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文雯

摘要：小说《茫茫藻海》对《简·爱》进行颠覆性改写。通过改写伯莎在《简·爱》中的“疯女人”“施害者”和“荒淫放纵”的形象，《茫茫藻海》揭示伯莎这一克里奥尔女性受到的三重压迫，这些压迫分别来自以简·爱为代表的西方白人女性、以罗切斯特为代表的西方白人男性和以丹尼尔为代表的本土黑人男性。

关键词：《茫茫藻海》；《简·爱》；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

西印度群岛女作家琼·里斯的小说《茫茫藻海》，是女性主义文学和后殖民主义文学的经典之作。以夏洛蒂·勃朗特的长篇小说《简·爱》为蓝本，琼·里斯在《茫茫藻海》中描述罗切斯特的前妻——“疯女人”伯莎放火焚毁庄园之前的故事，由此重新勾画伯莎与罗切斯特的面貌，颠覆读者的旧有认知。国内学界大多围绕《茫茫藻海》本身讨论其主题意蕴，一定程度上忽视了这部小说与《简·爱》的紧密关联，有鉴于此，本文将通过对读两个文本的方式来探讨《茫茫藻海》的主题思想。可以说，琼·里斯之所以改写《简·爱》，目的之一就是揭露伯莎遭受的各类种族压迫与性别压迫，她分别改写《简·爱》中伯莎的“疯女人”“施害者”以及“荒淫放纵”的形象，以此揭露其受到的来自西方白人女性、西方白人男性以及本土黑人男性的三重压迫。

一、西方白人女性对克里奥尔女性的压迫

通过改写伯莎“疯女人”的形象，《茫茫藻海》意在揭示《简·爱》中简·爱这一西方白人女性对伯莎这一克里奥尔女性造成的压迫。“克里奥尔人”是指生活在英国殖民地的早期欧洲移民的后裔，这一特殊处境使其成为没有家园、身份不明的群体。由于他们长期生活在殖民地，与黑人具有类似的生活习惯和言谈方式，因此，他们的白人身份并不被白人群体承认；同时又由于欧洲移民后裔的身份，他们也不被殖民地的黑人群体所接受。在简·爱的眼中，伯莎是状若疯癫的非人之物，但在《茫茫藻海》中，伯莎并非疯子。由此，《茫茫藻海》意在说明简·爱对伯莎的污名化，而伯莎之所以在简·爱眼中不似常人，大抵由于西方白人女性以自我为中心对非我族类进行的虚构和想象，她们虽同为女性，但由于种族问题而处于对立关系。

在《简·爱》中，读者透过简·爱的双眼看到的是一个疯癫失常、半人半兽的伯莎。小说描述伯莎形象的话语大部分出自简·爱之口，此处选取较具代表性的两段文字。第一段描绘简·爱刚到桑菲尔德庄园时，听到伯莎发出怪异的笑声： “我轻轻地向前走着，万万没有想到在这样寂静的一个地方，竟然会听到刺耳的笑声。”[1]从听觉美学的立场来看，文学中声音的展现服务于人物形象的塑造，可想而知，一个拥有“刺耳笑声”的人，其面貌大抵也与常人相异，因而此处描写已然暗示伯莎“疯女人”的形象；第二段是简·爱正式见到伯莎时的描述：“那是什么呢，是野兽还是人呢？乍一看，看不清楚；它似乎在用四肢匍匐着；它像一个什么奇怪的野兽似地抓着、嗥叫着；可是它又穿着衣服。”[2]由此可知，伯莎在简·爱眼中是一个似人非人、神志不清的形象。由于小说采用第一人称叙述方法，即从简·爱的角度进行叙述，这样一来，读者就成为她的倾听者，在阅读过程中会下意识地追随她的情感，认同她的见闻，由此，伯莎在读者眼中就成为一个疯子。

