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世民

自《三体》系列小说问世起，对该部小说和以刘慈欣为代表的中国科幻文学的大众讨论和学术争鸣经久不衰。这与刘慈欣曾荣获第73届雨果奖有关，也与近年来《三体》小说的影视化进程取得的突破性进展有关。这场广泛而又深远的思想论争，归根结底源于刘慈欣在《三体》小说中所创建的雄奇瑰伟的科幻场景，以及文字背后呈现出的道德危机和人性困局。电视剧版的《三体》以《三体》系列小说的第一部为拍摄蓝本，首次以真人拍摄和3D 建模的方式为观众全景式展现了三体文明和人类文明的早期抗争历程。这些经过现代影视技术处理的画面，真实还原了小说的游戏文本，展现出三体文明为追求一部精确预测恒、乱纪元运行规律的万年历所作出的各式各样的生存探索。此种叙事方式，笔者称为“游戏叙事”。在游戏叙事之外，三体文明对地球文明实施了一系列反道德力量的生存入侵，人类文明的不同群体对入侵者的道德状况呈现出不同认知倾向。这既是关乎文明进化的生存游戏，也是关乎文明生存的道德抗争，游戏与道德这两个看似不相关的作品主题，通过电视剧《三体》的影像叙事，完成了一次超越时空的线索交会，升华了《三体》小说原有的文本高度。

一、《三体》小说的游戏叙事

同其他小说的游戏笔墨不同，《三体》小说中的游戏文本形式与具体游戏内容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它以21 世纪初期盛行的生存类网络游戏文本为形式参照，以古典时代的中国经验和近现代的世界经验为内容参照，构成了兼具游戏形式和历史洞见的新型叙事范式。这样的游戏叙事，蕴含着作者对叙事内容文学性的自觉追求，传递出作者对古典哲思和现代科学的理性认同，也彰显出三体世界的整体文明自觉与个体精神扭曲。

（一）文学外壳下的游戏叙事

“游戏叙事”最早可以追溯至西方古典喜剧的创作，其作者用一种游戏式的、诙谐的创作态度建构出啼笑皆非的喜剧文本，如阿里斯托芬的《鸟》、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等。彼时的“游戏”一词，尚未形成特定含义。21 世纪以来，随着计算机和信息网络的普及，“游戏”一词与计算机形成了某种不可分割的关系，单机游戏和网络游戏成为现代计算机游戏的两个重要类型。刘慈欣在《三体》中通过游戏叙事所构建的叙事空间，正是基于网络游戏这一基本设定。《三体》的游戏叙事与这款三体游戏密不可分，游戏玩家每次登录形成的文字日志是可供研究其游戏叙事的重要文本。此外，《三体》中的游戏叙事仍有其特殊性：

第一，不确定性。传统叙事是由叙述主体通过全知或限知的叙述视角在特定的叙述时间和叙述场景中讲述自己或他者发生的一系列行为事件的叙事行为。其叙事结构和叙事脉络都相对清晰，或以人物为主线，或以时间为线索，最终的故事结局大都能在此前的叙事文本中找到相应的伏笔，如《红楼梦》中“草蛇灰线”[1](p3)的叙事结构。在《三体》小说中，作者以汪淼的视角记录了每次登录三体游戏的文字体验，剧版《三体》则分别以汪淼、史强、申玉菲、叶文洁等人物视角清晰呈现了三体文明的生存兴衰史。小说中一位女作家提到三体世界有203 轮文明，而汪淼经历的却是191轮，这说明在游戏中游戏玩家的游戏进程是相互独立的。与传统叙事有所不同，《三体》的游戏叙事在每次的游戏事件中，其文明的发展结局都是随机且未知的，基于游戏者自身质素的不同，所有的游戏进程都依据玩家的个人操作单独加载并发展至最终结局。这种结局的差异性和开放性使其与传统叙事模式呈现出显著的差别。

第二，虚拟的真实。虚构是文学创作的常见手法之一。《三体》作为小说，自然是建立在科幻想象基础上的文学虚构。汪淼借助“V 装具”登录游戏，获得了沉浸式的游戏体验。作者曾对“V装具”的功能有过解释：“这是目前在游戏玩家中很流行的玩意儿，由一个全视角显示头盔和一套感应服构成，感应服可以使玩家从肉体上感觉到游戏中的击打、刀刺和火烧，能产生出酷热和严寒，甚至还能逼真地模拟出身体暴露在风雪中的感觉。”[2](p26)这种类似于VR 虚拟体验设备的产品，在《三体》的创作年代并未大规模量产，作者却已经用文字的形式向读者呈现了一个如临其境的真实画面。剧版《三体》更是借助现代影像技术，以视频形式将小说中恢宏的游戏场景如实地搬上荧幕，使受众的观感在阅读体验之外又增加了一份细腻的真实感。

