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云峰

（黄山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黄山 245041）

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为了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调查研究工作。关于抗日根据地的调查研究工作，近年来学术界出现了一些成果①。这些成果主要侧重于论述根据地社会调查的方法和意义，而对开展社会调查的深层原因及社会调查与政策调整之间的关系论述不多，且研究的区域以华北较多。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在抗战时期开展了大量调查研究，新四军中的调研人员也具有较高的文化知识和专业水准，但目前学术界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还相对薄弱。他们通过调研，撰写了许多具有典型性的调研报告，丰富了中国共产党开展调查研究的策略与方法。因此，开展对该问题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开展调查研究的必要性

（一）适应主要矛盾转化的需要

全面抗战爆发以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国共两党实现合作抗日。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和新四军面临的斗争形势和环境较土地革命时期发生了较大变化。比如对地主的政策，由过去打土豪、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改变为减租减息的政策。毛泽东在为《农村调查》 一书所作的序言——《没有调查者没有发言权》中指出：“现在党的政策，不是内战时期那样的土地革命政策，而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1］强调为了适应形势和环境的变化，必须进行充分的调查研究。1941 年8 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指出：“抗战以来，我党在了解日本、了解国民党、了解社会情况诸方面是大进了一步，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作风也减少了。但所了解者仍然多属粗枝大叶的、漫画式的，缺乏系统的周密的了解，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的作风并未彻底消灭。”因此，党中央要求：“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独立区域的区委或省委，八路军、新四军之高级机关，各根据地高级政府，均须设置调查研究机关，收集有关该地敌友我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社会阶级关系各方面材料，加以研究，以为各该地工作的直接助手，同时供给中央以材料。”［2］360-361在这样的背景下，只有加强调查研究，了解当地阶级阶层、人民生产生活等情况，才能为制定正确的政策策略提供依据。1938 年初，新四军集中整编不久，就在安徽泾县组织了农村经济调查委员会，由薛暮桥任主任。调查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是从各单位里调来的。如许坦克、周沂、陶白、郑铁鹰、周雯、孙晓梅、陈西桥等。薛暮桥指出：成立这个委员会很重要，“一是调查社会各阶层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倾向，便于更好地进行统一战线工作；二是调查社会上反动封建迷信道门的活动，以利我们掌握准确的打击对象。三是调查皖南地区地主、富农、高利贷者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和敲诈情况。”［3］469只有深入掌握根据地实际情况，才能适应斗争环境变化，为制定政策提供依据。这一时期，按照中央的指示，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开展了广泛的社会调查。

（二）解决革命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的需要

随着抗日战争进入到战略相持阶段，日本对华政策发生调整，对国民党以政治诱降为主，以军事打击为辅，腾出手来重点进攻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国民党的抗日态度也渐趋消极，把主要的力量用于限共、反共。党领导的敌后根据地遭遇空前困难。比如，不少地区减租减息未能彻底推行，一些地主对减租减息采取拖延、抵制的办法。在救国公粮征收过程中也存在隐瞒田亩、收获的现象。又如，泗阳县在查租过程中就发现减租不彻底的现象。白天把租户租子减了，粮食也扛到佃户家里了，可是夜里佃户又悄悄送回地主家了［4］254。面对减租不彻底，农民不积极配合减租这些问题，需要开展深入的调查研究来解决。为此，党中央发出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号召，寻找解决问题，推动工作的办法，战胜革命中的困难。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响应党的号召，中央机关、各团体、各根据地先后都组织调查团等，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如张闻天率领调查团赴陕北、晋西北农村开展了长达一年多的调查研究，撰写了著名的《张闻天陕晋调查》。为了坚持抗战，巩固根据地，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也开展了广泛的调查研究工作。

