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华 王向花

（云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云南昆明 650500）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中国女子大学开学典礼上曾讲过：“假如中国没有占半数的妇女觉醒，中国的抗战是不会胜利的。”［1］中国抗战的胜利离不开广大妇女的觉醒，而妇女的觉醒离不开广泛的妇女动员。“三八”节纪念则是中共对妇女进行政治动员、推动妇女参加全民族抗战的重要方式。“三八”节是“三八”国际妇女节或国际劳动妇女节的简称，原是一个诞生于1910 年的国际性纪念日，传入国内后因其在推动中国革命发展和促进中国妇女解放方面的特殊意义与重要价值，中国共产党创立后就注意对“三八”节进行纪念。全面抗战爆发后，陕甘宁边区政府几乎每年发布“三八”节纪念活动决议，以此指导边区开展纪念活动。广大边区妇女在纪念活动的影响下觉醒，积极参与到抗日救亡的伟大斗争中。近年来，学术界相当重视抗战时期“三八”节的研究价值，较为集中关注其蕴含的政治内涵、基本特点、社会意义等①，但将“三八”节纪念与政治动员相联系的研究却甚为少见，现有成果只是在相关研究中顺带提及。鉴于此，本文拟回到抗日战争时期的历史语境，从政治动员的角度考察“三八”节纪念，从仪式动员、文艺动员、话语动员以及纪念活动中动员效能层面，探讨抗战时期“三八”节纪念与陕甘宁边区妇女动员的内在联系，以深化对中国最终赢得抗战胜利原因的认识。

一、仪式动员：“三八”节纪念活动的开展

纪念仪式表现为一套象征性与表演性、例行化与固定化的行为方式，具有强化秩序的功能。围绕某一纪念对象举行的一系列纪念活动，依仪式规定开展纪念，“能使具体纪念活动之间相互衔接，使纪念活动走向规范有序，增加纪念活动的庄重感、神圣感，强化纪念活动的整体效果”［2］382。纪念大会是最主要的一种纪念仪式，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三八”节纪念活动，普遍要求以召开纪念大会的形式进行。如1939 年2 月，陕甘宁边区妇联为纪念“三八”节发布通知，要求以“村、乡、区、市”为单位，召开群众的“三八”节纪念大会［3］41。1940 年2 月，中共中央在给各级党部的“三八”节纪念指示中提出，各地要举办“妇女运动大会”和“群众大会”。1941年2月，中共中央为纪念“三八”节给各级党委的指示中列出了多种纪念方式，其中也提到要举办“群众大会”［4］39。

全面抗战时期，在陕甘宁边区的“三八”节纪念大会上，有一整套讲话、表彰、检阅、展览等比较规范化的仪式流程，中共的革命意识随之渗入边区妇女的日常生活，提高了边区妇女的政治参与热情，进而实现了广泛的妇女动员。

一是领导人讲话。领导人在纪念大会上讲话、作报告是纪念活动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可以起到鼓舞士气、振奋人心的作用。中共充分利用“三八”节讲话进行妇女动员，号召广大女性参加民族解放斗争。1938年3月8日，延安举行了“三八”节纪念大会，朱德在大会演说中赞扬了妇女为支援抗日战争所做出的伟大成绩［5］113。1939 年3 月8 日，在延安举行了“三八”节纪念大会，毛泽东发表讲话，阐释了妇女解放与社会解放的关系，指明了妇女解放的根本途径［5］287。在1940 年延安“三八”节纪念大会上，毛泽东在讲话中强调：“我们现在妇女要开会，要讲话，要办事，妇女们要自由平等”，号召大家应当齐心合力，为争取全国妇女的自由平等而奋斗［3］83。1941 年3 月8日，在延安“三八”节纪念大会上，朱德在讲话中号召广大妇女积极参加抗战，“希望今年我们的女同志更努力更积极的参加各种抗战工作，以求得抗战之胜利以及本身更进一步的解放，尤其是在延安，今天环境更为急迫，日本帝国主义在隔河相对，顽固分子在周围封锁我们，今天情况非常紧张，同志们应该在生产建设运动上来进行一切战斗的准备，努力建设巩固陕甘宁边区，才能战胜敌人。”［6］292-2931942年3月8日，延安各界举行了“三八”节纪念大会，朱德出席并发表讲话，号召妇女参加生产，向苏联妇女看齐［5］17。1944年3月，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高岗在延安“三八”节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边区二百万人，妇女占一半就有一百万，除过老的小的不能生产外，大约还有二十五万妇女劳动力，如果把这一劳动力都组织起来，都和今天到会的女同志一样的纺线、做鞋，那么，我们边区财富就会更多增加了！”［6］348高岗的这番讲话，旨在动员全边区妇女积极参加劳动生产，在抗战中贡献自己的力量。

