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梦迪

(鞍山师范学院 国际教育学院,辽宁 鞍山 114007)

现代汉语中有这样一种结构式,如“大清早的、大半夜的、大过年的”,其语义并不是单纯地表示时间,而是带有一种在这个时间应该或不应该做某事的含义。如:

(1)第二天早上,暖暖还没有起床,就听到有女人的哭喊声响起,她有些奇怪,谁家大清早的就吵开架了?(周大新《湖光山色》)

(2)记者问50岁的农民吴传用“大过年的,还干活呀?”(2003年新华社《新闻稿》)

例(1)言者想表达的语义为早晨是一天的开始,是不应该吵架的,早晨吵架是不合适的。例(2)言者认为在过年期间应该休息,不应该干活,过年还干活是不合适的。

ADELE E G[1]将构式定义为:任何语言格式,只要其形式或功能的某个方面不能从其组成部分或其他已经存在的构式中得到完全预测,就应该被看作是一个构式。依照ADELE E G的定义,“大X(的)”的语义并不是其组成成分“大”、“X”和“的”的简单相加,其构式义不能从组成成分中推导出来,可以将其认定为一个构式。

对于“大X(的)”构式的组合特征和表达功用,学者已有所论及。沈阳[2]以时间词为着眼点,对汉语中能进入“大+时间词(的)”结构中的时间词进行了分类,并指出结构中的时间词表示的往往是不工作或不适合工作的时间。项开喜[3]从话语功能角度对“大+NP”结构中“大”的功能及分布特征做了统一解释。他认为,构式中“大”的话语功能是标记言谈话语当中的凸显性成分,在语义上强调事物具有某种典型特征,与“小”相比,“大”的分布环境比较广,虚化程度更高。吴长安[4]对该结构中的名词类型进行了补充,并认为结构中的“大”为语气副词,“大X的”句式在语义上的主要特征是后续句对前段词语发表议论。余光武等[5]认为“大X的”为后续句提供了背景信息,具有语用预设功能,表明说话人的主观态度和认知倾向。

前辈学者对该构式从不同方面做了充分的研究,为后续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是,以往的研究多集中于对“大”“X”与“的”的词性和语义特征的静态描写,并没有从历时角度讨论该构式的来源,也没有对该构式的形成路径及动因机制进行深入探讨。因此,本文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重点考察以下四个问题:(1)什么样的X能够进入该构式中?(2)构式中“大”的词性及作用是什么?(3)构式中“的”的作用是什么?(4)“大X(的)”构式的构式化路径及动因机制是什么?此外,笔者对“大X(的)”构式形成过程中构件的语音变化也做了相关的分析。本文所使用的语料来源于北京大学中国语言研究中心CCL语料库,部分为引用其他学者论文中的例句,未标注出处的语料为作者自省。

一、“大X(的)”构件分析

(一)“X”的语义类型及限制条件

通过对CCL语料库中的语料进行检索,将能够进入构式中的“X”的语义类型总结如下:

A、“X”为表示节日的时间词。如大元旦的、大过年的、大春节的、大国庆的、大五一的,等等。

(3)很多人围上来,七嘴八舌说你看大春节的,这么一个东西不给孩子买,让他闹哭什么呢?(王宝祥《可怜天下父母心》)

B、“X”为表示年、月、日、星期的时间词。如大正月的、大年三十的、大星期日的、大周末的、大星期六的,等等。

(4)她只好下楼了,心里还在想:他在古城一没亲戚二没朋友,这大年三十的能去哪儿呢?(豆豆《遥远的救世主》)

C、“X”为表示一年中气候、节气的时间词。如大夏天的、大冬天的、大冷天的、大阴天的、大雨天的、大雪天的、大雾天的,等等。

(5)大冬天的思佳只穿了一件破空心棉袄,一条旧秋裤。(1994年报刊精选)

D、“X”为表示一天中时点和时段的时间词。如大清早的、大早上的、大早晨的、大中午的、大白天的、大半夜的,等等。

(6)我扭过头去,只见一位年轻的女士来到我的面前,她气势汹汹地质问:“大白天的,你敢偷车?”(当代报刊、作家文摘)

E、“X”为表示人的身份的名词。如大经理的、大处长的、大局长的,等等。

(7)大市长的,出门还骑自行车吗?

