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 言 ，张雪冰 ，韩 晨 ，王林琳

（1.西北工业大学 管理学院，陕西 西安 710072；2.西安交通大学 管理学院，陕西 西安 710049）

一、问题的提出

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和创新驱动发展国家战略的引领下，军工企业基于开放式创新的发展模式开展军转民活动[1]134-143，发挥国防科技工业对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溢出效应。然而，中国军民融合度仅为30%左右，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还需向深度融合迈进[2]90-97。作为军民融合的重要参与主体，军工企业如何有效推动军转民活动是亟须解决的现实问题。现有研究大多从欧美军工企业角度出发，采用军工专利数据，研究证明军工企业的技术经验[3]595-613、企业规模和技术能力[4]454-474等有利于军工技术向民用领域转移。然而，基于经验数据支撑，从中国军工企业视角研究军转民影响因素及其影响机制的文献还较为缺乏[5]，这就导致无法从本质上揭示中国军工企业的特征对开展军转民活动的影响，这也将是笔者力图完善和推进的方向。

中国军工企业规模较大，尤其在和平时期，那些超出维持日常运营所需的资源，如闲置的设备和仪器、过剩的产能、富余的人力等，成为企业的超额成本。这种已嵌入组织运行系统、未被充分利用、较难被重新配置，但可以通过组织再设计恢复使用的冗余资源，被称为已吸收冗余[6]562-585或可恢复冗余[7]1-18。近年来，有学者主张盘活军工企业存量资源，发挥中国军工企业在人才、技术和设备等方面的资源优势，加强向民用领域转移[2]90-97[8]97-109，然而却鲜有研究探索军工企业冗余资源对军转民活动的影响。笔者认为，合理利用已吸收冗余有利于释放军工企业生产力，可以为军工企业开展军转民活动提供一条资源供给途径。然而，已吸收冗余嵌入组织运行系统，再利用难度较大[7]1-18。有研究表明，从开放式创新的组织形式角度，军工企业可以通过并购民品企业来开展内向型军转民活动或通过成立民品衍生企业来开展外向型军转民活动[1]134-143。笔者认为，这种基于组织再设计的军转民活动为已吸收冗余的再利用提供了可能。笔者构建军工企业已吸收冗余与不同模式军转民活动之间的关系，以期从中国军工企业视角揭示已吸收冗余对军工企业军转民活动的影响。

已吸收冗余对企业的影响取决于这些资源如何配置和利用。现有研究剖析了影响已吸收冗余的配置和利用水平的因素，如外部环境威胁[9]147-164、国家制度环境[10]1305-1326、企业政府关系[11]46-53、企业战略变革[12]181-204等。作为企业资源配置的实际决策者，高层管理人员在有效利用冗余资源、使其服务于企业经营方面具有重要作用[13][14]78-86，但从企业资源配置决策者角度考察已吸收冗余配置的研究仍然较为缺乏，更鲜有文献关注决策者所嵌入的外部社会情境对资源配置的可能影响。企业因其高管团队成员在其他企业任职而与外部企业形成的联结关系，即高管联结[15]144-156，就是一种重要的外部社会情境，会影响高层管理者的认知框架[16]704-721，进而影响企业对已吸收冗余的配置行为。然而，基于代理理论[17]57-74，由于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以及信息不对称性，高管层虽然拥有外部联结带来的优势，但是出于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动机往往可能做出偏离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冗余资源配置行为。因此，有必要引入军工企业高管联结作为重要的情境变量来探讨已吸收冗余与不同模式军转民活动之间的关系，旨在从资源配置决策者角度厘清军工企业已吸收冗余影响军转民活动的边界条件。

中国十大军工央企集团凝聚了航空、航天、兵器、船舶、核工业、军工电子六大领域的国防科技工业主导力量。随着军工资产证券化的逐渐深入，这些军工集团下属的上市公司成为实现军转民的排头兵。基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相关数据较易获取，笔者以军工集团上市公司为样本具有开展实证研究的可行性。因此，笔者拟构建包含军工企业已吸收冗余影响不同模式军转民活动的直接效应以及高管联结调节效应的理论模型，利用中国十大军工央企集团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进行实证检验，以期解答军工企业能否利用已吸收冗余推动军转民活动以及如何受高管联结影响的理论问题，为引导军工企业优化配置已吸收冗余开展军转民活动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已吸收冗余

