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 然

（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党史教研部，四川成都 610071）

2023 年3 月下旬，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系统总结了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不断提高调查研究能力的总体要求，即五个“必须坚持”。其中，摆在第一位的就是“必须坚持党的群众路线”，要求全党在大兴调查研究中，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增进同人民群众的感情，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愿望、真情关心群众疾苦，自觉向群众学习、向实践学习，从人民的创造性实践中获得正确认识，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1］。这一重要论述，不仅明确了调查研究和群众路线之间的密切联系和辩证关系，更为全党大兴调查研究提供了科学方法指导。习仲勋是我们党践行群众路线的标杆和楷模，党组织称赞他是“党的宝贵的群众领袖”，毛泽东高度赞誉他为“一个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在调查研究中，习仲勋始终站稳群众立场、坚持向群众学习、处处为群众谋利，用一生实践书写着“群众路线”。他的“调查研究—群众路线”重要思想理念和工作方法，是我们党一笔极其宝贵的财富。系统总结、深入学习并大力弘扬这一思想和方法，对新形势下广大党员干部走好群众路线、练好调查研究基本功具有重要意义。

一、习仲勋调查研究方法的逻辑理路

（一）习仲勋调查研究方法的理论逻辑

从理论逻辑讲，调查研究方法是一套较为宏大的系统，至少可分为三个层面：高层由方法问题的基础理论组成，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层由支撑调研的一般方法理论组成，包括：一般原理、基本原则、技术性理论，以及有关的数学理论（如概率理论）、社会统计学理论等。低层由具体的、可直接操作的方法、技术、技巧组成，包括实地调查和文献法两类。前者指调查者直接到问题、情况发生地亲自做调查，常用的方法有访问法、座谈法、观察法、参与法、问卷法、测量法、统计法、实验法等；后者属于间接调研方法，调研者通过查阅有关文献获取资料，如调研报告、方志、报刊、日志、简报、统计报表等开展调研。

习仲勋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高级领导干部，更侧重于实地调查，深入一线、深入群众，通过直接调查，获取第一手资料。这些调查具有鲜明的特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科学性是其内在核心属性；直接深入群众、深入实地是其基本路径，突出群众性、实践性特征。这种从实践中、从群众中出发的直接调查方法，奠定了习仲勋调查研究方法的基本框架和主要范式。

（二）习仲勋调查研究方法的历史逻辑

从历史逻辑上看，习仲勋的调查研究方法既一脉相承，继承了我们党老一辈革命家们在早期探索中形成的许多宝贵的科学调研方法，又与时俱进，创新出拥有鲜明个人风格且行之有效的好方法。

毛泽东不仅是我们党的卓越领袖，而且是一位精于社会调查的大师。作为党内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开创者，他不仅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统一、注重调查研究的科学态度，重视对调查理论的建设研究；还注重对调查方法的探索和创造，提出“眼睛向下”“解剖麻雀”“有的放矢”等许多行之有效的调查研究方法，并将这些创新方法与访谈法、观察法、调查表格等加以综合运用，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调查研究方法体系。在毛泽东的带领下，中国共产党人注重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接续传承，不同领导作调查研究特点各异、方法不一。周恩来开展调研实事求是，认真负责，他强调调研要有层次性、针对性。“我们下去调查，必须对事物进行分析、综合和比较。事物总存在内在的矛盾，要分别主次；总有几个侧面，要进行解剖。各人所处的环境总有局限性，要从多方面观察问题；一个人的认识总是有限的，要多听不同的意见，这样才利于综合。事物总是发展的，有进步和落后，有一般和特殊，有真和假，要进行比较，才能看透。”［2］1432邓小平做调研的方法灵活机动，注重典型调查。比如在推行精简机构中十分注意典型经验的总结，“部委的精简现在就可以着手。最好先搞一两个部门，有些什么典型经验，有些什么反应，有些什么问题，跟大家见面，这样别的部门进行起来就心中有数，事情好办。”［3］399；陈云强调要运用“交换、比较、反复”的方法开展调查研究，同时提倡蹲点调查、专题调查、直接请人问话、随时随地积累情况等科学调研方法［4］371-373。老一辈革命家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探索了一系列治国理政的新理念，对于指导党和国家的工作，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起到了关键作用。

