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贝拉米·福斯特/文 铁小茜/译 胡春雷/校

［摘 要］在过去的15年中，“榨取主义”的概念已经成为理解地球生态危机的一个关键因素。尽管从16世纪漫长的殖民扩张开始，全球范围内的采掘工业发展一直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组成部分，但随着18世纪末和19世纪工业革命的到来，这一发展具有更大的世界意义，标志着化石资本时代的开始。然而，只有在20世纪中期开始并持续到现在的“大加速”，全球生产的数量扩张，特别是资源采掘的数量扩张，才导致人类与整个地球系统的关系发生了质的转变。这促成了地质史上的人类世时代，其中人类因素（与非人类因素相反）在地球历史上首次构成了地球系统变化的主要力量。在人类世时代，榨取主义已经成为晚期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地球疾病的核心症状，威胁着人类和地球上的居民。

［关键词］人类世；榨取主义；晚期帝国主义；生态危机；马克思主义

国际地层学委员会人类世工作组（the Anthropocene Working Group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Stratigraphy）以24张系列图表的形式，鲜明地描绘了“大加速”（the Great Acceleration）现象，每张图表都显示了经济扩张、资源枯竭和地球超载的曲棍球棒形曲线，代表着人类对地球影响的突然加速和扩大。这个图表类似于著名的与气候变化相关的全球平均气温升高曲棍球棒图。①从这个角度来看，“大加速”使过去11700年地质史中的全新世（the Holocene Epoch）突然終结，造就了人类世②时代（the Anthropocene Epoch）和当前的地球危机。

最近的研究表明，有两个时期全球资源使用量（包括所有生物量、矿物、化石燃料能源和水泥生产）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全球碳排放量的增长速度，分别为整个“大加速”中资源使用的第一次加速（1950—1970年）和第二次加速（2000—2015年）。①第一次资源加速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北美、西欧和日本的经济快速扩张有关；第二次资源加速与中国、印度和其他新兴经济体从2000年左右开始的快速增长相吻合。就富裕的资本主义国家或发达经济体而言，近年来人均资源使用趋于平稳，但从增长限制的角度来看，仍处于远远超出总体可持续性的水平。然而，自然资源使用量表面上的下降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世界工业生产外包给了南半球，而消费却仍然高度集中在北半球，推动着“帝国生活模式”。②2016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全球物质流动和资源生产率报告》（Global Material Flows and Resource Productivity Report）指出：“自1990年以来，全球物质效率（即原材料采掘效率）几乎没有提高。事实上，效率在2000年左右开始下降。”③在2016年报告发布之前的40年间，全球物质采掘量增加了两倍。④这些情况导致全球关键地区，特别是南半球的采掘压力加速。

在南半球的许多国家，特别是拉丁美洲和非洲，初级商品（包括农业和化石燃料/矿物）主导着出口经济。这让人想起了早些时候的2019年，巴西初级商品在商品贸易出口中的比例高达67%，智利和乌拉圭的比例均为82%。在阿尔及利亚，目前出口几乎完全依赖于化石燃料，占其商品贸易出口值的94%。⑤特别是在拉丁美洲，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早期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时代促进了制造业的发展，加速了对资源的榨取，并对初级产品包括农产品和燃料/矿产形成新的依赖。2017年，自然资源租金（包括矿产、石油、天然气和林业租金）占刚果共和国GDP的43%。⑥在非洲，由于非殖民化进程未能确保土著居民的土地权利，对资源和新农业土地的争夺助长了整个非洲大陆的土地争夺。⑦随着海洋公域的密集开发，全球岛屿国家对广阔海洋领土的捕捞权和资源权被割让给了跨国公司。⑧新技术导致了对新稀有矿物的争夺，如锂矿采掘。⑨目前，巨大的地球金融化正在进行，表现为以北半球为基础的国际金融正在以商品化和管理的方式接管以南半球为主的生态系统服务。⑩

资源采掘和采掘基础设施的加速发展也不仅仅局限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外围地区。美国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生产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消费国。全球共有73万英里的石油和天然气管道，相当于地球周长的30倍，仅美国和加拿大就拥有约26万英里的化石燃料管道，占全球总管道的三分之一以上。①加拿大2019年初级商品占商品贸易出口额的43%，而在澳大利亚这一比例为81%。②