二是表彰妇女模范。典型有着直接、现实、形象的说服力，是人们行动的参照系。先进典型在群众中起着带头模范作用，运用先进典型来激发人们的赶超心理、规范人们行为，这是中共动员民众的传统方法。在陕甘宁边区，中共以“三八”节为契机表彰各行各业的妇女模范，树立先进典型。1940 年3 月8 日，在中国女子大学“三八”节纪念大会上，李富春宣布了边区受奖的模范妇孺工作者与模范妇女名单，并向模范授奖。获奖的有模范妇孺工作者冼星海、傅连暲、金玉成3人，有模范妇女苏华、周岚、杨博然、胡月强等99 人［7］231。1941 年，在延安文化沟举行的“三八”节大会上，有216名模范妇女与模范妇孺工作者受到表彰，其中有中国女子大学的史平、吴敬、李丽莲等师生［7］236。1942 年“三八”节期间，延安县、安塞县、延安市等各地妇联分别召开“三八”节纪念大会，对模范抗属、模范妇女、妇女工作者、保育院的优秀保教工作人员等进行了奖励［5］111。1943年3月8日，在延安大礼堂和边区参议会大礼堂分别举行“三八”节纪念大会，对女劳动英雄马杏儿的事迹进行了宣传，会场到处张贴着“学习马杏儿”标语，还对一批女劳动模范进行了表彰。同时各专署、县也举行纪念“三八”节大会，妇联宣布了女劳动英雄模范名单并进行了奖励［5］111。1944年3月8日，在延安“三八”节纪念大会上，分别对米脂劳动英雄郭凤英、三边劳动英雄温苓萱、延川养猪英雄杨老婆、纺毛英雄常英兰、葭县纺织英雄冯桂英、安塞乡抗联主任刘桂英、陇东模范女党员杨生荣、机关工作模范陈敏、女工英雄李凤莲等进行了表彰［3］188-191。通过“三八”节纪念大会上的表彰仪式，昔日的普通家庭妇女成为今日的劳动模范，受到中共和边区政府崇高的礼遇，这给广大妇女带来了强烈的震撼，极大地鼓舞起她们的革命热情。

三是女子自卫军检阅。女子自卫军检阅是“三八”节纪念大会上不可或缺的环节，气势宏大的检阅活动，能鼓舞士气、振奋人心。1939 年2月25 日，陕甘宁边区妇联发出通知，要求各县在纪念“三八”节时，“应该选择可能的地方，进行检阅妇女自卫军”。［8］同年3 月8 日，安塞县四区周武洞召开了“三八”节纪念大会，参加大会的有一千人，其中有二百名妇女，妇女均系自卫军少先队成员，每人带着刀枪或锚子，表彰劳动妇女模范结束后举行了女子自卫军检阅［9］。在中国女子大学举行的1940 年“三八”节纪念大会上，女子自卫军检阅情况非常详细，特此作一介绍，以管窥当时边区“三八”节女子自卫军检阅仪式面貌。《新中华报》报道了女子自卫军检阅盛况：“女子自卫军打着绑腿，背着背包，斜挂着大刀，高举着红缨枪，一面飘展着大旗来到会场。检阅开始了，主席台上的大喇叭叫着‘一、二、三、四’。延安市自卫军一百多个女自卫军，用板刀和红缨枪武装起自己。队伍走成了很长的‘一’字，于是折了一道弯。绕场三周以后，女自卫军停在河边的栏杆旁。女大表演结束后，女自卫军擎着她们的红旗，在场子中心展开了阵容。她们中的一小队，从肩上摘下板刀来，抱在肘上，大步走向前来。女壮士站好了间隔。随着鼻音陕北腔的口令，她们迎风飘飘地挥舞起板刀，劈、刺、横扫，狠狠地砍下去，口中喊着‘杀’，并且把板刀在背上挽一个花，又站到原来的地方。”［10］1940年3 月8 日，甘泉县四区举行了“三八”节纪念大会，各乡女子自卫军荷负红缨枪踊跃参加，各乡妇女亦由妇女主任率领到会［11］。

四是举行妇女生活展览会。妇女生活展览是“三八”节纪念大会上一项重要活动。为了激发边区妇女的抗战救国热情，妇女生活展览会上的展览品要求具有革命意义，比如呈现日寇对妇女的残酷蹂躏、妇女动员亲属参军、妇女参加生产事业以及妇女的文化教育、生理健康等情形［12］。在1940 年“三八”节纪念期间，延安举行了大规模的妇女生活展览会，“会场上摆放了几千件展览品，分8 个展览室进行展览”，展览会上的内容有“生理解剖图”“生理图表”“妇女生活连环画”“女大生活的速写像”“妇女生活的照片”“女大妇联会制出的衣物”“边区妇女手工业品”“保育院儿童作品”“国际妇女生活图片文字”等［13］。1941年3 月8 日，延安“三八”节妇女生活展览会“在青年俱乐部开幕，展览品内容甚为丰富”，主要有“妇女生产孩子过程的连环画”，“产妇生产情形图表”，“托儿所和儿童生活的照片”，“妇女的学习成绩，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延安县女冬学的成绩”［14］。这些展览品主要涉及妇女生产、学习、保育等内容，有助于提高边区妇女对搞好生产学习、加强个人卫生等方面的热忱与信心。1945年2月，延安市各界“以展览会的形式举行纪念三八妇女节。在南门外广场搭纪念三八妇女棚一座，宣传妇孺卫生和妇纺”，悬挂“婴儿标本，说明新接生法、带娃娃方法，及开春流行病的预防法”等卫生图画，陈列“加速轮纺车、腰机、平机、拉梭机等纺织工具”［15］195。妇女们看了“三八”节纪念展览会，“听了切身的怎样养和带娃娃方法，当场还由医生看了病，她们步出展览会时，莫不兴致勃勃”［15］195。这些展览内容丰富多样、气氛轻松自由，为广大妇女提供了一个学习、交流和娱乐的综合性平台，也有助于妇女在特定的氛围中实现自我觉醒，将大家团结在共同抗战的旗帜下。

二、文化动员：“三八”节纪念载体的运用

文化动员是动员系统的一种独特方式，有学者认为它是“以文化为手段所进行的动员，即以文学、艺术、新闻等方式动员民众参与中共领导下的军事斗争、政权建设及社会经济等活动”［16］16。文艺表演与报刊专栏是文化动员的重要载体，也是纪念活动中运用较为普遍的形式。抗战时期，中共在“三八”节纪念活动中，高度重视运用戏剧、舞蹈、歌谣及报刊等方式对妇女进行动员。如1941年2月5日，《中共中央为“三八”节工作给各级党委的指示》提出：各根据地要创办发行妇女运动专门刊物，以此来扩大妇女运动的影响和声势［3］100。1945 年2 月，陕甘宁边区妇联强调，在开展“三八”节纪念时要多运用“表演、说书、唱戏、拉洋片”等喜闻乐见的文艺方式，以此激发妇女的革命情感，“达到教育妇女、注意卫生、努力生产的目的”［17］。

