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静仪

引言

在群星璀璨的唐代书法史中，张怀瓘是不可忽视的书学理论家。他的书学理论不仅肯定了书道的独立地位，还建立了“神、妙、能”三品说以及分书体而评书人的书法评价体系，对后代书学理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然而，关于张怀瓘的生平研究仍有待推进。他政治地位不高，家世一般，书名不显，历代书论对其生平都少有记载，他的生卒年、籍贯、姓名、官职、交游等至今仍存在争议。朱长文评价张怀瓘，说其书法“于唐无闻焉”[1]，但以书论闻名。

作为张怀瓘的弟弟，张怀瓌和张怀瓘一样，担任翰林书待诏，以书法创作与收藏而闻名于世，其生平与张怀瓘高度相关。因此，《张怀瓌墓志》对于推进张怀瓘的生平研究有重要作用。

一、张怀瓘生平材料辨析

目前，学界探讨张怀瓘生平，主要依靠唐宋以来传世文献的记载，以及陶宗仪、余嘉锡利用《张中立墓志》对张怀瓘生平的辨析。唐人《述书赋》以及《集贤注记》《历代名画记》《墨薮》，宋人《书小史》《新唐书·艺文志》《直斋书录解题》《益州名画录》《籀史》对张怀瓘生平虽有记录，但其中仍有值得商榷之处。明清以来，随着张怀瓘弟弟张怀瓌的曾孙的墓志——《张中立墓志》（《唐故宣义郎侍御史内供奉知盐铁嘉兴监事张府君墓志铭并序》）的发现，陶宗仪《书史会要·补遗》及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对张怀瓘的家族及世系有了进一步补充。

在传世文献的基础上，《张怀瓌墓志》（《大唐故朝请大夫盛王府司马诸王侍书上护军范阳张公墓志铭并序》）的出土对于推进张怀瓘生平研究有重要意义。墓志为前清河郡清河县尉包佶撰，它品相完好，字迹清晰。志石出土于1999 年12 月，后藏千唐志斋博物馆[2]，《全唐文补遗（千唐志斋新藏专辑）》录其全文。[3]陈尚君《唐代石刻文献的重要收获》一文指出，此墓志“对于唐代著名书学理论家张怀瓘的家世、生平研究，极其重要”[4]。陶敏辑校《集贤注记》时，在“张怀瓌”一条下提到此材料。[5]但在艺术史及书法理论研究领域，这一墓志尚未得到充分讨论。现将志文兹录如下：

公讳怀瓌，字恪，姓张氏，世族范阳，侨居于广陵。累叶皆以儒学著称于世。曾祖礼。祖隆，唐太子左司御率。父绍宗，赠宜春郡太守。公即宜春之第五子也。

幼有纯行，敏达温冲谦慎，兼该众艺，尤工于书。今上搜择诸能，必臻其奥，四海奇特，咸造于阙庭。开元中，诏公自高邑丞待制翰林之院，改授荣王府功曹。无何，丁内忧去职，哀毁逾制。外除，俄复旧官，因入侍朱邸。左右天人，从容曳裾，有日月矣！历永王掾、信王谘议，迁盛王府司马，加朝散大夫，分曹洛阳。天宝十四载六月六日，遘疾终于东京归德里之私第，享年六十四。其载七月十五日，权殡于北邙山之平乐原，礼也。公才术素优，识量殊绝，贵仕未跻于鼎食，归休不逯于悬车，苍黄远图，可为叹息。公婚陈郡殷氏，先公而亡。有子四人：长曰洌，官至楚丘尉。次曰涉等。茕然衔恤，见托于志。词曰：淮海育灵，蔚为奇姿。一台之妙，独步当时。皇皇章绂，抑抑文雅。身殁名存，千秋松槚。

（一）张怀瓘生平的可靠记载

1.唐人对张怀瓘生平之记载

《述书赋》及其注文是后人了解张怀瓘生平的主要来源。其写作年代与张怀瓘、张怀瓌生活的年代接近，且体例严谨，流传广泛，后由张彦远辑入《法书要录》，北宋朱长文辑入《墨池编》，南宋陈思辑入《书苑菁华》，成为后人了解张怀瓘、张怀瓌生平的重要途径。

