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文，施炫伶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经济思想，成功驾驭了我国经济发展大局，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2022 年6 月24 日，习近平总书记发表《构建高质量伙伴关系共创全球发展新时代》重要讲话，提出“共同凝聚促进发展的国际共识”“共同营造有利于发展的国际环境”“共同培育全球发展新动能”“共同构建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四大主张[1]，充分体现了习近平经济思想是着眼于全球发展问题，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经济学。

习近平经济思想是具有丰富内涵、严谨逻辑和深彻学理性的理论体系，它以发展为主线，以新发展理念回答了“何为发展”的问题，以中国式现代化回答了发展的道路选择问题，以高水平市场经济体制回答了发展方式问题，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回答了发展的大国担当问题。习近平经济思想是从“中国之治”实践中总结和提炼出来的，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造性发展，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解答[2](p1-12)。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实践伟力，正引领中国经济巨轮乘风破浪、行稳致远，开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奋力实现共同富裕和迈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真理伟力，惠及世界，造福人民，为不稳定不确定的世界经济拨雾开航，为全球经济指出一条合作之路、共赢之路。

一、发展新理念：高质量发展

（一）坚持发展为第一要务，向世界传递中国经验

首先，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第一要务，适用于各国”[3](p542)。对于一国来说，“只有紧紧围绕发展这个第一要务来部署各方面改革，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改革提供强大牵引，才能更好推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适应”[4]。中国始终把发展作为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凝聚发展合力，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如期打赢了脱贫攻坚战，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科学指引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全方位、开创性成就，发生深层次、根本性变革，不仅创造了经济总量从2012年的53.9万亿元上升到2021年114.4万亿元的经济奇迹，而且经济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明显增强，迈上了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之路。中国发展的成功实践经验表明，发展中的问题只能通过发展来解决，而且只有不断发展，才能实现人民对生活安康、社会安宁的向往。

对全球各国来说，习近平经济思想将发展视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共同任务”[5]，是“破解诸多全球性难题、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6]。基于鲜明中国实践和中国经验形成的习近平经济思想，为破解发展难题、增强发展动力、厚植发展优势、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行动指南。习近平经济思想从中国实际出发，是中国实践和中国经验的科学总结，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个可以借鉴的路径选择，具有积极的启示意义。习近平经济思想蕴含的发展理念，不仅是中国的发展理念，也应成为全世界共同的发展理念。

其次，习近平经济思想强调发展的动态性。对发展动态性的认识源于习近平经济思想坚持问题导向，在科学研判不同发展阶段现实问题和社会矛盾转变的基础上，制定当前和下一阶段的发展目标和发展战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正确认识党和人民事业所处的历史方位和发展阶段，是我们党明确阶段性中心任务、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本依据，也是我们党领导革命、建设、改革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经验”[7]。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我国由落后农业国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由低收入国家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当前面临的现实问题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强起来”的历史接续任务。由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8](p11)，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要判断，新发展阶段是“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7]的阶段。习近平经济思想强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根据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新变化综合考察我国分工体系以及技术发展水平，以是否有利于社会生产力进步为标准制定发展战略[9](p77-86)。

再次，习近平经济思想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习近平经济思想重视发展的底线问题，强调“安全和发展是一体之两翼、驱动之双轮”[10]，必须统筹发展与安全。要坚持系统思维和底线思维，不能割裂看待发展与安全问题。一方面，维护国家安全是高质量发展的前提，忽视安全的发展是不稳定、不可持续的。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不稳定性，国内处于各类矛盾和风险易发期，可预见和不可预见的风险因素显著增多。因此，在新发展阶段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和战略性布局，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从而有效防范化解系统性风险、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要性更加凸显。另一方面，高质量发展是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物质基础，不谈发展的安全是缺乏意义、不能长久的。通过高质量发展解决科技自立自强问题，实现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攀升，对增强我国在国际贸易中的风险控制能力至关重要；通过高质量发展解决城乡区域发展差距问题，实现更加平衡和充分的发展，才能防止出现大规模失业、公共卫生安全、群体性事件等社会安全稳定问题，从根本上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唯有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把安全发展贯穿国家发展各领域和全过程”[11](p812)，以安全保发展，以发展促安全，才能“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12]。