所有这些趋势的生态后果都是灾难性的，从土地和社区的毁坏一直延伸到气候变化和人类宜居星球的毁灭。在罗马俱乐部发表《增长的极限》（The Limits to Growth）报告50年后，资源枯竭正在按照报告所称的具有威胁性的“标准情景”发展，其结果是，地球作为人类和其他无数物种家园的存在受到威胁。③

特别是在拉丁美洲，这些状况及其对当地的影响导致了“榨取主义”④（extractivism）这一批判性概念的发展。在最近的理论讨论中，榨取主义往往具有广泛的含义，包括资本主义和剥削形式的方方面面。许多学术分析试图扩展这一概念，以解释现代的一整套经济、政治、文化和生态问题。这个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资本主义本身，包括现代性、暴力、生产、剥削、环境破坏、数字化和新的“本体论组合”（ontological assemblages）等各种问题。⑤对于这些思想家来说，榨取主义被视为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永不满足的来源。这种破坏性和非再生产的驱动力将所有生命和存在商品化并消费掉，一些理论家将其称为“完全榨取主义”或“世界吞噬者”。这种观点最终取代了资本积累本身的批判性概念，使人们不再关注在基层发生的反对榨取性资本的具体民众斗争。⑥

由于这个原因，拉丁美洲著名的榨取主义分析家爱德华多·古迪纳斯（Eduardo Gudynas）坚持认为，这一概念应与生产/占有方式相关，从而赋予榨取主义一个非常明确的含义，以开展广泛的政治－经济－生态批判。古迪纳斯特别反对不严谨的学术方法，该方法现在提出了含糊不清的“榨取主义”标签，如“金融”“文化”“音乐”“认识论”，造成了无尽的混乱，并使这一概念脱离了政治经济学和生态批判的基础。他写道：“榨取主义不能作为发展的同义词，甚至不能作为出口性初级经济的同义词。不存在榨取主义发展。……榨取主义……没有考虑包括许多其他部门、活动和机构在内的整个国民经济的结构和功能。”①

古迪纳斯的榨取主义理论将是后续研究的中心，可以将它视作是从普遍的历史唯物主义传统中产生的。因此，为了理解他的学说的意义，有必要将其置于更大的历史唯物主义传统中，回到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经典分析，关联到占有/剥夺自然、采掘工业和新陈代谢断裂等问题。通过这种方式，有可能为批判人类世时代的榨取主义提供基础。

一、马克思对原始剥夺的分析

“采掘工业”的概念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叶的马克思。马克思将生产分为四个领域：采掘工业、农业、制造业和运输业。在他看来，采掘工业构成了“由大自然直接提供劳动材料”的生产部门，如采矿业、狩猎业、捕鱼业等的情况就是这样（在农业中，只是在最初开垦处女地时才是这样）”。②总的来说，马克思在采掘工业和农业之间划了一条界线，因为后者不依赖于农业本身以外的原材料，而是能够从内部建立起来，因而具有再生产性而不是非生产性。然而，这并没有阻止他在其代谢裂痕理论中将资本主义工业农业视为剥夺性的，并以我们现在称之为“榨取主义”的方式存在。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些最尖锐的评论是针对采矿业这一典型的采掘工业。在《资本论》第3卷对煤矿开采的讨论中，他谈到对煤矿工人工作条件的绝对忽视，导致英国平均每天有15人丧生。他评论说：资本“对人，对活劳动的浪费，却大大超过任何别的生产方式，它不仅浪费血和肉，而且也浪费神经和大脑”。③但是，对于马克思来说，采掘工业以及资本的破坏性影响不仅限于对血肉的浪费，还延伸到对原材料的浪费。④此外，恩格斯在写给马克思的信中，对化石燃料资源（特别是煤炭）的“浪费”也进行了著名的论述。⑤

厄瓜多尔总统拉斐尔·科雷亚（Rafael Correa）在接受采访时，对反对榨取主义的激进土著运动作出了回应。他反问道：“瞧瞧，马克思主义的先生们，马克思反对开采自然资源吗？”言下之意，马克思不会反对当代的榨取主义。作为回应，生态经济学家琼·马丁内斯·阿利尔（Joan Martinez Alier）指出，马克思的著名分析表明，“资本主义导致了‘新陈代谢的断裂’。资本主义無法更新自身的生产条件；它不能补充养分，它侵蚀土壤，它耗尽或破坏可再生资源（如渔业和森林）和不可再生资源（如化石燃料和矿物）”。据此，马丁内斯·阿利尔认为，马克思生前虽然没有看到全球气候变化，但“会站在气候正义一边”。①事实上，马克思生态批判的非凡发展，是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生产的“消极的即破坏性的一面”的分析为基础，为世界提供了对当代全球危机各个方面的深刻洞察。②

