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肖宇强

自16、17世纪开始,一些西方传教士陆续来华宣传教义,顺便传播西方科技文化等,这种“西学东传”揭开了“西风东渐”的序幕。18、19世纪,该模式仍然持续,彼时的西方国家为了开辟更多的海外贸易市场并争夺原料产地,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大门,西方文化理念与艺术思潮也顺势大举进入中国——“海派旗袍”便可视为“西风东渐”影响下的产物。但文化的交流往往是双向的(即便不够平衡),在西方传教士、商人、学者们出于收藏、学术等目的或只因单纯的好奇,在中国搜罗了大量物件资料并带返回国之后,这些物件及其文化内涵也会对西方民众的物质与精神生活产生影响,可称为一种“东风西渐”。例如我国传统服饰,集实用与美观于一体,既诠释了设计者、制作者的构思与技艺,又映射出穿戴者、使用者的审美旨趣,一直都是海外收藏人士青睐的对象。如今,连同服饰在内的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及标本大多数已从私人手中转存至当地博物馆、图书馆等公共文化机构,(1)王霄冰:《海外藏中国民俗文物研究专题》,《艺术与民俗》2020年第3期。存放于海外一部分文博机构的服饰藏品亦借助数字化技术得以呈现在其官方网站,供大众检索、查阅有关信息。据此,本文拟通过考察中国民族民间服饰在美国(2)美国的博物馆、图书馆等公共文化机构收藏的中国民族民间服饰实物及影像资料较多,其馆藏资源也已基本实现了数字化。此外,我国在美设立了多所孔子学院,当地高校、社区开展的中外文化交流活动也较为频繁。作为一个移民国家和当今世界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重要国家,美国居住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族裔。多元的社会文化环境使得美国成为一个汇集全球文化与跨文化传播、交融的代表性国度。基于此,本文选择以美国为研究对象。的收藏情况和展览活动情况、社会宣传及创新利用状态,探求以服饰为代表之一的中华传统文化在海外的传播、接受与影响,以期为“东风西渐”等相关研究提供学理参考。

一、中国民族民间服饰在美国的收藏概况

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其历史不长,当地博物馆中的海外藏品大多是靠各式搜罗和藏家捐赠而得。事实上,在美国内战之前,积累了一定财富的纽约商人们就有过系统的收藏行为及规模不小的藏品库,但那时的博物馆数量不多,收藏体系也不尽完善,以至于一些藏家期望展示已有藏品却找不到适宜的平台。在这种背景下,大都会艺术博物馆(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以下简称“大都会博物馆”)应运而生。此后,通过馆内各部门工作人员的持续运作及美国国会的支持,(3)20世纪初,美国国会通过了《联邦遗产税法案》,鼓励个人和企业向非营利性文化组织捐赠钱款、艺术品和其他物资设备,规定凡是向公共文化机构进行的捐助均可用于抵免纳税。参见凌金铸:《美国公共文化体制的结构》,《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来自世界各地的许多珍贵文物、艺术品流入该馆,方使之敢于自称为享誉全球的艺术殿堂。

大都会博物馆收藏的中国纺织品、服饰数量众多,年代范围亦较广(由唐至清),宫廷和贵族服饰所占比重较大,民族民间服饰所占比重较小。当然,其中的文物我们应该坚持追索,但同时,作为业界常说的“世界四大著名博物馆”之一,大都会博物馆的收藏理念(4)以“百科全书”式的架构,收藏全人类古今各文化领域的优秀艺术作品,是大都会博物馆在创建之初就宣扬的理念。参见Philippe De Montebello,Masterpieces of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3),p. 6.、藏品处置方式和创新利用手段,以及为公众服务的态度也都值得我们探讨。比如该馆设立了“纺织品保护部”和“服装研究所”,专门针对馆藏纺织品、服饰等开展技术保护和科学研究。其中,纺织品保护部主要对馆藏各类纺织品进行修复、护理,服装研究所则主要对馆藏服饰进行技术修复、考古研究和数字化建档,且两部门均不定期承办相关展览并出版文献报告。

据不完全统计,美国本土收藏中国民族民间服饰较多的博物馆还有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Asian Art Museum of San Francisco)、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Cleveland Museum of Art)、费城艺术博物馆(The Philadelphia Museum of Art)、美国纺织博物馆(The Textile Museum,USA)、菲尔德博物馆(Field Museum)、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博物馆(Princeton University Art Museum)、肯特州立大学博物馆(Kent State University Museum)等。需要说明的是,各博物馆由于属性、定位有别,其收藏目标、理念也不尽相同。笔者将藏有中国民族民间服饰的美国博物馆分为三类:一是艺术类博物馆,包括大都会博物馆、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费城艺术博物馆等。作为以艺术类藏品为专门或主要收藏对象的博物馆,上述各馆的馆藏物件大多与艺术有关,将中国服饰视为艺术品进行收藏则是其特色。二是专题性博物馆,如美国纺织博物馆作为一家专门收藏纺织品、服饰的博物馆,有来自世界各地的纺织、服饰类藏品1万余件,其中中国民族民间服饰800余件。三是高校博物馆,如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博物馆、肯特州立大学博物馆等。其中,肯特州立大学博物馆藏有中国传统服饰800余件,包括汉族和各少数民族民间服饰,这些藏品一方面是该馆极具特色的馆藏资源,另一方面也是该校师生开展专业教学、科研活动时的生动素材。

