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仲泉

（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北京海淀 100080）

（三）披肝沥胆，实现核导弹头到氢弹再到人造卫星的“三级跳”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是在102米高的铁塔顶部引爆的，西方媒体嘲笑说：中国的原子弹是“无枪的子弹”，没有什么了不起。周恩来多次对参与爆炸试验的科学家们讲道：当我们没有原子弹时，有人笑话我们20 年也造不出来。现在，我国核爆炸成功了，有人又嘲笑我们“有弹无枪”，无非是说我们光有原子弹，没有运载工具。这话没错。我们要用导弹把原子弹打出去，用行动来回答舆论的挑战！

是的，仅有“无枪的子弹”，不够！导弹不仅是原子弹的运载工具，也是国防力量中不可缺少的尖端武器。如果没有能将原子弹送到世界任何一个地方的工具，那么核威慑等于零。周恩来的激励之言，吹响了我国科学家们攻克导弹难关的进军号。

周恩来对我国尖端技术发展，早有一个通盘考虑的全面规划和分清本末缓急的战略安排。这就是先原子弹、再导弹，实现两弹结合，再搞氢弹和人造卫星。他甚至将核电站和核潜艇等都安排在长远计划之列，并开始启动了。

1.导弹研制与原子弹研制基本同时起步

钱学森回忆说，当时他向中央写关于导弹研制工作的建议，是受到周总理的鼓励和支持的。1955 年秋末冬初回到祖国后，安排钱学森在科学院力学所工作，当初成立这个所，就是要搞火箭喷气技术即导弹技术的。我们搞12 年科学规划，将导弹列为重点项目和紧急措施，就是在周总理，还有聂老总的亲自领导下完成的。具体过程，钱学森在回忆文章讲道：“我回国搞导弹，第一个跟我说这事的是陈赓大将。”［1］2881955 年11 月科学院领导安排钱学森到东北参观考察。在哈尔滨，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军事工程学院院长陈赓专门向钱学森请教导弹问题，问道：中国人能不能搞导弹？钱学森回答：“外国人能搞，我们中国人就不能搞？难道中国人比外国人矮一截！”［1］287-288陈赓很赞赏钱学森的回答。就这一句话，决定了钱学森一生从事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1956 年2 月初，叶剑英请陈赓，钱学森等到家里吃饭，席间说起中国自行研制导弹问题，叶剑英希望钱学森能主持这项事业。随后，三人驱车去找周恩来拍板。周恩来交代钱学森，请你写个总的设想。2月16 日，周恩来约同陈毅、刘杰等会见钱学森，钱面交了写出的《建立中国国防航空工业意见书》。为了保密起见，这里的“航空工业”是代表“火箭、导弹工业”之意。“意见书”提出我国国防工业的组织草案、发展步骤和具体实施步骤，认为“健全的航空工业，除了制造工厂之外，还应该有一个强大的为设计而服务的研究机构及试验单位，应该有一个作为长远及基本研究的单位”。航空工业应实行“研究、设计和生产三面并进”方针。在开始时，重点放在生产上，兼及设计和研究。周恩来逐字逐句地审阅“意见书”，对个别字、句、标点都做了修改，并在标题下写上“钱学森”的名字，于2 月22 日将“意见书”“送毛泽东审阅，并致函说明：‘这是我要钱学森写的意见’”［2］549。这份意见书，是我国最早的一份发展火箭导弹技术的实施方案。对此，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高度重视，多次开会研究发展中国导弹事业。3 月14 日，周恩来主持中央军委会议，听取钱学森关于在中国发展导弹技术的设想。会议决定：由周恩来、聂荣臻和钱学森等筹备组建导弹航空科学研究的领导机构——航空工业委员会，后经国务院任命，聂荣臻为航委会主任，钱学森等为委员。5 月10 日，聂荣臻提出《关于建立导弹研究工作的初步意见》报告，建议在航委会下设导弹管理局，统一管理导弹的研制工作，由钱学森任总工程师，建立我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以下简称五院），由钱学森任院长。5 月26 日，周恩来出席中共中央军委会议，代表中共中央宣布前面讲到的发展中国导弹武器的决定。他讲话指出：“1.导弹的研究方针是先突破一点，不能等一切条件都具备了，才开始研究和生产。2.研究导弹所需要的专家和行政干部，同意从工业部门、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军队中抽调，由宋任穷组织一个小组，负责联系人才和收集技术资料，要说服更多的人，为研制导弹努力。军队要起模范作用，要人要钱，首先拿出来。3.同意组建导弹管理局，由钟夫翔任局长（中央军委电信总局局长——引者注）；同意钱学森为导弹研究院院长；局、院的副职干部由总政治部、总干部管理部配备；调人、组建机构等，由聂荣臻主持召集有关部门开会，研究解决。4.电子技术方面，可以先从培养人才开始，在西安设立军事通信学院。”［3］545-546这次会议宣布中共中央关于发展中国导弹武器的决定和周恩来关于发展中国导弹武器的指示，是我国大力发展导弹武器历史起点的重要标识。

1956 年10 月8 日，正好是钱学森回国一周年的日子，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导弹管理局经中央军委批准撤销，其所属机构和人员合并到五院。再加上从各单位调人和由高等院校调来毕业生，这样，五院初具规模。1957 年2 月中旬，周恩来签署命令，任命钱学森为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当时，尽管导弹技术专家只有钱学森一人，但自1956 年5 月宣布组建五院以来，导弹技术队伍就在不断壮大。一是有关院校设置导弹专业培养人才。如军事工程学院、北京航空学院、北京工业学院等院校组建导弹专业；在解放军通信学院、邮电学院、交通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设置有关导弹的专业，招收新生。二是钱学森亲自为分配来的大学生授课，培养理论技术人才。五院成立后即分配来的156名大学生，都没学习过导弹理论。钱学森为他们讲授《导弹概论》，这是他在美国时为加州理工学院火箭和喷气技术训练班讲授的课。这些学生为能聆听世界顶级科学家的讲课而感到无比庆幸，他们之中不少人后来成为我国火箭、导弹与航天技术队伍的中坚骨干。三是其他各单位热忱支援。周恩来对聂荣臻说：凡是你要的人都给，你开出名单，然后按名单调人。各部门、各院校和解放军各有关单位顾全大局，在自己单位人才极为紧缺的情况下，把最好的专家选送给五院。首先是陈赓将哈军工10 余名顶尖教授和技术干部调给五院，其中包括任新民、屠守锷、梁守槃、庄逢甘等多名专家。以后又调入蔡金涛、黄伟禄、吴朔平、姚桐彬等专家［3］548。这些专家中不少人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在中央决定研制导弹之后，除了钱学森领导的国防部五院聚集了一批各科专家和青年才俊从事理论和实验研究外，其他一些部门还积极配合解决导弹急需材料等问题。中国科学院首先让在力学所工作的钱学森的师弟郭永怀和钱学森在美国大学教书时的优秀学生林鸿荪积极配合。还有化学所、大连化学物理所配合研制新的高能燃料；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上海有机化学所等单位也都接受任务，研究开发中国的高能燃料；并在北京、上海和大连等地的山区建立了实验基地。高能燃料是导弹发射远、威力大的关键，中国科学院承担了这个最重要的任务。新的高能燃料研制成功之后，五院先用这个燃料设计发动机，与科学院协同，在山区基地做了100多次发动机台架试验，都顺利通过。同时，工程兵派出4万工兵，用两年时间，在西北的沙漠里建起了规模相当大的发射基地，既能通火车，还有飞机场。经过多次调试和周密准备，1960 年11 月5 日9 点多，一声轰鸣刺破戈壁宁静，我国第一枚国产近程导弹“东风一号”从西北大漠导弹靶场冲天而起。导弹飞行7分31秒后，准确命中554公里外的目标，试验取得圆满成功。从这一天起，中国就有了自己的尖端武器——导弹“东风一号”！

“东风一号”导弹只是我国导弹发射成功历史的开篇。它是在苏联专家撤走的82 天后爆炸成功的。如果说它的设计有苏联导弹图纸元素，那么，我国完全独立设计和制造的新型导弹，经过一段试验后很快就成功了。1961 年8 月中旬，周恩来说：我们自己的“尖端要有。有了导弹、核武器，才能防止使用导弹、核武器；如果我们没有导弹，帝国主义就会使用导弹”［4］421。在仿制“东风一号”即将成功之际，我国的领导人和科学家已经把目光从仿制转向自行设计。钱学森调整技术力量，不断突破从仿制到独立设计这一质的飞跃的难关。先搞中近程的“东风二号”导弹，在1962年3月初试射失败后，从工程技术、科研管理到思想作风等诸多方面对事故原因作了全面系统分析，不断加强预先研究，提出要求“把故障消灭在地面”作为研制和发展导弹的重要准绳。这样，从1962 年到1964 年先后通过17 项大型地面试验，终于突破了“东风二号”的技术难关。1964 年6 月29 日，我国自行设计的中近程导弹“东风二号”再次发射，获得成功。它标志着我国科学家们基本掌握独立研制导弹的复杂技术。此后，相继研制成功“东风三号”中程导弹、“东风四号”中远程导弹、“东风五号”洲际导弹等东风系列导弹，以及“红旗”型号地空导弹和“海鹰”型号岸舰导弹。我国导弹发展的历史进入了独立自主新时代。

2.第二颗原子弹的爆炸和“两弹结合”的研制成功

“东风二号”导弹试飞成功后3 个多月，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1965 年5 月14 日夜，我国第二颗原子弹爆炸又获成功。第一颗原子弹是采用塔爆，第二颗原子弹是飞机载投。这是核武器试验的一大进步。对于这次核武器试验，党中央非常重视。鉴于导弹试验有一次失败，无论如何要确保这次核试验成功。朱光亚回忆说：周恩来“语重心长地告诉我们说，核试验关系重大，绝不能有一丝一毫马虎。我们国家穷，做什么事都要考虑周到。略有失误，都会加重人民的负担啊”［1］307-308。因此，周恩来多次召开专委会进行讨论。为了进一步统一领导，大力协同，1964年底，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以国防部五院为基础，从三、四、五机部及其他有关部门和省、市，抽调若干工厂和事业单位组建第七机械工业部。1965 年2 月3 日、4 日，他主持中央专委会第10 次会议，提出原来的专委会要扩大，七机部、四机部、五机部等有关单位都要参加［5］705-706。3 月2日，中共中央作出扩大中央专门委员会的决定，“中共中央15人专门委员会”改称为“中共中央专门委员会”。中央专委会是中共中央领导国防尖端事业的最高决策机构，它不仅要管原子弹，而且要管导弹等尖端事业。此后，我国的核弹（原子弹、氢弹等）、战略导弹、战术导弹、人造地球卫星、核潜艇、核电站等一系列尖端科技工程项目，都由这个委员会领导。3 月20 日，他主持中央专委会第十一次会议，指出：我们的核试验要从军事行动、科学、技术的需要出发，凡是通过试验应该得到的科学知识，我们都要得到，要做到一次试验全面收效［5］719。5 月4 日、5 日，他主持中央专委会第十二次会议，对第二次核试验再次提出要求：一是要有把握，不要勉强。二是安全保险系数大一点好，太低了不好；要普遍检查一下，凡有漏洞的地方都要补起来。三是要加强政治工作，积极谨慎，戒骄戒躁，要特别细心，一点不能疏忽大意。核试验次数可以少一些。5日晚，他打电话给有关人员，叮嘱要做好材料数据工作和安全工作［5］728。5 月10 日临近第二次核试验爆炸前，他与罗瑞卿、杨成武、刘杰等再次研究这次核试验问题；并根据气象情况，指示前方人员作好一切准备行动。次日，他下令爆炸［5］729。这次核爆炸圆满成功。

