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长艳

（中共河南省委党校编辑部，河南郑州 450002）

中国红色文化的传播自新文化运动开始绵延近百年。关于红色文化的研究在中国自2003 年进入研究者视野以来［1］11，广受关注，从未间断。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提出要“注重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根铸魂”［2］45，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以提升中华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明影响力，再一次激起红色文化研究热潮。从广义上讲，红色文化诞生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浪潮，是五百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无产阶级政党带领人民群众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改造世界过程中形成的符合时代发展趋势的先进文化。从狭义上讲，红色文化是指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争取民族独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深入改革开放过程中形成的，反映党和人民理想、信念、道德、价值，熔铸于中国共产党成立、成长、壮大过程中独特的精神文化样态。本文所指红色文化，取狭义之意，是中国语境下的特定概念。红色文化作为中华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鼓舞和激励着中国人民奋勇向前、开拓进取。红色文化的核心——红色精神，是中国共产党政党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共产党政治传播的重要内容。中国共产党在产生、发展、壮大的发展历程中，一直致力于做好政治传播工作，致力于塑造良好的政治形象、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构建引领全国各族人民的先进意识形态。当前，世界正处于经济重心转移、政治格局重塑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各种价值观交叠冲撞、文化冲突加剧，特别是面对世纪疫情、祖国统一、国际局势急剧变化的当下，做好红色文化的政治传播，对于传承和弘扬红色基因发扬斗争精神、“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3］、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构建、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

归纳和总结红色文化传播的现有研究成果，主要有以下几个视角。一是从宏观视角对红色文化产生的历史背景、精神内涵、功能发挥等理论本源的研究。如《理解、认同与传承：发掘红色文化时代价值的三个环节》（李慧琳，2019）、《论红色文化的内涵、特征及当代价值》（沈成飞，2018）。该类研究从红色文化的基本理论出发，从红色文化融入社会主义价值观、政党建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角度阐释红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有较强的政治理论性，对深化红色文化理论研究具有引领和推动作用。二是从区域文化发展视角，结合当地风俗、社会心理等进行的地域性红色文化生产、形态、红色资源的保护和利用研究。如《大别山红色文化的传承与开发思路》（魏伟，2020）等。这类研究多以开发红色资源经济价值、提升地域性红色文化知名度、打造地方红色文化品牌等角度来推动地方红色文化衔接和融入中国共产党的精神谱系、推动地方红色文化的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三是从传播学角度，主张构建红色文化新型传播生态，推动红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如《融媒体视阈下红色文化传播策略探析》（张海斌，2022）。该类研究在红色文化的多模态传播、推动红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方面具有推动作用。四是从红色文化的政治教育作用发挥角度，发掘红色文化资源的育人功能。如《基于实践体验的红色文化资源的育人功能探究》（马晓燕，2019）。该类研究着重对红色文化的思政教育价值和存在的问题以及红色文化融入思政课程的方式、育人功能优化等方面进行的探讨。纵观红色文化已有研究成果，呈现以下特点和不足。一是凸显红色文化的政治符号而忽略文化符号的传播功能，二是注重红色资源的发掘而缺少意义构建和精神的凝练升华，三是注重红色文化的意识形态塑造而忽略大众传播，四是注重红色文化的国内传播而忽视了国际形象的建构。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创造的富有时代特色、民族特色的宝贵财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凝练升华。红色文化作为一种重要的政治文化信息，不仅要遵行政治传播规律，实现“政治系统内部的信息传递、交流和政治系统与社会环境的信息传递与交流”［4］517-518，把握文化发展的世界视角，更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3］，实现中华文化的再生再造，增强文化自信，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本文正是基于政治传播视角，探讨在当下世界多元文化共存和多元价值观冲击下中国红色文化的政治传播路径。

一、推动红色文化从政治符号到文化符号的融合发展

红色文化从其诞生就带有中国共产党的特定身份标识，承载着特定的政治价值功能，“是带有象征意义的‘政治符号’，具有强烈的政治属性”［5］。同时，红色文化是一种文化现象，具有典型的文化属性。在红色文化研究中，红色文化首先是作为一种政治符号进入研究者视野的。红色文化作为一种政治符号，具有高度的抽象性。红色文化传播如果过多强调其政治符号而忽略其文化属性，容易带有价值观输出的单向刻板印象，会很大程度降低红色文化传播效能。红色文化传播应该推动构建红色文化从政治符号到文化符号的融合发展，在注重其政治传播导向的同时，充分发挥红色文化的文化属性功能，实现受众的文化认同，既发挥红色文化政治符号的政治理性灌输作用，又实现其作为文化符号的文化感染功能，让红色文化真正内化为全国各族人民的思想认同，成为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价值引领和力量凝聚。