上述博物馆所藏的中国服饰实物资源通常可在其官网的馆藏数字化资源检索系统中,以“China/Chinese Robe、Coat、Skirt”等关键词查到,相关信息包括题名、图像、收藏时间、采集地域、收藏/购买者、馆藏编号等(参见图1(5)载“费城艺术博物馆”网站,发布时间不详,https://www.philamuseum.org/collection/object/108427,访问日期:2023年3月18日。)。

图1 费城艺术博物馆官网所示中国服饰藏品图像及信息样例

此外,美国一些高校及市、区公共图书馆也藏有不少中国民族民间服饰影像和文献资料,如哈佛大学图书馆(Harvard University Library)、康奈尔大学图书馆(Cornell University Library)、杜克大学图书馆(Duke University Libraries)、南加州大学图书馆(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Libraries)、旧金山市立图书馆(San Francisco Public Library)等均藏有反映近代中国社会风貌和外籍人士着中国传统服饰的影像,波士顿美术馆(Museum of Fine Arts,Boston)藏有美国画家创作的“中国风”主题油画作品……通过这些图文史料,我们可以深入了解中国服饰文化在海外传播的动向。

二、中国民族民间服饰在美国的展出与文化传播

中国的宫廷和贵族服饰精致华丽、艺术价值颇高,一直都属于海外的博物馆等公共文化机构珍视的对象,关于此类服饰的主题展览也较多,本文不再赘述。至于反映民众日常生活风情的民族民间服饰,虽无法与“贵气”的宫廷服饰相比,但也是在历史长河中,根据物候天象、遵循传统习俗、按照既定的工艺要求生产出来的,其不同的类别、形制、穿戴规程,可以传达出不同群体的生活习惯、民间信仰,与特定时期和地域的原料产出、制作技艺、民众文化心理和审美旨趣息息相关。是故,此类服饰可成为研究不同民俗事象、民间文化与民族美学的重要物证。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美籍德裔汉学家劳费尔(Berthold Laufer)在亚洲考察时,就收集了大量中国民间的农耕器具、仪式用品、织物服饰、陶瓷漆器,借这些寻常不过的物件来研究中国各地的生活习俗与民间文化,其中多数物件现仍藏于菲尔德博物馆。

中国的民族民间器物与服饰大量流失海外,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但同时,国内收藏机构的早期收藏对象多为具有较高历史价值或艺术价值的文物,民族民间器物由于其草根性、通俗性等,当时确实并未充分得到国内收藏机构的重视。所以,换个视角来看,海外人士对我国民族民间器物的收集、收藏,在那个特定的历史阶段内,对该类物件的保存与保护客观上或有其积极的一面。海外的著名博物馆、图书馆等机构,只要存储技术和管理条件良好,被其收藏的民族民间器物就可能由鲜为人知的普通生活物件转变为面向全球公众开放的文化资源,从而获得成为一种全球性记忆遗产的特质,其知名度和文化价值均有望进一步提升。(6)李生柱、龙宇晓:《瑶族文化经籍的海外传播、典藏与研究——全球记忆研究的视角》,《世界民族》2021年第2期。

近年来,美国的一些博物馆、图书馆等公共文化机构相继举办了有关中国民族民间服饰的展览和主题活动,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有汉族民间服饰展、少数民族纺织(技艺)暨服饰(文物)展、民俗活动中的服饰文化交流等,下面择要梳理之。

大都会博物馆于2010年9月28日至次年1月2日举行的藏品展“忽必烈的世界:元代中国艺术”(The World of Khubilai Khan:Chinese Art in the Yuan Dynasty)(7)此展由大都会博物馆亚洲艺术部主办,中华文物交流协会等协办,受到卡彭特基金会(Carpenter Foundation)、安德鲁·W.梅隆基金会(Andrew W. Mellon Foundation)、美国联邦艺术与人文委员会(Federal Council on the Arts and the Humanities)赞助。,展出了我国元代的绘画、雕塑、纺织品、服饰、陶瓷、漆器及宗教仪式物品70余件。其中,纺织和服饰类展品有以往时代少能见到的织金锦、罟罟冠、质孙服、辫线袄、笠子帽、绣花鞋等,映射出当时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造物文化与审美风格,弥足珍贵。特别是“纳石失”,作为织金锦的一种,其图案采用片金法或捻金线织出,不仅反映了游牧民族尚金的习俗,也传达出元代纺织技艺和风格深受中亚、西域影响的特质。此外,元代的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盛况空前,这些纺织品、服饰的艺术风格经丝绸之路传播到欧洲,对欧洲同类物品的设计风格也产生了很大影响。

2017年7月9日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橙县的宝尔博物馆(Bowers Museum)举办的一场“中国文化日”活动(8)此活动由美国中国风艺术协会(SINOUS)与宝尔博物馆联合举办,设有中国戏曲、舞蹈、器乐表演及传统服饰文化交流互动等环节。吸引了美国各族裔民众数百人参与。宝尔博物馆创立于1936年,是橙县一座较大且历史较悠久的博物馆,设有中国展厅,展示着诸多流失至当地的中国文物。此次活动在通过藏品传播中华文化的同时,还借助汉服展示了中华服饰之美——来自当地汉服社的姑娘们不仅身穿这些服装,演示相应的中华礼仪,还为现场观众穿戴汉服,回答观众们的问题。此类活动不仅通过汉服建构了中华文化认同,促进了族裔间的交流,还有助于美国民众更好地了解中国传统服饰的文化与礼俗内涵,也让出生在美的华裔人士更多地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文化根基感。

