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谢怿墨 李洪智

引言

《司马昞墓志》，又名《司马景和墓志》，北魏时期刻石，刻于正光元年（520），乾隆二十年（1755）在河南孟县出土。王昶《金石萃编·卷二十九》注：“碑高二尺一寸五分，广二尺三寸五分，共十八行，每行一十七字，正书。”[1]此墓志艺术风格独特，系北魏墓志中的代表作品。

《司马昞墓志》原石已佚，《金石萃编》记载了《司马昞墓志》出土后亡佚经过与原因：“缘初在张大士家，时有以闻，于邑令周名洵者取至署中验视，以其古物遂于罢任时携去。张闻之追至洛阳，不得而反。”[2]乾隆四十五年（1780），金石学家冯敏昌据拓本翻刻。然而，此刻石亦于抗战后下落不明，故今见拓本稀少，且多为翻刻本。今重要传本有二：一是“罗振玉题跋本”，一为“国家图书馆藏本”。前者罗氏题跋曰：“海内原本，惟端忠敏公（端方）宝华庵有一本，与此二而已。”[3]认为此本为原拓。罗振玉在题跋中还提及重刻本中“胤”与“玄”皆因后世避讳残泐，而罗氏题跋本并未避讳，可证明此本并非重刻本，因此，本文采用“罗振玉题跋本”进行研究。

北朝墓志中大多存在异写字现象，《司马昞墓志》可视为典型代表，其中的异写字数量多、类型丰富。本文对《司马昞墓志》中异写字进行全面、细致的整理研究，借此以点带面，观照北魏墓志的异写字现象，并对其成因进行分析。

一、关于异写字

王宁先生《汉字构形学导论》中提出了汉字构形的共时认同关系与历时传承关系这两组概念。其中，共时认同关系包括“异写字”与“异构字”两种。“在同一体制下，记录同一个词，构形、构意相同，仅仅是写法不同的字样，称作异写字。”[4]如“册”与“冊”，“期”与“朞”等；而“形体结构不同而音义都相同、记录同一个词、在任何环境下都可以互相置换的字，称作异构字”[5]。如“吃”与“喫”、“迹”与“跡”，等等。

当然，在汉字史中，异写字与异构字也可以相互转化。例如，“風（风）”，《说文》“从虫，凡声”，其草书写法为“”（王羲之《长风帖》），中间相连的部分本为“”（上撇本属于声符“凡”）的快写。但由于“”看起来与“云”的草书写法“”（王羲之《十七帖》）相类似。因此，在行草书楷化的过程中，书写者直接将中间的部分改为了“云”，虽然破坏了原来的理据（声符“凡”被分割，“虫”已不可见），但却为“风”赋予了新的理据。“风”与“云”皆属自然气象范畴，从理据上来说，有一定的相关性，可见，这是典型的“因为构形相似而对构意有新的推测，从而形成理据重构的异构字”[6]。因而“”（《司马昞墓志》）这一异构字，应该是由异写字转化而来的。

关于碑刻异体的研究古已有之，然称呼略有不同，如“别字”“别体”“俗字”“俗体”等。需要明确的是，古人所谓“别字”“别体”“俗字”“俗体”包含范围更广，既包括“异写字”，也包括“异构字”。因此，本文所说的“异写字”仅为其中的一部分。

二、《司马昞墓志》异写字考查

董寿平在《碑别字新编》序二中有言：“碑版之别构字，历代殊多有之，期间惟以北朝及唐代为甚。”[7]碑刻中的异写字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盛行，且尤以北朝为甚。《司马昞墓志》作为北朝石刻的代表作品，志文中的异写字比例很高。

此墓志共计283 字，其中“魏”（有不同写法，出现两次）、“故”、“节”（既为异写字，也属于异构字）、“左”（出现两次）、“军”（出现四次）、“刾”（刺，出现两次）、“马”、“播”、“曾”、“阳”（有不同写法，其中异写字出现两次）、“兴”、“屯”、“胤”、“分”、“归”、“国”、“爵”、“弈”、“华”、“休”（有不同写法，出现两次）、“著”、“拔”、“挺”、“风”（有不同写法，出现两次，其一为异构字）、“魁”、“崖”、“机”、“绝”、“被”、“为”（有不同写法，出现两次）、“牧”、“薄”、“员”、“散”、“骑”、“给”、“从”、“龙”[8]、“骧”、“佐”、“带”、“边”、“授”、“此”（出现两次）、“正”、“於”（出现两次）、“廷”、“追”、“美”、“诏”、“赠”、“能”、“若”、“塟”（葬）、“本”、“义”、“辞”（出现两次，既为异写字，也属于异构字）、“略”、“举”、“城”（出现两次）、“都”、“而”、“烈”（出现两次）、“操”、“声”、“愕”（出现两次）、“历”、“奄”、“然”、“住”、“馨”、“不”、“平”、“元”、“宜”（出现两次）均为异写字，共计92 字，约占墓志总字数的32%，所占比例非常高。