（三）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需要

全面抗战爆发以后，党员的数量快速增长。但是，在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数量比较高的党内还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革命战争中长期形成的“左”和右的思想还未彻底清除。教条主义、主观主义等错误作风还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王明在担任长江局书记期间，虽然在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宣传党的主张与扩大党的影响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但由于他奉行“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于统一战线”的路线，给华中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后，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影响虽逐步被消除，但新四军和华中地方党的建设仍存在不少问题。如，泗阳县杨岗乡干部在查租中不深入细致，存在太平观念。不少同志采取“溜门子”式的查租，他们问农民“你种谁的地，减没有？”农民回答“减租了，都减过了”［4］257-258。这种粗略的调研方式很难掌握租佃关系的真相。为了整顿党的作风，延安整风运动提出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其中，调查研究是克服主观主义的重要途径。毛泽东在《没有调查者没有发言权》中指出：“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调查社会各阶级的生动情况。普遍调查是不可能也不需要的，有意识有计划地抓住几个城市、几个乡村，用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阶级分析的方法，作几次周密的调查， 乃是了解情况的最基本的方法。”［1］7891942 年4 月，中共中央华中局宣传部发出了《关于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及讨论中央决议的通知》，该通知指出：“调查研究工作是决定党的政策与改进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是克服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以加强党性的严重步骤。”［5］173苏北区党委路北特委《克服调查研究工作中几种不良倾向》一文指出：“我们的调查研究工作，是反对主观主义的武器，是掌握马列主义武器的一个捷径，是一把宝贵的锁匙。我们只有在调查研究过程中，才能认识并学会应用马列主义的武器。”［6］为了加强党的建设，克服主观主义，培养党员干部实事求是、联系群众的作风，也必须加强调查研究。

二、华中抗日根据地开展的调查研究及其内容

为了更好地开展对敌斗争，巩固根据地，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开展了广泛的调查研究，较为著名的有淮南抗日根据地的《安乐乡调查》、淮北抗日根据地的《淮北农村调查》、阜东县《长兴乡调查》、鄂豫边区《巡检司乡梅保调查》《涟水县的闸口乡——农村调查资料》《盐阜区客堂、顺集、瓦滩、鲁桥四乡民兵调查》等等。

1943 年5 月，淮南路东根据地召开了新铺会议。新铺会议召开后，淮南区党委根据整风精神，派出方毅、刘顺元、张劲夫、李世农等四位负责同志率领30 多名干部深入基层，一面帮助县委工作，一面选择了殿发乡、安乐乡、七贤乡、桑园乡进行典型调查，共收集了30余万字的材料。《安乐乡调查》就是方毅整理了调查材料以后，于1943 年12 月写成的调查报告。该报告的内容包括：第一章“环境及人口”，第二章“过去与现在的土地关系和剥削关系”，第三章“民主政权建设过程中的各阶级”，第四章“土地查登，土地税与救国公粮”，第五章“一般人民的负担”，第六章“旧政权与民众政权下群众生活比较”，第七章“支部与支部工作”，第八章“乡政府与乡政府工作”，第九章“乡农抗会与农抗会工作”，第十章“其他群众团体的活动”，第十一章“扩军与优抗”，第十二章“各阶层中几个典型人物略传”。可以看出，该调查报告对安乐乡的历史沿革、风土人情、根据地政权建设、经济建设、党的建设、群众团体、人民生活等情况进行了详细地调查。以该乡的减租减息政策为例，报告列举了高利贷剥削的种类有“月利、粮利、粮食青子、麦青利、放豆饼、转风钱、猪利、借钱还工”等，并介绍了根据地分半减息的法令及执行情况。报告还列举了一些贫雇农在减租减息政策实行后，生活得到了改善。“如农抗会理事长，过去全家帮工，现在已上升为富裕的中农了。”［7］356调查人员还了解了当地的地主在减租减息、公粮征收等工作中的表现，如地主何良甫，表面上很开明，实际上对民主政府极端仇视。深入的调查研究，为制定和采取正确的斗争策略提供了依据。

《淮北农村调查》也是华中根据地比较具有代表性意义的调查报告。1942 年延安整风运动开展后，党中央发布了加强调查研究工作的决定。华中局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提出要在华中地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为贯彻党中央和华中局指示精神，淮北区党委选择了若干个乡、区进行了农村调查，参加调查工作的有赵敏、张维城、潘琪、曾谋、王允昭、苏韦、江风等人。其中选择的区域有二联乡、苗桥区、苗桥乡等，调查指定由江风负责。调查报告包括《二联乡调查》《二联乡支部调查》《苗桥区调查》和《苗桥乡调查》等。如《二联乡调查》的内容就包括“自然环境、地形、物产、交通”，“政治区划、人口和阶级区分状况”，“旧有土地关系”，“旧有剥削关系”，“旧时政治状况与社会状况”，“抗日民主政权建设与群众运动发展过程”，“剥削关系的变化”，“土地关系的变化”，“阶级变化”，“各阶层经济生活和生产方法的变化”，“人民生活的变化”，“人民负担的今昔比较”等等。

