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 菁

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他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习近平总书记阐述了连续性、统一性、创新性、包容性、和平性是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代表,剪纸和汉字就鲜明地呈现了中华文明的这些特征。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剪纸和汉字也是向海外传播中华文化的重要媒介和载体。

尽管剪纸和汉字分属不同的文化领域,但两者展现出鲜明的“异域相合”现象。剪纸属于艺术领域,民间剪纸最有代表性,2009年中国剪纸项目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传承型剪纸“保留了古老的民间美术审美意识、造型观念和剪纸技法,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宝贵遗产”[1]3。宗懔《荆楚岁时记》记载：“正月七日为人日。以七种菜为羹,剪彩为人,或镂金箔为人,以贴屏风,亦置头之鬓,又造华胜以相遗……立春日,悉剪彩为燕以戴之,贴宜春二字。”[2]宗懔为梁时楚人,其所述剪纸风俗,与1959年新疆出土的南北朝时期的剪纸实物在时间上正相吻合。这些南北朝剪纸均为团花形式,构思成熟、技艺精美,剪纸的实际萌生时间显然更早,一般认为在两千年前左右。“剪纸自诞生以来,其流传面之广、数量之大、样式之多,胜于任何一种艺术形式。在中国各种民俗活动和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她无时不在,无处不有。”[3]剪纸的早期海外传播记录较少,剪纸之乡河北蔚县是比较早的,“自清朝末年开始,蔚县窗花销售至大江南北,其中大部分被远销到了东南亚,受到了东南亚人民的追捧”[4]。除了作为商品销售外,剪纸还通过外交赠礼的形式传播到海外。

汉字属于语言文字领域,现存最早的成体系的汉字为距今三千六百多年的甲骨文,甲骨文已呈现较为成熟的体制,汉字的萌芽期也要往前追溯,大约是在距今四千多年的夏朝,在国家出现之后。汉字自产生以来,就不断地传承与传播,遍及中国,也影响到了周边国家,逐渐在东亚形成了汉字文化圈,“过去很长时间,中国是东亚唯一的文化光源”[5]。从汉字萌芽到甲骨文再到发展成熟的现代楷书,文字体系经过四千多年的发展,随中华文明一脉相承至今,是典型的自源文字,作为表意文字的突出代表,与表音汉字构成了世界文字的两大体系。

剪纸与汉字在传承与传播过程中都曾面临危机。剪纸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当作“四旧”批判废除,沉寂中断;汉字也受过“汉字落后论”的批评,又遇到中文信息处理汉字编码的问题,但最终,它们都走出困境适应了新的时代。

人们常说汉字是文化的载体,其实,汉字本身就是文化,历史存在过的、当下现实生活中的汉字千姿百态,一笔一画都凝聚着汉字文化。人们常说剪纸是文化,其实,剪纸也可以是载体,以剪纸为载体、为媒介,可以传递出多姿多彩的丰富内容。即是说,无论剪纸还是汉字,都具有文化载体与文化内容的双重属性,它们既可以是容器,也可以是容器里的内容。

剪纸与汉字的异域相合现象,值得我们进一步细细探究,也有助于我们获得对中华文明特性更深切的体悟,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一、剪纸与汉字的“异域相合”特性

在学术界,已经有学者关注到了剪纸与汉字的密切关系,他们有的从汉字艺术设计的角度出发论述,如张同标、梁燕在专著中论述了中国传统汉字的装饰性,将文字装饰的基本手法分为以字为本、添枝加叶和字画映衬三类,所论述的装饰性文字载体就包括了剪纸[6]。有的从剪纸艺术设计的角度出发阐释,如李曙指出：“首先,汉字的对称性使得它得以在民间剪纸中广泛使用。其次,汉字在漫长的发展和演变中,产生了多种字体,为剪纸艺术(与)汉字的有机结合提供了深厚的基础。”[7]张微也将剪纸图样中带有装饰性的汉字形式总结为5类：字中带字、画中带字、字中带画、字中带义,以及“画就是字,字就是画”[8]。这些研究及分类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剪纸与汉字相合共生的状况,但是没有从相合现象的内部机制,即它们所使用的符号层面展开分析。此外,我们尝试站在设计之外更广阔的角度,去观察、比较剪纸和汉字,去发现它们除了内容上的连带互动、使用符号的诸多相似外,还有构图、创作、运用上的接近,以及传承传播方面的相合。

