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晓军，汤素素

中国社会工作的社会性和专业性属性在学科发展的过程中有降低的倾向，究其原因是社会工作实践过程中工作对象宽泛而不清晰，工作重心和职责不明确。在此背景下，社会工作专业逐渐异化并泛化，而社会工作服务对象的迁移和变动则是泛化过程的起点。因此，重新聚焦社会工作服务对象不失为应对学科泛化的一种有效选择。虽然社会工作服务对象的甄别的确在学界和实务界存在争议[1]（p19-30），但是社会工作的社会性和专业性属性决定了社会工作既要在宏观层面减轻客观结构对社会工作服务对象的排斥，又要在微观层面促进个体与社会的良性互动与连接。社会工作服务对象应符合学科属性并使专业发挥“促进人与人的交往联系”[2]（p3-8）的优势。那么，兼具社会性特征和专业性需求的社会边缘人群是否可以成为社会工作的服务对象？

一、社会工作服务对象的泛化及其后果

社会工作的两大先驱珍·亚当斯（Jane Addams）和玛丽·埃伦·里士满（Mary E.Richmond）分别代表了社会工作的两个学科面向：一是以推进社会变革、改变社会不平等现状的社会性导向；二是对个体进行适当治疗与辅导的专业性导向。这奠定了社会工作社会性和专业性的学科属性基础。经过一百余年的演变和发展，社会工作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争取和平和社会正义的非政治运动，业界人士亦高呼“社会工作的春天来了”。但“春天”到来的同时也伴随着阵阵“寒意”：社会工作正逐步泛化[3]（p88-90），专业性和社会性这两个根本属性正在逐步弱化。

（一）社会工作是社会性与专业性的统一

国际社会工作联合会提出，社会工作作为一个以实践为本的学科、专业，能够推动社会变革和发展、社会凝聚和社群的充权及解放。社会公正、人权、集体责任和尊重差异等原则是社会工作专业的核心内容。基于社会工作、社会科学、人文和本土知识理论，社会工作能够促进个人和组织去面对生活的挑战并促进人类的福祉①IFSW 对于社会工作的定义：https://www.ifsw.org/what-is-social-work/global-definition-of-socialwork/.。国际社会工作联合会对于社会工作的定义体现了社会工作的专业要求，即借社会工作的专业手段，为社会进步工作。这一专业目标，凸显了社会工作的社会性与专业性属性。

社会工作的社会性，是提醒社会工作须具有改变社会以及追求社会公义的含义[4]（p17-28）。正是这一社会属性，决定了社会工作当致力于反映、解构、调节和再塑群己之间的关系边界，以此回应社会需求、推动社会变革、维护社会和谐[5]（p35-53,109）。可见，社会工作的社会性既包括在宏观层面对边缘弱势群体的关切，对社会变革的推进，对社会正义的追求，也包括在微观层面对社会关系的调整与重塑，以改善和促进个体与社会的良性互动。

与此同时，专业性是社会工作区别于其他助人活动的重要特征。社会工作的专业优势，最核心的地方就在于它助人自助的价值观念、科学艺术的工作方法和理性务实的服务风格。表现在为民为国的职业情怀、深入基层的工作作风、科学灵活的工作方法、人环共变的过程目标、能力为本的发展理念、持续改进的成效评价等方面[6]（p4-8）。社会工作的专业性要求社会工作必须遵循专业价值观，牢记专业使命，不断发展专业化的知识体系，提升学科的专业性。可见，社会工作的专业性是社会工作者在解决社会问题时能够发挥其独有的价值和使命的基础所在。

社会工作的专业属性，从宏观层面来说，是通过加强社会成员间的良性连接，促进社会整体的团结与良性运行、协调发展；从微观层面来看，社会工作的专业性要求社会工作者秉承专业伦理守则，在助人过程中将专业的助人理念和助人方法结合起来，帮助服务对象建立正向且稳定的社会关系以改善其生活困境。从这重意义上来说，社会工作专业是解决社会以及社会中人与人关系问题的专业，其专业性的发挥需要立足于社会。社会工作的专业性就在于它的社会性，在于它从人与人的各种交往与联系入手并改善与提高这种交往与联系的能力。社会工作全部的专业知识均围绕“人与人的交往与联系”这个中心展开。对这个中心的关注、关切与强调和追求，构成了其知识的价值与使命的意义[2]（p3-8）。