习仲勋是我们党卓越的政治工作领导人和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开展调查研究的作风深受毛泽东等人影响。他从毛泽东等领导人的重要著作中、革命实践中学习调查研究方法，如毛泽东提出的“要和群众做朋友，而不是去做侦探”的调研方法，周恩来提出的“必须实事求是”进行调查研究的方法，邓小平提出的“重实效”的调研方法等。习仲勋在吸收上述调查研究科学方法的基础上，不断开拓创新、自成体系，表现出群众性、实践性、传承性等理论特质，形成了其调查研究方法特有的理论特性和方法论意义。

（三）习仲勋调查研究方法的实践逻辑

从实践逻辑上看，习仲勋始终重视调查研究的工具价值，将调查研究视为做好经济、政治、社会、民生等各个领域工作的重要方法。他指出：“一切决定都要事先调查研究，不能凭主观推断臆想。不能光看现象，要看本质，要看出现在是个什么情况，将来有何结果，群众有何反映，问题如何解决，学会实事求是，一切经过调查研究。”［5］不论是21 岁当选为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还是32 岁担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抑或是46 岁成为国务院副总理，每到一个关键岗位，调查研究始终是他开展各项工作的前提和基础。在调查研究实践中，习仲勋灵活运用科学调研方法，始终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突出基层导向；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突出求真导向；始终坚持提升实效，突出问题导向，不断沉到一线、深入群众，察实情、听民声，发现新情况、寻找新思路、提出新对策，将调查研究实际成果转化为解决问题的切实举措，真正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

第一，坚持为民谋福，是习仲勋开展调查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革命生涯的各个时期，习仲勋始终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总是设身处地为人民群众着想，从维护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角度去想问题、办事情。在革命战争年代，担任中共绥德地委书记时，习仲勋提出“为52万群众服务”的要求。他运用典型调查等科学调研方法，直奔基层调查研究、“解剖麻雀”，推动大生产运动，解决了南下移民生产生活困难和儿童疾病治疗问题。在新中国建设时期，担任国务院秘书长时，习仲勋运用督查调研等科学调研方法，安排秘书直接参与信访办理工作，亲自布置起草信访情况报告。为扭转“大跃进”时的浮夸风，他深入河南长葛，不隐瞒身份、蹲点调研，动用国家战略储备粮，解决了群众口粮严重不足的燃眉之急，挽救了很多挨饿群众的生命。担任广东省委书记时，习仲勋为解决当时的“偷渡外逃”难题，运用实地调查等科学调研方法，多次沉到一线、了解实情，得出了“制止群众性外逃的根本措施是发展经济，提高群众生活水平”的正确结论，并第一个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给广东“放权”，让广东“先行一步”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正是在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的大量调研实践中，习仲勋积累了丰富的群众工作经验，提出了“只有一心一意地为人民服务，才会有力量，才会有办法”，“要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的这一面”“金杯银杯都不如群众的口碑”等一系列重要思想观点，丰富了党的群众路线理论宝库。

第二，坚持实事求是，是习仲勋开展调查研究的工作态度。他一生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为党和人民作出过多方面的重要贡献。一是坚守党性原则，坚持真理，立足“实事”。习仲勋曾指出：“我们讲党性，我看实事求是就是最大的党性。”［6］358在调查研究中，习仲勋始终坚持实事求是，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表现出了一位共产党人崇高的党性修养。抗日战争后期，陕甘宁边区遇到严重经济困难。时任中共绥德地委书记兼绥德警备司令部政委的习仲勋亲自带领调查组到郝家桥村蹲点调查，实事求是分析郝家桥经验，帮助各级组织制订生产计划，推广新耕作技术，基本解决了全区吃饭问题。解放战争后期，陕甘宁边区土地改革中的“左”倾问题十分严重。主持西北局工作的习仲勋“解剖麻雀”、实地调研后，坚持实事求是原则，三次致电毛泽东，直言不讳提出“要注意克服土地改革中‘左’的情绪”，推动土改工作健康发展。