但在《茫茫藻海》中，伯莎并非异于常人的疯女人，而是令人怜悯的受害者。一则，伯莎生来与常人无异，虽然罗切斯特对外声称伯莎疯了，将其关进阁楼，但事实上，伯莎此时仍是清醒的，譬如她曾试图自救——“等我再看到他……我会说，‘只要你让我走，我不会再打扰你。’可是他再没来过。”[3]由此可见，伯莎在被关进阁楼后曾寻找离开的办法，这说明她并未陷入疯癫，照看她的仆人格蕾丝也表示：“我要为她说句话，她并没有失神丧气。”[4]因此无论是从伯莎自身的言行还是从他人的评价来看，伯莎在被关入阁楼时并非疯子。二则，相比于《简·爱》中壮硕、带有攻击性的伯莎，《茫茫藻海》中的伯莎则柔弱并且饱受欺凌，这一点从其一生遭遇中可见一斑。少时的伯莎极度缺乏安全感，由于她居住在英国殖民地，而其生父又从事贩奴交易，这使她从小就饱受黑人的仇视，同时由于她的母亲是克里奥尔人，继承母亲血脉的伯莎成为众人口中的“克里奧尔少女”，这一称谓致使其徘徊于英国白人与当地黑人之间，变成一个没有家园、身份不明的人，如此种种令儿时的伯莎觉得“要是我动一下，一切都可能会变得更糟”[5]，因此，周遭环境对她的压迫致使其内心充满恐惧和不安。成年后的伯莎则由于陷入一段不幸的婚姻而饱经欺凌，她的丈夫罗切斯特仅为了获得其财产而与之结合，婚后在隔壁房间与黑人女仆苟合，以此对伯莎施加精神暴力，后又将“精神失常”的伯莎关进阁楼。总的来说，伯莎不仅与常人无异，并且一生饱受欺凌，由此《茫茫藻海》改写了伯莎在《简·爱》中的“疯女人”形象。

这一改写的目的在于揭露《简·爱》中西方白人女性简·爱从殖民立场出发对克里奥尔女性伯莎的歧视与压迫。为何《茫茫藻海》中的伯莎与常人无异，而简·爱眼中的伯莎状若疯癫，形如野兽？后殖民主义理论家的观点对此颇具启示意义，法农指出：西方视野中的东方是西方人精心虚构的产物，是西方以自我为中心进行的一系列想象和建构，是充满偏见的，在这套话语体系中，白人代表文明、高贵、中心与善，而黑人代表野蛮、低贱、边缘与恶[6]。因此在白人简·爱的眼中，无论伯莎的真实面貌如何，作为克里奥尔人的她从根本上说就是低贱的、野蛮的，所以，伯莎以疯子的形象出现在简·爱眼中。如前文所述，克里奥尔人虽不是黑人，但却与其处境相同，因为他们长期生活在殖民地区，与本地黑人有着相似的言谈方式和生活习惯，因此同样被英国白人当作殖民地人看待，如伯莎所言：“我们这些在他们（指当地黑人）被从非洲卖到这里之前就居住此地的人，都被他们叫做白蟑螂。但我又听到英国女人把我们称作白皮黑鬼。所以夹在你们中间，我经常不明白自己是什么人，我的国家在哪儿，我属于什么地方。”[7]总而言之，作为克里奥尔人的伯莎与黑人处境相同，也处于西方白人女性带有种族偏见的凝视之中。

综上所述，通过重写伯莎这一人物形象，琼·里斯揭示《简·爱》中简·爱从白人女性立场出发对伯莎产生的种族偏见，揭露西方女性对东方女性的歧视与压迫。从这个意义上说，《简·爱》所蕴含的女性主义只在一定程度上打破男女的对立，即局限于白人男女之间，并未表现更加广泛的性别平等，因为第三世界女性在其中仍然失语。而除了西方白人女性与克里奥尔女性的对立之外，通过改写《简·爱》，琼·里斯也揭示西方白人男性对克里奥尔女性的边缘化。