在美国纺织博物馆,中国少数民族服饰是收藏与展示的主角之一。2018年2月24日至7月9日,该馆举办了名为“正在消失的传统:中国西南地区的纺织品与珍品”(Vanishing Traditions:Textiles and Treasures from Southwest China)的展览,(9)此展由美国纺织博物馆主办,受到卡彭特基金会赞助。聚焦中国西南地区正在消失的古老纺织技艺,展出了纤维艺术家、收藏家比娅·罗伯茨(Bea Roberts)等捐赠给该馆的个人收藏——来自中国贵州等地的苗、瑶、侗、水族服饰300余件(见图2(10)载“美国纺织博物馆”网站,发布时间不详,https://museum.gwu.edu/vanishing-traditions-textiles-and-treasures-southwest-china,访问日期:2023年3月19日。)。这些纺织品、服饰一经亮相,便吸引了众多美国观众驻足观看——中国少数民族服饰在此成了一种世界性的文化遗产与文化记忆景观,诠释了在异国他乡的空间和文化语境中以服饰重构民族文化、重塑民族记忆的方式。特别是那些民族纺织品和服饰中的刺绣图案、染织工艺等,均反映了不同民族文化、心理、价值观念下的造物活动及审美模式,(11)邓佑玲:《中国少数民族美学的学科内涵与研究内容》,《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汇集成一幅幅美丽的视觉画卷,引得海外观众赞叹。此外,该展览还通过幻灯片和短视频介绍中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民众的生活方式、信仰、习俗等,这种多媒体展播手段能让观众更细致地理解中国民族服饰的制作方法、使用场合及其赖以存在的社会文化环境。

图2 “正在消失的传统:中国西南地区的纺织品与珍品”展览中的中国少数民族服饰

旧金山市立图书馆于2018年3月9日至7月6日举行的“中国五十六个民族服饰展”(12)此展由美国德森学院与旧金山市立图书馆联合举办,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馆协办。以一批民族服饰实物和一系列照片展示了源远流长、瑰丽灿烂的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侧面。时任该馆代理馆长的迈克尔·兰伯特(Michael Lambert)表示,旧金山是一个多元、开放、包容的城市,这里的民众渴望了解不同地域、民族的文化艺术形式。为此,该馆也举办过各类文化艺术展,但以中国民族服饰为主题的展览尚属首次。(13)参见张洁娴:《中国民族服饰展首次在旧金山展出》,人民网,2018年3月10日,http://world.people.com.cn/n1/2018/0310/c1002-29859790.html,访问日期:2023年3月19日。虽然此次展览的内容大部分通过照片(影像)呈现,但套用著名文化研究学者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的话来说,这也是一个运用感光相纸上的图像去传播有关人物、事件或场景的影像意义的表征系统,与博物馆或美术馆的展览一样“像一种语言”——通过展示各种对象来生产有关展览主题的特定意义。(14)参见Paul du Gay,Stuart Hall,et al.,Doing Cultural Studies:The Story of the Sony Walkman(London:SAGE Publications Ltd.,1997),p.12.

除博物馆、图书馆的展览之外,中国民族民间服饰还通过各种文化交流活动走进了美国的一些学校与社区。如2015年3月5日至25日,以“中国梦、民族情、旗袍眷——亲情中华·中国服饰文化美国行”为主题的文化交流活动在纽约(兼及加拿大多伦多)举办。(15)此活动受纽约“亚洲艺术周”主办方的邀请,由天津市归国华侨联合会、中国高校北美校友会等联合承办。活动的策划组织方分别在几所高校举办了旗袍文化讲座,讲述了旗袍的源流、发展及其蕴含的东方美学特质。活动现场还启动了旗袍长卷拍摄仪式和旗袍展演环节,激发了不少民众的参与热情,当地媒体亦对活动盛况进行了报道。活动结束后,还在美国多所学校、多个社区带起了一阵“旗袍热”。

文化与心理学研究专家吉尔特·霍夫斯泰德(Geert Hofstede,又译“霍夫斯坦德”)认为,文化最深层的表现形式是价值观,最外层的表现形式是符号。(16)[荷]G.霍夫斯坦德:《跨越合作的障碍——多元文化与管理》,尹毅夫等译,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7页。服饰即可被视为一个民族独有的象征性文化符号——特别是汉服,作为中华民族在漫长的文明发展历程中形成的文化符号,已无可争议地成为炎黄子孙辨识民族身份、唤醒民族情感、构建民族认同的一条基本途径,更以其无声的视觉语言传达出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

