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映春，张馨心，谢慧珺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北京 100083）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之一是推动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在国内统一大市场中，提高区域创新效率是推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举措，也是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的出发点。目前，学者们普遍关注到了创新效率，包括创新效率的测度、影响创新效率的因素、区域创新效率动态比较、异质性创新绩效对比等[1-7]。创新效率的提高离不开要素市场化改革，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有利于促进要素自主有序流动，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以往的一些研究充分肯定了要素市场化的必要性，如：石大千等研究得出，要素市场扭曲会显著抑制区域创新效率；蒋含明指出，相对滞后的要素市场化水平会对创新要素的流动形成制约[8-9]。近年来，学者们给予了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更多的关注。例如：陈彦斌等系统性回顾了中国要素市场化改革的历程，指出了现存的主要问题并提出了改革思路[10]；卢现祥认为，现代产权制度是建立健全要素市场的重要前提，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实现社会激励结构与资源最优配置的有机结合[11]。总之，现有研究多是充分肯定要素市场化配置的必要性，但是对于要素市场化配置与区域创新效率之间的作用关系和机理的关注则相对有限。笔者拟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基于2008—202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要素市场化配置对区域创新效率的影响和作用机理，以期能够更进一步完善该领域的研究。

二、理论分析

理解要素市场化配置，首先需要对资源错配问题有所关注。Hsieh和Klenow指出，当假定企业的生产要素总量外生给定时，外在非正当干预会导致其面临要素价格扭曲，不同企业之间要素价格的差异会带来其边际产出的差异，资源配置偏离了最优状态，即资源错配[12]；龚关和胡关亮基于中国1998—2007年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运用半参数估计方法和异质产品的垄断竞争模型计算得到，十年间资本、劳动配置效率的改善分别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了10.1%和7.3%[13]4-15；靳来群等认为，中国出现资源错配的根本原因在于，要素市场的行政垄断与对行业准入的限制，推动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重点之一在于打破要素市场的体制机制障碍[14]。

从产业间视角来看，破除要素市场的体制障碍有利于畅通要素流通渠道，更多的市场主体可以自主公平参与市场竞争，要素资源在“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流向所需之处，缓解了由于外在干预造成的价格扭曲与价格歧视现象的同时，也提高了资源的使用效率。从区域间视角来看，推动要素市场化改革有利于打破要素区域流动壁垒，在通过资源共享、协同创新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同时，也提高了整体的创新效能。张辽指出，区域间要素流动和产业转移对空间结构优化具有显著促进作用[15]；杨省贵和顾新认为，构建区域创新体系、实现创新要素的新组合，必须实现创新要素的流动[16]。区域间各类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有利于打造可持续的区域经济，在知识溢出的过程中推动整体创新效能提升。

在研究要素市场化配置对区域创新效率的影响的同时，笔者尝试引入技术进步偏向性指数来对这一作用机制进行分析。目前，研究要素市场化配置、技术进步偏向与区域创新效率之间关系的文献相对较少，上文提到，要素配置的市场化机制有利于缓解要素市场价格扭曲、降低要素价格，而要素价格的变化正是改变资本与劳动实际边际产出，进而导致技术进步方向发生改变的重要原因。此外，资本偏向、劳动偏向的技术进步可能会对创新效率产生异质性影响，要素市场化配置如何通过影响不同性质的技术进步偏向进而影响区域创新效率也值得探究。笔者假定技术进步偏向在要素市场化配置影响区域创新效率的机制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通过引入技术进步偏向的中介变量，以研究要素市场化配置如何影响技术进步偏向，进而影响区域创新效率。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为了检验要素市场化配置程度对于区域创新效率的影响，笔者设定基准回归方程为

式中：Iit为地区i在第t年的区域创新效率；mit为要素市场化配置程度；pit为经济发展水平；oit为对外开放水平；fit为金融发展规模；git为政府支持力度；tit为创新人才储备；β0为常数项；β1用以衡量要素市场化配置程度对区域创新效率的影响；β2～β6为相关变量的系数；ε为误差项。

此外，为了进一步探究要素市场化配置程度对于区域创新效率的作用机制，笔者尝试引入技术进步偏向性指数，以检验要素市场化配置程度是否会通过影响技术进步的方向间接影响创新效率。笔者采用逐步回归法，设定中介效应模型为