（二）社会工作服务对象的泛化

关于社会工作服务对象名称的界定，西方有一类通用的称呼——“Client”[1]（p19-30），中国本土多翻译作“案主”“受助者”或“服务对象”。与“案主”和“受助者”相比，“服务对象”这一概念则体现了社会工作服务中双方的平等关系，既符合社会工作价值观也符合我们的用语习惯，因此业内和学界多选择“服务对象”这一称呼[7]（p17）。

西方国家的社会工作发展是循序渐进的，它遵循从萌芽到逐步壮大的“自发—内生”生成路径。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社会工作经历了近百年专业积淀，社会结构中各适合社会工作发展的要素不断成熟，社会工作的服务领域和人群日益扩大，并逐步扩展成为全国性的服务[8]（p73）。我们必须注意到，社会工作的西式学科基因与中国本土制度及社会文化之间存在较大的张力，中国社会工作是在政府和教育界的合力推动下非自然发展起来的，且社会工作专业教育与职业发展步伐差距较大。因自上而下的政策推动，中国社会工作出现了不同于西方专业成长周期规律的“中国速度”。

由于社会工作被纳入中国国家社会治理体系，专业实践蕴含了政治实践的意涵并由此开拓出诸多服务领域和服务人群：（1）不断扩张的服务领域。除了学校社会工作、家庭社会工作、社区社会工作、企业社会工作、医务社会工作、司法社会工作等传统服务领域以外，中国社会工作业界还在行政领域开拓了诸如党建社会工作、信访社会工作、金融社会工作、民族社会工作、优抚社会工作、统战社会工作、扶贫社会工作等其他国家较少涉猎的服务领域。（2）日益广泛的服务对象。服务领域的扩张也相应增加了社会工作服务人群的范围。除儿童、青少年、老年人、妇女、残疾人等基本服务对象之外，党员、信访群众、低收入人群、少数民族、退伍军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贫困地区群众等行政部门直接服务人群也被纳入社会工作服务范围。为了追求专业理解度和认可度，社会工作的服务领域和对象不断泛化，社会工作则被塑造为一个可以嵌入多样服务人群并不断产生“N+社会工作”的“万金油”的专业。不可否认的是，社会工作确实可在新的领域有所作为，但社会工作服务领域和对象的盲目扩张和偏离，使得社会工作的专业面貌日渐模糊，反而损伤了其职业发展和社会认同。由此，社会工作服务领域和群体的“泛对象化”使社会工作专业陷入泛化的风险之中。

（三）社会工作专业的泛化

在现代汉语语境中，“泛化”指由具体、个别的扩展为一般的；广泛的、一般的；肤浅的、不深入的；泛滥的等几种意涵。社会工作服务对象的偏离与泛化引发的社会工作专业的泛化也暗含了以上四种意涵。

一是专业社会工作概念的“泛认识化”。如果在“N+社会工作”的前提下讨论专业社会工作，那么营利性的助人社会服务、慈善和志愿服务、政府福利工作等均可以被称为专业社会工作，从而出现对社会工作概念认识的泛化[9]（p59-64），若把志愿服务、传统行政工作甚至一般的日常工作都纳入专业社会工作的概念范畴，那么公众对社会工作概念的认识泛化也就在所难免了。二是社会工作从业人员的“泛标准化”。社会工作服务对象的泛化也造成了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的缺口日益扩大。由于中国社会工作的专业化和职业化起步较晚，专业人才储备的数量和质量先天不足，社会工作行业从业人员的工作资质鱼龙混杂，从业人员的这种“泛标准化”正在逐步解构社会工作的专业性。三是社会工作服务成效的“泛功能化”。政府希望社会工作能够缓解社会矛盾并发挥改善社会治理效能的功能。社会工作服务承接了政府期望，可能会作出服务成效的过度承诺[10]（p28-37），从而背离专业的社会性，从而在服务中带来志愿失灵的风险[11]（p47-55,125-126）。

