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聪聪 程相红 刘 利 王真真 赵 琪

近5年来,我国人口发展面临转折性变化,自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当年人口出生率达13.57‰,但自2017年以后,生育水平呈现连续下降趋势,2021年我国人口出生率为7.52‰[1]。助产专业是一个高压力的职业,被认为是对身体和心理要求最高的职业之一[2]。助产士是孕产妇围产期主要服务的提供者,是保障孕产妇安全的主力军,助产士的技术水平和操作能力关系着母婴的安危,在减少产妇死亡和患病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3]。为保障母婴安全,医疗机构及公众对助产士的期望也越来越高。在低生育水平时期助产士面临较大的职业压力,包括助产人才匮乏,培训机制不规范,专业性强,要求高等职业相关因素。过高的职业压力可影响其身心健康,出现负面情绪,降低护理服务质量及员工满意度,提高离职率,还可引起心血管疾病、不育、流产和早产等问题[4]。因此,关注助产士的职业压力水平,制定压力管理方案并进行有效干预显得尤为必要。本文调查低生育水平时期助产士职业压力现状及影响因素,现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河南省郑州市9所三级甲等医院139名助产士为调查对象。纳入标准:(1)全日制大专及以上的毕业生,取得护士执业证与母婴保健技术资格证;(2)工作1年以上的助产士。排除标准:(1)进修助产士;(2)正在脱产学习或休假的助产士。本研究经本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核,调查对象均知情同意。

1.2 调查工具

(1) 一般资料调查表 :采用自行设计的一般资料调查表,包括助产士年龄、文化程度、职称、职务、受聘形式、工作年限、婚姻状况、育儿数、月收入、每周平均工作时间、平均每月夜班数、规律性的做运动、经常吸烟、经常饮酒、经历过创伤性事件等。(2)护士工作压力源量表:由李小妹等[5]引进并结合国内实际情况重新设计完成,该量表包含护理专业及工作、时间分配及工作量、工作环境及仪器设备、病人护理、管理及人际关系5个问题,共35个条目。采用1～4级评分法,分值与压力程度呈正相关。(3)社会支持评定量表:采用肖水源[6]编制的社会支持评定量表,该量表包含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和对支持利用度3个维度,共10个条目。总分66分,≤22 分为低水平,23～44 分为中等水平,45～66分为高水平。(4)知觉压力量表:由杨廷忠等[7]引进,用于测量职业压力水平。该量表包含紧张感、失控感2个维度,共14个条目。采用 Likert 5级评分法,总是(4分)、时常(3分)、有时(2分)、偶尔(1分)、从不(0分),知觉压力与分值呈正相关。(5)简易应对方式量表:由解亚宁[8]主编,包含积极应对(12个条目)和消极应对(8个条目)2个维度,采用0～3分评分法,即不采取0 分、偶尔采取1分、有时采取2分、经常采取3分。

1.3 资料收集方法

釆用便利抽样法,在征得各医院产科领导同意的前提下,说明研究目的及问卷填写方法,在自愿参加基础上由研究者当场发放问卷并检查。本研究共发放问卷142份,回收有效问卷139份,有效回收率为97.89%。

1.4 统计学方法

2 结果

2.1 助产士的一般资料

本次参与调查助产士均为女性,年龄21～44岁;文化程度:专科8名,本科128名,硕士3名;职称:护士7名,护师58名,主管护师72名,副主任护师2名;职务:护士130名,护士长9名。

2.2 低生育水平时期助产士职业压力影响因素的单因素分析,表1

表1 低生育水平时期助产士职业压力影响因素的单因素分析(n=139)

结果显示, 不同年龄、育儿数、月收入、每周平均工作时间、平均每月夜班数的助产士工作压力得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2.3 助产士职业压力与社会支持、应对方式和知觉压力的相关性分析,表2～3

表2 助产士职业压力、知觉压力、应对方式及社会支持得分情况

表3 助产士职业压力与社会支持、应对方式及知觉压力的相关性分析(n=139)

助产士职业压力总均分为(2.21±0.42)分,社会支持总分为(40.57±7.67)分,应对方式总分为(2.55±0.52)分,知觉压力总分为(39.13±10.47)分。助产士职业压力与社会支持呈负相关(r=-0.292,P< 0.01),与应对方式呈正相关(r= 0.172,P<0.05),与知觉压力呈正相关(r=0.443,P<0.01)。

2.4 低生育水平时期助产士职业压力影响因素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表4

表4 低生育水平时期助产士职业压力影响因素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以助产士职业压力为因变量,以单因素分析和相关性分析中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为自变量(赋值方式:年龄为≤29岁=1、30～39岁=2、>39岁=3,育儿数为0个=1、1个=2、2个=3,平均每月夜班数为0个=1、1～5个=2、6～10个=3、>=11个=4,每周平均工作时间为<40h=1、40～50h=2、50～60h=3、≥60h=4),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育儿数、月收入、每周平均工作时间、平均每月夜班数、消极应对方式、知觉压力是低生育水平时期助产士职业压力的主要影响因素(P<0.05)。