已吸收冗余是指在一定时期内组织拥有超过日常运营所需且服务于特定业务活动的富余资源，如闲置的设备和仪器、过剩的产能、富余的人力资源等[6]562-685。这类资源很难重新配置作为他用，再利用成本也较高，但可以通过组织再设计恢复使用[7]1-18。一方面，基于资源宽裕性特点，已吸收冗余为企业应对内外部环境突变或恶化提供了缓冲[18]1-12，有利于缓解企业内部不同项目对资源的争夺进而形成范围经济[19]420-428，使企业有较多的人力、物力和精力为创新提供思考、学习和尝试的空间[20]1170-1184；另一方面，随着企业内部资源的不断积累，资源运作形式、规则和程序所形成的惯例虽有利于组织稳定、高效发展[21]，但同时由于路径依赖和自我强化效应容易引发组织惯性，阻碍了组织变革和探索新知[9]147-164[22]741-763[23]198-210。惯例的形成受组织特有结构和制度的影响，具有情境依赖性[24]643-678，很难从一个企业转移到另一个企业[25]847-871。可以说，嵌入在企业情境中的已吸收冗余资源运作惯例所形成的组织惯性，会成为企业探索资源运作新模式的阻碍。现有研究大多只关注已吸收冗余某一方面的影响，较少在同一研究下整合已吸收冗余两个方面的作用。笔者将细挖军工企业已吸收冗余在影响内向型和外向型军转民活动中可能存在的两个方面的作用，以明晰军工企业已吸收冗余对不同模式军转民活动的差异化影响机制。

（二）已吸收冗余与不同模式的军转民活动

新形势下，国防科技工业发展已融入国家大工业体系，以灵活多样的组织形式开展军转民活动。基于开放式创新理论[26]，内向型军转民活动和外向型军转民活动是军工企业较为常见的两类军转民活动[1]134-143。前者表现为军工企业将市场上有发展潜力的民品企业整体纳入自己旗下，在军工企业内部实现军民资源共享、优势资源整合，从而开展军转民活动。后者表现为军工企业将内部有发展前景的民品业务分拆出去，成立完全符合市场化运营机制的民品企业，在军工企业外部自主经营。有研究指出，企业资源再配置包括两种方式，即在原地点进行资源共享以及将资源转移到新地点使用[27]。笔者认为，内向型军转民活动在军工企业内部开展，军工企业已吸收冗余的配置方式是在原地点与被并购的民品业务进行资源共享；外向型军转民活动在军工企业外部进行，军工企业已吸收冗余的配置方式是将冗余资源转移到民品衍生企业实现再利用。根据资源配置方式的不同，笔者预计，已吸收冗余将会影响内向型和外向型军转民活动，但由于这两种模式的军转民活动体现了不同的组织形式，已吸收冗余对二者的影响将有所差异。

笔者认为，已吸收冗余从资源宽裕性和资源运作属性这两个方面共同影响内向型军转民活动，因此，军工企业已吸收冗余与内向型军转民活动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非线性关系。一方面，当军工企业通过并购外部民品公司在内部开展军转民活动时，军工企业已吸收冗余成为军工企业内部开展民品业务的资源供给。在该组织形式下，军工企业已吸收冗余可以通过军民双方的交流互动、学习分享和组织整合等方式被重新激活，在军工企业内部向民品业务转移应用。例如，在新组织形式下，军工企业的冗余雇员可以通过组织培训和互动学习等方式实现自身知识更新，从而投身内向型军转民活动；未被充分利用的设备或仪器可以通过应用分析或适当改造，从而服务于内向型军转民活动；过剩产能可以通过对生产计划的重新设定和分配向民品生产转化。另一方面，已吸收冗余服务于内向型军转民活动的资源配置方式发生在军工企业内部，由于受限于企业自身的组织结构和制度情境，已吸收冗余配置沿着以往经验、流程和历史路径形成一套稳定的资源运作模式，容易引发组织惯性，成为探索资源配置新方式的桎梏。因此，随着已吸收冗余数量从较少水平向中等水平增加，有更多的已吸收冗余可以通过再配置应用于内向型军转民活动，发挥已吸收冗余的资源宽裕性优势，同时已吸收冗余的资源配置惯例遵循特定的发展轨迹逐步积累形成组织惯性，产生一定的阻碍作用。在该阶段，已吸收冗余的资源宽裕性优势发挥主导作用，已吸收冗余对内向型军转民活动总体上表现出促进作用，但呈边际递减特征。当已吸收冗余数量继续增加直到超过某一阈值时，已吸收冗余的配置惯例依赖军工企业特有的组织情境已经呈现出明显的组织惯性，过多的已吸收冗余在军工企业内部向民品业务转化时会大大增加资源运作难度和组织协调难度，甚至可能引发组织内的摩擦和冲突，因而对内向型军转民活动具有较强的阻碍作用。在该阶段，虽然已吸收冗余的资源宽裕性优势仍然存在，但是已吸收冗余的资源运作惯性所产生的阻碍作用占主导地位，因此，已吸收冗余对内向型军转民活动总体上表现出抑制作用，但呈边际递减特征。综上所述，笔者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已吸收冗余对内向型军转民活动具有倒“U”型影响。