（一）注重发挥红色文化符号传播功能

广义而言，文化是一切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总和，亦即人类自身的一切延伸［6］。文化具有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文以载道”的“道”说的就是文化的深层结构，表现为一套原则体系，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礼”；同时，文化又以语言、文字、物品等符号为载体从而让原则体系得以在现实中实现，这套符号系统就是文化的表层结构。文化从被抽象出来的“原则体系”到“实现”的过程就是文化的传播。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的本质即传播［6］。文化是人类在长期的日常生产生活中逐渐积累而形成，其本身可以在社会不同群体中传播，又在其传播过程中不断发展，因此传播和演化是文化本身所具有的两个重要特点［7］。红色文化的传播，要充分尊重和遵循文化本身特有的传播功能，积极构造红色文化价值场域，带动政治信息自发流动和传播，发挥红色文化的“个体价值引领取向和规范约束个体行为的功能”，避免红色文化传播中政治符号“单向线性的硬性灌输”［8］而带来的消极甚至抵制情绪，使红色文化的受众由被动接受向主动习得转变。因此，一方面，要彰显红色文化的政治符号，突出政治态度和政治倾向，构建红色文化的价值场域，这是文化的深层结构，是价值规则体系；另一方面，要突出文化本身的传播功能，通过构建红色文化符号表层体系，以直观形象让更多人所感知和接受，达到表层文化和深层文化的合二为一［9］，即红色文化传播首先要以丰富多彩的“文”的符号让广大受众得到愉悦的心理体验，然后在美好体验的过程中“化”为人们内心深刻的政治情感和理性认知，从而实现红色文化传播中的政治功能。

（二）推动构建红色文化符号体系

符号是文化实践的重要表达方式，所有的文化实践都透过符号来衍生意义［10］。红色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同样必然依赖于一定的物质载体。目前，学界大都对红色文化符号体系做如下分类：不仅包括体现在遗迹、旧址、故居、陵园等原生形态上的物质性文化符号，也包括体现党的组织结构、制度规范、路线方针政策等内容的制度性文化符号，还包括体现党的理想信念、价值追求、宗旨意识等内容的精神性文化符号以及标识党的工作作风和形象风范等的行为文化符号。实际上，红色文化符号通过各种形式运用于革命实践，贯穿于党的百年历史进程，根植于中华民族的文化沃土，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过程中铸就而成，遍布祖国大地，既具有一以贯之的党的先进性的共性特征，也呈现不同的地域性特征和不同历史时期的历史烙印和时代特征。因此，首先要构建以红色语言、红色文字、红色物品、红色史料等文化符号为载体的红色文化表层结构体系。这是红色文化符号体系构建的基础，也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需要深入挖掘物质、精神、制度等红色文化的原生形态，并进行整理、记录、存档。2021年8 月《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出台，将长征沿线15 个省区市红色文化资源进行整合，是对红色文化符号的一次体系性构建，让红色文化的传播具有现场感。其次，要注重红色文化符号系统的拓展与延伸，将现代化、国际化元素融入红色文化符号系统，形成既有红色特征、又具有现代感的符号体系。比如，2022 年北京冬奥会上，人工智能虚拟现实（VR）、5G 通讯等先进科技手段的运用格外引人注目，科技本身作为一种重要的符号，冲击着外部世界的刻板印象，改变人们的认知和评价。再次，要注重与传统文化符号相连接，形成既有历史传承，又创新发展的符号体系。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2］46。在国际社会中，中国传统文化符号如中医针灸、中华武术、京剧等备受推崇。这种传统的、民族的文化符号在国际社会能够得到传扬，其中原因，众多中华传统文化符号是经历时间洗涤而沉淀下来的精华，是铭记在人们内心的集体契约。红色文化是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结果，悠久璀璨的中华文明是红色文化生成的深厚沃土。红色文化符号更多融入中华传统文化元素，不但能汲取不竭营养，还能和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内心形成呼应和互动，从而以其独特魅力让受众主动接受和认同。