《述书赋》注文中与张怀瓘、张怀瓌相关的材料有五条：第一，在“论印记太平公主等十一家”一篇，提到“张氏永保”为张怀瓌鉴藏印。[6]第二，“论述作虞龢等十家”一篇，“张兵曹擅习玩之利”下注“率府兵曹、鄂州长史张怀瓘撰《十体书断》上中下”[7]，说明张怀瓘因作《书断》而与虞龢、王僧虔等人并列为书学理论家、批评家。第三，“论征求保玩韦述等二十六人”一篇，“祭酒、翰林之寻绎，乌台、粉署之敦阅”下注“翰林”指“张怀瓘兄弟怀瓌，盛王府司马，并翰林待诏。具好无厌，亦能臆断”[8]。第四，同篇“张氏旁求”下注“怀瓘，海陵人，鄂州司马。利无推斥，道在专精”[9]。可见张怀瓘、张怀瓌兄弟尤其擅长收藏、鉴赏。第五，谈李怀琳、谢道士作伪时，注文有“顷年在右相林甫家。后本在张怀瓘处。寻转易与李起居”[10]。这五条材料着重强调张怀瓘、张怀瓌作为收藏家的身份，同时提及张怀瓘为海陵人，曾任翰林待诏、率府兵曹、鄂州长史、鄂州司马，张怀瓌为翰林待诏，盛王府司马。

此外，《历代名画记》与《集贤注记》对张怀瓘、张怀瓌亦有记载。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叙古今公私印记》记录“张氏永保”为“鄂州司马张怀瓘弟盛王府司马怀瓌印”[11]，与《述书赋》注文相符。韦述《集贤注记》在《集贤院学士、直学士》的学士名氏中记录了张怀瓌，说明张怀瓌曾在集贤院担任学士。

2.宋人对张怀瓘生平之记载

陈思《书小史》有《张怀瓘传》，对其人、其书及其书论的讨论最为详细。叙述其人，《书小史》有“张怀瓘，海陵人，为翰林供奉、右率府兵曹参军”[12]，还提到“弟怀瓌，亦善书，官至盛王府司马、待诏翰林”[13]。论其书，《书小史》称张怀瓘“善正、行、草书，亦能臆断”[14]，并引用吕总对张怀瓘书法的评价“怀瓘草书如露花濯锦，渊月沉珠”[15]。论其著述及理论，《书小史》先是引用了《评书药石论》对“肥满”书风的批判，又提到张怀瓘“撰《评书药石论》《书断》《书估》等书，行于世”[16]。对比《述书赋》，陈思称张怀瓘为“右率府兵曹参军”，弱化了张怀瓘收藏、鉴赏特长，突出其书法家和书论作者的身份，指出张怀瓘不论是作为书法家还是书论家，都反对“肥满”书风，保持着一贯的审美倾向。

朱长文将张怀瓘作为书学理论家，只谈其书论作品而不论其书迹。《墨池编》录入张怀瓘多篇作品，朱长文仿《书断》而作《续书断》，说明朱长文对张怀瓘书学理论的充分肯定。但相较于《书小史》，朱长文更多将张怀瓘视为书论家而非书法家，称其书入“能品”，作品“无迹可靠”，生平模糊不清。朱长文之后，重视张怀瓘书学理论而较少提及其鉴藏、书写的看法逐渐形成。《新唐书·艺文志》简要记载了作为书论作者的张怀瓘：“张怀瓘《书断》三卷（开元中翰林院供奉）又《评书药石论》一卷。”[17]《直斋书录解题》进一步将重点放在了书论作品上。文中详细记载“《药石论》一卷、《六体论》一卷、《书断》三卷、《书估》一卷、《论书》一卷”[18]五部作品，而对于其人，只称“唐升州司马张怀瓘”。“升州司马”的说法或许由《墨薮·书论》“升州张怀瓘”发展而来。《直斋书录解题》首次将张怀瓘和“升州司马”这一官职联系起来，后人对张怀瓘是否为升州司马，是否曾到任升州的讨论都由此产生。