二是理论联系实际，突出“实干”，注重“求”。习仲勋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应该到实践中去调查研究，到群众中去听取意见，在实践中辨明是非，统一认识。”［7］380-381新中国成立后，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习仲勋赴河南长葛调研，考察重点之一是退赔问题的落实情况。退赔问题是中央十二条指示的中心内容，也是彻底根除“五风”、调动群众积极性的根本政策。他通过群众座谈访谈等调研方法开展蹲点调研，发现该政策落实不到位，存在退赔不彻底、退赔实物少、作价不合理等问题。为此，他亲自把控、亲自计算、亲自审核，又运用跟踪调查等科学方法，追踪各地执行情况，深刻强调，“退赔彻底了，才能取信于民，使群众相信党、相信党的政策的正确性”［8］351。三是避免形式主义，准确把握客观实际，掌握“是”。在调查研究中，习仲勋身体力行反对形式主义，脚踏实地发扬务实作风。他下基层从来都是轻车从简，深入一线后，既到工厂企业、田间地头实地视察，同群众近距离接触，利用一切机会同农民、工人、知识分子等聊天交谈、了解民情；又召开干部座谈会，广泛听取地、县、社、大队、生产队干部汇报情况、集中讨论，力求全方位、多层次了解基层实际情况。

第三，坚持问题导向，是习仲勋开展调查研究的行动指南。在调查研究中，习仲勋坚持以“问题导向”引领“调研方向”，勇于直面问题、发扬担当精神，主动在实践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提出有效办法，解决难题。一是解决改革发展中遇到的重大问题。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号称“万里黄河第一坝”。当时，修建三门峡大坝会淹没陕西渭南等地区的部分土地，面临拆迁问题和移民问题，争议很大。1958 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习仲勋带着问题意识赴该地调查研究。他直面问题、指出问题，强调“要着眼于事物发展变化，从这个角度找出黄河淤积的根源。既要客观决策，从政治的高度看待三门峡大坝修建，又要以客观科学的态度解决好三门峡的技术问题、预算问题，实现政治与客观相统一、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确保建坝决策的科学性。”［8］249-250通过扎实有效的调查研究，习仲勋发现苏联专家提供的方案中存在泥沙问题、机组设计问题等隐患，他积极呼吁“要用辩证法的观点，找到泥沙堆积的客观规律，从而进行决策”“尊重科学，以科学严谨的态度来研究技术问题，确定三门峡工程设计高程和蓄水高程。”［8］250虽然他的正确建议未能被及时采纳，但他坚持问题导向，敢于直面问题、力排众议，充分反映了客观公正，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的担当精神。

二是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调查研究中，习仲勋始终将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做人民群众的知心人、贴心人、领路人，不断解决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担任边区特委军委书记时，面对根据地军民吃饭、生活给养急题；主政西北时，面对少数民族地区群众关心的畜牧业发展难题；出任国务院副总理时，面对基层群众发愁的公共食堂问题；复出主持广东省工作时，面对广大群众盼望的农业发展问题……，习仲勋坚持问题导向，突出问题意识，把调查研究工作同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紧密结合起来，多次沉到基层、深入一线，使用座谈访谈等调研方法，全面准确地掌握现实情况，细致透彻地分析问题症结，在此基础上科学决策，提出有效办法，为群众解决难题。正如1942 年西北局高干会期间，党组织对习仲勋作的鉴定中指出的，“他是站在群众观点和群众立场来解决群众的问题，总是把群众的事情看做是自己的事情，而又设身处地地替他们设想，设想怎样才是对的，尤其设想怎样对群众有好处，而没有丝毫的主观主义气味。”［6］320

二、习仲勋常用的调查研究方法

（一）实地调查法

实地调查法是最基础、最常用的一种调研方法，一般是指调查研究者深入到所研究对象的社会生活环境，通过观察、询问、感受等方式，去理解所研究的现象［9］257。这种方法的基本特征是“亲临实地”，通常要求研究者有相当长一段时间生活于所研究对象的社会生活环境中，以便多次收集、归纳和分析资料，逐渐达到对现象和过程的理论解释。