值得一提的是，罗振玉在题跋中对《司马昞墓志》传世重刻本的避讳问题进行了简要说明，他认为：“此志石佚已久，传世皆重刻本，文中‘宗胤分否’之胤字与‘玄枵之月’之玄字，重刻本皆避讳阙泐，其笔势全不复存。”[9]其中提到“重刻本”中“胤”与“玄”皆因后世避讳残泐，可见志文中异写字现象可作为版本鉴定的重要依据。

根据梳理，《司马昞墓志》中异写字的表现大致可分为“简省笔形”“增加笔形”“改变笔形的交接连断状态”“笔形变异”“部件变异”“行草书楷化”“部件替换”七类。其中部分异写字的差异不止有一类表现，例如“绝”字，既属于“简省笔形”，又属于“行草书楷化”[10]，因此将其于文字一栏用“*”号标注，以示区别。

罗振玉 行书跋《司马昞墓志》 选自上海书画出版社《北魏墓志名品（一）》

《司马昞墓志》异写字表

《司马昞墓志》的异写字中，有一些也属于异构字的范畴，如“节”“葬”“迁”“辞”“风”等。

“葬”“迁”“辞”“风”则属于理据重构[11]的范畴。例如：

《司马昞墓志》中的异写字显然在数量上远远超过了异构字，而且，有的异构字还是由异写字转化而来的，如“”“”等，就是说，对于这类字，我们既可以将其视为异构字，也可以视为异写字。《司马昞墓志》异写字的各种类型中，“简省笔形”占19%，“增加笔形”占9%，“改变笔形的交接连断状态”占15%，“笔形变异”占5%，“部件变异”占23%，“行草书楷化”占27%，“部件替换”占7%。通过上述数据分析，不难看出《司马昞墓志》中异写字类型以“行草书楷化”“部件变异”“简省笔形”为主。

三、《司马昞墓志》异写字成因分析

北朝时期异写字盛行的原因离不开时代动荡、民族融合等大背景因素。当然，除此之外，异写字这一现象也与书者的文化程度以及刻工的实际操作密切相关。正如启功在《碑别字新编》序中所言：“窃谓碑版之刻，其文字正别固由书人，而石工奏刀，于点画或遗或略，则非尽由书丹者之笔误也。”[15]

《司马昞墓志》之于浩如烟海的北朝碑刻来说仅为很小的个体，但我们仍然可以通过对其中异写字的整理分析，以小见大，探寻其中所蕴含的普遍规律。通过上表分类整理，笔者在此对《司马昞墓志》异写字成因进行简要分析：

第一，出于简便书写的需要。行草书楷化的字形就是如此，如：“正”为借用行草书写法，将“止”转化为“”，显然，按照行草书的笔顺书写起来更加便利。

第二，出于美观的需要。异写字受书写者审美的影响，叶昌炽《语石》载：“碑文别体，北朝作俑……自唐以下，一代之碑，皆有一代风行之别体。大抵书碑者，不能不取势，左之右之，惟变所适，积久遂成风尚。”[16]增加笔形多为此原因，如“崖”字下侧部件多一点，以保持平衡。此外，墓志中“軍”“重”“馬”这些字形都属于竖与上横由相交变为相接的情况，足见这并非偶然一见的现象，而是有意为之的、为书写者出于审美考虑的必然结果。

第三，出于别异的需要。如“城”的部件“土”加点，一般认为是独立写“土”的时候为了与“士”做区分，这种别异的标志带入合体字，于是就出现了“城”的异写字“”。

第四，形近而讹。如“廷”字，部件“廴”改换为“辶”。又如“於”字，部件“方”写作“扌”：“方”在草书中写作“”（孙过庭《书谱》），与“才”形近，又因“才”与“扌” 形似，故“方”多作“扌”。此为行草书楷化后造成的偏旁替换，魏碑当中多见此写法。

第五，刻工误刻。刻工在刊刻过程中，有意无意地对字形加以改造，导致异写字的产生。如“華”字中，中间笔形由相接变为相交，呈“十”字状，当是由于误刻造成的。

结语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文字的书写情况非常复杂，导致异写字盛行。作为北魏墓志书法的代表性作品，《司马昞墓志》中的诸多异写字极具代表性。其中的异写字不仅在志文中所占比例较高，而且几乎囊括了异写字的各种类型。虽然异写字的大量出现给人们日常使用文字带来了识记的不便，在社会用字领域需要加以规范。但是，它的出现是可以理解的，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必然。另外，从书法艺术的角度来看，部分异写字为书刻效果的美化加分不少，发挥了不容小觑的作用。有的异写字之所以历来有着顽强的生命力，易写、美观恐怕是非常重要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