唐 《张怀瓌墓志》拓片 选自文物出版社《新中国出土墓志·河南卷 千唐志斋（上册）》

3.《张中立墓志》的发现及陶宗仪对张怀瓘生平的讨论

张中立（张怀瓌曾孙）墓志《唐故宣义郎侍御史内供奉知盐铁嘉兴监事张府君墓志铭并序》为前荆南观察支使将仕郎试詹事府司直□蒙撰，志石不存，且有缺字、缺文。其文首次出现于明陶宗仪《古刻丛钞》，《唐文拾遗·卷五十二》载。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肯定了陶宗仪对《张中立墓志》的使用。余嘉锡认为，这方墓志对于研究张怀瓘世系有一定参考价值，并抄录《张中立墓志》中关于张绍宗、张怀瓌生平的记录。此后学者讨论张怀瓘生平多引用此条材料，并由此引申出张怀瓘是否为范阳人是否为张华后人及其父张绍宗身份等诸多讨论。

在《张中立墓志》发现之前，《书史会要》关于张怀瓘记载的错误很多。例如称其为“肃、代时为翰林供奉”，将张怀瓘活动的时间推后了；称其“善正行、小篆、八分”，忽视了张怀瓘在草书上的造诣；称其弟为“张怀素”[19]，其父为“张绍先”[20]，都与《张中立墓志》内容不符。不过陶宗仪第二次将张怀素和张怀瓘兄弟二人联系起来，不知是否受到《籀史》的影响。

而后，陶宗仪将《张中立墓志》收入《古刻丛钞》，又在《书史会要·补遗》依据《张中立墓志》为张怀瓘的父亲（张绍宗）和弟弟（张怀瓌）重新立传。《书史会要·补遗》称张绍宗为“晋侍中华十一世孙，而怀瓘之高祖也。官至邵州武纲令，赠宜春郡太守。博学工书”[21]。虽然根据原墓志，张绍宗为张中立之高祖而非张怀瓘之高祖，但对比文辞可知陶宗仪《补遗》取材于《张中立墓志》。[22]《补遗》称：“张怀瓌，官至翰林、集贤两院侍书侍读学士，有文学，尤善草隶。与兄怀瓘同时著名。”[23]逐字引用《张中立墓志》，也是张怀瓌第一次作为独立书家得到记载。依据《张中立墓志》，陶宗仪澄清了对张怀瓘生平研究的疑误，扩展了前人对张怀瓘生平的讨论。

然而，就张怀瓘生平研究而言，《张怀瓌墓志》比《张中立墓志》更有文献价值。张中立、张怀瓌与张怀瓘的亲疏远近自不必说，从文风上看，《张中立墓志》浮华而多溢美之词，《张怀瓌墓志》朴实而更可信。在《张怀瓌墓志》的对比下，《张中立墓志》谈及张怀瓘、张怀瓌及其父亲张绍宗时的夸饰和不实更被凸显出来，对于其籍贯与家世亦多有夸大。然而，因为《张中立墓志》出土时间早，学术影响大，直至今天仍被学界作为研究张怀瓘生平的重要资料。

（二）张怀瓘生平之疑误

唐代以来，张怀瓘的籍贯与官职常与升州联系在一起。《墨薮·书论第六》（即《法书要录》所录张怀瓘《书议》）结尾为“乾元三年四月，升州张怀瓘作”[24]。“升州张怀瓘”的说法被《墨池编·议书》（即《法书要录》所录张怀瓘《书议》）承袭，记为“乾元元年四月，升州张怀瓘作”[25]。这里的“升州”可以理解为职官，例如升州司马，也可以理解为张怀瓘的籍贯。至《直斋书录解题》，升州进一步演变成“升州司马”。这种说法或许由《述书赋》所记鄂州司马之官职与《墨薮》以来“升州张怀瓘”结合，在后代引起了诸多讨论。