此外，三体游戏中实际包含三条真实信息：一是“三体世界是真实存在的”[2](p170)；二是“三体人的脱水功能是真实的”[2](p170)；三是“人列计算机”[2](p170)的真实存在。第一条信息说明了三体游戏的基础设定是在以人类视角模拟三体世界数百轮文明的发展变化。其中的数百次浩劫都是三体文明真实经历过的，能够在这样残酷的环境中持续保留文明的火种，建立起强大的科技与文明，本身即是奇迹。这也间接地说明了三体世界求索历史的真实性。后两条真实信息是三体人在寒暑无定的恒、乱纪元中进化出的生理特征，脱水是为了避免暴晒后死亡，人列计算机的高效传递依靠的是三体人类似于全反射镜面的表皮特征，一切都是为了最大限度地适应环境，换取生存希望。这种真实性，对读者和观众而言，是上帝视角的虚拟真实；对三体游戏的玩家而言，是游戏叙事主体的沉浸式真实；对三体文明而言，则是万千浩劫中的残酷真实。

第三，宏细节描写。凡小说，必定需要大量的细节描写来设置事件冲突，凸显人物性格。这是主流文学中所谓“微细节”的描写。而刘慈欣笔下的科幻文学书写，除上述传统的微细节描写外还包含大量的“宏细节”描写，《三体》自然也不例外。刘慈欣并未对“宏细节”这一概念作出具体定义，但进行了相应说明：“只有在科幻文学将触角伸向宇宙深处，同时开始对宇宙本源的思考时，它才大量出现，它是科幻小说成熟的一个标志，也是最能体现科幻文学特点和优势的一种表现手法。”[3](p47)在宏细节中，对传统叙事要素的细致描摹被暂时搁置，叙事对象上升为星球、星系、宇宙、文明、种族等非人类形象，在宇宙文明的尺度上进行更为深广的宏大叙事。如剧中汪淼第一次退出三体游戏时出现在屏幕上的进度提示语：

这一夜持续了四十八年，第137 号文明在严寒中毁灭了，该文明进化至战国层次。

文明的种子仍在，它将重新启动，再次开始在三体世界中命运莫测的进化，欢迎您再次登录。[2](p48)

这段提示语极为简洁地说明了三体世界137号文明的命运结局，这里并不涉及具体的人和物，而是以整个三体文明为叙述主体，“在严寒中”表示该文明毁灭的具体原因，“进化至战国层次”表示该文明并未彻底灭绝，同时指出了下一阶段文明的发展方向。这便是前面提到的所谓“宏细节”的具体要素。再如作者描述三体舰队开启星际远征的画面：

这光芒很快淹没了天边的晨曦，一千颗星体很快变成了一千颗小太阳，三体世界迎来了辉煌的白昼。大地上的人们向着天空都高举双手，形成了一望无际的手臂的草原。三体舰队开始加速，庄严地移过苍穹，掠过刚刚升起的巨月顶端，在月面的山脉和平原上投下蔚蓝色的光晕。欢呼声平息了，三体世界的人们默默地看着他们的希望在西方的太空渐渐远去，他们此生看不到结局，但四五百年后，他们的子孙将得到来自新世界的消息，那将是三体文明的新生。[2](p183)

在这段文字中，作者以三体文明的星际舰队为叙述对象，借助星体、太阳、白昼、草原、巨月、山脉、平原、太空等宏观物象的环境衬托，使得三体舰队的远征军形象如在眼前。通过超越时间跨度的艺术想象，把三体文明寻找到世外宜居地的惊喜与激动巧妙地刻画出来。这里的“草原”一词并不是纯粹的环境物象，作者将三体人集体高举双手的盛大场景比作“手臂的草原”，虽然加入了微细节的人物描写，但凸显的仍是一种宏大细节下的环境特征，这种宏细节的动态描绘，不仅使得叙述对象变得鲜活生动，也预言了三体文明的新生结局。

综上，刘慈欣笔下的游戏叙事呈现出与传统叙事文学相异的新特点。鉴于三体游戏的现实缺位，这种源于宏大叙事的未知虚拟体验只能从《三体》的小说文本和影视剧作中得到满足。而这恰好说明了一个事实：《三体》在本质上仍是一部科幻文学类别中的优秀叙事作品。

