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俊富 ，陈金伟 ，苗建军

（1.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211106；2.南京审计大学 经济学院，江苏 南京 211815）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发生的新冠病毒感染疫情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引发了广泛的讨论。比较普遍的认识是，该疫情属于典型的突发性冲击事件，公众心理的变化是决定其影响广度和深度的重要因素之一，过度的恐慌情绪和不稳定的预期都易导致更加严重的后果。政府、企业和科研机构等都要采取有效措施加以应对，帮助公众形成对生产、生活和发展的良好预期，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高级别专家组和高校科研院所组织的防疫科普团队为代表的专家团队，通过广播电视和网络等平台为公众提供了广泛而有效的咨询信息，有利于缓解公众的身心压力和恐慌焦虑情绪，并帮助公众稳定预期，进而有利于维持和促进国家经济的良好发展[1-2]。笔者通过研究发现，心理预期具有“传染”性，公众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传染”，达到一定规模时会对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采取有效措施加以应对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心理预期与经济发展的惯性紧密相关。1687年，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一书出版，提出了动力学的三条定律。其中，第一条定律一般被称为惯性定律，“任何物体都保持静止的或沿一条直线做匀速运动的状态，除非有力作用于该物体，迫使它改变这种状态”[3]38-41，即如果那么式中：F为力；Fi为第i个力；n为 力的总数为合力；v为速度；t为时间。

惯性定律广泛存在于自然界，是自然科学研究的重要定律。实际上，不只自然界，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如在经济学研究中也存在惯性的概念，投资惯性、消费惯性和价格惯性等。王东京对国际投资的惯性进行了研究，发现在国际资本的流动过程中，只要外界条件不变，对外投资规模和速度就会保持原有状态[4]；Narasimhan和Sheridan认为，股票投资领域存在惯性交易策略（Momentum Trading Strategy,MTS），是指由于保守性心理等因素的影响，从而购买（卖出）过去一段时期表现较好（较差）的股票[5]；Duesenberry对凯恩斯消费理论中消费函数是可逆的这一基本假设提出了批评，认为由于消费者受自身消费习惯的影响，增加消费比减少消费要容易，呈现“棘轮效应”，同时还特别指出，消费者的消费行为是相互影响的，周围人们的消费水平会对消费者产生“示范效应”，即使自身收入水平没有变化，周围人们消费水平的变化也会推动消费者消费水平变化，进而批评凯恩斯所提出的消费者消费行为相互独立的观点[6]；毕玉江和裴瑱发现，中国居民的消费水平表现出较为明显的惯性特征，但是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变化趋势有所不同，城镇居民消费水平的惯性是逐渐强化的，而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惯性则呈“U”型变化趋势[7]；Fuhrer指出，通货膨胀持续的时间越长，惯性越强，货币政策越滞后，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也越大，反通货膨胀需要付出的成本也越大，这种所谓的经济学领域的惯性很大程度上是心理因素和心理预期所导致的，如股票投资中的保守性心理因素、消费中的心理攀比因素、通货膨胀中的预期因素等[8]。

二、心理预期的重要性

预期是一种心理现象，是指决策者对于未来与决策相关的不确定的经济变量所作的预测。预期来源于未来的不确定性，决策者不能确切知道经济变量的变化情况，这种对未来的未知导致了决策者有必要对未来进行预测，以确定其经济决策[9]。预期是经济运行的重要因素，凯恩斯在其《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从生产与消费的时间间隔对预期的重要性做了分析[10]。尽管凯恩斯把预期放在了经济分析的重要位置，但是真正使预期理论成为经济学的重要理论恰恰是对凯恩斯理论的质疑。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滞胀”出现，失业与通货膨胀并存，而按照菲利普斯曲线（Phillips curve），失业与通货膨胀是负相关关系，二者可以相互替代[11]。显然，实际经济运行情况与经济理论出现了矛盾，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无法对此现象作出合理解释，也无法通过社会总需求管理加以解决。Muth批评很多动态经济模型没有完全采用理性假定，使得理论无法完全解释所观察到的现象，认为预期是基于有关经济系统的，因而在实质上预期与经济理论的预测是一致的，他称这种预期为理性预期[12]；Lucas对传统政策分析中的不同政策实施时经济结构不变的假设提出了批评，认为运用数据估算出经济计量关系式，利用估算的关系式来预测经济行为很明显与动态经济学理论相悖，因而这些模拟基本上不可能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同时还提出了附加预期的宏观经济模型，得出了与传统凯恩斯主义理论不同的结论[13-15]；Sargent等认为，社会公众密切注视金融管理机构并推测可能出台的政策，进而采取相应的对策，货币政策对国民收入和就业水平没有影响，只有意外的货币供应量增加才能增加国民收入和就业水平[16-18]；Barro对理性预期的观点进行了数据验证，证明货币供应量中预料到的部分不影响失业，未预料到的部分则会影响失业，理性预期条件下，货币政策被人们完全预料到，因而货币政策是无效的[19]。上述学者按照理性预期的思想，对国民收入、就业和货币政策等的研究，将心理预期对经济运行的重要性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笔者拟借鉴迈克尔 • 卡特和罗德尼 • 麦道克构建的分析框架[20]，对预期的重要性进行模拟。假设供给曲线为