综上，社会工作服务对象的泛化会带来社会工作社会性丢失、专业性弱化的风险，使社会工作区别于“心理咨询”“志愿行动”等助人活动的专业特性不再凸显。同时，社会工作在学界的学理认同受阻，社会工作者解决问题的有效性也大打折扣，社会工作实践恐将变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非专业活动[12]（p58-66）。

二、作为社会工作服务对象的社会边缘人群

（一）社会工作服务对象厘定的再思考

社会工作服务对象是指直接接受社会工作服务的个人或群体[7]（p7）。关于社会工作服务对象，社会工作发展史上赫赫有名的“睦邻组织运动”（Settlement House Movement）关注教区的“贫民”[13]（p31），奠定了社会工作关怀社会弱势群体的学科传统。学界则有如下代表性观点：美国1972 年出版的《世界社会科学百科全书》中指出，社会工作的目标是帮助社会上受到损害的个人、家庭、社区和群体[14]（p1）。甘炳光（Ping Kwong Kam）在总结社会工作6S 框架中提到，优先关注社会弱势群体（Socially disadvantaged groups as the priority）[15]（p723-740）。王思斌将贫困群体(物质生活陷入极端困境者)、脆弱群体(容易遭受挫折和失败的群体)、弱势群体(在社会结构中处于弱势，利益和权益受到损害的人群)等生活陷入困境的人群均列为社会工作实践的基本服务对象，并提出因风险社会的到来预示着社会成员陷入困境的可能性增加，社会工作也存在诸如社区、有需求的人群等扩展的服务对象[7]（p8-9）。

社会工作者兼作家诺尔·蒂姆斯（Noel Timms）描述他在英国的职业时说道：“它很大程度上依赖语言”，专业词语的使用塑造了专业与自身的沟通方式，并作为黏合剂构建并维系专业理性和专业领域[16]（p29-36,64）。因此，开展社会工作服务之前有必要准确、清晰地厘定其专业工作对象的概念与范围，完成精准的“工作定义”。对于贫困、脆弱、弱势群体等基本对象概念的表达常常“表意”有余，而“精确性”不足，何为贫困？何为脆弱？何为弱势？而社会工作者在专业实践中更是难以把握扩展的服务对象的边界，社会工作的社会性与专业性也不能充分体现。因此，我们可以重新思考社会工作服务对象的“工作定义”，而社会工作的社会性和专业性决定了社会工作既要在宏观层面减轻客观结构对社会工作服务对象的排斥，又要在微观层面促进个体与社会的良性互动与连接。那么，兼具社会性特征和专业性需求的社会边缘人群就理所当然地成为社会工作服务所应重点关注的服务对象。

（二）社会边缘人群及其困境

边缘人的概念最早是由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帕克（Robert E.Park）提出[17]（p129-137）。边缘人的研究延伸出两大取向：偏重结构性边缘排斥的边缘情境取向和偏重内在人格扭曲的边缘心理取向[18]（p7），徐晓军根据这两种历史取向提出了结构边缘和心理边缘这一对概念[18]（p13），并在后续研究中从边缘人中分离出社会边缘人群这一分支。

1.社会边缘人群定义

社会边缘人群指的是处于社会边缘位置，在心理甚至人格上出现了相应的偏离，从而在社会交往互动方面出现障碍，需要给予某种社会、心理援助的社会个体或群体。从经验层面而言，社会边缘人群主要指精神障碍患者、失独老人等丧亲者、艾滋病人等被“污名化”的传染病患者、刑满释放人员、困境儿童等社会关系出现严重问题并需要特别关注的人群。社会边缘人群与传统的弱势群体、脆弱群体等在内涵上有一定的交叉，但又有明显的差异。弱势群体、脆弱群体主要是从政治、经济、市场能力的角度提出的，关注的是该群体在权力、经济上的弱势地位。社会边缘人群更多则是从社会结构、社会互动、社会心理等社会性角度提出来的，具有一定的相对性。