习仲勋始终把实地调查研究作为谋划工作，解决问题的最基本方法。实地调查法是习仲勋革命生涯中一以贯之的科学调研方法。习仲勋运用实地调查法有一鲜明特点，即调研中发现的问题，能解决的立马解决，不能解决的指导制定具体方案，推动解决。他指出：“到那个地方，首先要进行实地调查。调查是为了什么？为了决定政策，为了解决那个地方的实际问题。”［10］4391933年，未满20 岁的习仲勋被任命为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军委书记。上任伊始，他深入基层，一村一村做调查研究，一家一户访贫问苦，相继组织起农会、贫农团、赤卫队和游击队，发动群众开展分粮斗争［11］。1961 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习仲勋深入河南长葛调研135 天，走访群众46 户，积极解决公共食堂问题、群众退赔问题等，对无法立即解决的分配标准问题、社会规模问题给予指导。1978—1980 年，习仲勋先后担任广东省委第二书记、第一书记。上任两个月时间里，他实地调研3个地市、20 个县，占广东市县总数的五分之一。习仲勋经常深入山区、农村、厂矿、边境实地调查，足迹遍布南粤大地。通过调研，他大力平反冤假错案、推动广东改革开放先走一步、解决“偷渡外逃”等问题，为广东发展呕心沥血。习仲勋不仅亲自沉到一线调查研究，还督促广东领导干部扑下身子实地调研，指出：“老呆在机关里，不下去，就无法了解实际情况，人民群众的呼声和疾苦就往往不知道，下面同志的呼声也反映不上来。坐在机关里作决定，往往是主观主义的。”［12］112

当前全党大兴调研之风，领导干部下基层做调研都会用到实地法，这个方法是最基础、最直接、最实用的必备方法，而大范围、长时间地下沉一线也是发现问题、科学决策，最终解决问题的基础。运用这个方法，全方位、多视角、深层次考察探究，能够真正实现摸实情、听实话。

（二）随机调查法

随机调查法是调查研究中广泛应用的方法之一，一般是指不发通知、不打招呼、不要陪同，随机选择调研对象、时间、路线、地点，走一线、察实情、听民声，一竿子插到底的调研方法。调查者运用该方法，不预设路线，不提前告知，随机去调研地点、随机走访了解情况，目的是获得更准确、更有效、更高质量的信息和数据，为科学决策做准备。

每到一个地方考察调研时，习仲勋更青睐运用随机调查研究的方法。他认为，随机调查能更加真实地了解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情况。习仲勋不喜欢看被调研地区领导安排好的地方，而是喜欢边走边看，走到一处他认为值得看的地方，便让人停车，下去做随机调研，获取一手的最真实的情况。1985 年11 月，习仲勋到江西考察调研。他希望看到贫困落后村的真正面貌，为解决革命老区脱贫致富问题提供真实资料。调研过程中，当地政府提前排练了几户“好”的典型农家请他视察。习仲勋一进门看到堂屋桌子上摆放了一碟薯片、一碟腌生姜、一碟金橘、一碟花生，就明白了这户是打过招呼的，便转身走了出来。他边走边说：“我看这户早有准备，就不必看了。我早说过，你们事先安排好了让我看的，我不看。”［8］808-809随后去了未提前排练过的农户家考察调研。习仲勋做调查研究时原则性强，拒绝“被安排”、走场面。他灵活运用调查研究方法，真正做到了察民情、知民意、出实招、办实事。

当下，领导干部做调研应多一些“自选动作”，少一些“规定路线”，多运用随机调查法。它解决的是调研对象真实、结果客观的问题，特别是中高层到基层调研，如果只看下面准备好的路线，就只能看到精挑细选的“好”的典型，而“自选动作”的优点在于既可以观看“门面”和“窗口”，总结经验，又能通过调查“后院”和“角落”，发现问题。运用此法能把握调研主动性，避免“被调研”，帮助领导干部科学决策、民主决策。

（三）典型调查法

典型调查法是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都通用的研究法，具体到调查研究实践中，一般是指通过深入研究某一类有代表性的典型，从中找出事物的规律，由个别到一般、由特殊到普遍，由此认识同类事物的总体情况和发展变化规律。它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由个性到共性的认识原理。正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的：“事实上，一切真实的、详尽无遗的认识都只在于：我们在思想中把个别的东西从个别性提高到特殊性，然后再从特殊性提高到普遍性；我们从有限中找到无限，从暂时中找到永久，并且使之确定起来。”［13］577这种系统的、深入的、解剖式的调查研究方法，也被毛泽东形象比喻为“解剖麻雀”。

