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探讨被撤并的黄泛旧县的生命史轨迹是城市历史地理与环境史的议题范畴，也是准确把握和深刻理解黄河与城市发展关系的重要路径。河南旧县考城地处明清黄河故道与1855年铜瓦厢决口后黄河新道结合部，其城市发展受黄河决溢泛滥的影响远超他处，历史上曾出现六淹考城而被迫多次迁城。其中，1784—1949年考城县设治于堌阳期间，曾因乾隆兰阳改河和咸丰铜瓦厢改道的影响而出现黄河与县治位置的变动，导致其县辖境、城址迁徙、行政区划改隶、河防管理以及城市防洪等连锁反应，其中铜瓦厢改道后的黄河新河道起着重塑作用。对考城城市环境史案例的考察，可揭示黄河变迁与下游冲积平原城市发展的普遍性规律。

［关键词］黄河改道；考城县；护城西堤；黄泛旧县

黄河变迁对城市发展的影响是环境史研究的主要议题。①历史上黄河的决溢泛滥会影响黄泛区众多城市的城址选择、城市建设以及城市人居环境的营造。今兰考县，位于明清黄河故道与1855年铜瓦厢决口后黄河新道的结合部，其县城由历史上兰阳、仪封、考城三县城整合而来，三座城市之间的演变复杂性远超他处，“均是因黄河水患泛滥而被迫迁城之结果”。②其中被撤并的考城县和仪封县（本文称之为“黄泛旧县”）现已成为历史记忆，但它们在各自的生存与发展过程中究竟经历了什么，是什么因素导致它们最终无法摆脱消亡的命运？只有通过深入的回溯考察，把握其详细的生命史轨迹及其与黄河的关系，才能揭示黄泛旧县被撤并的历史根源。

民国《考城县志》记载：“中州河患最甚，莫如考城。每逢秋夏水发，城郭漂没，民鲜定居。”③这是黄泛旧县考城与黄河关系的生动写照。本文的研究对象为自1784年在堌阳（今兰考县堌阳镇）设县至1949年被迁移到县境中部的张君墓村（今兰考县考城镇）的考城县，存续时间长达165年。该城的营建和发展受乾隆兰阳改河和咸丰铜瓦厢改道的影响极为显著，是探讨城市历史地理与环境史的重要案例。已有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如：耿万松在探讨历史上黄河对民权地理环境影响时涉及考城城址的变迁，④崔立钊在论述青陵岗决口与河患的治理时专门探讨了原考城县的变动以及县境的调整与迁治，①李西萌研究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青龙岗决口时对开挑新引河及选址有详细论述，②吴朋飞则梳理清楚了兰考三县受黄河影响的变迁过程。③上述研究成果虽已对1784—1949年设治于堌阳的考城县所受两次黄河改道的影响有所阐述，但仍有进一步深入探讨的学术空间。因此，本文基于城市环境史的视野，从乾隆兰阳改河与城址迁移事由、新城池修筑与行政区划的改隶、城市防洪等方面进行探讨，以期把握该城的生命史轨迹，为兰考黄河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智力支撑。

一、乾隆兰阳改河与考城县城迁移事由

清乾隆时期，考城县属于归德府辖县，“在府治西北一百二十里”，④黄河穿境而过，在河南岸者七里，北岸四里，县治位于旧城北关（今民权县北关集以南）。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青龙岗决口，朝廷为全力堵口而开“兰阳引河”，于是便牺牲位于泄洪区的仪封县和考城县。二城不得不因此迁移。

开兰阳引河的方案是由“以治河绩考最”的唐侍陛提出的。当时河决青龙岗，屡筑屡圮，大学士阿桂负责监督治理，便上疏调熟悉河事的唐侍陛到工所。阿桂在与总河商量改河方案时咨询唐侍陛，后者提出：“今全河下注，非土埽所能当；欲逆挽归正道，难矣。但于南岸上游百里外开引河，则不与急流争，其全势易掣。以逸待劳，此上策也”；“于是定计开兰阳引河，至商丘归正河，以侍陛总其事”。⑤工程完成后，唐侍陛被诏嘉奖。