2.社会边缘人群的困境表征

若把社会边缘人群作为社会工作的对象，必须先弄清楚社会边缘人群的突出困境表征从而提升社会工作服务的效率和效果。根据理论梳理和对相关经验群体的观察研究，社会边缘人群具有结构边缘与心理边缘两种可能的困境表征。其中，结构边缘侧重于职业、语言、民族、宗教等相关的外部结构性因素对于个体行动的影响，具有强烈的建构意味[19]（p89-98）。心理边缘强调个体出现自我认同或社会认同的混乱与危机[20]（p22-30,2），具有鲜明的心理学特征，往往被视为个体外在结构边缘内化的后果。

（1）结构边缘

结构边缘是指由于客观社会结构的限制发生的边缘状态[21]（p57-64），主要表现为结构性排斥与冲突。典型的结构边缘发生的情景如文化冲突和群体关系。文化冲突情景中，边缘文化的成员渴望融入主导文化群体，遇到障碍无法实现即成为结构边缘人群[22]（p57-62）。在群体关系场景中，不同群体之间和群体内部成员可能因为目标或价值观念不同而相互排斥和斗争，在此过程中力量较弱的个体或群体容易被边缘化[18]（p13）。结构边缘囊括了大部分的边缘人群，包括生理残疾者、精神障碍患者、城市低保户、性工作者等[21]（p57-64）。

（2）心理边缘

心理边缘指带有强烈消极情绪色彩的内在心理特征，如缺乏安全感和归属感，往往显露出焦虑敏感的情绪等，在既有研究中普遍被视作结构边缘的负面结果，其本质是个体自我或社会认同上的混乱与危机[23]（p145-168,245）。克拉克霍夫等人在研究中用敏感、自卑、缺乏安全感、焦虑、偏执、冷漠、紧张等词语描绘心理边缘人群的心理状态和行为表现。不仅处于社会边缘情境的个体可能陷入心理边缘困境，社会结构层面没有显著障碍的个体也有可能形成较强的边缘人格。学界关于不同个体形成边缘心理的路径和机制尚未有统一的定论，但是心理边缘人群确实是客观存在的。

综上，社会边缘人群的结构边缘和心理边缘困境表征共同印证了边缘状态的产生是个体与社会互动的产物。一方面，具有结构边缘表征的人群因社会资本匮乏、生存空间内卷、上升通道逼仄、社会排斥而被迫远离社会。另一方面，边缘人群的心理边缘特征亦是社会的映射，在由结构边缘引起的心理边缘路径中尤为凸显。个体只要处于心理边缘状态均可能外显出远离社会角色期待的行为。因此，无论是结构边缘抑或是心理边缘，从本质上来说都是个体弱化或断裂了与社会的连接，是个体远离社会的体现，去边缘化正是个体对结构边缘和心理边缘困境的摆脱。

（三）社会边缘困境的本质：社会连接的稀疏和断裂

詹姆斯·杰克逊·普特曼（James Jackson Plitnam）认为，对于任何有意识的人类生命而言，最为突出的特点是生命之间的相互关联性，人的精神历程主要记录的就是他的社会关系[24]（p13）。冯仕政[25]（p1-22,226）在谈论社会性时明确提出，人与人之间必然因与他人发生接触产生某种连接。人们在生产和生活中因相互依赖而产生的交往状态即为“公共性”，亦可称为“社会团结”。对标社会边缘人群的定义和外显特征发现，社会边缘人群因处于结构边缘和心理边缘困境而与社会互动时可能出现诸如求入世而不得、主动与世隔绝、仇恨报复社会等融入障碍。那么，处于此状态的社会边缘人群与他者的关联度减弱，社会性难以彰显，公共性更是无从谈起。据此，我们认为社会边缘人群的困境本质即是其与社会连接的纽带稀疏甚至断裂。社会边缘人群边缘化的过程亦是其难以获得社会的滋养更枉论回馈社会从而逐渐远离社会的过程。