1965 年5 月30 日，周恩来接见并宴请参加第二次核试验的有关人员，鼓励大家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群策群力，戒骄戒躁，继续前进［5］733-734。参加这次宴请的朱光亚回忆道：1965 年5 月，航弹空爆试验成功之后，“他即派专机去西北把一批科学骨干和领导同志接来北京。起飞前大家还是一身冬装，到达北京时已是风和日暖的初夏。5月底的一天，我们刚进入人民大会堂，就受到周总理、邓小平总书记、陈毅元帅、贺龙元帅、聂荣臻元帅、罗瑞卿大将等许多中央领导同志以及国务院和总部有关负责同志的欢迎。”“周总理一边和我们握手，一边歉疚地说：‘大家辛苦了。去年10 月，本来应该和大家见面的。因为忙，延迟到现在，真对不起。这次空爆成功，计划圆满完成，老总们很高兴，都要来见见有功之臣。’陈老总朗朗地笑道：‘是来喝庆功酒啊！’”“总理即席发表了讲话，勉励我们继续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群策群力，戒骄戒躁，再接再厉，为攀登下一个高峰，尽快掌握氢弹技术，加强国防、保卫和平作出更大的贡献。”［1］308

在第二颗原子弹爆炸准备期间，“两弹结合”问题已提上议事日程。因为这次核爆炸是用飞机载投。若想将原子弹送到远距离目标，最终要靠导弹发射原子弹头，特别是氢弹头。这就需要通过“两弹结合”途径研制战略导弹，首先实现原子弹与导弹结合，随后实现导弹与氢弹结合。但是，研制战略导弹要解决两个关键问题。一是要有高能炸药。即导弹头不能太重，太重了就发射不远；要发射得远，弹头要有重量最高限度。二是发射要绝对安全，确保核弹头在未解除保险时，即使发生各种异常状态，也不会发生核爆炸。这是由我国的特殊国情决定的。美国的这种试验是在海外基地，苏联是在北极地区，均为荒无人烟之地。我国则在大西北，弹道要穿过有人居住区。如果安全系数不是百分之百，那等于在自己国家投下核武器。为了解决这两个问题，周恩来连续主持中央专委会研究讨论。1965 年8 月9 日、10日，他在中央专委会第十三次会议上指出：开专委会的作用，就是要促进群策群力协同攻关。我们的试验要从最大的节约出发，不要失败，不要浪费。两弹结合试验准备进展顺利就好［5］748。1965 年12 月29 日至31 日，他在中央专委会第十四次会议上说：第二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是群策群力的结果。今年为两弹结合试验年，明年是［战略］导弹年，明年在导弹上要前进一步，后年要出更大的成果。会议批准了国防工业提出的1966、1967两年规划（其中包括各种战术导弹和核潜艇、人造卫星等重大课题）［5］770。

在周恩来主持的中央专委会领导下，“两弹结合”前一个关键问题通过大协作攻关得到解决，中央专委会扩大成员，其意也在于此。在中央专委会上，周恩来听取七机部一位领导汇报规划，这个规划将导弹试飞的时间拖得较晚。他立即指出，你们回去发动群众讨论，群众会比你们看得准些（在此前的中央专委会第十次会议上，他就提出要搞好领导、群众、专家三结合）。同时，“指派专办常务副主任赵尔陆同志带了几个人下去，经多次征求钱学森、任新民、黄纬禄等许多专家学者的意见，并和部领导组织了广泛的讨论会，先在一院摸了一个月的底，修改了试验计划，提出了中远程的全面规划。回来由七机部向专委会汇报，一下就定下来了。结果把新导弹试飞的时间从1968 年提前到了1966 年，投资比原来也大大减少了。接着，周总理又指定我们到其他各院做工作，也都取得满意的结果。当时聂荣臻元帅语重心长地对专委的同志们说：‘技术民主问题，在民主的基础上集中，现在大家尝到味道了。’”［1］349这个关键问题的解决，除了七机部内部发挥技术民主以外，还得益于外部大协作。“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在甘肃专门建立了一个分所，与五机部一个所协作，专门研究高能炸药。经过不断的地面试验，最后把高能炸药的关攻破了，能够使我们的导弹带上原子弹、氢弹，发射得很远很远，成为战略火箭，就是带有核弹头的战略导弹。”［6］470对于安全问题，周恩来不断要求研制和试验单位务必做到“导弹在飞行中不能掉下来，掉下来也不能发生核爆炸”。1965 年6 月上旬，他在出访坦桑尼亚和巴基斯坦等国的回国途中，专程到酒泉基地观看“东风二号”导弹的“搭载”发射试验时，还听取“两弹结合”情况汇报。他特别关心安全问题，提出一连串“怎么办”，如“核弹头万一掉下来怎么办？”“掉在某个国家边界怎么办？”“掉下来爆炸着火怎么办？”他要求一定确保核弹头在未解除保险时的绝对安全。为此，七机部和二机部合作，在国防科委的统一指挥下，组织进行若干次以严格检验导弹及其核弹头的安全性和可靠性为目标的飞行试验，并考虑各种可能的意外情况及处置措施，提出在发生意外情况下自毁的几套方案。这既充分体现周恩来的严细作风，也给国防科技队伍以巨大的典范力量。朱光亚写道：此后，每一次重大的科研试验中，都要重申周恩来提出的“十六字方针，都要开展群众性的预想、预防活动，提方案，定措施。做到弹不带隐患进试验场，星不带隐患上天，使我国在同一类型的科学技术中，成为世界上成功率最高的国家”［1］308。

经过近一年各方面大协作的艰苦努力，两个关键问题得到解决。1966 年4 月29 日、5 月2 日，周恩来召集中央专委第十五次会议，讨论含有热核材料的核试验。此前，他几次与核试验前线指挥所的张爱萍、刘西尧通电话，了解飞机挂弹、气象条件等情况，并将情况报告在京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在外地的毛泽东。5 月9 日，我国成功进行一次含有热核材料的核试验。“试验成功后，周恩来称赞这一成绩是领导、专家、群众的三结合，教育、研究和生产三结合，群策群力，大力协同的结果。”［7］316 月底，周恩来在出访东欧等国的回国途中，又视察我国某导弹发射基地，具体了解导弹发射情况，并在现场观看了地对地导弹发射。1966 年9 月，“东风二号”导弹与核弹头结合的试验工作准备就绪。这时，“文化大革命”已开始3个月，红卫兵横冲乱闯，社会秩序遭到严重破坏。为确保核试验安全顺利进行，9 月25 日，他主持召开中央专委第十六次会议，对与会人员说：“原子弹爆炸，有专家的功劳。这些人不是资本家，不是右派，只要他们积极工作，即便思想上有毛病，工作上还要团结。”［7］68为了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运动对研制核导弹试验的负面影响，他命令北京卫戍区司令员派部队进驻钱学森家里，24 小时保护他的安全，并对核导弹研制单位实行全面军管。钱学森回忆道：“‘文革’中我们都是受保护的，没有周总理的保护恐怕我这个人早就不在人世了。那时候我们都是军管的。军管会每星期都要向周总理汇报一次。总理下了一个命令，要搞一个科学家的名单。名单送上去后，总理说：‘名单中的每个人你们要保证，出了问题我找你们！’”［1］289为了确保“两弹结合”试验万无一失，1966 年10 月8 日和20 日，周恩来在应对“文化大革命”运动对党和国家正常秩序严重冲击的紧张繁忙工作之中，还两次主持召开中央专委会议，听取国防科委副主任张震寰关于“两弹结合”飞行试验的准备情况和试验日期的汇报。在10 月8日中央专委会议上，他讲话指出：我们在自己的大陆上搞这样的试验，事关重大，不能出乱子。“冷”试验（不装核燃料）弹要严格检查，“热”试验（装核燃料）弹更要严格检查。“一切工作都要有百分之百的保证没有问题才行。核弹头要进行撞击试验，要保证在各种异常情况下不发生核爆炸。”“要武装保卫，排除红卫兵的干扰，保证试验安全进行。十月十三日、十六日，两发冷试验弹发射成功。”［7］75在10 月20 日中央专委会议上，他听取张震寰关于“两弹结合”试验的汇报后指出：根据过去发射的经验，还是要领导、群众、专家三结合，不要着急。“临试时要沉着，要保证万无一失。”“凡想到的问题都要检查到，一切缺陷都要弥补好，要做到所有检查结果都没有问题，尽最大努力使试验获得成功。在该做的都做好之后，也要敢于冒一定风险，无限风光在险峰啊，要沉着地打好这一仗。”［7］80打好“两弹结合”试验这一仗至关重要。周恩来代表中央专委请聂荣臻到试验现场主持发射，并说了两句富有哲理的名言：“精神的原子弹转化为物质的原子弹，物质的原子弹证明精神原子弹的威力。”［3］637聂荣臻启程前还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欣慰地说：谁说我们中国人搞不成导弹核武器，现在这不是搞出来了嘛！”［8］7610 月26 日，聂荣臻到导弹试验基地后，听取钱学森等人的汇报，确定了导弹具体发射时间。10 月27 日上午9 时，载有核弹头的“东风二号”点火升空，到达894公里外的靶心上空，成功爆炸。从此，我国的核武器，不仅有弹，而且有了一支能够射向地球各个角落的“枪”。“两弹结合”的导弹核武器发射试验成功，标志着中国国防现代化建设又向前推进了关键性的一大步。

3.氢弹的迅速爆炸，我国跻身于核武器大国

在1964年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后，“一九六五年一月，毛泽东在听取国家计委关于长远规划设想的汇报时指出：‘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8］100据刘杰讲，在毛泽东提出“氢弹也要快”之前，周恩来已对加快研制氢弹问题作了布置。“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后，周总理问我对研制氢弹的安排考虑，我回答：现在还有许多问题吃不透，大约需要三五年时间。周总理说，5年是不是太慢了。”“根据周总理的指示精神，我们认真分析了我国核工业建设和核武器研制工作的形势，认识到氢弹研制的技术难度虽然很大，但有利条件也很多：我国核武器科研人员掌握了原子弹的有关理论和计算技术，系统地查明了原子弹内部的物理图象和各种物理规律，为研制氢弹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研制原子弹时氢弹的原理探索已经开始，得出一定成绩；必需的装料氘化锂—6 生产线接近完成；国产每秒5 万次的电子管计算机已经开机，计算手段有了一定改善，等等。经过反复论证，二机部向中央专委呈报了《关于加速发展核武器问题的报告》。1965 年2 月3日和4日，周总理主持第十次专委会审议并批准了这个报告，决定：‘力争于1968年进行氢弹装置的爆炸试验。’”［1］324在毛泽东提出“氢弹也要快”的要求后，周恩来“立即指示二机部尽快研究提出加快氢弹研制的计划，要求把氢弹的理论研究放在首要位置上，并注意处理好理论和技术、研制和试验的关系”。“周总理的指示，使从事原子能工作的同志及时把重点从吃透原子弹转到了突破氢弹，使从事氢弹研制的科学技术人员进一步感到任务的重大和迫切，更加积极起来。”［8］100-101