对榨取主义进行历史唯物主义分析的关键是马克思对他所称的“原始剥夺”的分析，他更喜欢这个词而非古典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家所说的“先期积累或原始积累”（通常被误译为“原始积累”）。③正如马克思反复强调的，“所谓的原始（先期）积累”根本不是积累，而是没有等价的剥夺或占有。④根据卡尔·波拉尼（Karl Polanyi）的分析，我们也可以将剥夺称为“没有互惠的占有”，这也符合马克思的论点。⑤在英国，剥夺公共土地的行为很明显。但重商主义时代“（所谓的）原始积累的主要时刻”，为“工业资本家的产生”提供了条件，主要是通过对新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整个外部区域/外围进行殖民式“征服和掠夺”，剥夺土地和身体。马克思认为，这与美洲“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整个跨大西洋奴隶贸易，对印度的野蛮殖民，以及来自殖民地区的大量资源/过剩支撑了欧洲发展有关。⑥

这一分析中至关重要的是，马克思非常仔细地区分了在一般意义上理解的“占有”（appropriation）与特定形式的“占有”：前者是所有财产形式和所有生产方式的基础，后者如资本制度下的“剥夺”（expropriation）和“剥削”（exploitation）。马克思认为，占有植根于对自然的自由占有，因此是人类生存的物质先决条件，由此形成了各种财产形式，而私有财产只是其中的一种形式，它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才占主导地位。这种一般的历史理论方法产生了马克思关于“占有方式”的概念，这个概念是生产方式的基础。⑦这些区别在马克思后来的人类学著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认同阿尔及利亚和其他地方的土著社群对剥夺其土地的积极抵抗。⑧

马克思在分析中不仅看到对土地和身体的剥夺，而且看到地球本身也可能被剥夺，因为它的再生产条件得不到维持，自然资源被“掠夺”或“浪费”。⑨资本主义尤其如此。在资本主义中，对自然的占有通常采取一种明确的剥夺形式。在马克思的分析中，构成一切生产的基础是人类社会对自然的无偿占有，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这种占有已经转变为更具破坏性的形式，即“自然对资本的无偿馈赠”，其主要目的不再是将生命、地球和社会作为一个基本上不可分割的整体进行再生产，而是只专注于资本的增殖。①因此，对地球的“掠夺”和人类与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断裂——或“社会新陈代谢相互依存过程中无法弥补的断裂”——是紧密交织在一起的。②尽管当代一些理论家试图将榨取主义定义为自然的不再生产，但根据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观点，将其视为马克思所说的对自然的掠夺或剥夺更有理论意义，而榨取主义只是其中一种特别极端和关键的形式。

二、古迪纳斯与榨取主义者剩余

这些源自马克思经典生态批判的概念基础，使我们能够更充分地领会古迪纳斯在其《榨取主义》（Extractivisms）一书中对榨取主义的开创性见解。他分析的一个关键出发点是“占有方式”（modes of appropriation）的概念。20世纪80年代中期，环境社会学家斯蒂芬·邦克（Stephen G. Bunker）在其开创性著作《不发达的亚马逊》（Underdevelopment the Amazon）中，提出了“采掘方式”（modes of extraction）的概念，以探讨采掘工业及其非再生产性的问题，并将其与马克思“生产方式”这一更广泛的概念进行了对比。③古迪纳斯认为邦克的观点总体上是正确的。然而，与邦克相反，古迪纳斯不使用“采掘方式”概念，他也没有保留马克思的生产方式概念，而是引用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的话，莫名其妙地认为马克思的概念已经被“抛弃”。古迪纳斯转向了“占有方式”概念，但他似乎并没有意识到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Grundrisse）中构建的“占有”与“生产”之间以及“占有方式”与“生产方式”之间的理论联系，也没有意识到这与当前马克思主义对这些范畴的研究有何关联。④不过，古迪纳斯的占有方式研究方法使他能够区分人类对自然环境的一般占有与他所称的“榨取主义者占有方式”，后者违反了自然和社会再生产的条件。

古迪纳斯依照由以下三个特征衡量的过剩过程来定义榨取主义本身：（1）物理指标（体积和重量）；（2）环境强度；（3）目标。榨取主义被视为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有内在联系，要求产品以初级商品的形式出口。⑤并非所有采掘工业对自然的占有都是榨取主义的。这或许在他的短文《马克思会是一位榨取主义者吗？》（“Would Marx Be an Extractivist？”）中最为清晰，正如马丁内斯·阿利尔在回应科雷亚时所说：