三、社会边缘人群与社会工作服务对象的契合

在界定社会工作服务对象的时候，社会工作的社会性和专业性决定了社会工作的理论和实务开展既要在社会宏观层面推进社会结构变革，促进社会公平与正义，减轻客观结构对深陷困境人群的排斥与污名，又要在微观实践层面促进个体社会关系的调整，围绕“人与人的交往与联系”增进个人和社会的良性互动。以三大专业工作方法之一的个案社会工作为例，里士满在对其进行定义时提到：“个案社会工作是一种艺术，用以调整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24]（p8），而社会边缘人群的困境本质正是个体社会连接的稀疏和断裂。因此，可从社会边缘人群的困境表征与社会工作的学科属性，社会边缘人群作为社会工作服务对象的实践价值和意义等角度来考察社会边缘人群与社会工作服务对象的之间的契合性。

（一）社会边缘人群困境表征与社会工作学科属性的契合

冯仕政[25]（p1-22,226）把社会在现实中的存在具象化为“衔接处”的社会和“角落里”的社会。“衔接处”指把人类社会各系统关联成一个整体的社会纽带。“角落里”则指代生活中容易被忽略的弱势群体和显现弱势心理特征的人群。那么，在社会中开展的社会工作实务可以从推动社会结构变革的宏观社会工作和促进个体生活世界改善的微观社会工作两个方面来落实社会成员与社会的有效连接，即衔接处的社会工作和角落里的社会工作。

1.“衔接处”的社会工作：结构边缘与社会性

迪基·克拉克（H.F.Dickie-Clark）认为边缘情境蕴含“等级性”，其后续研究衍生出了“中心—边缘”模型并得到了北美地区该领域研究学者的认同[18]（p6）。根据此观点，处在结构边缘状态的社会边缘人群虽在社会中生活但远离社会中心位置，具有以下表现：第一，社会资本匮乏。社会边缘人群社会资源拥有量少，社会关系网络层次低，易在社会制度和规范的框架下受到不平等的对待。第二，社会生存空间内卷。社会边缘人群在真实生活中大多选择聚居而逐渐内卷固化并与主流社会之间产生张力。在此背景下，网络便成为社会边缘人群面对张力的武器。社会边缘人群可借助虚拟空间充分表达自我并寻求群体认同，当虚拟空间逐步成为其依赖的活动阵地时，内卷便逐渐在虚拟空间中产生了。第三，社会流动上升通道逼仄。当前中国社会阶层间的相对权力关系日益稳固，社会开放性下降，社会阶层固化日益严重。因此，社会边缘人群的代内阶层跃迁难度增高，边缘化亦可能累积并实现代际传承，生产出边缘世代。第四，社会排斥无处不在。具体来说，在声音政治[26]（p40-47）的角逐中社会边缘人群政治权益诉求和话语权力的实现渠道不通畅，难以真正影响社会舆论和公共政策；社会边缘人群的公民权利惯常被忽视或实现困难；社会边缘人群容易成为受损身份的拥有者[27]（p199）和不稳定的次等公民[28]（p53-59）而被污名和排斥。例如性少数群体为争取权益每年不定期举办跨国跨地区的“彩虹行动”，虽然国际国内的舆论环境包容度有所增强，但各国与其相关的政策变革却依然步履维艰。

根据上述分析，结构边缘的人群去边缘化还需从社会结构层面介入才能解决根本问题。而介入工作也不能蜻蜓点水，必须能够真正撬动社会结构。肩负社会性天然使命的社会工作者可在具体的社会场景中通过社会运动、社会参与、社会组织和社会动员推动社会变革和社会建设寻求去结构边缘化，最终实现社会平等的目标。根据“人在情境中”理论，“衔接处”的宏观社会工作可改善社会边缘人群的生存环境，使其感受到社会的关怀及善意且能够与社会产生连接。因此，社会工作的社会性学科基因使其可作为一种去结构边缘的尝试。