氢弹的研制，在理论和制造技术上比原子弹更为复杂。国外对氢弹技术一直是严加保密的，要突破它就更为困难，必须完全依靠我们自己去摸索。早在1960 年初，钱三强在原子弹设计研制过程中，就对开展氢弹理论探索有了想法。因为氢弹是利用原子弹爆炸的能量点燃氘、氚等轻核的自持聚变反应，瞬间释放巨大能量的核武器，其杀伤破坏因素与原子弹相同，但威力要大得多。原子弹的威力通常是几万到几百万吨梯恩梯当量，而氢弹则可大到几千万吨。钱三强（时任二机部副部长）的想法，得到二机部刘杰部长的支持。刘杰考虑到当时核武器研究所正忙于原子弹攻关，对氢弹的理论探索工作便安排原子能所先行一步。当年12 月，原子能所即成立“中子物理领导小组”。张劲夫回忆这段历史写道：“早在1960 年，原子能所就成立了‘中子物理领导小组’，由所长钱三强主持，组织黄祖洽、于敏等开始做基础研究，为后来的氢弹研制作准备。研制氢弹工作主要是于敏他们做的，方案是于敏提的，也得过大奖，但题目是刘杰与三强商量后提出的。”“原子弹和氢弹的设计主要靠二机部核武器研究所的出色工作，使我们中国从原子弹到氢弹的过程，在全世界来讲，也是时间最短的。”这也得益于“从美国回来搞半导体材料的林兰英，和科学家王守武、工程师王守觉两兄弟，是他们做的工作。第二代计算机，每秒数十万次，为氢弹的研制做了贡献”［6］。为什么要强调计算机的作用呢？因为氢弹研发中最复杂的一项工作是计算，需要经过反复大量的计算，方可得出氢弹的有关基础结论。据有关人士回忆，研发工作95%的时间分配给了氢弹的计算，只有5%的时间留给氢弹的设计。第二代计算机的研发，对氢弹计算空前地提速，无疑加快了氢弹设计和制造的进度。在氢弹的计算和设计中起了重要作用的一个人是“土专家”于敏，他是“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唯一没有出国留学而成为研制核武器的权威物理学家。1960 年底，他才34 岁，在钱三强的领导下，以他为主，还有其他一批优秀青年科技人员开始了氢弹技术的理论探索。在1964 年完成原子弹的研制工作后，二机部把相关科研人员集中到核武器研究所，对氢弹从原理、结构、材料等多方面广泛开展研究。经过各方面科研人员的艰苦摸索，基本明确了攻关的技术路线。1965 年8 月，二机部向中央专委呈报《关于突破氢弹技术的工作安排》，计划一方面进行理论上的探索，另一方面要进行若干次核试验，以求通过试验，检验理论是否正确，提高理论认识。中央专委同意这一安排，要求各有关部门给予积极支持，分别做好有关工作。1965 年九十月间，于敏科研团队赴上海华东计算机研究所计算新的模型，发现热核材料自持燃烧的关键，解决了氢弹原理方案的重要课题。接着，又通过核武器理论研究，在氢弹原理研究中提出从原理到构形基本完整的设想，解决了热核武器大量重要的理论问题，对氢弹的许多基本现象和规律有了新的认识。二机部的科研人员“在周总理关于原子弹小型化指示的启示下，抓紧时间，经过反复认真地研究论证决心瞄准能装上导弹头的氢弹，努力攻关。终于在1965 年底掌握了氢弹原理，并立即布置进行氢弹试验的‘三部曲’（即依次进行热核材料、氢弹原理、全当量氢弹的三次试验）”［1］335。前述1966 年5 月9 日那次含有热核材料的原子弹试验成功，热核反应过程与理论预测基本一致，为氢弹设计取得了重要数据，这样，“三部曲”的热核材料的试验，顺利获得成功。

在进行氢弹原理试验时，1966 年12 月10 日左右，核武器研制基地报告，首次热核试验用的热核装置有一个部件加工时出了一点质量问题。周恩来得知后立即派二机部部长刘杰乘专机前往处理。刘杰谈及此事说：“当我对乘专机有些犹豫时，总理严肃地说：‘飞机就是为了检查工作用的，你们就是要利用飞机争取时间。’我到核武器基地，实地观察加工好的部件，发现那不过是用放大镜才能看见的擦痕，经和科研人员研究，认为这不能算是一个质量事故，已加工出的部件可用，不会对爆炸试验产生影响。这样，总理才放了心，才批准按新设计方案研制的氢弹于1966 年12 月28 日12 时试验。”［1］3261966 年12 月11 日，周恩来主持召开第十七次中央专委会议，批准二机部以于敏团队为代表的科研人员提出的新的设计原理进行氢弹爆炸试验方案。聂荣臻再次要求到现场主持爆炸试验，并于28 日主持了首次氢弹原理试验。这次试验，无论从原理、结构，还是从达到的比威力和聚变比等指标看，都表明氢弹研制的关键理论和技术问题得到解决。周恩来对氢弹原理试验成功非常高兴，因为能在排除“文革”运动干扰下，取得这一关键性的胜利太不容易！刘西尧写道：“当时的二机部和全国一样，也是风云紧急。周总理把刘杰同志和我们几个人召集到西华厅，听取汇报，庆贺试验成功。他还特地为我们准备了晚餐，并且备了酒。这里二机部的造反派却到了中南海的西北门外，扬言要打倒我们，并把矛头指向周总理。周总理闻知后，风趣地说他们反对我，我引为光荣。随后，周总理念起毛主席《水调歌头·游泳》中的两句词，‘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提醒和勉励我们要经受得起风吹浪打的考验。接着，他又举起酒杯，风趣地说，今夜得宽余，喝酒吧！周总理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最大努力，保护了原子能企事业单位和从事原子能事业的队伍”，“使我国以世界上最快的速度，于1967 年6 月17 日成功地进行了可以装上导弹头的氢弹全当量试验。”“由于周总理呕心沥血的关心保护，原子能事业并未因十年浩劫而中断，并且继续有所前进。”［1］335-336聂荣臻鉴于试验结果表明，新原理方案切实可行，而且非常简便，“向中央专委建议，集中力量按新原理方案进行设计，争取直接进行全当量的氢弹试验。中央专委批准了这个建议。”［3］642考虑到用飞机空投进行这样大当量的试验，安全工作极为重要，有关部门对引爆控制系统、投弹飞机的改装，投弹高度、降落伞的研制等，都做了周密安排。在国防科委的组织领导下，核试验基地、航空部、人民解放军空军等单位都参加了有关安全工作的论证。1967 年5 月，第一颗氢弹的加工装配以及试验准备工作全部完成。周恩来连续主持两次中央专委会议，进一步强调做好检查工作，务必保证试验成功。5 月9 日的中央专委会议认为：“中国第一次全当量的氢弹试验，在政治上有重大意义，在军事上，它将使中国的核武器技术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会议要求6 月20 日以前，做好各项准备工作。”周恩来再次强调对氢弹空爆试验的各个环节进行反复检查，确保安全；要切实做好烟云经过地区的卫生防护工作，并准备好应急措施，以预防发生意外。6 月12 日，他主持中央专委会议，同李富春、叶剑英、聂荣臻等听取从试验基地回京汇报的国防工办兼国防科委副主任罗舜初汇报氢弹试验的全部准备工作。他提醒说：不要犯经验主义，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次试验又有新的特点，应认真严肃地对待，切实解决存在的问题。还要求在十三日综合预演后对氢弹总装再一次认真地做全面检查，确保安全可靠。并请聂荣臻赴现场主持这次试验。会议确定，试验场区外的安全工作由周恩来、李富春、罗舜初直接领导［3］151，161。根据中央专委会议决定，为保证试验的成功和安全，在正式试验前，进行了不带活性核装料的引爆控制系统综合预演。6 月16 日，聂荣臻到达核试验场区，看到各项准备工作在按计划要求有序进行，即与北京的周恩来、叶剑英通了电话，报告氢弹试验可随时进行。周恩来的答复仍然是“一切由你在现场决定”。聂荣臻与现场负责同志商定，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时间定为17日上午8时。

1967 年6 月17 日上午，罗布泊核试验场区是试验难得的好天。聂荣臻在现场下达了试验命令。飞行员到达预定空域，没有投弹，请求再来一次。聂荣臻答复“可以”。飞机再次飞临预定空域，在预定高度投下了氢弹。这是一次大当量的试验，在距爆点400多公里处都能听到爆炸声，在爆点以西250多公里处还能看到闪光火球和清晰壮观的蘑菇云。氢弹试验成功了！科研人员汇集各种数据，计算出这次爆炸威力在300吨梯恩梯当量以上，聂荣臻立即电告周恩来。周恩来在电话里说：“我代表毛泽东主席、党中央、国务院，向所有参试人员表示祝贺和慰问！”［3］644毛泽东在1958 年6 月21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曾说：“那个原子弹，听说就这么大一个东西，没有那个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那么好，我们就搞一点。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十年工夫是完全可能的。”［9］373他在听到试验成功的消息后，兴奋地说：“谁说中国人搞不出导弹核武器？现在不是搞成了吗？赫鲁晓夫不给我们这些尖端技术，极好，逼得我们自己干出来，我看要给赫鲁晓夫一个一吨重的大勋章！”［10］64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爆炸试验的成功，说明我们走出了一条自己的不同于美、苏的发展我国尖端科技事业的新路子。观照世界诸国，我们创造了两个世界第一。一是两弹成功爆炸的速率最快：从第一颗原子弹试验到第一颗氢弹试验，美国用了7 年零4 个月，苏联用了4 年，英国用了4 年零7 个月，法国用了8 年零6 个月，而我国只用了两年零八个月，两弹研制发展速度是最快的。我国首次氢弹爆炸试验，赶在了法国的前面，在世界引起巨大反响。二是两弹研制发射成本最低。我们研究成功原子弹、氢弹以及相应的导弹，所用的投资比美国少得多，有的还不到他们的千分之一。“我们的核工业，从矿山、采冶、加工直到最复杂的科学研究工作，都采用了各种各样因陋就简的办法。那里的研究院也是非常简陋的，科学家不得不把楼梯下的空间和各楼层的走廊、厕所改作研究室和废物库，有的在庭院里搭起许多工棚，展开攻关研究。对大型的工厂建设则极力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找寻技术革新的捷径，从而节约了资金，提高了生产效率。由于我们采用了先进的科学技术，使我们的尖端事业以较短的时间在简陋的条件下登上了进步的台阶，赶上了世界的前列。所以，周总理说我们是‘后来居上’。”［1］350-351世界各国公认我国核技术已进入核先进国家行列。

