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冬雁 马宏伟 汤丁洁 冯晓荣 田浩 罗孟卓 吴南 林妍 杜霞傅奇0 黄均磊 卢长春 曹晓莉 杨毅 王林 李莹 戚海 王东泰 邱艳△

(1.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北京 100088；2.河南省红十字血液中心；3.江苏省血液中心；4.甘肃省红十字血液中心；5.成都市血液中心；6.长沙血液中心；7.内蒙古自治区血液中心；8.辽宁省血液中心；9.云南昆明血液中心；10.重庆市血液中心；11.山东省血液中心；12.黑龙江省血液中心；13.陕西省血液中心；14.宁夏回族自治区血液中心；15.海南省血液中心；16.江西省血液中心；17.河北省血液中心；18.太原市血液中心)

COVID-19 自2019 年底爆发并迅速蔓延，2020 年1 月20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1 号公告[1]，将COVID-19 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乙类传染病并采取甲类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措施，直至2023 年1 月8 日调整为“乙类乙管”[2]，在此期间人们所受影响除病毒本身对身体健康直接危害外，还包括由疫情所带来的心理状态、生活环境、出行方式等变化，涉及社会、经济等诸多方面。 COVID-19 疫情同样给采供血工作带来复杂挑战[3]。 为了解COVID-19 疫情对采供血机构的影响，2021 年3 月中国输血协会[4]面向全国采供血机构发出《2020 年疫情期间采供血情况调研表》，结果显示2020 年国内115 家采供血机构全血采集总量较2019年同期下降4.83%，红细胞成分血临床使用总量同比下降3.68%。 国际输血协会[5]的调查也显示，非洲、亚洲、东地中海和一些西方国家都面临着红细胞成分血供应方面的挑战，70.6%的采供血机构出现了献血减少，76.8%的医院经历过血液短缺。 输血作为最常见的医疗救治手段，必然成为应对COVID-19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不可或缺的一部分[6-7]。 对于采供血机构来说，虽然多数COVID-19 患者不需要输血支持[8]，没有产生额外的临床用血需求，但是要在疫情复杂的情况下，既要保障临床急救用血，又要避免血液浪费[9]，是采供血机构应对COVID-19 疫情是否有效的重要标准[10]。 因此，本研究拟通过对2018—2021 年COVID-19 疫情爆发前后各2 年的国内18 家血液中心红细胞成分血供应相关数据进行比较分析，评估我国采供血机构应对本次疫情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 本研究通过中国大陆采供血机构执业比对信息管理系统收集数据[11-13]，该系统共包括25 家血液中心(省级采供血机构)，剔除自愿放弃和数据异常的机构，本研究共纳入18 家血液中心作为研究对象。 为遵循保密协议原则，将18 家血液中心以英文字母加数字的形式随机进行标识。

1.2 研究对象和方法 将中国大陆采供血机构执业比对信息管理系统中2018—2021 年红细胞成分血供应相关数据作为研究对象。 红细胞成分血包括全血、悬浮红细胞、去白细胞悬浮红细胞、洗涤红细胞等各类红细胞成分血。 根据COVID-19 发生前后将研究对象分为两组，2018、2019 年数据为疫情前组，2020、2021 年数据为疫情后组。 本研究采用中国大陆采供血机构执业比对信息管理系统相同的计量单位，暨以每400 mL 全血为1 个单位(unit，U)，由400 mL 全血制成的红细胞成分血为1 U 红细胞成分血。

1.3 相关数据及定义 入库总量(U):统计时间内入成品库的红细胞成分血总数量；发放总量(U):统计时间内发放到临床使用的红细胞成分血总数量；每千人口发放量(U):统计时间内每千人口输注的红细胞成分血数量；每千人口发放量(400 mL)(U):统计时间内每千人口输注的来源于400 mL全血制备的红细胞成分血数量；日均发放量(U):统计时间内每天平均发放的红细胞成分血之和；日均库存量(U):统计时间内库存所有红细胞成分血之和的每天平均库存量；红细胞天数(d):统计时间内从全血采集到细胞成分血发放的平均储存时间；过期量(U):统计时间内超过了保存期的红细胞成分血的数量总和。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回顾性分析方法，将上报在执业比对信息管理系统的原始数据使用Excel 2013、SPSS 26 进行信息录入收集汇总。 不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中位数(上下四分位数)[M(P25，P75)]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秩和检验，多组间比较采用方差分析。 计数资料以例数和百分率[n(%)]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以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将数据汇总生成柱状图或柱状和折线组合图，用以显示数据的变化趋势。

2 结果

2.1 COVID-19 疫情前后红细胞成分血供应相关数据 见表1。

表1 COVID-19 疫情前后红细胞成分血供应相关数据 [M(P25，P75)，(min，max)]