F、“X”为表示距离的形容词。如大老远的。

(8)大老远的跑了来,不看看他要看的东西就回去,多窝囊!(老舍长篇)

对于“X”的语义限制条件,前人大多着眼于“X”作为时间词这一方面。实际上,一部分“表身份”和“表距离”的词语也能进入该构式,因此,笔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全面考察“X”的语义限制条件。

当“X”为身份名词时,其语义限制条件为“X”需要具有“大”的属性,如身份地位高,且这种“大”的属性在人的认知中是凸显的,人们可以依据这种显著突出的语义特征表达自己的看法和评价。例如:可以说“大市长的”“大教授的”,不能说“大服务员的”“大老师的”。“市长”与“服务员”相比,职位高,“教授”与“老师”相比,知识水平高,两者这种“大”的属性在人的认知中是凸显的,对这两种身份的人言者能够容易地依据其突出的语义特征作出自己的评价,而听者也能顺利地对交际意图进行识解。

当“X”为时间词和表示距离的形容词时,“X”需要在人的心理认知中具有显著且突出的语义特征,使言者能够表达自己看法和评价。例如:可以说“大正月的”“大周末的”,不能说“大三月的”“大周二的”。“正月”凸显的语义特征是阖家团圆、和家人享受幸福的休息时间,“周末”的语义特征为法定假日,休息时间。二者具备突出的语义特征,人们可以根据这些语义特征清楚地对在这些时间应该或者不应该出现某事作出主观评价。“三月”和“周二”不能进入构式是因为在人们的认知中,其语义特征并不凸显,人们不知道在这个时间里应该做什么或者不应该做什么,无法清晰地对这些时间作出主观评价。

因此,构式中“X”的语义限制条件可以归纳为如下两种:当“X”为身份名词时,本身具有“身份地位高”的语义特征,人们根据其突出的语义特征表达自己的评价;当“X”为时间词或者距离形容词时,能够进入构式的“X”,在人的心理认知中必须具有显著且突出的语义特征,这些特征进入人的某一认知框架中,能够在人的心中形成清晰的印象和感受,使言者能够表达自己的看法和评价。

(二)“大”的语法性质及大/小的不对称

学界对“大X(的)”构式中“大”的词性问题观点不一,有区别词说[6]、形容词说[2]、标记词说[3]、语气词说[4]、副词说[7]等。在《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中“大”的词性被标注为形容词,其中的一个义项为“用在时令或节日前表示强调,如大清早、大热天;大礼拜天的,还不休息休息。”

在“大X(的)”构式中,“大”后面的成分可以是指人身份的名词,可以是时间词,也可以是表示距离的形容词。我们发现,由于“X”不同,“大”的词性也不同。使用变换分析法,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三者的区别。

大+身份名词:大处长=处长大=处长职位大

大老板=老板大=老板权力大

大博士=博士大=博士能力大

大+时间词:大清早≠清早大≠清早?大

大周末≠周末大≠周末?大

大+距离形容词:大老远≠老远大≠老远?大

当“大”后接指人身份的名词时,如“大处长”“大老板”“大博士”等,在语义上,这些身份名词本身都带有“大”的属性,在形式上,“大”可以作谓语,此时,“大”为形容词。当“大”后接时间名词和表示距离的形容词时,如“大清早”“大周末”“大老远”等,在语义上,这些词语不具备“大”的属性,在形式上,“大”不能作谓语,此时用“大”来修饰,其作用只在于凸显“X”的语义特征,此时“大”为区别词。

需要提及的是,“大X(的)”构式中“大/小”存在着不对称的现象。例如:可以说“大清早的”“大周末的”,但是没有“小清早的”“小周末的”。“小”凸显其后成分的语义特征,只有“小+身份名词”的用法,且这样的用例数量非常少。如:

(9)你我都是小青工、小老百姓,谁会分房子给我们?(1995年《作家文摘》)

(10)芳契是个辩护狂,“我不算,我只是小女子,我们当中,也有伟人。”(亦舒《紫薇愿》)

为什么“小”没有发展成凸显时间词语义特征的用法呢?沈家煊[8]指出“无标记项具有认知上的显著性,它们最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在信息处理中最容易被储存和提取”。“大和小”是一组极性反义词,“大”是无标记的,“小”是有标记的,在人的认知中,“大”更突出,因此选择用“大”来突出其后成分的语义特征更符合人们的认知。而“小青工”“小老百姓”“小女子”之所以能用“小”来凸显身份地位低之意,是因为“青工”“老百姓”“女子”这些词所指代的身份本身就带有“小”的属性。而时间词本身无所谓大与小,当人们想要凸显时间词的语义特征时,自然就选择了无标记的“大”。

(三)“的”的功能及隐现

在“大X(的)”构式中,“X”多为“时间名词”和“身份名词”。名词具有指称性,描述性很弱。“大X(的)”构式中的“的”附着在名词之后,其功能为将具有指称性的“X”变得具有描述性,增强构式的描述性特征,突出言者认知中的主观评价,强化构式义。如:

(11)大博士的,还发愁找不到工作?