此外，唐诗中“翰林张司马”与“翰林张学士”是否与张怀瓘、张怀瓌有关亦有争论。朱关田认为杜甫《送翰林张司马南海勒碑》及司空曙《送翰林张学士岭南勒圣碑》为乾元元年（758）赠张怀瓌之作。[26]笔者认为，这一结论值得商榷。虽“翰林”与张怀瓌官职相符，“勒碑”也属于张氏二人作为翰林书待诏的分内之事，但未必说明张怀瓘、张怀瓌二人与杜甫、司空曙等人有交往。第一，依据张怀瓌墓志，他早在天宝十四年（755）已经去世，不可能在乾元元年（758）活动；第二，比起张怀瓘、张怀瓌，张垍既有翰林张司马之称，又与杜甫有故，他是杜甫笔下翰林张司马的可能性更大。杜甫《赠翰林张四学士垍》及《奉赠太常张卿垍二十韵》说明他和张垍有交往。黄生认为杜诗《送翰林张司马南海勒碑》其实是天宝十三年（754）张垍贬谪南下的送别之作[27]，傅璇琮也认为杜诗中的“翰林张司马”为张垍。[28]

到了宋代，关于张怀瓘官职、本名有了更多记载。黄休复《益州名画录·赵德元》一条，称张怀瓘为“集贤校理张怀瓘”[29]，首次将张怀瓘和集贤校理的身份联系起来。《籀史》则借《书断》对《石鼓文》的讨论引出“怀瓘本名怀素，开元二十二年敕改名怀瓘”[30]。不知黄休复、翟耆年说法从何而来，后代学者对于怀瓘本名怀素的说法也多有讨论。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指出，《籀史》称呼张怀瓘为“处士”的说法是不准确的，只能说在创作《书断》期间张怀瓘还没有官职。另外，《籀史》称张怀瓘“开元二十二年敕改名怀瓘”的说法也缺乏其他材料支持。

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总结了前人关于张怀瓘生平的讨论，补充、纠正了《四库提要》的说法。《四库提要》称张怀瓘“尝为鄂州司马，终于翰林供奉”[31]。针对这一结论，余嘉锡讨论了张怀瓘的官职问题，指出“唐之翰林待诏，翰林供奉，翰林学士，无定员，皆以他官入院，班次各视本官”[32]。张怀瓘是以率府兵曹的官职进入翰林院，后又为鄂州司马，《述书赋》的注文不能说明其先为鄂州司马，后终于翰林供奉。余嘉锡注意到翰林待诏、翰林供奉的特殊性，后代学者多由此讨论翰林待诏、翰林供奉、翰林学士、侍书学士等官职的实际职责。

二、从《张怀瓌墓志》看张怀瓘生卒年、籍贯及姓名

（一）张怀瓘的生卒年及姓名

张怀瓘的生卒年，历来被记为“不详”，《张怀瓌墓志》能为其兄张怀瓘的生卒提供较为可靠的界限。根据墓志，张怀瓌卒于“天宝十四载（755）六月六日”，“享年六十四”，由此推断张怀瓘生于692 年以前，去世于乾元三年（760），《二王等书录》完成之后。享年至少六十九岁。二人主要生活于玄宗朝，张怀瓌在“安史之乱”之前去世，张怀瓘则在晚年经历“安史之乱”，在乾元年间完成《书议》《二王等书录》等作品。

张怀瓘本名并非怀素。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首先提出这一说法缺乏材料支持。薛龙春、王汝虎都否定了翟耆年《籀史》“怀瓘本名怀素，开元二十二年敕改名怀瓘”的说法。正如薛龙春所言，怀瓘、怀瓌名字意思相近，若怀瓘为敕改名，则怀瓌之名也是御赐。[33]王汝虎指出，《书断·下》“怀素以为杜草盖无所师”中的“怀素”应为“怀瓘”的误写。[34]因《张怀瓌墓志》未曾提到改名一事，说明怀瓘、怀瓌兄弟为御赐改名的可能性不大。