马克思并不排斥采矿。大多数社会思潮并不排斥它，如果仔细听取他们的主张，就会发现他们关注的是一种特定的企业：大规模、大量开采、高强度和露天开采。换句话说，不要将采矿与榨取主义混为一谈。……在今天的拉丁美洲，马克思不会是榨取主义者，因为这意味着放弃转变生产方式的目标，成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相反，他将促进替代性的生产，这意味着，在我们目前的情况下，转向后榨取主义。①

马丁·阿尔博莱达（Martin Arbolida）将今天的全球榨取主义称为“星球采挖”（The Planetary Mine），并认定其为“广义垄断资本”（Generalized-monopoly capital）和“晚期帝国主义”（Late imperialism）的条件。②古迪纳斯学说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对新榨取主义导致的南半球帝国主义重新崛起的批判，他提出了“与全球化脱钩”的问题，这或许是唯一激进的选择。③詹姆斯·佩特拉斯（James Petras）和亨利·维尔特迈尔（Henry Veltmeyer）在《榨取的帝国主义》（Extractive Imperialism）一书中有力地发展了类似的观点，他们将新的榨取主义描述为一种新的帝国主义模式，迫使各国成为新的依附国，新自由主义的重组为这种依附关系奠定了基础，这几乎摧毁了许多早期的农业和工业生产力量。④

然而，古迪纳斯的标志性贡献在于他试图将榨取主义与“剩余”（surplus）概念联系起来，以解释与依赖榨取主义的占有方式相关的经济和生态损失。在这里，他依赖于保罗·巴兰（Paul A. Baran）在20世纪50年代的《增长的政治经济学》（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rowth）中提出的“经济剩余”概念，该概念旨在根据以理性经济规划为标准的批判来实施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计算。⑤古迪纳斯指出，在巴兰的“剩余”概念中，与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相一致，“地租和货币资本利息”是总剩余的组成部分而非生产成本。在引入“经济剩余”概念时，巴兰试图揭示剩余价值的形式。正如古迪纳斯所说，在资本主义账单中，剩余价值是“实质上对剩余的占有”的伪装形式。⑥

根据这一思想，古迪纳斯试图在劳动力剥削的基础上，在榨取主义占有方式的背景下，在剩余的经济或社会层面之外增加剩余的两个环境层面。首先，“环境可再生剩余”（environmental-renewable surplus）被认为与古典的李嘉图-马克思农业地租理论有关，该理论主要关注可再生产业。这不仅意味着获取与垄断租金相关的剩余，从而将其直接纳入经济计算，而且根据古迪纳斯的说法，还意味着应对生态系统服务（如授粉）如何被榨取式地占有/剥夺。古迪纳斯指出，通过忽视土壤和水资源保护等关键环境因素，企业创造了更大的“货币化剩余”，从而在榨取主义占有可再生资源的基础上产生了人为的巨大剩余。这与马克思所说的“掠夺”或“剥夺”地球有关，是其新陈代谢断裂理论的一部分。①

根据古迪纳斯的说法，剩余的第三个维度（即第二个环境维度）是与矿产和化石燃料等不可再生资源相关的“环境不可再生剩余”（environmental-nonrenewable surplus）。他写道：“这里的关键区别是资源迟早会耗尽，因此资本家攫取的剩余将永远与无法恢复的自然遗产的损失成正比。同样，采矿飞地占用的空间将不可能用于其他用途，例如农业。”无论获得什么榨取主义剩余，都必须与资源枯竭相关的自然财富损失相抵消。然而“自然资本”这一概念的普遍使用则掩盖了这一点，今天理解这一点不是像在古典政治经济学中那样指向使用价值方面，而是根据新古典经济学指向交换价值和可替代性方面。②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典历史唯物主义中，对不可再生资源的剥夺所采用的分析方法，与古迪纳斯在分析“环境不可再生剩余”时提出的分析方法非常相似。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对不可再生资源的破坏性剥夺不能像对土壤、森林、渔业等的掠夺那样被视为一种直接的抢劫行为。因此，他们将采掘业与不可再生资源的关系归结为对这些资源的浪费。“浪费”这一概念特别适用于贪婪地剥夺矿物和化石燃料特别是煤炭，但也适用于采掘工业中的极端“人类牺牲”，与现在有时被称为“身体断裂”（corporeal rift）有关。③因此，在经典历史唯物主义视角中，资本主义与可再生和不可再生资源的关系被视为对地球的破坏性剥夺，要么是对自然的“掠夺”，要么是对自然的“浪费”——这一做法与古迪纳斯的两种形式的榨取主义者剩余（占有/剥夺）密切对应。