与内向型军转民活动不同，外向型军转民活动在军工企业外部进行。军工企业将内部有发展前景的民品业务拆分出去，以民品衍生企业的实体形式独立运营，主攻民品市场；军工企业对民品衍生企业维持一定的股权关系，并伴随军工企业技术、资金、人力、设备等资源的向外转移[1]134-143。衍生企业的组织结构灵活与简洁，分离出母体之后能够吸引更多的投资主体，引入新的经营理念，实现快速成长，从而反哺母体企业[28]。笔者认为，由于惯例具有情境依赖性[24]643-678，且很难在不同组织情境之间转移[25]847-871，因此，从军工企业母体上分离出的已吸收冗余对民品衍生企业来说是全新的资源禀赋，在衍生企业这种全新的组织情境下，已吸收冗余的再配置可以摆脱原先资源运作惯例的束缚。也有研究强调，虽然从母体企业继承的一些资源打上了母体企业的烙印，但是衍生企业作为战略和运营相对独立的新组织可以较为灵活地探索资源运作的新模式，实现对资源的重新安排[29]。Gilbert指出，从母体企业分离出的新企业具有结构自治、决策自由和经营自主的特点，这种结构分化能够使新企业摆脱母体企业的组织惯性[22]741-763。笔者认为，从开放式创新的组织形式角度来看，外向型军转民活动是一种组织结构分化，为军工企业已吸收冗余转民用提供了全新的空间，已吸收冗余仅从资源宽裕性方面影响外向型军转民活动，因此，军工企业已吸收冗余与外向型军转民活动存在线性关系。一般来说，母体企业过剩的资源储备是构成衍生的基础，越是资源充裕的企业越倾向采取衍生战略[30]。军工企业内部过剩的设备、人员和产能可以转移到民品衍生企业并被重新配置和整合利用，为民品衍生企业的运行奠定资源基础。已吸收冗余脱离军工企业组织惯例，进入新的组织情境，更容易通过更新、改造和重新规划等应用到民品业务中，从而促进外向型军转民活动。综上所述，笔者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已吸收冗余对外向型军转民活动具有正向影响。

（三）高管联结的调节作用

如前所述，军工企业的已吸收冗余经再配置作用于军转民活动，那么企业如何配置已吸收冗余将影响已吸收冗余与军转民活动之间的关系。笔者认为，在企业管理中占据核心地位的高管层会影响已吸收冗余的配置方向和配置程度。基于决策者的社会嵌入性视角，高管人员的资源配置决策会受其所处社会情境的影响[16]704-721。有研究指出，由高管团队成员在其他企业任职所形成的企业之间的联结关系就是一类重要的外部社会情境[15]144-156[31]，会影响高管的认知水平和决策制定，进而影响企业多元化和组织结构[32]、高管薪酬[33]136-148、专利授权[34]200-208等。代理理论指出，作为代理人的高管层和企业所有者具有不同的价值取向和目标函数[17]57-74。因此，笔者推断，面对由企业之间的联结关系带来的外部机遇时，高管层会出于私利考虑作出资源配置决策，从而会在利用已吸收冗余开展不同模式军转民活动方面呈现不同的行为表现。