（二）张怀瓘的籍贯与族裔新考

《张怀瓌墓志》进一步说明张怀瓘、张怀瓌是广陵人。唐代传世文本对张怀瓘籍贯已有说明。《书断》结尾处，张怀瓘自述写作是自开元十二年（724）在广陵养病时期开始的，即“开元甲子岁，广陵卧疾，始焉草创”[35]。《述书赋》注文亦有“张怀瓘，海陵人”，进一步说明他或为广陵海陵县人。在此基础上，《张怀瓌墓志》有“世族范阳，侨居于广陵”，“淮海育灵，蔚为奇姿”[36]之言，说明张怀瓘兄弟是淮南人，早年生活在广陵。

《张怀瓌墓志》也否认了张怀瓘为张华后人的说法。朱关田根据《张中立墓志》，认为张怀瓘为晋司空张华十二世孙。[37]薛龙春认为“张氏郡望并非范阳”，张华之后的说法也不可信。薛龙春依据有三：第一，《书断》提到张华没有避讳，也没有追认先祖；第二，唐人多越认以抬高自己，例如张说越认范阳张华为其先祖；第三，《述书赋》注文称张怀瓘为海陵人，其书“于书家多述郡望，而非籍里”[38]，所以出自范阳的说法不可靠。王汝虎《张怀瓘生平与官职再考》所持论点与薛龙春相同，认为以上一、二两条论据说明张怀瓘郡望出于范阳，为张华十二世孙不可靠。[39]《张怀瓌墓志》提到其曾祖、祖父、父亲，并未提及其为张华后人，进一步证实《张中立墓志》“晋司空华十五世孙”所言不实。

自唐代以来，张怀瓘常与升州联系在一起，而依据《张怀瓌墓志》志文内容，说明升州并非张怀瓘之籍贯。王汝虎认为，“升州张怀瓘作”中的“升州”不是陈振孙笔下的“升州司马”，而是籍贯，升州是“乾元元年海陵的另一种称呼”[40]。但是，乾元年间张怀瓘自称为升州人值得怀疑。一是升州为江宁郡，广陵属淮南道，一南一北有长江为界。二是海陵县的名称在唐朝较为稳定。虽在景龙二年（708）到开元十年（722）期间分置海安县[41]，但海陵一名是相对稳定的。王维《送从弟惟祥宰海陵》《送高道弟耽归临淮作》等唐人诗作中也常常提到“海陵”。因此，张怀瓘没必要自称为升州人。那么，张怀瓘是否曾任职升州司马？首先，陈振孙之前未有张怀瓘为升州司马的记载，升州与张怀瓘的联系仅见于《墨薮》《墨池编》和《直斋书录解题》。其次，刘石在《法书要录校理》中指出，“乾元元年四月日”一句中的“日”字，“在雍正本《墨池》卷五、四库本《墨池》卷二作升（昇）州，则属下句，然疑误”[42]。笔者认为，考虑到唐代没有张怀瓘任职升州的记载，张怀瓘与升州的关系还需史料佐证。

三、从《张怀瓌墓志》看张怀瓘官职

张怀瓘、张怀瓌的生平经历有不少相似之处，二人都擅长书法，且在同一时期任翰林待诏，共同创作六体千字文进献玄宗。因此研究张怀瓌的官职有助于澄清张怀瓘在翰林院的身份及活动。

（一）张怀瓌官职：翰林待诏、王府官、诸王侍书

依据《张怀瓌墓志》，他由赵州高邑丞到翰林院待诏，此后长期担任王府官，始于从七品上荣王府功曹，终于从四品下盛王府司马，有朝请大夫和上护军之称。具体来说，他从正七品上“掌文官簿书、考课、陈设”[43]的荣王府功曹，到正六品上“掌通判功曹、仓曹、户曹事”[44]的永王掾，再到正五品上“掌訏谋议事”[45]的信王咨议，终于从四品下“掌统府僚，纪纲职务”[46]的盛王府司马。考虑到开元、天宝年间的王府官起着阶官性质，未必承担相应的职责，张怀瓌担任王府官期间的活动仍是围绕其书法专长展开。[47]墓志中提到的“朝请大夫”和“朝散大夫”为张怀瓌散阶，分别为从五品上和从五品下。《旧唐书》曰：“凡九品已上职事，皆带散位，谓之本品。职事则随才录用，或从闲入剧，或去高就卑，迁徙出入，参差不定。散位则一切以门荫结品，然后劳考进叙。”[48]散位不随职官而变，有职位高而散位低者，也有职位低而散位高者。另外，“上护军”为张怀瓌勋官，《新唐书·食货志》称授田二十顷。[49]张怀瓌以从五品上散官官阶，盛王府司马和诸王侍书的职官而言，“上护军”的待遇可谓优厚。