习仲勋在运用典型调查法时，有两大鲜明特点。一是从先进典型中总结经验。他善于总结典型案例的成功经验，从中找出解决同类问题的普遍规律，加以推广，使其发挥以点带面的作用。担任绥德地委书记时期，习仲勋带领调查组在“农村楷模”郝家桥村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蹲点调查、“解剖麻雀”。他树立劳动典型模范刘玉厚，总结郝家桥村大生产运动的成功经验，指导全区开展“村村学习郝家桥，人人学习刘玉厚”活动，大力推广“郝家桥经验”。通过典型村经验的引导，全区生产运动如火如荼。当年年底，全区粮食收成颇丰，基本解决了52 万人口的吃饭问题［6］346。主政广东期间，习仲勋选准清远县这只“麻雀”，积极研究该县对国有企业管理体制改革的探索，先后多次到清远县“解剖麻雀”，总结经验。他积极支持、大力推广“清远经验”，为全国经济管理体制改革树立了典范，提供了样本。“清远经验”一经推广，便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截至1981 年底，广东全省100 个县和县级市中，就有63 个仿效清远的办法，改革了工业管理体制，48 个县市经委对财政实行包干；全国共有363 个县和17 个小城市学习借鉴清远体制改革的经验［12］293。

二是从反面典型中解析问题。习仲勋不仅善于从先进典型中总结经验，而且注重研究反面典型，剖析问题产生的原因，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广而告之，使其发挥警示作用。1948 年，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的习仲勋选取绥德、子洲等地，密切观察和深入调研土地改革情况，通过“解剖麻雀”，发现了土地改革中存在的一系列“左”倾现象和一连串突出问题。随后，习仲勋将带有普遍性、规律性的问题归纳整理，提出极富创见性和普遍指导性的真知灼见，上报党中央。毛泽东大力赞同习仲勋的观点，并将其电报转发全国各解放区，警示各解放区防“左”纠偏。正是习仲勋高度重视土地改革中的反面典型，及时纠正“左”的偏差，才使陕甘宁边区的土地改革运动重归正轨。据1948 年4 月统计，在占老区、半老区总人口一半的地区中（约60 万人口），调剂土地90万亩，彻底消灭了该地区的封建剥削土地制度，解放了生产力，发展了边区经济，调动了广大人民支援解放战争的积极性［6］554。

结合当下，领导干部做调研时要广泛运用“解剖麻雀”典型调查法，不断增强发现问题的眼力、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脑力，选准典型、解剖典型、运用典型，从先进典型中总结经验，从落后典型中解析问题，从典型中找到同类问题的共性规律，真正把调查研究落到实处、得出实效，为疑难问题提供务实管用的破解之策。

（四）访谈法

访谈法是调查研究中最重要的调查方法之一，一般是指调查人员有计划、有目的地通过与调查对象的口头语言交流，直接获得某种口述资料的方法［14］69。访谈法具有其他调查方法所不具备的特征，即访谈中谈话双方互相作用、相互影响，能够获得更多、更有价值的信息。

在调查研究中，习仲勋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运用访谈法，了解基层最真实的情况。一是采取一对一聊天式访谈法，访问群众。在调研中，习仲勋喜欢走到群众中去，与群众面对面直接访问和交谈。他平易近人、循循善诱、不打官腔，常常与基层群众拉家常，营造良好的谈话氛围，使对方能说真话。1961 年4 月，习仲勋带领中央河南调查组10 多名成员，前往河南省长葛县（今长葛市）开展调研。他要求调查组“置身于群众之中，使群众不把你当外人，不是什么干部、什么领导，而是把你看作和他一样，看成是自己人，是他的朋友”［15］。习仲勋在长葛多地深入访问群众，抓住一切可以跟群众接触的机会。利用傍晚沿河散步的机会，在田间地头和百姓交谈；日常走动时，在小桥边、村口石凳上、土坡田埂上遇到老百姓就停下来随机问些相关问题；走街串巷，到群众家里走访。正是通过这种方法，习仲勋和基层群众亲密无间地交流，了解到最真实的、最准确的第一手材料，长葛问题才得以妥善解决。