根据地除了对基层政权进行了综合调查研究，还对许多问题进行了专题调查，形成了专题调查报告。如关于部队的巩固工作，新四军各师都进行了深入调研，并在部队和根据地举办的报刊上登载了调研报告，供部队学习借鉴。如《抗敌》杂志刊登《巩固部队的初步研究》一文，新四军第二师政治部调研组在《建军》杂志发表了《对于战士一般情况的初步研究》一文，《建军》杂志刊载了王恨的《巩固部队的模范连》、邓海清的《一个支部在巩固工作上的几点经验》等调研报告，《先锋》杂志刊载了陈友仁的《廿四团的巩固部队工作》、杨光隆的《四连的巩固工作》等等。由上述调查报告可以看出，士兵的巩固工作是当时各部队面临的重要问题。为了帮助新兵适应连队生活，克服部队中出现的逃亡、离队等现象，部队开展了深入调查研究，分析了影响部队巩固的原因，并提出了相应的措施和办法，从而为搞好部队政治工作、军事训练、家属的优待等工作提供了基本遵循。如彭冲在《巩固新战士工作研究》的报告中分析了新战士的特性，“热情高，感情重，喜欢争面子”，“诚实，担子小，做事认真”，“关怀家庭，易生苦闷”，“散漫，保守，重迷信”等等。针对这些特点，他提出了几种巩固新战士的办法：大会欢迎与小组介绍相结合，优待新战士，要求战士遵守部队纪律，选派代表返籍慰问、实行看兵制等等［8］。此外，淮北根据地还对水利建设工作进行了调查研究，形成了《人字头坝及淮宝大堆的调查研究报告》。由此可见，调查研究的方法被广泛地运用于根据地的军政及其他方面的建设。

三、调查研究的方法

调查研究需要采用适当方法，遵循一定原则，才能收到良好效果。在开展调查研究过程中，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总结了一套方法和原则，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党关于调查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一）开展专题调研

这一时期，新四军和根据地开展了一系列专题调研。专题调研的目的是掌握一个区域的具体情况或了解某一方面的工作情况。新四军农村经济调查委员会的调查，由各组带着专题下乡调研，返回整理，集体讨论成文后，再请首长来听汇报做指示。调查委员会的郑铁鹰曾和许坦克、许晓梅分在一个小组，住在一位有爱国热情的中学教师家里，通过他接近一些开明人士，每次调查20多天至1个月后返回互相交流材料。新四军农村经济调查委员会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形成了一系列有价值的调研报告，如《皖南农村经济管窥》《皖南农村经济的副业与手工业》《皖南租佃关系一瞥》《皖南农村借贷制度一斑》《皖南土地分配缩影》等。这些调研为新四军和抗日民主政府制定政策提供了依据，随后，1938 年10 月，新四军第一支队政治部发布了《关于减轻租息的办法》，在根据地逐步推行减租减息政策。淮北区党委宣传部长冯定在《支委应该了解调查研究的问题》报告中列举了支委在调查研究工作中应该了解的内容，包括：“关于支部情况”“关于政权情况”“关于群众团体情况”“关于民兵情况”。应该精细调查的内容包括：“关于所在乡的地理情况”“关于所在乡的人事情况”“关于所在乡的经济情况”“关于所在乡的政治情况”“关于所在乡的文化情况”等［9］。此外，作者还提出，应该对政区划分、政权机构、党的组织、干部、教育和学习等问题进行深刻研究。这些专题调研为根据地减租减息、政权建设、士兵动员、民运工作、统一战线等政策制定提供了现实的依据，有利于减少工作的盲目性，提高工作实效。

