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春根

(九江学院 文学院,江西 九江 332005)

用类书体例编纂小说集是古代小说整理的重要方式,学者一般称之为类书体小说集或小说类书。陈国军认为小说类书是“从小说中摘录资料,分门别类编排成书”[1]。虽然自古以来正统观念对类书或小说类书充满鄙薄,如《坊表录序》称:“天下之类书多矣,非以之佐词章,即以供谈笑,其甚者则淫词小说,足以败风俗而荡人心。”[2]但实际上从魏晋到唐宋,每个时代都有不少这类小说集被编辑出版,尤其随着宋代《太平广记》的成功,后代著述家似乎并不真正在意那些不友好的评论,反而乐此不疲地编纂并出版各种类书或小说类书。而从类书史来看,小说类书发展经历了不同形态,魏晋是萌芽期,但此时的小说类书只能算作“准小说类书”;唐代逐渐成形并初具规模;宋代《太平广记》标志着小说类书的成熟与定型,在文学史和文化史上均极具影响;明清继续朝着繁盛的方向发展,但同时也呈现出新的质素,其中,明代为转折期,这个时期类书体例上不囿前规,大胆创新,以编代作,显示出强烈的批判意识。

一、明代小说类书的体例形制更为丰富

明代小说类书在继承中形成新的繁荣格局,其作品数量更多,风格更多样。从数量上看,明代的小说类书多达60余种,远超前代,包括综合性、专题性和亦类亦丛性质的;从风格上看,有的小说类书雅饬规范,有的文采斐然;从体例上看,有的取样《太平广记》体例正统,有的则杂合了其他的编著形式,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下面,分述两种具有明代类书创新特色的体例。

(一)类书、丛书杂合的亦类亦丛体例

丛书起源比类书晚,现在学界普遍认为最早的丛书是南宋俞鼎孙、俞经的《儒学警悟》,而小说丛书当以元代陶宗仪的《说郛》为最早。在类书、丛书之外,还有一种编纂方式是兼取了类书和丛书的双重性质,既按照一定的逻辑准则对作品分门别类,同时又按整篇或整部排列,最大程度上保证引用原书的完整性。宋代亦类亦丛的代表作如曾慥的《类说》,但删节严重,明代有《合刻三志》和《绿窗女史》两种,相对保留了所引原本的基本样态,不过也存在题材杂糅混编的情况。

《绿窗女史》是一部以女性为题材的专题性小说集,署秦淮寓客编。既然是“史”,编者似乎有意将与女性有关的任何事情都予以辑录,包括她们的行为规范、才德品貌、女红厨艺、著述才艺,以及各色女子在历史长河中流传下来的可惊、可羡、可愕、可感的各类故事。全书14卷,共分10部46小类。其中,卷1“闺阁部”的4类和卷14“著撰部”的10类不是小说,卷2至卷13是传奇或人物杂传,小说性质较为明显。在每一门类中,小说作品一篇接着一篇完整排列,绝无《类说》那样生硬割裂、断章取义的弊病,这是丛书应有的品质。如“缘偶(上)”里,下分“才艳”和“慕恋”两类,“才艳”下共有四篇传奇,分别是《西阁寄梅记》《香车和雪记》《联芳楼记》《芙蓉屏记》;“慕恋”下亦有四篇,分别是《洞箫记》《春梦录》《桃帕传》《滁妇传》,篇幅都非常完整。

尽管如此,《绿窗女史》也存在对题材不善甄别的缺点,相比《太平广记》有差距。如书名既然题为“女史”,男性题材自然不可入编,但实际上有些篇目往往又逸出了这个主题范围,如卷九“节侠部·剑侠”中的《昆仑奴传》,主角磨勒本是个男性黑奴,编者之所以把这篇唐代传奇编排在这里,大概与磨勒所救女子有关。还有的时候为了符合全书的主题,编者不惜对所辑录小说加以改动,如《韦十娘传》写龙兴寺僧智圆与女妖斗智斗法的故事,出自段成式的《酉阳杂俎》,但从情节去看,智圆才是叙述的重心,女妖韦十娘仅是次要角色。《酉阳杂俎》题为《智圆》,冯梦龙《太平广记钞》题《僧智圆》,都是妥当的。但《绿窗女史》却改成《韦十娘传》,其实,“韦十娘”这个名字不过是女妖的随口诳语,其本身不足以成为小说的中心人物,但作者立韦十娘为传主,明显是为了与“女史”主题相契合。