（二）游戏叙事中的古典认同

《三体》中的游戏场景颇多，其场景对话设计兼具中国古典思想与西方古典元素。在汪淼的几次游戏进程中，他分别遇到了伏羲、周文王、孔子、墨子等东方先哲，又于其后的游戏中遇到了亚里士多德、伽利略、布鲁诺、达·芬奇、牛顿、冯·诺依曼、爱因斯坦等西方学者。这些人物在游戏文本中虽大多以傲慢的姿态出现，但都或多或少地预言了数次恒纪元的到来。他们之间的观念纷争并非同时发生，而是被刘慈欣纳入游戏的叙事时空中，为其建立了争鸣和检验的舞台。理论当然可以自称“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4](p107)，然而其是否“欺惑愚众”[4](p107)，则需要实践这一标准来具体检验。在恒纪元来临之时，脱水的人干会被浸泡，然后开始正常的生产生活直至新的乱纪元到来。这种以恒纪元实际时长来检验万年历准确性的方式正是对这一标准最合适的检验方式。

三体文明在这种不断试错的求索和探寻中发展壮大，同时也承受了巨大的群体代价。不论是来自古典时代的东方先哲，还是西方巨擘，抑或是现代社会的伟大科学家，都以他们最大的努力来预测太阳的运行规律，这本就是一种高尚的科学精神，在一次次的认同与否定中，在否定之否定中，三体文明不屈地存活了二百多次。作者使古典时代的中国经验和世界经验以游戏的方式进行了一场跨越时空的盛大辩论，其目的仍是表达对科学精神本身的高度肯定。刘慈欣曾在访谈中提到：“我是一个对科学持正面评价的人。科幻一方面可以展示科学的神奇，另一方面还可以把不同的未来世界摆在我们面前，使我们的思维更开阔，哪怕是黑暗的，也至少给你一种可能性。”[5](p181)足见，作者本人对于古代中西方在科学领域的探索怀有一种强烈的认同感。在这种面对古典科学的文化认同之外，还要以一种辩证的科学思维去否定这种认同，从而实现在更大认识领域内的真理认同。三体文明的数百次生存探索，就是这种真理认同过程的深刻写照。

三体文明之所以能够顽强存活，并不都是幸运之神的偶然眷顾，也与他们孜孜不倦的生存求索紧密相关。他们对于精准万年历的所有探索都是基于三体问题而进行的，是一种无限逼近真理的可能性探索。真理与存在往往是息息相关的，“生存是在信仰中体验真理”[6](p30)，雅斯贝斯所说的这种真理是一种“精神的真理”，“它要在现实中通过实存的东西和被思维的东西来证验自己”[6](p30)，而这种“实存的东西”即三体世界里恒、乱纪元的时间刻度，“被思维的东西”即三体世界科学家们对三体问题的种种预测和假说。太阳的运行规律，就是三体文明在残酷生存现实中唯一寻求的生存真理。在三体游戏中，生存真理有着明确指向，即那份梦寐以求的精准万年历。伏羲、周文王、墨子、哥白尼等众多游戏人物是三体世界科学家们的形象暗喻。

古典时代的科学总是与宗教或原始宗教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被周文王斥作施展愚蠢巫术的伏羲，认为恒、乱纪元是太阳神喜怒无常的呼吸现象，这显然是一种基于原始崇拜的想象性推测，但却或多或少地推动了三体世界对“恒星呼吸”现象的发现和研究；周文王的阴阳系统和孔子的礼法系统同样通过其想象性设计来测准天地，前者强调万物的终始变化，后者强调文明的等级秩序，这对三体世界了解三体运动的实质和维护三体社会的稳定均有莫大助益；墨子的宇宙机器虽然没能实现进一步的精准预测，但却保留了记录员这一重要职位，使他们成为除元首外，不必在乱纪元中脱水保存的又一生命体。正是这种制度性设计，使得三体文明在收到地球文明的宇宙广播后，幸运地发现了真实的“世外桃源”。哥白尼对三星结构的准确揭示，虽未避免当轮文明的灭绝，但使得三体文明的整体认知水平产生了飞跃；牛顿的力学三定律，建立了宏观物体低速状态下的经典力学体系，微积分和冯·诺依曼结构计算机的发明使得三体运动在数学上的巨型定量分析成为可能；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的提出虽未解决三星系统的引力撕裂问题，但却加深了三体文明对多维空间的结构认识，为微观粒子的升维与降维提供了认识上的铺垫，并使三体文明最终成功向地球文明发射了两颗智子，锁死了人类科技。

在上述5轮文明的游戏进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三体文明对于万年历这一生存真理的探索历程，这是地球三体组织中的降临派基于所谓“主”的信息，以人类视角模拟出的游戏化探索过程，也是刘慈欣将人类科技史移花接木地嫁接给三体文明的结果，这样的求索过程，无一不是科学的否定之否定的认同过程。