2.“角落里”的社会工作：心理边缘与专业性

心理边缘一般是由于社会结构因素而引起的，其边缘心理特征亦是个体社会结构的映射，一般有如下表现：第一，社会边缘人群的社会资本匮乏引发心理匮乏。社会资本占有量稀薄的社会边缘人群在群体内讧和情感角斗中可能产生“求己富，恨人富”的狭隘心理；与精英人士锐意进取、努力拼搏的状态不同的是，共同边缘和长期边缘的经历可能使社会边缘人群产生低水平的心理平衡，不思进取，安于现状，得过且过；在与优势人群对比时更会产生剧烈的被剥夺感，衍生出心理匮乏感。第二，社会生存空间内卷而导致的心理疏离和凝聚。社会边缘人群大部分的生活轨迹印刻在同质群体聚居的社区中而产生心理凝聚，又因其社会身份区隔的隐喻而滋生疏离的过客心态。全媒体时代的网络亦是一把双刃剑，既能成为社会边缘人群利益表达的“扩音器”又可能成为“沉默的螺旋”，固化其社会边缘地位并强化网络排斥，导致心理的凝聚与疏离。第三，社会流动上升通道逼仄而生成的心理无助。社会边缘人群在代内和代际向上流动的过程中通道逼仄且频频受阻，反复的受挫和期望落空可能使其对生活感到困惑、焦虑、悲观和绝望，不得不对生活境遇妥协认命，在某种程度上产生“习得性无助”（learned helplessness）和自我否定。第四，无处不在的社会排斥而引起的心理防御。无处不在的社会排斥会给边缘个体带来心理压力，边缘个体将本能地开启场景隔离（isolation）、强行压抑（repression）、否认（denial）、退化（regression）、反向（reaction formation）、合理化（rationalization）、幻想（fantasy）等心理防御机制。而心理防御不当则可能导致个体泛化排斥、情绪波动、消极逃避、心理敏感和敌意、人际关系紧张、社交意愿丧失、身份认同尴尬。尤其是一旦社会排斥引发的心理冲击超过了个体的承受能力，个体心理防御机制的防线便可能崩溃，引发严重的精神疾病和极端偏激行为。

根据上述分析，处理社会边缘人群的心理边缘时，仅仅实现宏观结构的去边缘化是不够的，还需要微观层面的专业性介入去处理“角落里”的社会边缘个体的心理困境。社会工作面对社会边缘人群的心理困境与关注心理状态的心理学不同，社会工作是从促进和改善人与环境的互动关系的角度促进个体心理状态及所处环境的共变而将现存关系转变为紧密连接。具体来说，社会工作者采取一对一的工作模式和陪伴式服务，从工作、生活情境中引导边缘人群重构社会认同体系，降低社会边缘人群的心理边缘感受和体验[21]（p57-64），实现去心理边缘化的介入目标。社会边缘人群即使身处角落，也可在面对心理困境时感受到情感羁绊和社会关怀并产生与逆境和解的能力。因此，社会工作的专业性学科基因使其可作为一种去心理边缘化的尝试。

（二）社会边缘人群作为社会工作服务对象的实践价值与意义

社会工作将社会边缘人群作为工作对象，不仅可以促进社会工作社会性的新回归，还可以助力社会工作专业性的新提升，最终有助于实现社会善治。这是一种对社会工作专业泛化以及社会性和专业性双重弱化困境的有益应对和尝试。

1.社会工作社会性的新回归

对比甘炳光总结的社会工作社会性的6S 框架[15]（p723-740）以及学界的其他研究，社会工作将实务工作重点集中于社会边缘人群，体现了对于社会意识的理论关怀，明确了社会工作的专业服务不是为中产以上的社群锦上添花，而须为社会边缘人群雪中送炭。社会工作者不仅仅追求微观层面个体临床介入效果的改善，更需要从宏观结构层面推进困境群体社会融入的社会变革，从结构角度缓和社会边缘人群的结构边缘进程，促进社会建设并追求分配正义和社会平等。因此，社会工作将实务工作焦点投射于社会边缘人群可从更根本更彻底的结构视角开展专业介入工作，引领社会工作从业者开阔专业视野，从盲目追求专业性的工具理性转向社会性的价值理性的回归，为社会工作的发展正本清源。

