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灿新

（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广东行政学院］，广东广州 510050）

迄今为止，学术界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知，一直都有不同的研究视角。本文试图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从智慧、科学与信仰三维一体的视角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一探究。

一、从智慧、科学与信仰三维一体来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学界普遍认同，《德意志意识形态》写于1845 年底至1846 年初，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形成的标志）至今，已经有近180年的历史。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献可谓汗牛充栋，特别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对它的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因此，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些基本问题虽有争论，但大多都已有了比较一致的认知。譬如，从称谓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从性质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科学理论体系；从对象上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对象是整个世界的普遍本质和规律，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最一般规律的科学；从本质特征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科学性、革命性（包涵人民性、批判性）和实践性（包涵开放性），是实践基础上的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统一，等等。

同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中，也有一些文献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化形态上，分别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视作一种智慧，一种科学，一种信仰。

譬如，以陈先达、杨耕等为代表的学者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大智慧。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哲学是智慧之学。我们要想把握住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大智慧，就必须认真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着重培养理论判断力、辨别力和思考力，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1］

以李庆喜等为代表的学者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科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更多的是科学的特征”［2］。它以科学的实践观为基础，实现了唯物论和辩证法、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结合，建立了一整套完整严密的科学的哲学体系。它以世界的普遍本质和规律为对象，从而给以世界万物的具体本质与规律为对象的具体科学予以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

以李秦序、刘建军等为代表的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信仰是一种哲学信仰，实现了理性与非理性、科学与信仰的统一。“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教育，本身就是一种信仰教育，它提供的是一种与宗教神学和有神论完全不同的世界观和宇宙图景，是一种与各种唯心主义截然相反的哲学信念。每一种成熟的信仰中都包含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世界观，而每一种世界观也都向人们提供一种信仰。在我们的信仰体系中，唯物主义信念是一种基础性、前提性的哲学信念。”［3］

由此可见，以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特别是从智慧、科学、信仰视角的探讨，为我们展开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与有益的启迪。然而，以往从智慧、科学、信仰视角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还存在两个有待深化的地方：一是每一个研究视角的认知都需要深化，应当全面地认知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什么样的智慧、一种什么样的科学、一种什么样的信仰；二是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纯粹智慧化、科学化与信仰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应当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将智慧与科学和信仰辩证统一起来。

二、从智慧维度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更高级的大智慧

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智慧，就不能不从哲学说起。从词源上来说，“哲学”一词是距今两千五百年前古希腊人创造的术语。古希腊文“Φιλοσοφία/philosophia”是由“philos”和“sophia”两部分构成的动宾词组，“philein”是动词，是“爱、追求”之意，“sophia”指“智慧”。“Philosophia”按其本义而言，乃是指爱智慧、追求智慧。最早使用“philosophia”（爱智慧） 和“philosophos”（爱智者）这两个词语的是毕达哥拉斯（约公元前580 年—约公元前500 年，古希腊数学家、哲学家）。因此，“就本义而言，哲学就是‘爱智慧’。但是，这一‘本义’往往容易产生一种误解，这就是认为哲学是‘爱’智慧，它本身不是智慧。实际上，正如习近平所强调的：‘哲学是人类的智慧之学。’它不仅‘爱’智慧，更重要的，它本身就是一种智慧，给人生存和发展以勇气与智慧。”［4］它不仅是反思的智慧和批判的智慧，而且是预见的智慧、变革的智慧和实践的智慧。

在中国古代虽没有“哲学”之词，但“哲”一字却很早就已出现了。如采集于约公元前1040—前500 年间的诗歌集《诗经》就有记载：“世有哲王。”［5］80约成书于公元前五世纪的《尚书》也有记载：“敷求哲人。”［5］189在此，“哲”意为聪明、贤明、聪慧、智慧；“哲人”，则指那些善于思辨，学问精深，聪明智慧者。日本明治维新时期著名哲学家西周，于1874年在《百一新论》中，根据汉字的意义将“哲”和“学”拼成“哲学”一词，意译了英语的“philosophy”。中文“哲学”一词最早使用于19 世纪末，在1896 年前后，康有为等将日本的汉文“哲学”一词引用过来，并且很快取代了“玄学”“形而上学”等不准确的名词，成为通用术语。词义是“以辩证方式，一种使人聪明、启发智慧的学问”，或“使人聪慧之学”。