《合刻三志》署名冰华居士编辑。冰华居士疑为潘之恒,其一生致力于通俗读物的编纂,另有《叶子谱》《亘史钞》等著作。全书共分七类,分别是“志奇”“志怪”“志异”“志幻”“志鬼”“志梦”“志寓”。这七个类目有的区别不大,如“志怪”“志异”和“志幻”,都以怪异变化的事物为叙述对象,只是“志奇”写现实中的奇特之人,“志鬼”写鬼,“志梦”记梦,“志寓”的作品大都包含一定的寓意。全书共有作品80篇(部),类下系书,主题集中,编排有序。

(二)通俗类书分栏式体例

这种体例的类书在内容上多见文言小说与白话小说的结合、小说与非小说的结合、长短篇小说的结合,通过分栏排版区分不同内容,不少还配备插图,形式新颖美观,便于自由阅读,有些学者形象地称之为“杂志类消闲文艺读物”。余象斗编《新刻芸窗汇爽万锦情林》书票广告词曰:“更有汇集诗词歌赋、诸家小说甚多,难以全录于票上。海内士子买者,一展而知之。”[3]孙楷第先生则笼统地称之为“通俗类书”,主要指在《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卷6著录的《京台新锲公余胜览国色天香》10卷、《新刻芸窗汇爽万锦情林》6卷、《重刻增补燕居笔记》10卷和《增补批点图像燕居笔记》等4种,实际是小说类书的一种变体。

这种形式的类书在当时受到不同层次读者的欢迎。孙楷第在《<国色天香>提要》中说:“此等读物,在明时盖极普通。诸体小说之外,间以书翰,诗话,琐记,笑林,用意在雅俗共赏。施之于初学弄笔咬文嚼字之人,最为相宜;即士夫儒流,亦粗可攀附。其性质略同后日之《酬世锦囊》等;远亦通于《广记》。唯书肆所作期于普遍通行,其选择取去既不高明;抄撮旧文,亦多所删略;有异于皇宋之官书,闻人之胜业;斯为不同耳。”[4]郑振铎也评论道:“他们(指《绣谷春容》等)不是居家必备一类的家庭实用百科全书,也不是诸书法海(即后来的传家宝的祖先)、事文类聚、翰墨大全一类的平民实用的‘万事须知’‘日用百科全书’。他们是超出于应用的目的之外的。他们乃是纯文学的产物,一点也不具有实际上应用的需要的。他们的编纂,完全是为了要适应一般民众的文学上与心灵上的需求与慰安,决不带有任何实际应用的目的。”[5]这些通俗类书跟实用类书的注重日常生活知识和技能不同,偏向于文学阅读,因此彰显了消闲性、娱乐性的特色。最吸引读者的是其中刊载的中篇传奇,如《国色天香》里的《龙会兰池录》《刘生觅莲记》《寻芳雅集》《双卿笔记》《花神三妙传》《天缘奇遇》《钟情丽集》等,每篇作品字数大约1万至3万,重俗情俗趣,语言俗艳,高儒《百川书志》称“为解睡之具”。

版式上注重图文结合,具有杂志般的既视感,能给读者带来全新的阅读体验,是这种通俗类书吸引读者的重要原因之一。如《国色天香》分上下栏,上栏包括诗词歌赋与十几篇短篇小说,下栏全部为中篇传奇。上下两栏的长短篇故事风格趋近,一般都跟艳情有关。再如《万锦情林》卷1上栏篇目有《华阳奇遇记》《张于湖宿女真观记》《玩江楼记》《芙蓉屏记》《连理树记》《成令言遇仙记》《崔生遇仙记》《滕穆醉游聚景园记》8篇短篇文言小说,下栏仅有《钟情丽集》1篇中篇传奇。上下栏版面的起始位置相同,非常得整齐,编者应该是刻意为之。在整个卷1中,还刻印了共11幅插图与情节配对。这种版面设计除了考虑印刷美观外,必然也考虑到了阅读者的客观需求,当空闲时间多,可以读长篇,反之,则随意翻阅短篇。所以,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消闲类书都可以给读者带来轻松、惬意以及阅读之后的满足感。