二是采取一对多讨论式访谈法座谈。在与群众交谈掌握真实情况的基础上，习仲勋一般会召开调查座谈会，与干部群众进行广泛讨论、深入交流、总结提炼、商讨对策。他强调，座谈应该有充裕的时间，详尽的调研计划，要善于提出问题，与参与者进行深入讨论。习仲勋开座谈会最大的特色是把汇报会开成讨论会，对不清楚、不明白的问题直接发问，现场交流，分角度询问、讨论，全面客观了解情况，避免一知半解、似是而非，避免影响决策的科学性。不论是主持中共中央西北局工作时，在了解青海、陕西、宁夏牲畜疫情频发的情况下制定的防疫办法；或者是主政广东期间，在深圳调查研究后制定的遏制偷渡对策；抑或是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时，在江西遂川县考察调研后研究的帮助困难群众脱贫致富的办法，习仲勋都是运用访谈法，在深入基层、掌握实际情况的基础上，与干部座谈讨论，群策群力的成果，突出了集体访谈的优势和特点。

当下，领导干部在使用访谈调研法时，不论是一对一的单人访谈还是集中开座谈会，都是为了集思广益、问计于贤，在交谈中找出事情的痛点、难点、焦点，从而精准施策。因此，运用该方法时要注意明确讨论“主题”，围绕主题讨论，不可七嘴八舌泛泛而谈。

（五）实验法

调查研究中所谓的实验法主要是指实地实验，是指在作调查研究过程中对不同考察区域同步进行资料搜集与研究的方法，领导干部通常采取分区域做对比实验的方式，研究社会实践和现象的变化。

实验法也是习仲勋常用的调查研究方法之一。在长期的调研实践中，他不断对该方法进行创新创造，具有独特的个人风格。其一，运用比较试验法，为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变革作出积极的探索和引导。习仲勋在河南长葛开展调研时，成立公社经营管理调研小组，选取桥北、胥庄两个试点村，运用比较试验法，对人民公社体制的改良进行试验。调研小组首先采用评工记分方法，在两个试点村分别比较实验了“死分死记”“死分活评”“活分活评”“劳动定额管理”“基本劳动日制度”等5 种评工记分办法，观察村民的生产积极性。实验结果表明，评工记分效果不佳，仅在生产过程中下功夫，不在终级产品分配上变革，相当于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在村民们的提议下，调研小组开始实验联产到户包总产的办法。两个试点村在生产队下建立作业组、划分耕作区，实行联产到户，包干到家。经过一年的实验，两村133 户均实现增产，其中120 户增产达到30%以上［8］318-325。通过比较试验法，河南长葛成功实验出“户包总产”的方法，为多年后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包产到户”奠定了重要基础，做出了前沿性的探索和实践。

其二，运用试点试验法，在广东创办经济特区，使广东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开路先锋和战略要冲。习仲勋认为改革首先应该进行试点试验，他鲜明指出：“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各省有各省的特点，有些事应该根据各省的特点来搞”［7］451。广东毗邻港澳、华侨众多，开展对外经济具备先天优势。在深圳、珠海等地多次调研后，习仲勋提出要进行试点试验，充分发挥广东的区位优势和特点，在毗邻港澳的地方建立试验区，使广东在全国的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为全国提供经验。1979 年4 月，习仲勋参加中央工作会议时，积极向中央“要权”，希望中央下放权力，允许在毗邻港澳的深圳、珠海和汕头建立贸易合作区。3个月后，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同意广东在全国率先进行试点试验，创办经济特区。实践证明，广东发展经济特区的试验无疑是成功的。它不仅推动广东经济快速发展，而且在体制改革中发挥了“试验田”作用，在对外开放中发挥了重要“窗口”作用，为全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当下，各地在调查研究中运用实验法发现了一些比较典型的问题。实验法适用于那些准备大范围进行改革和解决问题，但尚不能完全把握新措施的实效，不合适一刀切的情况。运用实验法，先选择一小块区域做实地试点实验，在实验区可检验不同改革措施的效果，试点成功后再大面积推广，避免了朝令夕改，保持了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三、习仲勋调查研究方法的理论特性