从起源上来说，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认为：“‘thauma’（惊奇）是哲学家的标志，是哲学的开端。哲学由惊奇而发生。”［6］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也说，古往今来人们开始哲理探索，都起于对自然万物的惊异［7］5。一个有所迷惑与惊异的人，每每惭愧自己的愚昧与无知；他们探索哲理的目的就是为了脱出愚蠢。这种惊奇使人类意识到了自己的无知，以其自觉无知，遂生起自觉求知的要求，哲学也由此产生。这就启示我们，哲学产生的基本条件有三：一是人类社会实践推动人类自我意识的萌生。只有人类的自我意识萌生了，人类才能将自我与外部世界逐渐区分开来，才能对包括自己在内的整个世界种种事物与现象感到迷惑与惊奇，才能引发对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苦苦探知。而正是这种不懈的探求，让人类逐渐获得了知识与智慧。二是人类社会发展促使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分离。如果说，在原始社会时期，人类通过原始艺术与原始宗教的形式，反映了人类探知的智慧成果；那么，随着奴隶社会的出现，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分离，一部分脑力劳动者致力于对世界的探索，哲学开始形成。三是人类为了改善生存发展条件的客观需要。人类在原始社会时期，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低下，生存条件十分恶劣；人类为了改善自身存在条件和发展的需要，必须探知自己身处的世界，去获得对自身与外部世界的了解，去积累生存发展的知识与智慧，去解除疑惑与摆脱恐惧。

中国最古老的典籍之一的《尚书》，就反映了从尧舜到西周时代古人探索自然与社会之奥秘、获得知识与智慧的历程。据《尚书·尧典》载：尧帝“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8］3在《尚书·洪范》中，周武王问天道，重臣箕子告曰：天帝传授“大法九章”给禹，“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农用八政；次四，曰协用五纪；次五，曰建用皇极；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征；次九，曰向用五福，威用六极。”［8］138在此，古人智慧地指明了人道来自于天道，人道即天道，天道亦是人道，已经初显了中国哲学最早也是最核心的问题——天人关系。而周公则从理论上第一次认证了这种天人关系。周人灭商后，周公在总结前朝灭亡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明确指出，周代商是“天命”之故：“非我小国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允罔故乱，弼我。”［5］161虽说天赋王命，然而“天命靡常”，因为“皇天无亲，唯德是辅”［5］194。皇天为何“唯德是辅”，是因天命以德为本，不仅王权来自天命，而且王权来自道德；有道德才有天命，有道德才有王权。从此可见，周公通过道德将人与天紧密联系了起来，将天人关系道德化，从理论上开辟了中国传统哲学道德化与智慧化的先河。

可见，哲学不仅是爱智之学，是对智慧的追求与热爱，而且它本身就是一种智慧。马克思曾经把哲学称为“现世的智慧”，可说哲学的发展史就是人类智慧积淀的历史。

从“智慧”本身来看，哲学是一种形而上的大智慧。“智慧”一词在中国最早出自《墨子·尚贤中》：“若使之治国家，则此使不智慧者治国家也，国家之乱，既可得而知己。”［5］1109其“智慧”意指聪明才智；而在此含义基础上进一步深化认识的“智慧”，则是“指人类所特有的基于神经器官（物质基础）形成的一种高级综合能力和创造思维能力，是悟性认识的成果”［9］。因而，“对于哲学来说，悟是非常重要的。没有悟性很难成为一个哲学家。哲学的悟不要变为仅属于个人的东西，而是具有可理解性可接受性成为人类的智慧和财富，必须以事实为依据，包含某些真理性的内容。”［10］

智慧以智力为基础，然却与智力不同。智力是指人认识、理解客观事物并运用知识、经验等解决问题的能力与水平，包括记忆、观察、想象、思考、判断、推理等。智慧表达智力器官的综合终极功能，与“形而上之道”有异曲同工之处；智力则为“形而下之器”，是人类生命的一部分技能。智力或许决定了一个人智商与能力的高低，而智慧却决定了一个人人生的广度与深度。智慧无疑需要一定水平的智力作为基础，虽然并非智力越高，智慧就越高，但没有一定程度的智力水平，显然无法让一个人变得智慧。