（二）坚持新发展理念，共创全球繁荣发展新时代

“发展理念是否对头，从根本上决定着发展成效乃至成败。”[13]新发展阶段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就要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推进高质量发展。不同于西方传统经济增长理论单方面强调国内生产总值等经济指标，习近平经济思想注重经济高质量发展、经济结构优化、经济体制改革完善以及发展成果共享，超越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陈旧理论范式，必将成为引领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经济思想。以新发展理念为主要内容的习近平经济思想不仅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指导和根本遵循，集中回答了我国经济发展的目的、动力、方式和路径[7]，更是为发展中国家突破西方经济学理论束缚、跳出发展陷阱提供的中国借鉴，是在国际层面推动世界经济繁荣发展、解决人类发展赤字的中国方案。中国提出的一系列务实举措，为跨越发展鸿沟、重振全球发展注入了信心和力量。

一是创新发展。在国内层面，驱动经济发展高水平自立自强，实现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从“中国商品”到“中国服务”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在国际层面，“数字丝绸之路”的建设不仅使中国在创新引领发展、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上为发展中国家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发展范本，而且使电子商务、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智慧城市等新兴领域的合作产生了广泛且强大的辐射效应。这无疑有助于提高全民数字素养和技能，加快工业化转型升级，推动数字时代互联互通，为各国发展注入新动力。

二是协调发展。在国内层面，缩小收入差距、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增强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和包容性，是发展中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着力点。习近平经济思想立足中国幅员辽阔、各地人口和资源禀赋差异巨大的国情现实，强调在发展中促进相对平衡的区域协调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协同并进；京津冀、粤港澳、长三角打造活跃增长极；西部大开发、东北全面振兴、中部地区崛起、东部率先发展蹄疾步稳。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重视解决“三农”发展难题、补齐“三农”发展短板，实现城乡长期共生并存的协调发展[14](p5-16)。在国际层面，协调发展的辩证法为解决贫富分化、南北发展鸿沟等全球发展失衡难题提供中国“良方”。习近平主席在2022年世界经济论坛视频会议时指出，“把促进发展、保障民生置于全球宏观政策的突出位置……促进现有发展合作机制协同增效，促进全球均衡发展”[15]。

三是绿色发展。在国内层面，强调“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16]。摒弃以环境污染和生态退化为代价的粗放型发展方式，推动实现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走绿色低碳发展道路。在国际层面，指出“加快形成绿色发展方式，促进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双赢，构建经济与环境协同共进的地球家园”[17]。以建设全球最大规模的碳市场和清洁发电体系、支持《生物多样性公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等多边议程的绿色行动助力全球环境治理，推进清洁能源伙伴关系，促进陆地与海洋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利用。

四是开放发展。当前，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相互叠加，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显著增强，全球经济复苏艰难，南北发展鸿沟拉大，国际发展合作动能不足，发展问题在国际议程中日益边缘化。同时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尽管国际形势风云变幻，但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开放发展的历史大势不会改变。在国内层面，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打造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新优势。在国际层面，通过“一带一路”、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等合作倡议，整合全球范围内的经济要素和发展资源，推动形成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18]。

五是共享发展。在国内层面，强调以人民为中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不能少；共同富裕路上，一个不能掉队”[19]，以共建共享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在国际层面，反对霸权主义和阵营对抗，强调“在人类追求幸福的道路上，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不能少”[20]，积极构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5]。中国同各方携手推进重点领域合作，动员发展资源，深化全球减贫脱贫合作，提升粮食生产和供应能力，加强疫苗创新研发和联合生产，以一系列务实举措推动全球人民共享发展。

二、发展新道路：中国式现代化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在不断总结不同时期发展经验的基础上，对如何摆脱贫穷落后面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行了不懈探索。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习近平经济思想，进一步聚焦科学回答“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大时代课题，不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探索。习近平经济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形成的宝贵思想结晶，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经验总结，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指引。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优势愈加彰显，中国人民创造的文明新形态光芒愈发夺目。