2.1.1 红细胞成分血供应相关数据组间比较 疫情前组、疫情后组数据比较，每千人口发放量、每千人口发放量(400 mL)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COVID-19 疫情爆发前2018、2019 年数据比较，入库总量、发放总量、每千人口发放量、日均发放量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2019 年底COVID-19 疫情爆发2019、2020 年数据比较，发放总量、每千人口发放量、每千人口发放量(400 mL)、日均发放量、红细胞天数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COVID-19 疫情爆发后2020、2021 年数据比较，入库总量、发放总量、每千人口发放量、每千人口发放量(400 mL)、日均发放量、日均库存量、过期量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此外，2018 年和2021年数据比较，入库总量、发放总量、日均发放量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2018 年和2020 年、2019 年和2021 年数据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2.1.2 不同年度、不同机构红细胞成分血供应相关数据方差分析 不同年份的18 家血液中心所有红细胞成分血相关数据比较，8 个数据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机构的2018—2021 年红细胞成分血相关数据比较，除过期量外，其他7 个数据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2.2 2018—2021 年18 家血液中心入库总量和发放总量情况 见图1。 入库总量与发放总量显著相关(r＝0.992，P＝0.000＜0.05)。 入库总量疫情爆发后组的中位数(110 176.38 U)小于疫情爆发前组(122 737.38 U)，4 年间中位数呈波动递增趋势，最大值(2019 年D2 机构218 551.75 U)是最小值(2018 年M5 机构247 14.75 U)的8.84 倍；4 年间A5、C6、T7、V2、Y9 呈逐年递增趋势，H4 呈逐年递减趋势，其它12 家机构呈波动变化。 发放总量疫情爆发后组的中位数(108 875.25 U)小于疫情爆发前组(117 407.88 U)，4 年间中位数呈波动递增趋势，最大值(2021 年K5 机构203 595.00 U)是最小值(2018 年M5 机构23 163.00 U)的8.79 倍；4 年间A5、C6、V2、W2、Y9 呈逐年递增趋势，其它13 家机构呈波动变化。

图1 2018—2021 年18 家血液中心入库总量和发放总量组合图

2.3 2018—2021 年18 家血液中心每千人口发放量和每千人口发放量(400 mL) 见图2。 每千人口发放量和每千人口发放量(400 mL)显著相关(r＝0.858，P＝0.000＜0.05)。 每千人口发放量疫情爆发后组的中位数(13.92 U)小于疫情爆发前组(14.68 U)，4 年间中位数呈波动递增趋势，最大值(2021 年K5 机构39.00 U)是最小值(2020 年A8 机构6.17 U)的6.32倍；4 年间A5、C6、K5、V2、Y9 呈逐年递增趋势，M9呈逐年递减趋势，其它12 家机构呈波动变化。 每千人口发放量(400 mL)疫情爆发后组的中位数(9.21 U)小于疫情爆发前组(10.16 U)，4 年间波动呈波动递减趋势，最大值(2018年W2 机构32.04 U)是最小值(2021 年M5 机构3.23 U)的9.92 倍；4 年间A5、C6、K5、V2、Y9 呈逐年递增趋势，M9、T7呈逐年递减趋势，其它11 家机构呈波动变化。

图2 2018—2021 年18 家血液中心每千人口发放量和每千人口发放量(400 mL)组合图

2.4 2018—2021 年18 家血液中心日均库存量和红细胞天数 见图3。 日均库存量与红细胞天数显著相关(r＝0.232，P＝0.049 5 ＜0.05)。 日均库存量疫情爆发后组的中位数(3 931.50 U)大于疫情爆发前组(3 005.50 U)，4 年间中位数呈波动递增趋势，最大值(2018 年V2 机构12 768.00 U)是最小值(2019 年M5 机构171.00 U)的74.67 倍；4 年间C6、D2、M9、Y9 呈逐年递增趋势，V2 呈逐年递减趋势，其它13 家机构呈波动变化。 红细胞天数疫情爆发后组的中位数(10.96 d)小于疫情爆发前组(11.00 d)，4 年间中位数呈波动递减趋势，最大值(2020 年D2 机构31.70 d)是最小值(2018 年K5机构2.00 d)的15.85 倍；4 年间C6、F6、H4、K5、T7 呈逐年递增趋势，R3、V2 呈逐年递减趋势，其它11 家机构呈波动变化。

图3 2018—2021 年18 家血液中心日均库存量和红细胞天数组合图

2.5 2018—2021 年18 家血液中心红细胞成分血过期量见图4。 4 年间共报告72 个数据，最大值是2020 年R3 机构1 190.00 U，最小值为0 U，其中39(54.17%)个数据为0 U；疫情爆发前组数据为0 U 的有20 个，疫情爆发前组数据为0 U的有19 个；A5、A8、F6、I8 历年报告均为0 U，C6、H4、M5、T7 历年报告均不为0 U，其中C6、T7 呈逐年递增趋势。