式中：P为价格；Pt为第t期价格；为第t期预期价格；Yt为第t期产出；为自然产出；δ为价格对实际产出和自然产出偏离的反应程度，且δ>0。由此可以看出，第t期的价格以第t期的预期价格为基础，价格变动与实际产出和自然产出的偏离正相关。需求曲线为

式中：α为自然价格，且α>0；β为价格对产出的反应程度，且β>0。斜率（-β）<0，表示产出与价格是负相关关系。考虑政策因素的影响，把政策作为变量引入模型

式中：x为政府政策；xt为第t期政府政策；此时 α为价格对政府政策的反应程度，且α>0。政府可以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政府政策改变xt，改变需求曲线的位置，进而改变价格Pt和产出Yt。联立式（1）和式（3）得

根据式（4），初步判断，均衡产出水平与政策变量和自然产出正相关，与价格预期负相关，即政策变量和自然产出越高，均衡产出水平越高；价格预期越高，均衡产出水平越低。但是，预期价格的具体形式仍不清楚，预期价格的形式有适应性预期、理性预期等形式，因而会形成不同的结论。假设为适应性预期形式，即

由于适应性预期价格可以表示为以往价格的分布滞后，即

式中：k为第k期；Pt-k为第t-k期价格。式（6）可以进一步化简为

因此，对于一定的Pt-1，产出决定于政策变量xt，政府的政策是有效的。如果预期价格为理性预期形式，即

式中：Et-1(Pt)为第t-1期所得到的第t期价格Pt的数学期望。联立式（3）、式（4）和式（9）得

式中：E(xt)为第t期政府政策xt的数学期望。在理性预期下，可得

在理性预期下，任何政策都不能使产出偏离自然产出，即政策是无效的。

上文通过一个简单的模型，在适应性预期和理性预期的情况下对经济运行情况进行了模拟，得出在适应性预期的情况下，政策是有效的，而在理性预期的情况下，政策是无效的。由此可知，预期是经济平稳运行的重要因素，社会公众是什么样的预期形式，预期是向好还是向坏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社会经济运行，尤其是政策的选择。上文以价格为例，构建预期模型研究了预期对经济运行的重大影响，但该模型仍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忽视了预期的概率属性。如何对概率进行测度是研究假设必须面对的问题。预期从本质上是主观概率问题，如对天气预报的预测，只能预测明天下雨的概率为30%，或明天不下雨的概率为70%。同理，对价格上涨等经济问题的预测，也只能预测价格上涨的概率为30%，或不上涨的概率为70%。预期模型把预期处理得过于简单，非此即彼，弱化了预期的概率属性。

第二，混淆了个体预期与总体预期。预期模型简单地把预期作了归一化处理，直接假定个体预期就是总体预期，没有考虑个体之间的相互影响。实际上，总体预期未必是个体预期的简单加总，而且个体预期对总体预期的影响到底有多大，一个总体中仅有少部分个体有预期，可能并不会有所影响，而且有这种预期的个体规模可能是动态变化的，影响也可能是动态变化的。

第三，忽视了政府的作用。政府是社会经济的管理者，职责是维持社会经济稳定，不断提高公众的生活水平。政府是由理性经济人组成的组织，因而其也就具有理性经济人的特点，从稳定预期确保社会经济平稳发展的角度出发，政府有能力且有意向积极采取措施影响预期和引导预期，从而达到发挥宏观调控政策效果的目的。

三、心理预期的“传染”效应

（一）心理预期具有“传染”性

在分析物质间的关系时，牛顿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认为万有引力存在于任何两个物质之间，引力的大小与它们的质量乘积成正比、与它们的距离的平方成反比，即

式中：f为万有引力；G为万有引力恒量；m0和m1为两个物质的质量；r为两个物质的距离[3]38-41。式（13）是两两物质之间的引力，可以拓展至多个物质之间，即测度多个物质之间的引力大小，假设m0和m1之间的引力为f1，m0和m2之间的引力为f2，那么m1和m2对m0的联合作用力为