（三）注重红色文化符号的意义关联

红色文化不仅呈现于“人、物、事、魂”上，也积淀于一定的时间、空间与实践中，是中国共产党人在百年奋斗进程中构建的符号体系。符号学认为，符号的功能并不仅仅在于符号本身，而更在于它的意义［11］。习近平指出：“革命文物承载党和人民英勇奋斗的光荣历史，记载中国革命的伟大历程和感人事迹，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12］235红色文化符号构建更要关注红色符号所承载的精神价值的意义关联。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有志之士开始寻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学习和接受西方先进科学知识和思想，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开启了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土地革命，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救国是这一历史时期的主线，现在留存下来的有“北大红楼”“南湖红船”等众多革命故址、遗迹，其意义关联是家国情怀、民族独立等。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艰难探索、艰苦奋斗，巩固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立国是这一历史时期的主线，现在依然展现在我们面前的“红色天渠”“两弹一星”等是这一时期经典的文化符号，其意义关联是艰苦创业、自力更生、不畏牺牲、迎难而上。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解放思想、锐意进取，创造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成就。富国是这一历史时期的主线，这一时期的经典文化符号有“小岗村”“高楼林立的深圳”等，其意义关联是解放思想、开拓创新、顽强拼搏。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带领人民自信自强，守正创新，迎来了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强国是这一历史时期的主线，新时代形成的“精准扶贫”“全面小康”等符号是这一时期的典型特征，其意义关联是承继、繁荣与发展。红色文化的传播，要将这些在特定历史时期形成的有着不尽相同的符号标识与历史发展和时代精神进行意义关联，从而转化为中国共产党进行政治动员和实现政治目标的鲜明精神旗帜，成为政治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

二、实现红色文化从符号叙事到精神意象的凝练升华

在红色文化传播研究过程中，以符号叙事为方法，挖掘红色资源，构建和传播红色文化，凝聚社会共识，诸多学者在这方面做了很多有益探索。红色文化的传播更要通过红色文化符号的外在表现，深入研究、系统发掘其所蕴含的精神意象，重构红色文化政治传播语境，使红色文化所蕴含的精神意象转化升华为现实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精神力量。

（一）注重凝练红色文化精神

红色精神是红色文化的灵魂。红色文化的传播就是要不断升华和凝练附着在符号之上的红色精神。不同时期的红色精神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首先是红色革命精神。红色革命精神是在革命战争中形成的精神形态，是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开辟革命道路中形成，它彰显了理想信念的坚定性，是党经历百年依然焕发青春的精神密码。如伟大建党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等。其次是红色创业精神。红色创业精神是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形成的精神形态，是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艰苦奋斗、无私奉献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形成，它彰显了不怕牺牲、英勇奋斗的风骨和品质，是激发人民群众创造活力的源泉。如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等。再次是红色时代精神。红色时代精神是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中形成的精神形态，是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伟大民族复兴进程中凝聚的精神形态，彰显了不负人民、开拓创新的志气和底气。如脱贫攻坚精神、伟大抗疫精神等。这些在特定时空条件下孕育而成的伟大精神，都有不尽相同的符号标识和丰富多样的内涵，并在实践中不断得以淬炼和强化，聚积成党领导人民奋勇向前的强大精神动力。