式中：Tit为地区i在第t年的技术进步偏向性指数，当Tit>0时技术进步表现为资本偏向，当Tit<0时技术进步表现为劳动偏向；γ0为常数项；γ1用以衡量要素市场化配置程度对技术进步偏向性指数的影响；γ2～γ6为中介效应式（2）中控制变量的系数；v为残差项。

式中：δ0为常数项；δ1用以衡量要素市场化配置程度对区域创新效率的影响；δ2～δ7为中介效应模型式（3）中控制变量的系数；e为残差项。

（二）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区域创新效率

创新过程是一个从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到成果转化的完整价值链，创新效率是指在一定的资源条件下单位创新投入所能创造的创新产出，用来衡量创新系统的投入产出转化水平。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笔者在综合考虑创新活动的科学贡献与创新成果的市场化水平后，选择以R&D资本存量、R&D人员量作为创新投入变量，专利授权数、高技术产业的新产品销售收入作为创新产出变量[17]174-187[18]29-42。其中，R&D资本存量考虑了Henderson和Russell的“过去技术不会被遗忘”的假定，通过永续盘存法进行测算[19]，公式为

式中：Kit为地区i在第t年的R&D资本存量；Eit和gi分别为实际R&D经费支出及其几何平均增长率；Δ为折旧率；假设R&D资本存量增长与实际R&D经费支出增长一致，进而确定基期R&D资本存量Ki0；由于R&D资本相较于物质资本更新速度更快，此处参考吴延兵的研究[20]，令Δ=15%。

在创新效率的测算方法上，笔者选择基于以线性规划模型为技术手段的DEA方法。经典DEA方法包括CCR模型和BBC模型，分别能够测度规模报酬不变和规模报酬变动的情况下的效率值。创新效率介于0～1，具有截断特征，若创新效率=1，则说明该地区的创新投入产出具有最优效率。

2.核心解释变量：要素市场化配置程度

要素市场化是市场机制良好运行的前提，要素配置市场化改革的目的在于打破要素流动壁垒，畅通经济循环[21]。在具体测度上，王小鲁等的《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2]得到了国内大部分学者的认可，笔者参照此方法来构建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最终通过熵权赋值得出要素市场化配置程度的综合得分。

表1 要素市场化配置程度的指标体系

3.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的选择从创新环境与创新条件两个方面展开。创新环境变量包括：（1）经济发展水平（p），用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取对数表示；（2）对外开放水平（o），用进出口贸易总额在地区生产总值中的占比表示。创新条件变量包括：（3）金融发展规模（f），用地区金融业增加值在地区生产总值中的占比表示；（4）政府支持力度（g），用科学技术支出在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的占比表示；（5）创新人才储备（t），用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劳动力在社会就业人员总量中的占比表示。

（三）数据来源

笔者研究中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统计年鉴，时间跨度为2008—2020年。考虑到数据的完整性与可得性，样本数据是剔除了西藏、新疆、青海的数据后的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数据，并对个别缺失数据进行了平滑处理。各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四、实证分析

（一）区域创新效率的时空分异

通过DEA方法测算得到2008—2020年中国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创新效率，如表3和图1所示。

图1 2008—2020年中国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创新效率均值

表3 2008—2020年中国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创新效率

2008—2020年中国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创新效率均值为0.594，创新效率离前沿面仍有较大差距[17]174-187。具体而言，笔者选取2008年、2014年、2020年三个时点将创新效率分为低[0,0.25)、中(0.25,0.75]、高(0.75,1]三个层次进行分异呈现。从时间分异上来看，2008—2020年中国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创新效率总体呈上升态势，2020年大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创新活动已达到中效率层次。从地区分异上来看，创新效率总体由东南沿海向东北、西北地区逐渐减弱，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之间的差距在逐渐缩小。值得关注的是，江苏、浙江、广东等的创新效率在全国一直保持着领先水平，这与其优厚的政策条件、区位条件密切相关；贵州近年来依托地理环境、政策等优势大力发展云计算、大数据等高新技术产业，其创新效率目前已有了较大提升；北京的创新活动一直处于中效率层次，原因可能在于，北京的创新产出较大、经济实力较强，但其创新投入量也较大，从而导致创新效率并不一定高，同时这与其创新产业布局不完善也有一定的关系。

（二）要素市场化程度的时空分异

通过熵权赋值法对资本要素市场化、劳动力要素市场化、科技要素市场化3个子系统的得分进行处理，得到2008—2020年中国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要素市场化配置程度的综合得分，其中2008年、2014年、2020年的结果，如表4所示。