(一)剪纸与汉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首先,剪纸以汉字为突出内容。我们在剪纸图样中经常可以看到汉字作为剪纸的一项内容地位十分突出,汉字甚至有时居于剪纸图样内部,直接成为图样本身。图1小老虎头上有“王”字,图2佛手、桃、石榴等果子里有“劳”“动”“光”“荣”4个汉字,它们都是字在剪纸图样内。图3由人、花草、动物等拼出了“福如东海长流水”字样,图4内部有花草装饰,外廓是一个“寿”字,它们都是汉字直接成为剪纸图样。

图1 小老虎[9]124

图2 劳动光荣[10]

图3 福如东海长流水[1]176

图4 寿[11]

其次,剪纸使用汉字为基本纹样。汉字的最小单位是笔画,剪纸的最小单位是纹样。剪纸的基本纹样有太阳纹、月牙纹、锯齿纹、柳叶纹等,也包括一类特殊的汉字纹样——回纹、十字纹、万字纹、寿纹。回纹、十字纹因与汉字形近而以汉字为名,万字纹主要来自佛教,寓意“吉祥万德之所集”[12],后来含义逐渐拓展,而且从其形卍取半,与“万”字非常接近,所以也可认为是形音皆合的名称。寿纹源自“寿”的篆书,分为长寿纹和圆寿纹,各自又有一些变化形体。图5扣碗中间是长寿纹,寿纹上有回纹。图6捉鸟人裤子上有万字纹与十字纹。图7扣碗的碗中心是圆寿纹。

图5 扣碗(长寿纹和回纹)[1]249

图6 捉鸟人(万字纹和十字纹)[1]192

图7 扣碗(圆寿纹)[1]249

再次,剪纸的流行也推动创造了民俗汉字。剪纸对汉字产生了积极影响,比如“双喜”,民间传说王安石高中与成婚双喜临门,从而有了新婚贴红双喜的习俗。双喜以剪纸形式最为常见,其形为两“喜”相连,寓意新人成双、喜上加喜,随着这种习俗和双喜剪纸的流行,人们认可“囍”为一个专用汉字,这个从民俗进入文字的民俗字,为《汉语大字典》收录。此外还有“招财进宝”“日进斗金”组合形成的“合文”也常见于剪纸,它们虽然未被收入字典,但因其结构外形也近似一字,在民间广为流传,所以也可算作特殊的民俗字。

(二)剪纸与汉字在使用符号上的异域相合

如同汉字使用汉字的意符和音符,从剪纸图样中,我们也可找到剪纸的意符和音符。本文依据使用符号层面的异域相合将其分为五类。

第一,剪纸的谐音音符与汉字音符相合。剪纸图样中有很多谐音音符。比如柿子和如意组成“事事如意”,柿子作为谐音音符表示“事”。图8蝙蝠和铜钱组成“福在眼前”,加寿字为“福寿双全”,蝙蝠和钱都是谐音音符,分别代表“福”和“全”。猴子骑在马上组成“马上封侯”,猴谐音“侯”,从而有了“晋升”“当官”的含义。图9喜鹊立于梅枝是“喜上眉梢”,梅谐音“眉”,也谐音“媒”表示婚姻。图10小猫扑蝴蝶由“猫”和“蝶”谐音“耄耋”,代表长寿。看似普通的白菜其实也有吉祥含义,因为白菜谐音“百财”。