（二）注重红色文化内涵与时代发展的价值链接

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带领全国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进程中、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形成的先进文化，既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也蕴含了中国共产党的价值理念、文化关怀、道德理想及政治追求，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文化创新。红色文化的传播，必须结合文化本身的开放包容特性，在实践基础上承接上下、面向未来、指向世界，才能真正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世界文化交流和激荡中凸显文化自信、展示文化自强。一是立足传统文化、承接历史。习近平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13］25红色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道德一致性、价值共通性。红色文化的传播，应深入发掘二者共通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等价值理念，打通在不同文化符号上所承载的共同的历史记忆。如传统文化中爱国主义、艰苦奋斗精神，与红色文化中的爱国主义和奋斗精神是一脉相承的，尽管其所表现出来的文化符号有所不同，但其所承载的精神内涵是相通的。如果不做好打通历史和现代的文化衔接，就会出现精神意象的断裂。如“戚继光”“林则徐”“邓世昌”等历史人物，作为传统文化符号，其抗击异族侵略的英雄事迹千百年来被民众传颂，被视为民族英雄，而新中国成立以来涌现出的“黄继光”“邱少云”“杨根思”等革命烈士，同样是为抗击外族侵略而牺牲，但在民众心中更多的只是战斗英雄形象而非民族英雄形象，这种精神意象的断裂，会消减红色文化的亲和力和渗透力。红色文化的传播，就是要将红色精神与传统文化中的民族精神、爱国主义等精神相贯通、相链接，形成一脉相承的上下贯通的精神体系。二是立足时代发展、着眼当下。红色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一部分，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改造世界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过程中产生，是不断发展演进的。红色文化的传播要及时创新文化符号，推陈出新，着眼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坚守科学构建文化符号的立场方法，及时阐释和解读文化符号意义关联；要根据时代需要，面向当前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目标，将红色文化和人民至上、民族复兴、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共同富裕等主题内容进行价值链接，增强红色文化的亲和力和认可度。三是立足国际传播、指向未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积极应对全球性挑战、维护国际和地区的和平稳定的重大国际外交目标，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内容。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红色文化话语具有话语建构的一致性、人本信念的统一性以及价值属性的共通性，红色文化的传播，也需要以开放的姿态迎接外部挑战，在与国际社会互动中变被动为主动，积极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等价值理念相连接，共同推动人类文明交往、赓续世界文明新发展。

（三）注重红色文化信息输出的精神指引

红色文化主要通过话语、文本、影视以及物态的符号叙事呈现出来。这些重要的文化符号，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程中，提出革命纲领、凝聚革命队伍、宣传政治主张、标识政党气质的客观见证。红色文化符号构建的意义是为红色文化信息输出提供便利条件，从时间序列和空间场域为构建中国共产党人及其后续者对身份认同自觉自信提供可能，因此，红色文化信息输出要特别强调精神指引。一是要注重对传统价值观的扬弃。红色文化所承载的价值观是党的主流价值观，蕴含着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基因但又从一定程度上区别于中华传统文化价值观。红色文化的传播，既要实现其与中华传统文化价值观的接续传承，更要引导传统文化价值观的现代性重塑，既要构建红色文化与历史的承接，也要与时代同步推陈出新，实现传统与现代的价值融通。二是要注重对社会多元价值观的整合。当前社会群体利益分化，加上网络亚文化影响，社会价值观呈多元发展趋势。党的二十大强调要“加强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塑造主流舆论新格局”，用红色文化主流价值观整合社会多元价值观就显得尤为紧迫。红色文化传播要从不同群体的共同利益点切入，引起群体之间的共振共鸣，让红色文化和社会多元文化形成“源”和“流”的良性互动，红色文化源源不断注入多元文化之中成为底色，多元文化多姿多彩彰显红色文化活力。三是要注重对当下的价值引领。习近平指出：“一种价值观要真正发挥作用，必须融入社会生活，让人们在实践中感知它领悟它。”［14］红色文化的传播，要实现其理论价值的实践转化与输出，赋予当下以意义，建立其与当下社会价值观有效引导之间的勾连，使其成为人民群众普遍认可和遵从的价值追求和行为准则，成为社会普遍的精神面貌和价值规范力量，实现其对当下人民群众的价值引领功能。

三、推进红色文化从意识形态塑造到大众传播的转化

政治传播是借助符号的运用来传达意义的过程，具有塑造形象、提高声望，培养角色、优化品格，弘扬理想、激发斗志，促进团结、争取谅解，动员支持、发展经济，实施控制、稳定秩序等六大组织功能［15］46-60。其与一般大众传播的区别就是政治传播具有政治性、劝服性、方向性、辐射性特征［4］516。红色文化的政治传播，除具有政治传播的一般特征，还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塑造指向。红色文化的政治传播，要取得其对其他亚文化的统摄、引领功能，要积极应对多元文化对文化再造带来的冲击，强化文化本身的传播功能；同时，面对新媒介的全息化、社交化、个人化趋势，积极应对国家意识形态话语多样化的认知模式下的风险与挑战，寻求从传统意识形态塑造到新媒介下的大众传播的话语转化。也就是说，要让红色文化成为具有强大影响力的为人民群众所接受的文化形式，必然要从政治性、抽象性、单向性的话语表达方式向大众化、通俗化的话语表达方式转化，真正实现红色文化的价值传导、理论再造功能。