（三）游戏叙事中的文明自觉

在《三体》的游戏叙事文本中，游戏玩家除了参与三体文明演变外，多数情形下则是其文明演变的见证者。那些擅于玄想的思想者和拥有实证精神的科学家们都曾存在于三体世界的某个文明中，就像文中提到的“农场主假说”一样，万年历对三体世界而言，就如农场主的投喂时刻一样变幻莫测，那些思想者和科学家就如同火鸡中的精英科学家，一切自有真宰。由于技术层级的显著差异，三体人被以叶文洁为统帅的地球三体组织敬奉为主，但主也有主的苦难。在数学家魏成的自述片段里，申玉菲曾在寺庙中向佛祖祈求：“佛祖保佑我主脱离苦海。”[2](p144)足见，地球三体组织成员内部早已知晓三体人的真实生存状态。

三体文明在一次次的毁灭与重生中进化出了脱水功能和高效的信息传递能力，这使得他们最大程度地避免了集体性灭亡。这一生理特征的演变是遵循“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进化理论的结果，可以说是三体文明的生理自觉。基于“生存是文明的第一需要”[7](p5)这条宇宙社会学公理，三体人将他们高效的信息传递能力与类似于秦始皇时代的高度集权政治形态相结合，进行超大规模的科学运算，三体文明的科技水平也因此高出地球文明许多个数量级。在此过程中，三体文明发展出高度的政治自觉和精神自觉。

所谓政治自觉和精神自觉，即自觉地让渡个体权利，使一切物质生产活动和精神生活都以群体生存为前提，一切不利于文明生存的思想文化都遭到强力禁锢，对于自由、爱、美等事物进行自觉的疏离。三体人建立起一种高效的专制制度，使其一旦失去工作能力或者自然死亡，就会被强制脱水，付之一炬。三体世界的1379 号监听员在接受审判时的独白尤其值得深思：

“三体世界已经让我厌倦了。我们的生活和精神中除了为生存而战就没有其他东西了。”（1379号监听员）

“这有什么错吗？”（三体世界元首）

“当然没有错，生存是其他一切的前提，但，元首，请看看我们的生活：一切都是为了文明的生存。为了整个文明的生存，对个体的尊重几乎不存在，个人不能工作就得死；三体社会处于极端的专制之中，法律只有两档：有罪和无罪，有罪处死，无罪释放。我最无法忍受的是精神生活的单一和枯竭，一切可能导致脆弱的精神都是邪恶的。我们没有文学没有艺术，没有对美的追求和享受，甚至连爱情也不能倾诉……元首，这样的生活有意义吗？”（1379号监听员）[2](p268)

这是1379 号监听员的意义之问，如果不是叶文洁于绝望之下按下按钮，这位三体世界的普通监听员估计此生也难享有与元首直接对话的机会。监听员的生活枯燥乏味，但却可以在乱纪元中免于脱水，常年处于恒温且温饱的监听室中，荒凉寂寥几乎是他生活的全部内容。

在中国早期的道家经典中，也有向往恬淡自足生活的类似语句，如老子的“虚其心，实其腹”[8](p15)，庄周的“我得斗升之水然活耳”[9](p1082)，宋钘的“人我之养，毕足而止”[9](p924)等。不同的是，老子、庄周、宋钘是主动选择恬淡的生活，然后“以恬养知”，即以恬静涵养智慧，追求真知，开启一种鲜活生动的精神场景和精神生命。而监听员则是被迫选择孤寂安饱的生活，其内心的占有欲望并未真正消除。在一次意外的断粮中，监听员疯狂地窃取供给车上的食物，并认为“三体文明对生存空间的占有欲与我当时对食物的欲望一样强烈而无止境”[2](p267)，这种占有欲望的意外呈现恰好说明他并未实现真正的恬淡自足。

生而为人，自然避免不了“毛嫱丽姬”的感性审美，但对于艺术之美、自由之光、价值之问的追寻或许更为高尚和纯粹。人类文明的交流信息，经由叶文洁向宇宙进行广播后，首先接受到该信息的三体世界1379号监听员即已被地球文明实施了反向的文化入侵。

这种精神生活的普遍贫瘠是三体人在政治自觉和精神自觉的潜意识中自我选择的结果。监听员在长久以来的监听生涯中，对其自身的生活状况感到了相当程度的麻木和冷静，潜意识中拒绝幻想另外一种适性自足的生活。接收到地球广播后，他如同“体会到大全而产生无限进展的洞见能力和心愿”[6](p18)一样，开始幻想在“地球那永不封冻的蓝色海洋和翠绿的森林田野间飞翔，感受着那和煦的阳光和清凉的微风的抚摸”[2](p264)，这是他面对地球文明这样美好的生存环境而产生的合理联想。为了不虚度一生，他选择做一个和平主义者，给叶文洁发出“不要回答”的连续性警告，并对宇宙中的“黑暗森林”法则作出了简单暗示。这是两大文明的叛逆者在寂寥星空中完成的冷静问答，从此改变了两个文明的历史命运。