式中：F为联合作用力；cosθ为f1和f2夹角 θ的余弦。F除了与f1和f2的大小相关，还与f1和f2的方向相关，从两个力的综合，可以推出更多力的综合。由此可知，可能一个物质m1对物质m0的影响有限，但是随着物质的增多，影响有可能趋于无穷大。

自然界的物质之间有万有引力，那么心理预期作为动物尤其是人的心理活动，有相互影响吗？心理学中的同群效应（peer effect）和羊群效应（herd effect）对该问题作出了阐释。同群效应多是熟悉的人之间的心理影响，是指在各种社会关系中临近平等个体之间产生相互作用，个体的决策不仅会受到自身特征的影响，还往往会受到与之相似的同群的行为和决策的影响，即“近朱者赤，近墨者黑”[21]；羊群效应则多是不熟悉的人之间的心理影响，是指个体有从众跟风心理，从众跟风心理很容易导致盲从，最终个体理性会因为从众行为形成群体无理性[22]。同群效应，尤其是羊群效应所表述的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影响，是可以扩散“传染”的：开始某一种想法由A提出，之后“传染”B和C，然后B和C再“传染”给D，E，F和G，呈现的是逐渐扩张的趋势，具体如图1所示。

图1 心理影响的“传染”性

此外，还需要指出的是，预期有良性预期和恶性预期之分。良性预期有利于社会经济稳定，恶性预期则易导致经济的剧烈波动。为了保证分析上的一致性，笔者仅选择恶性预期来进行分析，探讨其“传染”机制和应对措施。相对于恶性预期，良性预期的分析过程相同，影响结果相反。

（二）对预期模型的优化

针对理性预期学派构建的预期模型存在的三个问题，笔者采取以下假定加以完善：

一方面，体现预期的概率属性和个体预期的综合即为总体预期。概率是指某事件发生的可能性的大小[23]。预期是主观概率，是指一个决策者根据自己掌握的信息对某个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大小做出判断[24]。针对某个具体的事件，每个决策者都会根据自己所掌握的信息来判断该事件发生的可能性的大小，无论这些信息是来自自己的思考，还是别人的传递。对每个决策者而言，概率有可能是不同的，但是每个决策者单独进行分析过于复杂，必须既体现预期的概率属性，又不至于使分析过于复杂。鉴于此，笔者拟将预期的概率属性与个体预期如何有效转化为总体预期两个问题放在一起解决。

借鉴大数定律的思想，即虽然单个决策者的预期可能是随机的，但是随着决策者数量越来越大，预期则将逐渐趋于稳定。将每个决策者的预期做二项分布处理，决策者要么预期事件发生，要么预期事件不发生，所有的决策者综合在一起，预期事件发生的决策者占比即为预期事件发生的概率，即

式中：Xi表示第i个决策者；N为决策者总数；NA为预期事件发生的决策者人数。那么，事件发生的概率Pr对于任意的ε>0满足

式中：Pr为概率；ε为任意小正数。式（16）表示当决策者数量足够多时，个体预期综合形成的总体预期与真实的具有随机性的个体预期之间的偏差将非常小。

另一方面，体现政府的作用。政府是作为社会经济管理者的身份而存在的，代表着社会公共权力，可以运用司法、行政和宣传等方式来对预期进行影响和引导，而且这种影响和引导在许多情况下往往是社会经济运行中重要的力量[25]。Arrow[26]、Blanchflower和Maccoille[27]、李新荣等[28]研究了居民的政府信任程度对预期的影响，发现由于居民对政府的信任程度影响了他们对政府宏观调控能力的判断，因而会对预期产生重要的影响。而且与其他国家相比，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政府承载了维持社会经济平稳运行更大的责任与义务，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也发挥了更为重要和核心的作用[29]。梁华林认为，当前中国正处于转型时期，存在随机性和复杂性，政府应该利用各种政策工具来对预期进行引导和调控，使其向良性发展[30]。笔者将政府采取的措施统称为劝导因素，考虑引入模型加以分析。