（一）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超越了“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两极分化的现代化、物质主义膨胀的现代化、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化老路”[21]，拓展了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新途径，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为探索更好的社会制度和实现人类社会发展提供了中国借鉴。

一方面，习近平经济思想突破了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工业化的迷思。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形成以前，人类社会存在着两种现代化模式：一是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二是以苏联为代表的传统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20 世纪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率先建立了现代化经济体系，导致新自由主义倡导的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等资本主义现代化特征被认为是现代化的必备条件。大多数后发国家想在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中实现现代化，都不得不照搬西方模式，牺牲自主性而谋求依附式发展。然而在推进自由化的过程中不但没有实现现代化，反而陷入经济发展停滞、社会矛盾丛生、政治局势动荡的怪圈。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迷失与中国式现代化新路的成功以雄辩事实说明，西方国家只是现代化的先行者，并不是现代化的范本，更不是衡量其他国家现代化的标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11](p824)当前西方国家的尖锐矛盾冲突与经济社会乱象，已经揭示出西方现代化之路的困局。中国式现代化既克服了西方现代化的矛盾弊端，又不断探索人类现代化新高度，不断赋予现代化新内涵、新路径与新境界。

另一方面，习近平经济思想开拓了其他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新途径。我国人民坚持独立自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接续奋斗、持续探索，逐步走出了一条既切合中国国情和实际，又符合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现代化道路。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走自己的路，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立足点，更是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22]中国道路的成功实践证明，人类社会走向现代化的道路是多样的。“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23]中国式现代化开辟了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同时保持独立自主的“多选题”，使现代化不再是“西方模式”和“依附式发展”的“单选题”。

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开拓了实现现代化的新途径，其深层逻辑在于习近平经济思想中蕴含着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规律。中国样本的最大意义在于以行动向世界描述了现代化战略是“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形式和内容的有机统一”，人类现代化进程中的诸多结构性因素综合决定了独立自主实现现代化的现代化规律[24](p53-60)，即“坚持从国情出发、从实际出发，既要把握长期形成的历史传承，又要把握走过的发展道路、积累的政治经验、形成的政治原则，还要把握现实要求、着眼解决现实问题”[25](p59)。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从国情出发，以解决现实问题为导向，同时以世界眼光和开放心态积极吸收借鉴一切有益经验。中国式现代化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是发展中国家独立自主走符合自己国情的现代化发展道路的成功。中国式现代化所确立的榜样让来自西方的各种偏见和教条“现出原形”，给予更多发展中国家自主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勇气和信心。

因此，中国式现代化既发展自身又造福世界。中国式现代化坚决不走西方国家对内掠夺压榨、对外殖民扩张的老路，而是破除西方国家资本主义现代化窠臼，走出一条和平崛起、互利共赢的和平发展道路。中国既以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致力于实现世界和平和睦和谐的现代化道路，14 亿人口的中国和平崛起本身就是对于世界和平的重大贡献；中国也积极以自身发展带动他国发展，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是牺牲别人发展自己的现代化，而是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现代化道路。我国伟大的现代化进程不仅维护了世界和平稳定，为世界人民提供了巨大的物质财富，而且还有力推动了国际分工体系深化，促进了世界经济繁荣发展，增进了世界各国人民福祉[26](p1-12)。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但以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发展自身，而且还积极通过开放合作、互利共赢造福世界。

（二）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意义

其一，习近平经济思想强调中国式现代化的协调性。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是二百多年间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顺序发展的“串联式”过程，而中国式现代化是几十年间协调推进“四化”叠加发展的“并联式”进程。只有建设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良性互动的现代化经济体系，才能形成“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的现代化道路[27](p16)，从而缩小行业差距、区域差距和城乡差距。此外，习近平经济思想突破和超越了西方现代化道路发展与保护的“二元悖论”难题，认为“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28]，要实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其二，习近平经济思想强调中国式现代化的体系性。现代化绝不单单指工业化，中国式现代化摒弃了以单一工业化发展程度衡量国家现代化发展的传统现代化理论，是具有全面性文明指向的，全方位推进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相协调的新型道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化经济体系是“由社会经济活动各个环节、各个层面、各个领域的相互关系和内在联系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29]，要以实体经济为发展着力点，搭建“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8](p30)。“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29]习近平经济思想对实体经济的重视不仅为中国式现代化指明了方向，也为世界现代化的发展逻辑拨开了迷雾。