4.人造卫星上天，我国尖端科学技术实现了“三级跳”

我国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还得从毛泽东的提议说起。1957 年10 月，苏联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开创人类航天史上的新纪元。1958年5 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提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3］554。毛泽东这样说，是作为政治家、战略家发出的号召。就科学家这个层面而言，中国科学院首先提出要搞人造卫星。苏联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天后，“科学院的科学家们都比较积极，其中最积极的是地球物理所所长赵九章先生，他对科学院提出第一个卫星方案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6］钱学森的秘书涂元季说：在毛泽东提出要搞人造卫星以后，“钱学森便一直在思考我国卫星事业的发展问题。1958 年，中国科学院成立以钱学森为组长，赵九章和卫一清为副组长的领导小组，负责筹建人造卫星、运载火箭以及卫星探测仪器的设计和空间物理研究的机构。”［10］67八大二次会议结束后，聂荣臻就组织张劲夫、钱学森等拟制中国发展人造卫星的初步规划；并在9 月、12 月两次听取他们的汇报，指出：中国科学院要在研制卫星方面力争拿出一定成果。

1958 年11 月下旬至12 月上旬，张劲夫在党的八届六中全会上反映了我国科学家提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意见。“中央政治局开会研究，同意以科学院为主搞人造地球卫星，并且批准拨专款2亿元人民币。”科学院“组织各方面协作，把有关单位组织起来”，在“周总理特批给我们的”那个大楼“成立了581 设计院”；与上海市共同抽调技术力量组建上海机电设计院；在北京北郊建立高空模拟实验设备，就是卫星上天以后仪器怎样运转，在地面真空的条件下，所有的仪器、生物等等，都要先进行实验。再加上卫星本身，搞什么仪器等。不久，“小平同志、陈云同志对我说：卫星还要搞，但是要推后一点，因为国家经济困难”［6］470。人造卫星的研制工作暂时“下马”了，但对它的理论研究仍在继续。1961 年6 月，在钱学森、赵九章等人倡导下，中国科学院举办了12次星际航行座谈会。1963 年中国科学院又成立由竺可桢、钱学森、赵九章等人领导的星际航行委员会，负责组织制订星际航行发展规划，安排预先研究课题。随着国家经济形势逐步好转，为人造卫星作准备的前期工作陆续重启或展开。1964年，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与已划归国防部五院领导的上海机电设计院合作，成功发射高度达70 公里的第一枚生物探空火箭。1965 年，随着导弹、火箭技术的不断突破，赵九章、钱学森等又先后提出研制人造卫星建议，人造卫星研制工作重新“上马”。这次“上马”仍是以科学院为主。因为从构思到建议，都是由他们先提出的。聂荣臻对赵、钱建议批示：请张爱萍、张劲夫等有关部门负责人座谈，“只要力量有可能，就要积极去搞”［3］555。张爱萍邀请中国科学院、七机部、四机部负责人张劲夫、钱学森等对发展卫星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论证，一致认为，进行卫星工程研制的技术基础已经基本具备，应该统一规划，有计划按步骤地开展研制工作。据此，“国防科委于一九六五年三月提出了《关于开展人造卫星研制工作的报告》。罗瑞卿认为这个报告切实可行，即转报中央专委。五月，中央专委批准将卫星工程研制任务列入国家计划，并明确了工程技术抓总和卫星，运载火箭，测量、跟踪、遥测设备研制，以及整个工程的组织协调等各项任务的分工。”当时明确的分工是：在国防科委的统一组织下，由中国科学院负责整个系统的技术抓总，并负责研制卫星本体，七机部负责运载工具，科学院和四机部共同负责地面测控系统。“八月，中央专委原则批准了中国科学院提出的卫星发展规划草案，并同意第一颗卫星争取在一九七0年左右发射，尔后再陆续研制和发射为国防建设和国民经济建设服务的卫星。”［8］104

1966 年1 月，中国科学院成立卫星设计院，开始第一颗人造卫星的论证设计工作。随后，周恩来领导的中央专委又提出第一颗卫星及其运载火箭要充分做好地面试验和飞行试验，确保质量，力争一次发射成功的要求。“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中国科学院领导机关陷于瘫痪，“周恩来派驻科学院的联络员刘西尧向中央专委提出了将卫星工程研制工作改由国防科委直接组织领导的建议。中央专委同意了这一建议。”国防科委确定由罗舜初副主任负责这项工作，并指派工作组“于一九六七年初到中国科学院直接处理有关卫星工程研制的工作。工作组在抓增进团结、稳定技术队伍的同时，组织力量加强管理，建立健全指挥调度制度，并从七机部选调一部分技术骨干，加强卫星的总体工作，使卫星研制工作逐步走上正轨”［8］105。发射人造卫星，需要有大推力的运载火箭，才能克服地球引力，进入预定空间轨道。此前我国研制成功的火箭，都是单级火箭，达不到第一宇宙速度（即7.9 千米/秒），不能克服地球引力，不能作为卫星运载工具。现在准备重新研制用来运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火箭，并将它命名为“长征一号”。它以“东风四号”为基础，在上面加一个固体的第三级火箭组成。“东风四号”和“长征一号”，实际上是同时开始研制的。随后，“文革”运动也冲击到国防科研部门，连聂荣臻元帅的处境也非常困难。“一时间，人造卫星及其运载火箭的研制工作陷入困境。周恩来心急如焚，他在一次讲话中要求国防科委领导同志要顶住压力，挺直腰杆抓工作。”［10］70为了减少“文革”运动对卫星研制等国防尖端工作的干扰，1967 年6月上旬，周恩来召集扩大的中央常委碰头会，讨论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等《关于对国防工业部、国防科学技术研究院及所属单位实行军事管制的补充决定（草案）》等文件［7］160。是年12月10日，周恩来召集中央专委第19次会议，研究即将进行的相关试验，排除派性干扰。他说：“我们在空中只做必要的试验，在生产上也是节约的。这次时间较紧，要争取在二十四日以前准备好，科委要下命令，把正副司令员、政委、参谋长的名字都写上，就像解放战争时期毛主席给各条战线下命令一样，要他们绝对负责。除了参加试验的人员，任何人不准进入试验区。一切两派争论都要停止，服从最高利益，全力以赴，形成整体。基地有人说，现在为试验，试验后再算帐，再造反，这是错误的。造谁的反？要去掉派性，增强党性。”该月21日，周恩来听取从试验现场回京的罗舜初等关于准备情况的汇报，谈到雷达指挥仪跟踪照像站的安全问题时说：“这个项目安全就搞，不安全就不搞。科研试验，‘安全第一’。‘我们社会主义制度，一定要关心人的安全。作战时要有牺牲，与自然界作战决定于是否非牺牲不可。不是非牺牲不可的就必须保证安全，不值得的就不搞。’”［7］207-208两天后，又电复试验基地负责人等，“要消灭派性对立情绪”，同意所定试验时间，临前各项准备工作和安全措施，要切实认真负责，加强组织工作，务必安排落实，严格检查。各项工作一定要做得更加细致，更加周到。“切忌恐惧、麻痹、急躁情绪。”试验爆炸后工作，“要妥善安排，不要急于撤场，不要急于回家，不容响后算账，务必圆满地完成这一光荣的政治任务。”［7］208这次试验，尽管周恩来一再嘱咐，但因派性干扰，影响试验部件质量，没取得成功，12月25 日，周恩来召集罗舜初、钱学森、朱光亚、王淦昌、邓稼先等开会，听取试验情况汇报。他说：九院要把专家们集中一下，搞一层楼，架上保密电话，安排适当的休息场所，便于研究讨论问题。你们敢于大胆试验，勇气是好的。“失败是成功之母”。缺点是一些理论研究设计人员未亲临现场。不要泄劲。要叫那些参加试验的人员把资料收集齐全，资料很宝贵，回来后进行分析研究，总结经验。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分析和看待科学实验。什么试验完了算帐，这是派性作怪，不允许搞派性。一定要再接再厉，全力以赴。这次试验，可起教育作用。不要稍有成功就骄傲起来，要以此很好地教育大家。这次试验也受了来自本单位的一些干扰，搞运动与抓革命、保生产不结合，就会对生产有干扰。

1968 年2 月，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国防科委组建空间技术研究院，将科学院原来从事卫星工程的单位划归空间技术研究院，担负卫星研制任务，并任命钱学森兼任空间技术研究院首任院长。由于建议发射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设想是1965 年1 月提出的，因而这个工程的代号为“651工程”。周恩来在后来一次小专委会议上明确指定：“‘651’总抓，由国防科委负责，钱学森参加。”所以，在651 工程中，钱学森实际上是担负大总体，即星—箭—地面系统三大方面总的技术协调和组织实施工作［10］69。1968年12月11日、13日，周恩来召开中央专委会议，听取钱学森关于发射人造卫星的“东风三号”中程地对地导弹的试验报告，指出要排除干扰，大胆实践。14 日，他报告毛泽东，建议批准这次试验：“试验结果，无非成功或失败，即使失败，也可在发射过程中取得改进根据，以利再试。”“毛泽东批：照办。”［7］26912 月28 日，周恩来接见国防科委、七机部学习班两派群众代表，强调七机部任务繁重，生产再不能耽误了。“谈到‘东风三号’地对地导弹试验成功时说：正是七机部武斗打得最凶的时候搞的，许多部件不大合规格。但为什么能响呢？靠的是我们工人阶级。老工人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检查了多次，发现二百多个问题，最关键的有七十多个，老工人一个一个把它解决好，有些是重新搞，所以试验成功了。”［7］271-272是年底，在国防科委直接领导下，国家计委、总参谋部、邮电部，以及有关工业部门和省、市、军区的积极支持和大力协同，经过3个年头紧张攻关，作为重点任务组织抢建的卫星测控系统第一期工程基本建成，“长征一号”火箭各系统的零部件从祖国各地运往战略火箭生产总厂准备试车。但是，“文革”运动如火如荼的开展，七机部派性斗争十分激烈，许多领导干部和老专家被打倒，研制工作和部件生产无法进行。尽管周恩来苦口婆心地做七机部等国防工业部门闹派性的群众工作，两派却为火箭试车问题继续顶牛，已经上了试车台的火箭迟迟不能点火试车。1969年7月中旬至8月上旬，周恩来4次接见七机部有关人员，不得不对该部两派长期闹派性、严重影响卫星发射工程的行为提出空前的警告。他指出：“如果继续闹下去，最后只好实行纪律，宣布两派组织解散。对小资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不痛击不行，还有资产阶级派性。这两者是七机部的致命伤。对‘六五一’试验项目，要下一道死命令，所有参加该项工作的人员统统上阵，要求一个星期搞出来。”［7］309“由你钱学森去领导，党中央给你一道死命令，我看准灵。不到的就开除公职，是党员的还要开除党籍。”［7］309在8 月9 日主持召开有国防工办、国防科委和二机部负责人参加的国防尖端科研会议上，周恩来针对一些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不能放手工作、以全力突破工程技术难关的情况，进一步宣布：“由钱学森挂帅，杨国宇为政委，你们两个负责；你（指杨）是政治保证，他（指钱）和其他专家要是被人抓走了，不能正常工作，我拿你是问！与此同时，还批准一份需要重点保护的几百名工程技术人员名单，指出：这些同志都是搞国防科研的尖子，即使不是直接参加某工程的，也要保护，主要从政治上保护他们，不许侵犯他们、抓走他们；如果有人要武斗、抓人，可以用武力保护。总之，要想一切办法，使他们不受干扰，不被冲击。”［7］313-314为了加快研制国防尖端技术的进度，经毛泽东同意，周恩来还采取了两项重要措施：一是抵制林彪搬迁原子能工厂的命令。刚被党的九大选为副主席、定为接班人的林彪，在1969 年7月初的三北（东北、华北、西北）会议上，下令设在甘肃、内蒙古的原子能工厂在1970 年内全部迁往三线。8月中旬，周恩来主持中央专委会第二十次会议，经讨论，大家一致认为，为避免核燃料生产中断给核工业带来损失，这几个“工厂不能搬，要继续生产，加紧生产，力争多生产、多储备。同时，为了战备，必须抢建三线工厂”［7］314。二是撤出国防科研系统搞“文革”运动的工宣队、军宣队。11 月上旬，周恩来接见国防科委、国防工办、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等方面负责人以及驻国防科委、二机部、七机部的工宣队、军宣队和军管会负责人，指出：“在国防科研等系统的工宣队、军宣队都应当撤回，因为你们已经完成了任务。这些单位本身都有生产任务，是搞尖端技术的，过去三年耽误了不少工作，为赶上发达国家的先进水平，就要抓紧时间，从符合当前情况的具体项目做起。”［7］333七机部两派争斗，不仅影响卫星发射工程安排的进度，而且严重影响技术攻关统一认识。钱学森向周恩来汇报时说：比如，关于“长征一号”的陀螺抗震问题，“实际上是两派在争斗，所以得不出统一的认识，问题一直拖着不得解决。周总理立即指出：‘不论915还是916，两派都不能用这件事争长短’。遵照周总理的指示，钱学森协助军管会主任张翼翔做两派的工作。经过艰巨的努力，好不容易才统一了认识。”1969 年8 月下旬，“长征一号”的陀螺问题得以解决，试车成功。周总理为此向七机部表示祝贺。1970年元月，“东风四号”导弹发射成功，并顺利实现高空点火和两极分离，第一颗人造卫星的运载火箭问题基本解决［10］71-72。

