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芳

(陇东学院 艺术学院,甘肃 庆阳 745000)

近代以来,中国民间舞蹈繁荣发展。第一,中国民间舞蹈丰富多彩、种类繁多,具有深厚的基础;第二,新秧歌运动为民间舞蹈传承和发展提供了特殊的历史机遇,秧歌成为革命文艺的符号,在特殊的历史空间中得到长足的发展;第三,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传承和保护传统文化”的政策,有力地促进了中国民间舞蹈体系的发展。而《荷花舞》则是近代以来中国民间舞蹈发展的缩影。

《荷花舞》是陇东传统民间舞蹈,更是中华民族20世纪经典舞蹈作品[1]。早在1944年10月,陇东民间艺人刘志仁因创作《荷花舞》等新秧歌,在延安召开的文教大会上被陕甘宁边区政府授予“新秧歌运动的旗帜”殊荣[2]。1953年著名舞蹈家戴爱莲改编创作《荷花舞》,荣获罗马尼亚第四届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集体舞二等奖[1]463。该作品1994年获“中华民族二十世纪舞蹈经典作品金像奖”,被载入《20世纪中国民族舞蹈经典》。2002年,中国民俗学会命名甘肃省庆阳市为“荷花舞之乡”。2006年,荷花舞被遴选为甘肃省非物质文化遗产。80多年来,《荷花舞》从民间舞蹈演变为二十世纪中国经典舞蹈作品,其中凝结着先辈们的聪明才智和辛勤劳动。梳理《荷花舞》的发展脉络,发现其传播和演变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下文简称为《讲话》)密切相关,是响应中国共产党“向民间传统艺术学习”号召的实践典范。

一、刘志仁与《莲花灯》

《莲花灯》是延安新秧歌运动之前陇东民间艺人刘志仁(1)刘志仁(1899-1970),男,甘肃省庆阳市宁县湘乐镇南仓村人,1937年参加革命,194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作为当地有名的“社火头”,他带领群众积极开展革命文艺活动,是新秧歌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1944年10月被选为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代表,树立为边区新秧歌运动的一面旗帜,荣获特等艺术奖。1970年在“文化大革命”中含冤而死。1978年9月26日,中共宁县县委做出为刘志仁彻底平反的决定,恢复其党籍和一切荣誉。创编的民间舞蹈[2]555。因庆阳地区在六盘山(古称陇山)以东,故称陇东。这里是先周农耕文化的发源地,古丝绸之路交通要道,也是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创建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因陇东地处黄土高原交通不便、长期封闭,致使该地区民间艺术很少受到外来文化的渗透和影响,孕育出了陇东唢呐、环县道情皮影、香包刺绣、陇东社火等极具特色的文化形态,保存了相对原始且具有独创性的民间艺术,《莲花灯》便是其中之一。

《莲花灯》又名《云朵子》《地云子》,是流传于陇东的民间社火中的表演形式,由庆阳宁县湘乐镇南仓村民间艺人刘志仁创造。宁县位于庆阳东南部,与陕西省富县、黄陵县、长武县接壤,因受关中文化圈的辐射,宁县一带秦腔艺术繁荣,庙宇众多,被人称为“戏窝子”。之所以称为“戏窝子”,主要是这一带各路艺人名角荟萃、班社众多,庙会、戏台遍布城乡,有庙必有戏,无戏不过会。由于幼入私塾,聪敏好学,酷爱艺术,又受戏曲艺术熏陶,刘志仁从小就喜欢编唱歌谣和闹社火,成年后他成为当地有名的“社火头”,《莲花灯》是刘志仁创编的最具代表性的民间舞蹈。据悉刘志仁在娘娘庙中看到神像或坐、或立于莲花宝座之上,经过长期的孕育、思考,他独创性的编导了社火表演节目《莲花灯》。《莲花灯》一经演出就特别受群众欢迎,成为南仓社火的必选节目。由刘志仁担任“社火头”的南仓秧歌远近闻名。陇东当地流传民谣:“南仓社火耍的红,区里县里都有名,里头有个刘志仁,离了刘志仁,新故事就耍不成。”[2]695群众说:“一满(2)“一满”庆阳方言,意思是全部。都说的是咱老百姓做庄稼过日子的事,真好!”[3]“只要看了南仓的新秧歌,年就过美了”,赞扬他是“咱们区上的一朵红花”。[4]周扬称赞他“是第一个把秧歌与革命结合的人,在艺术上是有创造性的。”[5]刘志仁不但能编新秧歌,而且积极传播新秧歌。他常说:“为把新秧歌传播出去,咱们要到处去教。”南仓附近的村子,在他的帮助下,都闹了新秧歌。近年来,老刘的名气愈闹愈大,到处有人请他教歌,他从来不推辞[3]。《解放日报》1944年6月25日、10月24日以《“社火头”刘志仁》和《刘志仁和南仓社火》为题对刘志仁所领导的南仓秧歌进行了专门报道。