2.社会工作专业性的新提升

在美国社会工作教育理事会和美国社工协会（NASW）的会议上，研究者们表达了他们面对许多缺乏研究知识和研究兴趣的实务工作者的沮丧，实务社会工作者也表述了他们对研究者的不信任[29]（p5-6）。虽然当前社会工作发展正尝试弥合理论和实务脱节的现象，但是其理论和实践的专业性仍然有待增强。社会工作的理论和实务之间的隔阂阻碍了其专业性的提升。在明晰服务对象的基础上，围绕社会边缘人群而提出的介入理论与策略为社会工作的宏观理论和微观实践的有效连接建立了沟通桥梁。不同的社会场景中社会边缘人群的独特解决路径和方法，能够为社会工作实践者的专业工作提供可执行的理论框架指引。因此，将社会工作的服务对象重新聚焦在具有社会性表征和专业性需求的社会边缘人群，梳理其边缘化路径、边缘化进程并提出应对策略，不仅是对社会工作专业的重要理论贡献，亦是弥合社会工作理论研究与实务鸿沟的创新。

3.社会善治的必然选择

中国政府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将各类群体均视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不可分割的部分，给经济贫困人群等脆弱群体提供了更多的政策关照和人文关怀，以达到“善治”（good governance）目标。从经济和社会两个维度来说，社会边缘人群隶属社会性贫困人口，在中国已消除了绝对贫困的社会背景下，消除社会性贫困人口也有必要提上议事日程。在此背景下，冯仕政[25]（p1-22,226）提出，社会治理要从关注边缘弱势人群小治理向全社会团结的大治理迈进。“角落里”弱势困境人群的小治理是社会治理中最紧要、最尖锐的问题，是实现大治理的重要前提。

社会边缘人群的需求是多元化的，政府若惯常使用一刀切的刚性管理方式可能出现管理失灵的情况，甚至可能引发社会冲突事件，产生反向治理功能。因此，政府为达成善治目标，不仅需要刚性管理方式，还需要以专业社会工作服务为代表的柔性管理手段以弥补不足。2005 年巴黎暴乱时，政府派出警察和部队无法平息，后借助社会工作者的力量才平息暴乱[30]（p67-69,73）,专业社会工作参与社会治理的巨大作用可见一斑。与此同时，以专业社会工作为代表的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意味着公民社会参与能力的锻炼和理性社会的成长，为小治理向大治理的迈进提供了良好的社会基础。而多年来的中国本土实践亦充分证明，社会工作已经不再是为求专业生存发展而谋求嵌入、融合[31]（p29-38）的边缘专业，而是可在国家社会治理中大有可为的朝阳专业，能够促进“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的社会大治理宏伟蓝图的实现。

四、社会工作服务社会边缘人群的方向

通过对社会工作与社会边缘人群的契合状况的分析，不难发现社会工作可通过对社会边缘人群的专业服务高效参与社会治理。因此，探究是什么在威胁社会边缘人群的幸福生活并探寻救治解决的办法[24]（p13），并为社会边缘人群提供柔性的专业关怀，需要把握社会工作介入的方向并制定策略。

（一）重塑优质社会连接：社会工作介入的根本方向

社会边缘化的本质是个体或群体社会连接的稀疏与断裂，重点聚焦社会边缘人群的社会连接可作为社会工作的实践导向。社会工作者可通过重塑优质社会连接来维持“角落里”边缘个体生活和心理秩序的稳定。“关系”是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的本质，关系转向可为社会工作提供全新的专业检视机会[32]（p3-16）。所以，重塑优质社会连接不仅要以服务对象的社会关系为主要工作目标，也是一种缔结服务对象与社会间关系连接机制的专业实践。相应地，指导社会工作实务的理论研究亦需要重点关注如何使服务对象与社会之间建立有效联系。因此，社会工作者可结合理论和实践场景，协助服务对象改善或重构社会关系网络，增加其与社会的黏性，改善或增进其社会性连接，在解决服务对象社会连接不足引发的个体或群体困扰的同时，还可以降低边缘群体与社会整体之间的张力以增强公共性，维持和增进社会的高度团结。

