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姚小鸥 高中华

《江汉考古》杂志2023年第2期刊发了荆州博物馆的《湖北荆州王家嘴798号楚墓发掘简报》(以下称《简报》)。《简报》披露:“2021年6月,在编号为M798的一座小型战国楚墓中,出土了一批珍贵的铜器、漆木器和竹简。竹简字体为战国楚系简帛文字,原数量约为800支,内容有《诗经》的《国风》部分、与《论语》体裁相似的《孔子曰》,以及一种可能为乐谱的新见类型简册。”这是中国音乐史上的一个惊人发现,也是近年来考古工作中重要的、可能给文化史研究领域带来突破性进展的历史文献发现之一,值得高度关注。

《简报》对前述“新见类型简册”,“初步判断其性质可能为乐谱,暂称为‘乐’”。关于这批竹简的基本情况,《简报》说:

“乐”简出土时均残断,初步判断原为160支左右。从形制上分为宽、窄两种。部分简面底端或简背有数字序号。每支简的正面分为两行书写,内容均为数字、天干及其他少量笔画简单之字符的不同排列、组合,且有分栏的情况,似带有一定的节奏感。

上引《简报》内容丰富,为学界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基础。本文为叙述方便,依据《简报》,将这批战国楚墓出土的竹简称为“乐简”。《简报》移录了其中两支乐简(编号分别为简581、简582)上的文字符号的释文。其中简581为:

(左列)“二 丩三 丨卜四 卜六卜丨六五九 乙九 卜 卅八六 丨六干工三六 五九 卜四 卜四……”

简582为:

(左列)“丩四 卜五九丩六 卜二五九四方五 方八 卜二丩四五卜厽四二 刀二丨丩三 丩四丩七 介……”

该期《江汉考古》的封二同步刊登了上述竹简的彩色照片。感谢发掘者和《简报》发布者,感谢《江汉考古》杂志的编辑,他们辛勤而周到的工作,使我们及时见到了这些竹简及其所载简文的面貌。下面,笔者依据这些资料,对乐简所载之文的书写体制作初步探讨。

湖北荆州王家嘴798号楚墓出土“乐简”(简581、简582)(该照片原刊于《江汉考古》杂志2023年第2期封二)

首先,我们比对《江汉考古》所载乐简照片,对《简报》所刊简文试作校补。下面是我们的校补本:

(简581·右列)二□□□丩三□□丨卜四□□□□□□□卜六卜丨六五九□□□□□乙九□□卜卅八六□□丨六干工三六□□五九□□□□卜四□卜四……

(简582·右列)□丩四□□卜五九丩六□□□□□□卜二五九四方五□□方八□□□□□□□□□卜二丩四五卜厽四二□刀二丨丩三□丩四丩七□□介……

笔者在校补这两支乐简释文的过程中,进行了三项工作。首先,《简报》所发布释文的“左列”和“右列”的称名,与两支简上文字符号的实际书写排列顺序相背,故据竹简照片加以更正,将《简报》释文所称“左列”改称“右列”,《简报》释文所称“右列”改称“左列”。除据实更正外,这种改称的理念依据的是古代简册的书写制度:古代简册皆旁行左读,故引导读者披阅简文须先述右列而后左列。

其次,查原简左、右两列文字符号多疏密不等,与古代简牍顺序通简接连写下的惯例不同,表现为简面多有长短不一的空白,此种情况既非偶然,当具有特定含义。上述校补本对简上文字符号间的空白处,暂以“□”填充,每个“□”占据一个字符的位置(下文简称为“字符位”),以便排比考校。

最后,也是涉及简文书写制度的最为关键之点,是将这两支简的简文分段录写编排,名之为“乐简释文分段重排本”。其形式内容如下:

(简581·上段右列)二□□□丩三□□丨

(简581·上段左列)□卜九五戊□方乙丨

(简581·中段右列)卜四□□□□□□□卜六卜丨六五九□□□□□乙九□□卜卅八六□□丨

(简581· 下段右列) 六干工三六□□五九□□□□卜四□卜四……

(简581·下段左列)工角戊□□卜旰癸□方父己丩戊□丩丁□……

(简582·上段右列)□丩四□□卜五九丩六□□□□□□卜二五九四方五□□方八□□□□□□□□□卜二丩四五卜厽四二□刀二丨

(简582·下段右列)丩三□丩四丩七□□介 ……

以上简文分段录写编排的原则,系按照乐简上书写的实际文字符号所记录的信息,来体现每简的各段简文之间,及每段之中的右列和左列之间的对应关系。前引《简报》称,乐简“有分栏的情况,似带有一定的节奏感”。竹简上文字符号的实际书写状况,与《简报》的这一说法不完全符合。由横线所间隔的各段简面长度,可容字符数不定,所以该横线恐非限定书写的栏线,而是一种表达特殊意义的符号——这关涉到乐简书写制度的大节,应作较为详细的说明。