1970 年4 月2 日，周恩来主持中央专委会会议，听取“东方红一号”卫星和“长征一号”火箭发射准备情况的汇报。4 月14 日晚，他再次主持中央专委会会议，听取从发射场回来的钱学森、李福泽、杨国宇、任新民、戚发轫等的汇报，批准“东方红一号”卫星和“长征一号”火箭进入发射工作位置；勉励大家认真工作，搞好协作。4月20 日，他又通过国防科工委副主任罗舜初发出指示：第一颗卫星发射要做到“安全可靠，万无一失，准确入轨，及时预报”［11］1776。在卫星准备发射期间，还要求参加此项工作的工程技术人员“认真地、仔细地、一丝不苟、一个螺丝钉都不放过地”进行发射前的准备工作［11］1776-1777。在检测中发现的问题全都得到解决后，他才将卫星发射准备工作情况报告毛泽东。23 日，毛泽东批准于24 日夜间发射。4 月24 日晚，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次日，周恩来飞赴广州，在招待出席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的“三国四方”（柬埔寨、老挝、越南南方共和、越南民主共和国）领导人所率代表团会议上，宣布中国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后的第7天，迎来20 世纪70 年代第一个五一国际劳动节。那天晚上，钱学森、任新民、戚发轫、孙家栋等科技人员应邀上天安门城楼观看焰火。“毛主席亲切地接见了他们。当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划破天空，飞临北京上空时，天安门广场成千上万的群众一下子平静下来，大家都侧耳聆听卫星上播出的‘东方红，太阳升’的清脆乐声。”［10］74毛泽东一边走一边摆动大手，亲切地向代表们颔首示意。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使我国成为继苏、美、法、日之后，第五个靠自己研制并成功发射卫星的国家。新中国经过坚忍不拔地努力，终于跨入航天时代！

四、上天工程铸就的“两弹一星”精神

在庆祝新中国成立50 周年之际，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为表彰20 世纪50—70年代在研制核弹（原子弹、氢弹）、导弹和人造卫星工程中具有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发布《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并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决定》。对23位有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予以表彰，并授予于敏、王大珩、王希季、朱光亚、孙家栋、任新民、吴自良、陈芳允、陈能宽、杨嘉墀、周光召、钱学森、屠守锷、黄纬禄、程开甲、彭桓武和追授王淦昌、邓稼先、赵九章、姚桐斌、钱骥、钱三强、郭永怀“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江泽民在颁奖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两弹一星”事业的发展，不仅使我国的国防实力发生质的飞跃，而且广泛带动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造就了一支能吃苦、能攻关、能创新、能协作的科技队伍，极大地增强了全国人民开拓前进、奋发图强的信心和力量。伟大的事业，产生伟大的精神。在为“两弹一星”事业进行的奋斗中，广大研制工作者培育和发扬了一种崇高的精神，这就是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两弹一星”精神［12］。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谈到“两弹一星”精神。他在2020年9月11日科学家座谈会上讲话，要求广大的科研工作者要主动肩负起祖国的使命，要继承和传扬“两弹一星”精神，做“两弹一星”精神最好的践行者，让祖国焕发出更加有活力的美好明天［13］。2021 年9 月，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批准中央宣传部提出的“两弹一星”精神等作为第一批伟大精神纳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14］。根据对上天工程历史的前述梳理，认识20 世纪50—70 年代创造的“两弹一星”精神应当把握这样几点：

（一）周恩来对铸就“两弹一星”精神作出了非凡的特殊贡献

少年翔宇（“翔宇”是周恩来曾用过的笔名）就立下中华腾飞大志，这在那一代同龄人中极其罕见。他在成为党中央核心领导成员后，在美国原子弹爆炸不到一年就有幸观看到爆炸的影视资料，这也具有唯一性。这个远大志向和较早的图像感悟，不能不成为周恩来将上天工程作为新中国成立后治国理政最为关注的重大工程的历史缘由。特别是1962 年11 月成立以他为主任的中央专门委员会后，他在日理万机的繁忙工作中，最为操心的就是这个上天的“两弹一星”。据中共中央档案馆保存的中央专委会记录所载，从1962 年11月至1974 年4 月周恩来一共主持召开过40 多次中央专委会议。还有若干次中央专委小会和其他涉及“两弹一星”工程的各种会议，以及与有关人员的谈话。如果算上这些，加起来达数百次之多。“两弹一星”元勋邓稼先曾说：周总理作为中央专委会的负责人，给中国的核事业与航天事业注入了说不尽道不完的智慧、勇气、忠诚与力量。在封锁、禁运和孤立的国际环境下，中国完全靠自己的拼搏取得一次又一次的成功，都凝聚着周总理的心血。周总理率领国防科技大军，在“两弹一星”事业上做出了卓越贡献，立下了不朽功勋。这个评价反映了历史实际，也凝聚了参与“两弹一星”工程科技专家们的共识。

1.周恩来是凝聚队伍的伟大组织者

“两弹一星”精神是“两弹一星”工程的精神结晶。没有“两弹一星”工程，不可能铸就“两弹一星”精神。周恩来则是这一工程的主要领导者和最高指挥者。首先，他是凝聚“两弹一星”工程队伍的伟大组织者。上天的“两弹一星”工程，不是靠少数天才就能成就的，必须凝聚广大科技工作者组成千军万马的强大队伍，凭借集体的智慧和力量才能实现。有如前述，周恩来具有深谋远虑的战略眼光，根据党中央的要求，采取了五大重要举措来广揽人才，组织队伍，凝聚强大集体力量。一是开国之际，发表广播讲话，代表新中国政府热忱地欢迎和邀请世界各地的海外知识分子回国参加建设。一大批著名科学家就是在周恩来讲话的感召下回国的。二是通过日内瓦会议的中美大使级谈判，使以钱学森为代表的又一批著名科学家回国加入国防尖端科技研究队伍。三是选派留学生和技术干部出国学习和实习，在北大、清华等高校开设核物理课程，同时抽调大量干部和工人参加核能建设，号召科技专家归队从事核能研制工作，大力培养新生科技力量。四是苏联专家撤走后，进一步集结英才，扩充领军人物，不少“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获得者就是在这个时候加入这支宏大队伍的。五是组织全国各地区、各部门支援核能建设的大军，包括数以万计的归国志愿军和大学毕业生、工人、技术人员等，前往核武器研制基地加快建设基础设施。这些巨大的组织工作都是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进行的。

2.周恩来是协调各方力量的伟大调度者

党中央在1962 年决定成立以周恩来为主任的“中央15人专门委员会”，就是旨在加强统一领导，大力协调全国各方面、各部门、各地区力量，全国一盘棋，扭成一股绳，有效地加快建设速度，追赶时间完成研制和发射任务。中央专委会既有7位副总理，还有7 位主管部长；到1964 年底，又扩充专委会成员，增添了7位主管部长，加大了专委会任务。它成为党中央领导国防尖端事业的最高决策机关，是我国发展核科技、原子能事业等一系列尖端工程项目的最高指挥部。它负责总揽全局，协调各方，能在较短时间内就建立起庞大的全国大协作体系。在中央专委成立不到两年时间，我国就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爆炸，仅有两年零6个月；从第一颗氢弹爆炸到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腾空升天，也只有两年零8个月。环视世界核大国，我国核试验、核武器和国防尖端科技的发展速度之快，无以出其右者。参与“两弹一星”研制和发射的科技专家们，都将周恩来誉为我们的“总调度”。钱学森深有感触地说：“两弹”需要几千人、上万人的大协作，中国过去没有搞过。过去是小生产、二亩地的搞法，小炉匠的做法，我们是搞大规模协作。既要有一个总设计师，还要有一个总调度，“这套东西的形成，就是在周总理领导下创立的”［1］290，“在这方面，总理是有伟大功绩的，他为中国大规模科学技术的发展创造了成功的经验，而且是结合中国实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1］292。

3.周恩来是万无一失严细作风的伟大倡导者

我国的尖端科学技术能在从中央专委成立后的七八年内取得惊世的巨大成就，实现从核弹（原子弹和氢弹）到战略导弹再到人造卫星的“三级跳”，除了有效组织大规模协作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周恩来不断倡导和培育出的万无一失严细作风。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只有周恩来才能为这样庞大的科技队伍培育出这种作风。这与他的个人内生特质和长期的革命经历有密切关系。他从小就记忆力惊人，读书习作时文章逻辑清晰，办事有条有理。投身革命后，无论从事秘密工作还是统战工作，无论领导武装斗争还是做中央领导工作，不断训练并养成了思维慎密、考虑全面、办事周延、严谨细致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他能集思广益，听取不同意见，采纳积极建议，作出正确决策。他领导核试验时提出的“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十六字箴言，已成为从事国防科技研究工作者的座右铭。