（一）提升红色文化统合大众文化的能力

红色文化属于精神和心理层面的现象，以追求政治认同为目的的政治传播正是要触及和影响受众的精神和心理。在现代社会，意识形态表现为大众（社会）的意识形态和执政党的意识形态，不同的意识形态对社会不同群体的功能是不一样的［16］128。执政党意识形态是一种主流意识形态，集中体现执政党的政治目标和价值引领；大众意识形态基于不同群体具体利益诉求差异呈现多元形态，是主流意识形态的“支流”。以追求政治认同为目的的政治传播功能之一，就是通过政治社会化过程，用主流意识形态统合大众意识形态，将执政党意识形态之“魂”注入大众意识形态之“流”，形成全社会认可的主流意识形态，执政党的合法性才得到最大认可，才会避免社会分化。在现代社会，“文化的传媒化”①让政治系统中的意识形态经过媒介形成政治话语体系得以有效发挥。红色文化的政治传播，通过红色话语构建，就是不断提升其整合和统摄政治亚文化的能力，使其成为一种为社会认同且被社会共享的文化，从而达到社会大众对红色文化所承载的“意义”的认同，即观念的认同，进而实现对政治制度的认同。因此，红色文化传播议题的设置，要以社会共享的政治文化为基础。只有符合公众心之所向的议题才能得到普遍的关注和讨论，其所承载的信息才能准确地被受众理解和接受。要设置具有包容性和统摄性的议题，寻找政治认同的最大公约数，增强红色文化统合其他亚文化的能力。同时，红色文化的传播要连通网络空间、交往圈层，关注该空间的文化生态，争论性政治议题和日常关切，并做出迅速回应［17］120，提升传播的针对性和对现实生活关切的回应力。另外，要完善红色文化本身的知识性谱系以及畅通的逻辑体系，以应对传播过程中的敏感和疑问。越成熟越稳定的政治文化，越具有统合和引领政治亚文化的能力。成熟稳定的政治文化能用权威的解释和说明有效应对文化传播中的历史虚无主义等，既能起到传播环境的净化效应，也能消解传播话语与实践过程的非对称性导致的政治传播张力。

（二）推进红色文化话语的大众化表达

任何一种意识形态，既包含着理想化的成分，又包含着世俗化的内容［18］212。红色文化传播要用大众化通俗化的表达方式实现对其价值理想的潜移默化。首先是语言表达方式的大众化。红色文化的政治传播，要从意识形态塑造转向大众化传播，就要从过高的学理性、抽象性的话语表达方式向大众化、通俗化的话语表达方式转化，从抽象的理论“楼阁”回到现实世界，构建红色文化话语的“文本话语”和“白话话语”之间的意义转换，使红色文化大众话语体系成为人们易于理解、乐于接受的大众化语言［19］。其次是话语内容的大众化。学术化的、理性的表达会在传播效果上产生一种语言隔阂。要在坚持理论性的基础上，将红色文化大众化、通俗化、生活化落实到红色文化传播过程中。要实现话语内容从思想性、理性到大众性的转变，做到思想性、政治性与大众性的统一。要使红色文化话语既能勾连历史又立足当下，既富含精神意义，又接地气彰显生活气息，达到通俗性与哲理性的有机统一。再次是传播主体的大众化。红色文化传播的根本动力来自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人民性是红色文化的起点和终点［20］15，推动红色文化传播主体的大众化是红色文化政治传播的根本要求。新形势下，推动红色文化的大众化转播，要充分利用和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和积极性，改变传统红色文化传播中一元主导的传播格局，让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其中，既要官方的文本传播，又要老百姓的口口相传，喜闻乐见，打通人民群众既是红色文化的创造主体又是红色文化的传播对象之间的桥梁。