笔者认为，管理联结正向调节已吸收冗余与内向型军转民活动的倒“U”型关系。有别于企业从公告、年报或媒体上获取外部环境信息，高管联结使军工企业高管层有机会参与被联结企业的经营决策，有利于高管层及时获取私密、重要和可靠的商业信息，帮助高管层识别新的发展方向，拓宽经营视野。高管层还可以通过兼任行为接触到兼任企业的组织形式规划、资源配置利用、组织整合机制设计等商业实践，有利于高管层打破固化思维，借鉴或模仿新商业实践。可以说，高管联结拓展了军工企业高管团队成员的认知范畴，增强了高管人员的市场竞争意识，激发了高管层探索已吸收冗余再利用的新方式。从组织形式上来看，内向型军转民活动意味着军工企业规模的扩大。高管层出于扩大自身权利范围、增加经济收益等私利动机，更愿意凭借高管联结发掘有效利用已吸收冗余的机会，以实现已吸收冗余向被并购民品业务的转移和应用。因此，高管联结增强了已吸收冗余对内向型军转民活动的促进作用。即使面对过多已吸收冗余带来的组织桎梏，高管层也会进行顶层设计，尝试推动组织变革，致力于将更多的已吸收冗余配置到内向型军转民活动中，延缓过多的已吸收冗余对内向型军转民活动带来的负向影响。也就是说，在高管联结较多的情况下，更多的已吸收冗余被有效利用，以实现内向型军转民活动的最优水平。因此，笔者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3.高管联结以这种方式正向调节已吸收冗余对内向型军转民活动的倒“U”型影响——随着高管联结的增多，可以利用更多的已吸收冗余实现内向型军转民活动最优水平，即倒“U”型曲线拐点向右移动①。

与内向型军转民活动不同，外向型军转民活动从组织形式上来看意味着军工企业规模的缩小。虽然高管联结有利于打破高管人员的认知局限，帮助其发掘外向型军转民活动可以是重新配置已吸收冗余的新方向，但是从军工企业母体上拆分业务和转移资源会缩小高管层的权利范围和既得利益。因此，出于保全自身地位的考虑，高管团队成员将减少已吸收冗余向民品衍生企业的转移，即将更少的已吸收冗余配置到外向型军转民活动中。也就是说，高管联结减弱了已吸收冗余对外向型军转民活动的促进作用，因此，笔者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4.高管联结负向调节已吸收冗余对外向型军转民活动的正向影响，即随着高管联结数量的增加，已吸收冗余对外向型军转民活动的促进作用逐渐减弱。

基于以上论述，笔者构建已吸收冗余影响不同模式军转民活动的直接效应以及高管联结调节效应的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理论模型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考虑到中国2007年开始实施新会计准则，为了确保可获得数据的完整性，选取2007—2019年十大军工央企集团A股上市公司为初始研究样本，涵盖航空、航天、兵器、船舶、核工业、军工电子六大产业。在删除金融类、地产类、百货类军工上市公司以及上市时间不足一年的军工上市公司后，最终得到军工集团78家A股上市公司13年间的875个观测值数据。为了消除极端值对研究结果的影响，对主要财务变量和董事高管兼任变量在1%和99%水平上进行缩尾处理。各变量的定义和说明，如表1所示。

表1 变量定义和说明

（二）变量定义

被解释变量包括内向型军转民活动和外向型军转民活动。笔者基于已有研究[1]134-143的测量方法，从开放式创新的组织形式角度，用并购民品企业和成立民品衍生企业来分别表征军工企业内向型军转民活动和外向型军转民活动，对样本企业的公司年报进行内容分析获取军转民活动的数量。

解释变量是已吸收冗余。参考陈晓红和王思颖[14]78-86以及Luo等[35]613-620的研究，用军工上市企业三大期间费用总和在总销售收入中的占比测量已吸收冗余，表征已经内化于企业运营的冗余资源。

调节变量是高管联结。借鉴张俊瑞等[33]136-148以及陈建林[34]200-208的研究思路，若军工企业高管团队成员在另一家企业任职，则记为1，将高管团队成员在其他企业任职数量加总作为高管联结数量。

参考同类研究，笔者还控制了可能影响被解释变量的相关变量，包括反映上市公司盈利能力的净资产利润率、企业年龄、企业规模、技术人员占比、CEO两职合一、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度、董事与高管的学术机构任职（即学术联系）、董事与高管的金融机构任职（即金融联系）、董事与高管的中介机构任职（即中介联系）、董事联结以及企业的未吸收冗余[35]613-620。最后，还加入了年份和产业虚拟变量。