这种分栏式小说类书之所以能够大行其道,不仅与语言内容的浅俗和版式的新颖漂亮有关,还与当时通俗文艺消费繁荣的大文化背景有密切的关系。戴不凡有段合乎情理的推测:“宋元以迄明初南戏之发展与繁荣,与当时浙闽等地沿海城市海外贸易之兴盛有关;而海外贸易中,瓷器又为巨项。明初以来,小说刊本大行,瓷商舶主于旅途无聊之际,正可手把一编为乐,或资友朋谈助。若《国色天香》内容之纷然杂陈,适可供此等‘江湖散逸’之需。以其中所收小说言之,语多浅近欠通之文言,又夹以俚肤‘风流’之诗词,情节磨磨蹭蹭,故事拖泥带水,亦堪此辈于旅途中消磨‘公余’长日。”[6]因为这些原因,分栏式消闲性小说类书的消费市场很大。

二、明代小说类书的主题趋于小型化和专题化

明胡应麟在《经籍会通二》认为:“凡经籍缘起皆至简也,而其卒归于至繁。”[7]翻阅自汉至明诸史的《艺文志》可知,胡应麟说的现象不无道理,如《易经》在《汉志》载12篇,施、孟、梁丘三家,而《明志》则有180余家,222部,1 570卷。这就是所谓的经籍著录起于“至简”而终归于“至繁”的一个重要规律,文献整理和重释的由简趋繁,说明学术是不断叠加和增繁的过程。实际上,还存在另外一种相反相成的现象,即从繁至简、由综合性向专题化、由大汇编到小册子的转变。

曹之把类书分为“综合性类书”和“专科性类书”两类。相比较而言,“综合性类书”数量更多,但曹之还是认为,“专科性类书代表了类书的发展方向,因为随着图书的大量增加,编制综合性类书的工程也就越来越大,困难也就越来越多;从学者的需求看,既要广博,更要专深”[8]。宋代《太平广记》囊括了宋前几乎所有文言小说,题材全面,分类精细,在小说类书中具有典型的综合性特征,而这部巨著也正因为其体量巨大而限制了流通,直至明清不少编纂家对《太平广记》进行“瘦身”,由此引申出一些小型读物,如冯梦龙的《太平广记钞》和王世贞的《艳异编》等,反而更加受到读者的热捧。当综合性的文献汇编越来越庞杂时,专题化、小型化的编著渐而成为一种新的需求。

(一)总体卷数偏少,呈小型化

《太平广记》动辄几百卷不同,明代的小说类书多则数十卷,少则一两卷。如潘之恒《亘史钞》93卷,明刻鸾啸轩藏本;凌迪知《名世类苑》46卷,明万历三年刻本;顾起元《说略》30卷,明万历四十一年吴德聚刻本;郭良翰《问奇类林》35卷,明万历六年刻本;叶向高《说类》62卷,明万历刻本;何良俊《何氏语林》30卷,明嘉靖何氏清森阁刻本;王世贞《艳异编》正编40卷,续编19卷,明刻本;孙能传《益智编》41卷,明万历四十一年孙能正鄂韡堂刻本;冯梦龙《太平广记钞》80卷,明天启六年刻本;《情史》24卷,明末东溪堂刻本;郑渲《昨非庵日纂》60卷,明崇祯刻本。卷数少的十几卷甚至一两卷,如方凤《物异考》1卷,明嘉靖抄本;乐天大笑生《解愠编》14卷,明嘉靖刻本;刘元卿《贤弈编》4卷,《宝颜堂秘笈》本;樊玉衡、于伦《智品》13卷,明万历四十二年刻本;邹之麟《女侠传》1卷,《续说郛》本;王稺登《虎苑》2卷,明万历刻本。