二、西方白人男性对克里奥尔女性的压迫

通过改写伯莎的“施害者”形象，《茫茫藻海》揭露了《简·爱》中西方白人男性对克里奥尔女性的压迫。在《茫茫藻海》中，作者展现罗切斯特以殖民者身份对伯莎进行的一系列压迫行为和充斥男权色彩的性别压制，颠覆性地改写这一人物形象，进而揭示《简·爱》中西方白人男性和克里奥尔女性的对立。

在《简·爱》中，罗切斯特是受害者，伯莎是施害者。在健康方面，罗切斯特声称：“伯莎·梅森是个疯子，她出身于一个疯子家庭——三代都是白痴和疯子！她的母亲，那个克里奥尔人，既是个疯女人又是个酒鬼！——我娶了她的女儿以后才发现，因为在这以前，他们对这个家庭秘密是闭口不谈的。”[8]由此，伯莎被描述为一个患有疯病的骗婚者。在性格方面，罗切斯特又讲道：“她的趣味引起我的反感；她的心灵平庸、卑鄙、狭窄。”[9]由此伯莎又被指认为心灵庸俗，而她的庸俗则使罗切斯特在这场婚姻中陷入不幸。总而言之，伯莎被塑造为一个施害者。

但在《茫茫藻海》中，伯莎是受害者，罗切斯特则是施害者。一方面，伯莎受到罗切斯特的殖民压迫，这点主要表现在小说中以罗切斯特口吻进行讲述的第二部分。其一，罗切斯特对她进行经济殖民，他与伯莎结婚的真正原因是为了获得妻子的财产。伯莎的奶妈克里斯托芬指责罗切斯特：“每个人都知道你（即罗切斯特）是为钱而跟她结婚的，你把钱全部拿走了。”[10]对此，罗切斯特并未反驳——“好像是这样，我想。好像是这样。不过最好是什么也不说。”[11]按照当时英国的法律规定，女性结婚后，财产将归丈夫所有，这与殖民地应按照条约主动向宗主国上交财富的行为别无二致。由此可知，罗切斯特与伯莎在经济上属于殖民和被殖民的关系。其二，这种殖民压迫还体现为罗切斯特本人对伯莎的种族主义偏见。譬如当伯莎提出退婚时，罗切斯特的内心独白是：“我可不能接受作为被这个克里奥尔女孩抛弃的求婚者回到英国去。我必须知道为什么。”[12]再如“她学着黑人那种侮慢无礼、像唱歌一样的腔调说道”[13]。事实上，伯莎的语言和行为都是正常的，而罗切斯特感到厌烦的原因大抵出于种族主义的偏见，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他认为被伯莎——一个克里奥尔女孩退婚是一件耻辱的事情，这种歧视实则来自白人对克里奥尔人这一群体的歧视，在这一观念影响下，罗切斯特自然不会尊重伯莎，致使她陷入一段不健康的婚姻关系。伯莎受到了罗切斯特出自种族中心主义思想的殖民压迫。

另一方面，伯莎受到罗切斯特的性别压制。在《茫茫藻海》中，伯莎发现罗切斯特并不爱自己后，陷入巨大痛苦，奶妈克里斯托芬提出要带她走，并暗示罗切斯特，伯莎将会忘记一切与他人再婚，此时罗切斯特的内心活动如下：“一股愤怒和嫉妒的情绪击穿我。不，她不会忘记。我笑起来。”[14]随即，他便赶走了唯一可能拯救伯莎于不幸的克里斯托芬。由此可知，罗切斯特虽然并不爱伯莎，但仍然不肯放弃她的原因是出于“愤怒”“嫉妒”，出于男性的占有欲，他从男权中心主义话语出发，将伯莎视为自己的所有物，使其失去作为人的主体性，由此可见伯莎受到罗切斯特的性别压迫。对于两性不平等问题，波伏娃已经鲜明地指出自古以来，男女就不处于同一地位：“婚姻对于男人和女人，向来都是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的。两性彼此必不可少，但这种需要从未曾在他们之间产生相互性；女性从来不构成一个与男性在平等基础上进行交换和订立契约的等级。”[15]因此，伯莎之所以遭受不公待遇，实际上是由于两性的不平等导致的，而《茫茫藻海》揭示了伯莎受到的父权制的压迫，因此具有一定的女性主义意识。