古迪纳斯对所谓“榨取主义者剩余”（extractivist surplus）的研究与上述“剩余”（surplus）的两个环境维度相关，必然包括外部性。该研究强调了一个事实，即在某些情况下，与更合理的“计划剩余”相比，被侵吞的“实际剩余”——借用巴兰的术语讲——被人为地抬高了，因为它没有考虑化石燃料和其他自然资源的损耗。④这种基本方法也在古迪纳斯的其余分析中被应用，以参与社会底层与这种血淋淋的榨取主义经济，以及与其相关的晚期帝国主义的斗争，后者以更大的规模长期对相对依赖性的外围（或半外围即新兴）经济体敲骨吸髓。正如他在《榨取主义》（Extractivisms）一书中所论述的，这最终会成为一个“榨取主义与正义”的问题。⑤

三、榨取主义与人类世的危机

“人类世”（Anthropocene）虽然还不是一个正式名称，但已被定义为在地质史上人类因素而不是非人类因素首次成为决定地球系统变化的主要力量的时代。很显然，只要全球工业文明存在，人类世就会继续存在。当前的人类世危机被定义为地球系统生物地球化学循环中的“人为断裂”（anthropogenic rift），与资本积累系统密切相关，并将社会引向人类世灭绝事件。①为了避免这一点，人类需要超越由资本主义强加的占主导地位的“积累社会”（accumulative society）。②但是，考慮到当前的经济和技术发展处于行星规模阶段，人类社会在生态上的可持续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也不会出现在人类世自身的边缘。在确定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所有未来路径时，需要考虑增长。

正是由于認识到这些条件，西班牙地质学家卡尔斯·索里亚诺（Carles Soriano）在《地质学报》（Geologica Acta）撰文，提出将“资本世”（Capitalian）作为人类世时代第一个地质年代的名称。③根据这一观点，当前的全球生态危机必须从对自然的破坏性剥夺的角度来看待，这需要在超越资本主义和资本世年代（Capitalian Age）的过程中加以超越。还有人单独为这一新的地质时代提出了“资本主义世年代”（Capitalinian Age）的名称，同时也提出了“共产世年代”（Communian Age）的概念——代表着社群、社区、公共——作为人类世的未来地质年代。这需要在与自然的共同进化中去创造。在这方面，21世纪中叶必然会出现一个“大转折”（great dimaderic）。④

在21世纪，反对资本主义对大自然的剥夺，在所有层面和所有形式的社会斗争中都必须置于优先地位；特别是在榨取主义正日益主导我们的时代，必须置于当前反对积累制度本身的背景下。在经典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中，生产作为一个整体，不仅需要面对采掘业，还要面对农业、制造业和运输业，以超越基于阶级的资本积累的矛盾。在这方面，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传统的见解至关重要。正如马克思所观察到的：

既然实际劳动就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而占有自然因素，是中介人和自然间的物质变换的活动，那么，劳动能力由于被剥夺了劳动资料即被剥夺了通过劳动占有自然因素所需的对象条件，它也就被剥夺了生活资料。因为，正如以前我们所已经知道的，商品的使用价值一般可以指生活资料。因此，被剥夺了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劳动能力是绝对贫穷本身。⑤

除此之外，今天我们面临着一个更大的问题。随着积累的增加，劳动作为人与自然之间代谢的直接中介的角色不断被剥夺，资本通过占有自然环境以控制自然，不断替代劳动。这意味着地球上的各种生命形式作为一个整体正在被摧毁。唯一的答案是创造一种更高形式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相关生产者直接、合理地调节人类与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以将其自身发展与地球作为一个整体共同演化的要求保持一致。

［原载于Science for the People， vol. 25， no. 2， 2022.此次翻译已获《每月评论》（Monthly Review）杂志和作者授权。］

责任编辑：胡颖峰

特邀编辑：胡春雷

［作者简介］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美国俄勒冈大学社会学教授、《每月评论》（Monthly Review）主编

［译者简介］铁小茜，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21级博士研究生（山东济南 250100）

［校者简介］胡春雷，国民经济学博士，独立学者（山东济南 250000）

①参见Jan Zalasiewicz， Colin N. Waters， Mark Williams and Colin P. Summerhayes， The Anthropocene as a Geological Time Uni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9， pp. 256-257; Ian Angus， Facing the Anthropocene，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16， pp. 44-45.