(二)主题集中,呈类型化、系列化

一部小说类书单取一种主题,易于形成类型化和系列化。比较多的如女性题材,秦淮寓客《绿窗女史》总写各色女性,梅鼎祚《青泥莲花记》专记妓女,邹之麟《女侠传》专写女侠,王世贞《艳异编》和冯梦龙《情史》记写以女性为中心的艳情等。

不仅如此,这类题材的作品还具有以下几个特征:第一,对女性持赞赏态度。最突出的莫如《绿窗女史》,其《绿窗女史引》曰:“百岁光阴,忍辜年少?五都佳丽,莫比江南。芙蓉杨柳之堤,翠羽明珠之队,能使风熏自醉,日憺忘归。恒娱乐于白昼,少寄情于绿窗,惜沈冥而不返。负窈窕之妙材,岂若静女文心,丽人芳韵?画眉未了,先弄青螺。买笑何心,只贻彤管?于是鸦黄蝉绿,懒效新妆;锦瑟瑶笙,自传雅什。珊瑚研匣,奉绮席以周旋;翡翠笔床,随香车而出入。或相思得句,薄命伤情;或锦上传心,叶中写怨。题班姬之纨扇,挥薛氏之花牋,夺谢家之香囊,书王郎之白练。莫不嬿婉多情,风流漫兴。”[9]这段话所列举的众多女子有一个共同点,即多才多艺。其“青楼部”搜辑的本都是些青楼女子,却以“才名”“志节”标目,可见《绿窗女史》的女性观超越了猎艳的心理,更多表现出平等式的怜香赏爱。第二,根据身份、职业、遭遇、才情,对女性的分类非常精细,尤其善于突出女性“节”“义”“侠”“艳”等特质。如《绿窗女史》中有“义烈”“节烈”“义侠”“剑侠”“志节”等部类;《青泥莲花记》辑列了自汉魏直至元明的二百多妓女的事迹,内编有“记义”“记节”,外编有“记豪”等类;《女侠传》大抵搜集女子侠义之事,“侠”为故事核心,又细分“豪侠”“义侠”“节侠”“任侠”“游侠”“剑侠”六类;《艳异编》也有“义侠部”。这种态度进一步反映了时代风气对女性的开放和宽容,值得充分肯定。

以记载遗闻轶事为主要内容的“世说体”系列小说类书在明代更是风靡一时。所谓“世说体”,最为核心的文体特征是在载录人物言行之基础上分门隶事[10]。稍微展开说,这种文体有三个方面的要素:一是载录人物的言和行,二是按照人物的精神或性格分门别类,三是展现某一类人或某一时代人的精神风尚。刘义庆《世说新语》奠定了这类文体的基本范式,分36类展现了汉末魏晋时期士人的精神面貌和个性品质。从唐至明清有不少文人狂热地追模《世说新语》,编纂出各具特色的仿作。这些仿作除何良俊《何氏语林》获得较大赞誉外,其他人似乎更偏于集中用“世说体”的形式专为某一类人群作传,因而表现出“专”和“精”的特征。如焦竑《玉堂丛语》,“玉堂”意为翰林院,全书按“行谊”“文学”“言语”“政事”等54类分条胪载明万历之前翰林人物的逸闻轶事;周应治《霞外尘谈》专门搜辑自古以来隐逸高尚之士;赵瑜《儿世说》专以古代儿童的颖异之事为搜辑对象;顾元庆《云林遗事》仅收集一个人的事迹,辑录了元末著名画家、诗人、隐士倪瓒的故事,全书分“高逸”“诗画”“洁癖”“游寓”“饮食”等6类,比较全面地展现出倪瓒的主要性格特征和精神面貌。另外,诸如《舌华录》《益智编》《智品》等也可归入“世说体”小说的范畴,只不过曹臣《舌华录》专门搜录古代经史及小说中精彩的人物语言,分“慧语”“名语”“狂语”“豪语”“傲语”“冷语”“谐语”“谑语”“清语”“韵语”“俊语”“风语”“讥语”“愤语”“辩语”“颖语”“浇语”“凄语”18类,可谓独出心裁。孙能传《益智编》和樊玉衡《智品》都崇尚智慧,而《智品》重在欣赏,《益智编》则有意分析智慧的妙处,引导读者思考如何运用智慧。这类编著的内容注重专精,诚如时人谢应宸为《益智编》识语云:“类书无虑数百家,大都博综者之所纂辑,不过捃摭经书子史,杂收稗官小说以资见闻,无当世用。是编专取古人临事之智,分类错陈,以便批阅。所取者精,所全者大也,识者珍之。”[11]

