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海燕 高 旺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北京东城 100732）

在全球范围内，实现民主、增进人民福祉是各国普遍追求的目标。尽管在探讨现代化问题时必须充分考虑国情、历史和文化传统等因素，但对人性观的评判仍然是决定现代化道路的基础性要素。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将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视为共产主义的本质特征，中国作为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国家，在传承古今并借鉴中外经验的基础上，选择了一条独特的人民至上的现代化道路。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根本宗旨。习近平指出，“人心向背、力量对比是决定党和人民事业成败的关键”，“民心是最大的政治”［1］。因此，对于如何践行人民至上的现代化道路进行学术分析和总结，对于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向强国迈进具有重要意义。

一、中西方政治发展中的人民治理观

政治哲学家对人类本质的定义和如何对待人民的不同回答，为不同的国家政权结构类型和发展路径奠定了基础。因此，对人民治理观的研究必须追本溯源，从政治哲学家们的人性观出发进行深入解读，以全面理解和探索不同人民治理观的本质。

（一）古代民本思想及人民治理观溯源

1.中国政治传统中的人与民

中国古代文献对人做了三个层次的划分，在《说文解字》中，“人”被誉为“天地之性最贵者也”，“民”则被认为是一种不开化的、无知的状态。即“民，众萌也”。“言萌而无识也”［2］161，265，161。“萌，犹懵懵无知儿也”［3］627。除了“人”“民”之外，古代还有“主”的概念，《说文解字注》称：“主，灯中火主也”，火是为主，“其形甚微而明照一室。引申假借为臣主、宾主之主”。作为“臣主”之“主”，即“君”。“君”中之“尹”表示治事，“口”表示法令；既可以指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又可以是古代大夫以上拥有土地的各级统治者［2］105。传统文化对人的不同称谓可以管窥到不同社会群体的阶级性。

2.传统政治中的人民治理观

春秋战国以来，历代典籍和士大夫的思想体系中充斥着多种不同的人性观。然而，以“性善论”为基础的政治思想长期占据着主导地位。

儒家提出的“仁政”“礼治”“中庸守正”思想，法家的“法术势”，以及道家“天人合一”思想，奠定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特有的人民治理观。

孟子在处理“君”“民”关系的思考中，提出了著名的民贵君轻思想，既强调君主统治的合理性，又强调君主对民意的尊重，从而奠定了民本思想的基调。他主张“为政以德”，倡导“德治”或“礼治”。在处理“天”与“君”的关系时，一方面提出“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一国则受命于君”的等级思想，强调“君为臣纲”“屈民而伸君”，但同时，他也提出“天子”应“顺应天意”，提出“以君随天”“屈君而伸天”的主张［4］30，400-401。

《尚书·泰誓》则明确了“天”和“民”之间的相互关系，“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这一论述被用作管理“天下”的权力和合法性的基础。此外，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德”和“礼”也扮演着重要角色，起到了凝聚人心和规范社会秩序的作用。

对此，被称为十九世纪“百科全书式的学者”的黑格尔对中国和欧洲国家的政体做出比较后提出：中国的政治体制不同于日耳曼式的“全体人”获得自由的“民主政体”，也不是古代希腊罗马创立的“部分人”获得自由的“贵族政体”，而更像是“一个人”获得自由的“君主政体”，“在中国，皇帝好像是大家长”［5］96，106，但同时也会处于“有高度良好秩序”的管理之下，属于“道德的专制政体”［6］114，131。黑格尔对传统中国政治体制的描述，展示了一种特殊统治形式，即道德的专制政体。他将皇帝喻为大家长，强调了“家长制”下维持良好社会秩序的特点。这对于解释中国古代政治现实具有启示意义。

然而，需要明确的是，人民至上的治理观并非仅仅指君主的单方面管理，而是更加强调民权、民众的政治参与以及决策的民主化，追求公平、正义和社会福祉。因此，黑格尔描述的道德的专制政体，远未实现真正的人民至上的治理方式。

总之，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强调君主以民为本，然而在封建专制制度下，人民参与政治的途径有限。

直至近代，有识之士开始重视人民在社会变革中的主体作用，人民的意识被不断唤醒，并在争取民族独立和推动社会变革方面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确立后，人民群众真正实现了当家作主，成为国家的真正主人。