整体而言，中国要素市场化配置程度在该段时间内变化不大，部分地区呈波动下滑。从相对增长来看，北京、上海一直保持着全国领先地位，江苏、浙江、广东、天津基本维持在前十名左右。

从现实情况来看，中国目前的要素配置体制导致生产要素价格较为扭曲，要素价格的市场化机制并不健全，从而阻碍了市场在要素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其一，在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下，国有企业的金融资源占有量与其对GDP的贡献却不成正比，政府对金融资本的干预导致资本要素市场活力不足。其二，市场分割导致劳动力要素的价格形成难以完全市场化[23]34-47。一方面，同等技能水平的劳动力在不同市场结构的行业中薪酬差距过大，导致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状况发生异变；另一方面，低技能劳动力的阶级固化现象没有明显改变，劳动力市场的整体活跃程度受到削弱。其三，产权保护力度不够致使原发创新动力不足，数据资源的非竞争性导致交易主体权责边界不明晰，知识产权保护困境致使技术、数据等要素难以形成健康有效的市场。

（三）要素市场化对区域创新效率的影响

由于区域创新效率的数值在临界值1处具有截断特征，普通最小二乘法的回归结果有偏且不一致，因此，笔者采用Tobit随机效应面板模型来对式（1）进行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18]29-42。要素市场化配置程度的回归系数在5%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要素市场化配置能够有效促进区域创新效率的提升，当要素市场化配置程度每提高0.1时，创新效率则会提高0.288。

表5 要素市场化对区域创新效率的影响的回归结果

就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而言，第一，经济发展水平的回归系数在1%的置信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能够有效促进区域创新效率的提升。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可以实施更多的创新投入，而且往往具备相对完善的配套基础设施，有利于提高创新活动的规模化、集约化水平。第二，金融发展规模的回归系数在1%的置信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良好的金融环境有利于提高地区创新效率。金融业的健康发展有利于疏通社会资本进入科创领域的渠道，能够为创新主体的技术研发与成果转化提供有力支持。第三，对外开放水平对区域创新效率的影响不显著，说明中国科技创新的开放红利仍需挖掘。此外，政府支持力度、创新人才储备的回归结果并不理想，可能是由于其对创新效率的影响不在同期发生，滞后效应导致结果出现偏误，但这不是笔者此次研究的重点内容，所以此处不作详细讨论。

（四）稳健性检验

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笔者采用4种方法（即变量替换、模型变换、变量滞后缓解内生性和考虑遗漏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6所示。

表6 稳健性检验的回归结果

第一，变量替换。选取《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中的“要素市场发育程度”分指数作为核心解释变量“要素市场化配置程度”的替换变量来进行重新估计（模型2），发现结果依然显著，说明要素市场化配置对区域创新效率的正向影响较为稳健。第二，模型变换。基于双向固定效应面板模型（模型3-1）与普通面板模型（模型3-2）重新估计发现，基准模型的系数更合理、显著性更佳，说明Tobit模型较好地优化了被解释变量的归并特征。第三，变量滞后缓解内生性。对核心解释变量取一阶滞后纳入原模型进行估计（模型4），以缓解由于潜在的反向因果关系带来的内生性问题，发现其在5%的置信水平下正向显著，但是回归系数在大小、方向、显著性上与原模型并无较大差异，因而可以粗略认为内生性问题并不严重。第四，考虑遗漏变量。由于现代信息技术能够加快信息、资本、人员的流动进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因此考虑纳入可能的遗漏变量——信息发展程度，用各地区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数来衡量，纳入原模型重新估计（模型5），发现其与区域创新效率几乎不相关，回归结果可以被忽略，在此不再展示，因此假定基准模型不存在信息技术层面的遗漏变量。综上可知，笔者研究中的要素市场化配置对区域创新效率的影响的基准模型具有良好的稳健性。

五、作用机制

（一）技术进步偏向的推导与测度

1.技术进步偏向的理论推导

技术进步偏向的定义最早由Hicks提出，它衡量了在资本劳动投入比（K/L）不变的情况下，技术进步对于资本、劳动边际产出比（KMP/LMP）的相对影响[24]13。当资本与劳动之间呈互补（替代）关系时，资本劳动生产效率的相对增长率提高表明技术进步是劳动（资本）偏向型。遵循主流研究方法，设定要素增强型CES生产函数为