其三，习近平经济思想强调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性。超越西方现代化的资本逻辑，习近平经济思想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才会有正确的发展观、现代化观。”[13]一方面，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注重“做大蛋糕”的财富创造，而且强调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及调节和规范高收入而“分好蛋糕”。这是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有力抓手，更是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实现平衡、协调、包容的现代化发展提供的中国启示。另一方面，习近平经济思想将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起止时间、阶段性目标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阶段性目标相对应，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过程就是总体上建成共同富裕社会的过程[30](p3-23)。

三、发展新方式：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纷繁复杂的内外部环境，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从经济规律和我国经济发展实际出发，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创新经济治理方式，统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充分彰显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继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精髓，同时又借鉴吸收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经验和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可以看出，习近平经济思想集理论的与时俱进与实践的伟大成效于一体，体现了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精华和时代精神，是经济学理论的富矿，正在成为让世界瞩目的中国自主经济学体系。

（一）为破解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世界经济难题提供中国智慧

习近平经济思想打破了传统西方经济学的禁锢，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造性发展，为破解市场与政府关系的世界经济难题提供中国启示。自近代以来，西方主流经济学长期有意遮蔽国家扮演的真实角色和政府发挥的积极作用[31](p27-38)，始终将政府限定为“守夜人”角色，将自由市场机制视为自动调节的完美机制，视西方自由市场经济为人类社会最优的经济制度。因此，西方世界兴起的传统叙事就是自由市场的兴起和西方文明无比优越、注定崛起的历史，进而西方主流经济学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向全世界强制推广世界霸权和话语体系的工具和“帮凶”。当前西方主流经济学不但无力推动发达国家自身的发展，而且让更多发展中国家落入发展陷阱，造成巨大的发展鸿沟，给世界经济发展增添了更多风险挑战。事实上，自亚当·斯密以来，建立于固定不变的、非历史的个人主义基础之上，宣扬市场万能、市场最优的自由主义经济学逐步占据西方经济学主导地位，甚至天然地成为经济学不言自明的理论根基和意识形态。自由市场是一种幻觉，西方主流经济学是脱离历史现实的精美抽象理论，看似逻辑严密精巧却缺乏历史现实基础与思想内核，经济历史不是反映西方经济发展的真实历史而是成为建立理想纯粹市场经济模型的空洞历史，既无法令人信服地解释市场机制如何有效发挥作用，也难以解释政府在市场的形成和运行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和机制，更缺乏对政府与市场关系以及整体经济社会运行规律的系统理论，只是形成了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许多特性以及部分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碎片化理解。

而中国实践成功破解了市场与政府关系的经济学难题。放眼全球，如何让“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协同发力，堪称经济学领域的世界性难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不是接受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激进西方化方案，也不是遵循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渐进式改革，而是摆脱西方经济学的教条理论和窠臼，独立自主地探索符合自身实际的发展道路和实践方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不是简单复制西方市场主导一切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也不是重复西方市场与政府二元对立、此消彼长的原始市场经济，而是在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扬弃和超越中，走出了一条政府与市场有机结合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道路。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经济思想在更高层次上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与新时代中国国情相结合，极大推动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理论突破与实践超越。在理论方面，首先，更加清晰科学地界定和阐释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和政府的作用，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27](p498)。并强调不能盲目绝对地迷信市场的作用，“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是从总体上讲的”，决定性作用“并不是起全部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强调的是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和“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克服政府职能错位、越位、缺位现象”[31](p53,57-58,60-61)。其次，更好地运用辩证法、两点论明确了“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之间的关系不是割裂、对立的，而是有机统一的，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互为补充”[31](p59,69)。再次，习近平经济思想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升为基本经济制度，认为构建高水平市场经济体制“不仅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遵循，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依托”，“必然会影响到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个领域”[32]。习近平经济思想开辟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境界，极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涵，显著拓展了人类对于经济发展规律的认知。