开兰阳引河的具体方案在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大学士阿桂奏陈的《筹兰阳三堡改堤开河疏》中有详细记载。疏称治河员弁“于南北两岸往来查勘，相度善地”，最终确定“惟南堤外尚有可更改迁移之形势”，即：

惟得青龙冈迤上南岸堤内自兰阳三堡起，向东地势就下，较之堤内大河水面低至三四尺不等，若较之北河唇滩面，低至一丈五六尺至二丈不等。自此至考城、商丘，共一百七十余里，大率相同，即间有稍高处所，亦不甚悬殊。现拟于相距南堤千丈外连筑大堤一道，且前次南岸漫水所过，本有沿堤旧河形，再間段挑深数尺，引渠一道，实有就下之势。

查此两项工程，计长一百六十余里，工大费繁，非四五月之久，不能竣事。俟渠已挑成，堤已筑数丈后，即于兰阳三堡老堤挖宽缺口，导水由引渠下注，从商丘七堡出堤，归入正河大溜，势必全掣东向，下归故道入海。其曲家楼漫口，自可堵闭。⑥

由此可见，经过南岸实地考察后，阿桂等人建议“自兰阳三堡一带大坝外，另添筑南堤，开挑引渠，计长一百七十余里，约四五月竣工，可以导水由引渠下注正河，势必掣溜全归故道入海”。⑦乾隆皇帝在听取多方意见并权衡利弊之后，于四十七年五月初八日发布上谕准行新法：

现据阿桂等遵旨奏明，于兰阳三堡堤内另筹开挑引渠。又添筑长堤一百七十余里，俟完竣后即将旧堤刨开，使黄河大溜全注，由商丘七堡仍归正河入海，则曲家楼漫口可不堵自合等语。现已降旨依议妥办……而此时所办，仍系遵朕前旨，于兰阳三堡南岸开渠筑堤，筹画去路。①

至此，朝廷已同意阿桂等人疏南岸、堵北岸的治河新策。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三月十三日，新引河开凿成功，黄河大溜全入新引河，青龙岗坝工堵合稳固。

归德府考城县城位于黄河大堤南岸之地，处于青龙岗决口的下游河段。按照开兰阳引河的方案，考城县位于新筑黄河大堤之内，属于泄洪区，开挑引河即意味着必须将县城迁移到他处避水。李西萌的论文《乾隆四十六年黄河青龙岗决口研究》中对开引河时如何考虑考城县城迁移有比较详细的论述，文中提到：“考城县滨临黄河，四面环水，其迁移成为当时尚为紧急的事务。”②阿桂在奏陈《筹兰阳三堡改堤开河疏》时，也充分考虑到了考城县城迁移问题：

至堤内民田庐舍，原不能无碍，且考城一县，亦须迁移。臣等亦未尝不筹虑及此。查考城自四十三年以后，屡被漫水淹浸，城郭塌隳，官民俱在堤上居住，本有不得不移之势。至堤内居民，屡被灾祲，各移高阜居住。其傍堤庐舍，甚为寥寥，即有民田，亦可将旧河身滩地拨给更换。或情愿于新堤外居住者，即将其地照河滩减则，不使稍有扰累失所。并先期出示，谕以一劳永逸，以期长远安全之意，小民自必乐从。③

阿桂在此指出，考城县自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以后，经常被黄水漫淹，城郭塌隳，居民本就在大堤上居住，迁移之势已存。在实施迁城的过程中，可采取“先期出示”的办法做好居民的思想工作，告诉他们这是出于长远安全的考虑。

