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启航，欧阳康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粗放的发展模式叠加能源结构不优，使得我国碳排放量急剧上升，目前已是世界最大的碳排放国。党的二十大擘画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能够有力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彰显了我国对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高度重视，也是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最有力的实践。“双碳”目标和我国生态文明建设高度契合，也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由之路和应有之义。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是统筹经济社会发展、能源结构优化、污染排放控制、自然资源保护和民生福祉提升的系统工程，而绿色GDP 绩效评估范围涵盖经济社会发展、能源消耗、环境污染、生态损耗，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重要的认识工具。本文基于“双碳”融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进程的视角，探讨“双碳”愿景下绿色GDP 绩效评估的体系优化和功能革新。

一、“双碳”目标融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的重要意义

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地区考察调研时也多次强调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观念，这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高度重视，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凝聚起了强大的思想共识。“双碳”目标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取向高度契合，其既有助于解决我国当前经济发展阶段环境资源约束的突出问题，又体现了我国负责任大国的担当。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1]高质量发展与传统发展模式有着本质性区别，其强调发展质量而非过去单向度的对于数量、速度、规模的追求。围绕实现“双碳”目标相关工作的开展，能够促使淘汰落后产能，不断优化产业结构，推动能源结构优化，促进土地资源集约化利用，从而根本性地改变传统的“大量投入、大量生产、大量污染”的生产方式，逐步建立起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生产方式转变带来商品供给端更迭，进而引导人们生活方式的绿色低碳化。多年来关于生态问题的价值观争论一直在持续，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自然主义）各执一词，争议的核心在于人类的活动究竟是应该以自然为中心还是以人类为中心，人类在生态环境方面的努力是为了自然更好地存在和发展，还是为了人类自身更好地生存与发展。二氧化碳的排放与其他主要污染物的排放具有高度同源性，推动“双碳”可以实现主要污染物和温室气体同步减排，逆转由于气候变化导致的极端天气和自然灾害增多的趋势，从而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降低人类社会经济损失；也可以避免生态系统退化，提升生态系统稳定性，达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良性互动。气候变化问题具有很强的全球性特征，为应对这种挑战需要世界各国的广泛参与和切实有效的措施。我国尚处于实现工业化的进程之中，工业产值主要贡献还是集中在中低端制造业，工业生产部门向高端制造业转型是我们在今后一段时期发展的重要方向。基于当下的产业结构和产业基础，我国作出“3060”承诺，对于我们这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这意味着我们要比西方发达国家面临更复杂的局面，付出更多的努力，调和更尖锐的发展与减排之间的矛盾，这彰显了我国负责任大国的担当。