图4 2018—2021 年18 家血液中心红细胞成分血过期量

2.6 2018—2021 年18 家血液中心日均库存量与日均发放量之比 见表2。 日均库存量与日均发放量之比，疫情爆发后组的中位数(12.36 d)大于疫情爆发前组(10.92 d)，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4 年间中位数(10.12 d＜11.19 d＜11.66 d＜12.97 d)呈逐年递增趋势，最大值(2021 年M9 机构34.80 d)是最小值(2019 年K5 机构1.20 d)的29 倍；4 年间D2、I8、M9 呈逐年递增趋势，R3、V2 呈逐年递减趋势，其它13家机构呈波动变化，各机构间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在是否有红细胞成分血过期报废情况的组间比较中无统计学差异(P＞0.05)。

表2 2018—2021 年18 家血液中心日均库存量与日均发放量之比频数表

3 讨论

COVID-19 疫情爆发以来，各地均采取严格的防控措施，导致人员流动受限，采供血工作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14]。从献血者的血液采集到临床患者的血液输注，整个输血链都受到了影响，包括因疾病或管控等原因导致的献血者减少、工作人员不足、关键试剂和物料供应中断以及最初输血安全的不确定性等问题[15-17]。

本研究通过对2018—2021 年国内18 家血液中心红细胞成分血供应情况比较分析发现，COVID-19 疫情前后每千人口发放量和每千人口发放量(400 mL)2 个数据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分别下降5.18%和9.35%，COVID-19 疫情影响下红细胞成分血的每千人口供应量出现下降，特别是400 mL 全血制备的红细胞成分血供应量下降更为明显；疫情前组2018、2019 年数据比较显示，入库总量、发放总量、每千人口发放量、日均发放量4 个数据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均呈现递增趋势；2019 年底COVID-19 疫情爆发，2019、2020 年数据比较显示，发放总量、每千人口发放量、每千人口发放量(400 mL)、日均发放量、红细胞天数5 个数据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发放总量、每千人口发放量、每千人口发放量(400 mL)、日均发放量明显下降，提示疫情影响下红细胞成分血供血量下降，而红细胞天数延长提示临床用血需求下降，临床用血需求下降可能是导致供血量下降的1个原因；疫情后组2020、2021 年数据比较显示，入库总量、发放总量、每千人口发放量、每千人口发放量(400 mL)、日均发放量、日均库存量、过期量7 个数据均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入库总量、发放总量、每千人口发放量、每千人口发放量(400 mL)、日均发放量、日均库存量均呈现明显增长，说明2021 年红细胞成分血供应情况出现明显好转，过期量呈现明显下降，说明库存管理能力得到提升；同时，2021 年数据与2018 年比较显示，入库总量、发放总量、日均发放量3 个数据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均呈现明显增长，2021 年数据与2019 年比较无统计学差异，说明红细胞成分血供应能力得到一定恢复。 此外，除过期量外的其它7 个红细胞成分血供应相关数据在不同的采供血机构间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可能与各地疫情严重程度、防控措施、政府支持力度、招募策略、临床用血管理等方面不同有关[3]。

入库总量与发放总量主要反应采供血机构的血液采集能力，两者显著相关(P＜0.05)，呈现相同的变化趋势，疫情爆发前均呈现递增趋势，疫情爆发后2020 年数据下降，2021 年数据明显上升并且超过了2019 年数据。 2020 年数据明显低于前两年，可见疫情对采供血工作产生了很大影响[18]；2021年数据上升主要与疫情发生后，各地纷纷启动血液预警机制，在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加大媒体宣传报道、组织团体应急献血、通过电话短信互联网招募献血者，同时与医疗机构密切配合，协调临床用血管理，优先保障危急重症患者，并且随着对COVID-19 和疫情发展规律的认识，找到更多更好应对方法，多措并举保障疫情期间临床红细胞成分血供应有关[19]。