《莲花灯》舞步为“碎步”,庆阳当地人叫“刹跺步”。庆阳方言说“刹上走”,意思是脚不离地,拖着走,这种步伐与圆场步相似,步伐小且平稳没有起伏。舞姿以手臂的扬、挥、甩、绕等动作为主。表演时舞者手拿荞面捏成灯碗,里面放上清油,夜晚灯光闪烁,扑朔迷离,非常优美[6]。笔者认为《莲花灯》动作、服装表现出戏曲舞蹈的特点,这与刘志仁生在“戏窝子”长期受戏曲艺术熏陶分不开;该音乐采用了陇东传统民歌《扬燕麦》曲调并填词;道具采用了独特的荷花盘(3)荷花盘最初叫“云朵子”,是表演者腰部系住一个下垂至脚面的纸糊的云盘,20世纪30年代,刘志仁将“云朵子”的云盘改为圆形莲花盘,盘上前方两侧竖立两朵莲花。,是综合歌、舞形式的民间舞蹈。刘志仁不仅创造了大量的民间大量民间歌谣、舞蹈,还因他早年受革命的洗礼,成年后创作了大量的反映抗日斗争的新秧歌,由此受到了群众的喜爱和边区政府的奖励。

二、新秧歌运动中《荷花舞》在陕甘宁边区的传播

1942年陕甘宁边区掀起的新秧歌运动,是中国现代史上第一次向民间艺术学习的热潮。《莲花灯》在新秧歌运动中脱颖而出,在陕甘宁边区广泛传播。

陕甘宁边区,亦称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是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在原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局部执政的试验区[7],直至1950年1月19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撤销。边区政府除积极加大物质生产,还进行了大生产运动、民主政治建设和文化教育工作的普及[8]。在文化方面,党中央及时做出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把发展抗日的革命文化运动提上重要的议事日程[9]。1943年5月2日至23日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确立了文艺要面向群众、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民族形式的革命化利用成为延安文艺新的主题[10]。延安文艺座谈会后边区政府大力发展文学创作和戏剧演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新秧歌运动。新秧歌运动是延安文艺工作者在陕甘宁边区这块“试验区”进行的秧歌革新实践运动。文艺工作者用“秧歌”的形式开展对传统民间艺术的改造,以“旧瓶装新酒”的方式创作文艺作品,宣传抗日思想,“有些老百姓,一直跟着秧歌队走,演到哪里,他们看到哪里。”[11]可见新秧歌深受群众喜爱。《莲花灯》就是在新秧歌运动中得到革新并广泛传播的民间舞蹈。

关于《莲花灯》在边区时期的革新和传播,载于《舞蹈》1996年第3期的《追思〈荷花舞〉》一文的作者陈光,作为陕甘宁边区时期第一批向刘志仁学习《莲花灯》的学员,他回忆了刘志仁在陕甘宁边区教授《莲花灯》的诸多鲜为人知的细节和过程,为研究者留下了宝贵的资料。他在回忆中讲到:

1942年毛主席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关中地委就抽调关中八一剧团专业人员去南仓村收集、学习刘志仁的新秧歌。临近春节时,剧团领导又把刘志仁请到马栏镇帮助剧团办秧歌。刘志仁教授的《莲花灯》在马栏关中地区礼堂首次演出受到群众热烈欢迎。消息传到延安,鲁艺先后几次派人到新宁县南仓村向刘志仁学习民歌、民间舞蹈。