（三）基于劝导免疫模型的讨论

1.理论模型

关于心理预期“传染”机制的讨论，必须考虑多种因素：一是“传染”的方式，或者说是受影响者的增长方式。几何增长是学术界较早接受的增长方式。马尔萨斯在研究人口问题时提出，人口若不受抑制，会按几何比率增加，而人类所需的生活资料则是按算术比率增加的，由此得出人类发展前景比较悲观的结论[31]。达尔文（Darwin）接受了马尔萨斯的观点，赞同自然界的生物增长不是线性增长，而是几何倍数增长，但是指数增长所得出的受影响者无限增长结论，明显不符合实际情况[32]64。二是阻滞因素限制受影响者增长。达尔文观察到，生物数量的高速率增加倾向，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生存斗争[32]64。原存德和胡宝安[33]、杨鹏等[34]的研究也显示，生物间的相互竞争会对生物数量的增长产生阻滞作用，当生物达到一定数量，其增长率会逐渐下降，不过阻滞因素虽然减缓了受影响者的增长速率，但是受影响者依然会增长，与实际情况仍有差距。三是受影响者可以恢复，并具有理性判断。公众多是理性经济人，经过劝导后，部分可以作出理性的判断，转变为不受影响者或免疫者，且这部分人最终将退出影响系统[35-38]。笔者综合以上三个方面的因素来构建劝导免疫模型。

假定总人数为N，可以分为受影响者NA、易受影响者NS和免疫者NI，受影响者、易受影响者和免疫者在总人数中的占比分别为A(t)，S(t)和I(t)；单位时间内每个受影响者能够接触到的人数为λ；单位时间内经过劝导恢复的人数在受影响者中的占比为µ；初始时刻的受影响者、易受影响者和免疫者分别为A(0)和S(0)和I(0)，可以构建方程组为

式中：∆t为时间变化；A(t+∆t)为t+∆t时间的受影响者比例；S(t+∆t)为t+∆t时间的易受影响者比例。式（17）为离散形式，连续化为

由式（18）可知，当t→∞时，A(t)→0。该方程组无法求出解析解，可以在S-A平面上研究S(t)和A(t)的变化情况。式（18）消去dt，令σ=λ/µ得

解得

式中：S(t)≥0，A(t)≥0，A(t)+S(t)≤1。由式（20）可知，当S(t)=1/σ，A(t)达到最大值，则S(0)>1/σ时，A(t)先上升后下降，最终趋于0；S(0)<1/σ时，A(t)单调下降，最终趋于0。形成的相轨图如图2所示，P1为S(0)>1/σ时的相轨线，P2为S(0)<1/σ时的相轨线。

图2 劝导免疫模型的相轨图

2.仿真模拟与实证检验

运用MATLAB做数值模拟，输出S(0)>1/σ和S(0)<1/σ的数值模拟情况，如图3和图4所示，与图2的分析一致。

图3 S(0)>1/σ的数值模拟

图4 S(0)<1/σ的数值模拟

由图2、图3和图4可知，要防止受影响者A占比加大，即防止预期的影响扩大，应当使S(0)<1/σ，即S(0)<µ/λ。换言之，一方面要限制受影响者对易受影响者的接触或者通过劝导使人们获得免疫力，另一方面要降低初始时刻易受影响者的数量S(0)。

受影响者的变化是需要重点关注的。2019年12月至2021年12月的百度指数情况，如图5所示。

图5 2019年12月至2021年12月百度指数情况

搜索的关键词为“新冠”。新冠病毒感染疫情的暴发改变了人们的预期，可以认为每一次搜索背后都是受影响者，搜索数量越多说明受影响者越多，反之亦然。由图5可知，自疫情暴发以来，搜索数量具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搜索数量呈现波动变化趋势。由此说明，每一次疫情变化都冲击着人们的预期。中国某个地区突然出现较大规模疫情会迅速改变人们的预期，受影响者数量也会迅速增多；之后，随着防疫政策加紧，疫情减缓，受影响者减少，人们的预期则会趋于稳定。可以预见的是，在疫情未结束的情况下，搜索数量将一直维持这一趋势。二是2021年的搜索数量明显小于2020年的搜索数量。由此说明，在中国有效的防疫政策下，免疫者越来越多，相较于2020年，人们的预期更加稳定。

截取2021年7月底和8月初的变化进行实证检验，建立回归模型

式中：I为百度指数；C为常数项；T为时间；T2为时间二次项。该回归模型的模拟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回归模型模拟结果

同时，上述模型的可决系数R2为0.81，F检验统计量为33.17。由此可以发现，该时期指数变化基本符合抛物线模型，与图3中S(0)>1/σ的情况基本一致。总体来看，劝导免疫模型较为准确地模拟了预期的变化情况，既反映了受影响者的增长情况，也体现了政府的作用，同时还考虑到了公众多是理性经济人，经过劝导后，有可能转变为免疫者。

四、合理引导心理预期

综上可知，公众预期对经济运行至关重要，为了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必须采取措施，合理引导公众心理预期。参考图2的劝导免疫模型，结合具体工作实践，特别是此次疫情中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高级别专家组和高校科研院所组织的防疫科普团队等所做的稳定预期工作，笔者提出如下建议：