在小说类书各种题材的编纂过程中,还形成了系列作品前后映照的局面。一般而言,当前代某部作品编纂获得成功,后世往往有同题材的续书或仿作面世。如《广记》系列,当《太平广记》编纂成功,后世的反响之作或续或节或仿,分别取得了不同的成就,其中,冯梦龙的《太平广记钞》质量最佳。“艳异”系列,是指王世贞编《艳异编》之后有吴大震《广艳异编》和托名汤显祖撰的《续艳异编》两部续书;《笑府》系列,是指冯梦龙搜辑的古代笑话集,包括《笑府》《广笑府》《笑林广记》等几部;“地志”系列,如郭子章《黔类》、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李濂《汴京鸠异记》等。

三、明代小说类书以编代作的评点之风

类书是资料汇编,其基本原则是实录。《中国类书总目初稿·郑序》定义类书:“凡摘自古书,缕析条分,依类或按韵编,抄撮成书,以为采摘事文,供临文獭祭之用者,均是类书。”[12]此种概括基本可信,明代之前的类书大多严谨地遵行这种惯例,如所谓的唐宋“八大类书”,编者除了抄录材料到相应的部类,一般不另外阑入自己的主观评论。但是到了明代,编纂家似乎不怎么固守这些原则,他们喜欢在类书里采取各种形式增加个人评论,大大突破了类书的应有体例。这首先是因为明代文学评议之风盛行,随之兴起小说评点。郑振铎描述道:“明人评点文章的习气,自八股文之墨卷始,渐及于古文,及于史汉,最后,乃遍及经子诸古作。”[13]到后来演变为通过编书直接或间接表达观点,鲁迅说:“选本可以借古人的文章,寓自己的意见。博览群籍,采其合于自己意见的为一集,一法也,如《文选》是。择取一书,删其不合于自己意见的为一新书,又一法也,如《唐人万首绝句选》是。”[14]编者打破类书客观性的实录原则,经常在编纂小说类书中插入自己的议论,主观色彩十分浓厚,这是所谓的“以编代作”的著述方法。

(一)内容批点

就批点的内容而言,有的是对情节的补充说明或考证,有的是对人物进行品评,有的提示材料编排的目的和意义。这些批点由编者随录随批,批议方式有序评、眉批、夹批、篇末评等。

如潘之恒《亘史钞》,该书是一部杂俎类的小说集,共91卷,收前代各类文言小说,分类广博。《亘史钞》体例上很明显的特征是在每一篇小说的前后做大量的批语,这些批语内容丰富且复杂,其中,有的类目之前以“叙曰”总论该目大义,故事结尾模仿《史记》的“太史公曰”,以“亘史曰”“野史氏曰”评论、辨析。如“内纪”卷一“贞孝”,所列均为孝女的故事,其中有两篇均引自《淳熙志》,一为“叶姑”,佛家子弟,一为“郑姑”,道家子弟。“亘史曰:仙佛俱本于忠孝,故列之孝女中。”[15]116此语指出为什么把两个出家女性的事迹编在孝女中。再如“外纪”卷三“宠幸”类《汧国夫人》题下注:“本《李娃传》”,后有编者评:“史称:设形容,挈名琴,揄长袂,蹑利屣,固庸态也。娃之濯淖泥滓仁心为质,岂非所谓蝉蜕者乎?士不困辱不激,不激事不成。假令郑子能自竖,建显当世,则娃几与蕲王夫人媲美矣!”[15]506赞赏李娃出污泥而仁心为质的品格。还有小说类书对某类小说题材进行归类、总结,从总体上把握其规律性。如祝彦《祝氏事偶》中“冥遇”条概括夫妇生死之合的题材:“夫妇幽明之合,亦多端矣。有死者取生者,俱死地下,而合为夫妇,如晋梁山伯于祝英台,宋南徐士子于华山客舍女之类是也;有生者哭死者,复生人间,而合为夫妇,如秦王道平于唐叔偕女,晋梁国女子于其婿之类是也;有死之魂与生人生子,而合为夫妇,如卢充于崔氏女,郑畋父亚于其母之类是也;有死者之灵,托生后身,而合为夫妇,如韦皋子玉箫刘立于其妻之类是也;又有生非识,而死托启棺,而合为夫妇,如冯马子于玄方女,高广子于刘长史女,及刘乙子于张果女之类是也。”[16]这已经具备了初级研究,较之简单的故事搜集显得尤其难能可贵。