我们还可以在作者对元首的叙述文本中感受到三体文明的麻木和冷静：

元首在五个三体时前就得到了收到外星文明信息的报告。两个三体时前，他又得到报告：1379 号监听站向信息来源方向发出了警告信息。

前者没有使他狂喜，后者也没有令他沮丧，对那名发出警告信息的监听员，他也没有什么愤恨。以上这些情绪，还有其他的所有情绪，像恐惧、悲伤、幸福、美感等等，都是三体文明所极力避免和消除的，因为它们会导致个体和社会在精神上的脆弱，不利于在这个世界恶劣的环境中生存。三体世界所需要的精神，就是冷静和麻木，从过去二百余轮文明的历史中可以证明，那些以这两种精神为主体的文明是生存能力最强的。[2](p267)

足见，三体文明在漫长的生存抗争中，进化出了一系列适宜在恶劣环境下生存的生理性状，为了使其文明最大程度地避免毁灭，他们在政治上极度专制，在精神上极度麻木。这种生理自觉、政治自觉、精神自觉使他们在多轮文明的历史浩劫中顽强存活下来，形成了文明尺度上的高度自觉。但也因此丧失了在文化和艺术领域中的自觉，而这种自觉恰好是地球文明繁荣不息的重要原因，也是1379号监听员意义之问的正确答案。

二、人类视角的道德批判

在经历了近两百轮文明的生存求索后，三体文明最终放弃了对万年历的执着，开始以地球文明为目的地进行星际远征。三体文明为此开启了一系列准备工作，如锁死人类科技，禁止人类繁育等以遏制地球文明的科技发展。从三体文明的立场来看，这次远征是一场遵循“零道德准则”的生存入侵；对地球文明而言，它却是一场关乎人类道德的终极审判。

刘慈欣写作《三体》的初衷，源于其对宇宙共同道德准则的设想。这个设想在《三体》后记中有过明确记述：“我认为零道德的文明宇宙完全可能存在，有道德的人类文明如何在这样一个宇宙中生存？这就是我写《地球往事》的初衷。”[2](p301)在这篇后记以及整部《三体》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对于人类自身的道德乌托邦怀有充分质疑，这与以老、庄为代表的先秦道家所秉持的道德观念有所契合。道家对于世俗的道德规范有着清醒认知，认为儒家极力提倡的仁、义、礼、智、信等观念是对个体自然真性的撄扰与束缚。老子用诸多的诗性譬喻教导人们去欲存真，庄子用“三言”剽剥儒墨，教喻人们法天贵真，抛却尘俗道德和富贵荣名的羁縻，返归自然与真我。

基于对人类道德的清晰认知，刘慈欣在《三体：死神永生》中设立了程心一角，她作为继任执剑人，其个人威慑度远不如前。她看似充满爱与力量的决策却屡屡使人类文明陷于困境，濒临灭绝，这不能不说是人类道德乌托邦的终极幻灭。刘慈欣在《三体：死神永生》的开篇用“魔法师之死”这个寓言与人类文明的覆灭结局进行呼应，彰显出人类道德在宇宙文明尺度上的天真与幼稚。

在讨论宇宙文明道德之前，我们有必要对人类道德的基础进行说明。康德认为，人类的道德基础源于善良意志这种形而上的纯粹理性，“责任是自身即善良意志的条件，其价值超乎其他一切东西”[10](p15)。这里的责任即对善良意志的自我服从或者称之为意志自律，它是道德的实践方式之一。然而康德并未说明这种善良意志的确切来源。叔本华在批评康德道德学基础的同时，提出“同情的道德态度，将是道德学的真正基础”[11](p212)，并指出低级同情的行为模式是“不损害任何人”，它代表了一种公正的德行；高级同情的行为模式是“积极地激励或帮助他人”，它代表了一种仁爱的德行。叔本华还总结出人类行为的三个基本源头，即利己主义、邪恶、同情。利己主义谋求的是个体幸福；邪恶行为是基于反道德力量做出的，目的在于制造他人的痛苦与不幸；同情则是基于他人幸福而做出的道德行为，这种行为有可能损害自身利益乃至生命，然而它却是人类道德的真正源头。