乾隆皇帝在四十七年五月二十七日发给河南巡抚富勒浑的上谕中专门提及此事：

以现在所开引河形势，据称将来引河挑成开放时，考城一县，滨临黄河，四面受水，现议迁移北岸等语。此事系目下急务，该县城池应于何处建立，必须相度基址，早为筹画，然后可议迁移。且现在该县办理地方一切公务，其官吏人等，亦须安设廨宇、积贮文卷，方为妥协。富勒浑曾否于北岸距河稍远地方，勘定基址，预为筹办，何以尚未见该抚奏及？著即传谕富勒浑，令其迅速履勘办理，毋致临事周章贻误。④

乾隆皇帝在当年六月乙酉谕军机大臣等时又进一步指出：

阅本日韩鑅等奏到，筑堤挑河情形，并绘进图内。其仪封一县，尚绘在新筑南堤之内。南岸开挑引河，自兰阳三堡起，至商丘刨开老堤，归入正河。则新堤之内，俱已让地与水，不宜复留县城，令其孤悬河滨，一无保障。虽前据富勒浑奏，将考城一县，拟移建于北岸之张村集地方，其仪封旧城，则称地本低洼，城垣坍卸，将来亦须修建，应另勘商仪适中之地，择其高宽地面，改筹建筑等语。仪封建城，亦属目前紧要之事，自当与考城一例迁移。现在富勒浑，曾否已于商仪适中之处，勘定基址，另为兴建，何以不行据实覆奏？⑤

乾隆四十七年八月辛未河南巡抚富勒浑奏陈：

考城县城垣，现择于北堤外张村集改建，仪封县城垣，择于新筑南堤外内黄集改建。该二集本系大村，若沿村围绕建城，则盖造衙署、仓库及各庙宇，势须迁动民居，实与民情未便。今拟于内黄集偏西、张村集偏东，高阜宽阔处，建立城垣，则办理一切，均得舒展。①

上述幾条引文表明乾隆皇帝对考城县的迁移极为关注，先是要求“该县城池应于何处建立，必须相度基址，早为筹画，然后可议迁移”，再下旨令河南巡抚富勒浑迅速“履勘办理，毋致临事周章贻误”。乾隆四十七年六月，富勒浑在奏陈中提出拟将考城县移建于北岸的张村集，同时将仪封旧城一并迁移，“另勘商仪适中之地，择其高宽地面，改筹建筑”。当年八月，富勒浑又在奏陈中进一步指明仪封县和考城县城垣的具体搬迁位置宜选择在内黄集偏西、张村集偏东的高阜宽阔处。这一方案最终得到了朝廷的批准。

以上就是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四月始，为堵青龙岗决口而在兰阳三堡开引河经考城县南，筹议考城县治迁移的过程。

二、考城县新城修筑与行政归属的变化

考城县新城的选址一旦确定，此后工作就是修造治所、开展县域治理等问题，其中又因考城县新城与黄河方位的变化而引起河防管理、行政区划归属的变动等。

（一）考城县新城的修造

如前所述，开兰阳引河方案的讨论中，仪封和考城二座县城均处于泄洪区范围之内，需要搬迁。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四月始定兰阳三堡南岸移河，将考城一县迁移避水，先期示晓。四十八年（1783年）三月，开引河成功，而“考城县旧城，原在黄河南岸，因旧治冲塌河心，不得不另为建造”，②于是在乾隆四十七年八月经巡抚富勒浑奏请移建城垣，按照既定方案，迁徙到黄河北岸的张家集以东的堌阳地方。四十九年（1784年），考城知县雷逊主持建筑新城。③《河渠纪闻》记载：“五十一年，堌阳建城，盖城工毕也。”④可见，考城县新城自乾隆四十九年至五十一年，前后历时3年建造完毕。

考城县新城的城池规模为：“周围长三里，计五百四十丈，高一丈四尺二寸，内土外砖，底宽二丈四尺，顶宽一丈六尺。”⑤设有四座城门，“东曰朝阳，南曰迎薰，西曰安澜，北曰拱辰，上各建楼，四隅置炮台。池长四里，深五尺，阔一丈。门上有楼，丹楹刻桷，壮丽高伉”。其中护城河“即以旧堤为郭濠，浚之及泉，水尝深数尺，环绕城下，植以芙蕖，每盛夏花开，红白相映，不减许昌小西湖云”。⑥