张怀瓌以书法专长待诏翰林，担任诸王侍书，但并非《张中立墓志》所称“侍书侍读学士”。区别于之前辞学与书学尚无明确分界，主要负责讲导经学的“侍读”[50]，开元二十四年（736）后，侍书排在侍讲、侍读、侍文之末，多由有书法专长的翰林待诏担任。[51]与张怀瓌类似，韩择木也以王府官充诸王侍书。后者在天宝元年（742）为诸王侍书荣王府司马[52]，天宝十一年（752）升为正五品上中散大夫守国子司业，同时仍担任太子及诸王侍书。[53]对比《张怀瓌墓志》，《张中立墓志》称其曾祖张怀瓌为“盛王府司马翰林集贤两院侍书侍读学士”[54]的说法有两个问题：其一，张怀瓌以书法见长，担任“侍书”而非“侍读”；其二，开元二十六年（738）建立学士院之后，“翰林学士”逐渐变成专名，指在学士院草拟诏令，承担特殊政治职责的张说、陆坚、张九龄、吕向、尹愔等人，张怀瓌不属于此列。《张中立墓志》多有溢美之词，称张中立为张华十五世孙，对张怀瓌政治地位亦有夸大。此外，张怀瓌可能任职于集贤院，以从四品下而被《集贤注记》称为“集贤学士”。

张怀瓌晚年定居于洛阳，或任职于洛阳集贤院，为集贤院学士。不论是盛王府司马等王府官还是诸王侍书，其职责都围绕荣王、永王、信王、盛王等玄宗诸子展开。考虑到开元后皇子多居于长安“十王宅”[55]，张怀瓌理应居住在长安。只有如此，才能如墓志中所言：“左右天人，从容曳裾。”[56]然而墓志却提到其“分曹洛阳”，“遘疾终于东京归德里之私第”，葬于北邙山。张怀瓌为何离开长安来到洛阳？第一种可能是张怀瓌晚年任职于洛阳集贤院。考唐代东都分司官研究，从神龙元年（705）到天宝末年之间，东都的中央职官服务于东都中央机构（例如东都御史台、东都宫殿苑囿等），承担实际的职责。[57]东都集贤院在明福门外大街之西，它作为皇家图书馆，不仅承担整理、缮写、校勘以及修书、撰书的工作，也负责真迹的搨写，为以书见长之人设有“书直”[58]一职。例如“开元十五年（727）六月，内出‘二王’真迹及张芝、张昶等真迹，总一百五十卷，付集贤院，令集字搨进。寻且依文搨两本进内，分赐诸王。后属车驾入都，却进真本，竟不果进集字”[59]。开元十五年（727）六月，东都集贤院承担搨写一百五十卷真迹的任务，但十月己卯玄宗返回长安时，集贤院没有完成任务。任职于东都集贤院既能发挥张怀瓌的书法专长，也解释了为何成书于天宝十五年（756）的《集贤注记》记录张怀瓌为集贤院学士。

第二种可能是张怀瓌晚年名为王府官，实则闲居洛阳。天宝年间也有名为东宫官、王府官，实则闲居洛阳的先例。严挺之、齐瀚在天宝初年以“太子少詹事”“员外詹事”的东宫职官留司东都，都是在失势后、去世前用以“自养”的官职，没有实际职务。[60]考虑到《张怀瓌墓志》《张中立墓志》都未曾提及他任职于集贤院，张怀瓌或许也像严挺之、齐瀚一样，名以“盛王府司马”分曹洛阳，实则以较为优厚的俸禄闲居养老。宪宗元和年之后，以王府官、东宫职官为东都分司官，实则待遇优厚、闲散无事逐渐成为惯例。据统计，仅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的就有三十七人。[61]张怀瓌晚年居于东都，或能为天宝末年王府官研究提供参考。