（二）依循边缘证据：社会工作介入的科学化依据

近年来社会工作领域引入了医学领域证据为本的循证实践（Evidence-Based Practice）理念以弥合社会工作研究与实践的张力，提升社会工作的专业性和科学性。而循证实践的核心贡献在于为社会工作实践和研究提供可依循的决策依据，是对里士满《社会诊断》一书中所提出社会工作专业化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具体到社会边缘人群的专业社工介入，则是指通过科学剖析个体及群体的结构边缘和心理边缘特征、边缘化进程和类型，深入了解具体生活场景和需求以对症下药，精准提供最佳服务决策证据。针对社会边缘人群的结构边缘和心理边缘证据，可参考介入思路：第一，结构边缘的介入。社会工作者首先要通过社会结构层面的“前测”寻找服务对象的结构边缘证据，评估其结构边缘地位，并以此为介入“证据”开展微观介入和宏观倡导以增加“社群茧房”壁垒的可渗透性，促进实现结构去边缘化。此外，社会工作者还可通过小组工作和社区工作手法来促进不同社群间的对话、理解与包容，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的专业目标。第二，心理边缘的改善。社会工作者在开展服务前运用观察和心理测量工具预估服务对象的心理边缘状态并记录服务“基线”。在此“证据”基础上，社会工作者通过内外共建的方式来实现对服务对象心理边缘状态的改变。对内而言，社会工作者可协助处于心理边缘状态的人群的认知改变和抗逆力（AQ）的培养。对外而言，社会工作者与心理边缘状态的人群共同促进情境或结构的改善以缓解心理边缘状态。第三，服务成效后测。无论是结构边缘还是心理边缘改善的社会工作介入，社会工作者在介入过程中都需要在对比“前测基线”的基础上，遵循实时“证据”来评估服务对象的边缘状态，并客观考量下一步的服务进程管理。

（三）聚焦边缘化进程：社会工作介入的进程管理

基于“结构边缘”和“心理边缘”这一组概念，徐晓军以“情境变动”（situation changes）[23]（p145-168,245）为起点，提出边缘化的两种可能的演化路径：一是经典理论中基于文化冲突视角、群体关系视角和社会变迁视角而产生的“情境变动→结构边缘→心理边缘”路径。二是“情境变动→心理边缘→结构边缘”这一社会边缘化的非常规路径。社会工作者可根据边缘化的两种路径充分发挥社会工作治疗、预防、发展的三大功能[7]（p22-26），预防、缓解、阻断其边缘化进程以实现介入目标。一是经典边缘路径的介入。社会工作者首先要科学评估社会边缘人群的结构边缘状态，寻找结构性排斥因素；其次依照服务对象所处的结构边缘阶段来预防、缓解、阻断结构边缘引起的心理边缘，以防止“结构+心理”双重边缘的产生。二是非常规边缘路径的介入。针对处在非常规边缘路径的社会边缘个体，社会工作者要将修复其心理边缘状态作为工作重心，运用小组和个案的工作方法增加其与社会的优质联结，预防、缓解、阻断心理边缘引发的向结构边缘的演化，尽量避免陷入“结构+心理”双重边缘的绝境。

总之，社会边缘人群的需求呈现出多样性、复杂性和变动性态势，社会工作者需要坚守社会性和专业性的实践追求，把握介入的根本方向，找准科学化的实践依据，实现动态进程管理，消除专业实践与现实环境的张力，达成社会边缘人群的善治成效。

五、结语

中国社会工作在实践过程中因工作对象宽泛、工作重心不明确而陷入专业优势难以发挥的发展困境。从理论关怀层面来说，本研究为社会工作的研究和实践提供了可借鉴的路线指引。本研究通过将社会边缘人群的表征和困境本质与社会工作的学科属性对标，将兼具社会性特征和专业性需求的社会边缘人群厘定为重点工作对象，认为社会工作应当直面社会治理中最紧要、最尖锐的难题。从操作执行层面来说，本研究为社会工作实践提供了可参考的行动框架。社会工作者通过依循边缘证据，聚焦边缘化进程，重塑优质社会联结等维度的专业服务为社会边缘人群提供柔性关怀。如此一来，社会工作的工作对象可聚焦，工作中心可明确，其本身回归了社会性，提升了专业性，可更充分地在社会善治过程中发挥专业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