2018年10月6日至31日,一场以“传播中华传统服饰文化,促进服饰遗产创新应用”为主题的活动在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等高校举办。(17)此活动为江南大学—国家艺术基金2018年度传播交流推广资助项目“中国传统服饰文化创新设计作品美国巡展”的重要内容,由江南大学纺织服装学院、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基地主办,江南大学组织实施,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等高校协办。活动以中国传统民俗中的服饰文化为内容,通过“囍——凤冠霞帔”“悠——褒衣博带”“礼——华裾珠履”等分主题,展示了中国清末民初时期的传统婚服、配饰、绣品和基于传统婚服元素创新设计的服饰品50余件,吸引当地高校学子和各族裔观众数百名。(18)李坤元、梁惠娥、邢乐:《服饰文化海外传播策略探索:以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展览为例》,《创意与设计》2020年第5期。为了增强展示效果,活动现场还运用多媒体设备,展播了清末、民国至当代的中华民族婚俗历史与婚俗服饰,并让到场观众试穿中式婚服、体验中式婚礼,亲身感受真实、生动而有趣的中国婚俗文化。

综上可见,以服饰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走出去”已逐渐多见,其形式也丰富多样。对外文化传播能力是衡量一个国家对外文化交流水准、质量与效果的综合指标,也是评判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乃至综合国力的重要因素,(19)张秉福、齐梦雪:《我国对外文化传播能力提升论略》,《新疆社会科学》2022年第1期。服饰作为民众生活中最为熟悉的物件和审美表达载体,能在对外文化交流、传播过程中发挥独特的作用。鉴于以民族民间服饰为表征的“俗文化”具有强烈的“民本性”特质,这类服饰交流活动与一些高雅文化传播活动相比,往往是民间层面自发组织的,其传播范围可能更广,途径也更多,受众面也更大,故可成为新时期国家公共外交与文化传播的有力形式之一。

三、美藏外籍人士着中国民族民间服饰的图像资料

如果说当地公共文化机构的中国民族民间服饰展出以及高校、社区里的中国服饰文化推广活动提供了一种直接的渠道,帮我们去了解美国民众参与中华传统文化主题互动和接受中国文化的状况,那么美国的一些图书馆、美术馆收藏的外籍人士穿着中国民族民间服饰的图像资料就是我们了解中国服饰文化在海外传播状况的一条不错的间接渠道。

哈佛大学图书馆的数字资源库中藏有一张名为“身着藏族服装的基督教传教士”(Christian Missionaries in Tibetan Dress)的黑白照片,照的是穿着藏袍的多名传教士及孩童分三排站立(见下页图3(20)载“哈佛大学图书馆”网页,发布时间不详,https://digitalcollections.library.harvard.edu/catalog/8001556176_URN-3:FHCL:5335683,访问日期:2023年3月20日。)。附带信息显示,该照片由美国宣道会传教士卡特·霍顿(Carter D.Holton,中文名为海映光)摄于1923年至1941年之间,反映了彼时藏族服饰的形貌,亦是一种西方传教士传教和考察活动的证据。而今,这类照片以数字化形式储存在哈佛大学图书馆中,作为一种可供查阅和展示的文献遗产,有助于学界知晓那一段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西方人士来华宣扬教义和西方文化知识,同时也被中国本土文化所感染和影响。或许有人会说,传教士穿着中国服饰是为了更好地融入当地生活并与民众建立友谊,以推进传教活动,并非出于对中国文化的尊崇,那么还有一些照片似乎可以体现至少有一部分西方人士穿戴中国服饰、接受中国文化是出于主动的。比如,笔者在南加州大学图书馆的数字资源库见到了一幅题为“阿比·G.桑德森和朋友穿着中国传统婚礼服”(Abbie G. Sanderson and Friend Dressed in Traditional Chinese Wedding Clothing)的黑白照片。照片中两名西方女性均穿着中式传统大襟衣,其中一名下穿纹绣马面裙,手持折扇站立,另一名下穿阔腿裤,端坐在旁边(见图4(21)载“南加州大学图书馆”网页,发布时间不详,https://digitallibrary.usc.edu/CS.aspx?VP3=DamView&VBID=2A3BXZ82PFBV2&SMLS=1&RW=1366&RH=619,访问日期:2023年3月21日。)。照片附带的解说文字大意是:“博斯(Boss)女士穿的是新娘的蓝紫色锦缎上衣,红绉彩绣裙;我穿的是绿色锦缎上衣和裤子,袖口、裤口为黑色,上有金色条纹装饰。这是我们在潮州府购买的……,A.G.S. 1922”(22)同上。。由此可推测,该段文字是根据照片中端坐的桑德森女士的口述整理的,且照片拍摄于1922年(拍摄者不详)。从她们面带微笑的表情可看出,她们在穿着中国传统服饰时感到新奇和愉悦。