（三）构建红色文化大众化传播路径

红色文化只有通过广泛的大众化传播，才能被大众理解、认可和践行，最大意义实现红色文化的铸魂育人功能。要促进红色文化的多样化传播，包括媒介渠道的多样化、传播类型的多样化、传播圈子的多样化。一是在家庭教育中融入红色文化元素。家庭教育是红色文化大众化传播的源头和起点。要用红色文化涵养家风家教，用红色故事培养青少年的革命情感，用家庭红色旅游实践厚植青少年的革命情怀。二是在学校教育中融入红色文化元素。学校教育是红色文化传播的重要阵地，要在小中大学思政课堂融入红色文化课程，整体性系统性提升青少年学生的红色文化认知和理论水平。三是在组织化培养中融入红色文化元素。组织规训和培养是深化红色文化传播的重要途径，要在基层党建、“三会一课”、党员培训等中融入红色文化内容，推进红色文化在党员干部中的入脑入心。四是多媒体融合传播。要充分利用新媒体的自我传播、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的融合特征，增强不同社会群体以不同渠道接受红色文化教育的便利性，于润物细无声中感受红色文化的滋养。“学习强国”成为公众自主学习选择的平台就是一个例证。

四、实现红色文化从国内到国际传播的文化形象构建

国家文化形象是国与国之间文化交流、碰撞中所形成的对一国文化传统、文化行为、文化实力的整体认知，是感知和评判国家文化强弱的重要维度。加强红色文化的对外传播，提升国家的文化形象构建是政治传播的功能之一，是提升政治合法性、展示政治共同体国际形象的有效方式。在全球化时代，政治效能越来越需要融入国家形象中向全球展示，以使政治效能所支撑的政治合法性的辐射和覆盖范围从国内向国际间延展［21］。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增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多元化发展等给红色文化的国际传播带来机遇，但“西强我弱”的传播格局和西方文化霸权的强势输出，又给红色文化走出去带来挑战。增强红色文化的国际传播力，助推红色文化成为国际共享的优秀文化，是促进文化交流、提升文化软实力、塑造良好国际形象的重要路径。

（一）构建多元话语叙事格局

伴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提升，西方霸权话语体系受到冲击，一些霸权国家为维系其旧有体系，不断在国际舆论中发布妖魔化中国的各种言论。在此背景下，在“怎么讲”层面要“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3］。向全世界人民展现一个立体、全面、真实的中国形象。第一，多种话语表达方式相融合。红色文化的对外传播，要凝练红色文化的内核和特质，寻求世界人民对我国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励精图治的艰辛的理解和认可［22］，增强红色话语的传播力。将红色文化的固有理念和核心要义转化为推动国家间互联互通的新智慧新方略，如我们提出的以共同繁荣昌盛为主旨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的“一路一带”倡议等，都很好地实现了中国红色精神和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融通，增强了红色话语国际传播的说服力。第二，宏观主题与微观叙事相结合。“一个更加积极的国际传播叙事，是将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描述，嵌入到世界体系中，让全球提升对本国文化的认同度”［23］。红色文化的对外传播，既要注重宏观主题叙事，将宏大主题融入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策制定，并以此为主线，挖掘典型案例和以旗帜性人物为主线将党的革命历程具体到个案中，通过以小见大、见微知著的叙事风格来讲好中国故事。这种以个人化的话语表达让红色文化的传播更加饱满、立体和真实。第三，多种传播载体相结合。新媒体传播方式和文本形态的变化使文化产出与转化的路径趋于多样化，传统中国共产党革命文化经典著作经过翻译进行传播的目标受众有限，要充分利用视觉文化的多符号、多元化特征，制定红色文化模态叙事方式交互传播相结合的国际传播策略，增强传播力。要构建红色文化的图文化、影视化、现场化传播，降低目标受众的接受难度。以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为叙事背景，通过红色文化影像突出红色精神主题、展现红色文化内涵的影视剧作就收到很好的传播效果。如《觉醒年代》《长津湖》等影视作品在海外播出，不仅海外华人看得纷纷落泪，也吸引了大批外国民众点赞好评，成为中国红色文化输出的典范。