1944年11月,陕甘宁边区在延安举行文教大会、文教英雄大会,刘志仁被选为文教大会代表,在参会期间刘志仁教授鲁艺及延安民众剧团演员排演《莲花灯》,并将《莲花灯》改名《荷花舞》。两会期间《荷花舞》演出非常成功,各地参会的文艺工作者和民间艺人纷纷向刘志仁学习,这个舞蹈很快在陕甘宁边区流传开了[12]。

从文中可以看出,荷花舞是1942年5月23日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期间,在陕甘宁边区迅速传播开来的。其间不仅先后有“关中八一剧团”“鲁艺”“延安民众剧团”学员以及各地参加两会的文艺工作者纷纷向刘志仁学习《荷花舞》,而且边区文艺工作者在学习过程中对《莲花灯》的舞蹈动作、队形进行了改编,丰富了舞蹈动作及队形调度;对伴奏音乐重新进行编曲、配器、填词,对道具也进行了改制。经过边区文艺工作者的全面改造,《莲花灯》不仅旧貌换新颜,而且更名为《荷花舞》。

由于刘志仁对群众文艺工作的突出贡献,边区政府对他进行了嘉奖。1944年10月,刘志仁出席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延安召开的文教大会,并荣“获特等艺术英雄”光荣称号。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为其颁发“新秧歌运动的旗帜”布质奖状,毛泽东接见时送他一条毛毯。周扬在大会报告中说:“刘志仁和他的南仓社火,堪称新秧歌运动的先躯和模范。[2]47”(4)以上两个文献对于陕甘宁边区在延安举行文教大会、文教英雄大会时间上稍有差异,本文作者经查阅《百年中国舞蹈史》“大事记”,对“两会”的召开时间加以考辩,证实“两会”的召开时间应该是1944年10月11日。陈光回忆所述1944年11月是大概时间,欠准确。

纵观《荷花舞》在陕甘宁边区的传播,刘志仁功不可没!他不仅将传统民间舞蹈《莲花灯》发扬光大,而且架起了革命文艺工作者与民间艺术的桥梁,以“旧瓶装新酒”的方式为革命文艺做出了积极贡献。而《讲话》精神是推动《荷花舞》传播、发展的核心力量。正是在讲话精神的引领下,广大革命文艺工作者纷纷有组织、有目的地向民间学习,深入挖掘民间艺术形式与革命思想、内容相结合,创作出了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作品。广大革命文艺工作者走出“小鲁艺”走向“大鲁艺”这种向人民学习的开拓精神以及在实践中创新精神成就了《荷花舞》,使得《荷花舞》在新秧歌运动的热潮中从乡土中走上革命大舞台,成为宣传、鼓舞、教育群众的新秧歌。根植于乡土中的《荷花舞》是《讲话》精神的实践成果,是《讲话》精神最显性的表现。

三、新中国成立后《荷花舞》的创新和发展

从1950年起,中国大地上掀起第二次向民间学习的热潮。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一次热潮比“新秧歌运动”更为深刻地影响人们的创作观念、创作手法和审美标准[13]。我国著名舞蹈艺术家戴爱莲先生在借鉴《莲花灯》的表演形式后,经过长期地思考孕育,于1953年创作的《荷花舞》是其中的代表。

1949年为了庆祝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召开和新中国诞生,华北大学文工团为会议创作并演出大歌舞《人民胜利万岁》。这部新中国第一部大型歌舞全部运用民间歌舞的形式来表现时代风貌。其中胡沙根据陇中秧歌(5)戴先生所述“陇中秧歌”应该是音误,本是“陇东秧歌”。在戴爱莲“忆“荷花””一文中所描述“有趣的是在荷叶上点燃着盏盏莲花灯”是陇东秧歌《莲花灯》的表演形式。中的“走花灯”的小场子编排了一段童歌舞《莲花灯》[14]。这段舞蹈对戴爱莲启发很大。1952年,因印度代表团在北京参加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印度人们非常喜欢荷花,而荷花在中国也有着和平与幸福的寓意。在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下,中央戏剧学院戴爱莲、马祥麟、刘炽三人根据传统《莲花灯》改编成了《荷花舞》,在会议期间表演,歌颂和平的主题[15]。戴爱莲回忆到:

最初的《荷花舞》共分三段,第一段由我负责,第二段由马祥麟同志负责,第三段由刘炽同志负责。由于要表达的东西过多,以致主题模糊不清、形式和风格也不统一。后来我受到俄罗斯舞蹈《小白桦树》的启发,重新排演了《荷花舞》[13]20。

追溯《荷花舞》在1952年中央戏剧学院的演出情况,虽然演出取得了成功,但作品的编排并不令导演满意。而真正让荷花舞声名远扬的是戴爱莲1953年创作的《荷花舞》。1953年,为了参加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戴爱莲开始构思创作一个能够体现中国民族特色的舞蹈作品。她以艺术家敏锐的视角选择了《荷花舞》。为了更全面了解民间荷花舞的情况,戴爱莲于1953年春节到陕北采风观看正月十五的《莲花灯》搜集素材。在经过孕育、新的思考以及受外来舞蹈文化的启发后,戴先生对荷花舞进行了重新构思和编排。为了呈现荷花漂在水面上的效果,她想方设法,用圆场步进行舞台调度,并配合轻柔的手臂动作,表现出荷花高洁雅致的形象;舞台调度采用民间秧歌“龙摆尾”等队形,调度优美流畅;服装设计由原来的裤子改为裙子,并把裙子同荷叶连起来,服装色彩柔和、艳丽,款式新颖;设计了白荷、粉荷象形象,表现出对新中国的赞美之情。整个作品优美的意境,与新中国欣欣向荣的发展之间形成了独特的呼应关系。《荷花舞》作曲刘炽、乔谷,作词程若,由中央歌舞团(6)1952年10月31日,中央戏剧学院舞蹈团改建为中央歌舞团,代理团长周伟驰,副团长李林、戴爱莲,技术委员会主任李焕之,副主任陈景清。演出,荣获1953年在罗马尼亚第四届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集体舞二等奖。戴爱莲所创作的《荷花舞》在舞蹈动作、舞蹈表演、舞美设计方面得到突破性改造,在舞蹈美学上达到很高的境界,使其作品具有意境美、神态美、动作美、构图美的特点。尤其是作品主题与解放初期人们迎接新生活热烈欢欣的情绪相互辉映,具有时代精神。戴先生创作的《荷花舞》可以被视作“民族形式”构建舞台创作审美范式的代表作品,她以独特的语言方式呈现出民族精神的内在品质与核心理念[16]。该作品1994年荣获“中华民族20世纪舞蹈经典评比”经典作品奖,成为中国当代舞蹈史上的代表之作。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李绵璐(7)李绵璐(1929-2010),男,汉族,北京市人。1949年考入中央美术学院,1953年本科毕业,1955年中央美术学院实用美术系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曾任中央美术工艺学院副教授、副院长;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美术教育研究会理事长等职。在《忆排荷花舞》一文中写道:“1953年在我本科毕业之前,有幸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的美术设计工作,在天幕制作现场也是节目排练现场,他们排练的荷花舞,舞姿优美,音乐悦耳,歌声清亮,色彩温和,民族性很强,深深地打动了我……回到学院,在一次学生工作会议上,我提出在校庆晚会上排练荷花舞,大家同意将荷花舞引进学院。第二天我就向戴爱莲索要资料……4月1日,校庆晚会《荷花舞》表演掌声四起,后来我们在北京市大学生合唱节上演出过,亚非拉青年会议上也演出过一次。1954年毕业班也排练并演出过,北京还有个中学找上门,要学习排练以增加他们的课外活动内容。”[17]通过李绵璐教授回忆,可见50年代《荷花舞》受到社会各界的喜爱,演出频次高、范围广,广泛流传于社会各个阶层。《荷花舞》由中央歌舞团首演后引起轰动,很快普及全国。而且随后凡有出国访问演出活动,《荷花舞》必在其中。