图8 福在眼前、福寿双全

图9 喜鹊登梅[13]39

图10 小猫戏蝶[13]37

第二,剪纸的表意意符与汉字意符相合。剪纸图样中也有不少表意的意符。比如牡丹表示富贵,鸳鸯代表婚姻和美。乌龟、仙鹤、松树、柏树、桃子、寿星等都可以表示长寿。童子、石榴、葡萄、鱼、老鼠、青蛙等都表示多子。花盆、碗等代表聚宝、生生不息。与谐音音符不同,剪纸的表意意符是通过事物固有的特点或它在传统文化中的固定含义来实现表意的。比如乌龟的寿命很长,松树和柏树四季常青,鱼、老鼠、蛙类都是多子的动物,这些都通过它们的固有特点来表意。还有在文化中传承下来的固定含义,比如牡丹象征着富贵如意,寿星和桃子都是长寿的象征,和合童子则寓意双方和合、婚姻美满。

第三,剪纸与汉字的符号都可一符多用。汉字的意符可以表示不同的含义,如“月”在“明”“期”等字中表示跟月亮、日期有关的意义,在“脑”“胖”“肾”等字中表示跟身体有关的意义。汉字音符也可以表示不同的读音,如“是”在“题”“提”“堤”中代表“ti”“di”的读音,在“匙”中代表“shi”的读音。同一字符在不同构字中有时表意,有时表音,如“礻”常作意符表示祭祀、祝祷的含义,组成“祝”“福”“祖”“祷”等字,但在“视”中却是音符。“木”常作意符表示跟树木有关的含义,如“桃”“李”“桌”“椅”等字,但在“沐”中却是音符。“马”在“骑”“驾”等字中是意符,在“吗”“妈”等字中却是音符。

剪纸的符号也可一符多用。鱼在“年年有余”“富贵有余”中谐音“余”,在童子抱鱼中是意符,代表“多子”,在“鱼跃龙门”中也表意,但代表的是平凡的出身,如图11。梅花在“喜上眉梢”中谐音“眉”,在“岁寒三友”中代表不惧严寒的高洁品性。蛇在“蛇盘兔”中主要代表生肖之蛇,如图12,而在“五毒”中代表被驱除的五毒之蛇。复合的剪纸图样也存在多种解读,图13中鱼和莲花复合谐音“年年有余”,也可解作“鱼戏莲”,隐喻阴阳相合。

图11 鱼跃龙门[14]

图12 蛇盘兔[15]

图13 年年有余、鱼戏莲[16]74

第四,剪纸与汉字的符号都可多符通用。比如汉字字符“扌”“又”“手”“廾”等常作为意符,都可表示与手有关,“足”“止”作意符都可表示与腿脚有关,“日”“月”作意符都可表示与时间有关,“户”“门”作意符都可以表示与门、房屋建筑有关。剪纸符号乌龟、仙鹤、蝴蝶、松树、柏树、桃子、寿星都可以表示长寿,童子、石榴、葡萄、鱼、老鼠、青蛙都可以表示多子。

第五,剪纸与汉字的意符都可叠加表意。汉字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有些字会出现多余的意符。如图14,“云”的甲骨文是象形字,两横线代表云层,曲线代表云卷曲的特点,表意已经充分,后来增加了“雨”繁化为“雲”,与“雷”“雪”“雾”“霞”形成雨字头的气象字族;“渊”的甲骨文像一个水波流动的水潭,后来又增加了意符“氵”;“望”的甲骨文像一个人站在土堆上用大眼睛看向远处,表意远望,后来增加了意符“月”。

图14 甲骨文“云”“渊”“望”

剪纸图样也有许多意符叠加的例子。如“鼠吃葡萄”的图样,老鼠和葡萄都有“多子”的含义,二者累加突出“多子”。“童子抱鱼”也是同样累加突出“多子”,图15“松鹤延年”是松树和仙鹤累加突出“长寿”,图16“鸳鸯连偶”通过鸳鸯和莲藕(谐音)累加突出“婚恋”。

