它们只能通过世界连接在一起”。④主体身体的知觉和身体的空间性是一切行为，包括意识与抽象思维展开的前提与背景。梅洛-庞蒂指出，身体在周围客观空间中的“体验只是原初空间性的外在表现，这种原初的空间性融于身体存在自身”，作为身体自身就意味着与某个世界或地方进行维系，主体的“身体不是处在空间里”而是“属于空间”。⑤在某种程度上说，空间是身体的延伸，对于主体的界定无法脱离其嵌身的地方与世界，也不能以皮肤为绝对界限。

福斯特的作品强调地方与生态环境对主体认同的深刻影响，因为惟有主体处在共同体式的地方中，“与特定的物与事件发生联系，才能建立起由此产生的记忆、经历、信念等的复杂统一性”，或者说“正是在地方中建立起主体认同所必需的统一性”。⑥例如，霍华德庄园就是鲁丝与玛格丽特依附终生、与其主体认同密不可分的栖身家园，这个特殊处所的原型也是福斯特本人现实生活中的童年居所“鸦巢”。他在15岁时写下的名为《鸦巢》（“Rooksnest”）的随笔中回忆了这处居所的结构与布局，那里的干草垛、大榆树、碧藤条、小花园以及附近的山川河流，当然还有榆树干中所嵌的几颗野猪獠牙这样的细节，都悉数出现在小说对霍华德庄园的描写中。而对“鸦巢”所在的英格兰赫特福德郡的书写也贯穿福斯特的小说创作生涯，这些地方是给他的生命带来无限稳定感和依恋感的特殊地方，也是他内心深处一直遥望与回归的精神家园。无论是福斯特还是他塑造的小说人物，他们嵌入的地方生态承载着他们的记忆、感觉、偏好、意义、体验等信息，这些信息加强了人与地方的情感纽带。在此过程中，主体的连续性与统一性得以建立。总之，个体所扎根的生态共同体因其庇护、象征等功能对于主体认同具有不可估量的重大意义，而当个体与地方的范围向外延伸，就涉及群体认同的问题。

从群体或者民族的层面来说，集体认同或者民族意识同样可以通过地方的环境得以建立与传递。广泛意义上的主体认同蕴含了主体对处于地方中的自我认识，蕴含了主体对自我与整体自然之间关系的认识。栖居一方的主体会在与地方产生深厚纽带的背景中认识自己，并想象与其他主体之间的关系与联系。因此，地方的生态与自然事物对于生活其中的人类集体具有超越物质层面的文化、精神等深层意义。段义孚在论述土著人与土地的关系时指出，那些不依赖于耕种土地谋生的游牧民族同样对土地有强烈的感情，比如，澳大利亚土著人在区分用来坐卧的地方和用来觅食的地方时，对于前者有更深刻的情感维系。因为他们在那个地方进行社交、举行仪式，自己部落与种族祖祖辈辈的传奇、神话与历史都铭刻在长久存在的自然事物上，写在那里的石头、山脉以及千百年依然耸立的树木上。①可以说，正是在那些熟悉的山川河流、丛林草地上，他们建立了对自己及其所属部落与集体的认知和认同。

福斯特作品中对地方生态，尤其是英格兰南部郡县风景的描写，渗透着他对英国性或者英格兰民族认同问题的思考。在《最漫长的旅程》中，福斯特将威尔特郡地区白垩地质特征的山水风景作为整体英格兰大地风貌的代表，描写了那里的流水如何汇集又向远处奔泻而下；一个支流如何分离，又滋润了依水而建的掩映在树木中的村庄；广袤森林、秋林草原以及土地清晰的轮廓。那里是英格兰海岛的心脏，奇尔特恩丘陵、北丘陵草原和南丘陵草原从此处辐射开去。他说：“英格兰的条条脉络在威尔特郡连接起来，我们五体投地地崇拜它，应该在那里树立民族的神龛。”②在《霍华德庄园》中，福斯特更加清晰地明确了地理风貌和英格兰认同之间的密切关系。他写道：“如果你想要向外国人展示英格兰，最明智的做法是带他到伯贝克山末端的山巅之上，英格兰岛就会一个体系接一个体系展现在他的脚下。”③他还以细致的笔触描绘了从山巅看到的壮观景象，有峡谷、河流、松树林、平原等自然风景，还有巍然挺立的城堡、星罗棋布的房屋与村落、波澜壮阔的海洋、纵横交叉的水陆交通网、隐约可见的伦敦城。遥望着“澄澈的天空之下，各行各业的芸芸众生在辛勤劳作”，那一刻，“理性像斯沃尼奇沙滩上的海浪一样退潮，想象力则不断迸发、蔓延、深入，直至以地理的形式将英格兰团团围住”。④通过对部分具有自然特色的典型地方的描写，福斯特赋予它们代表整体英格兰的特殊意义，认为这样的地方承载了英格兰民族的希望和精神。