（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

要想获得真实的调查材料，必须走群众路线，深入群众，深入基层。毛泽东在《没有调查者没有发言权》中指出：“要做这件事，第一是眼睛向下，不要只是昂首望天，没有眼睛向下的兴趣与决心，是一辈子也不会真正懂得中国事情的。”［1］新四军农村经济调查委员会的战士经常分头外出，与群众共同生活、共同劳动，用聊天的方式收集材料。调查人员什么活都干，什么苦都吃，获得了群众的信任，听到了群众的知心话。比如，有的地方群众是烧牛粪的，一堆牛粪倒上水后，参加调研的战士们便争着脱掉鞋袜，用双脚拼命地踩和着，再把牛粪分成一团一团，糊在墙上压扁，晒干。战士们与群众同甘共苦，得到了群众信任。村民认为新四军里面能人多，村子里有人要分家，也要把新四军干部请去，替他们立字据，还要像“娘舅”似的坐上席做证人［3］470。新四军第二师连队工作调查组在《第一次调查研究工作方法总结》报告中提出：“亲自参加连队一切活动。有计划地找对象谈话。看连队一天有些什么问题。召开必要的调查会。总之，只要有，你就收，去其不要的。”［10］淮南行署在安乐乡开展调查时，时任行署主任方毅带领曾宇、施锦友、孟家芹、王伟等10多人进驻安乐乡。他们深入乡村，吃住在农户家里。方毅一直吃住在农民高义兄弟家里近3 个月，他们以谦虚谨慎、认真负责的态度，采取个别调查、个别访问、开调查会等方式，认真向工人、农民、地主、士绅等各阶层人士开展调查，听取他们的意见，然后把零散的意见集中起来，再举行联合调查会，对收集的材料进行审核研究，得出正确的结论［11］166。通过深入群众、深入基层，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的调查人员获得了具体而真实的调查资料，确保了调查工作的成效。

（三）将普遍性与典型性相结合

薛暮桥在山东抗日根据地工作期间撰写的《怎样改进调查研究工作》一文，提出了“从个别到一般，从典型到全面”的调查计划。他提到：“新四军在皖南所进行的政治经济调查也是采取类似的方法。首先抽调十余个略有社会科学理论修养和乡村工作经验的知识分子，组织一个调查工作队，给以两星期的专门训练，替他们准备好一个比较详细的调查提纲。做了一个月的调查以后，回来检查材料，总结经验。再来两个星期的业务学习。这样经过一年时间，完成了4个县（当时皖南新四军的全部防区）的调查工作。并使大多数的同志学会了调查，整理材料以至编制报告的全套方法。”［12］农村经济调查委员会通过对皖南农村的调查，掌握了皖南农村借贷关系的概况。如《皖南农村借贷制度一斑》的报告提到“南陵的五保中，一般的债户都在开展总户的半数以上。甚至如鹅岭乡二八保的债户，为总数的93.3%。借粮食的，如何合乡二三保，为66.7%；三里店十三保、童村乡四四保、鹅岭乡二八保都为83%以上。唯黄山乡三六保，有特殊原因例外。”［13］419通过这个报告，可以看出：皖南乡村一般农户的负债率较高。该报告还提到了黄山乡三六保为产丹皮的山地村，无粮食可借，所以负债水平与其他村庄稍有不同。在调查研究中还总结出了其他诸多行之有效的调研方法。如韦健雄在《农村经济的调查和统计》报告中列举了几种调查方法：概况调查、挨户调查、选样调查、通讯调查等。他还就调查前的周密计划和调查后的详细整理问题，专门针对“怎样编制调查表格”和“怎样分类统计”等进行了论述，对调查研究的具体方案进行了讨论［14］41-48。

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针对不同的调研问题、调研对象采取了灵活多样的调查方法，为丰富和完善中国共产党的调查研究理论提供了实践基础。

四、调查的原则和策略

调查研究工作除必须采取正确的方法之外，还要遵循一定的原则，讲究策略，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得出客观的结论。