(二)艺术评点

艺术评点包括作品评点和作家评点,有编者自评和转用他人之评,一般采用对比或类比论述,论断有力,表现出编者丰富的小说阅读经验。如《亘史钞》“外篇·女侠”类有明代传奇《韦十一娘传》,“亘史氏”评曰:“此秣陵胡太史笔,似托以诟当事者,如唐小说家文。”[17]22这句评语应该来自明顾起元《客座赘语》:“胡秋宇先生在翰林日,以言忤政府,出为藩参。先生文雅风流,不操常律。所著小说书数种,多奇艳,间亦有闺阁之靡,人所不忍言,如《兰芽》等传者,今皆秘不传。所著《女侠韦十一娘传》,记程德瑜云云,托以诟当事者也。”[18]“亘史氏”认为《韦十一娘传》“似托以诟当事者”,近似唐小说(唐传奇),点明唐传奇非仅仅叙述故事,也善于在故事中隐含一定的寓意。卞孝萱先生在《唐传奇新探》中曾将传奇的寓意概括为7种情况,《韦十一娘》的内容可能属于其中的第3种“影射时事,寄托愤慨”和第4种“借题发挥,控诉不平”[19]。因此,不得不说,“亘史氏”所代表的编纂者的确具有较高的艺术鉴赏水平。

《刘东山遇侠事》写世上之侠,人外有人。后“亘史”云:“十八童最奇,以无作为更见豪宕,却多了‘少有动静,两刀有血吃’二语,何其浅露。彼狡童何渠出此伎俩,夜中所行秘密乃尔。三日而别,亦不必究竟何事。此文高手,非水浒能仿佛也。”又曰:“宋叔意讳新,云间奇士。其所纪野史甚佳,是当代小说家第一手也。”[17]2将《刘东山遇侠事》超越于《水浒传》之上,有拔高之嫌,但这篇小说中少年侠士之狂、骄、义、艺、豪,皆露水浒英雄之本色,且描写声口俱肖,确实当得上行文高手。

(三)社会批评

明代小说类书通过归类作品表达对社会的评论,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在这类作品中,编者“以编代作”的意图特别明显,与单纯的可供阅览的小说选本有所不同,他们似乎在通过编书来表达对社会的强烈不满或谴责,这是明代小说类书最为鲜明的特点。

比如以《何氏语林》为代表的“世说体”小说类书,注重人物品评,只不过像《世说新语》对魏晋风采的评议多通过类目之意展现,《何氏语林》却主动评介人物,主观介入意识强烈,这主要是通过增加类前总序和条文后注的方式来实现的。如卷十四“雅量第七”,前有总序曰:“昔鄙夫争一箪食,闻尧让天下而非之。仲尼厄于陈蔡,匡坐鼓琴。子路愠,见而弗是也。夫苟能人我皆冥,则无物不遣。知有生皆幻,则何险不夷。此亦难与拘见褊心者道也。”[20]634这算是“雅量”类的总论了,作者认为人应当放下自己的偏见,认识人生的变化规律,心胸要开阔,只有这样才真正是具有“雅量”。总论之外,作者有时还在某些条文的后面以“何良俊曰”的形式提起议论,如“雅量第七”有条记吕蒙正不让人追问仇敌的姓名和官职,何良俊特加评论曰:“夫以韩魏公之伟度,犹不能忘李师中。然则知人之过,而能不记者,惟太上忘情耳。下此而曰:我忘之者。其欺人亦已甚矣。故于此不但见文穆宽中,又有以知其无隐情也。”[20]644此语流露出对吕蒙正具有“雅量”的赞赏。

