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 红 陈 映

(贵州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贵州贵阳 550025)

一、问题提出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我们要健全学校家庭社会育人机制,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1〕。家庭教育作为教育的起点和基石,是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一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颁布了一系列有关家庭教育的政策文件,不断推动家庭教育稳步前行。1996年全国妇联、国家教委颁布《全国家庭教育工作“九五”计划》,它是我国第一次专门针对家庭教育的工作目标、具体措施、组织保障和检查评估等颁布的政策文件,也是我国首次提出家庭教育五年计划。自此,我国陆续出台一系列专门针对家庭教育发展规划的政策性文件,为家庭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方向指引和政策支持。然而,政策文本的制定不代表政策价值的生成和政策目标的达成〔2〕,家庭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定位与方式和相关政策是否有效执行紧密联系。当政策制定完成后,影响政策有效执行的关键因素就是能否选择恰当的政策工具〔3〕。通常认为,政策工具(或治理工具)指政府可以用来实现某种政治目标的手段〔4〕,分析政策工具的使用现状能体现决策者对政策目标群体行为准则的宏观调控。当前,政策工具理论在教育政策研究中愈发成熟,然而我国关于家庭教育政策的研究主要聚焦梳理历史演变和阐明未来路向,有学者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家庭教育政策的行动逻辑〔5〕,探查我国家庭教育40余年的历史进程与未来展望〔6〕,也有学者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家庭教育政策的演进特征与进路选择〔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