《茫茫藻海》无疑改写了《简·爱》中伯莎的“施害者”形象，而这一改写的目的在于揭露《简·爱》中西方白人男性对克里奥尔女性的压迫。一则，罗切斯特对伯莎进行种族压迫。《简·爱》中的罗切斯特之所以认为伯莎是一个疯子，并非出自真实，而是出自他对伯莎的种族歧视。罗切斯特从种族中心主义出发，认为伯莎天生低下、粗俗，因此毫无负罪感地将她描述为一个疯子，因为在《茫茫藻海》中，伯莎被囚禁在阁楼中时是清醒的，但罗切斯特始终对外宣称她疯了，这一点在第一部分曾论述过。二则，罗切斯特对伯莎造成性别压制。《简·爱》中的罗切斯特之所以将伯莎放置在阁楼中，并非出自对妻子的保护，而是出自男性的占有欲，即是说，他从男权中心主义出发，认为伯莎是自己的所有物，因此始终不愿放其离开，故而將之囚禁在阁楼之中。

《茫茫藻海》将伯莎由“施害者”改写为“受害者”，揭露了罗切斯特运用殖民者特权和男性特权将其建构为他者的事实。一方面，罗切斯特按照英国法律获得伯莎的全部财产，歧视她的语言和行为，以上行径正契合殖民主义话语，因此这些行为实则是罗切斯特对伯莎的殖民压迫；另一方面，罗切斯特对伯莎的污名化和因占有欲而进行的囚禁，也与男权中心主义话语相契合，因此他对伯莎又造成性别压制。由此，《茫茫藻海》对这一形象进行颠覆性改写，揭露《简·爱》中西方白人男性对克里奥尔女性的压迫。

三、本土黑人男性对克里奥尔女性的压迫

通过改写伯莎及其母亲“荒淫放纵”的形象，《茫茫藻海》揭示本土黑人男性对克里奥尔女性的压迫。《简·爱》中的伯莎及其母亲荒淫堕落，但在《茫茫藻海》中，作者揭示这一现象的真正原因，即本土黑人男性的侵害使伯莎及其母亲被污名化，由此，《茫茫藻海》展现本土黑人男性与克里奥尔女性的对立关系。

在《简·爱》中，伯莎及其母亲被塑造为荒淫放纵的女性，主动与黑人男性偷情。据罗切斯特所言：“伯莎·梅森——一个声名狼藉的母亲的忠实的女儿——硬拖着我让我经历了所有可憎的、使人堕落的痛苦，一个娶了淫荡的妻子的男人一定会感到那样的痛苦。”[16]这句话已然在暗示读者，伯莎与其母曾不忠于自己的丈夫，同时“放纵”“荒淫”等词也在提醒读者，母女俩品性不佳，在与黑人男性偷情这一行为中具有主动性。

但在《茫茫藻海》中，伯莎及其母亲却是本土黑人男性的压迫对象。在种族方面，由于克里奥尔女性拥有白人血统，因此她们虽与黑人生活在一处，却仍被其视作殖民者，由此二者处于对立关系，但从文本来看，黑人男子居于强势、主导地位，克里奥尔女性则处于弱势、被动位置。一则，自《废奴法令》颁布后，伯莎一家日夜生活在黑人的仇视之中，他们毒死伯莎母亲唯一的马匹并放火烧毁母女居住的花园。这种不安全的生存环境使伯莎惶惶终日，在梦中也无法解脱：“我梦到自己在森林中走动。并非独自一人。某个憎恨我的人跟着我，但在视线之外。我听到沉重的脚步声越走越近，然而不管我怎么挣扎和尖叫，都无法挪动脚步。”[17]由此可知黑人的仇视已然成为她内心的隐痛和精神上的创伤。二则，黑人丹尼尔致力于宣扬伯莎是“疯子”的“事实”，譬如他向罗切斯特讲：“所有这些白种克里奥尔人都有的疯病就在她（伯莎）身上发作。”[18]由此，伯莎在日常生活和精神情感方面都受到黑人男性的侵害。