智慧要以一定的知识为其构成要素，但它与知识不同。知识是人类对物质世界以及精神世界探索的成果。知识具有一致性、公允性，判断真伪要以逻辑论证和实践检验，而非立场。柏拉图认为：一条陈述能称得上是知识必须满足三个条件：即它一定是被验证过的，正确的，而且是被人们相信的。知识是可以通过学习直接获得的，甚至于仅仅通过书本学习就可以获得。但智慧仅靠学习是不能直接获得的，要在社会实践中“理论联系实际”，并通过自我的悟性认识才能获得。知识可以说是智慧的阶梯，也可以看成智慧最重要的构成要素，没有知识就不可能产生智慧；但知识再多也不等于有智慧，智慧却反而会创造出新的知识。知识是“死”的“静”智慧，而智慧是“活”的“动”知识。故陈先达先生指出：“实证知识与哲学智慧不同。可智慧是不能传授的也不能花钱购买的。要使这种知识变为自己的智慧，要经过自己的再消化再吸收，变为自己的血肉变为自己的灵魂即变为自己的观察力思维力和辨别力分析力。这才是自己的智慧。智慧可以说是哲学的实践化、生活化，而不是放在口袋里的引文。”［10］

人类最初将其对物质世界以及精神世界探索的成果都看作为智慧，这种“智慧”是广义上的“智慧”，它包括智力水平与各种知识在内。故古希腊人将人类的一切学问统命名为哲学。随着人类社会实践的不断发展和人类自身认识水平的逐渐提升，“智力”与“智慧”便区别开来， “知识”与“智慧”也区别开来；特别是将种种具体的“形而下”的“器知识”从“智慧”中分离出来，成为各种“学科”的特殊性内容；而将抽象的“形而上”的“道知识”留给了“智慧”，成为哲学的普遍性内容。到了近代，各门科学逐渐从哲学中脱胎出来，并分化、衍生出门类众多、学科分支繁茂的专业。到了当代，由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意识科学的独立和迅速发展，哲学不再研究世界某一范围、领域的问题了，而是研究整个世界一切事物、现象的共同本质和普遍的规律。“哲学是用最普遍的概念、最一般的范畴和具有普遍性的规律来把握世界。”［11］3至此，哲学以其宏观性、整体性、普遍性、抽象性、反思性、终极性的基本特性，使其成为一种“形而上”的大智慧。可以说，局部的“器”智慧、小智慧（广义）是分学科的，而哲学的“道”智慧、大智慧（狭义）则是各种学科“器”智慧、小智慧的高度凝练与概括，这种“道”智慧、大智慧可以运用到各种具体学科之中，成为各种具体学科发展的指南。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类哲学史上发展的革命性新成果。马克思主义哲学固然与以往的一切哲学一样，也是一种大智慧。然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革命性新成果，一方面，它继承了以往一切哲学乃至一切知识的精华，是以往一切人类智慧的结晶；另一方面，它又在革命的实践上创新性地创立了一种崭新哲学——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大智慧，是一种更为高级的大智慧。钱学森在《智慧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就说，科学技术体系包括了人类现在所认识到的客观世界规律的全部精华，它是智慧的源泉，而这个科学技术体系的最高概括——马克思主义哲学难道还不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吗？［12］这不仅在于上述原因，还因为，自从人类社会进入阶级社会以来，所有的哲学都必然或多或少地打上阶级的烙印。而以往的一切哲学往往会因其所代表的阶级有其阶级局限性，因而这些大智慧也有其局限性。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类社会历史上最先进的阶级——无产阶级，革命与建设的大智慧，是站在人民立场探求人类自由解放之路的大智慧，是解放和造福全人类的大智慧。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在马克思之前，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理论都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马克思主义第一次站在人民的立场探求人类自由解放的道路，以科学的理论为最终建立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平等、人人自由的理想社会指明了方向。”［13］8因而，马克思主义哲学这种大智慧就超越了阶级的局限性，也超越了以往的大智慧的认知与实践的局限性，成为更高级的大智慧。同时还应看到，知识是实践基础上理性认识的成果，而智慧则是在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统一基础上悟性认识的成果，它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相统一的成果。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以往一切哲学根本不同的是，以往的哲学仅仅是“解释”世界，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仅是“解释”世界，更重要更主要的是“改造”世界。这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这种大智慧，是一种实践的大智慧，它来自于实践，运用于实践，发展于实践，从而也就使得这种大智慧，是一种更为高级的大智慧。另外，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吸收了世界各国各个民族的知识与智慧精华，而且继承发扬了中国几千年来的知识与智慧的精华，打上了中国传统哲学“智慧化”之深刻烙印，是一种更为“智慧”的哲学。中国传统哲学特有的“天人合一”理念，“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大同世界”的社会理想，“反者道之动”的辩证思维，“兼容并包”的宽大胸怀，“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的思想，修齐治平的人生追求，社会本位的价值观，“知行合一”的认识论，“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家国情怀，仁政德治的政治观，“民为邦本”的民本主义等等，都与马克思主义同频共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浓厚文化沃土，也是中国人民接受并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浓厚文化基础和心理基础。因此习近平强调：“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不断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的滋养，更加自觉地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增强辩证思维、战略思维能力，努力提高解决我国改革发展基本问题的本领。”［14］