(12)觉正酣时,家里门铃大作,吓得海萍噌地就坐起来,另一间房的父母也赶紧跑出来看。海萍问:“谁呀?这大半夜的?”(六六《蜗居》)

例(11)中的“博士”为专名,具有指称性,“的”附着在其后使其具有了描述性,整个结构是对“博士”的一种判断,构式承载了言者对博士学历的主观评价。例(12)中的“半夜”是一个时间词,指夜里十二点钟左右的时间,具有指称性。进入构式中,并且“的”附着在其后,整个结构是对当下时间的一种判断,具有描述性,突出言者认知中对“半夜”这个时间段的主观评价。

构式中的“的”有时会隐现,如:

(13)他找到院子里,见她从红薯窖里出来,手上挎个篮子。问她大半夜下红薯窖干啥,她说听见耗子下窖了,她撵下去打。(严歌苓《第九个寡妇》)

(14)停。大半夜的,你们吵什么吵啊!(赖声川《一妇五夫》)

“的”的作用为增加构式整体的描述性,“的”隐去的构式体现的描述性弱于“的”出现的构式,当言者想要强调自己的观点时,多倾向于加上“的”。这种语言表达上的差异在表层句法结构上也有体现。当构式中的“的”隐去时,整个构式多作为一个黏着的句法成分出现,如例(13)中的“大半夜”为句中的状语成分。当构式中的“的”出现时,“的”的进入增加了构式的描述性,使其充当一个小句的能力大大增强。如例(14)中的“大半夜的”是一个独立自由的分句。

总之,“的”作为构式中的非必须项,在功能表达上,当言者想要强调自己的观点时,多倾向于加上“的”,突出对事件的主观评价;在句法上,“的”使构式充当一个小句的能力大大增强。“的”的进入是构式义进一步确定的结果。

二、“大X(的)”构式义分析

(一)“大X(的)”构式义

“大X(的)”是一个评价类构式,表达说话人对某一事件的观点和态度。说话人按照自己的心理认知凸显“X”的某个语义特征,反映到结构形式上,就出现了用“大”和“的”来进行强调,构式整体表达了说话者对客观世界的主观评价。“大”和“的”的作用是以显性的手段来凸显主观评价义。

(15)大星期天的,你一个人在这扫院子干嘛?(老舍《春华秋实》)

(16)星期天,你一个人在这扫院子干嘛?

(17)大市长的,出门还骑自行车?

(18)市长,出门还骑自行车?

通过比较可知,“星期天”如果单独使用,只是一个时间词,本身并不带有言者的主观评价义,而进入构式中变成“大星期天的”,其“放假、休息”的语义特征被言者凸显,表达了言者对星期天工作不认可的主观评价。“市长”是表示人身份的名词,单独使用只具有指称义,而“大市长的”则突出了市长身份地位高的语义特征,言者主观认为身份高的人是不会骑自行车出门的。

因此,在“大X(的)”构式中,“X”的语义特征被“大”和“的”凸显,其整体构式义可以概括为:说话人根据自己的表达需要,用“大”和“的”凸显“X”的语义特征,表达对某一事件应该或不应该出现的主观评价。

(二)“大X(的)”构式后续句

“大X(的)”构式整体表达了言者对客观世界的一种主观评价,那么,根据言者的认知,其后续句的类型,也有“符合预期”和“反预期”两种情况。

“符合预期”指的是后续句表达的信息与言者认知中形成的主观评价相符。如:

(19)每天九点开饭,十点出工。下午四点收工。大冬天的,也没啥营生干。(张贤亮《绿化树》)

例(19)中言者认为冬天人的活动较少,工作机会少,找不到工作,其后续句“也没啥营生干”与言者的预期信息相符。

还有一种情况为后续句表达的是一个普遍的道理,这个道理并不是单个人的主观认知,而是符合社会的一般认知。如:

(20)大夏天的,动动就出汗。(余光武论文示例)

“反预期”指的是后续句表达的信息与言者认知中形成的主观评价不相符,是言者不认可的行为。如:

(21)今年寒假回来,张丽杰发现大冷天的小朝平只穿了两条衬裤,便问她为什么不穿她给织的厚毛裤。(1994年《作家文摘》)

(22)大周末的,大老远的,让人跑去做书托作一场荒唐的“秀”,他开不了这个口。(《新结婚时代》)

例(21)中言者认为冬天应该多穿衣服,而后续句中的“只穿了两条衬裤”与言者的预期不相符。例(22)中言者认为周末是休息时间,让朋友去做一件没有意义的事不符合言者预期,后续句“他开不了这个口”也表明言者不认可这个行为。

三、“大X(的)”构式化路径及动因机制分析

(一)构式化路径

高顺全等[9]认为,“大+时间词”组合出现时间不晚于元明,而“大+时间词+的”的格式直到清代才有用例。“大+时间词+的”格式经历了从“大+时间词”到“[大+时间词]+的”再到“大+时间词+的”的发展过程,能进入该格式的成员在类推使用中不断增多。文献[9]以时间词为着眼点考察了“大+时间词+的”的历时演变,为我们提供了借鉴,但还有一点不可忽视,在“大X(的)”构式形成的过程中,“大”也经历了由实到虚的语法化过程。因此,“大X(的)”构式是否来源于“大+时间词”还需要进一步探讨。

考察发现,具备构式义的“大+身份名词”的用法早于“大+时间词”。“大X(的)”构式很可能来源于“大丈夫”所在的身份地位高之人要做符合自己身份的事这一语境中,这也是“大丈夫”的常用语境。具备构式义的“大丈夫”用法的出现不晚于唐代。

(23)大丈夫安能为人役哉!(唐《通典》)

(24)大丈夫岂可不知转祸为福邪,今写台格如别书,自思之。(宋《臧质传》)

(25)关公大笑曰:“吾为大丈夫,岂怕此事!”(元《三国志平话》)

(26)大丈夫岂有谬言?(元《全元曲》)

此时,“大丈夫”中的“大”为形容词。在语义上,上述例文的后续句均为表达应该或不应该做某事之意,与“大X(的)”构式义相符。

元代,“大+时间词”的用法出现,但是进入构式中的时间词非常有限,在语料中只发现了“大清早”“大六月”的用例。

(27)大清早起,利市也不曾发,这两个老的就来教化酒吃。(元《全元曲》)

(28)一日赴馆,往一铁店门前过,只听得,两个人大六月立在火炉边打铁。(元《型世言》)

(29)马市官又因他是都院亲,极其奉承,每日上坐吃酒,说地谈天。这一夜快活得紧,大六月吃上许多烧刀子,一醉竟醉死在驿里。(元《型世言》)

时间词本身不具备“大”的属性,时间词受到“大”的修饰,中间不能加“的”,“大”也不能作谓语。出现在时间词前面的“大”,已经发生了虚化,是一个区别词,其作用为突出时间词的语义特征。这个时期的“大+时间词”既可以单纯地表示时间,也可以带有主观评价的构式义,但表达主观评价构式义的用例数量不多,可以认为“大X(的)”构式由“大+身份名词”到“大+时间词”的类推演化在此时刚刚开始。

明代“大+身份名词”的用法增多,除了“大丈夫”,还出现了“大儒、大贤”的用例。进入构式中的时间词也开始增多。

(30)时,揆地为四明、归德、山阴,而署部则侍郎李晋江也,诸公皆大儒,不宜疏陋至此。(明《万历野获编》)

(31)初与王端毅同朝,王谓“理学大儒,不宜留心词曲”。(明《万历野获编》)

(32)“孔明当世大贤,岂可召乎?”遂上马再往访孔明。(明《三国演义》)

(33)大白日和那奴才平白关着门做什么来? (明《金瓶梅》)

(34)大正月不穿件好衣服,惹的人家笑话。(明《金瓶梅》)

清代,“大+时间词+的”的用法出现。如:

(35)那渔翁慢慢地摇起船来,撑至江心,却不动了,便发话道:“大清早起的,总要发个利市。”(清《七侠五义》)

(36)少奶奶早起请早安,上去早了,便骂“大清老早的,跑来闹不清楚,我不要受你那许多礼法规矩,也用不着你的假惺惺。”(清《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37)张太太道:“大好日子的,甚么话呀?走罢呀!”(清《儿女英雄传》)

(38)大清早晨的,你就这样满嘴里胡说,提我们大人与夫人的名姓,你还讲打哪?(清《康熙侠义传》)