在性别方面，《茫茫藻海》中的本土黑人男性在男权话语支持下对克里奥尔女性进行污名化和他者化。其一，伯莎曾被黑人男子丹尼尔指认为“魔鬼”，当丹尼尔向罗切斯特描述伯莎的为人时，他表示：“我不必讨好任何女人。给我买这个，给我买那个——照我看来，女人就是魔鬼的化身。”[19]显然，这是丹尼尔从男性视角出发作出的评判，是带有男权主义色彩的虚构和想象，是对伯莎的污名化。其二，伯莎的母亲被黑人男性当作泄欲的工具，她在发疯后多次遭到黑人男性仆人的侵犯。伯莎曾目睹以上场面：“有一个黑胖子，手里拿着一杯朗姆酒……我看到那个男人把她从椅子里抱起来，亲她。我看见他的嘴紧贴着她的嘴。”[20]这一行径正契合男权主义话语对女性的定性，即女性的本性是生育性，如波伏娃所言：“在男性看来，女性本质上是有性别的、生殖的人。”[21]因此，黑人男性的这一行为实际上将伯莎母亲视作发泄欲望的工具，使其丧失作为人的独立主体性，成为波伏娃口中的“第二性”。由此《茫茫藻海》揭示黑人男性对克里奥尔女性的性别压制，亦展现性别歧视和男权话语对女性的侵害，具有一定的女性主义意识。

《茫茫藻海》不仅呈现克里奥尔女性与本土黑人男性之间的对立，同时表现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间的复杂关系，二者并非绝对的统治与被统治关系。克里奥尔女性由于受到英国本土白人的排斥，处于孤立无援的处境，因而更容易成为黑人男性泄愤的对象，这一点从伯莎少年时的生活环境可见一斑；同时由于其身为女性，在男权中心主义力量的席卷下也将受到黑人男性的污名化和边缘化，譬如黑人丹尼尔指控伯莎身带疯病的言语就促成她的被边缘化，可以说，在他与白人男性罗切斯特的合谋下，伯莎成功被指认为一个疯子。而发疯了的克里奥尔女性又将面临被黑人男性侵犯的危险，如伯莎的母亲被看管她的黑人当成发泄欲望的工具，在这一过程中，正在进行控制、掠奪的是黑人男性，而非白人女性。因此，克里奥尔女性只是名义上的殖民者，实际上却是受害者。

通过改写《简·爱》中伯莎及其母亲“荒淫放纵”的形象，琼·里斯揭露本土黑人男性对克里奥尔女性的压迫。一方面，来自黑人群体的种族仇视令伯莎及其母亲丧失家园且终日难安，进而造成俩人精神上的巨大创伤；另一方面，黑人男子丹尼尔和黑人男性仆人的污蔑与侵犯又造成俩人的他者化。以上又显示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间复杂微妙的关系，即由于性别视角的融入，克里奥尔女性这一名义上的殖民者群体，相对于本土黑人男性这一被殖民者人群来说，同样有可能陷入被动和弱势的处境，这与其本应具有的强势的、居于主导地位的殖民者形象大相径庭，由此，小说揭示克里奥尔女性饱受黑人男性压迫的处境。

结 语

《茫茫藻海》以文学改编为武器，为伯莎所代表的克里奥尔女性在种族、性别之争中夺获了一处能够发声的场所，使其挣脱《简·爱》中疯女人的躯壳，发出自己的声音并恢复原有的面貌，进而拓展人们对《简·爱》的评论空间，拥有更为多元的价值立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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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1][法]西蒙娜·德·波伏瓦.第二性 [M].郑克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546，11.

作者单位：江南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