（三）计量模型构建

为了检验已吸收冗余对内向型军转民活动和外向型军转民活动的直接效应（假设1和假设2），分别构建以下两个模型，公式为

式中：α为常数项；β1为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β2为解释变量平方项的回归系数；Ctr为表1中所有的控制变量；γ为各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ε为误差项。上述模型反映了企业i在t年或t+1年相关变量间的关系。模型（1）（即式（1））中包含已吸收冗余的二次项，用来检验其与内向型军转民活动的倒“U”型关系。为了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内生性的影响，解释变量、调节变量和控制变量做滞后一期处理。为了便于计量模型设定，解释变量、调节变量和控制变量保持不变，被解释变量提前一期，效果不变。

为了检验高管联结的调节效应（假设3和假设4），分别构建以下两个模型，公式为

有研究指出，调节倒“U”型关系通常有两种形式：一种是调节变量使倒“U”型曲线的曲率（curvature）发生改变，另一种是调节变量使倒“U”型曲线的拐点发生改变[36]1177-1195。前者表现为倒“U”型曲线变得更陡峭或更平缓，调节效应模型应包含解释变量一次项与调节变量的交互项、解释变量二次项与调节变量的交互项；如果解释变量二次项与调节变量交互项的系数在统计上显著，则说明倒“U”型曲线的曲率发生了改变。后者表现为倒“U”型曲线拐点的左右移动，调节效应模型只包含解释变量一次项与调节变量的交互项；如果解释变量一次项与调节变量交互项的系数在统计上显著，则说明倒“U”型曲线的拐点发生了改变。对倒“U”型关系的调节类型可以仅为其中一种形式，也可以两种形式同时发生，但这两种调节形式应分开检验[36]1177-1195。根据理论推演，高管联结对已吸收冗余与内向型军转民活动的调节效应主要体现在：随着高管联结数量的增加，已吸收冗余影响内向型军转民活动的倒“U”型曲线的拐点向右移动。这种调节倒“U”型关系的类型属于Haans等提出的第二种形式，即调节变量使倒“U”型曲线的拐点发生改变[36]1177-1195。因此，调节倒“U”型关系的计量模型只包含解释变量一次项与调节变量的交互项（AS,i,t×TT,i,t），不包括解释变量二次项与调节变量的交互项。笔者构建的式（3）反映了高管联结对已吸收冗余影响内向型军转民活动的倒“U”型关系的调节效应。此外，为了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内生性的影响，解释变量、调节变量和控制变量做滞后一期处理。为了便于计量模型设定，解释变量、调节变量和控制变量保持不变，被解释变量提前一期，效果不变。

（四）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由于在计量模型设定中两个解释变量需要提前一期，所以进入后续回归方程的解释变量是I和O的一阶提前项，记为FI和FO。因此，在表2中对FI和FO两个变量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从两种模式军转民活动的平均数来看，基于民品企业并购的内向型军转民活动多于基于成立民品衍生企业的外向型军转民活动。各企业已吸收冗余的标准较小，说明各军工上市企业在闲置的设备和仪器、过剩的产能、富余的人力资源等方面差异不大。高管联结取值跨度较大，从最小值0到最大值57，较大的标准差也说明各军工上市企业在高管联结方面差异较大。为了消除极端值对检验结果的影响，对该变量作了缩尾处理。

表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四、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一）相关系数矩阵

在进行假设检验前，相关性分析展示了变量间的初步关系，相关系数矩阵与方差膨胀因子，如表3所示。由表3可知，所有变量间相关系数均小于临界值0.7，同时也对各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值进行了测算，所有变量的VIF值均远远小于10，且平均VIF值等于1.41，说明不存在严重多重共线性问题的干扰。

表3 相关系数矩阵与方差膨胀因子

（二）假设检验

为了保证模型估计的一致性和可靠性，参照连燕玲等的检验步骤[37]，在回归分析之前除完成相关数据缩尾处理和多重共线性诊断外，还需构造由解释变量和调节变量中心化后的交互项，采用Driscoll-Kraay稳健标准差来规避面板数据可能存在的异方差、截面相关和序列相关等问题。为了避免因遗漏变量带来的内生性偏误，笔者控制了面板数据中的个体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假设检验；采用Stata软件进行数据分析，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