二、“双碳”愿景下绿色GDP绩效评估优势

目前全球约有130 个国家计划在21 世纪中叶达成碳中和目标，我国也把“双碳”目标写进了“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目前正逐步建立“双碳”“1+N”政策体系。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我国实现碳达峰减排任务沉重，2019 年，中国碳排放量占全球的28.8%，接近排名第2 至第5位的美国、印度、俄罗斯和日本四国的总和，远高于约18%的人口和GDP 的份额[2](p92)。到2030 年实现碳达峰，从碳排放的绝对值意义上讲留给我们的空间是十分有限的。同时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气象局气候变化经济学模拟联合实验室发布的《气候变化绿皮书》等相关资料，发达国家从碳达峰到碳中和的过渡时长普遍在50 至70 年，而我国只给自己安排了30 年的过渡期，这当然充分展示了我国的责任担当，但也要为之付出比发达国家更加艰苦卓绝的努力。可以说“双碳”任务既迫在眉睫又任重道远，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久久为功。在实现“双碳”目标的进程中，评估体系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20世纪90年代开始，越来越多的国内学者、科研机构开始关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能源消耗、环境污染等一系列代价问题，综合评估经济发展及其代价的研究成果也逐渐丰富。既有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关于生态文明建设评估指标体系理论及实践研究。此类型研究首先建构出一套涉及多目标的综合指标体系，再对不同的指标赋予相应的权重，最后根据相关数据对不同的省、市、功能区（区域）进行评估。如杜宇、刘俊昌围绕自然生态、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社会和谐有序、绿色政治制度和生态文化发展与普及构建了生态文明建设评价体系并选取了6 个具有代表性的省份进行测算[3][4](p60-63)。严耕从生态活力、环境质量、社会发展、协调程度、转移贡献五个维度对各省份生态文明建设情况进行综合评价，最终得到生态文明指数[5](p33-37)。郇庆治从生态健康、环境宜居、经济生态化、社会生态化四个方面对我国省域生态文明建设情况进行了量化[6](p14-21)。高珊、黄贤金以江苏省为例构建了区域生态文明绩效评价指标体系[7](p823-828)。白杨、黄宇驰等梳理了国内外生态文明建设评价体系并提出了一套评估指标重要性评价体系，旨在为不同类型评价客体的评估体系构建提供参考[8](p6295-6304)。马文斌、杨莉华等以长江上游地区为研究背景，构建了生态文明示范区评价指标体系，并给出重庆建设长江上游生态文明示范区评价指标的权重设置建议[9](p39-42)。王从彦、潘法强等以镇江市为例证，从生态经济、生态环境、生态人居、生态文化和生态制度五个方面制定了镇江市生态文明建设的指标体系[10](p149-153)。张欢、成金华等结合超大型城市特点建立了包括生态环境健康度、资源环境消耗强度、面源污染治理效率和居民生活宜居度4个方面、共20个指标的特大型城市生态文明评价指标体系，并对武汉市2006—2011 年生态文明建设完成情况进行了评价[11](p547-556)。

二是基于经济学投入产出模型的绿色发展效率测算研究。这类研究主要依托于经济活动中投入端和产出端不同决策单元的表现，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DEA）测定不同决策单元在绿色发展效率或两个维度上的交叉效率。如Lu、Lo 从GDP 产出、产生污染和消耗能源三方面入手测算了各省的绿色发展效率[12]（p882-894）。王兵、唐文狮等运用环境范围调整测度（RAM）模型测算了中国112 个环保重点城市2005 至2010 年的绿色发展效率、无效率来源及减排方式，并使用Bootstrap 截断回归模型探究了城镇化与绿色发展效率的关系[13](p38-49)。谢里、王瑾瑾运用多种DEA 模型与Gini 准则相结合的方法，基于2003 至2021 年数据对中国及其各地区农村的绿色发展绩效值进行了动态测算与分析[14](p20-26)。谢志祥、秦耀辰等采用DEA 模型和Malmquist 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对2000—2014 年我国31 个省级区域的低碳经济发展绩效进行静态和动态评价，在此基础上借助Tobit回归模型分析低碳经济发展绩效的影响因素[15](p1-9)。王兵、侯冰清基于DEAGlobal-Malmquist 模型，从强度角度测算了资源环境约束下中国30 个地区1998—2013 年的全要素绿色效率、全要素绿色生产率及其成分[16](p24-40)。杜莉、马遥遥选取2000—2014 年“一带一路”沿线45个国家的面板数据，结合全局技术和非径向方向性距离函数对决策单元的效率值进行测度，构建能源投入效率、碳排放效率和绿色发展绩效三个指标，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绿色发展状况进行量化分析[17](p135-149)。

三是生态足迹测算研究。生态足迹（Ecological Footprint，EF）在被引入国内后为很多学者所关注，广泛运用于区域生态承载力及其变化趋势测算。如王书华、毛汉英等对生态足迹方法产生的背景、理论、计算方法和近期成果作了简要介绍，详尽综述了该方法的优缺点[18](p776-782)。元相虎、李华等对中国历年的生态足迹进行实证研究，指出若要改变长期的不可持续的发展状态，就要降低人口数量，改变资源消费模式和消费结构[19](p38-42)。王萍、王新军对长江三角洲地区1998 至2008 年生态足迹的时空动态开展实证研究，并对该地区的可持续发展状况进行分析[20](p859-868)。成淑敏、高阳等利用生态足迹模型分析1996 至2008 年京津冀和江浙沪经济圈的人均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并将两大经济圈的核心城市作对比[21](p433-441)。黄宝荣、崔书红等以2000 年全球平均生产力为衡量标准，核算2000 至2010 年我国的生态足迹，并分析其动态变化特征和社会经济影响因素[22](p420-426)。