（二）西方民主观及其制度建构

1.西方理论家中的公民观

古希腊的治理观建立在对人的认识基础上。城邦作为地理空间和政治概念，由具有足够数量的居民组成。然而，在城邦中，“居民”与“公民”之间存在地位上的不平等。被称为“公民”的居民享有城邦的“议事”和“审判”权，能管理城邦的公共事务，是城邦真正的主人。但是，在城邦中居住的妇女、奴隶、外乡人并不拥有上述权力，而被排除在“公民”之外［7］117。到了罗马共和国时期，“平民”与“公民”被“平民”与“贵族”的称谓所取代，但两者之间身份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反而变得更为僵化，甚至发展为“民和贵族不得通婚”的境地［8］43。到了中世纪，哲学家们建立了“君主”与“上天”的神秘连接，通过“君权神授论”确立了神权统治的意识形态体系，固化了皇帝、教主与普通人民的不平等关系。

2.近代以来西方人民治理观

马克斯·韦伯为代表的学者以宗教的视角阐述了西方政治制度等特征。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韦伯指出，资本主义制度之所以在近代西方得以形成，新教伦理观念发挥了关键的作用。“新教的核心理念强调了个人在现世中的责任与义务，这是他的天职。”［9］59将财富增长视为获得上帝恩宠的途径，并以禁欲主义促进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这种观念推动了资本积累，对享乐主义持反对态度，从而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繁荣。

启蒙运动后，西方哲学家从人的“自然状态”出发，阐释人民治理观，并提出相应的制度设计。英国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从“人性恶”的“自然状态”出发，强调威权统摄社会的重要性，认为缺乏权威的统治，将会使社会处于“人与人之间”“野蛮的”战争状态［10］105；自由主义者洛克则认为，人的自然状态是具有理性的状态，人可以根据理性“行动”、处理“财产”，因而提出政治统治必须征得人民的同意，并提出了权力分立以防止权力的滥用［11］3；卢梭描绘了人的田园牧歌式的“自然状态”，“哪里有水就在哪里喝”“吃饱了就睡”的状态，是一种“纯朴的”状态［12］452。这种状态既不是霍布斯所描绘的“战争”状态，也不完全是洛克揭示的自然理性状态。但他指出，人类从“自然状态”进入到“人与人之间”紧密的“联系状态”后，个体间会引发“虚荣心”“羞耻心”和“羡慕心”而产生社会问题［13］94。他提出“公意”的概念，主张国家必须成为公意的代表，才能获得绝对的权力［14］20。普通民众由此在政治上获得了重要地位。此后，他进一步提出“人民的意志是唯一的法律”的理念［15］95，旗帜鲜明地反对神权统治。人民主权论，社会契约论以及民主、人权、自由的口号开始为政治制度的建构赋予了思想上的价值。

尽管西方政治哲学家们对人民治理观存在差异，但总体上以“人类恶”为基础，从国家权力与民众权利的对冲视角出发，建构了选举制度、总统制、议会制、多党制、三权分立制度等制度，以彰显对民权的保护与尊崇。

3.马克思对资产阶级人民治理观的批判

马克思提出，只有把人从“私有财产”制和“奴役制”中“解放出来”［16］59，155，167建立以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核心的政治制度，才能实现人民的解放和福祉。马克思的这一观点与人民至上的逻辑关系在于，他将全人类解放置于社会变革的核心，来倡导对社会的变革与重构。

二、“人民至上”现代化道路的确立、探索与挑战

（一）“人民至上”现代化道路的确立

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建立后，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唯物史的基本原则，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主体作用，将人民至上作为治国理政的执政理念，人民是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体。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探讨中国共产党关于人民至上思想的内涵以及在实践中所面临的挑战与探索。