②关于人类世，参见Jan Zalasiewicz， Colin N. Waters， Mark Williams and Colin P. Summerhayes， The Anthropocene as a Geological Time Uni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9; Ian Angus， Facing the Anthropocene，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16.

①Christoph G■rg ， et al.，“Scrutinizing the Great Acceleration： The Anthropocene and Its Analytic Challenges for Social-Ecological Transformations，”The Anthropocene Review， vol. 7， no. 1， 2020， https：//journals.sagepub.com/doi/full/10.1177/2053019619895034.

②Ulrich Brand and Markus Wissen，The Imperial Mode of Living， London： Verso， 2021.

③Alicia Bárcena Ibarra， in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al Programme Press Release， “Worldwide Extraction of Materials Triples in Four Decades， Intensifying Climate Change and Air Pollution，” July 20， 2016， https：//www.cepal.org/en/comunicados/la-extraccion-mundial-materiales-se-triplico-cuatro-decadas-agudiza-cambio-climatico-la/.

④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al Programme， Global Material Flows and Resource Productivity， 2016， p. 5.

⑤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Trade Profiles 2021， https：//www.wto.org/english/res_e/booksp_e/trade_profiles21_e.pdf. 同时参见Martin Upchurch，“Is There a New Extractive Capitalism？”International Socialism，vol. 168， 2020， http：//isj.org.uk/extractive-capitalism/.

⑥Eduardo Gudynas， Extractivisms， Blackpoint， Nova Scotia： Fernwood Publishing， 2020， p. 82.

⑦Mark Bowman， “Land Rights， Not Land Grabs， Can Help Africa Feed Itself，” CNN， June 18， 2013.

⑧Guy Standing， “How Private Corporations Stole the Sea from the Commons，”Janata Weekly， August 7， 2022; Stefano Longo， Rebecca Clausen and Brett Clark，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dity， New Brunswick， New Jersey：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2015.

⑨Vijay Prashad and Taroa Zú■iga Silva， “Chile’s Lithium Provides Profit to the Billionaires but Exhausts the Land and the People，”Struggle La Lucha， July 30， 2022.

⑩John Bellamy Foster， “The Defense of Nature： Resisting the Financialization of the Earth，” Monthly Review， vol. 73， no. 11， April 2022， pp. 1-22.

①Mohammed Hussein， “Mapping the World’s Oil and Gas Pipelines，”Al Jazeera， December 16， 2021.

②World Trade Organization，Trade Profiles 2021， https：//www.wto.org/english/res_e/booksp_e/trade_profiles21_e.pdf， p. 22， p. 70; “USA： World’s Largest Producer of Oil and its Largest Consumer，” China Environment Net， July 29， 2022.

③Donella H. Meadows， Dennis L. Meadows， J■rgen Randers and William W. Behrens III， The Limits to Growth， Washington， D. C.： Potomac Associates， 1972; Dennis Meadows Interviewed by Juan Bordera， “Fifty Years After ‘The Limits to Growth，’” MR Online， July 21， 2022， https：//mronline.org/2022/08/10/fifty-years-after-the-limits-to-growth/.

④“extractivism”（榨取主義）一词源于“extraction”（采掘）。在表述资本主义对自然的掠夺时，国内学术界一般将“extractivism”译为“榨取主义”。——译者注

⑤参见 John-Andrew McNeish and Judith Shapiro， “Introduction，” in Shapiro and McNeish，ed.，Our Extractive Age： Expressions of Violence and Resistance， London： Routledge， 2021， p. 3; Christopher W. Chagnon， Sophia E. Hagolani-Albov and Saana Hokkanen， “Extractivism at Your Fingertips，” in Shapiro and MacNeish， ed.，Our Extractive Age： Expressions of Violence and Resistance， London： Routledge， 2021， pp. 176-188; Christopher W. Chagnon， Francesco Durante， Barry K. Gills， Sophia E. Hagolani-Albov， Saana Hokkannen， Sohvi M. J. Kangasluoma， Heidi Konttinen， Markus Kr■ger， William LaFleur， Ossi Ollinaho and Marketta P.S. Vuola，“From Extractivism to Global Extractivism： The Evolution of an Organizing Concept，”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May 2022， https：//www.tandfonline.com/doi/pdf/10.1080/03066150.2022.2069015/.