任何一种工作方法，其理论品质都有一定的倾向和特色。群众性、实践性和传承性，是习仲勋调查研究方法最鲜明的理论特性。在调查研究中，习仲勋深刻践行着“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体现出其调查研究方法的群众性；他始终遵循着“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工作方法，体现出其调查研究方法的实践性；他继承毛泽东、邓小平等党的主要领导人的科学调研法，又创新创造、自成体系，并产生深远影响，体现出其调查研究方法的传承性。

（一）群众性

调查研究的过程，实际上是践行党的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的生动体现。群众性，是习仲勋调查研究方法的理论特性之一。他强调：“中央来的人不一定什么都懂，真正的知识在农村，在群众中。真理必须到群众中去找。”［16］129

坚持站稳群众立场。“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的这一面”，是习仲勋调查研究的根本立场。他曾强调，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实事求是，是我们党一贯的工作作风，领导干部“不要总是坐在‘衙门’里，要深入群众，深入实际，把自己的工作内容同人民群众的期望和诉求很好地结合起来”［8］48。他始终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把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调查研究的出发点。习仲勋的调查研究有着独特的群众视角和深刻思考，他善于揣摩基层群众的情绪、习惯和需求，往往站在群众观点和群众立场上为群众解决问题。习仲勋的调查研究还有着明确的为人民服务的价值指向，他总是把群众的事情看作是自己的事情，又设身处地地替群众设想，思考如何做对群众更好。正因为如此，群众信任他，愿意对他讲真话，也愿意听他的意见和指挥。这也是习仲勋调查研究方法能够深入人心，取得实效的主要原因。

坚持向群众学习。“甘当人民群众的小学生”，是习仲勋调查研究的价值取向。他强调，真理存在于人民群众中，“我们是人民的长工，是人民的勤务员，必须虚心向群众学习，听从掌柜（群众）的管教。只有这样，才可以从群众那里学得宝贵知识，才可以反过来当群众的先生。”［17］智慧和办法来自群众。习仲勋在开展调查研究中，坚持向群众学习，问计于民，择其善者而行之原则。比如，在河南长葛的桥北、胥庄两个村探寻人民公社体制改良的办法时，习仲勋就积极实验和采纳了群众提出的“联产到户包总产”方法。下基层、访群众，不仅是领导干部开展调研的手段，也是领导干部向群众学习的过程。习仲勋用自己的亲身实践，生动证明了向群众学习，“取政于民、取计于民”的有效性，为领导干部迈开双脚深入群众、虚心谨慎求教群众发挥了榜样示范作用。

坚持为群众办事。“真心实意为群众办事”，是习仲勋调查研究的实践品格。他曾指出，共产党员干部要保持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在一切工作中，都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毛主席称干部是‘人民的勤务员’，马克思的说法是‘人民公仆’。干部不能脱离群众，共产党员就是要给群众办事。”［8］851调查研究是为了发现问题，深入分析问题，最终解决问题。习仲勋曾针对干部调查工作的工作方法提出三点指示：一是要求领导干部在调查研究中融入群众，真正被群众接纳；二是要求领导干部在调研中切实为群众办事，解决群众面临的困难；三是要求领导干部在调研中放下架子、端正态度、作风简朴。可见，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是领导干部开展调查研究的终极目的。在给群众办事时，习仲勋始终将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比如，主政广东期间，自己冤案还未得到正式平反的习仲勋，将群众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奔波于干部群众的冤假错案之中，不辞劳苦解决问题。在调查研究中，习仲勋时时刻刻都把人民群众的利益置于首位，脑子里时刻考虑的都是人民群众，深刻体现了其调查方法的群众性特征。

（二）实践性

调查研究是一项实践活动，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就其本质而言，是在实践过程中把通过实践得来的材料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分析和总结，最后找出事物的规律性，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实践性，是习仲勋调查研究方法的理论特性之二，他强调：“多下去跑跑，把先进经验，包括一些教训总结出来，不要光坐在机关开会，听汇报，一定要重视调查研究。”［18］