至此，考城县新城修造完毕，与旧城相距60余里，中间有黄河相隔，而之前的旧城所在地域已划拨给睢州管辖。此后，考城县城池至1949年被迁到县境中部的张君墓村止，再未出现大规模的修筑，只是简单的补修。主要的修城活动有三次：

（城楼）年久颓圮，咸丰十年（1860年），知县马延龄悉易以屋，虽较坚固，而观瞻减色矣。⑦

光绪十五年（1889年），知县吕耀辅补修四门，外皆有吊桥，初以木为之，后甃以砖。⑧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修理城隍，底三十华尺，顶二十五华尺；挑挖城壕，底二十五华尺，口四十五华尺。⑨

（二）考城新治与行政归属的改隶

考城县迁移到新黄河北岸的堌阳地方后，县域环境大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辖境的变化，“以河南岸七里与睢州，以北岸十里与考城”。①如此将黄河南岸原属考城县的土地划拨给睢州（今睢县），而黄河北岸新考城县的土地则是从仪封旧地划拨而来。民国《考城县志》载：“割仪封河北岸十里隶考城，徒治堌阳。”②当时划拨的仪封县北岸十里土地，为“堌阳乡的第一、二里，崇化乡第二里，麟游乡第一里，隐贤乡第一、三、四里”。③因此，新考城县的辖境全部位于黄河北岸，形成狭长的东西走向的县域布局，至民国时期共分为十六地方，即堌阳、茨蓬、雷寺、青陵冈、沉沉、小宋、董堂、杨桥、贺村、大刘寨、旧城、付村塔、盟台、新兴、考城、顺流。④

其次是行政归属的改隶。考城县城搬迁之前属归德府辖县，搬迁到黄河北岸的堌阳地方后，因黄河的阻隔而改隶卫辉府，改隶时间为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嘉庆重修一统志》记载：“乾隆四十八年，以考城县改隶卫辉府。今领州一，县七。”⑤

光绪元年（1875年），考城县再度改隶归德府，也与黄河的阻隔直接相关。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在兰仪铜瓦厢决口后，改道北流，新河道经考城县北部向东北流。这样黄河与考城县的位置关系发生变化，考城县由位于黄河北岸转变为处于黄河东南，考城与卫辉府其他辖县因黄河阻隔而往来不便。光绪元年（1875年）二月河南巡抚钱鼎铭奏折中将考城县改隶归德府的理由讲得很清楚：

洎咸丰五年铜瓦镶（厢）决口，黄河改道北流，考城转居河之东南，距卫郡二百四十里，相隔太远，该府势难遥顾，而府院考试士子，自县赴郡，应由封丘、长垣等县境绕道渡河，偶遇风狂河冻，往往贻误场期，以致应试者逐渐稀少，且解勘命盗等犯，及递送文报，往返河干，时多阻滞。据该县举人李正修等，以考城县境与开封较近，恳请改属开封府属，呈由该府县议详到臣，当经饬司查议。兹据藩臬两司详称：考城县治前由归德府改隶卫辉，原因移建城池，在于北岸。自黄河改道以来，该县隔在河之东南，其于开、归二府均无河阻，虽相距归德远于开封，惟开封所辖已有十六州县，归德仅止八属，自应将该县仍隶归德，方昭平允。⑥