式中：Yt为总产出；Kt和Lt分别为资本和劳动投入；AK,t和AL,t分别为资本增强型和劳动增强型技术进步，也即资本要素和劳动要素的生产效率；σ为资本-劳动要素替代弹性；π和1-π为资本和劳动的要素份额。令式（6）对Kt和Lt求一阶偏导得到资本、劳动的边际产出，并将其边际产出比对资本与劳动的相对生产效率求导得

根据式（6）和式（7），参考戴天仕和徐现祥的研究[25]构建技术进步偏向性指数Tt。技术进步偏向取决于资本、劳动的要素替代弹性与其生产效率的相对增长率，当Tt>0时表明技术进步为资本偏向型，当Tt<0时表明技术进步为劳动偏向型。公式为

2.技术进步偏向的测度

技术进步偏向的测度建立在要素替代的研究基础之上，Klump 等提出的“标准化供给面系统法”[26]在实证测算中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应用。笔者参考陈晓玲和连玉君，以及潘文卿等的研究[27-28]对“Box-Cox型”要素效率增长的简化，构建非线性联立方程组为

基于上述数据，采用广义非线性最小二乘法对式（9）～式（11）的联立方程组进行估计，得到2008—2020年主要参数要素替代弹性σ与资本要素份额π，如表7所示。

表7 2008—2020年中国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资本-劳动要素替代弹性与资本要素份额

由测算结果可知，2008—2020年中国整体的要素替代弹性为0.859 0（<1），资本、劳动要素呈现互补型特征；中国整体的资本要素份额为0.440 7，对比以往研究可知，近年来中国的劳动要素份额逐步上升，现已超过资本要素所占份额[30]10-16。具体而言，共有2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资本要素份额小于劳动要素份额，占比近80%；有6个省（直辖市）的资本要素份额大于劳动要素份额，分别为天津、吉林、黑龙江、江苏、山东、陕西。天津、江苏的物质资本存量较为丰富，因此资本要素所占份额更大；而对吉林、黑龙江等而言，逐渐加重的劳动力流出形势应该是促使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

根据要素替代弹性σ与资本要素份额π，计算各（自治区、直辖市）的技术进步偏向性指数，如表8所示。2008—2020年，中国有约32%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T中值小于0，技术进步表现为劳动偏向，主要为京津与长三角地区；有约68%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T中值大于0，技术进步表现为资本偏向。Hicks的“引致性创新”理论认为，技术进步的方向能够一定程度上解释要素份额的变化[24]13。目前，中国大部分地区表现为资本偏向的技术进步，即通过资本偏向的技术进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同时，也能提高资本的相对边际产出。

（二）技术进步偏向的中介效应检验

为了探究要素市场化配置对区域创新效率的传导机制，笔者尝试引入技术进步偏向性指数对此进行检验②。技术进步偏向性指数以0为界具有分类特征，回归系数的符号会对技术进步偏向的现实意义产生影响，因此对式（2）区分，分别回归（模型5和模型6），对式（3）考虑要素市场化配置和技术进步偏向对创新效率的综合效应（模型7），回归结果如表9所示。

表9 中介机制的回归结果

由模型5和模型6可知，要素市场化配置程度对资本偏向性技术进步指数在5%的置信水平下显著为正，而对劳动偏向性技术进步指数无显著影响。这一结果说明了两点：第一，中国目前要素市场化配置程度的提高能够通过缓解资本市场的价格扭曲以降低资本要素的价格，从而推动资本边际产出相对提高，激励技术进步继续向资本方向发生替代。当要素市场化配置程度提高时，资本要素的价格降低，资本边际产出相较于劳动边际产出也会随之上升，这激励了企业继续研发偏向资本要素的技术以节约要素投入，技术进步方向继续向资本要素倾斜。就现实情况而言，表7和表8展示了中国的资本、劳动要素呈互补性特征，有超过65%的省（自治区、直辖市）表现为资本偏向的技术进步，与实证结果相匹配。但客观而言，目前的资本要素市场化配置水平并不高，政府在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应逐步消除资本市场的所有制分割，进一步优化要素配置结构，注重培育合格的市场竞争主体。第二，要素配置的市场化机制对劳动偏向型技术进步无显著影响，这可能是由于目前劳动力市场的扭曲程度远不如资本市场严重，也可能与笔者的劳动力要素市场化的变量构建方法有一定的关系，在未来研究中将考虑对其作进一步优化。依据模型7，将要素市场化配置、技术进步偏向同时纳入对区域创新效率的影响的考量，发现要素市场化配置的回归系数不再显著，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指数的回归系数在5%的置信水平下显著为正。因此，技术进步偏向在要素市场化配置对区域创新效率的影响中发挥着完全中介作用。需要注意的是，目前的要素市场化配置程度只对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产生影响，因此这一中介效应也只有通过资本偏向技术进步才能发挥出来。