周恩来特别关心试验现场和参试人员的安全问题。在国防科技战线广泛传诵一次氢弹投放的惊险故事。1971年9月8日，周恩来召开中央专委会议，听取关于采用强—5甲型飞机上仰甩投方法空投氢弹引爆弹的汇报。他接连问道：如果“弹已经挂上飞机，气候忽然起了变化怎么办？”如果“万一弹投不掉怎么办？”如果“飞机载弹返回机场时，意外发生脱钩怎么办？”汇报人讲了飞行员安全处置的几种办法后，他说：什么事都要考虑万一情况，只有准备了万一，发生事故后，就不会措手不及。1971 年12 月30 日14 时40 分，在核试验基地，飞行员杨国祥驾驶携带小型氢弹引爆弹的强—5甲型飞机，从马兰机场起飞，直向罗布泊核试验场飞去。当飞机带弹进入投弹地域上空后，飞行员按动电钮数次，都没打开弹体舱底盖开关。在试验现场的国防科委副主任罗舜初将情况急报北京，周恩来命令说：“由现场指挥员临机处置，怎么安全怎么办，情况这样紧急，不能由北京决定了。”“要相信飞行员的处置能力，一定要确保飞机安全着陆。”周恩来静静地等候前方消息。过了几分钟，罗舜初来电话：“报告总理，飞机安全着陆，飞行员和弹体安全。”“总理听后，轻轻地嘘了一口气，嘴角上隐隐露出了一丝微笑，他深情地说：‘处置得当，很好！感谢他们。’说完，他又陷入了沉思之中。”［15］207随后，他立即指示对事故原因进行认真调查。经过4 天4 夜的连续奋战，最终查明是安装燃爆弹时，操作手出于好意，把弹架上一个关键的小螺丝钉多拧了1/4 圈，造成电阻过大，结果使投弹时不能起爆燃爆弹。这个微小失误，造成3次投弹不成的严重后果。事故原因查明后，有关人员严格遵循周恩来关于严格认真，万无一失的要求细心工作，反复检查各个部件。1972年1月7日，杨国祥再次驾驶载有氢弹的强—5甲型飞机升空，仅一次进入靶区，成功地将氢弹准确地投向了目标。钱学森对周恩来的严细作风深为敬佩，说：“我们的‘两弹’试验事故最少，伤亡也最小，都是在周总理的严格要求下取得的。”［1］291

4.周恩来是排除“文化大革命”对“两弹一星”工程干扰的伟大担待者

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指出：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毛泽东同志的错误，进行了大量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酿成十年内乱，使党、国家、人民遭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教训极其惨痛。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周恩来同志高度重视国防现代化建设，强调我们要搞尖端国防，亲自组织领导“两弹一星”大规模科技攻坚取得重大突破，极大提升了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在“文化大革命”极端复杂的特殊环境中，他“作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忍辱负重，苦撑危局，维护党和国家正常工作运转，尽一切可能减少损失”［16］。周恩来对于倾注毕生心血要腾飞中华的“两弹一星”工程，也是竭力尽一切可能减少损失。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文革”运动，不断兴风作浪，制造动乱，使许多地区、许多部门参与的“两弹一星”工程各项工作无法正常进行。他们插手七机部等国防尖端研制和生产部门，大打派仗，大搞武斗，终日不得安宁。刘杰谈到那段历史写道：1967 年春，全国夺权，武斗的风暴殃及核工业，许多研究机构也先后发生了夺权、武斗，乃至出现了停产等严重问题，广大职工生活受到影响，工厂安全受到威胁。“针对这一情况，在1967年3月中旬到11月底的8个半月时间里，周总理多次打电话，并签发了11 封特急电报，明确指出：这些单位‘是国家重要的国防绝密工厂，对国防建设、加强战备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要‘保证工厂绝对安全，保证工厂稳定生产’。周总理还两次派调查团（组）到原子能联合企业和核武器研制基地了解情况，制止武斗，维护正常生产。”他要求这些单位的“文化大革命”，只能在业余时间进行，不准串联，不准停产，不准武斗，不准夺权。“十年动乱中，周总理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核工业采取了保护措施，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干扰破坏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使核工业在动乱中仍能继续有所发展。”［1］3271974 年4 月中旬，周恩来在抱病主持中央专委最后一次会议上，还指出：“一定要清除林彪一伙的影响，克服派性，和派性作斗争”［7］664。本来，周恩来还有更为宏远的战略部署，有的已经作了初步安排。他明确地说过：“一定要牢记我国的尖端事业现还处在初级阶段，争取时间尽快搞上去。”［7］664他在1966 年12 月中旬主持召开第十七次中央专委会议上曾说：“1968 年把东风3 号搞出来，东风4 号可以试，洲际导弹也可能搞出来，全部在这四年内解决。”［7］1011969 年8 月中旬，他听取上海机电二局关于航天任务等的汇报后，代表党中央下达新的重要任务——上海要建航天基地。科学技术的发展已不允许我们再拖下去了，世界已进入太空时代，我们也应该跟上，许多项目不是要不要，而是如何搞的问题。1970 年7 月中旬，在中央专委会议讨论核动力陆上模式堆启动运行安全问题时，他指出：“这次试验是我们开发核动力的起点，也是奠定核电站建设的基础。”［7］379在11 月上旬的中央专委会议上，他听取上海“七二八”工程（以周恩来1970年2月8日首次提出要搞核电站的时间命名的，也就是改革开放后投入运转的秦山核电站）研制情况汇报指出：“我国发展核电站的方针是：安全、适用、经济、自力更生”，“二机部不能只是‘爆炸部’，还要搞核电站”［7］408。就在1974 年4 月主持召开的最后那次中央专委会议上，他审查批准上海“七二八”工程，并对核电站“三废”（废渣、废液、废气）的处理，详细询问了各种处理方案，“一再告诫与会同志：要想到21、22 世纪，要为子孙后代着想”［15］203。由于“文化大革命”的长期干扰，许多原定20 世纪70年代可以完成的任务，如核潜艇、导航卫星（即“北斗”导航系统的前身）、载人航天工程等都不得不推迟到20 世纪80 年代甚至更晚一些时候才得以完成。他的宏愿未能在生前实现。人民总理爱人民，人民总理人民爱。周恩来生前牵挂的核潜艇、核电站、导航卫星、载人航天工程等，如今已成为现实。2018 年在纪念他诞辰120 周年之际，他所无限热爱的人民满怀深情地将我国第一颗应用了主动离轨制动装置的立方体卫星——“淮安号”恩来星发射升空。这是14 亿中国人民对无比敬爱的总理的感恩纪念！

（二）深刻把握“两弹一星”精神的科学内涵

江泽民深邃概括并为习近平强调弘扬的“两弹一星”24 字精神，有丰富的科学内涵。它是参与“两弹一星”工程的广大科技专家、党政干部、工人技术人员和解放军指战员等用辛苦劳动的汗水、抵御大漠的严寒、战胜困难时期的饥饿，乃至献出宝贵的生命凝聚成的。这里，以“两弹一星”工程的英雄业绩，解读“两弹一星”精神。

1.热爱祖国、无私奉献精神

参与“两弹一星”工程研制、生产和发射的浩浩荡荡建设大军，都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他们都有一颗深情的中国心，怀着强烈的报国之志，自觉地把个人志向与祖国需要联系在一起，舍个人和家庭之小我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之大我。无论是享有盛誉的世界级著名科学家还是才华横溢、学有所成的后起之秀，毅然决然地放弃国外优厚的条件回到祖国。不少学者为了国家需要，毅然放弃原来专业投入研制大军，甘当无名英雄，隐姓埋名，默默奉献，有的甚至献出了生命。这里仅举邓稼先和郭永怀为代表来说明之。

先说邓稼先。他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大批回国的青年科学家。核武器研究所成立后，所长李觉找到钱三强：现在我最需要一位能够担任理论部主任的科学家，业务要很强，一般强都不行。钱三强回答：我这里有个邓稼先，他能胜任。1958 年8 月，钱三强对邓稼先说：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调你去做这项工作。邓稼先听懂了，服从组织调动。他对家人说：我今后恐怕照顾不了这个家，这些全靠你们了。我的生命献给未来的工作。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生就过得很有意义，就是为它死了也值得。他到核武器研究所后，白手起家，自己施工，建设科研用房和生活住房；带领没有一个学核物理的上百名大学生，亲自给他们讲课，一步一步地让这些青年学子走上研究大道，在一张白纸上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为了解决许多数据，在国外严密封锁的情况下，他率领理论部的人员，在一无权威资料、二无实践经验的条件下，开展大规模运算。靠手摇和电动计算机，在爆炸力学、中子输运、核反应、中子物理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为攻克核试验系统工程的关键理论打下坚实基础。1963 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理论设计方案按预定计划完成。根据上级指示，邓稼先和他领导的理论部班子原封不动地转移到氢弹的研制上去。他率领团队突破氢弹技术难关，为成功试验第一颗氢弹作出了重要贡献。为了获取准确数据和爆炸标本，他身先士卒，出入靶区第一线。1979 年一次空投核弹试验出现故障，作为试验的签字负责人，他坚持要实地查明核弹具体情况，毫不犹豫地走进那片意味着死亡的荒漠，遭受了致命的核辐射。在他发现体内出现危险症状的情况下，仍然顽强工作着。在医生强迫下，他检查身体时，放射物质已破损他的肝脏，侵入了骨髓。为了完成任务，他拒绝调京医疗的医嘱，执意留在核试验区。从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次核试验成功，到1986 年7 月邓稼先逝世，我国先后进行32 次核试验，他在现场指挥的，就有15 次。1986 年7 月29 日，邓稼先终因身内侵入放射物质过多，患直肠癌医治无效而逝世，终年62 岁。临终前，他仍然关心我国尖端武器的发展：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他逝世后，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对他作了高度评价，称他为“我国科技工作者的典范，我国科技工作者的骄傲”。他的好友杨振宁说，邓稼先是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所孕育出来的有最高奉献精神的儿子。