图16 鸳鸯连(莲)偶(藕)[9]110

(三)剪纸与汉字在构图、创作、运用上的异域相合

第一,剪纸与汉字都以平视构图为主,但也都有透视构图、变异构图。现代汉字是二维方块字,在方块特征尚未形成的造字初期,汉字已经具有多种视角的平视构图,如正视、侧视、俯视,甚至包括需要想象来达成的透视。比如,在甲骨文中,“大”是正面的人形,通过象形手脚伸开的正面人形,来表示“大”的含义。“人”是侧面的人形,示意人。“车”是俯视的古代车形,简体中车轮仅用横线表示,极贴合俯视。“宀”组成的几个会意字,“安”是屋内一个女子,会意女子居家安静、平安,“字”是屋内一个小孩,会意生育孩子,“家”是屋内一头猪,会意家,因为家里可养猪,牛羊则要养在房子外边。现实中我们不可能穿过墙壁看到屋内,而这些字的透视构图,则让屋内的人或动物都清楚地呈现出来。“身”“孕”“包”的古文字形都是人怀孕的象形,也都是透视构图,母亲肚子里的胎儿清晰可识,详见图17。

图17 甲骨文“安”“家”、金文“身”、甲骨文“孕”和小篆“包”

剪纸图样中也有视角丰富的平视构图。正视、侧视甚至能够同现。图18中“母虎”虎脸正视、侧视融合又叠加了腹部的透视构图。图19“劈山救母”中,透过山可以看到山里的沉香母亲。

图18 母虎[9]28

图19 劈山救母[9]27

有一些汉字的构图超越现实,呈现出夸张变异的特性。如“奔”字,金文像一个挥动手臂奔跑的人,人下有三只脚(止),如图20,我们仿佛可以看到极速奔跑中那幻化出的第三只脚。又如“尾”字,甲骨文明明是人形,却在臀部画出了一条毛茸茸的大尾巴,如图20。为什么不用动物而用人去表现尾巴,很可能是要通过怪异让我们聚焦于尾巴,这个字的字义因此得到突显。

图20 金文“奔”与甲骨文“尾”

剪纸也有变异构图。如各种动物与人混合成的“怪物”,多为将人头与动物身或动物尾相连,形成独特的鱼人、蛙人、蛇人、狮人等图样。有时也会把动物身体的一部分变异为其他动物或花草。如鹿角变形为小草或大树,虎尾变形为花朵等,见图21～图23。

图21 鱼变娃[1]25

图22 狮娃娃[1]57

图23 花尾虎[16]224

第二,剪纸与汉字的动态创作都有固定工具与习惯顺序。剪纸与汉字都以纸为主要载体,剪纸采用剪刀、刻刀为工具,汉字甲骨文也用刻刀刻划线条于龟甲和兽骨上,甲骨文书写具有的刀笔味和手工粗糙感,在许多剪纸作品中也能见到,而汉字的印刷字体、剪纸的机械制作则少了这种质朴风味。

剪纸有惯用的剪制顺序。一幅完整的单色剪纸作品,无样稿时先外后内、先阳后阴、先大后小,先简后繁、先易后难,有样稿时顺序则完全相反,运剪方向一般是从下往上、从右向左[9]7。汉字也有固定的书写顺序,笔画的方向、笔画的先后次序,都已经通过笔顺规范被确定,习字则需学笔顺规则,从上到下、从左到右、从外到内、先中间后两边等。前两条规则恰好与剪纸的顺序相反。

第三,剪纸与汉字的展示与运用都体现了审美与实用双重性。剪纸与汉字成品的展示方式是高度一致的,最常见的就是将它们张贴起来。剪纸因贴的地方不同而多样,贴在窗上叫窗花,贴在灶台上叫灶台花,贴在门楣上叫门笺,贴在天花板上叫顶棚花。书写的福字和剪纸的福字常贴在大门上,作用也是相似的。书写的字贴在门两边,就是对联。它们给人带来美的享受,具有审美性,也有明确的实用性。在节日或红白喜事时表达我们的祝福愿景。作为礼品运用时,剪纸贴在准备好的礼物上,多随礼物外形而确定剪纸图样的外形,从而有了各种名目的礼品剪纸——筷子花、碗花、枕头花、饼花、水壶花、镜花等;汉字书写中也有题字赠人的做法,常在礼品中写上对对方的祝愿如“金榜题名”“前程似锦”后送出。