人类道德源于同情心，用孟子的话讲，就是“恻隐之心，仁之端也”[12](p239)。这种与生俱来的内在德性扩展到人类生活的实践层面，就逐步演变为公平、正义、仁爱等社会成员间的秩序性追求，成为一种集体性的默许约定或法律上的强制规定。这种约定就是人类道德的基本表现形式，法律则是这种约定的强制化规定。究其根本，人类共同道德准则优先担保的对象仍是社会成员的集体性生存。与之相关的宇宙文明共同道德准则，仍以文明群体的生存为首要前提，但它的道德基础却并非如人类道德那样源于同情，更大可能源于利己主义，利己主义本身则是“生存是文明的第一需要”[7](p5)这条宇宙社会学公理的另类表达式。

《三体》的故事起因是叶文洁这个人类文明的背叛者偶然联络到地外文明，企图借机拯救或者审判人类文明。引入该审判的具体执行者无疑是叶文洁，但在红岸工程最高批准者的上位视角里，这种交往行为早有预期。而在自杀的科学家和“古筝行动”参与者那里，他们以见证者的视角亲睹了地外文明在入侵家园时的道德缺位与极端残暴，故而选择勇敢抗争。三重视域的三重抉择，显现出他们在不同身份定位下对宇宙文明道德的认知与反思。

（一）上位者视角的道德批判

我们在《三体》关于红岸工程的背景文件中，可以看到书中的最高领导人对寻找外星文明相关报告的具体批示，这些文字无不显示出领导人对寻找外星文明项目的战略眼光和对外星生命道德的宏观认知。如文中提到寻找外星文明技术突破的影响力将超过物理学、生物学、计算机科学三个领域的总和时，该领导的批语：

【批示】将该文印发下去。在适当的范围内组织讨论。文章的观点可能不合一些人的胃口，但不要扣帽子，关键要看作者的长远思考。一些同志现在是一叶障目，有大环境的原因，也有很多人是自以为是。这样不好，战略视野的盲区是危险的。我看文章中提到的四个可能产生技术突变的领域中，最后一个是我们考虑最少的，值得注意，应该系统深入地研究一下。[2](p122)

这里，他显然意识到了该项目可能遭遇的思想阻力，并提出需要警惕战略视野的盲区，这是他身处元首职位，经过通盘考虑和长远布局而作出的理智决定。在其后的文件批语中，也提到：

【批示】简报已阅。人家已经向地球外面喊话了，外星社会只听到一个声音是危险的，我们也应该发出自己的声音，这样它们听到的才是人类社会完整的声音，偏听则暗兼听则明嘛。这个事情要做，要快做。[2](p123)

如果上则批示只是战略考虑的话，这则批示就是一种战略主动了。但此时的他同大多数科研人员一样，对外星文明的整体认知仍处于懵懂状态，只是从功利的角度期望我们国家避免陷入后知后觉的不利境地，言语间也自然流露出政治家的天生自信和渴望倾听外星声音的急切心情。

剩余两则批语是对向外星文明发送宇宙广播信件的具体评价。该信件内容的初稿带有浓烈的革命色彩且态度强硬，仿佛在向未知的外星生命发出革命警告，自然遭到领导的强烈批评，并借机取消了某革命小组的介入资格，转而提议集体讨论后再郑重起草相关文本。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领导人对当时世界范围内多元化的社会制度有着清醒认识，在重大的正式交流场合，他不希望我们的外交辞令中包含过多的意识形态色彩，更愿意呈现一种自信真诚、不卑不亢、珍视和平的独立姿态。这种期许也在第四稿信件中得到了具体反馈：

向收到该信息的世界致以美好的祝愿。

通过以下信息，你们将对地球文明有一个基本的了解。人类经过漫长的劳动和创造，建立了灿烂的文明，涌现出丰富多彩的文化，并初步了解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运行发展的规律，我们珍视这一切。

但我们的世界仍有很大缺陷，存在着仇恨、偏见和战争，由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财富的分布严重不均，相当部分的人类成员生活在贫困和苦难之中。

人类社会正在努力解决自己面临的各种困难和问题，努力为地球文明创造一个美好的未来。发送该信息的国家所从事的事业就是这种努力的一部分。我们致力于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使每个人类成员的劳动和价值都得到充分的尊重，使所有人的物质和精神需要都得到充分的满足，使地球文明成为一个更加完美的文明。

我们怀着美好的愿望，期待着与宇宙中其他文明社会建立联系。期待着与你们一起，在广阔的宇宙中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2](p125)