三、从科学维度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更具真理性的智慧性科学

首先，从智慧与科学的关系来看。所谓科学，通常是指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经过实践检验和严密逻辑论证的，关于客观世界各种事物和现象的本质及其运动规律的分科知识体系。1999 年版的《辞海》将科学定义为：运用范畴、定理、定律等思维形式反映现实世界各种现象的本质的规律的知识体系，即科学旨在揭示“世界是什么样”和“为什么这样”。如与上述“智慧”相比来看，智慧与科学是一种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关系。

从相互区别来说，其一，智慧是全科性的“普遍性知识”，因为现代哲学不再研究世界某一范围、领域的问题，而是研究整个世界一切事物、现象的共同本质和普遍规律；“是对包括社会和人在内的世界的宏观把握，表现为一种哲学智慧”［13］。而科学是分科性的“具体性知识”，它分科研究世界某一范围、领域的问题，研究某类事物、现象的特殊本质和特殊规律。其二，智慧是在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相统一的基础上悟性认识的成果，它是真理与艺术的一体化；而科学是在感性认识的基础上理性认识的成果，它是经过实践检验和严密逻辑论证的真理。其三，智慧通常仅靠严密逻辑论证是无法获得的；而科学是可以通过严密逻辑论证获得的。因为科学是理性认识的成果，理性认识往往通过概念、判断、推理等具体形式与层次达成。而智慧是悟性认识的成果，悟性认识往往通过直觉、想象（联想）、省思等具体形式与层次达成。其四，智慧是真理基础上真善美的统一，单一的纯粹的“真”构成不了真正意义上的智慧；而科学则是经过实践检验的真理，它是不包括善与美的纯粹“真”。

从相互联系来说，其一，作为智慧的哲学与作为科学的哲学从人类认识世界开始，本就是一体的。只不过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把“道”智慧、大智慧的任务留给了哲学，而“器”智慧、小智慧与知识的科学则逐渐从哲学中分离了出来。但哲学的“道”智慧、大智慧，必须依靠具体科学提供的各种知识和“器”智慧、小智慧，才能使自己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其二，智慧与科学都与“知识”相关，知识是智慧的阶梯与实践升华，智慧也可以转化为知识；知识是科学的主体内容，科学是对知识的整合与建构。因此，没有知识，既产生不了智慧，也形成不了科学。其三，智慧与科学都追求真理，也以真理为其根本的内在要素，没有真理的智慧与科学都是不可能存在的。其四，智慧以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统一为基础；科学以感性认识为基础，是理性认识的成果。因此，科学也是智慧的基石和要素，智慧之中必然包含着科学。当然，科学只是智慧的重要基石之一，仅凭科学是生成不了智慧的。

因此，智慧与科学虽相互区别，但紧密联系。智慧中有科学，科学中有智慧。而哲学本身就包含着智慧与科学，虽然科学已经相对独立，但哲学却是一种“道”智慧、大智慧的普遍性科学，因而也是一种智慧性科学（这种“智慧性科学”追求的不是形而下的真理，而是形而上的真理，它是最普遍的原理，对一切具体科学原理都具有指导意义）；它对宇宙、社会和人生的规律性把握，为人们提供了如何面对世界、如何提高思维水平和自身素质的形而上之高超智慧。