显然，由于铜瓦厢改道后考城县面对的黄河环境发生改变，严重影响到该县考生应试以及公务往还。这是考城县再度改隶归德府的最主要原因。

最后，考城县辖境的变化也是民国十七年（1928年）新设民权县的主要原因之一。乾隆时期考城县迁移到黄河北岸，“旧黄河南岸地割归睢县，而得仪封北岸地七里，广五十五里，袤百一十里”，⑦地域呈现明显的东西狭长条带型，最东边的新兴地方“以颜集寨为的点，距县百一十里，在东南极边境南”。⑧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北徙后，乾隆兰阳改河的新道变成遍布飞沙、盐碱的黄河故道，横亘于考城县南部。此时，辖境狭长的缺点也暴露出来，⑨政府对县境东南大片区域的管理难以兼顾。1928年提议新设民权县的理由，在当年2月6日河南省政府第673号训令中有记载：“柳河及旧考城一带，正北毗连直隶东明，东北接近山东曹、定，地面辽阔，居民稀少，素为盗匪出没之区。……查前清乾隆年间，旧考城经河决冲没，始设考城新治，划仪封十区、旧考城六区，以治理之。考之旧有属地，分拨兰、睢，因之各该地成为瓯脱。去睢、考、兰、宁均极远，实有鞭长莫及之虞。”①显然，乾隆考城县新治的搬迁以及辖境的调整对该地行政区划治理有深远的影响，以至于144年后民权县的设立也与此有关。

三、考城新治河防管理变化与城市防洪的完善

考城县新城位于黄河北岸，南面黄河。与旧治相比，新考城县的河防管理机构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考城县河防工程归北岸的曹考厅管辖。“曹考厅”等机构名称的调整或改设应与考城县迁移到黄河北岸有关，朝廷将原仪封的河防之责改归考城县，相应的河防机构随之调整。如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二月癸未，吏部等部议准署河东河道总督兰第锡奏定河南新筑堤工，移改文武各员划汛管理事宜，其中记载：“再，考城县城移建北岸，该县主簿应改归北岸，移驻顺黄坝适中之地，归曹考厅管辖。其北岸新筑堤坝，自兰阳六堡至李六口大坝迤北止，拨归兰阳上汛主簿、千总同管。自李六口大坝迤北至土山及东南二坝、马家店迤东，拨归兰考巡检，同兰阳北汛外委经管。又，自兰考巡检交界至新筑横堤山东交界止，归考城主簿、千總同管；自考城主簿汛至曹县主簿汛止，归曹县巡检外委经管。”②

如此，重新调整的考城县河防管理系统对县城的防护起到了重要作用。新考城县城在1784—1855年间比较安稳，“七十余年事事诸臻妥洽”，只有一次比较大的黄河险情，即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考城汛）异涨，漫缺十三堡牛寨迤西缕堤，抢筑稳固。③而1855年黄河铜瓦厢改道后，新考城县的城市防洪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特别是西堤对县城的防洪极为关键。

新考城县“自咸丰五年，河北徙后，后稍稍陵夷”，仍遭受黄河水患，难逃被淹城的命运。一是黄河与考城县城的位置关系发生重大变化，“黄河改道北流，考城转居河之东南”，④黄河新河道距离考城县新城“仅四十里，不时漫溢，水患较重”。历史上曾出现“六淹考城，五迁县治”的情形，⑤其中在1855—1949年间就发生两次淹城的洪水事件。二是考城县不再承担修防之责。黄河铜瓦厢改道后，考城县于光绪元年（1875年）“仍属归德府，并裁去河防官吏，考邑河务于焉告终”。⑥针对这两点变化，考城县面临的城市防洪减灾的压力巨大。以考城县城为中心，经过数次洪水侵扰后逐步形成黄河大堤-城西护堤-城墙的城市防洪体系，其中又因城西护堤的存在而至为关键。

如下页图1所示，考城县城的最西面是“现今黄河”，即1855年黄河改道后形成的新河道，距离考城县新城仅40里；中间是城西护堤，距离考城县新城“六里余”，该护城堤修筑于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由长垣、兰阳、仪封三县会筑月堤700余丈，“南自兰阳境四明堂村北大堤起，北接长垣境黄集村西山东所筑堤止”，当时在仪封县境内。到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考城县新城筑于堌阳，仪封县黄河以北的七里划拨给考城，该护城堤也改属考城县。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在铜瓦厢发生决口改道时，该堤防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捍卫了考城县城的安全，“河从堤西北流，水涨则波浪滔天，一望无际，仗此故堤为屏蔽，知县丁祖和当即禀动仓谷督工帮修”。②有鉴于此，之后又多次培修护城西堤，