再说郭永怀。他是在我国1956 年国庆节前一天登上离美归国的邮轮的。新中国成立后，他朝思暮想的就是尽早回国。好多朋友劝他不要回去。他回答说：家贫国穷，只能说明当儿子的无能。我自认是一个中国人，有责任回去和大家一起建设祖国。师兄钱学森回国后，他的归国之心更加迫切。在1956 年回国前，他在野餐会上当着为他送行的所有朋友的面，亲手烧毁了自己所有的研究成果和资料。并将一部即要写完的书稿一叠一叠地丢进火里，也就是将自己的心血化为灰烬。他安慰妻子说：这些东西是带不走的，都装进我脑子里了。他回国后，周恩来问他有什么要求？他只说了一句话：我想尽快投入工作。1956年底，中国力学研究所成立，钱学森担任所长，他担任常务副所长，成为中国近代力学事业的奠基人之一。1959 年6 月苏联毁约、拒绝提供原子弹的数学模型和技术资料，并带走所有技术后，钱学森力荐郭永怀承担自主研发原子弹的力学保障工作。他受命担任九院副院长，主管力学部分，负责原子弹的理论探索和研制工作。从此，负责力学的郭永怀和实验物理学家王淦昌，理论物理学家彭桓武一起，成为我国核武器研究最初的三大支柱。当时九院成立了四个尖端技术委员会，他领导场外实验委员会，负责进行核武器研制的实验和武器化。在原子弹的研制过程中，他既为科研人员讲授爆炸力学和弹头设计的基本理论，又通过迅速建立的实验室研究结构强度、振动和冲击等方面的数据，在爆轰物理实验中，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确定了最佳方案。1963 年，已年过半百的郭永怀随核武器科研团队一起迁到了核武器研制基地，同其他研发核武器的科研工作者们一起，忍受最低零下40摄氏度的严寒和寸草不生的荒凉，以及各种高原反应带来的心悸、胸闷等，夜以继日地反复计算、研究、实验、爆破，顽强地将他的团队的最佳方案变为现实。1964 年10 月16 日，他参与研制的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后，又受命参与氢弹和导弹研制的相关工作；1965 年9月重新启动第一颗人造卫星研制工作后，他继续受命参与卫星本体及返回卫星回地研究的组织领导工作。他负责的工作任务需要经常往返试验基地和北京，为了节约时间，他总是选择夜航飞机，认为在机上打个盹儿，不影响第二天工作。1968年12 月4 日，他再次选择乘坐夜航飞机，急于回京汇报在实验中发现的一条重要数据线索。5日凌晨，他乘的那架飞机在北京首都机场降落时坠毁在机场附近的玉米地里。机上的乘客和机组人员共14 人，只有1 人重伤生还。这位生还者回忆坠机前的场景说，记得郭永怀大叫了一声：“我的材料！”救援人员赶到坠机现场，发现紧抱一起的两具尸体的胸部中间，夹着一个几乎完好无损的公文包。经辨认，这两具尸体，一具是郭永怀，另一具是他的警卫员牟方东，公文包里装的就是他回京汇报的那份热核导弹试验数据文件。次日，周恩来获悉这个不幸消息后，当场失声痛哭。钱学森听到噩耗后痛哭不已。他说：就那么10 秒钟，一个有生命、有智慧的人，一个全世界知名的优秀力学研究专家离开了人世。郭永怀能顶十个师！

2.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这是我们党领导革命取得伟大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重大成就的重要法宝。进行“两弹一星”工程，从始至终都强调要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这一工程的广大参与者都弘扬了这个伟大的革命精神。特别是在大西北试验基地的所有人员，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克服各种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经受生命极限的考验，顽强拼搏，发愤图强的精神状态，完成党和国家交给的试验任务，充分展示了中华民族在自力更生基础上自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的坚强决心和能力。前面讲的我们国家“两弹一星”的成功升天，说明我们走出了一条不同于其他核大国发展尖端科技事业的新路子。这条新路子包括设计研制，生产管理，领导作风三个方面。在这三方面都贯穿着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这里，我们讲领导作风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也举两位光荣代表：

先讲钱三强。他是在国内从事核物理研究的第一位科学家。1937 年他从清华大学赴法留学，师从居里夫妇（著名科学家居里夫人的女儿女婿），在“核裂变”方面取得突出成就，是许多交叉学科和横断性学科的倡导者。他发现重原子核三分裂和四分裂现象，并对三分裂机制作出合理解释，深化了对裂变反应的认识。1948 年他和夫人何泽慧回国后创建近代物理研究所（后为原子能研究所），继续从事原子核物理研究。短短几年，该所就从建所初期的十几个人增加到150 多人。彭桓武、赵忠尧、邓稼先等都在他领导下工作过。1955 年，党中央决定发展原子能事业，他被委以重任，担任二机部（核工业部）副部长，负责制定原子能发展规划。他对发展我国的原子能事业非常用心。他说过：科学家们发现，在任何一种物质里面，就是它的所谓原子核里面，包含着巨大的能力，从原子核里面取出大量的能，这将帮助人类大大的提高生产，改变生活面貌，也将把人类社会带进一个新的时代。1960 年，苏联毁约、撤人后，中央决定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发展原子弹，他担负起技术上的总负责人、总设计师。张劲夫说：有人总认为钱三强自己没参加具体的研究工作，我则认为如果没有他做学术组织工作，如果不是他十分内行地及早提出这些方案与课题，我们怎么能赶上和超过别人呢。他懂行，组织和协调能力很强，能提出题目来，让科学院各个所来配合承担任务。原子弹爆炸试验数据的采集，科学院去做了很多工作。那个试验基地，条件很艰苦，中国科学院好多所，都派人参加试验了。在原子弹研制过程中，中国科学院提供的计算机，从最低级最原始的，一秒钟才运算几十次的电子管的，到第二代晶体管的计算机，每秒数十万次，为核弹的研制加速计算做了重要贡献。外国专家对这样的计算机不以为然，认为用运行速度只有每秒几十万次的老式计算机编制地球同步卫星轨道程序，不可能！中国发射试验的成功，硬是将“不可能”变成了“可能”。钱学森评价道：中国固体火箭发动机取得的成绩，完全是靠自力更生得来的，没有外国援助，没有经过仿制的阶段。这是一个伟大的成绩，是中华民族的骄傲。钱三强还有一个突出优点，就是只求奉献不求索取，胸怀开阔，勇挑重担，甘为人梯，敢于提拔年轻人。在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和第一颗氢弹研制过程中，包括邓稼先在内的大量骨干都是他推荐的。据称，诺贝尔奖得主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说：钱三强知人善任，是他大胆起用年仅26岁的邓稼先出任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总设计师。钱三强独具慧眼的睿智和超凡的组织才能，促成了中国原子弹的爆炸成功。

再讲程开甲。他是我国指挥核试验次数最多的科学家，人们称他为“核司令”。他同样是钱三强推荐的，并同钱三强一起成为中国核试验科学技术的领头人。程开甲在高中和大学学习期间就表现出特别强的研究能力，发表过多篇论文，被推荐到英国爱丁堡大学留学，成为德国物理学大师玻恩教授的学生。他获得博士学位后，任英国皇家化学工业研究所研究员。1949年新中国成立，他谢绝导师挽留，于1950年回到百废待兴的祖国，先后在浙江大学、南京大学任教。1956 年，他参与了周恩来直接领导制定的12 年科学规划。1960年，他调任二机部第九研究院副院长，参加原子弹的研制，分管状态方程理论研究和爆轰物理研究工作。1962 年夏，他调至国防科委，任国防科委核试验基地研究所副所长、所长。1963 年他进入罗布泊后就一直在最前线直接指挥核试验爆炸。1964 年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最初是用飞机投掷的空爆方案，他认为空爆会增加测试同步和瞄准上的困难，不容易测量原子弹的各种效应；再则，保证投弹飞机安全的难度太大。经过精心计算，提出采用百米高塔爆炸原子弹方案，为领导部门采纳。原子弹爆炸成功后，周恩来电话问道：你们能肯定这是核爆炸吗？大家的目光转向大专家程开甲，他根据压力测量仪记录数据推算，坚定地说：“是核爆炸，没错！”几小时后，防化兵进入爆心处，发现那座用无缝钢管焊成的、重80 吨、高102米的铁塔，在原子弹爆炸中竟化为一堆细细的“面条”。现场情况证明程开甲采用塔爆方案是正确的。为了尽快获得爆心第一手数据，他不顾高温、高辐射，还可能坍塌的危险，爬进直径只有80 厘米的小管洞中取出了自动控制系统在瞬间启动千台仪器获得的核爆炸全部数据。这是其他任何核大国都没有做到的。我国能掌握核弹爆炸的珍贵资料，作为技术负责人的程开甲功不可没。特别难能可贵的是，为了使试验做到周恩来提出的“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要求，从1963 年到1985 年，他举家搬迁到核试验基地生活工作，在最前线直接指挥核试验爆炸。在这20 多年间，他主持试验作出决策，进行核试验及测试的全局技术工作和研究，解决了许多具体关键问题，为开创我国核武器研究和核试验事业，倾注了全部才智。他系统阐明了大气层核爆炸和地下核爆炸过程的物理现象及其产生、发展规律，并在历次核试验中不断验证完善。他创立核爆炸效应研究领域，建立完善不同方式核试验的技术路线、安全规范和技术措施，保障了中国核武器设计改进和作战运用。他筹划的30 多次各种类型的核试验都获得成功，作为我国指挥核试验次数最多的科学家，也成为我国核试验技术的重要创建者和领路人。2019 年，他当选2018 年度“感动中国”十大人物。颁奖晚会上，给他的颁奖词写道：空投、平洞、竖井；朔风、野地、黄沙。戈壁寒暑成大器，于无声处起惊雷。一片赤诚，一生奉献，一切都和祖国紧紧相连。黄沙百战穿金甲，甲光向日金鳞开。这是程开甲老将军献身“两弹一星”辉煌事业的生动写照。

3.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精神

“两弹一星”是国家工程，必须依靠集体力量，进行大协作才能完成这个宏伟任务。在研制“两弹一星”过程中，中央专委统一领导全国有关地区、部门、科研机构、高等院校；组织广大科技专家、工程技术人员、后勤保障人员，以及解放军指战员，团结协作，群策群力，求真务实，大胆创新，终于突破一系列重大难点，使我国科研能力实现质的飞跃。他们勇于登攀高峰的科学精神，为中华民族的文明创造史书写了新的篇章。这里也举两位代表作论述：