图3 身着藏族传统服装的传教士和孩童们

图4 身穿中国传统服饰的桑德森及其朋友博斯

美国报刊中也有一些外籍人士穿着中国传统服饰的图像记录。这些图像多为清晰的照片,且多作配文之用,因此更显真实。如《女性书评》(Women’sReviewofBooks)(23)《女性书评》是美国较为著名的女性期刊,以刊发女性撰写的论文、小说、诗歌和有关女性的回忆录为主。杂志于2014年第3期(5/6月号)刊登了一篇题为“打开红门——皮影女子:波琳·本顿的非凡事业”(Opening the Red Gate—Shadow Woman:The Extraordinary Career of Pauline Benton)的报道,讲述了生于美国堪萨斯州的波琳·本顿女士在参观菲尔德博物馆举办的一次展览中偶然接触到中国皮影戏,从而爱上皮影艺术并在美创办该国第一个皮影戏剧团——红门剧社(The Red Gate Players),最后成为一名皮影戏表演大师的故事。照片中,她身穿大襟长袍,手持皮影道具,端坐在戏幕前(见图5(24)参见Debra Cash,“Opening the Red Gate——Shadow Woman:The Extraordinary Career of Pauline Benton”,Women’s Review of Books,no. 3(2014): 24-25.),看得出她十分享受这项工作带来的乐趣。在此,穿着中国传统服饰,俨然成了表演中国艺术必备的“行头”。

图5 穿大襟长袍坐在皮影戏戏幕前的波琳·本顿

外籍人士穿着中国民族民间服饰,虽然目的、动机不一,但足以证明当一种文明介入另一种文明之后,外来文化就会与“在地文化”产生交流和“对话”。在这个信息互动的过程中,双方会因文化接触而形成共同的文化经历和情感体验。(25)李牧:《阿兰·邓迪斯的“宏大理论”建构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跨文化传播之实践理性》,《民俗研究》2019年第2期。这正如霍尔所言:“与其说文化是一系列事物,不如说文化是一种发展过程,是一系列的实践。从根本上讲,文化首先关涉到在一个社会或群体的成员之间进行的意义的生产和交流,即传达和接受意义。”(26)Stuart Hall,Representation:Cultural Representations and Signifying Practices(London:SAGE Publications Ltd,1997),p. 2.

在美国著名美术馆所藏的绘画作品中,也可找到一些身着中国传统服饰的西方人形象。如波士顿美术馆收藏的一幅油画《新项链》(TheNewNecklace)(见图6(27)载“波士顿美术馆”网站,发布时间不详,https://collections.mfa.org/objects/31974/the-new-necklace?ctx=cf3b2244-d629-4806-9a7b-d675b483d1c6&idx=1,访问日期:2023年3月22日。),由美国知名肖像画家威廉·麦克格雷戈·帕克斯顿(William McGregor Paxton)绘制,主角是两名西方女性,其中有一名上穿中式斜襟绣花袄(袄为桃粉色,上有蓝色花草图案,领口、斜襟、下摆处为深蓝色缘饰,上绣有浅色二方连续花纹),内搭肉粉色拖地大摆长裙,脚穿粉色缎面高跟鞋。她背靠座椅,正转头接住另一名身着墨绿色连衣长裙的女士递来的珍珠项链。若细看,还能发现背景中有中式家具、陶瓷人物摆件等,似乎透露出这名女士对“中国风”的迷恋。(28)参见王业宏、姜岩:《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式“中国风”服饰现象浅析——以美国康奈尔大学纺织服饰博物馆收藏为例》,《艺术设计研究》2020年第1期。帕克斯顿在其他油画作品中,也描绘了一些身穿中式大襟袄或大襟褂的西方女性,她们或在窗前安静阅读,或与友人亲切交谈,或在仔细欣赏中国服饰上的工艺、图案。

图6 油画《新项链》中穿中式服装的西方女性(左)

同样,以穿戴中国传统服饰的西方女性及其生活环境为描绘对象的美国画家还有约瑟夫·柔德芬·德坎普(Joseph Rodefer DeCamp)、科林·坎贝尔·库珀(Colin Campbell Cooper)等。这些画作虽不一定能完全如实反映彼时中国传统服饰在美国的普及情况,但也足以从侧面透射出中国传统服饰文化及美学风格对艺术家创作的主题、内容及观念的影响。质言之,受异域文化影响的艺术创作往往是个性化的,但其实现的基础通常是一种传播主体与接受主体的共同体验以及由此带来的情感共鸣。(29)参见李牧:《日常经济生活网络与传统艺术的跨文化传播——以加拿大纽芬兰华人为例》,《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

此外,中国民族民间服饰及其艺术风格还得到过西方影视艺术界的关注。据研究,20世纪30年代好莱坞的女明星们在日常生活中流行穿戴中国服饰,并引以为豪,(30)参见易菲:《影像里的摩登生活——探析近代上海都市时尚生活与时尚设计(1896—1949)》,博士学位论文,南京艺术学院,2020年,第82页。如洛丽泰·扬(Loretta Young,时又译“洛丽泰阳”)身着中式对襟绣花褂和旗袍的两张照片就被杂志刊登(见图7(31)参见佚名:《爱穿中国装的好莱坞明星:洛丽泰阳》,《现象》1935年第8期。)。不仅如此,某些有代表性的中国传统服饰亦被西方服装设计师当作一种文化艺术资源而创新利用。

图7 洛丽泰·扬身穿对襟绣花褂和旗袍的照片

四、西方设计师对美藏中国民族民间服饰资源的创新利用

2015年5月7日至9月7日,大都会博物馆为庆祝其亚洲艺术部成立100周年,举办了名为“中国:镜花水月”(China: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的服饰创新作品展(32)此展由大都会博物馆亚洲艺术部和服装研究所联合举办,分中国艺术展厅、埃及艺术展厅、安娜·温图尔(Anna Wintour)时装中心三个展区。,共展出了140多套(件)高级定制时装——这些创新设计的灵感来源既有中国服饰艺术风格,又有大都会博物馆所藏的经典中国文物。