（一）戏剧

戏剧作为一种重要的文艺形式，不仅具有艺术表演的娱乐功能，可以丰富民众的日常生活，同时还有政治教化功能，可以向民众施加思想意识影响。正因为戏剧的这方面特殊性，陕甘宁边区在“三八”节纪念活动中都会安排戏剧演出，以此来向妇女进行宣传，动员妇女参与抗战。如中共中央妇委在纪念1940 年“三八”节办法中强调，“举行三天游艺晚会，准备表演‘三八’大会唱（歌舞）、梁红玉与秋瑾（戏剧）”［12］。为此，中国女子大学编排了话剧《秋瑾》，该剧编演阵容强大，由颜一烟编剧、翟强导演、钟敬之舞台设计，夏革菲、吴雪、张昕、邓寿丽、丁洪等担任演员［18］71。据参演者路岩回忆：“在排演前首先聆听吴老（吴玉章）讲解秋瑾女烈士的史实及烈士的个性特点，使演员们受到深刻教育。”［7］94《游击队的母亲》是一部独幕剧，由王震之编导、姚时晓导演，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在纪念“三八”节时演出了该剧。在甘泉县四区举行的纪念1940 年“三八”节大会上，“由边区抗战剧团演出了破除迷信等有政治意义的歌舞活报剧，晚上继续放映电影，受到群众热烈欢迎。”［11］延安市为纪念1940年“三八”节，接连数日演出戏剧《梁红玉》《岳母刺字》《秋瑾》等［18］72。1941 年3 月8 日，在延安“三八”节纪念晚会上演出了京剧《花木兰》，该剧塑造了替父出征、报效国家的巾帼英雄形象，有利于动员广大妇女积极参加抗战事业［7］236。同日，陕北公学文化团还演出了《塞北黄昏》，该剧反映了内蒙古人民的革命斗争，演出当天毛泽东、周恩来都来观看了［18］94。在1943 年“三八”节纪念期间，边区剧社演出了《刘巧儿告状》《刘巧儿》《刘巧儿团圆》等剧目，在提倡婚姻自由、反对买卖婚姻方面起了重要作用［5］114。上述戏剧中，无论是古代的梁红玉、近代的秋瑾还是今天的刘巧儿，以艺术的形式将女中豪杰、巾帼英雄的光辉形象展现在民众眼前，激励和鼓舞着广大边区妇女参加抗日救国运动。在陕甘宁边区“三八”节纪念活动过程中，戏剧发挥了将革命思想与艺术有机统一的纽带作用，因而产生了较好的政治动员效果。

（二）秧歌

秧歌是一种用锣鼓等伴奏，将舞蹈、歌唱等融为一体的汉族民间艺术，主要流传于中国北方地区。在陕甘宁边区，其传统秧歌经常出现在民间节庆风俗活动中，这种表演形式被当地民众称为“闹秧歌”。抗战时期，延安文艺工作者不断改造传统秧歌、创造新秧歌，出现了一大批反映边区革命斗争和生产生活的“翻身秧歌”“革命秧歌”。新秧歌寓教于乐，成为中共革命宣传的有效方式，在团结教育民众方面发挥了独特作用，当时民众反映“看不厌你们的戏，闹一次秧歌，顶我们开一个月的会”［19］500。基于新秧歌这种寓教于乐的宣传功能，陕甘宁边区在纪念活动中都会安排秧歌表演，让民众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下接受革命思想的熏陶。在1940 年延安举行的“三八”节纪念大会上，扭秧歌表演非常精彩，《新中华报》对此进行了生动详细的报道：“开始的时候，人们看到从那辕门下，两百多名女大、党校和鲁艺学生，穿着彩虹似的服装，组成一道花线，像绣锦一样地在运动场的黄色地面上绕来绕去，织成了闪烁的花了。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大纸帽子在风地里吱吱地响，接着是头顶上的发锥子直挺地伸向天空。一会儿，他们两个各自领着一队，像跳绳子似地向对面穿梭起来，口鼓声和风的咆哮声夹杂着。并且口中喊‘欢迎会扭秧歌的来宾参加跳舞’。观众已经看得出了神，好像并没有注意这个临时的邀请。”［20］通过扭秧歌的形式，在纪念大会上营造了一种其乐融融的浓厚氛围，革命意识更容易为广大妇女所接受，有助于提高妇女的革命觉悟。抗战时期，生产劳动、革命斗争、军民团结、学习文化、消除迷信、新型家庭关系等是陕甘宁边区新秧歌的重要主题。1944 年延安市文化沟纪念“三八”节时，中央党校秧歌队表演了《一朵红花》《劝妇纺》《归队》等以“开荒”“纺织”为主题的秧歌。如《一朵红花》描写了主人公胡大妈、胡二、胡二嫂、妞妞和妇联主任，积极参加生产、争当女模范的事迹。其中有这样的唱词：“秋收完毕谷满仓，全村妇女纺纱忙。汉们吆着牲口去，到三边把盐驮。我要做个好榜样，纺纱织布还要多开荒”［21］160-161，反映了广大妇女思想觉悟提高后，积极响应革命号召，努力参加边区的经济建设。1944 年为了迎接边区“三八”节，中央党校第五部组织秧歌队根据边区模范的事迹编排了节目，演出了《纺花好》《刘生海转变》《孙老汉抬粪》等表彰英雄模范的秧歌，还演出了《夫妻识字》这种鼓励学习文化、消除封建迷信的秧歌。除了上述主题的秧歌，陕甘宁边区在“三八”节纪念活动中还演出了妇女育儿方面的秧歌。如1945 年1 月12 日，在延安南门外广场塔举行的“三八”节展览会上，边区完小秧歌队演出了《怎样带娃娃》［15］196。在“三八”节纪念活动中，秧歌把中共的革命理念融合在原本就属于边区民众自己的民间文艺之中，促使广大妇女潜移默化地接受了革命思想，推动了边区妇女的思想解放。