这份由叶文洁最终发送的定稿信件，仅有三百余字，却将人类社会的发展史清晰勾勒出来，对人类文明的创造成果、缺陷偏见、生活方式、科技水平、价值观都有言简意赅的有效说明，对整个人类而言，它无疑是一部文约义丰的和平宣言书。最重要的是，它传递出一种积极寻求交流的信号。同时，这封信也侧面透露出该领导人的博大胸襟和道德自信，这种对于未知外星文明的道德自信，一方面源于上位者的特殊地位，另一方面也根植于中华民族强大的文化精神之中。虽然从结果论的角度看，这更像是对外星生命在道德领域的道德错信，即本能地期待外星文明和地球文明有着类似的道德意识形态。

（二）执行者视角的道德批判

叶文洁作为地球文明生存危机的引入者和执行者，她的道德立场具有相当程度的复杂性。一方面，她是地球文明中特定国家在特定历史事件中的具体受害者，她亲历了母亲、妹妹、朋友、上级的多重背叛，也目睹了父亲这位至亲遭遇迫害的惨痛场景，可以说见证了人性的极端之恶；另一方面，她在对整个人类感到失望的同时，也对拯救人类和改造人类文明抱有坚定信念。这点我们从地球三体组织的早期纲领中即可看出：

人类社会已经不可能依靠自身的力量解决自己的问题，也不可能凭借自身的力量抑制自己的疯狂；所以，应该请主降临世界，借助它的力量，对人类社会进行强制性的监督和改造，以创造一个全新的、光明完善的人类文明。[2](p187)

这显然是叶文洁基于自身痛苦经历对人类整体道德状况作出的狭隘评判。虽然人类社会的道德现状在步步异化，但人类并未因此彻底灭绝，这说明现有的道德秩序仍然具有强大的存在基础。基于上述偏见，她制定了请外星生命降临地球，对人类进行强制性改造的降临派纲领。这个纲领虽然有所偏颇，但它的具体实施路径却饱含着叶文洁对整个人类在道德领域的深切同情。

结合叔本华的同情理论，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叶文洁基于对全人类道德状况的深切同情，实施了所谓的降临派纲领，这个行为过程符合道德的基础和为他人带来幸福的善意动机，是一种更高层级的道德行为模式。但是，如果我们结合这一行为的后果来看，它又是极度不道德的，因为该行为违反了低级同情中“不损害任何人”的基本道德原则。就这一行为的根本性质而言，叶文洁当然是不道德的，原因在于她的深切同情不是建立在整个人类的生存需求之上，只是建立在道德形而上学之上。

此外，叶文洁的这种危机引入行为，与中国古代政治中比较常见的“勤王”行为颇为相似，两者都是在危亡之际，借助外部力量肃清动乱势力，实现最大程度的拨乱反正。实际上，这种举动常常事与愿违，因为紧急召请的勤王之师，往往会借机扩充实力，成为新的“挟天子以令诸侯”的霸权者。在这里，三体文明即是被叶文洁引入的霸权者。不同的是，叶文洁认定的危亡之机是道德危机，而非生存危机，尽管道德危机也可能最终演变为生存危机，但它的紧迫程度显然不如后者。在叶文洁接收审问的过程中，她提出了自己关于道德认知的那个著名的错误论断：“如果他们能够跨越星际来到我们的世界，说明他们的科学已经发展到相当的高度，一个科学如此昌明的社会，必然拥有更高的文明和道德水准。”[2](p260)这里的明显逻辑错误在于，叶文洁理所当然地认为高科技水平的文明同人类文明一样，具有相当程度的道德意识形态，这在本质上仍是一种对外星文明的道德错信。实际上，是否具有道德水准和具有怎样的道德水准，于任何外星文明来说都是未知的。这种道德要求的实际趋势，何怀宏称为“道德要求的递减律”，他认为“随着群体的扩大和危险的增加，道德的底线要求也会下移，也许是在趋近于零，即越来越多的是硬邦邦的实力、能力在说话而不是道德在说话”[13](p147)。这种递减律本身是对人类文明内部道德要求的总结，但笔者认为，这样的规律放置于宇宙文明的尺度上，同样具有效用。当宇宙中某个文明的范围或领地明显扩大时，它的确可以依靠其特有的高等级科技手段来对其他低等级文明进行毫不留情的压制和毁灭，即“毁灭你，与你有何相干”[7](p381)。《三体Ⅱ：黑暗森林》中的水滴与《三体Ⅲ：死神永生》中的二向箔等高科技武器的使用已经说明了这一点。在宇宙的黑暗森林中，固守道德律令的人类仿佛天真的孩童一般，终究难逃厄运。