如不断地培修护城西堤，主要有：

同治九年（1870年），知县董惠贻请款增筑。

光绪十三年（1887年），知县吕耀辅禀请抚宪发功牌三十张，劝民捐赀，充修堤用。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知县王福诚禀请动用仓谷补修。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六月二十一日，自此决口，考境七十余村，田庐漂没殆尽，城不浸者三版。知县周锡曾恐担处分，报为民堰，上宪发款，以工代赈，权修圈堤一道，未及竣工，被控撤任。

宣统二年（1910年），知县李霁复动仓谷补修一次。

民国七年（1918年），今张县长之清在任，禀商河防局，拨款一千五百串，不敷用，由本县筹补，当即动工。通体加宽增高，沿堤栽榆柳三千余株，并于堤上修河神庙一座，以便堡夫看守，勒有碑记。

民国十一年（1922年），以堤工无著，公禀省议会，提议蒙准划入河务局管辖，当拨款一千五百元。先是知事阎凤昭筹有修堤费洋千元，正议动工，卸事，新知事王法岐接办。工竣而河务局款汇到，共计二千五百元，仅支出洋千一百元有奇，王以众议员去，余款饰词报消。

民国十三年（1924年），张县长复任，视此堤屡修屡圮，意欲合龙，恢复旧堤，为永固之计，以堤款不给，伏汛恐有不虞，乃与绅董筹画办料，暂派各被灾村出夫修筑，以顾目前，不得已也。③

由以上记载可知，考城县对城西护堤的培修可谓不遗余力。尽管护城西堤对县城的保障防护明显，为“考邑防河之保障也。非高厚且坚，不足恃”。④培修时也舍得投入，如知县王福成培修时“动用银六百六十三两八钱九分四厘”，知县李霁培修时“动用银八百九十两零一钱三厘”。⑤但因考城县城距离黄河新河道太近，还是发生了两次洪水淹城：一次是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六月，“河溃堤，灌城。城外水深八九尺，淹没八十余村，坏庐舍无算，溺死者十四人，居民皆逃南大堤上，饥饿号泣，数日不得一食”；⑥另一次是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六月二十一日，“河溃堤，灌考城，房屋坍塌殆尽，财产损失统计二十万元以上”。⑦这也说明了黄河岸边的城市与黄河之间的关系可谓生死攸关、共生共存。只有黄河安澜，沿岸民众才能安居乐业。因此，民国十三年（1924年）《考城县志》纂修者对护城西堤仍十分重视，指出：“西堤，不可不坚筑也。自黄河北移后，考邑无水患之名，有水患之实，惟恃西堤为保障。然岁岁修筑，何可长也？若用三合土或洋灰易之以砖，坚如铁石，至近可百余年，远则数百年，岂非一劳永逸乎！此阅堤防志者所宜注意也。”①

考城县除了采取培修西堤，将可能发生的洪水阻隔于城市之外，还因“水患较重，人民为自保计”，采取挑浚河道的办法，以减轻城市及周边的水患，主要有：一由西马目村，自宋营村北沟，宣泄马目、牛营等处一带陂水，归入茨蓬旧河道中；二由朱庄，自刁楼村南沟，宣泄黄口、朱庄等村一带陂水，入茨蓬旧河道中；三由范寨至独角楼，再折而南沟，宣泄范寨等处陂水，入茨陂旧河道中；四由梁寨至秦寨西南沟，宣泄梁寨等村一带陂水，入新潭中。②这四条沟渠都是“历年农隙挑浚”。总之，防洪西堤和减水渠道的修建，都是为了保障考城县城的安危，长期减少黄河水患的负面影响。