（三）歌曲

歌曲是一种兼具娱乐艺术属性和思想教化功能的文艺形式，传播速度快、范围广，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创作了很多具有强烈革命意识的歌曲，如《纺线谣》《生产大合唱》等歌颂了边区妇女积极参加生产劳动。为了纪念“三八”节，边区文艺工作者还专门创作了《三八歌》《三八妇女节歌》《三八大合唱》等歌曲。每逢“三八”节前后，蕴含革命意识的歌曲飘扬在整个陕甘宁边区的上空。1940 年延安举行“三八”节纪念活动时，纪念大会上二万多人同唱《三八妇女节歌》：“全世界被压迫的妇女，在三八喊出自由的吼声，……从此，我们永远打出毁人的牢笼，……我们像火花，像炸药，像天空的太阳一样光明！”［22］这首《三八妇女节歌》是1939 年2 月由赛克和冼星海共同创作的，歌曲言辞犀利且富有战斗性，如歌词“旧日的闺秀变成新时代的英雄”表达了妇女实现自我解放前后的鲜明对比，同时又有“武装起头脑”“武装起身体”“勇敢地把自己投入民族解放的斗争里”［23］196-197的决心，整首歌表达了妇女希望推翻旧社会、迎接新生活的美好愿景。在1940 年延安“三八”节纪念大会结束后，中国女子大学的师生演唱了萧三创作的《女大大合唱》：“我们的学校在山岗，隔着延水屹立在庄严的古城……我们穿的粗布衣，吃的小米饭……睡的大木炕，机声喳喳，针飞线舞，我们相亲相爱，相互帮助；每到傍晚，携手谈心延水边，在那延水边的沙滩上。”［7］98-99这首歌唱出了女大学生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借助“三八”节纪念这一契机，这些革命歌曲在陕甘宁边区广为传唱，极大地鼓舞了边区妇女的革命斗志。

（四）报刊

报刊是政治动员的有效武器，中共历来重视报刊的动员作用。全面抗战爆发后，陕甘宁边区的《新中华报》《解放日报》《中国妇女》等报刊，在“三八”节纪念前后开设报刊专版专栏，登载了许多纪念文章。根据1939 年到1945 年在《新中华报》和《解放日报》各年度纪念“三八”节文章的统计，1939年有16篇，1940年有20篇，1941年有24 篇，1942 年有26 篇，1943 年有18 篇，1944年有12篇，1945年有5篇，总共多达121篇。

《新中华报》作为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机关报，每年会在“三八”节前后开设“三八”节纪念特辑，宣传报道边区纪念“三八”节的情况。如1939 年《新中华报》第9 号第三、四版是“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与开展妇运”的特辑，刊发了《边区妇女纪念三八与追悼克鲁卜斯卡雅同志》《纪念“三八”对于妇女同胞的两点希望》等文章。1940 年《新中华报》第117 号第三至八版是“三八国际妇女节纪念”特辑，发表了《纪念大会盛况》《纪念“三八”与我们的任务》《模范妇女名单》《在妇女生活展览会上》等文章。1941 年《新中华报》第212 号第三、四版连续刊登了《延安“三八”国际妇女节纪念大会纪实》《朱总司令讲话摘录》《延安三八妇女节纪念大会致世界妇女电》等文章。1941 年《新中华报》第213 号第三、四版集中报道了陕甘宁边区纪念“三八”节消息，如《边区各地纪念“三八”》《“三八”展览会闭幕》《延安各界三八纪念大会告全国姐妹书》等。

《解放日报》是中共中央机关报，创办于1941年5 月，由《新中华报》和《今日新闻》合并而成。在“三八”节期间，《解放日报》会集中刊登领导人讲话、纪念“三八”节的办法及阐释党的时局主张的纪念文章、社论。1942 年3 月8 日，《解放日报》刊登了蔡畅的《如何使抗日根据地的妇女团体成为更广泛的群众组织》，该文阐述了妇女运动的两个新方针［24］。1943 年3 月6 日，《解放日报》第2版刊登了一则短讯——《边区政府为纪念“三八”节发布“三八”节女同志放假通知》。1943年3月9日，《解放日报》第2版刊登了《朝着新方向前进——三八节速写》《延安县各区乡掀起竞赛热潮——不让一个人站在生产圈外》等纪念文章。1944 年3 月9 日，《解放日报》第1 版刊登了《本市群众妇女纪念三八——展开生产大竞赛》，将促进生产作为延安市妇女在“三八”节最主要的任务，提出以开展生产大竞赛的方式完成目标。

《中国妇女》是中共中央妇委在延安主办的期刊，在“三八”节纪念期间也会集中刊登不少纪念文章。在1939年“三八”节来临之际，《中国妇女》第1 卷第9 期开设“三八”节特辑，刊登了《中共中央妇委为奖励在各个战线上的模范妇女的通知》《延安怎样筹备今年“三八”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妇女运动》等纪念文章［25］399。为纪念1940 年“三八”节，《中国妇女》第1 卷第10—11 期开设“三八”节专辑，发表了《延安各界妇女“三八”节纪念大会告全国姐妹书》《延安妇女节向中共中央献词》等文章，此外还刊登了延安“三八”节纪念中“群众大会”“妇女展览会”“运动会”“晚会”的摄影。1941年2月9日，中共中央妇委在布置“三八”节纪念活动时，要求《中国妇女》开设“三八”节特刊，并发动妇女同志投稿［26］。“三八”节特辑专刊以及其他与“三八”节相关的文章，延伸了纪念活动的时空范围，扩大了纪念活动的影响，能把纪念活动的影响范围扩大到陕甘宁边区之外，从而更广泛地实施政治动员。