（二）张怀瓘官职：翰林待诏、率府兵曹、鄂州司马

对张怀瓘官职的讨论集中在翰林待诏、翰林供奉、率府兵曹、鄂州司马、鄂州长史、升州司马等官职上。薛龙春指出“张怀瓘开元间以率府兵曹入为翰林待诏，翰林待诏为其职事，率府兵曹为其官衔。后改升州司马，但仍为翰林待诏，并未到任，乾元间出任鄂州司马，除鄂州长史”[62]。基本说明了张怀瓘职事与官衔之间的关系。值得进一步讨论的有两点：一是张怀瓘“任升州司马并未实际到任”[63]的论证有待推敲；二是黄休复《益州名画录》提到“集贤校理张怀瓘”[64]，张怀瓘是否进入集贤院，集贤院和翰林院之间的联系有待讨论。进一步分析张怀瓘官职及其实际职务，可以明确张怀瓘在玄宗时期的社会地位以及作为书法理论家的独特身份。

张怀瓘以书之特长，在开元十五年（727）、十六年（728）左右入居翰林院，长期担任翰林待诏，但不曾进入学士院。关于翰林院、翰林学士、翰林待诏、翰林供奉的研究很多，各有侧重。为了说明张怀瓘在翰林院的职责，笔者将开元二十六年（738）之前，待诏于翰林院的人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张说、陆坚、张九龄等人为代表，可以起草诏令，因而有较高政治地位的文士；另一类是僧、道、书、画、琴、棋、术数等各方面的专门人才，他们凭借一技之长为皇帝服务，政治地位无法与前者相比。虽然他们都待诏于银台门内的翰林院，为玄宗服务，但前者承担了较强的政治功能，多由中书舍人、中书令充当[65]，学士院建立后进入学士院“俾专内命”[66]；后者多为东宫官、王府官，没有实际的政治权力，学士院建立后仍然留在旧的翰林院中。张怀瓘、张怀瓌属于后者。玄宗时期以专长待诏于翰林的还有“左羽林兵曹参军（正九品上）直翰林学士内供奉上柱国”[67]李荃，“翰林待诏左卫率府兵曹参军（从八品下）”[68]蔡有邻，翰林待诏永王府长史（从四品上）陈闳[69]，等等。他们与张怀瓘、张怀瓌身份相似，分别以道教仙术、八分书、人物画为专长，被玄宗召入翰林院供奉。这也与薛龙春指出的张怀瓘通过征召进入翰林院，而非制举[70]相符。

张怀瓘待诏于翰林，虽得以浏览翰林院收藏，但时时有不得志之感。不同于陈闳擅长的人物画，蔡有邻闻名天下的八分书，张怀瓘认为自己的特长并非书写某种书体，而是谈论书道[71]，他擅长的草书在宫廷内也难有施展的机会。李白诗“晨趋紫禁中，夕待金门诏。观书散遗帙，探古穷至妙”[72]讲述他在翰林院翻看古书的生活，“本是疏散人，屡贻褊促诮”讲他进入权力中心却不得重用的愁苦心情。这与张怀瓘在翰林院中的实际生活或有相似之处。张怀瓘进入翰林院后得以“游目天府，备观名迹”[73]，以翻看古书、古物度日。张怀瓘晚年作《二王等书录》回忆，他曾在翰林院中见两枚古钟，“上有古文字三百许字”，“神采惊人”[74]。虽然古钟上的文字有极高的审美价值，但“非其时，不敢闻奏，然弃于泥土中，久与瓦砾同也”[75]。位卑言轻的张怀瓘也像古钟一样，“堆于翰林杂书中，玉石混居，薰莸同器”[76]，始终未能得到皇帝和群臣的重视。另外，张怀瓘在《六体书论》自述“承诸王学书”[77]，强调诸王学书应广泛地向古人学习，说明他在整理御府内藏之余，还参与玄宗诸子的书法教育。