每千人口发放量和每千人口发放量(400 mL)主要反映采供血机构临床供血水平和能力，也间接反映服务区域人均享有的医疗资源水平[20]。 两者显著相关(P＜0.05)，呈现相同的变化趋势，即疫情爆发前均呈现递增趋势，疫情爆发后2020 年的数据明显下降，2021 年的数据上升但是未超过2019 年的数据。 每千人口发放量(400 mL)除与每千人口发放量显著相关外，与入库总量、发放总量、日均发放量、过期量也显著相关(P＜0.05)，而每千人口发放量与这4 个数据无显著相关。 每千人口发放量(400 mL)可以间接反应400 mL全血采集情况[21]，由此可见400 mL 全血的采集对采供血机构临床供血水平和能力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日均库存量主要反应采供血机构向临床医院的供血能力，而红细胞天数则反应了血液库存的周转效率，两者显著相关(P＜0.05)，综合来看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血液采集与临床需求之间的关系。 本研究显示，2019 年日均库存量中位数(3 000.00 U)略低于2018 年(3 102.00 U)，2019 年红细胞天数中位数(10.50 d)略低于2018 年(11.00 d)，疫情爆发前临床用血需求高、血液库存周转效率高，红细胞成分血供应处于紧平衡状态；2020 年日均库存量中位数(3 222.00 U)高于2019 年，2020 年红细胞天数中位数(11.45 d)高于2019 年，疫情爆发后第1 年日均库存量上升、红细胞天数增加，说明临床用血需求下降，库存的周转效率下降，虽然献血者减少血液采集量下降，但与临床用血数量的减少相适应[22]，红细胞成分血供应可以满足临床用血需求；2021 年日均库存量中位数(4 328 U)高于2020 年，2021 年红细胞天数中位数(10.70 d)低于2020 年，疫情后第2 年日均库存量继续上升，红细胞天数出现下降但仍高于2019 年，库存的周转效率提高，说明临床用血需求一定程度上恢复，而且献血者增加血液采集量增长速度大于临床用血数量的增长速度，红细胞成分血供应充足。 COVID-19 疫情爆发后，为了尽最大可能保护患者及医务人员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避免院内感染，各家医院暂缓收治择期、限期手术患者及慢性病患者，临床用血数量整体减少[23-24]，因此采供血机构在献血者减少的情况下仍可以保持供需平衡。

随着疫情时间延长，加之血液保存期有限等多种因素，部分采供血机构出现库存血液过期情况。 本研究显示，红细胞成分血过期量在疫情前2018 年全年过期量(113.5 U)与2019 年(107 U)差别不大，疫情爆发后2020 年(1 555.25 U)数据明显升高，2021 年(33.5 U)数据下降并且低于疫情前数据。 疫情爆发初期，由于对疫情了解得不够深入，不能很好预估疫情对供需的影响，所以部分采供血机构没有采取及时有效的措施，导致大量血液过期。 随着疫情发展和对疫情的不断认识，采供血机构加大与临床医院信息沟通，及时了解用血需求变化，努力做到供需平衡防止血液过期报废[25]。同时，部分地区开展跨省际血液调剂，在保障本地需求的前提下，通过周边调剂使血液库存盘活，使各地维持合理库存量、血液效期以及血型比例，既满足本地区临床用血，又避免血液过期报废情况[26]。

日均库存量与日均发放量之比各机构间存在显著差异(P＜0.05)，疫情后组的中位数(12.36 d)大于疫情前组(10.92 d)，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疫情前组比值在5～＜10 d 最多占25%，疫情后组比值在10 ～＜15 d 最多占50%，受日均库存量增加和日均发放量减少的双重影响，日均库存量与日均发放量之比呈逐年递增趋势，提示采供血机构有更加充足的库存量用于保障临床血液供应。 虽然在是否有过期报废情况组间比较无统计学差异，但仍需要加强对血液效期的监测，防止过期报废情况发生。 一般情况下7 ～10 d 的日均发放量为正常库存量水平，低于7 d 时根据库存下降程度、库存补充能力及事件发展趋势等情况启动应急预案[27]，血液库存动态预警制度更多关注于库存量下降接近或低于警戒值时采取的措施，但是在COVID-19 疫情或其他公共卫生事件下，采供血机构面临更多未知困难和挑战，适当提高日均库存量，增加1～2 d 的日均发放量，同时保持日均库存量不超过15 d 的日均发放量，对于提高采供血机构应急保障能力具有更加积极的作用。

在COVID-19 大流行背景下，采供血机构不仅要保证常规血液成分制剂的临床安全和充足供应，还要结合COVID-19 救治需求增加康复者血浆等特殊血液成分制剂的及时供应[28-31]，这是对采供血机构血液供应能力和供应体系的综合考验[32]。 本研究的局限之处在于，仅对红细胞成分血供应的相关数据以“年”为单位、COVID-19 疫情爆发前后2 年的情况进行比较分析，没有完全覆盖到疫情3 年的数据，没有精细统计到“月”或更小的时间单位，也没有涉及更多血液品种和数据。 在下一步的研究中，应纳入更多血液供应相关数据并进行更加精细化的比较研究，为应对其他疫情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提供更多更精准的数据参考。

致谢:感谢亚太血液联盟(Asia Pacific Blood Network，APBN)、中国大陆采供血机构执业比对工作组和北京市采供血质量控制和改进中心对本研究工作的支持!

利益冲突: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