具体来说,西方设计师或将中国传统服装款式、造型与西方审美观念相结合,或将某些极具中国特色的纹样、工艺、装饰手法融入当代服装设计之中。如美国服装设计师梅因布彻设计的一套连衣裙以大都会博物馆所藏中国明清时期的马面裙的形制、刺绣图案为灵感来源:该连衣裙上身为浅粉色圆领短袖,胸前有长条图案拼缀;下身为浅灰色A型裙,长及脚踝,裙腰前缝有类似“马面”的布幅,上有双层花卉刺绣纹样;整体面料为丝绸,柔软服帖,极具中国韵味(图见下表中的1号)。另一位美国设计师汤姆·福特设计的晚礼服则以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旗袍为风格特点,保留了立领、系带、半袖等中式细节元素,选用深蓝色丝绸面料,在前胸、前身裙面装饰有对称的金、红色腾龙纹和云纹图案,下摆镶黑色宽毛边,典雅而高贵(表中2号)。

大都会博物馆展出及收藏的由西方设计师采用中国传统服饰元素设计的部分作品(笔者根据馆藏作品及其信息整理)

序号设计师服饰品类特征描述采用中国服饰元素所用材质/辅料图示①1梅因布彻(Mainbocher)连衣裙上身浅粉色、圆领、短袖,胸前拼缀有长条图案;下身灰色,裙腰前缝有类似“马面”的布幅,布幅上装饰有刺绣纹样马面裙造型、刺绣、吉祥图案、花卉纹样 丝绸2汤姆·福特(Tom Ford)晚礼服立领、半袖、收腰,深蓝色绸缎面料上印有龙云纹图案,下摆及地,镶黑色宽毛边旗袍造型、立领(水滴领)、龙云纹图案丝绸、皮毛、金属丝线3伊夫·圣·罗兰(Yves Saint Laurent)正装立领,偏门襟,长袖,灰黑色棉质面料;开合部分在衣身一侧中式服装造型、立领、右衽、侧开襟棉布4奥斯卡·德拉伦塔(Oscar de la Renta)套装上衣下裤,红色绸缎面料;衣领、斜襟、袖口、下摆处装饰有金线刺绣纹样;下裤为直筒形立领、斜襟(侧开襟)、刺绣、绲边、中国红丝绸、金属丝线

除大都会博物馆之外,美国还有许多博物馆举办过类似的东方服饰创新设计作品展,其中,肯特州立大学博物馆于2015年7月24日至次年1月10日举办的跨文化艺术交流展“无止境:创+导+学——中美教师作品巡回交流展”(@Infinitum:Create+Lead+Learn — Traveling Exchange Exhibit of Faculty Work)较为特别。(33)此展由肯特州立大学的艺术学院、时装学院、博物馆联合举办,中国的四川大学等高校协办,展区设在博物馆的罗克韦尔大厅(Rockwell Hall)。此展以该校的海外文化交流项目的实施为契机,立足中美建交36周年的大背景,力图为中美高校增添一个对话交流的平台,让双方教师(艺术家、设计师)在艺术创作与表达的探索中,展现从各自文化传统中汲取的艺术和美学精华,以此进一步打破文化交流中的隔阂,加深相互信任和理解。此外,肯特州立大学的时装学院也经常举办各类时装设计赛事和展览,鼓励师生围绕相关主题进行创作,并通过博物馆的平台予以展示。笔者也通过“China”“Chinese”等关键词,在该平台检索出了桑德拉·罗德斯(Zandra Rhodes)、卡洛姐妹(Callot Soeurs)等设计师的一系列作品,这些时装的设计灵感大多取自馆藏的中国传统服饰的图案、色彩、面料等元素。

上述服饰创新设计作品展的实践及其成功,说明了当代设计艺术创作的隐性壁垒和严苛分界线正随着文明的交流互鉴和社会的发展进步日益消解,或许也印证了以高级定制时装为代表的流行时尚设计并非都取材于“精英”和“贵族”的艺术与文化,而是同样可以从民族民间文艺中的各类符号形式汲取营养。不同时空的不同艺术宝库之间并没有级别高低之分,仅存在风格之别;中国民族民间服饰文化元素被西方设计师巧妙使用的案例,也昭示着当代服饰设计潮流中“跨文化传播”与“时尚对话”已成趋势。这种传播与对话是伴随着文化艺术的全球化流动和信息技术的发展、普及而展开的,是不同文化主体之间跨越时空的思维融合,对促进各国文化艺术的交流、共享与创新具有不应忽视的意义。

可以说,文化艺术的交流应该是没有国界的,而经济和文化的全球流动在特定国家和地区的实现也离不开与当地的地域、民族文化的碰撞和融合,从而形成一种“全球本土化”模式。这意味着特定群体能够依托共同认可的概念,将“民族”的意义传播到“世界”之中,进而完成对自己民族文化身份的再书写,向世界传达一个更为立体、完整和丰满的形象。(34)彭修银、熊青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少数民族美学研究的理论话语建构》,《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文化意义上的全球化不应强调某一种文化的主导,而更应强调多元化和多样性。因此,虽然目前文化霸权主义依然存在,但不会从根本上影响世界文化多元、包容与开放的格局。(35)李怀亮:《“后全球化时代”的国际文化传播》,《现代传播》2017年第2期。相比百年之前,如今的中国已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因此理应更加积极主动地思考如何将自己丰富多彩且底蕴深厚的文化推广出去。于此而言,民族民间服饰无疑可以发挥桥梁作用。