观察两支乐简,分别有数量不等的横贯简面的标记线。这种标记线,简581上有两个,第一个在简上部约五分之一的位置,第二个在简下部五分之一强的位置;简582有一个,在简下部约六分之一的位置。《简报》在两简释文各段间所记“丨”,是将前述的在简面上不固定位置的、通简标画的横线截断为二,用于标记各列的句读终止。这除与简面实际情况不符外,还涉及古代简册书写中的另一个制度问题,即“绝止符号”的标记。

分栏书写,本是古代简册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传世古书中有此信息,然而后人对此多有不解。孙诒让在校注《墨子·经上第四十》时在《按语》中指出,此篇之所以“讹错独多,不可句读”,是因为“凡《经》与《说》旧并旁行两截,分读之。今本误合并写之,遂混淆讹捝(脱),益不可通”(4)〔清〕孙诒让:《墨子间诂》第190页,载《诸子集成》第4册,上海书店1986年版。。在出土文献中,分栏书写者也不罕见,著名者如《睡虎地秦墓竹简》中的《为吏之道》和近年来出土的楚简《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肆)中的《筮法》和《算表》等。《为吏之道》分上下五栏书写,《睡虎地秦墓竹简》的整理者在《说明》中指出:“仔细观察,在每栏各行文字上端多可看到用锋刃划出的横线,说明当时是先把竹简编好,然后分栏书写。”(5)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280页。“清华简”的《算表》则由二十一支竹简组成,原册以三道编绳编联,“凡见十八条朱色栏线横穿于上述二十一支简简面,三道编绳亦作为栏线使用,与朱色栏线一起,用以分隔数字等”(6)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肆)》,中西书局2013年版,第135页。。这两种简册文献各栏间的文字符号位数,皆因设栏固定而大体相同。

查王家嘴M798乐简的简581上段计有8个字符位(以单列计,下同),中段计有30个字符位,下段计有18个字符位,共计56个字符位;简582上段计有50个字符位,下段计有10个字符位,共计60个字符位。简581上段所接前一简的字数,以及下段所接下一简的字数皆不明。两简的各段中,可资对比的是简581中段与简582上段。简581中段的字符位数是明确的,即30个;而简582上段若不计可能存在的上接他简的字符数,则为50个字符位。显然,简582上段所载字符位数比简581中段字符位数至少多20个,由此可证乐简各段所记录的字符位数具有较大差异。如前文举例,分栏书写时,各栏字符位数应该大体相同,然而乐简的这一指标相差却很大,这就说明本简册不存在分栏书写的情况。换言之,乐简上通简标画的横线所起的并非文字书写时的分栏作用,而是标记简上所载的两列文字符号共同构成的意义单元之完成的终结线。考虑到该简的性质,它当是表达某个音乐单元终结的符号。鉴于这一符号未见命名,不妨暂借简牍学的术语“界隔符”来称呼它。有关这里对“界隔符”的使用,还可由其在简面上(特别是在简582上)的位置而知:这两简的“界隔符”对简面文字的分割,既不合于简册分栏书写的形式,也完全无法体现关于简册分栏书写的功能,所以必与栏线无缘。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观察两简的简面及其上的书写情况可见,简的前端皆完整,书写起始部位相似,上端书写时右列和左列或有未书写的空白部位,我们已用“□”符计入总字数。简581的下端虽较简582略多残断,但所短部分最多只能容一字,而其最后的半个字符也已计入简文的字符总数。乐简上的字符虽大小有别,然而平均起来大体一致,两简实际容字的总数不影响我们的计算结果与上述结论。

简括笔者校补的要义,是想探明乐简的书写制度,即:依音乐单元而分段书写,每段整体上表达一个比较完整的音乐单元;每一段间的字符左右分列而错落,可能是表示两列间意义的互补或相互呼应关系。

应该说明的是,本文所作的校补统计中所用的文字符号皆暂按《简报》释文所定。在校补工作中,笔者曾发现《简报》所释的文字符号包括数字和“笔画简单之字符”,多有值得重新研究的地方。这些问题也与本文所呈现的书写制度密切相关,应予解决。另外,乐简文本与后代记谱制度之间的关系也是有趣的话题,对此,我们拟另撰《战国楚墓竹简古乐谱字符形态研究》一文加以探讨。

王家嘴M798出土楚简数量较多、内容丰富,出土地点明确,埋藏年代可考(为战国晚期前段),具有很高的历史文献价值与文物考古价值。就判定乐简的性质而言,《简报》作者已经指出,“有少量简文以‘公之大和’、‘中和’、‘大喿’等词语结尾”,并联系《尚书·尧典》“声依永,律和声”的记载,“推断这类简文是一种失传的先秦乐谱”。这一推断有相当牢靠的学理依据。本文尝试从简册文献的书写制度入手揭示乐简简文的内在逻辑,以期对《简报》的上述结论进行补证。

总之,王家嘴战国楚墓竹简乐谱的发现,会给中国音乐史界带来前所未闻的新知。对它的深入研究,也是有待开拓的音乐史与简帛文献学的新领域。本文希望在内证方面对其根本属性有进一步的揭示,文章所用方法与结论皆希望得到读者和专家们的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