（三）见证者视角的道德批判

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对于三体文明与人类文明的早期抗争，人类文明的任何一分子都可算作这场生存危机的见证者。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两类群体是自杀的科学家和“古筝行动”参与者。前一个群体在面对三体文明的不明侵袭时选择了绝望自杀，后一个群体则选择在绝境中抗争，甚至初步建立起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开始并肩作战。这既是他们在面临科技危机或生存危机时的生存选择，也是见证者视角下的道德选择。

在杨冬的遗书里，有这样一句话：“一切的一切都导向这样一个结果：物理学从来就没有存在过，将来也不会存在。我知道自己这样做是不负责任的，但别无选择。”[2](p9)科学边界内陆续自杀的科学家遇到的所谓理论难题跟杨冬遇到的问题本质相同，区别在于杨冬之外自杀的科学家，面对的是智子干扰下非正常状态的物理现象，由此产生出对物理学基本理论的怀疑，自杀行为是这群精英对科学绝望后的殉道之举，其中包含着消极的道德动机；杨冬除了面对相同的绝望之外，还明确知晓其母叶文洁的具体身份和具体行动，这才是使其信念崩塌的根本原因。得知母亲意图背叛全人类并筹谋良久，这种心理上的双重落差使她不得不同样主动地走向死亡。杨冬的自杀与其受到的传统伦理教育密切相关，她基于自己对国家或人类的传统情愫，认定母亲的行为违反了基本的道德伦理义务，但又无法规劝或制止母亲的行动，只能选择自杀，以彰显自己的传统道德立场。

与科学家的殉道不同，大多数人类仍然选择继续生存和抗争。他们之中自然也包括地球三体组织中的幸存派和拯救派。在与降临派的终局之战——“古筝行动”中，所有怀抱生存希望的人都主动集合在一起，为夺取对人类存亡具有重要意义的被降临派截留的三体信息颇为庄严地并肩作战，形成了兼具形式意义和实质意义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所谓形式意义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即此次行动的整体指挥部门和具体行动部门；实质意义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即从“古筝行动”开始，人类文明开始真正意义上的集体抗争。这里作为抗争者的人类，已从对外星文明的好奇与渴望中挣脱出来，开始正视外星文明的道德本质，即无道德或反道德。这种道德观念的转变过程大概如此：在上位者和执行者那里，对外星文明的道德认知处于一种过于自信的错觉之中；在殉道的科学家那里，对外星文明的道德认知处于一种隐形的遮蔽状态；在共同的抗争者那里，对外星文明的道德认知处于一种理性的怀疑状态，且他们穷尽全力，誓死抗争。

三、余论

叶文洁曾提到，在三体文明的眼中，人类只是一堆虫子。被三体人视作虫子的人类的抗争，在此意义上也可称作“虫子的抗争”。以蝗虫为代表的害虫，成为人类农业发展史上的长期劲敌，但人类却从未真正消灭过它们，这是“虫子的胜利”。刘慈欣对此有具体的描述：

看看吧，这就是虫子，它们的技术与我们的差距，远大于我们与三体文明的差距。人类竭尽全力消灭它们，用尽各种毒剂，用飞机喷洒，引进和培养它们的天敌，搜寻并毁掉它们的卵，用基因改造使它们绝育；用火烧它们，用水淹它们，每个家庭都有对付它们的灭害灵，每个办公桌下都有像苍蝇拍这种击杀它们的武器……这场漫长的战争伴随着整个人类文明，现在仍然胜负未定，虫子并没有被灭绝，它们照样傲行于天地之间，它们的数量也并不比人类出现前少。把人类看作虫子的三体人似乎忘记了一个事实：虫子从来就没有被真正战胜过。[2](p296)

在这段充满意气的文字中，我们看到作者对于两个文明斗争历程的形象描绘，没有神话传说的诡异，没有英雄主义的悲壮，只有生存现实的迭代和生生不息的传承，无不体现着其文明自觉。在此意义上，三体文明的数百轮抗争，正是一种不屈的虫子式抗争。三体人依仗自身强大的科技手段，无视整个人类群体，正是这种傲慢，导致三体文明破壁计划的最终破产，也验证了刘慈欣那句关于生存的真理：“弱小和无知不是生存的障碍，傲慢才是。”[14](p414)

总之，在刘慈欣笔下，不论是人类文明还是三体文明，面对生存危机时，都表现出一种卓越不屈的抗争精神，这种精神使得文明的赓续成为可能。正如量子物理学家玻尔所言：“在生存的大戏剧中，我们自己既是演员又是观众。”[15](p241)在生存的伟大命题中，人类文明和三体文明的解决方案都可谓其来有自，尽管在作者笔下，两种方案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借用与融通，但这并不影响两个文明的抗争史诗本身所具有的壮丽感与崇高性。与此相关的生存问题和道德问题，仍然值得学术界和评论界进行更深的探察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