四是绿色GDP 核算和评估研究。该类研究在原有GDP 核算的基础上扣减掉能源消耗、环境污染、生态损失等负面的重置成本，国内学者在联合国推出的环境经济核算体系（SEEA）框架下结合我国国情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探索。雷明设计出资源—经济一体化核算投入产出表，对有关核算问题（如环保费用测定问题、价格决定问题等）进行了研究，指出1992年中国GDP 中有0.217%的部分是以“牺牲”自然资源和环境为代价而实现的[23](p33-39)。陈梦根提出绿色GDP 核算在方法上存在直接测算与间接测算两种思路，并分析了两种思路的难点[24](p6-10)。王金南、於方等在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框架下，分别采用治理成本法和污染损失法对中国2004年经环境污染调整的绿色GDP 进行核算，给出了全国各地区和行业的核算结果。结果表明，2004 年中国环境污染损失占当年GDP 的3.05%，GDP 的环境污染扣减指数为1.8%[25](p11-17)。该成果的发布在当时引发了极大关注和社会各界的强烈讨论。於方、蒋洪强等介绍了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整体研究框架和基本概念，并阐述了近期开展的环境污染实物量核算、环境污染价值量核算以及经环境调整的绿色GDP 的核算内容，重点介绍了部门和地区水污染、大气污染与固体废物污染的实物量，以及实际治理成本、虚拟治理成本和环境退化成本的核算方法与数据来源[26](p30-39)。修瑞雪、吴钢等概述了绿色GDP 的表现形式和几种广泛应用的指标，并分析这些指标在国家和城市尺度的应用实践，探讨绿色GDP 与其他相关概念的联系和区别[27](p1107-1113)。彭涛、吴文良分析了综合环境经济核算体系及绿色GDP 核算存在的困难，通过自然资源耗减核算、环境质量降级核算和再生产品核算构建了经环境调整的系统生产总值核算方程，并以生态产业园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28](p81-86)。於方、马国霞等在研究报告中指出，2015年我国GDP为72.3万亿元，生态破坏成本为0.63万亿元，污染损失成本为2万亿元[29]。欧阳康、赵泽林等提出绿色GDP 算法是从GDP 中扣除环境污染治理成本、能源消耗成本和生态损耗成本，并开展兼顾数据可得性、可操作性和绿色GDP核心要素的绿色GDP绩效评估。他们立足于智库研究机构定位和地方治理现代化，先后对湖北省17 个地市州和全国31 个省级行政区进行评估，选取海量面上统计数据、行业数据、市场数据进行测算，结果显示，2016 年全国各省绿色GDP 在GDP 中占比均值为88.69%，并以多年度的实证研究数据为基础分析各地区绿色发展现状，进而提出对策建议[30][31][32][33]。

实现碳达峰目标和碳中和愿景是经济社会领域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系统性变革，将通过各种机制对经济增长、需求结构、产业结构、区域格局和人民生活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34](p5-21)。“双碳”是一项具有高度复杂性和高度系统性的目标任务，需要同时兼顾“双碳”目标的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和人民福祉的提高。绿色GDP 绩效评估因其同时涉及经济发展、能源消耗、环境污染和生态损失等要素，在价值维度上与“双碳”目标高度契合，能够在“双碳”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具体来看有以下优势：

（一）货币化反映整体绩效状况

绿色GDP绩效评估是绿色GDP核算大类中的一种技术路线，其显著特点在于兼顾了绿色GDP核算的核心要素和实践过程中的可操作性。绿色GDP 绩效评估体系涵盖经济发展指标、能源消耗指标、环境污染排放指标和生态损耗指标，根据当年物价标准将所有指标货币化，进而对经济发展指标进行调整，可以得到绿色GDP 绩效评估结果。通过绿色GDP 绩效评估能直接观察到“双碳”目标下不同地区在实现绿色低碳发展方向上的整体绩效状况，实现用一组数据描绘绿色低碳发展全要素。非经济发展指标按当年市场价格货币化解决了多维度指标的计量统一问题，真正做到了将评估客体作为有机整体看待，而非几个割裂的子系统。绿色GDP 绩效评估作为认识介体，其突出的直观性、整体性体现出超越一般认识工具的功能优越性。