（一）注重客观全面

《二联乡调查》的作者江风就指出：“作调查，就应该把事物的光明的一面与阴暗面完全观察出来，这样才算全面、客观地观察了事物。譬如在二联乡的阶级变化中，贫农迅速上升，这是阶级变化的光明面，但中农上升很少，则是我们在改造农村中尚有不足之处的表现。”［15］5在淮北抗日根据地的公粮征收工作中，孟东波提到，某些同志由于调查工作不深入，听了某些不明大义的人士或保甲长的虚报，轻易地得出了负担过重的结论。在刘圩乡双咀集的工作人员，只进行了粗枝大叶的调查，拿虚报的数字就轻易地作出上等户要出30%，中等户要出50%，下等户要出40%的结论。某些不明大义的人士到处诉苦，引起民众不安的情绪。后来经过艰苦深入的调查，发现征收公粮中存在业户隐瞒田亩和收获的情况，按公署的征收标准（上等户12%，中等户8%，下等户5%） 征收，全保只超过原定征收额的1 石粮［13］23-24。这证明负担是合理的。如果不经过客观、全面的调查研究，就无法完成公粮的征收任务，也难以有效地动员民众支持抗战。赵汝山在《连队调研工作的点滴经验》一文中曾谈到，有一个调查连队工作的同志，去了解×支部的组织生活，有一个党员反映“我们这一组里，可一次小组会都不曾开过”，因此当他总结工作的时候，就凭这一材料，给该支部以组织生活不健全的批评。之后，支书告以实情，原来该小组的组织生活还是经常的。那位反映情况的党员有一次恰巧他放哨的时候未能参加，还有一次是因为他做采买外出。因此赵汝山提出，“要从矛盾的双方面来看问题”［16］。强调在调查研究中要客观全面，确保调研数据真实可靠。

（二）透过现象看本质

调查研究中，对事物的认识往往是由浅入深。新四军皖南农村经济调查委员会通过对皖南农村副业与手工业的调查，不仅得出了副业衰落的结论，而且分析了副业衰落的原因包括“市场丧失、敌人的经济封锁和国民党当局的疏忽”。赵汝山在《连队调研工作的点滴经验》一文中提出“要做X光，不要做照相器（机）”，也就是提倡在调查研究中透过现象看本质。参与《淮北农村调查》的江风认为：“搜集到的材料，标明了一种现象，就必须再进一步去搜集材料，了解这种现象的本质或构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只有这样，我们的调查材料才能算深刻和有价值。光是现象罗列的材料，对于我们想依据调查结果，去改造农村或农村工作，仍是无济于事的。”［15］5例如，二联乡在调查中发现自耕农比过去吃多喝多，表面上看是生活改善了，实际上却是拼吃拼喝，不愿意扩大再生产的反常现象。在减租减息中，有的佃户在减租斗争中不敢与地主面对面斗争，甚至替地主打掩护。又如，淮北涡永县曹市乡：“牛宝坤、牛一鹏的佃户，经过大半天的说服教育，没有头绪，牛一鹏的佃户说：‘咱庄上（小郭庄）粮食都实报的，管你们调查’。牛宝坤佃户说：‘上次粮食少了不怪东家，是咱少报了，现在照实报，东家不会不照退的。’”［17］传统乡村社会，东佃之间存在着一定的人身依附关系，佃户从生存和经济生活的利害关系出发，对减租所得及风险会进行一定的权衡。在尚未确立优势地位的情况下，他们不敢轻易地与地主翻脸。要想真正地推行减租政策，就必须考虑到农民的这种顾虑，通过保障佃权为农民撑腰。

（三）调查要讲究策略

《先锋》杂志刊载的《论调查研究方法问题》一文提到：“不管是个别访问也好，是开调查会也好，都应当首先使对方了解我们调查的动机和目的，并须尽力消除其疑忌，我们的态度必须谦逊勤谨，和蔼可亲。开调查会时，人数不必多，但时间要充分。如果必须召集各阶级人物同时出席一个调查会议，则最好事先将其阶级或身份比较相同和相似的人，有计划分成若干组（如地主士绅资本家为一组，如工人农民等又为一组），分组举行调查会议，分别收集有关材料，最后始把他们合并起来，举行联合的调查会议，并从这种联合性的调查会上来审查研究和反复校对过去所有的材料，与收集新的材料。不经过这种过程，则彼此均受约束，要想收集正确材料，反不容易。”［18］这就说明，要想获得真实的调查结果，必须充分了解调查对象的立场、处境、心理等，消除其顾虑，才能了解他们的真实想法和诉求。

五、调查研究的意义

在党中央统一部署下，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围绕部队发展、根据地建设、各项政策法令的推行开展了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适应了敌后环境的变化，为各项工作提供了依据。调查研究的开展，也使得新四军和根据地面临的各种问题找到了根源和解决的办法。