实践方面，习近平经济思想更加全面深刻地提出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践路径。最关键的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前提下发展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超越和克服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弊端，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举”[31](p64)。因此，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以政治优势引领和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发展[31](p61,64)。具体而言，在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的关系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必须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并从功能定位、产权保护和政策待遇多个层面提出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改革举措。积极发展作为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有效途径和必然选择[31](p54-56)。

（二）为人类探索更好的社会经济制度提供中国方案

习近平经济思想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优势，是克服资本主义发展弊端的有效手段，为人类探索更好的社会经济制度提供中国方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制度竞争是国家间最根本的竞争。制度稳则国家稳。”[33](p119)过去数十年来，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一味迷信自由市场、局限政府作用，导致产业空洞化、收入两极化、财政债务化等问题，屡屡触发经济和金融危机，使世界经济长期笼罩阴霾。究其本质，西方主流经济学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当作前提假设，仅仅从微观市场失灵角度考察其弊端，而并未认识到市场经济是一个历史的社会的范畴，随着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而显现出劳资对立、相对人口过剩、贫富两极分化、生产过剩危机、经济虚拟化、生态危机等发展弊病。习近平经济思想从资本主义经济的运动规律和内在矛盾出发，深化了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弊端和破坏力的认识，强调依法规范和引导我国资本健康发展，在建设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提高驾驭资本的能力。

“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是一个动态过程，治理现代化也是一个动态过程。”[11](p307)习近平经济思想强调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治理现代化的良性互动[34](p3-16)。一方面，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优势充分转化为治理效能的重要保障。以习近平经济思想为引领建设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发挥了市场经济的长处，又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让“无形之手”与“有形之手”形成合力，最大限度激发内生增长动力。这种优越性体现在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目的、所有制结构、分配制度、调节经济的方式，以及对外开放的模式上[35]。构建高水平市场经济体制不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简单相加，而是需要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前提的体制机制的重构再造。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和健全程度决定了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否能够顺利推进。习近平经济思想强调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有机结合，不仅为国家经济跨越式发展提供了体制活力与制度保障，深刻启示了各国的经济治理实践，更印证了现代市场经济与原始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在于政府作用[36](p27-36)，为克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个体利益与国家整体利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矛盾提供了有效手段，为推动世界经济的有序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奇迹在实践上是对西方经济发展的超越，在理论上是对西方主流经济学市场和政府关系认知的重构，不仅宣告我国已成功走出一条崭新的中国道路，也预示着经济学的中国理论初步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举，其不仅昭示着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和私有制的专利，更宣告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超越。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成功实践既打破了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神话，破除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意识形态迷雾和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话语霸权，又不断探索出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新高度，为发展中国家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新方案。可以看出，有着深厚中华传统文化精华和时代精神的习近平经济思想是经济学理论的富矿，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炼经济学的理论元素，丰富和发展现代经济学理论，从而为破解更多经济学世界性难题提供中国智慧。

四、发展新担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引领经济全球化新方向

习近平经济思想准确把握经济全球化新形势。习近平主席指出，“经济全球化进入阶段性调整期”[37]，“经济全球化进程正站在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上”[38]。一方面，“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正孕育兴起，国际分工体系加速演变，全球价值链深度重塑，这些都给经济全球化赋予新的内涵”[39]。另一方面，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经济全球化动力减弱，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国际格局正在发生深刻调整，世界加快进入动荡变革期。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逆全球化”是对金融危机的错误回应，“把困扰世界的问题简单归咎于经济全球化，既不符合事实，也无助于问题解决”[3](p477)。正是基于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中国共产党胸怀造福世界的实践使命，顺应世界历史发展潮流与世界人民向往美好生活的价值追求，积极抵抗逆全球化浊浪和新冠疫情的冲击，主动承担大国责任担当，以“一带一路”为世界各国发展提供新机遇，以人类命运共同体引领经济全球化新方向。习近平经济思想立足人类历史长河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新全球化”理念[40](p1-7)，并指出“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3](p477)，“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33](p194)。这不仅表明了中国捍卫经济全球化的立场，更指明了经济全球化的正确方向，标志着中国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从参与者到引领者的角色转变。习近平经济思想以其真理光芒为不稳定不确定的世界经济拨开迷雾，为世界带来更多深刻的发展启示。