五、新时代中国民族民间服饰文化海外传播的几方面思路

中国素有“衣冠王国”之美誉,服饰文化博大精深。正因为有不同民族“各美其美”的服饰形貌,才有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服饰文化格局。民族民间服饰及其制作技艺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融入了一代代手工艺人卓越的智慧、辛勤的汗水。如今,这些技艺大多已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中华文明的骄傲。

进一步来看,服饰作为彰显个性、传达美意的实用载体,一直都被视为流行时尚的重要风向标。虽然服饰资源极为丰富的我国并未催生出近现代时尚产业,但当代设计师对流行元素的选择取向无外乎两个方面,一是对未来、未知领域的探索,二是对过往传统文化的挖掘,因此历经数千年流变成长的中国服饰文化在西方设计师看来就像一座无尽的宝库。一旦在中国民族民间服饰中找到可以转化为流行时尚的美学因子,这些传统符号就能与当代审美潮流相结合,形成别具一格的时尚创新表达。

百余年来,我国某些服饰的形貌、风格一度受西方审美文化影响很深;而今,我们的传统服饰元素、风格亦随着经济文化的全球化进程传播到了世界各地。此现象可被视为一种“文化循环”——它一般由文化的生成、认同、表征、管理、接受等环节组成。这些环节并非单向度线性排列,而是构成一个圈环,以“多中心”的方式向外辐射、伸展。这即是说,圈环中的每个节点都有不同的传播主体在进行各类文化实践,整个文化传播的意义也正是基于多元主体的互动和作用才得以在生成中流转,又在流转中不断生成。(36)甘锋、李盼君:《霍尔文化研究视域中的艺术传播理论研究》,《民族艺术》2015年第4期。

早在汉代,中国人开辟的“丝绸之路”就为沿线各国带去了丰富的物产与灿烂的文化瑰宝。中国通过丝绸之路输送的大量纺织品、瓷器所携带的东方文化元素亦在西方各国掀起了“中国风”的时尚。(37)张婧楠、崔荣荣:《丝绸之路视阈下西方“异托邦”营造的“中国风”》,《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18世纪,中国艺术美学风格也对欧洲宫廷贵族的艺术生活产生过极大影响,并促成了洛可可风格(Rococo Style)的盛行。如今,随着国际地位不断提升,中国的国家形象也在不断建构。在新的历史时期,利用好本土、本民族的服饰文化去讲好“中国故事”,特别是对其进行创新转化,予以创意“包装”,追求美学提升,进而通过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交流形式(途径)更充分地传播出去,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一项关于文化软实力和影响力的重要使命。

(一)公共外交方面

我们已经进入公共外交时代,因此外交活动不仅要依靠领导人和外事部门的决策,还应尽量落实富有本国特色的文化外交理念。文化具有公共性,保护和振兴某种文化,实际上就是增强它在当代的公共性。(38)杨红:《目的·方式·方向——中国非遗保护的当代传播实践》,《文化遗产》2019年第6期。是故,可在外交领域深化对中华民间文化遗产与资源的创新利用,如外交人员穿着有代表性的中国民族服饰出席特定的某些外交活动、送出带有中国传统服饰纹样元素的外交礼品,都是传播国家形象和民族文化的有益形式。此外,还可以考虑提高民族民间服饰文化在公共外交活动主题中的比重。民族民间服饰的大众性、普适性,意味着它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和广泛的社会影响,因此通过民众和民间团体组织相关的非官方对外交流、传播活动更易让海外大众接受。质言之,以政府为主导、多元传播主体协作互补的立体传播格局,或将成为今后一个时期内我国民族民间服饰用于公共外交与民间文化对外传播的主要方式。

(二)经贸方面

在对外贸易中,相关产品的出口是重要内容。“中国制造”(Made in China)曾给我国贴上了“世界品牌服饰代工厂”的标签,但如今,“中国创造”(Create in China)将是我们扭转这一局面的契机——这就对自主创新、开发民族服饰品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在一些服饰、时尚类的出口商品中,可以继续探索融入独一无二的民族民间服饰元素(如盘扣、刺绣、织锦、蜡染等)及其美学风格,推行以“国潮风”为理念的产品设计模式,打造以中国元素为主导的时尚创意产业,提高相关产品的经济附加值,让“中国时尚”成为更多的海外消费者青睐的对象。此外,要提升这些服饰及相关时尚类出口商品的国际竞争力、影响力,还须重视对海外受众反馈信息的收集、整理,不断优化产品质量、提高服务水平,更好地满足和引导国际市场的诉求,让他们对中国的民族化服饰和时尚产品更有期待。