(39)掌刀的一听,这个气就大了,说:“你这是存心搅我们,大清早起的。”(清《济公全传》)

“大+时间词+的”在形式上已经成为相对独立的小句,其后续句都含有说话人的主观态度或评价。此时的“大+时间词+的”已经具有了强烈的描述性,它表示说话人对这一时间应该或不应该做某事的主观看法。“的”的进入,在形式上使原来在句中做状语的“大+时间词”提升为相对独立的小句,在语义上也使构式义进一步确定。

到了现代,越来越多的词语能够进入到“大X(的)”构式中。

(40)电车里的人也探出了头来,人们都在看:大晴天的,此人怎么把痰盂盖当做雨伞打起来了,还像参加阅兵式似的?(1997年《作家文摘》)

(41)大新年的,要不喝醉一回,还算得了英雄好汉么?(老舍《新年醉话》)

(42)“熊!这大雪天的,哪达儿追去哩,回家睡去吧!”他们悄悄地议论着,也果真朝各自家门的方向散开了。(张贤亮《绿化树》)

(43)大处长的,别和咱平头百姓一般见识呀!(吴长安例句)

综上所述,“大X(的)”构式来源于“大+身份名词”,“大”修饰身份地位高之人,其后续句多为对此身份的人应该做什么或不应该做什么的看法与评价,具有主观性。随后类推到“大+时间词”结构中,后续句为对在该时间应该做什么或不应该做什么的主观评价。在此过程中,构式中的“X”由身份名词到时间词,“大”也经历了由修饰本身就具有“大”的属性的身份名词到修饰不具有“大”的属性的时间词,即由形容词到区别词的语法化过程。

(二)构式化动因分析

隐喻是从一个认知域到另一个认知域的投射[10]。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往往参照熟知的、有形的、具体的概念来认识思维中无形的、抽象的概念。隐喻通过人类的认知和推理将一个概念域系统地、对应地映射到另一个概念域,是人类认知世界的方式。

在人类的认知中,人总是先认识位于空间中的事物。空间概念最容易被人类掌握,因此,隐喻投射的一般规律为由空间域投射到时间域。人类对于“大”的认知始于空间概念的大,即面积、体积超过一般或所比对象。这种空间概念的大投射到社会关系领域,即表现为地位、身份等超过一般所比对象。随着“大”的语义演变,“大”的意义逐渐虚化和抽象化,由空间域投射到时间域,形成强调时间重要性的抽象概念。

早期,“大+身份名词”表示人的身份地位高,在句式表达上,其后面多出现言者的主观态度或评价。言者认为身份地位高之人具有不同于一般对象的特殊性,因此在行为上也要具有规约性,有些行为可以发生,有些行为不能发生。由于“大+身份名词”此种用法的大量使用,“身份地位高之人不能做不符合自身身份的事”的意象图式就在人的头脑中固定下来。对于“大+身份名词”的这种认知,投射到“大+时间词”的认知域,就会形成话语中强调的这个时间是重要的、突出的,在这个特殊的时间也不能做不适宜发生的事情的意象图式。

总之,“隐喻认知观”是“大”的意义由具体到抽象的动因,也是构式义由“大+身份名词”隐喻到“大+时间词”的动因。

(三)构式化机制分析

语境吸收是指某一语言形式在长期使用过程中将其所处语境表达的意义吸收进来,并逐渐规约其中,变为一种常规意义。“大X(的)”构式义的确定,很大程度上是受到语境的影响。由于言者想要表达的交际意图不同,就会形成不同的语境。说话人临时赋予词语一些会话含义,如果言者表达的交际意图能够被听话人顺利地理解和接收,那么它就有可能在反复使用中固定下来,变成一种构式义。在这个过程中,语境吸收是促使构式义凝固的主要机制。

“大X(的)”构式起源于“大+身份名词”,“大+身份名词”经常用在表示身份地位高之人应该或者不应该做某事的语境中。如:

(44)大丈夫行事,宜磊磊落落,如日月皎然。(明《两晋秘史》)

例31～32亦是如此。随后,一些典型的时间词进入构式中,其后语境也多为表示在该时间应该或者不应该做某事之意。如:

(45)湘云道:“大正月里,少信嘴胡说。(清《红楼梦》)

(46)马氏听了啐道:“呸!大清早起的,也不嫌个丧气。(清《七侠五义》)

(47)掌刀的一听,这个气就大了,说:“你这是存心搅我们,大清早起的。”(清《济公全传》)

身份名词和时间词具有指称性,并不具有述谓性特征。由于二者经常出现在上述语境中,使得人们一听到这种结构,就能预测到接下来说话人要发表自己的意见了。随着使用的增多,语境中所具有的那种应该或不应该做某事的主观评价义就被“大X(的)”构式所吸收。最后,构式义凝固,“大X(的)”构式具有了描述性特征,在语义上表现为交际双方处于同一语境中,即使说话者没有说出后面的句子,听者也能理解说话者的意图,在句法形式上表现为构式可以单独成句。如:

(48)(周末老板要求加班)大周末的!