先论任新民。他是在新中国成立之际（1949年8 月）最早从美国回来的科学家之一。1945 年他赴美国密歇根大学研究院留学，获得工程力学博士。回国后在上海工作。他晚年回忆说，他和航天结缘于一封电报。1952 年，任新民在华东军区军事科学室担任研究员，突然有一天，一封电报通知他去北京。在那里，陈赓将军接见了他，邀请他参与协助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创建工作，随后被任命为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炮兵工程系教育副主任兼火箭教研室主任，当时他从美国回国不到3 年。1955 年他被授予技术上校军衔。1956年，归国不久的钱学森组建中国导弹的专门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钱学森邀请任新民一起创建中国的航天事业，任新民欣然答应。从此，任新民开启了自己与中国航天事业共生、共荣、共奋进的“航天人生”。由于“伯乐之遇”，他也与钱学森结下“亦师亦友”的深厚情谊。1965 年，他调任第七机械工业部一院副院长兼液体发动机研究所所长，1974 年3 月底，他参与制定的《关于发展卫星通信问题的报告》得到中央批复，由此拉开中国航天史上的代号为“331”的通信卫星工程大幕。1975 年6 月，他被任命为七机部副部长。他长期从事导弹与航天型号研制工作，在液体发动机和型号总体技术上贡献卓著，是航天技术与液体火箭发动机技术专家，领导和参加了第一个自行设计的液体中近程弹道式地对地导弹液体火箭发动机的研制；曾作为运载火箭的技术负责人参与领导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的发射。1970 年4 月，他和钱学森乘专机从发射场飞抵北京，向周恩来作“长征一号”与“东方红一号”发射前的最后汇报。那年五一劳动节，他与钱学森等在天安门城楼受到毛泽东亲切接见。任新民躲在人群后面，周恩来发现了：任新民同志，请到前边来，不要老往后边躲，你的座位在我这边。周恩来向毛泽东介绍说，他们就是我们放卫星的人。毛泽东赞叹道：“了不起啊，了不起！”2008年，93岁高龄的任新民谈起这次接见说：“接见在晚上，西哈努克亲王在场。我们科研人员组了一个团。接见时，我恰好就在后面。我国航天事业是集体的事业，个人的作用很小很小，只有集体协作才会有所成就。”这就是国之大者科学家的风采。任新民担任试验卫星通信、实用卫星通信、风云一号气象卫星、发射外国卫星等六项大型航天工程的总设计师。2006 年10月，我国航天事业创建50 周年纪念日之际，他与钱学森等5 位专家获得中国航天科工集团颁发的“中国航天事业五十年最高荣誉奖”。他是我国导弹与航天技术的重要开拓者之一，主持研制和发射过许多类型的卫星，被航天界尊称为“老老总”“总总师”，并与屠守锷、黄纬禄、梁守槃并称“中国航天四老”。2017年2月12日，他作为“中国航天四老”的最后一位“老老”逝世，享年102岁。

再论彭桓武。他1935 年20 岁毕业于清华大学，同年入清华大学物理系研究生院，1938 年赴英国爱丁堡大学留学，师从著名物理学家马克斯·玻恩，从事固体物理、量子场论等理论研究，1940 年获英国爱丁堡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41 年8月后，曾两度在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薛定谔任所长的爱尔兰都柏林高等研究院理论物理研究所从事研究，与海特勒、哈密顿合作发表一系列论文，综合介子场的研究成果对宇宙线现象进行较系统的解释。这些成果中最著名的一部分是以三人姓名首个字母命名的HHP 理论。这一理论成果发展了量子跃迁几率的理论，用能谱强度首次解释宇宙线的能量分布和空间分布等。1945 年，他与导师玻恩合作，进行关于场的量子力学与统计力学的一系列探索性工作，两人共获爱丁堡皇家学会的麦克杜格尔—布里斯班奖。同年夏，他获得爱丁堡大学科学博士学位，成为中国科学家中少有的双博士。他1947年回国，在云南大学任教。1948 年当选为爱尔兰皇家科学院院士。1949 年5月，借道香港回到北京清华大学。随后，他与钱三强等一起创办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研究所研究员兼副所长。1955 年10 月至1956 年4月，赴苏联莫斯科热工研究所实习反应堆理论。他长期从事理论物理的基础与应用研究，在中子物理、辐射流体力学、凝聚态物理、爆轰物理等多个学科领域取得了重要成果；对分子结构提出过新的处理方法，在量子多体问题研究中提出自洽场的推广理论；还开展了关于原子核、钢锭快速加热工艺、反应堆理论和工程设计以及临界安全等多方面研究，对我国原子能科学事业做了许多开创性工作。他作为理论物理学大家，与力学研究大家的郭永怀和实验物理学大家王淦昌一起，被认为我国核武器研究的最初三大支柱。从20 世纪50 年代中期开始，他参与了我国原子能物理和原子弹、氢弹以及战略核武器的理论研究和设计方案的制定，对我国第一代原子弹和氢弹的研究和理论设计作出了重要贡献。他还是我国核潜艇动力方案的领导者，参加了我国第一次地下核试验的理论领导工作。三年困难时期，他在核试验基地经受了高度饥饿、高原反应的考验，患了浮肿病，双脚肿得老粗，穿不进鞋，只好提在手里光着脚走路，仍坚持研究和指导试验。他是多学科领域的大家，获得过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等多项大奖，不愧为“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得主。

“两弹一星”精神内涵既广博又深厚，这里枚举几位科学家只是作为代表来进行解读，无疑会挂一漏万。但仅此足以说明“两弹一星”精神是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精神和科学精神的生动体现，彰显了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的坚强决心和卓越能力，是中国人民在20世纪创造的并在21 世纪得到赓续和弘扬的宝贵精神财富。

（三）“两弹一星”精神的时代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谈到“两弹一星”精神及其时代价值。2022 年4 月12 日他在海南视察文昌航天发射场时发表讲话，指出：“要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坚持面向世界航天发展前沿、面向国家航天重大战略需求，强化使命担当，勇于创新突破。”他还指出：“要以民族复兴为己任，追求卓越，报效祖国和人民，努力为早日实现航天梦、中国梦作出更大贡献。”［17］对于“两弹一星”精神时代价值，可以从多个维度解读。本文试图从三个方面进行体悟：

1.新时代航天工作者要以老一代航天人为榜样，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加快建设航天强国

新时代弘扬“两弹一星”精神，首先是新时代的航天工作者要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新时代的航天事业任重道远，2020 年4 月，习近平在他提议设立“中国航天日”第五个纪念日和“东方红一号”卫星成功发射50周年之际，给参与“东方红一号”任务老科学家孙家栋、王希季等同志的回信写道：“作为‘东方红一号’任务的参与者，你们青春年华投身祖国航天事业，耄耋之年仍心系祖国航天未来，让我深受感动。50 年前，‘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成功，我在陕北梁家河听到这一消息十分激动。当年，你们发愤图强、埋头苦干，创造了令全国各族人民自豪的非凡成就，彰显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伟大精神。老一代航天人的功勋已经牢牢铭刻在新中国史册上。不管条件如何变化，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志气不能丢。新时代的航天工作者要以老一代航天人为榜样，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敢于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勇于攀登航天科技高峰，让中国人探索太空的脚步迈得更稳更远，早日实现建设航天强国的伟大梦想。”［18］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时代以来，我国的航天事业快速发展，取得举世惊人成就。新时代的航天人圆满完成月球采样返回任务、着陆火星等任务，正式开通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自主建造、独立运行的中国空间站支持航天员长期驻留。特别是我国航天事业突破多个“首次”，神舟十三号首次验证了径向交会对接技术，首次利用空间站机械臂操作大型在轨飞行器进行转位试验；天舟五号首次实现两小时自主快速交会对接在轨空间站，创造了世界纪录；神舟十五号与神舟十四号航天员乘组“太空会师”，完成中国航天史上首次航天员乘组的在轨轮换，等等。但是，前面的路还很长，任务繁重。仅“十四五”规划的五年就有全面建成并运营中国空间站、实施探月工程四期、深化载人登月方案论证、完成火星采样返回、木星系探测、研制发射新一代载人运载火箭等多重任务。这些都需要新时代航天人继续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以老一代航天人为榜样，努力探索浩瀚宇宙，为早日建成航天强国、实现“嫦娥奔月”“夸父追日”的伟大梦想而不懈奋斗。

2.新时代广大科技工作者要以老一代航天人为榜样，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加快建设科技强国

新中国成立以来70 多年，我国从一穷二白的贫弱状况发展到当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用几十年时间走完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在不少方面赶上甚至超过一些发达国家达到的现代化水平。其中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对经济社会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两弹一星”是我们国家进入科技现代化大国的重要标识。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坚持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通过全社会共同努力，我国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重大创新成果竞相涌现，一些前沿领域开始进入并跑、领跑阶段，科技实力正在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但是，国内外因素迫切需要我们加快建设科技强国步伐。最重要的有两大因素：一是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发展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发生深刻复杂变化，对加快建设科技强国提出了更为迫切的要求。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需要强大科技支撑；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国内大循环，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主线，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水平，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也迫切需要科技创新。二是我国的科技成就虽然异常显著，但同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还是明显的。我国的科技发展在某些领域是领先的，但在许多领域是滞后的，很多“卡脖子”技术问题，成为制约我国科技创新发展的关键。这个现状，迫切需要加快解决制约科技创新发展的钥匙。习近平指出：“很多‘卡脖子’技术问题，根子是基础理论研究跟不上，源头和底层的东西没有搞清楚。”这又与一个时期的急功近利、追求短平快、迷信国际市场分工论有很大关系。这就要狠抓科技体制改革和创新体系建设，进行优化组合，克服分散、低效、重复的弊端，“在激烈的国际竞争面前，在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上升的大背景下，我们必须走出适合国情的创新路子，特别是要把原始创新能力提升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努力实现更多‘从0到1’的突破。”［19］习近平还特别强调，要狠抓科技工作者的思想建设，发扬科学家精神。他指出：党中央在2019 年5 月专门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的意见》，要求大力弘扬胸怀祖国、服务人民的爱国精神，勇攀高峰、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追求真理、严谨治学的求实精神，淡泊名利、潜心研究的奉献精神，集智攻关、团结协作的协同精神，甘为人梯、奖掖后学的育人精神。广大科技工作者要肩负起历史赋予的科技创新重任，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秉持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至上，继承和发扬老一辈科学家胸怀祖国、服务人民的优秀品质，弘扬“两弹一星”精神，主动肩负起历史重任，把自己的科学追求融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事业中去，“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不断向科学技术广度和深度进军”［19］。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是新时代广大科技工作者加快建设科技强国的历史需要。

3.党带领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坚持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为在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不懈奋斗

“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党的二十大报告一个非常突出的理论亮点。这个命题进一步强化了中国式现代化对于推进民族复兴中国梦的巨大作用。在2023年2月7日的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上，习近平指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党的二十大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最新重大成果。”［20］习近平之所以对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作出这样高度的评价，是因为中国式现代化是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重大成果。特别是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经验和当今的时代要求，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维度对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作了科学概括，初步构建起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使中国式现代化更加清晰、更加科学、更加可感可行，成为中国人民在本世纪中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行动指针。习近平多次指出：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但是，“行百里者半九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全党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21］11我国人民在中国式现代化前进道路上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然会遇到各种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风险挑战、艰难险阻甚至惊涛骇浪，必须时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这就需要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像老一辈航天人那样，在极端恶劣的环境和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定不移地“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正确思想的精神力量是无敌的。它一旦被广大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战胜各种艰难险阻的强大物质力量。“两弹一星”精神蕴含的深刻内涵，是半个多世纪前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两弹一星”伟大成就的强大精神动力。在21 世纪的今天，它同样会成为我们党带领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坚持中国式现代化，在本世纪中叶为全面建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持续奋斗的强大精神动力。

周恩来生前说过：我们必须赶上世界先进科学水平。当我们向前赶的时候，别人也在继续迅速地前进。我们必须在这个方面付出最紧张的劳动，努力学习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才能有强大的先进的经济力量，才能有巩固的现代化国防，才能使我们的科学技术赶上世界先进水平［2］539-540。上天的“两弹一星”工程，是我国赶上世界先进科学水平的良好开端。物质的原子弹正在变成精神的原子弹，新的精神原子弹也会转化成新的物质原子弹。弘扬上天工程铸就的“两弹一星”精神，将是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为在新中国成立100 周年之际，全面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精神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