三、话语动员：“三八”节纪念旨趣的确立

“话语是意义、符号和修辞的一个网络，与意识形态一样，话语致力于使现状合法化。”［27］226“三八”节纪念被设计成妇女解放纪念日，是中共借以表达革命主张的重要契机。在“三八”节纪念活动中，中共通常会借助言论来表达政治诉求，如提倡妇女解放、表达抗日反顽主张、争取妇女权益等，以此赢得广泛的社会认同，强化政治动员效果。

（一）提倡妇女解放

“三八”节是妇女争取自由解放的纪念日。抗战时期，中共很重视利用“三八”节纪念来阐述妇女解放的政治主张。第一，妇女解放与社会解放之间存在不可分割的辩证关系。1939 年3 月8日，毛泽东在延安举行的“三八”节纪念大会上发表题为《妇女们团结起来》的重要讲话。毛泽东指出：“妇女解放与社会解放是密切地联系着的。离开了社会解放运动，妇女解放是得不到的；同时，没有妇女运动，社会解放也是不可能的。”［5］287这篇“三八”节纪念文章，深刻地阐明了妇女解放与社会解放的关系，为中国妇女运动指明了方向。第二，社会解放是妇女解放的前提。1940 年3 月8 日，《群众》在“三八”节纪念社论中指出：“中国的女同胞，应当明白妇女大众的解放是以民族的独立自由幸福为前提的。如果中国成为日本帝国主义所独占的殖民地，那末，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不分男女，都成为日本强盗的奴隶了。在这种情形之下，所谓妇女解放，显然是无从说起的。”［28］第三，妇女解放是社会解放的保障。1940 年3 月8 日，《新中华报》在“三八”节纪念社论中强调：“毫无疑问，妇女解放与民族解放是不可分开的，中华民族的解放斗争，如果没有二万万二千五百万的妇女参加，就不会得到彻底的胜利。”［29］1941 年3 月8 日，在延安“三八”节纪念大会上，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讲话中强调：“我们中国有很大的力量，有四万万五千万同胞，我们要发扬这支伟大的力量，必须动员占半数以上的女同志参加抗战才能成功，解放才能胜利。”［30］中共借助“三八”节纪念，提倡妇女解放，肯定妇女的作用与贡献，明确妇女的社会责任，有利于调动广大妇女的革命积极性。

（二）表达抗日反顽主张

抗战时期，中共经常借助“三八”节纪念，表达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严正主张。一方面，呈现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1941 年3 月8 日，延安“三八”节纪念大会在致日本妇女的电文中强调：“当今天我们在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时，不禁想起日本帝国主义所给予中国人民和中国妇女的祸患，多少妇女流离颠沛？多少妇女饥寒无依？多少妇女被日本官兵奸淫凌辱？”［31］“三八”节纪念话语中对日寇残暴行径的揭露容易引起社会各界人士特别是广大妇女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痛恨，有助于强化中共政治表达效果和实现妇女动员。另一方面，动员广大妇女参加抗日事业。1939年3月8日，延安各界纪念“三八”节大会在致敬全国妇女时强调：“帮助政府动员壮丁服兵役坚持抗战到底，我们不仅要劝励自己的父兄丈夫儿子勇敢应召入伍，而且我们要坚决的表示：‘宁为抗日阵亡战士的孀妇，不做逃避兵役的懦夫的娇妻!’”［6］381941 年3 月8 日，延安各界妇女“三八”节纪念大会给全边区妇女的信中写道：“要是日本鬼子、亲日派开火给咱边区打大仗的时候，咱们要照料伤兵，烧水煮饭，帮助粮草，甚至动员咱们的娃娃和男人参加到部队中去。”［6］306

中共还借助“三八”节纪念，表明反抗国民党亲日派与顽固派的政治主张。一方面，呈现国民党亲日派与反共顽固势力的破坏抗战行为。1941年“三八”节前夕，《新中华报》在社论中强调：“‘三八’前两个月，亲日派何应钦等在日寇指使下与反共顽固派合作之下，正拼命企图挑起国共两党之大规模内战，以便结束抗战，为使抗战局面结束起见，亲日派对一切抗日势力都给予空前的打击。”［32］同年3 月8 日，延安各界妇女“三八”节纪念大会痛斥国民党亲日派与反共顽固势力，“用了二十万大兵，修了五道封锁线，包围咱们陕甘宁边区，在关中、陇东、三边、靖边各地不断地捣乱，破坏，杀群众，抢地方，开火进攻边区。”［33］另一方面，动员广大妇女反对亲日派与顽固派。1940 年3 月8 日，《群众》社论在痛斥汉奸汪精卫、陈璧君等人的卖国行为后，提出：“今年的‘三八’节，应当成为广大的各界妇女群众反对汉奸汪精卫及女汉奸陈璧君的运动，应当成为广大的各界妇女群众反对那些与汪精卫唱同调——投降反共——的宣传和活动。”［28］1941 年3月6日，《新中华报》在社论中发出号召：“今年的‘三八’节全中国的各阶层妇女应该为反对何应钦等亲日派破坏抗战制造内战而作战斗的动员！”［32］“三八”节纪念话语揭露国民党亲日派与反共顽固势力的无耻行径，可唤起广大妇女的觉醒，激发她们的抗战救国热情。