(四)剪纸与汉字在传承传播上的异域相合

“异域”除了指剪纸和汉字所属的领域不同外,也可指它们在传承传播中各自形成的地域差异。中国疆土辽阔,南北差异显著;民族众多,民族差异显著。同样是剪纸,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剪纸一定会有差异,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所以这些差异不但没有形成矛盾,反而互相补充、彼此融合,创新了中国剪纸的风貌,使得中国剪纸在多彩斑斓、风格各异中蕴含和谐的共性。双喜、万字纹、寿字纹、牡丹、龙凤等典型的纹样、文化符号,早就广泛见于中国各地、各族剪纸之中。中国是多语言、多方言国家,但汉语、汉字始终为中国语言文字的主体,地位不可撼动,现代汉语普通话与规范汉字的推广,让越来越多边疆地区人民都能听说普通话、读写汉字。我国大陆与台湾地区、香港地区所使用的汉字存在字形、字音、字义的差异,但进行文字交流、互相识读也没有太大困难,可见同远远超过了异,这也是汉字的异域相合特性的体现。

二、同根同源：剪纸与汉字异域相合的成因

剪纸与汉字异域相合的成因首先在于它们的“同根同源”性,两种艺术在发展过程中有机融汇。“书画同源”,“言为心声,字为心画”,汉字与以绘画为代表的造型艺术自发源起就密不可分。赵炎秋指出：“文字与图像是人类认识与表达世界的两种主要手段,它们既有异质的一面,也有互渗的一面。”[17]汉字不是一个人或少数人的创造,鲁迅先生说“文字在人民间萌芽”,“在社会里,仓颉也不止一个,有的在刀柄上刻一点图,有的在门户上画一些画,心心相印,口口相传,文字就多起来,史官一采集,便可以敷衍记事了”[18]。剪纸和汉字一样,也发源于民间。在考古发现的出土文物中找到的文物纹样与剪纸的基本纹样具有源流关系,这些纹样也与早期汉字存在高度的相似性(图24)。例如新石器时代马家窑文化彩陶上的回纹,与甲骨文、西周金文的“回”字、剪纸的回纹都极为相似。商代鱼纹与甲骨文、商晚期金文“鱼”,以及剪纸鱼纹也相似——分歧的鱼尾、罗列的鱼鳞和对称的鱼鳍都是相同的。吴山指出,“这种文字和图画的同一作风,在商周一千多年中是表现很突出的,这绝不是一种巧合,而是一种文字和图画都处于初创阶段,两者互相影响、互相模仿(甚至有的分不清是画是字)、共同发展的必然结果”[19]。

在发源之初就有着相同的母题土壤,在发展中又枝叶交缠、血脉相融,所以,在中华文明大地上生长起来的汉字与剪纸艺术,必然拥有同样的文化基因,互相渗透,共生同进,长成一片锦绣繁茂。

其次,剪纸与汉字异域相合的成因也与民族大融合过程中形成的民族思维的共性有关。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到“中华民族共同体”,指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是我国各族人民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政治上团结统一,文化上兼容并蓄,经济上相互依存,情感上相互亲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民族共同体,是建立在共同历史条件、共同价值追求、共同物质基础、共同身份认同、共有精神家园基础上的命运共同体”。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所长邢广程在2023年6月2日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各民族对中华文化的形成和发展都作出了贡献。在我国边疆民族地区建设中应正确把握中华文化和各民族文化的关系,中华文化是主干,各民族文化是枝叶,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不断加深文化认同,不断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正是中华各民族历经数千年的持续交往交流,形成了中华民族的思维共性与集体认知,作为文化主干的中华文化与作为枝叶的其他各民族文化相依相和,彼此成就,谱写着和谐共鸣、生生不息的乐章。剪纸、汉字同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不仅彼此交汇,而且在不同的民族和地域中呈现了突出的共性。