（二）搭建多层次传播主体梯队

传统红色文化对外传播的主体是国家传播机构的主流媒体。主流媒体在红色文化对外传播中政治性强、导向明确、站位高远，但却忽略文化本身的传播诉求。随着新的传播技术的发展，自媒体对外传播异军突起，但在整体上红色文化元素融入不足。因此，红色文化对外传播，在“谁来讲”层面，要优化国家团队，整合自媒体传播，链接海外传播团体，构建开放的传播梯队［24］。首先，主流媒体要把握主导和主动。党和政府所办的主流媒体是红色文化对外传播的主渠道和主阵地。要集中优势资源，在更高层次上以“五史”为原材料制作专题片、纪录片、口述史等大型节目，消解历史虚无主义，增强红色文化的说服力。既专注宏大叙事，在重大节日、政治活动、国际赛事的传播中，精心组织红色文化内容，把握红色文化传播的大方向，也要注重微细精小，在国际文化交流中，多呈现个人情感表达、个性化艺术表达、多群体文化表达，用多姿多彩的形式，把红色文化的精髓要义通过不同视角和群体表现出来。其次，要注重跨文化交流平台的自主和创新。在全球文化竞争中，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的文化企业是红色文化对外传播的中坚力量。要构建跨文化交流国际平台，以展会、博览会、艺术节的形式将融入红色文化内容的影视剧、出版物、文艺演出等推向国际文化交流平台。要扶持外向型文化企业，打造优质红色文化品牌，引领其向海外市场拓展。再次，要充分利用自媒体传播者的亲民和个体性。“民间力量所展示的形象往往更易于为国际社会所接受”［25］。要增强民众对红色文化的感知力度和传播意识，以地域性为特征建立红色文化讲述人机制，由地方文化局进行组织化管理和培训，小规模、分散式挖掘红色文化资源，有目的培养面向国内与国际不同层次的红色文化自由传播者。另外，可以有效吸纳海外留学生和“洋网红”。海外留学生和“洋网红”的身份和对不同国家文化的认知成为红色文化传播的天然桥梁。利用他们所具有的本土性优势和地缘性特征，以他们独特的视角将红色文化以不同视角展现给国际受众，增强红色文化的亲和力。

（三）尽力寻求文化共识

红色文化对外传播，要注意目标受众或国度的文化差异。不同国家具有不同语言、风俗、价值观，要让具有中国共产党典型特质的红色文化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在“讲什么”层面，需要注重文化差异，寻找输入国乐于接受的方式，达到听得懂、不排斥、能共情的传播效果。一要形成爱国民族情怀的共情。“在不同的文化民族中可以有某些相同或相近的价值观念，这些相同或相似的价值观应该具有共同价值的意义”［26］。爱国就是世界各国所共通的价值观。红色文化起源于中国仁人志士的爱国救国兴国的精神主动，爱国主义就是红色文化的精神源泉。爱国主义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爱国主义能够激起世界人民的认可和民族自豪感，是世界人民的共情触发点。要用中国人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中的梦想、行动和决心展示中国人的爱国深情、民族深情，激发世界人民对红色文化的情感认同。二要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融合。红色文化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统一于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二者具有密切的逻辑关联和价值共生［27］。2015 年习近平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2017 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写入联合国决议，标志旨在推动世界和平和促进共同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已经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带领中国人民在革命、建设与改革进程中产生的先进文化，具有民族性和开放性，是中国人民文化自信的精神源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推进红色文化传播二者同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共同作用于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和中国国际形象的构建。红色文化的对外传播，要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理念相融合传播，阐释红色文化背后所蕴含的为人民谋利益、为世界谋大同的世界普遍价值和国际主义精神，展示在红色文化形成历史中所体现的对全人类的责任、使命和担当意识，在国际社会互动和文化交流中充分发挥红色文化的开放、与时俱进的品质，从而诠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包容、共生、互助等价值理念，在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中实现对红色文化的价值认同。三要融合时代发展的实践特征。对红色文化的现代性解读和阐释，彰显红色文化的时代性和现代性价值，是红色文化历久弥新不断发展的重要方式。如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形成的生命至上、举国同心、守望相助的抗疫精神，彰显了对人民生命健康的关怀，是中国故事的人文精神表达。传播这种在实践中产生、具有时代特征的红色精神，展现的是一个立体的富于人类情感的中国，让国外受众能够感同身受，于无声中增强表达效果。

注释：

①随着现代传播技术的发展，文化传播依赖于电子传媒技术并因此被改变了文化机制、拓宽了文化内涵，其伴随出现的休闲化、市场化、趋同性也消解文化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