其次，从哲学与科学的关系来看。哲学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特别是随着科学的突飞猛进而越来越具有“科学性”与“真理性”。爱因斯坦曾这样谈论哲学：如果把哲学理解为在最普遍和最广泛的形式中对知识的追求，那么，哲学显然就可以被认为是全部科学之母［15］519。原始社会，人类对于自然界各种现象特别是灾难性现象，由于无知而充满了惊奇与恐惧，以原始艺术和原始宗教的形式对自然和自身进行探索，哲学开始萌生。这一时期的哲学主要以宗教形式存在，科学性极低。在奴隶社会，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离，产生了一批专业性的思想家（往往也是科学家），他们研究的对象是庞杂的，包括自然、社会和人自身的种种问题。故这个时期的哲学和科学浑然一体，也使哲学有了一定的科学性。在封建社会，一方面，数学、天文学和医学等具体科学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从哲学中分化出去了。另一方面，宗教与神学蓬勃发展，特别在西方，哲学成了神学的婢女，甚至被神学所包裹。这个时期的哲学更多的是信仰而非科学。到了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各种具体科学纷纷从哲学中独立出去，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不仅为哲学成为一种普遍性科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导致哲学成为专门研究整个世界一切事物、现象的共同本质和普遍规律之普遍性科学。可见，哲学史不仅是人类大智慧积淀的历史，也是人类绝对真理积淀的历史。

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它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成为一种更具真理性的智慧性科学。“哲学是用最普遍的概念、最一般的范畴和具有普遍性的规律来把握世界，所以我们说，哲学是世界观的理论形态，或者说是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11］3世界观是关于世界的本质、发展的根本规律、人的思维与存在的根本关系的认识；方法论则是人类认识世界的根本方法。世界观决定方法论，方法论是世界观的功能。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一种更具真理性的“智慧性”科学，有它的必然性。首先，19世纪的西欧，自然科学的突飞猛进，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更具真理性的智慧性科学提供了厚实的科学基础。特别是能量守恒定律的发现、达尔文的进化论和细胞学说的创立，表明自然科学已经为更具有真理性的新哲学产生准备了良好的条件。其次，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人类的哲学遗产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中以黑格尔哲学为代表的辩证法和以费尔巴哈哲学为代表的唯物主义，则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提供了直接的理论来源。马克思和恩格斯既抛弃了黑格尔哲学其糟粕唯心主义体系，批判地吸收了其精华辩证法；也抛弃了费尔巴哈哲学中的形而上学和唯心史观糟粕，批判地继承了他的唯物主义精华，进而通过对所处的时代和世界的深入考察，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严格的科学性。正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它以事实为依据，以规律为对象，以实践为检验真理性认识的标准，通过概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的成果，揭示了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11］29。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智慧性科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更具真理性的智慧性科学，还在于以往的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解释世界，更重要的是它能够与人民的伟大社会实践相结合，能动地改变世界，是一种实践基础上能动的智慧性科学。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进行艰苦的深刻的科学研究的同时，亲身参加和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实践，总结了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历史经验，在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基础上创立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一方面，这种特有的实践性，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始终站在时代前沿。“一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就是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们的后继者们不断根据时代、实践、认识发展而发展的历史，是不断吸收人类历史上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丰富自己的历史。因此，马克思主义能够永葆其美妙之青春，不断探索时代发展提出的新课题、回应人类社会面临的新挑战”［13］。另一方面，这种特有的实践性，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科学行动指南。自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行动指南，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领导中国人民浴血奋战，艰苦奋斗，前赴后继，战胜了一个又一个艰难险阻，不仅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而且也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一个个辉煌的成就。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就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在中国得到了充分检验，……实践还证明，马克思主义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使中国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奇迹”［13］14。

四、从信仰维度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是一种更具崇高性的科学信仰

信仰是人对某种物质现象或精神现象的崇敬与信奉，是人作为自己行动的榜样或人生的追求与指南。虽然信仰既可以是对某种物质现象的痴迷与膜拜，也可以是对某种精神现象的信服与崇拜，但更多地是指对某种精神现象的崇敬与信奉。我们可以根据对象的不同将信仰分成两大类，即物质性信仰与精神性信仰。凡是以物质现象为对象的信仰，就是物质性信仰；凡是以精神现象为对象的信仰，则是精神性信仰。还可以根据信仰的不同性质将信仰分成两大类，即科学信仰与非科学信仰。凡是以科学为根基的信仰，就是科学信仰；反之，则是非科学信仰。信仰也可以根据价值的不同分成两大类，即崇高性信仰与低劣性信仰。凡是有利于提高人民福祉，有利于推动社会发展，有利于促进文明进步的信仰，就是崇高性信仰；反之，则是低劣性信仰。