对于任何一个民族来说，长久地生活在扎根的地方中，人们对于周围的自然环境形成一种体系性的认知和共同体性的感受，这种感受力与想象力在面对外部世界时不断深化，最后都会演化为一种强烈的家国情怀。一个民族的人们也正是在本土生态环境的背景中，在自己与大地、以及彼此之间关系的基础上结成共同体。

结 语

福斯特在作品中批判技术与资本驱动的无根性对现代城市生活的支配，强调嵌入特定地方的共同体对于主体情感、精神、本真存在以及主体与民族认同的重大意义。当然，福斯特也并未脱离现实地认为人类应当退回至科技落后时的社会。在《霍华德庄园》的结尾处，他指出伦敦城的建筑正连成一片，并不断地向四处蔓延。①他塑造了平衡精神性与实干性的玛格丽特这一人物，并让她继承霍华德庄园，这正体现了他在现代都市背景与基础上对本真生活的思考。詹姆逊曾评论，福斯特把地方所具有的精神与特质当作所有世间之美的基础，这种地方的精神特质具有一種双重的救赎系统：一方面是人类之间的亲密关系，另一方面是对于风景的直接体验。②这两方面是密切融合的共同体关系，如果现代无根空间的无限复制意味着抹除大地的风景与地方的特质，那么剩下的惟有脆弱的群体关系、机械麻木的日常生活，甚至潜在的个体与民族认同危机。因此，当我们思索如何在技术大行其道的现代社会建构人类与地方以及周围的一切存在之间的生态共同体时，就已经在建构一种救赎系统。

责任编辑：王俊暐

［作者简介］程孟利，文学博士，浙江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浙江杭州 310018）

［基金项目］杭州市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杭州文化国际传播与话语策略研究中心立项课题“E. M. 福斯特小说中的城市共同体书写”（2023JD17）

23

①Derek Gregory， The Dictionary of Human Geography， Chichester： Wiley-Blackwell Publishing， 2009， p. 707.

②Phil Hubbard， “Space/Place，” in David Atkinson， ed.， Cultural Geography： A Critical Dictionary of Key Concepts， London and New York： I.B. Tauris， 2005， p. 41.

③E. M. Forster， Howards End， London： Edward Arnold， 1973， p. 44.

④E. M. Forster， Two Cheers for Democracy， London： Edward Arnold， 1972， p. 349.

⑤包亚明主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62页。

⑥Raymond Williams， The Country and the Ci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p. 217.

117

①Erich Fromm， Escape from Freedom， New York： Avon Books， 1969， p.130.

②David Bradshaw， “Howards End”， in Cambridge Companion to E. M. Forst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 164.

③E. M. Forster， Howards End， London： Edward Arnold， 1973， p. 212.

④E. M. Forster， Howards End， London： Edward Arnold， 1973， p. 179.

⑤迈克·克朗：《文化地理学》，杨淑华、宋慧敏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3年，第132页。

①E. M. Forster， Howards End， London： Edward Arnold， 1973， p. 146.

②E. M. Forster， Howards End， London： Edward Arnold， 1973， pp. 106-107.

③John Beer， The Achievement of E. M. Forster， Tirril： Humanities-Ebooks， 2007， p. 31.

④Ursula K. Heise， Sense of Place and Sense of Planet： The Environmental Imagination of the Global，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30.

⑤段义孚：《恋地情结》，志丞、刘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5页。

⑥段义孚：《恋地情结》，志丞、刘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143页。

⑦E. M. Forster， The Longest Journey， Middlesex and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82， p. 23.

暐

封

①E. M. Forster， Collected Short Stories，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1980， p. 98.

②海德格尔：《演讲与论文集》，孙周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 第10页。

③海德格爾：《演讲与论文集》，孙周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 第17—18页。

④E. M. Forster， Howards End， London： Edward Arnold， 1973， p. 19.

①E. M. Forster， Howards End， London： Edward Arnold， 1973， p. 311.

②E. C. Relph， Place and Placelessness， London： Pion Limited， 1976， p. 37.

③E. C. Relph， Place and Placelessness， London： Pion Limited， 1976， p. 39.

④Maurice Merleau-Ponty， 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 trans.， Colin Smith，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p. 347.

⑤Maurice Merleau-Ponty， 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 trans.， Colin Smith，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p. 171.

⑥J. E. Malpas， Place and Experience： A Philosophical Topograph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174.

①Yi-Fu Tuan， Space and Place： 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77， pp. 156-158.

②E. M. Forster， The Longest Journey， Middlesex and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82， p. 132.

③E. M. Forster， Howards End， London： Edward Arnold， 1973， p. 164.

④E. M. Forster， Howards End， London： Edward Arnold， 1973， pp. 164-165.

①E. M. Forster， Howards End， London： Edward Arnold， 1973， p. 337.

②Fredric Jameson， “Modernism and Imperialism，”in The Modernist Papers， New York： Verso， 2007， p. 1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