结 语

兰考县地处铜瓦厢改道前后新旧黄河的结合部，其境内三县（兰阳、仪封、考城）的城市环境对黄河变动极为敏感。本文所论述的考城县案例涉及历史上“六淹考城”中的三次，中间还夹有黄河变迁史上六次大改道中的咸丰铜瓦厢改道事件，对相关城市环境变迁的影响极为重要和复杂。乾隆兰阳改河方案的确定，导致考城和仪封两座县城的搬迁，考城县新城的选址引起上自乾隆皇帝，中间有大学士阿桂、河南巡抚富勒浑和毕沅以及考城知县雷逊等之间的互动确定，在修城过程中还出现了著名的“考城城工案”（容日后另文详述）。考城县新城与黄河位置关系的变动，则导致辖境、行政区划改属、河防管理以及城市防洪系统的连锁反应。

咸丰铜瓦厢改道对上述一系列变化則起着重塑作用。黄河新河道出现后，县城与新黄河位置固定，整个县境以及城市环境在逐步适应中追寻各方面关系的协同发展，但是移治于堌阳的考城县城也逐渐显露出地方管理上的弊端。按照崔立钊的观点：“考城县新治堌阳，由仪封县来拨，位于县境的西北隅。就地理位置而言，堌阳过于偏居县境西北，对东南大片区域的管理颇难遥顾；同时距河仍较近，如遇决溢仍有淹没之虞，因此单从地理位置来说，此处并非县治的最佳选择。”③但从历史的眼光来看，乾隆兰阳改河后考城县新城（堌阳）的位置是当时反复酝酿的结果，有其合理性。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曾出现议决合并考城、渑池等七县，以及民国二十九年（1930年）有“迁移县城于小宋镇之议”，最终都未成行，其时考城县新城（堌阳）已存在120多年，建城环境较为成熟，非迫不得已，不会轻易迁移治所。1949年考城县治被迁移及其1954年被合并，则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兰考县境内兰封、考城二座县城融合和综合考量的结果。

历史上黄河流域广泛分布的城市，在黄河影响下发展轨迹迥异：有些城市一直延续至今，成为省市县区行政级别的城市，为大家所熟知；有些城市则被撤并，降格成为乡镇或村庄驻地，或永远消失在历史长河中。总之，黄泛旧县在历史上都曾受到黄河的深刻影响，有其各自独特的城市生命史轨迹，今后应引起学术界的特别关注。充分开展案例或专题研究，总结其与黄河共生共荣的生存智慧，讲好黄河沿线的城市故事，可为当前城市现代化建设提供历史智慧和智力支持。

责任编辑：徐 敏

［作者简介］吴朋飞，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河南郑州 45004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铜瓦厢改道后黄河新泛区对城市造成影响的环境史研究（1855—1938）”（21AZS017）

①吴朋飞、刘德新：《审视与展望：黄河变迁对城市的影响研究述论》，《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

②吴朋飞、赵金华：《黄河城市生命史：以兰考为中心的研究》，《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6期。

③《考城县志》卷6《田赋志·水利·黄河附》，民国十三年（1924年）铅印本。

④耿万松：《历史时期黄河对民权地理环境的影响》，《中原地理研究》1985年第2期。

①崔立钊：《清中叶以来黄河改道与冀鲁豫三省交界地区的政区调整》，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

②李西萌：《乾隆四十六年黄河青龙岗决口研究》，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2年。

③吴朋飞、赵金华：《黄河城市生命史：以兰考为中心的研究》，《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6期。

④《归德府志》卷9《地理略上·疆域》，乾隆十九年（1754年）刻本。

⑤《清史稿》卷336《唐侍陛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1403页。

⑥《皇朝经世文编》卷97《筹兰阳三堡改堤开河疏》，载魏源全集编辑委员会编校：《魏源全集》第18册，长沙：岳麓书社，2004年，第260—262页。

⑦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朝上谕档》第11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39页。