图25是罗源畲族的剪纸“祖母”,图中的奶奶和小孙子都穿着畲族服饰,背景的牡丹、蝴蝶、佛手、桃子、石榴等则是汉族剪纸常见的纹样,包含了多子多福、富贵吉祥等意义。“福建罗源是著名的畲乡,由于畲汉民族混居在一起,畲族剪纸融入了大量汉族剪纸文化精华”[20]。图26是山江苗族的剪纸“福到衣袖花”,其绣花底样的形式和苗族人物的民族服饰都显露出浓浓的民族风情,但中间又有倒立的“福”字,反映出苗族剪纸对中华民族剪纸艺术的创新发展。

图25 畲族剪纸“祖母”

图26 苗族剪纸“福到衣袖花”

三、“异域相合”视野下“剪纸-汉字”传统文化的传播创新

由于剪纸艺术与汉字具有“异域相合”的特性,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双创”实践过程中,我们可以把两者有机地整合在一起,进行传播创新。在这方面,国内已有不少人进行过探索,涌现出了许多传播创新的案例。如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与湖南雨花非遗馆的合作项目“洪氏剪纸”,传承人洪源受到书法中“一笔书”的启发,将书法与剪纸融合转化,创新出湖湘剪纸“一刀剪”,剪的内容也是书法主题,包括单字、字幅或是字画合一的创意字,剪制过程极快,还能根据观众需求定制内容,具有很好的表演性和互动性[21]。福建漳浦剪纸的非遗传承人张峥嵘把漳浦剪纸与漳浦芗剧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边唱边剪的剪纸表演形式,一曲唱完的同时一幅剪纸作品完成,在国内外的文化交流活动中都受到了好评[22]。2022年6月,福建师范大学海外教育学院面向海外受众,将剪纸与汉字联动起来,进行传播案例的设计与实施,提出“剪纸-汉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海外传播的新模式。从这些“剪纸-文字”异域相合的传播案例中,我们可以总结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传播的创新之道。

(一)深入浅出,守正创新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大多历史悠久,它们丰厚的文化积淀如同大树扎根地下,既深且广,并因其深广而枝繁叶茂。想了解其发端萌生的源头,必先要做到充分“深入”,要有埋头挖土的探究精神、持之以恒的动力与耐力。这就是“守正创新”先要做到的“守正”,传承者、传播者自己不能误解文化,不能对文化有刻板印象,在进行传承与传播的设计时,也要注意讲解文化的多样性,比如剪纸不仅可以用剪刀剪,也可以用刻刀刻,还可以用手撕。剪纸用的纸也不只是红纸,各种颜色的纸都可以用,还可以做彩色剪纸。剪纸纹样有着相对固定的意义,但也可能是多种用意,亦可有剪纸者自己赋予的新意。

因为是“异域相合”,传播者还需要对两个领域都非常熟悉,比如“剪纸-汉字”要求对剪纸和汉字两个领域都非常熟悉,“剪纸-书法”要求同时掌握一定的剪纸和书法技能,“剪纸-戏剧”则要求既能剪纸也能唱戏。

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创新既要深入文化内部,也要落实到“浅出”上来。在对内传承与对外传播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提炼,提炼出纯粹的、根本的内容,再转化为受众容易解读的、能够内化的内容。传播的过程不是单向灌输,而是双向互动,传播者眼中必须看得到受众,才能实现真正有效互益的传播。

(二)从器到道,从术到艺

文化传播中一直有“器”与“道”、“术”与“艺”的问题。“器”是“道”的空间外化形态,“道”是“器”的深层思想内容,“术”是外显易感知的技术方法,“艺”是内隐难察觉的精神追求。在进行文化传播时,不能将“器”与“道”割裂开来,不能只见“术”不见“艺”。传播剪纸与汉字文化,就应当深入挖掘它们“道”与“艺”的内涵,去继承、发扬并传播。