3 讨论

3.1 低生育水平时期助产士职业压力现状

本研究结果显示,低生育水平时期助产士职业压力得分为(2.21±0.42)分,处于中度水平,与李倩倩等[9]研究结果一致。分析原因:(1)助产士角色模糊且自主性较低。我国助产士虽能独立接产,但仅限于正常产妇的接产工作,对于难产的接产工作由医生主导,助产士协助其进行。且我国一些医院的助产士只负责巡回工作,接产工作由医生负责[10]。(2)社会支持体系薄弱。助产士在临床工作中承担高风险、高强度、高压力的助产工作,但在职称聘任以及薪酬分配方面,助产士相对普通护理人员并无区别。而社会支持在一定程度上可减轻助产士的育儿及赡养父母的压力,减少因高强度工作压力给身心带来负面影响[11]。(3)角色冲突。本研究中养育一个孩子以上的助产士占比为66.19%,在承担育儿压力的同时还要承担赡养父母的重担,其角色冲突、生活压力及经济压力可增加其职业压力。因此,提示管理人员应给予助产士政策支持及组织支持,对助产士充分授权,增强其职业获益感及职业认同感,减轻其职业压力水平。此外,助产士本身应合理分配工作与家庭时间,减少角色冲突,从而提高自我幸福感。

3.2 低生育水平时期助产士职业压力影响因素分析

本研究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育儿数、月收入、每周平均工作时间、平均每月夜班数量、知觉压力及消极应对方式是助产士职业压力的主要影响因素(P<0.05)。

3.2.1育儿数、每周平均工作时间及平均每月夜班数越高,月收入越低助产士职业压力越大 本研究结果显示,助产士育儿数、每周平均工作时间、平均每月夜班数与其职业压力呈正相关。工作与亲子陪伴冲突及经济压力会进一步加剧父母的工作压力和生活焦虑,导致消极后果,如职业倦怠、工作和生活满意度降低、家庭幸福感减少、消极情绪体验、身体不适等[12]。因此,提示护理管理人员为助产士提供支持服务时应考虑适当延长育儿助产士休息时间,在医疗机构内安排育儿支持小组,帮助他们提高对父母能力的感知和整体幸福感。职称评定、薪酬分配方面护理管理者也需对育儿助产士给予倾斜,从而增加其岗位吸引力[13]。本研究中82.01%的助产士平均每周工作时间大于40h,61.15%的助产士每月至少有6个以上的夜班,长时间的高强度疲劳工作,会叠加助产士的压力且不利于助产士的身体健康。因此,提示管理人员应弹性排班,针对性采取有效措施减轻人体疲惫感,进而减轻助产士职业压力。

3.2.2应对方式中消极应对越高的助产士职业压力越大 本研究结果显示,消极应对方式能正向预测助产士职业压力水平,与冯凯娜[14]研究结果一致。分析原因:本研究中39岁以下青年占比84.89%,当代青年处于网络亚文化环境中,容易受“摆烂”“躺平”“糊弄学”等“丧文化”的影响[15]。由于助产士服务对象的特殊性,可通过产妇的日常回馈及迎接新生命的喜悦增加其职业获益感[16]。但长时间的网络亚文化影响可增加其消极情绪与职业倦怠感。而正念练习、情商投资及高度的连贯感可以帮助助产士形成正向价值观,积极应对生活中的困难与挑战[17]。因此,提示助产士应注重自我投资与干预,从而积极应对职业压力,提高抗逆水平。

3.2.3知觉压力水平越高的助产士职业压力越大 本研究中助产士知觉压力水平得分为(39.13±10.47)分,与助产士职业压力水平呈正相关(r=0.443,P<0.01),高于Aghamohammadi等[18]研究结果。分析原因:我国自2017年以后,生育水平呈现连续下降趋势,而此次调查又处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期间,助产士对其职业前景存在一定程度的担忧。且随着医疗保健知识的快速发展及公众健康意识的增加,公众及医疗机构对助产士的服务质量及助产技术等方面也有更高的要求。因此,提高助产士的知觉压力水平也随之增高。提示临床管理者需与助产士及时沟通,改善工作环境,提供压力管理课程及专业发展的机会,增强助产士的韧性,从而降低其职业压力水平[19]。

4 结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低生育水平时期助产士职业压力处于中度水平。主要影响因素包括助产士育儿数、月收入、每周平均工作时间、平均每月夜班数、消极应对方式、知觉压力水平。护理管理者可通过制定压力管理策略,降低助产士职业压力水平,提高助产士生活及工作质量。但本研究仅对郑州市9所三级甲等医院的助产士进行横断面调查,未来可进行多中心、大样本的调查,为助产士构建压力干预方案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