习近平经济思想积极引领经济全球化新方向，重塑经济全球化新路径。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刻分析经济全球化本质和科学揭示逆全球化根本原因的基础上，明确提出“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33](p46)。新型经济全球化打破了凭借全球贸易规则制定主导权，不断强化“中心—外围”格局，从而盘剥发展中国家的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模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兼顾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以开放性营造合作氛围、以包容性发展世界经济、以普惠性开展国际贸易、以平衡性弥合南北鸿沟、以共赢性实现共建共享，是于变局中开新局的经济全球化建设新方案。习近平经济思想强调，金砖国家等新兴经济体要发挥自身优势和影响力，“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合力打造新的全球价值链，实现经济全球化再平衡，使之惠及各国人民”[41](p472)。“一带一路”从倡议走向实践，在基础设施“硬联通”、规则标准“软联通”和国家人民“心联通”方面的斐然成就诠释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蕴内涵。从“一带一路”倡议到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是中国主动适应外部发展环境的深刻变化到积极参与和引领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大变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一带一路”倡议回应了经济全球化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领全球经济发展模式和合作模式，为新型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方案奠定了物质基础和民意认同。

（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全球合作共赢探索全新机制

一方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各国应对共同挑战、维护共同利益的全新机制。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纵深推进，发展不再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内部事务，而是呈现跨区域、交互影响的外部连锁反应，民族问题逐渐转化为世界问题。面对全球经济形势阴霾、金融危机蔓延、环境资源制约凸显、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等全球性危机，美国“华盛顿共识”和欧洲“区域一体化”等西方方案可谓捉襟见肘、举步维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西方区域合作方案的全新超越，是站在人类社会整体发展的高度，摒弃意识形态偏见，积极应对关乎人类整体命运的矛盾和问题，群策群力共同探寻最优解决方案。同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打破了资本逻辑主导的单方面追求物质财富、以经济价值衡量一切的倾向，转向注重人类在精神财富、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代内和代际公平等方面的追求，从价值原则、价值观念上入手缓解了全球争夺发展资源和发展机会而引发的矛盾冲突，为未来携手应对类似新冠疫情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全球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危机筑牢基础。

另一方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各国加强合作、实现共赢发展的全新机制。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和交往的进一步扩大，人类更加紧密地相互依存，世界的一体化程度也逐渐加深。恩格斯认为人类社会发展是“合力”作用的结果，“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42](p606)。习近平经济思想强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离不开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合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各国人民是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市场、资金、资源、信息、人才等等都是高度全球化的”[43]。因此，我国务必要“树立世界眼光，更好把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统一起来，把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联系起来，把中国人民利益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结合起来”[44]。具体来说，一是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运用宏观经济政策支持世界经济动力转换、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合力推动世界经济早日走出危机阴霾，实现强劲、可持续、包容性增长。二是通过文明的交流互鉴加强合作与共享。在全球化加速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大变革大调整的时代，不同文明的交流碰撞达到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经济全球化和信息科技的革新拓展了不同地域、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的文明交流互鉴之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45](p5)。正如习近平经济思想强调融通“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包括世界所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取得的积极成果”，作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有益滋养”[23]，各国文明的交流互鉴有利于促进经济学理论和经济治理实践的交流学习，有利于搭建新兴资源、创新技术、全球性项目的对话、合作与共享平台，有利于为世界经济增长贡献“合力”的智慧。