1.对人民至上现代化道路的思想阐释

近代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后，各阶层纷纷提出了救亡图存的主张，但均遭到了失败。对此，中国的有识之士逐步认识到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掀起了新文化运动，对旧的社会道德和专制制度进行批判。尤其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以“人民”名义建立“国民政府”来粉饰其政权后，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先进革命力量，对其“名为共和，实则专制”的政治制度予以揭露［17］305。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张太雷、李大钊、陈独秀等撰写了有关“人民”政权等文章，揭示了以人民名义建构的“资产阶级政权”在经济上剥削人民，和侵害发展中国家的本质［18］131。李大钊则揭露了蒋介石政权“僭用”了“人民”之名进行专制统治的实质［19］104。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与人民建立了血肉联系。中国政治发展的核心任务是领导中国人民，凝聚人心进行革命，实现从封建专制到人民民主制度的历史性跨越；新中国的建立标志着人民至上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正式开启。毛泽东提出，在全新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中，我们的“各级政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以体现“人民的意愿”，凸显与“蒋介石政权不同”［20］135-136。在开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中，坚持走“人民至上”的现代化道路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与使命。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政治发展与人民至上的现代化道路具有同质性。这一过程凝聚了人心和力量，团结了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为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深化改革、加快发展、维护稳定、促进和谐以及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奋斗。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新时代，人民至上依然是执政兴国的重要法宝。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在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凝聚了人心和力量，并在党的百年奋斗中起着根本指导作用。可以说，人民至上是中国政治发展的显著特征，贯穿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过程，是中国政治发展的独特优势。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人民”一词出现170多次。党始终把群众利益放在首位，体现了“我将无我”的崇高境界和“不负人民”的使命担当。

2.践行人民至上现代化道路的实践

赶回芜湖，夜里九点多了，在妹妹怂恿下，我们去双桐巷，只为喝一杯赤豆酒酿——醇正的赤豆，软糯甜腻，慢慢滑过喉咙；酒酿发酵得刚刚好，不酸，微甜，特别亮喉。味蕾的记忆力相当倔强，即便暌隔十来年，也会昨日重现迅速复苏。倘若是一边吃麻辣烫，一边喝一杯冰镇赤豆酒酿，滋味慨当如何？不禁要背诵曹孟德的《观沧海》了。

在政治领域，中国共产党的人民观强调人民的主体地位，将保障人民的利益置于首位，致力于为人民谋幸福、谋福祉；党追求人民的全面发展，注重满足人民的物质和精神需求。在物质上，以实现温饱、走向小康，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为主要目标。在精神层面，致力于提升人民的文化素质和精神境界，鼓励人民参与和享受文化活动，保护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在保障和实现人民权力方面，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一系列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如“民主集中制”“政治协商制度”“基层民主制度”。与“三权分立”的政治架构不同，这些制度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人民观。在决策层面，党广开言路，完善人民的参政议政渠道，确保政策的科学性；在基层治理中，构建自治、法治和德治相结合的社会治理体系，鼓励基层民众积极参与基层事务的决策和管理。党通过以回应式民主、参与式民主、协商式民主与监督式民主等形式丰富和实践人民民主，最终实现全覆盖、全方位、全链条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切实保障人民权力落到实处。

在经济领域，人民政府以消除“三大差别”为目标，通过“一化三改”运动，建立了全民所有制的经济基础，使全体人民摆脱了绝对贫困，达到了“温饱”水平［21］。改革开放后，邓小平作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把保障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作为首要的政策目标，提出了建设“中国式的现代化”的理念。他指出“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的标准必须根据中国的特点来制定，并将“小康水平”确定为实现现代化的初步目标［22］416-417，即“在温饱的基础上”达到“丰衣足食”的水平。同时，他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有“两手”，要将抓“物质”与抓“精神”，抓“建设”与抓“法制”同步进行［23］154。1987 年党的十三大把“富强、民主、文明”确定为新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奋斗目标，强调了“精神空虚不是社会主义”的理念［24］621。2002 年党的十六大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主题，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包括“经济更发展、民主更健全、科教更进步、文化更繁荣、社会更和谐、人民生活更殷实”等内容。

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已经搭建了“党、政府、市场三位一体的治理体系”［25］。尽管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小康社会的建设已经由“全面建设”发展到了“全面建成”阶段，更加强调“公平性”；中国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满足人民多样化的需求。同时，优化社会服务体系，重视教育、医疗、就业等民生领域的改革和发展，为人民提供良好的教育、医疗和就业环境，推动高质量发展。党的十九大之后，社会保障制度已经覆盖每个人的生命全周期，对“幼”和“弱”的关注程度进一步提升。2020 年，中国已整体实现了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在破解民生难题、保障人民基本权益，推进社会公平公正，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等方面，走向了新的发展阶段。