（二）多维度大数据可溯源解析

在众多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低碳发展评估研究中，不同学科、机构的研究者都注意到了多维度解析复杂系统的问题，但因评估理论基础要依托于所属学科范式，再加上数据可得性等问题，真正意义上做到多维度的评估体系并不多。绿色GDP绩效评估体系关注到经济发展、能源消耗、环境污染、生态损耗四个维度，在四个互斥的子系统之间共同构建起评估体系，为全方位认识评估客体提供了坚实的基础。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大数据为我们认识复杂社会问题提供了新的通路，人类的认识活动也在被大数据重塑。经济活动中所消耗能源价值的测算、产生的环境污染排放治理成本、造成的生态损耗/收益核算是绿色GDP 绩效评估研究中的关键控制节点，其准确性直接影响评估结果的参考价值。通过对能源行业、环保行业海量数据的挖掘与清洗，上述三方面的货币化核算能够更加趋近真实情况。大数据的运用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绿色GDP 绩效评估的有效性，也为其进一步咨政提供了支撑。绿色GDP绩效评估的底层数据采集按照现行国民经济核算中的行业分类开展，而并非直接选取一般面上数据。这种按行业分类的数据采集方式使得在后续的评估结果运用中可以将相关问题溯源到具体行业细分，从根本上提升评估结果的针对性、指导性。绿色GDP 绩效评估体系的设计和数据采集方式使其具备了多维度大数据可溯源解析的功能。

（三）面向政策制定开展评估

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应如何推动这样的变革？笔者认为，要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发挥“有形之手”在宏观经济调控中的重要作用，通过打好政策组合拳来完成经济社会的系统性变革。实际上，关于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低碳发展的评估研究不应止步于得出评估结果，评估结果如何反作用于评估客体更值得关注，完善的评估研究应具有反哺相关政策设计的功能。绿色GDP 绩效评估体系在构建之初就将辅助政府决策设定为目标之一，在价值追求上统筹了生态与文明，在目标设定上兼顾了发展与绿色，在具体实践中既坚持了科研工作的严谨性也考虑到了现实中的可操作性。在此基础上，得出基于海量数据的长周期可溯源到行业细分的评估结果，这为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动态调整提供了重要依据。

三、拓展“双碳”愿景下绿色GDP 绩效评估的研究视域

在过去一段时期内，绿色GDP 绩效评估主要关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如何协调经济发展、环境污染、资源消耗等维度。当前“双碳”目标融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生态文明建设工程也有了一个更加具象化的目标追求。对碳排放这一维度而言，路线图、时间表都十分明晰。在这样的背景下，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双碳”目标，绿色GDP绩效评估研究视域需要进一步拓展。

（一）凸显增进民生福祉的评估价值导向

党中央提出“双碳”目标以来，各地积极响应，制定了一系列行动方案，多措并举狠抓落实，取得了良好成效，但也出现了“碳冲锋”和运动式“减碳”现象。实现“双碳”目标的路线图、进度表、工具箱要结合我国现阶段基本国情和各地区的自然禀赋、产业结构、人口结构、发展阶段等诸多要素通盘考虑。当前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已进入中后期，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产业结构、能源结构的调整任重道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实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坚持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生态环境是民生，经济发展也是民生，百姓基本生活保障更是民生，致力于减少碳排放的具体措施如果影响了民生，那一定是本末倒置。绿色GDP 绩效评估要贯穿增进民生福祉这一价值导向，更好地引导“双碳”任务惠及广大人民群众。