⑥Alexander Dunlap and Jostein Jakobsen，The Violent Technologies of Extraction： Political Ecology，Critical Agrarian Studies and the Capitalist Worldeater， Cham， Switzerland： Palgrave Macmillan， 2020， p. 34， p. 100， pp. 120-121.

①Eduardo Gudynas， Extractivisms， Blackpoint， Nova Scotia： Fernwood Publishing， 2020， p. 4， p. 10.

②Karl Marx， Capital， vol. 1，London： Penguin， 1976， p. 287;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 30，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88， p. 145;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 35，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96， p. 191. 中文译本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12页。古迪纳斯将“采掘工业”（extractive industry）一词的普及归功于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他本人拒绝接受这个术语，认为它意味着采掘部门是工业的一部分，因此具有生产性。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在19世纪中期使用了这个术语，作为对整个生产的部门分析的一部分，因此没有与生产分开。参见 Eduardo Gudynas， Extractivisms， Blackpoint， Nova Scotia： Fernwood Publishing， 2020， p. 3， p. 8.

③Karl Marx， Capital， vol. 3， London： Penguin， 1981， pp. 181-182. 中文译本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03页。

④Karl Marx， Capital， vol. 3， London： Penguin， 1981， p. 911.

⑤Karl Marx， Capital， vol. 3， London： Penguin， 1981， p. 911; Marx and 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 30，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88， p. 62; Marx and 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 46，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92， p. 411.

ā

①Joan Martinez-Alier，“Rafael Correa， Marx and Extractivism，” EJOLT， March 18， 2013， http：//www.ejolt.org/2013/03/rafael-correa-marx-and-extractivism/. 同时参见Eduardo Gudynas，“Would Marx Be an Extractivist？”Post Development，Social Ecology of Latin America Center， March 31， 2013.

②参见“Metabolic Rift： A Selected Bibliography，” Monthly Review， https：//mronline.org/2013/10/16/metabolic-rift/; Karl Marx， Capital， vol. 1，London： Penguin， 1976， p. 638.

③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 20，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85， p. 129. 感谢伊恩·安格斯（Ian Angus）使我注意到这段话。

④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七部分“所谓原始積累”中使用了大约30次“剥夺”这个词，而在他使用“原始积累”时，他反复称之为“所谓的”或放在引号中，并在带有讽刺意味的段落中使用了大约10次。他在几个地方明确指出，“所谓原始积累”的现实（和历史定义）是剥夺，而在本文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都包括“剥夺”或“被剥夺”。参见Karl Marx， Capital， vol. 1，London： Penguin， 1976， p. 871， pp. 873-875， pp. 939-940. 关于马克思的占有/剥夺概念的讨论，参见John Bellamy Foster and Brett Clark，The Robbery of Nature，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20， pp. 35-63.

⑤关于波兰尼、占有和互惠，参见Karl Polanyi， Primitive， Archaic and Modern Economies， Boston： Beacon Press， 1968， pp. 88-93， pp. 106-107， pp. 149-156; John Bellamy Foster and Brett Clark，The Robbery of Nature，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20， pp. 42-43.

⑥Karl Marx， Capital， vol. 1， London： Penguin， 1976， pp. 914-915.

⑦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 29，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87， p. 461.

⑧John Bellamy Foster， Brett Clark and Hannah Holleman，“Marx and the Indigenous，”Monthly Review 71， no. 9， February 2020， pp. 1-19.

⑨Karl Marx， Capital， vol. 1， London： Penguin， 1976， p. 638; Karl Marx， Capital， vol. 3， London： Penguin， 1981， p. 182， p. 949.

①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 37，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98， p. 733.

②Karl Marx， Capital， vol. 1， London： Penguin， 1976， p. 638; Karl Marx， Capital， vol. 3， London： Penguin， 1981， p. 910， p. 949.

③Stephen G. Bunker，Underdeveloping the Amazon： Extraction， Unequal Exchange， and the Failure of the Modern Stat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5， p. 22.

④Eduardo Gudynas， Extractivisms， Blackpoint， Nova Scotia： Fernwood Publishing， 2020， pp. 26-27;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 28，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86， p. 25， vol. 29，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87， p. 461. 關于当前研究剥夺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参见Nancy Fraser， “Behind Marx’s Hidden Abode，” in Critical Theory in Critical Tim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7， https：//doi.org/10.7312/deut18150-009; Ron Martin， “Roepke Lecture in Economic Geography-From Exploitation to Expropriation，” Economic Geography， vol. 86， is. 1， January 2010， pp. 1-27; Michael C. Dawson， “Hidden in Plain Sight，”Critical Historical Studies， vol. 3， no. 1， Spring 2016， pp. 143-161; Peter Linebaugh， Stop， Thief！Oakland， California： PM Press， 2014， p. 73; John Bellamy Foster Foster and Brett Clark，The Robbery of Nature，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20.