同时，张怀瓘曾在集贤院参与法书的整理和搨写，或参与图书修校。徐浩《古迹记》和韦述《叙书录》都记载开元十六年（728）、十七年（729），内府拿出“二王”、张芝、张昶等真迹，命集贤院集字搨进，分赐诸王，以供其学书。[78]这一记载与张怀瓘《六体书论》中所倡相合。张怀瓘以敬献《六体书论》为契机，论述学习书法应该广泛利用古人名书，建议玄宗摹搨“天府妙书”，以供诸王找到适合自己本性的师法对象。此外，张怀瓘自述“承圣旨修书，拟教皇子小学”[79]，说明在书艺之外，张怀瓘也以书体间关系、文字起源等相关讨论而在文字学方面享有一定声誉，或许也曾在集贤院参与书籍修校。

张怀瓘又被称为“张兵曹”[80]，但不承担东宫率府的实际管理职责。率府兵曹是从八品下或正九品下的东宫官，主要负责率府内的武官簿书。[81]至于张怀瓘具体任职于太子十率府中的哪一率府，《述书赋》没有具体说明。陈思《书小史》认为他属于太子右率府[82]，陶宗仪《书史会要》沿用了“右率府兵曹参军”[83]的说法，朱关田也持此说法。[84]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指出，因为翰林院“皆以他官入院，班次各视本官”，所以“率府兵曹”是张怀瓘待诏翰林时的官职，即“以率府兵曹入为待诏”[85]。说明张怀瓘在宫廷的活动以书待诏为实，称兵曹参军事为虚，后者在当时的“国家政治体制中并不能发挥其实际的行政职能”，而“仅仅起到了阶官的功能”[86]。玄宗开元时期，担任率府兵曹的还有张延赏、梁令瓒。张延赏原名宝符，玄宗赐名“延赏”与官职“左私御率府兵曹参军”都是因其为中书令张嘉贞之子。[87]梁令瓒以率府兵曹待制于丽正书院，开元九年（721）为新的历法制造了游仪，后又和僧一行一起制造了浑天铜仪。[88]张延赏、梁令瓒二人的经历说明随着东宫官的非实体化，“率府兵曹”一职未必承担东宫率府管理的实际职责，张怀瓘具体任职于十率府中的哪一率府也并不重要。

张怀瓘晚年担任鄂州司马，不曾赴任升州司马。上文尝试说明从《法书要录》所录《书议》中的“乾元元年（758）四月日，张怀瓘述”[89]，到《墨池编》所录“乾元元年（758）四月，升（昇）州张怀瓘作”[90]，再到《直斋书录解题》“升（昇）州司马张怀瓘”[91]的说法或为流传讹误。薛龙春也认为张怀瓘未曾赴任升州司马。至于鄂州司马与鄂州长史，《述书赋》注文称张怀瓘为鄂州司马[92]、鄂州长史[93]，《历代名画记》称其为鄂州司马，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讨论了张怀瓘供奉于翰林在先，任鄂州司马在后。薛龙春认为乾元年间，张怀瓘外放为鄂州司马、鄂州长史。王汝虎进一步指出，开元天宝年间鄂州是下州，没有长史一职，“窦蒙言张怀瓘为鄂州长史，是错误的，其职应为鄂州司马”[94]，为从六品上。从中年的率府兵曹到晚年的鄂州司马，张怀瓘的品秩虽然提升了，但不论官位还是俸禄都无法与张怀瓌相比。

结语

《张怀瓌墓志》不仅说明了张怀瓌的生卒年、籍贯、官职，展示了盛唐时期翰林书待诏的生活，还推进了张怀瓘家世、生平的研究，进而勾勒出一个虽有理论素养却未受重用的书学理论家、鉴藏家的形象。此外，张怀瓘生平的研究还能为其书学文本提供一个更可靠的时代背景，以便将其文本分成不同时期与不同类别，进一步解读张怀瓘书学思想的丰富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