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教授莫砺锋在2023年6月2日的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发言：“观念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中华传统文化主要包括器物文化、制度文化与观念文化三大类。其中,观念文化是整个文化体系中最核心的深层结构,是我们的祖先思考万事万物所形成的精神产品。”这个观念文化也就是“道”与“共”的层面。我们在传承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必须从器至道,从术到艺将观念文化的“道”和“艺”作为传播的核心,由内在的文化内涵来打动人,感染人,让受众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人与践行者,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觉的传承人与传播者。国家级剪纸非遗传承人刘晓迪说：“剪纸的教育性传承,不只是技艺的传承,更是一种精神的传承、文化的传承,是我们与祖先、与大自然、与世界各族人民沟通的桥梁。”[23]

剪纸不只是技艺与知识文化,而是一种观念文化——剪纸是载体,是媒介,是表达的方式,我们可以用它去承载、表达任何主题。“从艺术传播的过程来看,一切艺术门类本身都可以看成是一种‘媒介’”[24],当受众掌握了剪纸的基本机制(使用的符号、剪纸基本技艺和知识等),就可以剪纸为媒介,用剪纸去介绍国家,展示自我,讲述故事,弘扬精神……这是“异域相合”可以传播的又一种观念文化。

(三)由内而外,由此及彼

“异域相合”视野下“剪纸-汉字”的传播创新也意味着打破传播的边界,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内传承与海外传播结合在一起,剪纸艺术就具有走出国门的潜力。如福建师范大学海外教育学院致力于面向海外受众传播中华文化,在剪纸的海外传播中,教师鼓励外国学生用剪纸的形式表现他们自己国家、民族的风物,或者是用学到的中国剪纸纹样自由创作剪纸作品。这种任务设计,是让学生在用中学、学以致用,充分将学生的创作激情带动起来,通过将“剪纸-汉字”传统艺术与异域元素相互结合,使得中国文化走出去,达成传播效果的“双赢”。

由此及彼,则指要在剪纸与汉字这两个领域之间来往反复、频繁互动。“剪纸-汉字”异域相合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传播,既有可能性,也有可行性。文化是多元吸收与多元反馈的,当两种异域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复合传播时,极有可能产生合力效应,使得传播效果倍增。从传播设计的理念到设计的实施,都要以异域相合进行贯连,而不是讲练分离、理念和实施脱节。

由此及彼,也可以拓展到其他文化组合。如“古琴-茶艺”,茶的袅袅香气与古琴琴音相合;如“书法-武术”,书法指实掌虚的持笔动作、运笔上的行云流水,都与太极拳的刚柔并济相合。在呈现形式上也可以多元化,可以是影像的、图片的、文字的、AR的、室外装置的、展览的等等,当熟悉的主题以陌生的形式呈现,产生的陌生效应会强化文化的传播效果。

结语

剪纸与汉字历经千年,在华夏大地上同源共生、和合并进,“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多角度多层次上彼此契合,是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统一性的一个佐证。剪纸与汉字各自的发展也体现着突出的“连续性”“包容性”和“创新性”,两种文化在历史发展中有过反复,但从未真正中断;两种文化在不同的地区、民族间的差异是显著的,但通过碰撞迎来相融与创新。“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中华文明承前启后、兼容并蓄,因而波澜壮阔、景象万千。中华文明和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异域相合”绝不是偶然的个例,而是中华文化的常态。从异域相合视角审视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将开启文化传承和传播实践的新范式。

异域相合视野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需要深入挖掘这些“异域”传统文化的根脉,突破浅层理解,做到“守正创新”;需要从术到道的传承与传播,开创“由内而外,由此及彼”的传播路径,在异域相合中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互相辉映,提升传播效果。

从文化传承的角度看,异域相合视野下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可以更好地赓续文脉,传承文化基因;从对外传播上来看,异域相合更容易激发文化共鸣,展现文化“融合”的魅力。正如清华大学副校长、教授彭刚在2023年6月2日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发言时提到的“文明之间既相通相近,又彼此差异而多元。因其相通相近,才有了理解沟通的可能;因其差异和多元,才有了互鉴交流的必要”。求同存异、促进理解、交流互鉴,是我们跨文化讲述中国故事、讲好中国故事的根本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