①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朝上谕档》第11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71页。

②李西萌：《乾隆四十六年黄河青龙岗决口研究——基于国家治理的视角》，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2年，第79—81页。

③《皇朝经世文编》卷97《筹兰阳三堡改堤开河疏》，载魏源全集编辑委员會编校：《魏源全集》第18册，长沙：岳麓书社，2004年，第260—260页。

④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朝上谕档》第11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92页；《高宗纯皇帝实录（十五）》卷1157，载《清实录》第23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502—503页。

⑤《高宗纯皇帝实录（十五）》卷1157，载《清实录》第23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518页。

①《高宗纯皇帝实录（十五）》卷1157，载《清实录》第23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566页。

②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朝上谕档》第15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450页。

③《考城县志》卷4《建置志·城池》，民国十三年（1924年）铅印本。

④参见黎世序等纂修：《续行水金鉴》卷21《河水》，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473页。

⑤《考城县志》卷4《建置志·城池》，民国十三年（1924年）铅印本。

⑥《考城县志》卷13《人物列传·雷逊》，民国十三年（1924年）铅印本。

⑦《考城县志》卷4《建置志·城池》，民国十三年（1924年）铅印本。

⑧《考城县志》卷4《建置志·城池》，民国十三年（1924年）铅印本。

⑨《考城县志》卷3《大事纪》，民国三十年（1941年）铅印本。

①《考城县志》卷13《人物列传·雷逊》，民国十三年（1924年）铅印本。

②《考城县志》卷4《建置志·城池》，民国十三年（1924年）铅印本。

③兰考县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兰考县志》，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05页。

④《考城县志》卷1《舆图志·区域》，民国十三年（1924年）铅印本。

⑤《嘉庆重修一统志》卷193《归德府·建置沿革》，《四部丛刊续编史部》，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9539页。

⑥《考城县志》卷2《沿革志》，民国十三年（1924年）铅印本。

⑦《考城县志》卷1《舆图志·位置》，民国十三年（1924年）铅印本。

⑧《考城县志》卷1《舆图志·新兴地方图》，民国十三年（1924年）铅印本。

⑨崔立钊：《清中叶以来黄河改道与冀鲁豫三省交界地区的政区调整》，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第20页。

①转自刘德岑：《河南省民权县设治始末》，《禹贡》1933年第10期。

②《高宗纯皇帝实录（十六）》卷1199，载《清实录》第24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7—38页。

③陈善同、王荣搢编：《豫河续志》卷1《沿革·堤工》，民国十五年（1926年）刻本。

④《考城县志》卷2《沿革志》，民国十三年（1924年）铅印本。

⑤翟自豪编著：《兰考黄河志》，郑州：黄河水利出版社，1998年，第27—28页；胡良田、胡殿儒编：《古今兰考》，兰考县农业区划办公室、兰考县党史办公室，2001年，第40—43页。

⑥《考城县志》卷6《田赋志·水利黄河附》，民国十三年（1924年）铅印本。

①图片来源于民国《考城县志》卷4《护堤图》，民国十三年（1924年）铅印本。

②《考城县志》卷4《建置志·堤防》，民国十三年（1924年）铅印本。

③《考城县志》卷4《建置志·堤防》，民国十三年（1924年）铅印本。

④《考城县志》卷13《人物列传·吕耀辅》，民国十三年（1924年）铅印本。

⑤《考城县志》卷6《田赋志·食储》，民国十三年（1924年）铅印本。

⑥《考城县志》卷3《大事记》，民国十三年（1924年）铅印本。

⑦《考城县志》卷3《大事记》，民国三十年（1941年）铅印本。

①《考城县志》跋，民国十三年（1924年）铅印本。

②《考城县志》卷6《田赋志·水利》，民国十三年（1924年）铅印本。

③崔立钊：《清中叶以来黄河改道与冀鲁豫三省交界地区的政区调整》，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第16—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