(49)(冬天看到有人穿着短袖)大冬天的!

(50)(半夜听到有人吵架)大半夜的!

四、对构式化过程中语音变化的再思考

在构式化的过程中,各构件之间相互组合,形成形义的组配固定下来,整个构式作为一个整体,其内部各构件之间应该变得更加紧凑。但是在“大X(的)”构式中,我们却发现,在构式形成的过程中,“大”的独立性在增强。

构式中的“大”初期是后接身份名词的,如“大丈夫”,而后发展为“大+时间词”,如“大清早”。当“大”修饰身份名词时,“大”为形容词;当“大”修饰时间词时,“大”为区别词。“大”由表示内在本质属性的“大”到主观认为的“大”,不仅意义上发生了虚化,而且语法地位也在下降。一般认为,在语法化的过程中,随着词义的虚化,词性的降级,语音也会发生弱化,如在发声上声母、韵母、声调等会有不同程度地缩减,甚至脱落,有时还会产生合音等。但是在“大X(的)”构式中,我们发现,“大”并没有发生语音的弱化,而恰恰相反,出现了语音强化现象。

为了对比构式中形容词的“大”与区别词的“大”在韵律上的差别,我们选择了一些典型例句,随机寻找口述人进行录音,然后对录音材料进行分析(见图1,图2)。

图1 “大丈夫,岂有缪言”的音效图

图2 “大清早的,就吵开架了?”的音效图

录音分析数据显示,“大丈夫”中的“大”音高最高值为287.5 Hz,音强最高值为78.3 dB,音长为0.195 s。“大清早”中的“大”音高最高值为323.1 Hz,音强最高值为84.5 dB,音长为0.234 s。数据表明,构式中区别词的“大”音高更高,音强更强,音长更长。

“大X(的)”构式作为一个形义组合的整体,其语音应该更加连贯,各构件之间的语音停顿应该更加短促,但由于其构式义的影响,在意义上需要突出“X”的语义特征,反映在形式上就是用“大”来修饰“X”,因此,构式义需要“大”的凸显性,其在韵律上的表现就是音高更高、音强更强、音长更长。

“大X(的)”构式的此种特点表明,在构式化的过程中,词性的降级并不一定会导致语音的弱化。在构式形成的过程中,构式内部各构件之间的关系可能会更加紧凑,也可能由于语音与意义的互动,内部某个构件因为构式义的需要在语音上更加突出,独立性更强。

五、结论

本文从构式语法理论出发,将“大X(的)”界定为一个构式,从共时和历时两个方面对构式中的各构件以及构式的发展演变进行了详细的探讨,并对“大X(的)”构式的构式化路径及动因机制进行了分析。

在共时平面,“X”在人的心理认知中具有显著突出的语义特征是其进入构式的必要条件。构式中“大”的作用为凸显其后成分的语义特征,当“大”后接指人身份的名词时,“大”为形容词;当“大”后接时间名词和表示距离的形容词时,“大”为区别词。构式中的“的”附着在名词之后,其功能为将具有指称性的“X”变得具有描述性,增强构式的描述性特征,突出言者认知中的主观评价,强化构式义。在历时平面,本文认为“大X(的)”构式来源于“大+身份名词”,此种用法的出现不晚于元代。随着“大”语义的虚化,“大+时间词”的用法出现。到了清代,“大+时间词+的”的用例产生,使构式义进一步固定。“隐喻认知观”是“大”的意义由具体到抽象的动因,也是构式义由“大+身份名词”隐喻到“大+时间词”的动因。语境吸收是促使构式义凝固的主要机制。

最后,本文对构式化过程中构件的语音变化做了一个小的探讨。在构式化的过程中,词性的降级并不一定会导致语音的弱化,且在构式形成形义组配的过程中,构式内部各构件之间的关系可能会更加紧凑,也可能由于语音与意义的互动,内部某个构件因为构式义的需要在语音上更加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