表4 层级回归模型检验结果（N=797）

表4中，模型1a～模型4a用来检验已吸收冗余对内向型军转民活动的倒“U”型影响以及高管联结的正向调节作用。模型1a为基准模型，仅包括控制变量。在模型1a的基础上引入解释变量已吸收冗余的一次项和平方项，形成模型2a，用来检验假设1。参照Haans等的做法[36]1177-1195来检验已吸收冗余对内向型军转民活动的影响是否具有倒“U”型关系。第1步，根据表4的模型2a可知，已吸收冗余的平方项对内向型军转民活动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β=-4.941，p<0.05）。第2步，在Stata软件中通过U-test检验发现，当已吸收冗余在其取值区间的下限时，已吸收冗余对内向型军转民活动的影响显著为正（β=1.309，p<0.10）；当已吸收冗余在其取值区间的上限时，已吸收冗余对内向型军转民活动的影响显著为负（β=-5.885，p<0.05）。第3步，基于模型2a的回归系数值，计算出倒“U”型曲线的拐点（当已吸收冗余=0.291时）位于已吸收冗余的取值区间[0.006，0.734]内。因此，通过以上三个步骤的检验可以证明已吸收冗余对内向型军转民活动具有倒“U”型影响，假设1得到支持。

根据Haans等判断调节倒“U”型关系的方法以及理论推演[36]1177-1195，高管联结对已吸收冗余影响内向型军转民活动倒“U”型关系的调节作用表现在倒“U”型曲线拐点的向右移动，因此，在模型2a的基础上，引入调节变量以及解释变量一次项与调节变量的交互项，形成模型3a。在模型3a中，已吸收冗余与高管联结的交互项对内向型军转民活动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0.072，p<0.10），证明了已吸收冗余影响内向型军转民活动的倒“U”型曲线拐点向右移动。为了直观展示高管联结对已吸收冗余与内向型军转民活动倒“U”型关系的正向调节作用，笔者在高管联结较多水平（高于均值一个标准差）和较少水平（低于均值一个标准差）的情况下绘制主效应的倒“U”型曲线，如图2所示。由图2可知，随着高管联结从少逐渐增多时，主效应倒“U”型曲线的拐点向右上方移动，即倒“U”型曲线的拐点出现在已吸收冗余更多的状态，且能带来更多的内向型军转民活动。因此，假设3得到支持。为了进一步验证高管联结使主效应所呈现的倒“U”型曲线的拐点发生改变，而不是使该倒“U”型曲线的曲率发生改变，笔者在模型3a基础上引入已吸收冗余二次项与调节变量的交互项，由模型4a可知，该交互项对内向型军转民活动的负向影响不显著（β=-0.093，p>0.10）。根据Haans等的研究观点[36]1177-1195，高管联结的调节效应并没有改变主效应所呈现的倒“U”型曲线的曲率，而是改变了该倒“U”型曲线拐点的位置，进一步支持了假设3。

图2 高管联结对已吸收冗余与内向型军转民活动倒“U”型关系的调节作用

表4中，模型5a～模型7a用来检验已吸收冗余对外向型军转民活动的正向影响以及高管联结的负向调节作用。类似地，模型5a为基准模型，仅包括控制变量。在模型5a的基础上引入解释变量已吸收冗余，形成模型6a。由模型6a可知，已吸收冗余对外向型军转民活动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0.845，p<0.1），假设2得到支持。

在模型6a的基础上引入调节变量以及解释变量与调节变量的交互项，形成模型7a。在模型7a中，已吸收冗余与高管联结的交互项对外向型军转民活动没有显著影响（β=0.017，p>0.1），因此，假设4未得到实证支持。可能的原因是，在高管人员利用高管联结发掘有效利用已吸收冗余的方式之一是外向型军转民活动时，高管人员存在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外向型军转民活动意味着组织规模的缩小，高管人员因担心削减自身权利范围和既得利益而不愿将已吸收冗余配置到外向型军转民活动中；另一方面，已吸收冗余表现为一种超额成本，是组织低效的表现[38]，因大量资源闲置导致的成本增加会影响高管层的业绩表现并引起董事会和股东对高管人员努力程度的质疑，从而引发高管职位或薪酬变更的风险[39]。因此，高管人员不得不考虑有效配置已吸收冗余的出路，愿意将已吸收冗余配置到外向型军转民活动中。在这两个方面力量的共同作用下，高管联结对已吸收冗余与外向型军转民活动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并不确定。未来研究可引入新的情境变量来探索在何种情况下二者之一会成为主导力量。