哲学信仰是人们对某种哲学的崇敬与信奉，并作为自己行动或人生的追求与指南。哲学信仰最早是与宗教信仰混为一体的。因为哲学的最初形式就是原始宗教。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类思维水平的提高，从奴隶社会开始，哲学就渐渐与宗教分离开来。然而，由于哲学与宗教都研究和探索世界与人类的终极问题，而这种终极问题往往都是以信仰的形态来解决；虽然两者对人类的终极问题的解释方式不同，但基于共同的使命，两者又彼此相通。同时，哲学信仰与宗教信仰都具有为人生寻找精神支撑和生命意义的追求，表征着人对终极关怀的渴望。它给人注入神圣的目标，引导人去反省自我、超越自我、塑造自我、完善自我、实现自我，是一种精神的仰望和生命的活水，是人的一种价值意识的定向形式。由此，宗教中就有了“哲学”，这种“哲学”就是宗教哲学；哲学中也有了“宗教”，这种“宗教”人们称之为“哲学信仰”。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起初，“宗教”生“哲学”；之后，“哲学”塑“宗教”。也可以说，没有哲学的宗教是浅薄的宗教，是难以持续的宗教，因此，真正的宗教和持久的宗教，都有自己的哲学。如当今对世界影响巨大的三大宗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都有其特定的哲学理念作为核心支撑。而没有信仰的哲学也同样是浅薄的哲学，是难以持续的哲学，因此，真正的哲学和持久的哲学，都有自身的信仰。按照恩格斯所揭示的哲学基本问题来看，作为理论形态世界观的哲学，它是从总体上研究人和世界的关系的。而人和世界关系最本质的方面就是思维和存在，意识和物质的关系问题。根据哲学家们对这一基本问题的回答，认为思维决定存在的称之为唯心主义哲学，认为存在决定思维的称之为唯物主义哲学。但不管是唯心主义哲学还是唯物主义哲学，它们都各自有着自己的哲学信仰，也都有众多的哲学信仰者。

哲学信仰之所以能产生，主要有主观与客观两个方面的原因。从主观方面来看，人与万物之不同，乃是人有意识，有思考之能力。人类在意识渐渐形成，思考能力逐步产生后，对于自己生存的世界充满了惊奇与求知心，他们开始不断地追寻世界的本来面目，寻找世界的本源，追问人生的意义与价值，为人类生存与发展提供精神支柱与精神力量。这种不懈的探求精神成为信仰发生的根本原因。从客观方面来看，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有限的，每一个时代都有着难以避免的局限性；因此每一个人乃至每一个时代的认识也都具有极大的局限性。况且就从整个人类来说，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其文明历史也不过上下五千年，而这段文明史对于人类未来可能的文明发展史来说，只不过是处于人类幼稚的童年时期；人类的知识对于广袤无边的世界之了解总的来说，在一定意义上说，只不过是片面且肤浅地认识而已。即使人类有其巨大的智慧与引以为豪的科学，对于人类、世界和宇宙的许多问题，尤其是一些“道”问题或“终极”问题，还存在着种种猜想与假说。这就在客观上不能不为人类的认知留下了许多相对的空间。人类面对这些相对的空间，无论是智慧还是科学，都不可能给予绝对的解答，于是就只能靠信仰来解决。而信仰之所以能够解决这一难题，就在于它与智慧和科学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既依赖于实证事实又不依赖于实证事实。说它既依赖于实证事实，是说信仰本质上是建立于实践基础上的，实证事实为具有科学性的信仰提供坚实的基石。说它又不依赖于实证事实，是说信仰的确立实质上是依赖于“信”而不是“是”。特别是非科学性的信仰，它完全是一种建立在“信”的基础上的信仰，我“信”因而我信仰。但世俗哲学信仰完全不同于宗教信仰的是，它是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是一种科学信仰。