（一）为政策的转变及调整提供了依据

鄂豫边区在通过对礼南第一乡第一保的调查研究中发现，群众对柴山很在意，称之为米罐子，靠山吃山。贫苦群众依靠卖柴为生。为了避免部队在生产节约运动中与群众的利益发生冲突，第五师规定：“部队烧饭，不许烧栗树，只许烧松树，部队为了生产烧炭时，可向富人买山，不要买穷人的山。”［19］515通过调查研究，新四军了解了群众的疾苦，采取了维护群众利益的做法，因而得到了根据地群众的支持。通过对该保的调查，工作人员还了解到，地主士绅在思想上是矛盾的。认为新四军比国军好，所以赞成新四军在当地坚持抗战。但他们又怕政治和经济上受到损失。特别是对于新四军是否实行分田地的政策，他们均无把握。针对地主阶级的这种顾虑，根据地采取了争取中间分子的政策，向他们多做宣传及解释工作，避免地主在农救组织中造谣破坏。淮南抗日根据地《天高劳动互助问题的调查报告》，不仅总结了天高县劳动互助的成绩与缺点，而且提出了巩固互助的办法，如工资要公平合理，要培养生产模范和劳动英雄，要注意互助的规模与形式，要注重对互助成员的教育，要做好互助的组织领导等等。各种调查研究的开展，为根据地政策的调整提供了切实的依据。

（二）克服了工作中的困难，推动了各项政策的执行

调查研究的广泛开展，弄清了工作中的难点及原因，也就为继续推动工作提供了参考。1943年春，淮南抗日根据地东庙区七贤乡高利贷很活跃，麦子一下场以后，债务纠纷就很多。根据地通过个别访问、开调查会、深入各村开展调查，弄清了什么人放债？多少人放债？什么人借债？并弄清了高利贷的种类、借贷手续、剥削程度等问题。通过研究，根据地认为，要减轻这种不合理的剥削，同时要照顾到和区别对待不同债主，不能机械执行分半给息的原则，以免造成今后的借贷停滞。经过少数先进积极分子的讨论，提出初步的办法，再分别到各村召集债户开会讨论，然后由债户代表最后讨论决定，由农抗会名义向政府建议，经过政府召集债主债户代表及士绅农抗代表开联合座谈会，一致通过了“让息还债办法”［20］259。按照新的还债办法，该乡的高利贷问题和债务纠纷得到了妥善解决。

（三）提高了干部的工作能力

郑铁鹰曾回忆新四军农村经济调查委员会工作的情形，在泾县、繁昌、铜陵、南陵等地，封建会门组织很多，有一次战士们在南陵县三里店不远的一个地方调查，住在农户家。晚上，雷雨大作，第二天早晨出门，只见路边一棵柳树被齐腰斩断，于是，有人说是因为村里来了不虔诚的人，电母雷公发怒劈断的。随即便有人瞪着眼看他们。突然，人群中有个十八九岁的小青年说，“这树不是劈的，是用锯子锯的”［3］471-472。于是，反动会道门利用迷信赶走调查员的企图被打破了。调研人员虽遇到种种困难，但依靠群众，克服了困难，增长了才干和阅历。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团员肖加亚在水东镇去拜访联保主任翟陶然和办事处文书翟大音，可他们除了照章办理供应粮食等纯粹事务性的事，对解决各救亡团体的筹备事宜一概推脱不办。当地群众也因为怕翟陶然而不敢与调研工作人员接近。经过艰苦的工作，发动群众，成立了各种抗日救亡组织，并通过合法斗争，撤换了反动的联保主任翟陶然［21］148-149调研人员在调查研究过程中战胜了种种困难，并在克服困难过程中提高了工作能力。

结 语

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通过开展深入的调查研究，及时转变与调整了政策策略，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及敌后各项事业的发展。与其他根据地的调查研究相比，新四军与华中根据地不少调查人员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和专业水准。如薛暮桥是著名经济学家，皖南农村经济调查组的成员不少是来自大城市的青年知识分子，形成的调研报告具有较强专业性。这些调查研究资料不仅为当时的党政机关制定和调整政策提供了依据，也为后人研究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历史风貌提供了翔实的史料。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开展调查研究的经验与方法，对当前开展主题教育和深入调查研究仍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

注释：

①主要成果有：朱庆跃的《抗战时期党的社会调查与群众工作本领的提升——以淮北抗日根据地调查文献为中心的分析》（《党的文献》2020 年第5 期）；马维强、行龙的《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在太行根据地社会调查刍论》（《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3期）；张文俊、张玮的《抗日根据地乡村社会阶层之流动——以1942 年张闻天兴县9 村调查资料为分析对象》（《抗日战争研究》2012年第3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