在社会领域，随着精神文明建设的加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理念日益受到关注。中国共产党将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深化改革的根本动力，营造出生活富裕、精神自信、环境宜居、社会和谐、公共服务均等的社会主义建设环境，并作为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新时代的发展观逐步从“全面、协调、可持续”充实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汲取中华“天人合一”的发展理念，以马克思主义人性观与自然观为指引，强调协调、和谐的发展方式，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走上了一条绿色现代化的新路。数据显示，1949—2019 年，我国累计造林9.6 亿亩，森林覆盖率提高至24.02%［26］，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不仅未加剧环境污染，反而为世界环境的改善做出了贡献，提升了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在国际领域，传统中国所处的内陆环境和农业发展形式，孕育了“非攻、尚贤”理念，呈现出中庸、内敛的文化特质。这为中国以全人类利益为重点，追求和平发展的现代化模式奠定了历史前提。在“和平与发展”的原则下，中国抓住全球化的战略机遇期，摒弃了以牺牲他国人民利益为代价的发展模式，通过与世界各国的合作共赢，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摆脱了“中心—外围”的地位，这体现了中华“德治”，以及构建天下大同、协和万邦的人文价值观。人民至上现代化追求走和平发展道路，不断拓展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途径，对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守护世界人民的和平与安宁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二）践行“人民至上”现代化的现实挑战

人民至上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一项复杂而长期的任务，面临着政治、经济、社会和国际等多方面的挑战。

从政治维度上看，为确保人民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主体地位，坚持人民至上的现代化道路，需要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和实践来实现。实践表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运行拓展了人民有序进行政治参与渠道，保障了人民的主权，有效推动了现代化建设的步伐。这些制度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

然而，人民至上现代化建设中还面临着一些挑战。首先，如何确保治国理政的大政方针能真正反映了人民的利益，实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其次，如何才能破除在传统科层制体制下信息不对称、社会经济差异、防止滥用权力和腐败行为的发生。此外，构建人民至上现代化政治制度需要实现多元利益平衡，提升公民的法治观念、参与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培养公民的自我教育和自治能力，依然是一项重要的任务。

从经济维度上看，中国经历了从实现温饱到小康再到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过程。然而，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阶段已经过去，进入了发展的“新常态”。因此，需要进行结构性调整，推动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从地理空间上看，中国地域广袤，各地资源分布不均，导致区域差异、城乡差距和资源不平衡等问题突出。尤其是中国特有的“人口多，耕地少”“底子薄”等情况，容易陷入“去路走不通”的境地［27］119。当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着主导作用，中国需要避免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贫富分化现象；此外，在推动城市化、城镇化过程中，中国面临着庞大人口规模等挑战，已经超出了所有发达国家城镇化的经验。在“城的比重上升，乡的比重下降”等过程中，如果不注意弥补差距，导致“繁荣的城市”与“凋敝的农村”并存，将背离现代化人民至上的宗旨［28］257。

从社会维度上看，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人们的政治观和价值观呈现愈加多元的趋势。国家、市场、社会之间的张力关系彰显，加大了社会整合的难度，对社会秩序的稳定和现代化进程产生消极影响。为了践行人民至上现代化理念，迫切需要加强政府能力建设，提升管理效能。依托信息化技术，提供更加精细化、个性化的服务，提高决策科学性和透明度，健全社会治理和参与机制，促进社会的协同发展，确保人民能够参与社会事务的决策和管理，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格局。

从国际维度上看，在全球化等背景下，坚持人民至上的现代化建设理念面临着国际竞争和全球化的挑战。当前，各国之间在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日益紧密，国际竞争也越发激烈。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需要确定自身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定位，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以应对他国的竞争。在传统安全领域，如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需要凝聚全球共识，共商合作大计，以应对威胁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挑战。而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如恐怖主义、能源安全、粮食安全、气候变化、环境污染等问题，同样需要中国积极参与，推动绿色可持续发展理念，造福全人类。

三、践行“人民至上”现代化建设的路径探索

历史表明，人民至上的现代化道路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是在党的领导下完成的。由于马克思经典著作中未提供现成的答案，也没有现成路径可供参考，我们必须立足国情，审时度势，创新理念，开辟一条适合本国发展的独特道路。

（一）人民至上的现代化需要践行两个坚持

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践行人民至上现代化道路的充分必要条件。党的领导是顺利推进人民至上现代化和社会主义方向的根本保障。