（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全球经济秩序变革提供有效方案

在理念上，习近平总书记全面阐释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马克思认为，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以交换价值为特征的“货币共同体”，或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上、在生产领域通过资本的力量将工人联合起来的“资本共同体”，真正的共同体应当能使人摆脱异己力量的支配，在分工过程中实现自由联合，最终实现自由全面的发展[46](p107-112)。习近平经济思想正是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强调人类“共同价值”应当具有普遍性，反映世界各民族、国家和地区人民的利益和需要。“世界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国际规则应该由各国共同书写，全球事务应该由各国共同治理，发展成果应该由各国共同分享。”[3](p540)习近平经济思想致力于改变全球不平等经济秩序造成的发展机会不平等和发展鸿沟问题，致力于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领全球经济秩序变革，建设国家间的平等关系。各国不论意识形态、政治体制或是发展程度，都有平等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权利，通过平等对话和协商解决国际贸易分歧与争端，力求构建兼顾各国共同发展的国际关系和全球经济治理模式。2017年9月，习近平经济思想中的“共商、共建、共享”理念被纳入联合国全球经济治理理念，彰显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时代价值的更高人类理性，契合世界各国人民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真诚愿望，为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贡献了中国理念和中国方案。

在行动上，习近平经济思想强调以周边、双边和多边的经济交流合作推进多边主义的全球治理模式变革。习近平经济思想反对以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垄断全球经济治理话语权，以牺牲别国政治经济稳定换取本国经济发展的做法。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建立多边主义的全球经济治理模式，这并非简单地要求参与国家数量“多”，而是将“多”上升为一种各国平等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理念，强调各国在全球产业链的合作与竞争中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公平竞争和精诚合作。同时，多边主义也不单单是全球经济治理的手段，更是全球经济治理的目的。从国际减贫的南南合作援助基金到援建非洲的农业技术示范中心，从“一带一路”倡议到“亚太命运共同体”“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到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致力于解决国际经济秩序中包容性不足的问题。此外，通过将各国特殊价值的实践道路统一于全球共同价值的实现途径，中国担当双环流体系中联结上环发达国家与下环发展中国家的枢纽，致力于解决国际经济秩序中不平等性加深的问题[47](p17-27)。中国顺应世界市场中经济全球化趋势，致力于与世界各国共同解决世界市场环境在自由贸易和贸易保护之间摇摆的对外难题，不断提升全球生产力水平[48](p75-83)。可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西方“国强必霸”、零和博弈治理思维的批判与革新。

（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发展构筑大国责任

其一，习近平经济思想高度重视大国经济合作关系对世界和平发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决定性影响。一方面，大国经济合作关系关乎塑造和平稳定的国家政治经济环境、引领世界经济复苏和创造经济发展新动力。在中俄关系上，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新形势下中俄两国“坚定不移地发展合作共赢的关系”并深入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重要性[41](p9-10)；在中美关系上，他主张必须在管控分歧和增进互信中“共同努力构建新型大国关系”[41](p34)；在中国同欧盟国家的关系上，他提出“建设更具全球影响力的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41](p102)。另一方面，大国合作关系关乎弥合全球发展鸿沟和缓解公平赤字的问题。习近平主席指出：“国际社会应该落实承诺，为发展中国家发展提供必要支持，保障发展中国家正当发展权益，促进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让各国人民共享发展机遇和成果。”[49]

其二，习近平经济思想强调大国对于谋求世界各国发展最大公约数的重要作用。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之现实路径的“一带一路”倡议，立足于本国及共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供需矛盾，通过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合作、创新型技术与人才交流等方面的互联互通谋求各国发展的“最大公约数”，既在国内层面增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同时在国际层面构建了对外开放新格局，打开了国际合作新局面。作为新兴大国，中国不仅重视文明交流互鉴对于营造合作互信的国际经济环境、消解逆全球化的重要意义，为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作出大国引领；而且“为发展中国家发展提供必要支持，保障发展中国家正当发展权益，促进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让各国人民共享发展机遇和成果”[49]，为弥合全球发展鸿沟作出大国贡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文明冲突论”“西方中心论”的突破与超越，谋求世界各国发展的“最大公约数”要求在创新引领中挖掘经济全球化新动能，在开放联动中维护多边贸易规则，在平衡普惠中解决全球发展失衡和公平赤字问题。总之，世界正在越来越清晰地见证全球发展红利的曙光，习近平经济思想对世界发展格局与人类未来命运的深入思考和远见卓识将越发彰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