（一）准确获知社会预期

预期是经济平稳健康运行的重要因素，获取预期数据必须依赖完善的统计调查体系。目前，中国已经形成以周期性普查为基础，以经常性抽样调查为主体，综合运用全面调查和重点调查等方法，并充分利用行政记录等资料的全方位、多层次和立体化的统计调查体系。从普查结果来看，定期组织经济普查、农业普查和人口普查，能够较好地摸清经济发展和人口变化的“家底”。从企业调查情况来看，已经建立了以规模以上工业、有资质的建筑业和全部房地产开发经营业、规模以上服务业、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业和住宿餐饮业等“四上”行业企业为代表的定期调查。从家庭调查情况来看，根据全国人口普查资料，采用分层多阶段随机抽样方法，在全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抽选确定了1 800多个调查县（市、区）、16万户调查户，建立了住户调查制度，可以使全国居民及分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消费支出抽样误差控制在1%以内。从价格调查情况层面，已定期调查并发布消费者价格指数、生产者价格指数和住宅销售价格指数[39]。依托现有的调查制度，可以增加心理预期调查的内容，开展行之有效的心理预期情况调查，为决策提供参考。

（二）降低预期“传染”速度

预期“传染”速度的快慢与每个受影响的人有效接触并且能够施加预期影响的人数 λ紧密相关。λ越大，受影响人数增加得越快；λ越小，受影响人数增加得越慢。因此，降低 λ可以有效降低预期“传染”的速度。目前，中国社会经济运行的部分行业、部分区域还存在一定的风险，难免导致一些不合理预期的形成，于是社会经济运行中也难免会出现“噪声”，这些“噪声”不加以规范就会进一步误导社会预期，于是“黑天鹅事件”就易演变为“多米诺骨牌效应”。必须对这些“噪声”加以规范、引导和控制，特别是对一些潜在影响较大的“噪声”，要采取措施加大管控力度，将其影响范围控制在合理区间内，无法对其他平稳运行的领域产生不良影响。这就需要进一步加强引导社会预期的相关法治工作，做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合力引导公众的心理预期。

（三）提高预期“免疫”速度

公众多是理性经济人，经过劝导后，多可以作出理性的判断，不再恢复为易受影响者，而转变为免疫者，退出影响系统，退出的速度为µ。µ越大，免疫者人数增加得越快，就有越多的人退出影响系统；µ越小，免疫者人数增加得越慢，退出影响系统的人数也越少。因此，提高 µ可以有效降低预期“传染”的影响范围。信息不对称是预期误导的重要原因，公众获得的信息越少、越碎片化，劝导的效果越差，越容易导致错误预期的形成；反之，公众获得的信息越多、越完整，劝导的效果越好，越容易形成合理预期，这就需要加强信息公开力度。一是定期对信息进行公开。通过多种媒体定期发布生产总值、物价、投资、景气指数和就业等社会经济指标，使社会公众可以动态了解经济运行情况。二是加强信息解读。不同公众的文化层次、理解能力差别较大，而且很多社会经济指标相对较为专业，于是对同样的信息可能产生不同的反映，不同的预期也随之形成。专业机构要加强对相关信息的解读，尤其是针对不同的社会群体，应该提供能够为该类公众所理解和接受的解读。三是建设信息公开数据库。将生产总值、物价、投资、景气指数和就业等社会经济指标的历史数据存储于数据库之内，方便公众查询。

（四）减少初始易受影响者

初始易受影响者S(0)是预期“传染”的潜在范围，初始易受影响者S(0)越大，特别是S(0)>µ/λ时，受影响的人数A(t)先单调上升再单调下降，会出现一段时间影响扩大的情况；初始易受影响者S(0)越小，S(0)<µ/λ时，受影响的人数A(t)单调下降，最终趋于0。所以，应该提高社会整体的“免疫力”。因此，一方面，需要加强社会经济知识的普及宣传工作。公众的知识储备越丰富，越能够正确理解社会经济指标，越利于合理和稳定预期的形成，应当通过多种形式开展社会经济知识的普及教育，提高公众对社会经济运行指标的认知水平。另一方面，公众也应主动增强信息获取意识和理解能力。例如，多关注官方媒体，提高判断能力，在遇到“噪声”时，能够有合理的预期，进而作出正确的决策。中国一贯重视对公众的宣传教育工作，国家相关职能机构定期通过电视、报纸、网络、开放日等形式开展宣传教育，有效提高了公众的知识水平，增强了公众的学习热情。之后，还应开展更多层次和更多形式的社会公众的宣传教育，进一步提升宣传教育的效果和持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