(三)文化交流方面

通常来说,服装由造型、色彩、材质、工艺、图案等要素组成,这些要素构成了服装设计及其文化的不同层面。中国民族民间服饰集实用与美观于一体,反映出中国劳动人民的造物智慧,因此我们需要积极引导海外人士透过服饰的外在美去理解其文化内涵。如中国苗族、瑶族等的传统服饰都承载着其迁徙的历史、生活的环境,有其特定的功能与独特的审美,其造型、色彩、材质、图案等都是在上述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形成的。为了让海外人士更系统地了解这些内涵,可以将此类服饰从构思、取材到制作的全流程和穿戴规程制成视频,同时还可借助数字孪生技术,创建民族服饰的“数字孪生体”,以虚拟模特着装的方式制成三维动画影像,在中外民族服饰藏品联合展览时播放、演示。概言之,即通过叙事性、交互式手段,将实物展品、虚拟影像和空间环境相结合,提升展陈效果。(39)参见杨晓影:《艺术博物馆的“讲故事”叙事与传播策略》,《艺术传播研究》2021年第1期。另外,还可以借民族民间服饰文化的交流与传播,减少海外民众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误读乃至偏见。如我国民间儿童服饰中常见的“五毒”形象(或说图案),在国外人士看来似乎很难和“美”扯上关系。对此,可将“五毒”的说法在我国民间的流传史及其“以毒攻毒、消灾辟邪”的寓意更直观地加以解释。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服饰文化对外宣介的过程中,向海外受众介绍他国流行文化、艺术美学风格在中国传播之情况的环节也可适当加强,因为这既能突出中外文明的共享互鉴、创新发展,也有助于促进中国传统文化在海外被进一步接受与认同。

(四)教育宣传方面

截至2019年底,中国已在162个国家(地区)建立了550所孔子学院和1172个中小学孔子课堂,(40)赵晓霞:《全球孔子学院达550所》,《人民日报·海外版》2019年12月10日第3版。其中仅在美设立的孔子学院就有100多所。(41)袁启慧:《美国孔子学院现状及发展趋势探究》,硕士学位论文,黑龙江大学,2019年,第7页。以此作为基础,可考虑推广中国民族民间服饰文化及其制作技艺的相关普及课程,弘扬此类技艺和刺绣、蜡染、编织等装饰工艺。结合课程内容,还可以开发有关的知识绘本,以海外青少年易于接受的风格绘制中国各民族服饰图例等,辅以双语说明,甚至给绘本中的人物附上用于换装和服饰搭配的卡片,以吸引目光,推进宣介。此外,还可以将中国传统佳节(如春节、中秋节等)、中国文化周、“非遗”文创日等活动引入海外校园、社区,设置相关的节日着装体验环节,引导观众现场学习选择和穿戴对应的服饰,帮助他们感受“节日—服饰”文化的魅力,轻松快乐地加深对中华文化内涵的理解。需要指出的是,已有学者表示,以此类活动的目的和宗旨来看,传播主体的动机不应是将自己的文化意识和情感认同强加于接受主体,而应是希望通过教育交流、文化互动等形式,使文化资源成为可在不同社会文化环境中自由流动的共同财富。(42)李牧:《跨文化传播主体文化权利的失落与复归——中华传统舞蹈在纽芬兰》,《民族艺术》2017年第6期。

当今,全球的文化生产与传播正日益凸显数字化、个性化、互动化的新趋向。网络新媒体的诸项传播特质,不仅为传统文化开辟出了更为广阔、多样的传播空间,还为受众提供了更加多元化的参与和体验方式。(43)杨云香:《新媒体环境下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传播》,《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特别是某些社交媒体,已从社交工具演变为文化交流传播的平台:这些媒体常以个人拍摄的短视频、微电影或直播等方式,进行某类热点话题的“碎片化”传播,很受年轻群体喜爱。于是,在社交媒体中形成的人际关系、行为方式等就演化成了一种覆盖面更广、参与性和公开性更强的“圈层文化”。据此,我们可以推动中国民族民间服饰文化内容深度融入社交媒体平台,将不同的服饰主题和与之对应的叙事场景结合起来,做好自媒体网络空间的传播,如关注汉服、旗袍等传统服饰的当代复兴及其在民众日常生活中的流行程度,关注年轻一代跟随老一辈传承人学习服饰制作的过程等,并以传承、创新的理念和寓教于乐的影像,开拓中国民族民间服饰文化的社交自媒体传播新局面,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联屏共创、全球共享。

结 语

在美国收藏的中国民族民间服饰,是海外收藏我国传统服饰物件的一个缩影,我们从中不仅能洞悉西方各类公共文化机构对中国传统服饰的保存方式和展陈思路,还可获知中国服饰文化对西洋时装设计及海外民众审美观念的影响。无论是“西风东渐”还是“东风西渐”,都是伴随着文化艺术的全球化流动而产生的。如今,这种文化艺术交流现象在技术迭代升级并蓬勃发展的信息化时空中更为显著。西方设计师利用中国民族民间服饰的传统符号和元素进行创新设计的案例,从某些侧面诠释了这些服饰参与对外文化传播和话语体系建构的价值,对我们也有启发性。中国民族民间服饰的大众性、艺术性等,在当代公共外交、经贸、文化交流、教育宣传等方面当有不容轻视的传播优势。携“双创”之思维,做好其海外推广与传播,既是展示中国国家形象和文化风貌的一种有力方式,也当是一种提升中华文化精神之国际影响力的有效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