⑤Eduardo Gudynas， Extractivisms， Blackpoint， Nova Scotia： Fernwood Publishing， 2020， pp. 4-7.

①Eduardo Gudynas，“Would Marx Be an Extractivist？” https：//postdevelopment.net/2013/03/31/would-marx-be-an-extractivist/.

②Martin Arboleda， Planetary Mine： Territories of Extraction Under Late Capitalism， London： Verso， 2020. “广义垄断资本”是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提出的一个术语，用来指代21世纪的世界政治经济条件。在这种情况下，垄断资本的总部大部分位于美国/加拿大、西欧和日本帝国三巨头，其触角遍布全球，包括其控制下的生产全球化。“晚期帝国主义”旨在说明这些条件是如何促进剩余/价值从资本主义体系的外围向核心转移的一个术语。参见Samir Amin， Modern Imperialism， Monopoly Finance Capital， and Marx’s Law of Value，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18， p. 162; John Bellamy Foster， “Late Imperialism，”Monthly Review 71， no. 3， July-August 2019， pp. 1-19.

③Eduardo Gudynas， Extractivisms， Blackpoint， Nova Scotia： Fernwood Publishing， 2020， pp. 143-144.

④James Petras and Henry Veltmeyer， Extractive Imperialism in the Americas， Boston： Brill， 2014， pp. 20-48.

⑤Paul A. Bara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rowth，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62， pp. 22-43. 在论述剩余及其与环境的关系的过程中，古迪纳斯的论点有两个问题：首先，他没有承认过去几十年来在理解马克思的生态批判方面取得的巨大进步，也没有在全球范围内贡献大量的文献；其次，在转向巴兰的剩余分析理论并对榨取主义进行政治经济学和生态批判时，古迪纳斯实际上是从20世纪一位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那里获得灵感。

⑥Eduardo Gudynas， Extractivisms， Blackpoint， Nova Scotia： Fernwood Publishing， 2020， p. 83. 关于巴兰的“剩余”概念与马克思的“剩余价值”概念的关系，参见John Bellamy Foster，The Theory of Monopoly Capitalis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14， pp. 24-50.

①Eduardo Gudynas， Extractivisms， Blackpoint， Nova Scotia： Fernwood Publishing， 2020， pp. 83-84.

②Eduardo Gudynas， Extractivisms， Blackpoint， Nova Scotia： Fernwood Publishing， 2020， pp. 84-85. 关于“自然资本”的概念是如何从古典经济学中的使用价值范畴转变为新古典经济学中交换价值范畴的，参见John Bellamy Foster， “Nature as a Mode of Accumulation，” Monthly Review  vol. 73， no. 10， March 2022， pp. 1-24。

③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 46，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92， p. 411;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 30，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88， p. 62;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 34，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94， p. 391; Karl Marx，Capital， vol. 3， London： Penguin， 1981， p. 182， p. 949. 关于身体断裂，参见John Bellamy Foster and Brett Clark， The Robbery of Nature，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20， pp. 23-32。

④Paul A. Bara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rowth，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57， p. 42.

⑤Eduardo Gudynas， Extractivisms， Blackpoint， Nova Scotia： Fernwood Publishing， 2020， pp. 112-113.

①Clive Hamilton and Jacques Grinevald， “Was the Anthropocene Anticipated？” Anthropocene Review， vol. 2， no. 1， 2015， p. 67.

②“積累社会”概念参见Henri Lefebvre， The 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 The One-Volume Edition， London： Verso， 2014， p. 622.

③Carles Soriano，“On the Anthropocene Formalization and the Proposal by the Anthropocene Working Group，”Geologica Acta， vol. 18， no. 6， 2020， pp. 1-10.

④John Bellamy Foster and Brett Clark， “The Capitalinian： The First Geological Age of the Anthropocene，”Monthly Review， vol. 73， no. 4， September 2021， pp. 1-16; John Bellamy Foster， “The Great Capitalist Climacteric，”Monthly Review， vol. 67， no. 6， November 2015， pp. 1-17.

⑤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 30，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88， p. 40. 中文译本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