（二）重点关注能源消耗类核算

过去几十年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叠加高能耗的产业结构，导致能源消费增长迅猛。自2005 年以来，我国都是与能源相关的二氧化碳（CO2）的最大排放国。我国严重依赖化石能源，化石能源长期在能源系统中占主体地位。2020 年我国全年能源消费总量为49.8 亿吨标准煤，其中化石能源消费占比仍近85%（煤炭、石油和天然气消费量分别占能源消费总量的56.8%、18.9%和8.4%）[35](p541-548)。面对能源消费中如此高的化石能源占比，能源生产和消费结构势必会迎来重大转型，对于我国实现“双碳”目标起着决定性作用。与此同时，我国化石能源消费中的石油和天然气大量依赖进口，推进“双碳”相关工作能有效提升新能源消费占比、降低化石能源消费占比，通过“一升一降”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把能源的饭碗牢牢地端在我们自己手里。在绿色GDP 绩效评估体系中，能源消耗是非常重要的子系统，结合“双碳”目标下我国能源结构转型，一是要进一步细化和完善能源消耗的评估框架，二是要运用大数据掌握更加精准的能源产品当期价格，三是要长周期连续测算评估能源消耗动态。

（三）超前布局新兴环保行业核算

在传统行业的生产过程中，二氧化碳通常是作为副产品出现，随着社会各界对环保事业的重视和相关政策的支持，新技术新工艺的运用衍生出节能环保的新业态。作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关键技术之一的碳捕获、利用与封存（Carbon Capture，Utilization and Storage，CCUS）则更值得我们关注。CCUS 在技术成熟的前提下有可能实现近零排放，是全球气候解决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36](p28-31)。目前CCUS 商业化应用推广的主要困难还是其高昂的成本，国内规模最大的CCUS 商业项目每年减排二氧化碳也不过百万吨级别。但关键性技术节点一旦有了新的突破，将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带来革命性改变——二氧化碳作为一种原材料重新进入生产过程并产生经济效益。当下国内CCUS 商业化项目的数量和规模都十分有限，但其前景还是值得我们重视。在绿色GDP 绩效评估中，以CCUS 为代表的这类新兴环保行业核算是我们今后研究中一个需要积极布局的方向。

（四）积极推进自然资源价值核算

上海交通大学黄震院士在谈及“双碳”问题时指出，我们要正确理解碳达峰和碳中和的关系，碳达峰是碳中和的起点，碳中和是碳达峰的终极目的。实现碳中和的进程中，CCUS 这类颠覆式技术创新往往最能引起大家的重视，然而我们也应该充分重视生态系统的碳汇功能。生态系统的固碳体量和成本相较于CCUS 而言有着巨大的优势，目前CCUS 大面积商业化应用前景不明，我们应该高度重视具有强确定性的生态系统碳汇能力。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探索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对领导干部实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近年来其在全国范围内试行推广，体现了党中央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对于生态系统特别是自然资源的高度重视。2022 年6 月7 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统计局联合印发通知，决定在内蒙古自治区、福建省、河南省、海南省、青海省五省区开展森林资源价值核算试点工作。这标志着我国自然资源价值核算由理论研究转入实践探索阶段，也是对“两山论”核心要义的生动实践。森林价值核算的开展对于草原、湿地、土壤、海洋等自然资源的价值核算具有重要引领意义，特别是能够推动碳中和目标下对生态系统中各类自然资源碳汇能力的价值评估研究。自然资源的价值核算是多维度的，包括资源价值、生态服务价值和文化价值，这都建立在对于自然资源存量和变化精准监测的基础上，随着我国卫星遥感技术的成熟和广泛应用，现在我们已经具备了自然资源价值核算的关键数据基础。

（五）发掘评估结果运用的新场景

“双碳”目标下，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都有着各自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优势所在。2021年7月，我国启动了全国碳排放交易市场，目前碳交易市场尚处于建设阶段，首批仅纳入了2000 多家电力生产企业。另一个市场工具则是碳税，早在环保税立法讨论时，就有专家提出将二氧化碳列入征税范围，最后并未获得通过。不论是碳排放交易还是碳税，两者的进度都十分缓慢，但这并不意味着此两项市场工具的有效性存疑，只是考虑到我国能源禀赋、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技术的完善与推广，特别是确保能源安全后的结果。随着我国新能源体系的建立，化石能源的使用占比下降并逐步成为保障性能源，碳排放交易和碳税就会逐步铺开，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至于具体的时间节点、进度、范围是绿色GDP 绩效评估下一步研究工作需要重点关注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