中国所处的干旱与半干旱的气候使得传统农耕社会形成了治水传统，并塑造出了集体主义和权威主义的治理模式。大规模的水利工程的指挥权必须“归国家掌握”，并发挥“绝对的领导”和“组织”作用［29］39。作为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中国在走向现代化发展道路上传承了这一理念。实践表明，在中国历史上的每一次社会重大变革中，都需要有强大的组织力和领导力才能成功完成。

坚持人民至上是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立场和根本宗旨，是中国共产党践行现代化的动力。自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确立以来，党秉承“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理念，发挥着举旗定向的统领作用［30］215。坚持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坚强的政治保障”［30］215，提出在四个现代化前面加上“社会主义”四个字的要求［23］138。党自身具有卓越的组织力、统筹力和协调力，能够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办难事、办急事的独特制度优势，承担起“没有任何一个别的政党能够担负”的重任，引导国家快速走向现代化道路。因此，在践行人民至上现代化道路时，“谁来组织中国现代化”这一问题，“决不应该离开党的领导而歌颂群众的自发性”［22］170。

（二）人民至上的现代化需要系统协调统筹推进

人民至上的现代化是一项涵盖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综合性工程。这一历史进程需要同步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以实现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等协调发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命题，形成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通过“五位一体”“四个全面”的整体性制度设计，统筹推进实施人民至上的现代化方略：

首先，为推进人民至上的现代化建设，政府应创新公共管理理念，摆脱纯粹的事务性工作，转向以规则、秩序监管为主导，构建以服务社会和公众为基本职能的服务型政府。通过建立“市场经济+政府推动”的调节模式，提高国家能力。

其次，需要统筹两个不同类型的竞争市场。基于中国等单一制国家结构和政府体制同责同构性特征，应通过自上而下的压力传导模式，在政府内部形成激励机制，使各级政府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同时，通过政府与市场之间自发竞争的市场协调发展，全面推动人民至上的现代化进程。

再次，在具体的现代化实践探索中，党和政府形成了多种现代化建设模式，包括“以人为本+创新发展”的发展模式，“互联网民主+共产党领导”的政治模式，“传统文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模式，以及“绿水青山+金山银山”的环境模式等，这些发展模式共同推进人民至上的现代化道路。当前，更需要解放思想，创新发展模式，以公平正义为原则，确保全体人民共享发展的成果，加快推进现代化建设朝着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建设方向迈进。

（三）人民至上现代化必须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

实现现代化是世界各国共同追求的目标，而实现民主是人类共同的理想。实践表明，践行任何政治制度和价值观的现代化，都有一套行之有效的路径和方法。从18 世纪60 年代起，西方国家引领了三次工业革命，推动人类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时代、电气时代和信息时代转变。由于西方国家率先引领了现代化进程，在“凡是富贵之地，必是真理之乡”的晕轮效应下，现代化往往被等同于西方化，西方民主模式成为了唯一的民主模式。然而，在后发国家纷纷效仿后，则陷入西方式现代化的窠臼和困境之中。对此，亨廷顿指出，在全球化浪潮下，完全拒绝西方化等于放弃现代化，但全盘西化也会使社会陷入“一种精神分裂症”［31］166。因此，各国通往现代化的道路必须考虑本国的实际情况，不能盲目追随他国模式。

综上所述，践行人民至上现代化的道路需要处理好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以及本土与外来的关系，必须用“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的方法来探索本国现代化发展的规律。在目标上，必须将为了人民、依靠人民作为现代化的目标与动力。在学习和借鉴他国经验时，必须认识到简单照抄照搬是行不通的，而应以“自力更生为主”［23］29。在现代化的属性上，必须符合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既遵循各国现代化的一般规律，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又要避免陷入现代化过程中的各种困境，如重物轻人、重增长轻发展、重数量轻质量、重器物轻伦理、重经济轻生态、重效益轻公平等。要克服市场经济带来的物欲化、享乐化、两极分化、环境恶化等消极后果。同时，既要仓廪实、衣食足，又要知礼节、明荣辱，在经济发展成就、“社会秩序和社会风气”两方面均能超越资本主义，实现“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23］378。此外，还要加强文化软实力建设，提升国家的文化影响力和国际竞争力。

当前，践行人民至上的现代化道路具有紧迫性，因为中国需要在极短时间内完成西方经历了两百多年的现代化任务，实现并联式的发展。因此，任务错综复杂，矛盾重重，挑战极为艰巨。面对这一挑战，我们需要认真探索践行人民至上现代化道路的具体途径，拓展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为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