（三）稳健性检验

笔者参考陈晓红和王思颖[14]78-86以及Luo等[35]613-620的研究，采用资源的绝对水平来测量已吸收冗余和未吸收冗余，但Symeou等推荐基于资源的参照水平来度量冗余资源，即通过计算企业已吸收冗余（或未吸收冗余）的绝对水平与企业所在行业的平均已吸收冗余（或未吸收冗余）的差额作为企业已吸收冗余（或未吸收冗余）的相对水平[40]。笔者采取已吸收冗余和未吸收冗余的相对水平（分别记为NAS和NUS）替换其绝对水平做稳健性检验，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表明研究结论仍然稳健。

表5 基于冗余资源相对水平的稳健性检验结果（N=797）

笔者研究中的调节变量高管联结使用的高管团队成员在其他企业任职数量加总，并没有考虑企业高管团队规模的差异。高管团体规模越大，即高管团队人数越多，高管联结数量就越多。因此，为了剔除高管团队规模对高管联结数量的影响，笔者采用高管联结总数与高管团队人数的比值（记为PTT）作为高管联结的替代变量。类似地，采用董事联结总数与董事会人数的比值（记为PBT）作为董事联结的替代变量，对研究假设做稳健性检验，检验结果如表6所示，表明研究结论仍然稳健。

五、结论、贡献及启示

（一）研究结论

针对军工企业能否利用已吸收冗余推动军转民活动以及如何受高管联结影响这一研究问题，笔者基于开放式创新理论和代理理论，构建已吸收冗余与不同模式军转民活动的直接关系以及高管联结对该关系的调节效应模型。采用中国十大军工央企集团A股上市公司2007—2019年的经验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得到主要研究发现如下：

第一，军工企业已吸收冗余对内向型军转民活动具有倒“U”型影响，即内向型军转民活动会随着已吸收冗余的增加而增多，但当已吸收冗余超过某一阈值后，内向型军转民活动会随着已吸收冗余的增加而减少。与此不同的是，无论军工企业已吸收冗余水平如何，其始终对外向型军转民活动具有正向影响。

第二，考虑到军工企业资源配置决策者所嵌入的外部社会情境以及潜在的代理问题，高管联结正向调节已吸收冗余与内向型军转民活动的倒“U”型关系，即随着高管联结的增多，可以利用更多的已吸收冗余实现内向型军转民活动最优水平。与此不同的是，高管联结对已吸收冗余与外向型军转民活动关系的调节效应并不显著。

（二）理论贡献

第一，笔者引入已吸收冗余作为军工企业军转民活动的前因变量，发现已吸收冗余对军转民活动具有直接影响，从中国军工企业视角丰富了军转民活动的影响因素。已有研究从欧美军工企业角度[3]595-613[4]454-474探讨了影响军转民活动的诸多影响因素，但从中国军工企业角度出发，基于经验数据定量研究军转民影响因素的文献仍然匮乏。虽有学者们呼吁军工企业应发挥人才、技术、设备优势并加强向民用领域转移[2]90-97[8]97-109，但军工企业内已嵌入特定业务活动且较难再配置的超额资源（如闲置设备和仪器、过剩产能、富余人力等已吸收冗余）如何影响军转民活动还鲜有研究。笔者以中国十大军工央企集团旗下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基于开放式创新的组织形式视角，考虑到军工企业军转民活动伴有组织形式的改变，实证研究发现，军工企业已吸收冗余能够在新组织形式下实现不同程度的再配置从而影响军工企业军转民活动的发生，为军转民研究补充了一种全新的影响因素。