习仲勋的调查研究方法是实践之学，是在实践的过程中产生和发展的，主要包括两大显著特征。一是重实践。在调查研究中，习仲勋主张亲力亲为，在他最著名的郝家桥调查和长葛调查实践中，郝家桥调研就达44 天，长葛调研更是长达135天。通过直插一线、深入实地、随机走访、座谈讨论等方法，习仲勋全面掌握当地一手资料，了解当地实际情况，为科学决策奠定坚实基础。二是重实效。习仲勋指出，调查研究的目的在于解决问题，调查研究要既重视调查，又注重研究，如果“调查来调查去，材料一大堆，就是不解决实际问题，我看这样的调查不必要，毫无价值”［10］439。1985 年11 月，习仲勋前往江西革命老区，开启长达半个月的考察调研。他先后前往南昌、井冈山、遂川、赣州、兴国、瑞金、广昌、南丰、南城、抚州等9 个县、市，多个乡、村、企业等等，总行程达1280 多公里［8］798。在整个调研中，习仲勋运用观察法，查看当地群众的衣食住行；运用访谈法，召开20 余次各级干部座谈会、村民座谈会、专题座谈会，了解老区建设现状。在充分调查研究基础上，习仲勋将调研成果转化为解决实际问题的良策，提出了抓紧治理荒山、充分利用水面、办好技术开发中心、发展外引内联等一系列推动老区经济发展的具体意见。在调查研究中，习仲勋坚持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科学方法，深刻体现了其调查方法的实践性特征。

（三）传承性

中国共产党的历代领导人，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调查研究方法，凝结着中国共产党的光荣传统和宝贵经验，被一代代共产党人接续传承。传承性，是习仲勋调查研究方法的理论特性之三。

习仲勋一贯重视调查研究，他继承毛泽东、邓小平等党的主要领导人的调查研究方法，做了大量出色的调查研究工作。在调研实践中，他又与时俱进地提出了一系列关于调查研究的新论述，主张走出“衙门”，深入群众，深入实际，形成了鲜明的个人特色，他的调查研究方法更是让习近平耳濡目染，深受影响。1978 年习仲勋主政广东期间，就曾多次带领青年时期的习近平到惠州、海南等地调研。从政以来，习近平关于调查研究方法的重要方法论与父亲习仲勋的调查研究方法一脉相承。一是都强调调查研究的随机性。习仲勋每到一地调研，都拒绝被安排，习惯走“冷门路线”，随机走访、了解情况。习近平强调，调研中除了走“规定路线”，还应该有“自选动作”，“看一些没有准备的地方，搞一些不打招呼、不作安排的随机性调研”［19］。两者共同强调，在调查研究中应力求准确、全面、深透地了解情况、发现问题。二是都强调调查研究的群众性。习仲勋是调查研究中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的典范，习近平继承这一特性，提出：“开展调查研究就是走群众路线”［20］54。在调研中，他常常深入群众家庭，观察群众生活细节，与群众拉家常，还帮群众出主意解难题，深刻展示出其调查研究的群众性特征。三是都强调调查研究的纪律性。习仲勋开展调查研究时主张不影响人民群众的正常生活和工作秩序，与工作人员约法三章：无论去哪里，第一，轻车从简；第二，不摆酒宴；第三，不层层通知。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制定和落实中央八项规定，改进调查研究，提倡“四不两直”，要求领导干部在调查研究中做到“不发通知、不打招呼、不听汇报、不用陪同接待，直奔基层、直插现场”。这些要求与习仲勋对调查研究的要求是一致的。

结 语

2023 年是习仲勋诞辰110 周年。习仲勋用一生实践书写了“群众路线”，始终以“做人民的忠实勤务员”为己任，坚定认为党的利益同人民利益是一致的，提出“我们党的一切事情，就是老百姓的事情”，“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等群众路线的十大名言。具体到做调查研究中，他做调研的出发点是发现群众有哪些问题，落脚点是为群众解决这些问题。当下，全党正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将习仲勋如何践行群众路线的调研方法梳理、分析、总结具有重要意义。这个方法从其产生发展至今已半个多世纪，经受了实践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检验。历史已经证明，这是一套行之有效的科学方法。加强对习仲勋调查研究方法论和理论品质特性的探索，是认识方法传承和实践创新的必然要求，也是践行群众路线、提升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