《何氏语林》的人物品评往往以孔门思想为旨归,摈斥虚伪、骄奢等不良人品。何良俊常用孔子言论作为评论人物的理论基础,如“赏誉第九”总序:“孔子尝曰:‘吾之于人,谁毁谁誉,如有所誉者,其有所试。’则孔子但不毁人耳,亦何尝不誉人哉?然必试耳。”[20]668用以批评晋时人物对他人妄加评论却不究实事,与孔子的客观谨慎态度相去甚远。同时,何良俊对虚伪、骄奢等不良人品颇为反感,如认为“假谲”之人,“君子所不道”;“俭啬”之人,“安足道哉”;“仇隙”之人,令人“可畏……圣贤之深戒。”在《世说新语》中,品评人物主要以类目显示,含蓄隐约,而何良俊却是直接议论,痛心急切。明代嘉、万年间,世风日替,人与人之间竞相攀比、附势、伪巧、谄媚,何良俊抨击世风,可能包含了欲拯救世风于万一的心思。

此外,再看几部小说类书。钱一本撰辑的《四不如类抄》,全书分为《不如异类抄》《不如贱类抄》《不如妇寺抄》和《不如夷狄抄》四种,作者自序云:“余少不如人,今老矣,而惟恐不如人。(不如人)之念,顷刻不敢忘,居恒自省,负愧实多,尝拟集《四愧》以自警。四愧者,愧人类不如禽兽也,君子不如小人也,须眉丈夫不如妇寺也,中国不如夷狄也。”[21]可知书名由来,“四不如”指人类不如畜类、君子不如小人、男人不如女人、中国不如四夷。词含讥讽,指向直接,作者通过搜辑“四不如”,态度鲜明地暴露人间的种种丑恶。樊玉衡撰辑《智品》,此书的独特之处是专门搜辑古人运用智谋的故事,根据智谋的优劣,分成“神品”“妙品”“能品”“雅品”“具品”“谲品”“盗品”7门。编者表面上是品智,其实是品人。如“盗品”一门,是“阴贼害正者”,是以多历朝奸臣,如秦桧、刘瑾等辈;而“神品”是“察兆于未萌者”,如列尧、齐桓公、管仲、孔子等人。王稺登撰辑《虎苑》,此书看起来好像是专门搜辑虎事,实则有关人事。全书共14个门类,每类后都附“赞曰”以评论社会。其他如冯梦龙《太平广记钞》也有丰富的评论性内容,用卷前说明和眉批等形式提示内容、增删意图、评论人事。

四、结语

综上所述,每个时代因社会结构和文化特点不同,所编纂的小说类书成就也相应会有变化。清代叶德辉说:“明人喜刻书,而又不肯守其旧。”[22]明人编书、刻书繁盛,小说类书的编纂在前人经验的基础上进行了颇富想象力的变革和创新,比如体例更加丰富且追求适应新时期的阅读需要,编纂的体量趋于小型化和专题化,并且具有浓厚的主观批评色彩,表现出“以编代作”的新型著述特征。从类书史的角度看,这些特征形成了明代小说类书的基本风貌,进而奠定了清代小说类书的格局。

对类书这种新的变化,应该客观评价。一方面,明人不遵循传统的图书编纂体例,突破规则使类书编纂更加自由,呈现出新的著述形态,像前文所述小说类书中的评点,它已然不是作为图书外部的附属物,而是成为图书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另一方面,明人这种做法紊乱了文体规范,编者不顾已有的规则而大肆创作,甚至篡改原作,编者实际上也就变成了著者,类书类编的材料变成了作者为了阐述己见的佐证材料,类书的资料库性质变得不够可靠,这也是后人批评明人编书、刻书不严谨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