第二，笔者全面考察军工企业已吸收冗余在影响内向型和外向型军转民活动中的正负面作用，揭示了军工企业已吸收冗余对不同模式军转民活动的差异化影响机制。现有文献表明，已吸收冗余的资源宽裕性[18]1-12[19]420-428[20]1170-1184和资源运作属性[9]147-164[22]741-763[23]198-210会对企业产生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的影响，但现有研究大多只关注已吸收冗余某一方面的影响，较少在同一个研究框架下同时关注两个方面的影响。笔者剖析军工企业已吸收冗余在影响军转民活动中的两个方面的作用，考虑到内向型军转民活动和外向型军转民活动体现了不同的组织形式，研究发现，已吸收冗余从资源宽裕性和资源运作属性这两个方面共同影响内向型军转民活动，因此，已吸收冗余对内向型军转民活动的影响表现为先促进后抑制效应；而已吸收冗余仅从资源宽裕性方面影响外向型军转民活动，因此，已吸收冗余对外向型军转民活动的影响表现为促进效应。

第三，笔者引入高管联结作为影响已吸收冗余再利用的情境因素，从资源配置决策者视角厘清了军工企业已吸收冗余影响不同模式军转民活动的边界条件。已吸收冗余作用的发挥依赖诸多情境因素，学者们研究了外部环境威胁[9]147-164、国家制度环境[10]1305-1326、企业政府关系[11]46-53、企业战略变革[12]181-204等对已吸收冗余配置和利用的情境化影响，但较少有文献从企业资源配置决策者角度探讨已吸收冗余的再利用问题。笔者基于资源配置实际决策者（即高管团队成员）所嵌入的外部社会情境以及决策者可能存在的代理问题，引入高管联结作为调节变量，分析军工企业已吸收冗余对不同模式军转民活动的作用如何受高管联结的影响，研究发现，高管联结在军转民活动中资源配置方面具有复杂作用，推动了军工企业已吸收冗余影响军转民活动的情境化研究。

（三）实践启示

第一，军工企业需合理利用那些超出维持日常运营所需的资源（如闲置的设备和仪器、过剩的产能、富余的人力等）以服务于军转民活动。盘活军工企业的已吸收冗余实现再利用能够促进过剩的生产要素向其他领域的转移和融合。由于民品衍生企业组织结构的灵活性和自治性，军工企业可以充分利用已吸收冗余开展外向型军转民活动。然而，需要警惕的是，已吸收冗余作为促进军转民的资源供给，也并非越多越好。过多的已吸收冗余会因为依存于军工企业发展路径形成一套稳定且“顽固”的资源运作惯例，将成为探索已吸收冗余新用途和进行组织再设计的巨大阻力，从而抑制内向型军转民活动的开展。因此，企业在利用已吸收冗余开展内向型军转民活动时应注意将已吸收冗余控制在适度水平。

第二，军工企业通过军转民活动进入民品市场参与激烈的市场竞争时需合理利用高管联结推动已吸收冗余再配置。高管团队成员作为资源配置的实际决策者，在其他企业任职所形成的企业之间的联结关系是一种重要的外部社会情境，有利于开拓高管人员的经营视野并打破其认知局限，激发高管层探索已吸收冗余再利用的新方式。然而，面对由企业之间的联结关系带来的发展机遇时，企业也需慎重考量高管层基于私利最大化作出的资源配置决策。内向型军转民活动意味着军工企业规模的扩大，高管为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更愿意采取积极措施凭借高管联结带来的机遇配置更多的已吸收冗余服务于内向型军转民活动；但外向型军转民活动意味着军工企业规模的缩小，当面对高管联结带来的发展机遇时，高管私利动机比较复杂，导致利用高管联结配置已吸收冗余服务于外向型军转民活动还需要参考其他因素，如企业对高管的激励机制或约束机制。

（四）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笔者发现已吸收冗余对不同模式军转民活动具有差异化影响，但尚未涉及其内在过程机制，未来研究可就此展开深入讨论。

笔者结论未能支持高管联结对已吸收冗余与外向型军转民活动之间关系的负向调节效应，这说明面对高管联结带来的发展机遇时，高管私利动机比较复杂，是多种动机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后续研究可以考虑其他情境变量的影响，如能够反映激励机制的高管持股（持有衍生企业部分股权）以及反映约束机制的高管变更风险（因高管业绩表现欠佳面临降职或解雇风险）等。

注释：

①Haans等的研究指出，倒“U”型曲线拐点的左右移动是调节倒“U”型关系一种形式。参见：参考文献[36]。对于该形式的详细解释，参见文章第三节之（三）计量模型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