（三）争取和保障妇女权益

中共开展“三八”节纪念，其着眼点是维护妇女群众的权益，这也是“三八”节能获得广大妇女关注的重要原因。陕甘宁边区的“三八”节纪念，把争取和保障妇女权益作为关切点，避免空洞的口号和说教，把妇女解放的任务落到实处。第一，关注妇女的切身利益和家庭生活。1938 年“三八”节纪念期间，陕甘宁边区妇联领导人史秀芸在《边区妇女第一次代表大会讨论总结》讲话中强调，“反对打骂妇女，尤其对不准自己的儿女或老婆参加抗战工作的婆姨或丈夫，将把他提到妇女代表大会上，以民主的方式处分他”［3］27。倡导男女平等是对女子社会地位的充分认可，也是对女子切身利益的真正维护。1939年3月8日，延安各界纪念“三八”节大会在致敬全国妇女时强调：“我们要求政府明令禁止一切虐待和奴役妇女的恶习（如虐待妻女、媳妇、收纳童养媳与买卖婚姻等），明令修正一切男女不平等的法令。”［6］39第二，关注妇女的文化教育权利。1940 年3 月8 日，《群众》在社论中指出：“要动员妇女参加抗战，……政府机关和民众团体应当设立免费的学校、夜校、识字班等组织，应该使用歌咏、戏剧、讲故事等方式，应该利用一切机会培输抗战常识，社会科学、防空防毒、医药卫生等常识。”［28］1941 年2 月5 日，《中共中央为“三八”节工作给各级党委的指示》号召，“在各抗日根据地内用办各种专门培养妇女工作的训练班和学校，根据女大经验，办专门培养妇运人才的学校”［34］。第三，关注妇女的政治权利。中共借助“三八”节纪念，积极推动妇女参政，如参加选举、加入党团组织等。1940年3月8 日，《新中华报》在“三八”节社论中要求，“尽力吸收先进的知识妇女和进步的女工、农妇入党，更大量地培养和提拔妇女干部”［3］82。1942 年2 月，中共中央在一份党内指示中强调：今年的“三八”节，要“提高妇女参政能力，坚决实行妇女团体中的三三制，以改组与巩固妇女组织。”［35］

（四）促进妇女与国内外人士的团结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在开展“三八”节纪念过程中，努力促进妇女与社会各界的团结，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方面，呼吁妇女自身团结，以团结求解放。1938 年3 月15 日，陕甘宁边区妇联在“三八”宣传大纲中指出：“‘三八’是妇女争自由解放的纪念日，……我们更愿与全国的姊妹们，取得密切的联系，相互帮助与督促，共同担负起妇女在抗战中间艰巨的任务。”［3］121942 年3 月8 日，蔡畅在《解放日报》发表文章，要求“注意团结基层妇女群众，争取富农、商人及地主阶级的妇女”，“注意吸收青年妇女、老年壮年妇女及落后妇女”［24］。另一方面，主张联合社会各阶级的力量。1939年3月8日，延安纪念“三八”节大会发表宣言：“我们诚挚的希望全国国共两党及抗日各党派的妇女亲密地团结起来!我们热忱的希望以全国工、农、军、政、商、学各界妇女的大团结，来更加促进和巩固全国四万万五千万同胞的抗战建国大团结！”［6］40这一宣言的出发点在于，借助“三八”节纪念促进工人、农民、军人、小商人等各界人士的团结，以形成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与此同时，中共也会借“三八”节纪念契机向许多国家发表宣言、致电慰问，试图增进中国妇女与世界妇女的联系，以赢得世界各国妇女对中国抗日的支持与声援。1941 年3 月8 日，延安举行的“三八”节大会向世界妇女致电慰问，“在今天，我们欧非两洲的姐妹们却面临着战争所予的和我们相同的命运，……让我们向那些为战争而流离的、终日露宿风餐的姐妹们遥致深切的慰问，……让我们向那些为和平与自由而奋斗的姐妹们致以崇高的敬礼！”同时，在纪念大会上又分别向苏联妇女致电慰问并号召大家团结起来［6］297。1942 年3 月8 日，延安各界妇女举行的“三八”节纪念大会，向英、美、苏各国妇女及欧洲沦陷区十四国妇女致电慰问。借助“三八”节纪念契机，实现中国妇女与世界各国妇女的联合，建立国际反法西斯战线，是中共在抗战时期重视“三八”节纪念的基本动因。

四、妇女动员：“三八”节纪念功能的实现

“纪念活动是进行政治动员的有效形式。”［2］7结合纪念活动进行政治动员，是中共组织和发动群众、凝聚各方力量的重要策略。陕甘宁边区地处中国西北，这里经济贫困、文化落后、交通闭塞，边区妇女因长期受“三从四德”“女子无才便是德”等封建落后意识的影响，其思想认识受到严重的束缚，认为自己的天职就是相夫教子，在她们的脑海中几乎没有“国家”“民族”“解放”等概念。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借助“三八”节纪念，开展了一系列的宣传教育活动，激发了妇女民族解放意识和自我解放意识的双重觉醒。随着广大妇女在觉悟上的提高，她们开始从家庭走向社会，并积极地投身到抗日救国的时代洪流，成为与男子并驾齐驱的抗战力量。对此，时任中共中央妇委书记蔡畅在纪念“三八”节的一篇文章中指出：“敌后根据地的广大妇女群众，在敌人烧杀奸淫之下，在几年民主政权的教育之中，民族觉醒与社会觉醒提高了，成为坚持敌后抗战的伟大力量。”［24］