（三）作用机制的再讨论

由实证结果可知，要素市场化配置水平的提高能够显著促进区域创新效率的提升。具体而言，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主要通过影响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继续向资本方向发生偏移，进而对创新效率产生正向影响；而劳动偏向型技术进步在这一传导机制中的作用并不显著。通常认为，资本、劳动等要素市场化配置水平的提高能够促进效率改善，但是笔者通过实证研究发现，目前要素市场化配置对于创新效率改善存在着异质性传导路径，这其实是与中国的现实经济情形密切相关的。相关研究表明，中国资本要素市场的扭曲程度在各要素之间最为严重[13]4-15[23]34-47，其在配置方式、配置手段等方面受政府干预的程度较深，准入限制、信贷约束、信贷配给管制等抑制性金融政策导致了资本要素市场活力不足。党的十九大以来，要素市场的机制设计在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在资本要素市场化长期积弊的薄弱基础上，其市场化配置水平的提升可能导致追赶效应更加显著，由此带来的资本要素边际生产率的相对增长可能快于劳动要素，这为笔者实证得到的异质性传导机制提供了一种可行的解释。但就现实情况而言，不能削弱对劳动力要素市场化改革的关注，传统的户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劳动力的跨区流动，市场分割导致劳动力要素的价格形成机制存在症结。相对而言，中国劳动力要素市场的扭曲程度不如资本要素市场严重，但是这两种不同的作用机制也正好启发我们需要用不同的政策引导要素市场化改革，探索设计出具有中国特色的要素市场机制。

综上所述，笔者通过引入技术进步偏向性指数实证分析得到了要素市场化对创新效率改善的异质性传导路径，加深了对机制的思考。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考虑进一步细化对资本、劳动要素市场化产生的不同效应的因果分析与相应的制度设计，推进要素配置市场化改革，激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活力。

六、结语

笔者基于2008—2020年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面板数据，建立Tobit模型实证分析了要素市场化配置对区域创新效率的影响，并通过标准化供给面系统方法构建技术进步偏向的中介变量对这一作用机制进行了探究，得到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要素市场化配置能够有效促进区域创新效率的提升，当要素市场化配置程度每提高0.1，区域创新效率将提高0.288。第二，要素市场化配置程度的提高对劳动偏向性技术进步无显著影响，但是能够通过降低资本要素的价格推动资本边际产出相对提高，激励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继续向资本方向偏移。2008—2020年，中国资本、劳动要素呈现互补性特征，有超过65%的省（自治区、直辖市）表现为资本偏向的技术进步。第三，在要素市场化配置程度、技术进步偏向对区域创新效率的综合影响中，技术进步偏向发挥完全中介效应，但此效应只有通过资本偏向的技术进步才能发挥出来。异质性传导机制启发需要用不同的政策引导要素市场化改革，推动改革的同时注意观察技术进步的方向，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导向下进一步完善市场机制设计，激发市场活力。

同时，笔者归纳出相关政策建议如下：第一，加快推进要素配置市场化改革，提高要素配置的质量与效率。坚持以整体有效为目标，构建竞争充分、流转畅通的要素市场化运行机制，破除要素市场的体制机制障碍，完善信息沟通渠道，发挥市场在资本、劳动、技术等要素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第二，畅通国内经济循环，充分调动各类创新主体的积极性。健全现代产权制度，打造透明公平的市场交易环境，激励产业内与产业间的科技创新。重视区域间的资源共享与协同创新，推动资本、劳动力、技术、数据等要素共融互通，激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活力。第三，因地制宜发挥资源禀赋优势，加快协同创新平台建设。充分挖掘区域间互惠合作的可能，利用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红利带动优势产业价值链升级与跃迁。

注释：

①由于技术进步偏向性指数的测算需要用到增长率，因此数据选取的时间范围从2007年开始。

②由于新冠病毒感染疫情的暴发对经济生产活动造成了较大冲击，可能会潜在影响技术进步的性质与变量间的关系，所以此处的回归暂且只考虑2008—201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