哲学之所以是一种信仰，还在于它不仅追求普遍性真理（哲学是用最普遍的概念、最一般的范畴和具有普遍性的规律来把握世界，故这种把握是一种“普遍性”真理性的把握），还在于它追求崇高性价值（最高和最根本的价值），为人们提供一种人生的根本价值指引。可以说，哲学信仰就是一个人内心坚信的一套哲学价值观，是一种崇高性信仰。真理追求重在认识世界，重在求“真”；价值追求重在改造世界，重在求“善与美”。哲学是真理追求与价值追求一体化的学问。哲学对真理的追求，不仅是智慧，更多的是科学。而哲学对价值的追求，不仅是智慧和科学，更多的是信仰。真理是标志主观与客观相符合的哲学范畴，是人们对于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真理具有绝对性又具有相对性。真理的绝对性主要是指任何真理都标志着主观同客观的符合，都包含有不依赖于任何人的客观内容。真理的相对性主要是指人们在一定条件下，对客观过程及其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总是有局限的不完全的。真理这种相对性就为信仰留下了巨大的空间。价值属于关系范畴，它是指客体能够满足主体需要的效益关系，是表示客体的属性和功能与主体需要间的一种效用、效益或效应关系的哲学范畴。价值也有绝对性和相对性。价值的绝对性是指人需要的客体与人的需要本身都具有客观性；价值的相对性是指人的需要具有主体性，主体的需要及其需要的程度，是客体是否有价值以及价值大小的内在尺度。价值这种相对性更为信仰留下了巨大的空间。价值追求固然以真理追求为前提，但却以一定的价值立场为基础。因为在社会生活中，每一个人都处在特定的生活境遇之中，从而造成了人们之间价值立场的差别甚至冲突。而从不同的价值立场去认识同一客体的价值效益时，会产生不同的甚至根本对立的价值评价。而人们对特定的价值认知凝聚成为一种“最高”价值时，这种成为“最高”价值的价值认知也就成为哲学信仰，成为人们一切行为的根本指引。无疑，真理是一元的，价值却是多元的。因而哲学信仰也是多元的。如儒家的哲学信仰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道家的哲学信仰是道法自然，无为而无不为；佛教的信仰是积德行善，慈爱众生，觉悟成佛；道教的信仰是修身养性，回归自然，得道成仙，等等。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信仰，是一种更高级的大智慧和更多真理性的科学基础上的更具崇高性的科学信仰。首先，它信的是其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科学性和真理性。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迄今为止最科学、最严密、最有生命力的理论体系。“在人类思想史上，就科学性和真理性而言，还没有一种思想理论能达到马克思主义的高度，还没有一种学说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对世界历史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16］。其次，它信的是其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智慧性和理想性。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我们提供了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更高级的大智慧。作为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它深刻揭示了世界的本质、内在联系及发展规律，科学预测了未来社会的理想状态，指明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为人类把握世界发展趋势、解决面临的实际问题提供了哲学大智慧与社会理想。再次，它信的是其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实践性和崇高性。它超越自我，立足人民群众，面向全人类，从而给全世界无产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给全世界无产阶级争取自我解放乃至人类解放提供了正确的行动指南。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一种更高级的大智慧，又是一种更具真理性的智慧性科学，还是一种更具崇高性的科学信仰。然而，它的智慧、科学、信仰三维不是孤立不相干的，而是奠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属性——“科学性、革命性和实践性”之上的一个辩证统一体。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大智慧，是一种对世界形而上把握的“道”智慧，具有智慧性；它作为一种科学理论，是一种对普遍真理不懈追求的普遍性科学，具有真理性；它作为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是一种最高的根本性的崇高性信仰，具有价值性。它智慧地指导人们不断地去寻求真理、创造价值，是智慧性、真理性和价值性的辩证统一。它追求的最高价值和根本价值，是为人民谋幸福，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故它不仅是一种更高级的大智慧，一种更具真理性的智慧性科学，也是一种最崇高的科学信仰。习近平总书记说得好：“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理想信念的灵魂”，“当前，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都是前所未有的。我们要赢得优势、赢得主动、赢得未来，必须不断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不断提高运用科学理论指导我们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化解重大矛盾、解决重大问题的能力，以更宽广的视野、更长远的眼光来思考把握未来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不断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共产主义理想”［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