（一）参加各种政权组织活动

抗战时期，中共经常借助“三八”节纪念契机，动员妇女积极参加政权组织活动。如1941 年2月《中共中央为“三八”节工作给各级党委的指示》、1942 年2 月《中共中央关于纪念“三八”节给各级党的指示》等文件，都要求充分利用“三八”节纪念，动员妇女参加政府工作、参加选举、加入党团组织等。在1941 年延安举行的“三八”节纪念大会上，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号召妇女参加政权工作，提出“在今年我们边区的选举细则中，我们全体妇女同胞要推代表到政权工作中去，要推三个女县长，三十个女区长，九十个女乡长”［6］295。在“三八”节纪念活动的影响下，边区妇女积极参加各种社会团体。据统计，抗战爆发后到1938 年“三八”节之前，陕甘宁边区有三分之二的妇女加入了边区妇联，共计173878 人［3］31。1940 年5 月，陕甘宁边区妇女参加妇联会、妇救会的多达20 万人［36］465。在妇女干部的培养方面，截至1938 年5 月，在陕甘宁边区妇女运动中担任妇女领导的已经有200 人［3］36。至1940 年底，陕甘宁边区妇联机关人员有18 人，各分区妇联有专职干部18 人，边区各县妇联有专职干部52 人，各区妇联有专职干部174 人［5］54。在参加政权建设方面，边区妇女踊跃参加民主选举，女选民不断增加，女议员不断当选。1939 年1 月，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成立，有路志亮、高敏珍等6位女参议员。1941 年县、乡选举中，陕甘宁边区30%的女性参加选举，2005名妇女当选乡参议会参议员，167名妇女当选县参议会参议员，白茜、张琴秋等17 名妇女当选为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参议员［37］197。据1940 年3 月8 日的《群众》杂志报道，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有百分之二十以上的女议员，各省市议会有若干女议员。［28］除当选的女参议员外，边区还有20 名政府女委员，一些妇女还当了乡长、区长、市长、县长、科长，如24 岁的邵清华当选为安塞县县长，成为陕甘宁边区第一位女县长［5］143-144。与此同时，边区妇女在“三八”节纪念活动影响下，积极加入党组织，1940 年3 月，时任中国女子大学政治部主任孟庆树在《纪念“三八”与我们的任务》报告中指出：“女党员数量之相当增加，有些地方是占百分之五，有些地方是占三分之一。”［38］

（二）参加拥军优属工作

抗战时期，为了保证抗日军队有源源不断的兵员，陕甘宁边区政府借助“三八”节这一契机，掀起了妇女动员亲属参军的热潮。边区到处出现母亲送儿子、妻子送丈夫参军的动人事迹；有的大姑娘冲破封建习俗，亲自到婆家动员未婚夫参军，有的主动到婆家替参军的未婚夫承担侍奉老人和劳动生产的义务，有的向未婚夫表示一定等他胜利归来。有的妇女不仅动员自己的丈夫当兵，而且相互展开竞赛，看谁动员参军的人多，往往一个妇女能动员四五个人上前线，“当她们的丈夫报名当兵以后，她们在人群中是骄傲欢欣，认为自己是最有荣誉的人物”［5］280。据不完全统计，陕甘宁边区在八年抗战期间共动员三万名壮丁开赴前线。此外，边区妇女参加了自卫军，接受军事训练，接替男子，在边区的交通要隘担负警戒放哨、盘查行人、侦查敌情、通风报信及参加锄奸等任务。截至1938年5月，边区有10212名妇女参加自卫军，其中延安县有1050 名妇女参加自卫军［5］135。到1939 年，边区女自卫军人数达46000人，其中模范女自卫军近1000人［5］134。

另外，在“三八”节纪念活动影响下，边区妇女踊跃参加各种慰劳救护工作。例如，边区成立了以丁玲为主任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参加战地服务的工作，帮助军队政治工作，提高军队纪律，慰劳伤病员。她们很受欢迎，该团由最初的二十余人逐渐扩大到五十余人［3］36。在1939“三八”节到来之际，边区出现了慰劳部队的高潮。以关中分区为例，民众捐献生活物品慰劳部队情况如下：三十九元三分大洋，十五只鸡，二百十五斤半面，二十条毛巾，五双袜子，两双手套，三十九双袜底，白萝卜六十斤，白菜葱五斤，麻糖六斤，纸烟三包，洋火三匣，挂面二把，粉条一斤，鸡蛋二十个，大猪一只，核桃二千七百个，花生十九斤，粉条三十一斤［39］。为庆祝1940 年“三八”节，边区妇女做了一万余双鞋送给抗战将士与后方部队，其中送给延安各机关部队一千余双鞋子［40］。此外，为了优待抗日军人家属，陕甘宁边区结合“三八”节开展了大规模的慰劳运动，要求将“帮助抗日军人家属解决衣食住的困难问题”作为纪念“三八”节的一项重要任务［6］39。1941 年1 月，中共中央妇委要求将“慰劳抗属”作为当年“三八”节纪念活动的重要内容［8］。在慰劳抗日军人家属运动中，各机关的女公务员和乡村劳动妇女依照分配，按时到抗日军人家中服务。在做“模范家属”口号动员下，许多抗日军人的妻母不仅自己劳动，不要别人帮助，而且帮助其他家属［41］340。志丹县妇女募捐了204 石细粮，结果超过三石七斗八升，后来将剩余的粮食卖给光华商店换取大批布匹，使抗属的粮食衣服问题得以解决［42］。由于有了广大妇女的踊跃参与，边区的慰劳运动搞得如火如荼，使抗日军人家属在经济、政治等方面有了保障，一定程度上消除了抗日军人的后顾之忧，激发了民众参加抗日队伍的积极性。