戴爱莲作为华裔舞蹈家,是最早挖掘民族舞蹈艺术宝藏、向民族舞蹈学习的人。早在1946年3月6日,在她的倡导下在重庆青年馆举行了“边疆音乐舞蹈大会”,对中国民族舞蹈进行了最热忱的推广。戴先生能够选择荷花舞蹈元素进行创作,是对传统舞蹈的继承也是对新舞蹈艺术的开拓,为中国民间舞蹈传承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荷花舞》作为中国舞蹈史上的代表,对中国民间舞蹈发展影响深远。而《讲话》精神正是推动《荷花舞》走向国际舞台的主要力量,正是《讲话》精神激励着戴爱莲等众多艺术家走向田野、走向民间,成就了《荷花舞》等众多优秀的民间艺术的传承和发展。

四、《荷花舞》的价值和影响

脱胎于陇东社火中的《荷花舞》,为何能在陕甘宁边区以及解放后的祖国大地备受瞩目,迅速、广泛的传播?究其原因,其一是根植于黄土高原的传统舞蹈《荷花舞》,其身体语言和民歌曲调中所蕴含的文化记忆,对于身处社会洪流中的大多数不识字的老百姓以及有文化知识的文艺工作者都具有天然的亲和感和认同感,群众基础很深厚;《荷花舞》生动的形象、浪漫的意境所表现出的生命力,点燃了人民生活的希望,在不同时期满足了人民的精神需求,具有时代精神。其二,毛泽东《讲话》精神“向民间学习、向大众学习”的方针是《荷花舞》能够传播开来的客观推动力。《荷花舞》的广泛传播并非偶然,与其身处历史时空的现实条件和要求有着必然的联系[18]。新秧歌运动革新了《荷花舞》的内容,使之脱离民间娱神的囿围步入社会大文化行列,边区政府的奖励机制也极大地促进了荷花舞的传播和发展。《荷花舞》作为新秧歌运动中的代表性民间歌舞,成为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最及时、最显性的舞蹈艺术样式,是这一时期“鲁艺”等文艺团体向民间歌舞学习的实践成果。解放后戴爱莲继续秉承并实践中国共产党“向民间学习”的文艺方针,对民间舞蹈进行挖掘和创造,紧扣时代脉搏,为《荷花舞》注入了新的活力和生命力,形成具有高度审美品位、艺术规范和蕴含丰富思想内涵的民间舞蹈,具有很强的时代性和艺术性。新时代以来,荷花舞依然流传于西北地区,尤其是荷花舞作为“非遗”项目,在当地政府宣传和艺术工作者默默耕耘下不断传承发展,已经成为庆阳的一张文化名片。总之,《荷花舞》能够传得开、留得下,是传统文化的根基及我国文艺政策的双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

毛泽东号召鲁艺师生走出“小鲁艺”、走向“大鲁艺”,要深入生活、学习民间音乐舞蹈等。这种“向民间学习”的文艺方针开启了中国民间舞蹈发展的方向,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文艺发展的道路。纵观《荷花舞》的传播和发展,不论是陕甘宁边区还是解放后的一段时期,《讲话》精神无疑提供了强劲的推动力,对《荷花舞》的传播和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正是在《讲话》精神的鼓舞下,文艺工作者的创作观念、创作手法和审美标准得到改变,成就了经典舞蹈作品《荷花舞》。《荷花舞》是《讲话》精神的重要体现和实践成果,是践行《讲话》精神的典范之作!

自《荷花舞》1940年代演出已经过去80多年,《荷花舞》连同刘志仁、戴爱莲的名字已被载入史册。如今,《荷花舞》表面上与新时代渐行渐远,但实质上,借由唤起人们对中国革命的记忆和对传统文化的亲近感依存,《荷花舞》给予中国人的精神力量并没有改变。让我们在致敬经典的同时,继续踏着先辈的足迹扎根于脚下这片土地,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觉成为《讲话》精神的践行者和继承人,为弘扬中华民族文化力量做出文艺工作者应有的贡献吧!