（三）参加生产战线

抗战时期，为了响应中共中央提出的“自力更生，发展经济”“支持抗战，改善人民生活”号召，陕甘宁边区政府结合“三八”节纪念开展了大规模的生产运动，动员边区妇女群众加入到经济战线上，如缴纳救国公粮、购买救国公债、参加春耕运动等。

缴纳救国公粮是陕甘宁边区政府筹粮的一种重要手段，主要采取向群众购粮和借粮的方式。如1938 年“三八”节纪念期间，有15000 名妇女参加购买救国公债和缴纳救国公粮［3］33。1940 年“三八”节前后，延安县、延长县、延安市、延川县、安寨县、安定县、靖边县、志丹县、甘泉县等地成为陕甘宁边区缴纳救国公粮的典型。例如，延安市原定收180石公粮，不仅提前完成，还超出40石；延长县原定收80石公粮，超额完成80石零1斗。在“三八”节纪念活动影响下，边区妇女积极参加各项劳动生产，如延安等六县“有妇女学习生产小组14501 个，参加的妇女35594 人；参加开荒的妇女有2060 人，开荒2000 垧，全边区百分之五十的妇女已经参加生产。”［3］341944 年3 月8日，延安社会各界在“三八”节纪念大会上的宣言指出：全边区十七八万的妇女学会了纺线，去年纺了一百万斤棉线和毛线，新发展了两千蚕户，收了五万斤茧子，许多妇女都上山打土圪塔、拿粪、点籽、安瓜、种豆、锄草、收秋、种棉花，全边区出现了三百个左右的女劳动英雄和郭凤英、黑玉祥、张芝兰、刘桂英四个全边区农村女劳动英雄代表［43］。据《解放日报》报道：1944 年陕甘宁边区发动了152645 个妇女参加纺织，共纺纱1660203 斤，织布114507 匹，可供全边区用布自给的三分之一［44］。陕甘宁边区借助“三八”节纪念，唤醒了广大边区妇女的主人翁意识，激发了她们的劳动热情，边区妇女自觉地担负起过去主要由男子承担的繁重的生产劳动，为缓解陕甘宁边区经济困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结 语

全面抗战时期，基于极其残酷的战争环境与妇女解放的迫切需求，中共中央、陕甘宁边区政府十分注重利用“三八”节纪念活动来实现对妇女的政治动员。陕甘宁边区在“三八”节纪念中，通过训话、表彰、检阅、展览等方式开展仪式动员，运用戏剧、舞蹈、歌谣及报刊等方式开展文化动员，以倡导妇女解放、表达抗日反顽主张、争取妇女权益、促进妇女团结等言论开展话语动员。“三八”节纪念成为妇女动员的重要途径，激发了妇女民族解放意识和自我解放意识的双重觉醒，边区妇女被广泛地动员起来，积极投身抗战救国的时代洪流，为挽救民族危亡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成为全民族抗战的坚强后盾。

诚然，陕甘宁边区的“三八”节纪念活动形式多样，妇女动员效果显著，但辩证地看，其纪念活动也并非没有瑕疵，如不切实际地进行纪念安排，纪念活动中的某些形式主义做法，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三八”节纪念的政治动员作用。对此，陕甘宁边区妇联在总结前几年的“三八”节纪念时指出：“由于三月八日本地季节正值气候变化不定（风、雪、雨、晴）及开始农忙之时，多数妇女不易参加开会。过去某些会议开得太长，讲话一般，提不起妇女兴趣，部分妇女参加开会还不完全出于自愿。因此许多地区纪念大会没有收到更好的成绩。”［3］199但从总体上来看，“三八”节纪念从仪式活动开展到纪念载体运用再到纪念话语表达，整个过程皆与边区妇女动员紧密相连，既服务于抗战动员的现实需要，又扩大了妇女动员的社会影响，推动着中国抗战事业滚滚向前。正如毛泽东在中国女子大学开学典礼的讲话中所言：“妇女在抗战中是有着非常重大的作用：教育子女，鼓励丈夫，教育群众，均需要通过妇女；……全中国妇女起来之日，就是中国革命胜利之时。”［1］《大公报》也曾评论道：“女同胞为抗建大业出的人力财力物力确是空前的，妇女本身的进步已紧密地与民族战争凝结在一起。”［45］需要指出的是，边区妇女接受抗战动员的渠道远不止于妇女节一途，但“三八”节纪念所特有的营造气氛并进而产生鼓动与激励的作用，却是其他途径难以替代的。在全面抗战时期，类似“三八”节的诸多纪念活动作为政治动员的重要手段，经过中共的反复操演与意义建构，在抗日战争的烽火硝烟中大放异彩，鼓舞着亿万中华儿女团结一心、浴血奋战、不惧牺牲、砥砺前行，终于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取得了民族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可以说，对陕甘宁边区“三八”纪念和妇女动员关系的深刻体认，应当不失为人们探究中国最终赢得抗战胜利原因的一个视角。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步入新时代，总结提炼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结合“三八”节纪念进行妇女动员的理念方式和经验做法，如维护妇女切身利益、发挥妇女组织作用、注重纪念活动实效、创新妇女动员方式等，亦能为推进新时代新形势下党的妇女工作，提升妇女动员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中的引领作用提供历史镜鉴。

注释：

①目前学术界相关的代表性成果有：刘建民：《节日、性别与革命：〈晋察冀日报〉“三八”妇女节报道的考察》，《青海社会科学》2021 年第5 期；魏建克：《论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三八”妇女节纪念及其历史价值》，《妇女研究论丛》2010年第2期；童小彪：《“三八”纪念与延安时期的妇女运动》，《妇女研究论丛》2008 年第1 期；陈金霞：《延安时期的“三八”妇女节纪念研究》，延安大学2016年硕士学位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